金庸父亲查枢卿1950年被人民政府枪决内幕

第一篇：金庸父亲查枢卿1950年被人民政府枪决内幕

金庸父亲查枢卿1950年被人民政府枪决内幕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并同查良镛妻子和子女合影。邓小平坐下后，抽着烟，笑着对查良镛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还有三件大事：一是要在国际上继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三是搞好经济建设，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f.q, `;L!b: F' d2 B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谈到了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问题。已经宣告中国要在新的形势下面临一系列新的历史课题，而香港回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了。邓小平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对历史问题有错必纠的态度，这正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主题。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50年代初被人民政府判死刑处决，这对查良镛来说当然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悲剧。邓小平主动与查良镛谈起他父亲被杀之事，说：“团结起来向前看。”查良镛点点头，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e!l!b“ O)?4 q, r& Z不久，海宁县委、县政府与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查枢卿案件进行了复查，发现是件错案冤案，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查良镛得知后，专门驰信海宁县委领导：“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查良镛就是金庸，是写过《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等许多精彩武侠小说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影响了整个华文世界。同时，他又是香港创刊于1959年、颇有政治思想锋芒的《明报》社社长、主编，在海峡两岸及海内外有着重大的影响力。邓小平新时期第一个接见的香港同胞是他，而且又谈的是台湾回归等问题，这是意味深长的，后来中央正式明确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政策，香港澳门问题随之迎刃而解。金庸后来成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与董建华的父亲董浩云关系密切，与董建华也是惺惺惜惺惺。在1996年左右，特区行政长官之人事问题成了热点，有人说金庸会参与候选，有意出任首任行政长官。金庸得知这样的传言哈哈一笑，实际上，他一开始就推荐并看好董建华出任首任特区行政长官。链接>>-S+ F1 `0 r p.k7 O8 o3 A7 J2 ~悲痛金庸伤心事；其父问斩被“咔嚓”！' J' A: `)Y1 A' y% L(H4 D刀起人头落，咔嚓只几秒；历史记载：五十年代初开展了一场所谓“镇反”运动；不过，什么80后、90后；绝对没有经过那血雨腥风的恐怖年代。当时，中央成立“五人小组”，首先，秘密摸排逮捕名单；尔后，全国各地在深夜突然袭击，将相当一部分已安排工作的国民党的军政人员逮捕。)j5 }, c4 A(Z(E' H建国初期，什么法律文件，司法部门均不健全。不经审查，被捕国民党的军政人员，今夜从被窝里拉出来，第二天清早，刀起人头落，咔嚓只几秒；如湖北省洪湖、公安、江陵等小县城，一天杀人三百余那是家常便饭。我父亲所在部队团连干部参加过广州镇反，刚脆用机关枪扫射。大土坑早由被杀人员头天挖好，他们自己何曾知晓？自己挖坑自己埋。那时节，乡政府都有杀人权。要杀人比杀鸡更容易；更方便；更快捷。这一下大开杀戒，着实让举国上下领教了什么才叫杀人如麻？喜欢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金庸并不姓金，而是姓查，本名查良镛。“金庸”是他的笔名，由“镛”字一分为二而得。1924年2月，金庸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海宁查家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祠堂内的几十个牌匾上，记录着族中功名人士，其中官至翰林的并不鲜见，而查家最有名的先祖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了。查慎行是清代的著名诗人。当时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据说查枢卿不是那种土地主，他受过西洋教育，属于那种过渡时代的中西混杂的人物。金庸生母名叫徐禄，19岁与金庸的父亲查枢卿结为夫妇。查枢卿与徐禄感情甚笃，先后生下五子和二女，金庸是老二。1937年，日寇侵入江南，他的家乡袁花惨遭轰炸，查枢卿夫妇带着全家逃难，徐禄得急症病亡。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金庸的继母名叫顾秀英。11岁时，顾秀英押给查家当丫环，起先伺候金庸的祖母。徐禄病亡满3年后，查枢卿续弦再娶，小他17岁的顾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先后生下四子二女。;X# }4 m% s0 N9 k关于这一点，在所有介绍金庸的书籍和文章中都绝少提到。这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金庸的父亲查枢卿被地方政府判处死刑———刀起人头落，咔嚓了。在那杀人有硬性指标的高压时期，与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同时被咔嚓的，还有饿死不吃美国大米的朱自清儿子朱自清之子朱迈先；还有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抗日救亡将领；起义投诚人员。% o0 h)W5 z# h: ^ p同胞间互相残杀，尤其是杀害已经投诚起义人员，杀的更过头;傅作义北平起义当了个水利部长，傅作义部下呢？都成为：刀下断头鬼;荒野乱游魂；统统被咔嚓；瞬刻把命亡！朱迈先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但在解放初期被当做反革命匪首并立即咔嚓了。朱迈先系现代文学家、民主人士朱自清的长子。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年仅三十三岁的朱迈先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宁县法庭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一九八四年朱迈先之妻傅丽卿奔走多年申诉，该法院才承认错判，为死者恢复名誉。傅丽卿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朱迈先死后的三十余年里，她多方申诉，为他平反而奔走。直到一九八四年，新宁县法院才认真复查旧案，承认一九五一年的判决书纯属错判，恢复朱迈先起义人员的名誉，澄清事实真相。6 y* w(S4 V/ Q% S” N)[八十年代初，年近花甲的傅丽卿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媳妇，千里迢迢去北京探亲，这是她同朱迈先结婚后三十六年第一次跨进朱家门。她无比激动地拜见思念已久的婆母和弟妹们，孩子和媳妇也叩见奶奶叔叔和姑姑，朱自清的家属们才实现了真正的大团圆。5 ~6 G(G9 W“ L!}6 _有人诗曰：月冷寒泉凝不流，棹歌何处泛归舟。白苹红蓼西风里，一色湖光万顷秋。5 a!q$ t# C1 y” R4 w2 ], y查良镛的父亲查枢卿在50年代初被咔嚓，这对查良镛来说当然伤春悲秋，是难以想象和接受的悲剧。他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后来，嘉兴市委统战部、市侨办联合组织调查组，对查枢卿案件进行了复查，遂由海宁县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查良镛得知后，专门驰信海宁县委领导：“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I9 E9 M0 q7 R' Y3 {# g: Q查良镛在香港，当然乱说乱骂乱放；在武侠小说中，常指鸡骂狗；杀父之仇还说致谢，只有鬼才信。在《金庸大传》中有专写其父冤杀记述。金庸出生时，查家有3600亩田地，租户有上百户，因此金庸的父亲查枢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地主。查枢卿被平反，无非是说明：用财富积累划分敌我；用财富积累划分谁死谁活；多么地荒谬绝伦。你分别人田，白吃白拿也就罢了。还不依不挠，叫地主脑袋瓜子搬家，实在过火。这还不算，查枢卿生出个会写武侠小说的儿子查良镛，才宣告查枢卿无罪，给予平反昭雪。然而，成千上万的小地主，也就几十块田，统统刀起人头落，咔嚓了。因为没有生出个会写武侠小说的儿子，就不予平反昭雪？椐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杀人可以杀出经济繁荣；杀人可以杀出国泰民安。是否屁话，历史自有公论。高峰时，乡政府都有杀人权。那叫一个牛！比现在乡长牛多了。刀起人头落，咔嚓只几秒；当初动刀杀人的刽子手，酒足饭饱，也许什么也忘记了；然而，一个被杀，全家记仇；两党之间，更不用说。台湾情报局，对被杀情报人员，都供有亡灵；朝朝烧香；岁岁換水；统一为何艰难曲折？这叫做：前辈乱杀；后辈买单。零星残照，大家品赏！

香港小说家金庸（查良镛）很少说到父亲。因为怕勾起金庸不愉快的回忆，也很少有人提起其父。可是2000年初，金庸自己说起了父亲查懋忠，他在自传体散文《月云》中说了这么一段话：“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

“宜官”是金庸的小名，是他父亲给起的。

（小标题）行善积德的庄主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去世时，查家几代历经磨难，家道已显衰落，但仍有三千六百余亩田地，佃户也有上百户之多。除了租佃收入，在袁花镇上还有钱庄、米行和酱园店等等，家里仍雇有不少长工、仆人，帮助种田、料理家务。

这么丰厚的家产在当地是数一数二的，使得金庸的父亲查懋忠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地主。金庸祖父膝下除金庸父亲以外，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这是个大家庭。查懋忠又名查荷祥，字树勋，生于1897年，排行第三。大哥是清朝的秀才，二哥是北大国文系的高材生。那时候，查家居住的“赫山房”是一幢有九十多间房屋的五进门的大宅院。走进这套大宅院，迎面就是两个很长的长廊，由此迈进澹远堂，就能看到在两个立柱上，裱贴的康熙那幅有名的御赐。全部建筑采用楠、樟、柏等优质木材以及精细石料，木柱飞檐、墙体门楣，全都彩绘油漆、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工艺装饰除我国传统风格外，还兼收西方造型，使整座建筑看起来古朴幽香、色彩斑斓。大宅院里，有数个客厅、多个卧房，还有陈设古玩字画的书房以及厨房、车棚、马厩、佣人住房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长满了奇花异草的大花园。这一年，查懋忠成为查氏义庄的庄主。

查氏义庄始建于道光五年（1826），办理赡赈业务，周济宗亲，兴办小学。查氏将水田八十七甲六分八厘四毫（每甲约等于内地十一亩三分，合计相当于一千亩）充作本族义田，查氏子孙不得视之为祖产，请地方官为该义田另立户名，登记注册。这些义田都是上好良田，罕遭旱涝侵害，每年的收入相当稳定。扣除赋税及损耗，一般每年实收租谷三千五百石（每石120斤。古代制度，1石等于10斗，等于100升，等于1000合）。租谷变卖成银圆，再由管理人员随时买米，按月分发给族人。几年间，查氏义庄成了江南乡间最有力的经济组织。

每到秋收时光，查懋忠还视收成的好坏，给佃农以减租或免租。第二年，查懋忠从义庄拿出一笔钱，兴办了龙头阁小学，作为龙山学堂的分部，孩子们均免费入学。“赫山房”堂屋门柱上有一幅黑底金字楹联，上联：知书达理心正身安君子敬；下联：行善积德天知地鉴神鬼钦；楣批：恩义之家。落款处标示为凉州行署杨德举敬赠。楹联的来历是这样的：查家桥西南四五里外有个金竺庄，庄里有个老秀才，姓杨名良丰，妻子早亡，留下一个幼年儿子，父子俩住在一幢低矮的旧土房里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日子。杨良丰年轻时一心科举入仕，可是考了三十多年才得中秀才，以后考举人连连落榜，五十多岁时科举制度废止了，他才以教书度日。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儿子杨德举身上，竭尽全力辅导儿子学习。儿子杨德举二十岁时一鸣惊人，获得全考区的第一名，考上了中国天主教三所大学之一的震旦大学,也就是查懋忠的母校。这可把杨良丰乐坏了，感到自己十几年的心血没有白花，一激动，竟然乐极生悲，心悸而死。杨德举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更凄楚的是父亲没有给他留下分文，只留下几箱子旧书。杨德举没钱给父亲买棺材，只好求乡亲帮忙，用几个破箱子改了一具棺材。没钱造坟下葬，只好停放在书房里。去上海念书的事也耽搁了。查懋忠听说传闻，立即带着管家前去。一看一问，果然如此。他对杨德举说：“你不要过分难过了，我一定尽力资助你。”立即吩咐管家，给买一副上好的棺材，从查氏田地中划出一方并换来墓地，择日下葬杨秀才，费用全部从查氏义庄支取。几日后，查懋忠又让人取来了送给杨德举的一笔钱，作为他的入学费用。后来，杨德举学成，先在南京银行任职，后调任四川凉州行署专员。金庸记得，“每年春天的清明节和秋天的重阳节，父亲必定带我们兄弟上祠堂，见到任何人都相互拱手作揖。那时我见到族中的白胡子老公公也向我们四五岁的小孩子拱手作揖，不由得心里暗暗好笑。”金庸后来明白，作为义庄庄主，父亲的义举才让他受人敬重。（小标题）教子有方的父亲 查懋忠深知家庭是孩子们成长的第一课堂，决心把自己的孩子教育成温良恭俭让、仁义理智信俱备的人，他熟读五经四书，写一手好字，不愿出仕作官，情愿过田园生活，把教子当成第一重任。

有一回，良镛随母亲从硖石表哥家做客回来，父亲对他说：“你表哥徐志摩在剑桥留学，长大后你也到剑桥去读书。” 良镛悄悄记下了父亲的话。

查良镛六岁时，查懋忠与妻子徐禄商量，送儿子去安澜书塾读书。安澜书塾在盐官镇，离家有二三十里远，妻子不同意。妻子说，书塾老师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套老古董，她说：“还是让孩子进现代学堂，学点科学知识，将来有用。” 查懋忠觉得妻子说得有理，便将儿子送去龙山学堂念书。良镛每天下午三点放学回到家里，母亲就叫他坐在床沿，双手拿着书本，竖在胸前，让他学父亲的专注神情。他想：什么有趣的书，使父亲这样入迷呢？待父亲疲倦睡着时，他便悄悄地打开父亲的书来看。哎呀。这是何等难懂的书呵！他一页也看不懂。不过，他对父亲能读懂这样的“天书”，是十分钦佩的。父亲好学不倦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培养了他对书籍的爱好。有一天，良镛从哥哥的房里翻到了几本绣像小说，其中有《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过去，他曾听母亲讲过《西游记》中的一些故事，此时看到这部书，就捧在手中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查懋忠和徐禄发现儿子在偷偷看小说。“宜生看看闲书，也可以把文理看通。他要看，你就把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拿给他看吧。”父亲并没有训斥儿子，相反还关照妻子帮儿子挑选小说。徐禄明白丈夫的意思，那部石印的《后西游记》里没有插图，儿子不会因只看插图而不看文字，这样有助于他学习语文。

得到了父母的同意，良镛便能够公开阅读小说了，渐渐成了一个小说迷。有一年圣诞节，查懋忠送给儿子一本《圣诞述异》，这是160年前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一部经典名作。这部作品描写了一个叫思克罗奇的守财奴，在圣诞前夜做梦遇到了以前的合伙人马利。马利告诉思克罗奇，有三个圣诞精灵将带着你到处游历，你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这是你洗刷灵魂的丑恶的唯一契机。这三个可爱的精灵果真帮助思克罗奇该掉了坏脾气和贪得无厌的一面，恢复了人的善良的本性。整个故事，充满了爱心和昂扬向上的氛围。良镛对这本书印象很深，以至于成年后，他还不时拿出来重温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查懋忠见儿子一天到晚地看书，不喜欢游玩运动，身体衰弱，很是担忧，便常带他到野外去放风筝、骑自行车。

春天到了，查懋忠买来纸和线，从旧竹帘子上抽出一把竹蔑子，招呼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块儿扎风筝。夫妇俩商量了一下，对两个孩子说：“今年我们做一只大蜈蚣怎么样？”良铿和良镛拍手赞成。

可是，扎风筝技术性很强，他俩只好给父母打下手。良镛给妈妈递剪刀、递纸；良铿则帮着爸爸结扎蜈蚣的骨架。不消半天的时间，一条由十几节组成的蜈蚣做完了，只差给蜈蚣着色了。这件事自然交给了两兄弟。良镛是学校里办墙报的优等生，他用墨笔勾画轮廓，哥哥再往上面涂红绿黄紫等各种颜色。他们做得很小心，也很快，不大功夫，一条彩色的蜈蚣风筝悬挂在四合院里。两个孩子高兴得顾不上吃饭，围着这条蜈蚣一边转，一边看，这里边有他们的劳动啊！然后，找到一块空地，先把风筝在地上展开，查懋忠拉线，良镛举蜈蚣的头，良铿拉蜈蚣的尾。“放手！”只见长长的花蜈蚣摇头摆尾飞上高高的天空。弟兄俩望着飘飞的风筝奔跑着，欢呼雀跃。然而，放风筝的春天很快过去，金庸对骑自行车的兴趣可不大，敷衍了事地玩一下，又去读小说了。无奈中，查懋忠想到妹妹查玉芳，她喜好舞剑，诗词写得不错，便将儿子交给妹妹管教。这个姑妈常与天南海北的女侠、女诗人聚会，金庸耳濡目染受其影响，喜欢看武侠小说了，后来自己写武侠小说，小说中出现众多女侠，其一招一式剑式的名称，也应该是听姑妈讲过的。

（小标题）结交文朋的小说读者 查懋忠和著名作家茅盾是中学同学，书房中的《子夜》、《家》等书籍，是茅盾当年赠送给他的。金庸年少时，查懋忠带着他去桐乡见过这位沈叔叔，吃过他给的糖果。因为受过西洋教育，查懋忠爱读书，爱结交文学朋友。金庸曾回忆说：“我父亲是一位热心的小说读者，家中藏书相当多。因为是地主的身份，平时没有什么工作，空闲很多，大家都买了各种各样的小说，有传统的明朝、清朝小说，也有比较新的上海出版的小说，例如：张恨水的小说，各种武侠小说等等；也有新派的《小说月报》、鸳鸯蝴蝶派的《红》杂志、《红玫瑰》等小说杂志。” 查家藏书丰富在当地是出了名的，从《论语》、《大学》、《中庸》到唐诗宋词，从《资治通鉴》到《金瓶梅》，各种名著史论，诗词书评，应有尽有。整个查家都透着浓浓的翰墨书香，馥郁芬芳。

晚间，在“敬业堂”书房里，常传出查懋忠与四方文人切磋畅谈的话语和会心的笑声。在金庸的印象中，父亲对交友的重视远远胜过了多赚银子、多造粮仓的延续家业之举。在他的座上宾中有一位“忘年交”，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海宁周王庙人，名叫许行彬。许行彬是一位老同盟会员，是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当年孙中山海宁观潮就是他邀请接待的，孙中山的“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写给许行彬的。《许行彬六十初度唱集》，是近几年才发现的。1932年，许行彬的新居“高阳小庐”建成，又值他六十大寿，许行彬作了长篇自述和诗文，有许多社会名流应酬唱和，汇编成《许行彬六十初度唱集》，章太炎题签作序。查懋忠的酬和诗吟道：“闲读方山高隐传，羡他自得乐天伦”。宋代诗人苏东坡在《方山子传》中，谓隐居读书为天伦之乐，查懋忠拿老友的晚年生活与之相比。

1934年11月13日，上海报业巨子、《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由杭返沪途中，在海宁境内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许行彬义愤填膺，疾笔撰文，为史量才筹建纪念园林，查懋忠慷慨解囊，承担半数款项。有一年夏天，茅盾送给查懋忠一本刚刚出版的小说《子夜》，两三天他就读完了，当着金庸的面跟朋友们高谈阔论起来。他说，吴老太爷第一次进城，对城市的一切都一无所知，所以觉得新奇，感到震惊，汽车像“黑怪物”，电线杆都是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头上打来，现代文明没给他带来享受，反而让他恐慌。“上海和纽约一样，是天堂也是地狱，可笑，可悲！”他的声音越来越高。紧接着，书房里传出此起彼伏的争论声。有人说林佩瑶是《子夜》里最丰满、最有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做吴少奶奶的“现实的真味”是那么苦涩, 使她的骨子里默默地进行着反抗。有人反驳，林佩瑶所憧憬的是“伟大”的爱情, 她把心灵寄托在乌托邦的爱情幻想上了, 所以她不关心股票、公债、工厂之类的东西。而查懋忠一鼓劲地谈论着冯云卿，说他是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他把农民的血汗拿来换取大都会里的“寓公”生活，实在不应该。

也许受《子夜》的影响，查懋忠反对儿子进入上海滩。1947年9月，查良镛在杭州《东南日报》当记者不到一年，他的堂兄查良鉴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落做兼职教授，他动员良镛进入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争取将来做个外交家。良镛被说动了，有意辞职去上海。查懋忠闻讯，立即赶到杭州，郑重地对良镛说：“孩子，上海滩是你好混的么？你的学问能当个新闻记者,也就该心满意足了.至于你能不能写小说,说这类大话只是纸上谈兵罢了。当然，依你的才华将来也许会成功，不过，现在我希望的是，你在杭州能安个家，有个小康生活也就不错了，又何必到处奔波？孩子，战争好不容易结束了，家人盼望的就是安宁，因为安宁是家庭生活的全部呀！其它幻想都不实际。所以，我劝你还是安下心来，好好当你的《东南日报》记者吧！” 这一回，良镛没有依从父亲，执意去了上海。后来，查懋忠两次去上海，看望儿子，给他带上家里的几册藏书和他爱吃的霉干菜红烧肉。（小标题）龙头阁的冤

晚年，查懋忠又号查枢卿。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杀、关、管”三管齐下。由于杀人批准权下放，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捕、乱杀现象。查懋忠的儿子在香港，自然被扣上有海外特殊关系的反革命罪连同祖上的地主罪名一并审处。

开始，查懋忠初列入“管”的名单，1951年1月以后，从上到下加快捕杀反革命分子的进度，查懋忠也就被“升格”为“关”的对象了。镇压人员组织村里人控诉查懋忠的罪行，可是由于查懋忠对村上人一直很好，且年年资助穷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来控诉他。最后，倒是邻村一个残匪揭发他，家里藏有一支手枪，于是，查懋忠立即进入了“杀”的名单。给查懋忠罗织的罪名有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其实，“抗粮”之说是“牛头不对马嘴”的。1948年5月，稻谷抽穗刚齐，突降大雨，袁花里的低田特别是龙山麓沟田的稻子，多数被洪水冲洗，损失比较严重。此时，国民党政府自知快要垮台，企图大量抓粮，梦想给解放造成困难，命令迅速开征，尽快收足。中共地下党员，特别是农民协会组织了抗粮会，不给地主交租，也不给地主挑谷上粮，因而，查懋忠顺水推舟也就“抗粮”了。解放初，人民政府征收公粮，因为谷子在佃农手中，佃农们自己交了，查懋忠主持的义庄也就少交了。说查懋忠“抗粮”，根本是对错了茬。

至于“窝藏土匪”，指的是内弟曾经在他家躲藏过几天的事，“图谋杀害干部”却是由那支手枪招来的“莫须有”。

这时候，周王庙的许行彬以“恶霸”罪名锒铛入狱，查懋忠与他交情深厚，一同入狱在所难免了。

1999年时，本文作者在袁花镇找到了八旬老人沈鹤鸣，当年他是许行彬家米店的店员，跟查懋忠有过多年交往，旁听了当年的公审大会，目睹了对查懋忠的审判。那天，审判台上坐着的人身穿军装，挎着枪。由县领导担任的审判长坐在中间的位置上，他号召在场群众揭发查懋忠的“恶霸”罪行。在村里干部的示意下，一个年轻农民爬上主席台前的一张大方桌揭发。他说，查懋忠肯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他在十字街茶馆里喝茶，靠得很近，我发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么？第二个爬上桌子的是就是邻村那个小土匪，他揭发说，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他挨家挨户去收租，当时我就想抗租，但怎么敢呢，因为他有“这话儿”，他一边说一边将右手插进裤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枪。

这两个毫无道理的所谓反革命证据立即为审判台上的人解了围，查懋忠的“恶霸”罪就这样定下了。审判长马上宣布，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立即处决查懋忠，一个是带回去重审后再处决，征求大家意见，看怎么办？

接着，审判长走到台前大声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举手同意把查懋忠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说着他很严肃地高举起左手亮出手表，开始读秒报时：1秒、2秒、3秒……还有两分钟，1秒、2秒、3秒……还有一分钟……这时全场死一般的沉寂，人们都屏住了呼吸，谁也不敢吭一声。当三分钟快到时，审判长昂起头以宏亮的声音说：“时间到了，没有一个人举手。”——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举手呢？

接着，审判长说：“同意立即处决的人请在三分钟内举手”，说着又举起左手读秒报时。刚才上台检举的两人首先举起手来，一会儿全场都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举手呢？

审判长立即宣布：判处查懋忠死刑，立即执行。

1951年4月26日，查懋忠被从监狱里拉出来，对照姓名照片，不脱衣服、不赏酒饭，五花大绑，甩上刑车即向袁花龙头角驶去。这里正是查懋忠当年兴建的龙头阁小学的操场。到达刑场后，4人为一批，立即枪毙，子弹均用的是开花弹。一颗子弹从查懋忠后脑贯穿而过，当场气绝。金庸的继母顾秀英事后才得到消息，强忍泪水来收尸，只见丈夫横尸操场边上的田埂上，身下一摊血。妻儿把尸体拉回家，连夜掩埋，还不敢留有坟头。

许多年以后，金庸的大妹查良琇说出了那支手枪的真相：继母顾秀英有个弟弟是浙南山区残匪，1949年解放前夕，将一支手枪偷偷藏在了姐姐家后院的粮库里。其实，查懋忠夫妇并不知晓，别说是带枪去收租了，压根儿连枪的模样也没见过。不料，弟弟早已将此事泄漏给了他的同道。顾秀英坚信丈夫是无辜的。在查懋忠死后的三十余年里，她多方申诉，为他平反而奔走。直到1985年，海宁县法院才认真复查旧案，并且宣布系属错杀，予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