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临夏东乡族的社会经济研究开题报告

第一篇：民国时期临夏东乡族的社会经济研究开题报告

民国时期临夏东乡族的社会经济研究

1.选题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对本课题涉及问题的研究现状

（1）选题的目的、意义

目的：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东乡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东乡族的形成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有莫大联系，东乡族的社会经济现状直接反映了我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变迁。从元代蒙古人的军屯到明代的土司制度以及后来的里甲制度，都是以封建的生产关系为基础。清康熙后期，河州知州王全臣废除了当时腐败、混乱的里甲制度，在东乡地区清地亩，厘定税例，建立社会组织。但是这一改革对东乡族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发生重大作用。中华民国时期，东乡族人民在军阀的统治下，生活更加贫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乡族的各个方面才发生了根本变化，1950年成立了东乡族自治县。此次选题主要是研究中华民国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临夏东乡族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现状，了解民国时期东乡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

意义：首先，东乡族是中国甘肃省颇具特色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历史、民俗十分悠久，融合发展了多方文化。东乡族主要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少数散居在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临夏地区东乡族对研究东乡族民族社会经济有很好地代表性。其次，临夏东乡族自治县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面，临夏回族自治州东北部，不仅是东乡族发祥地，还是丝绸古道南路上的重要通道。研究民国时期东乡社会经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推动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最后，东乡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民族干部不断增加，謇现了东乡族当家做主的权利。但在解放前东乡族人民生活却并非如此。东乡族聚居的东乡地区，位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东北的黄土丘陵地带，自然条件较差，水土流失严重，庄稼十种九不收，粮食亩产不到百斤，加上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东乡人民的生活十分贫困。此次课题研究的意义还在铭记历史，反思历史。

（2）国内外对本课题涉及问题的研究现状

对东乡族相关课题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国内历史学者近年来在东乡族民族起源、历史发展、社会生活、民族习俗等方面均有研究。冯承钧1962年出版的《多桑蒙古史公元》记载： 11世纪中亚栗特人和突厥人逐渐融合成为撒尔塔族群，建立花剌子模国，定都撒马尔汗。公园13世纪蒙古崛起，成吉思汗每征占一地，都要将当地人编入军队，组成由蒙古军官统领的“佥军”。在攻占撒马尔罕城之后，征集“工匠三万人，分赏其诸子诸妻诸将”，“佥军”中的撒尔塔人被迫来到东乡地区屯戌。这部分撒尔塔人很快适应并融合了当地的回族、汉族、藏族、蒙古族人，于元末明初，初步形成现在的东乡族。对临夏东乡族起源的研究一直备受历史学家关注，特别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学家发表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东乡族起源、民族融合等方面。进入21世纪，历史学家对东乡族的研究则是百花齐放，对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的研究越来越多。马志勇2004年主编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史话》，这部作品收录了大量的历史典籍资料，对临夏东乡族民族的起源、发展、变迁等研究深入，是研究临夏东乡族重要的历史资料。陈元龙、冯岩等2006年编著的《寻古·探幽·揽胜——走进临夏》，通过对临夏东乡地域遗迹的介绍，向外界展示了临夏东乡悠久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王崇俊、秦宝元等2006年编著《临夏经济社会发展概论》，是对临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论述比较深入和系统的一部著作，对研究临夏东乡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重要参考价值；张杨娟2009年对东乡族妇女宗教生活状况及其心理的研究，马少虎2009年对改革开放以来东乡族社会结构变迁的研究，刘江荣2011年对东乡族经济史的研究等等，都是近年来学术上对临夏东乡社会研究的新成果。从近几年研究的成果可以看出，临夏东乡社会的研究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研究的角度也更加深入。但总体来说这些年研究成果还是侧重对于临夏的研究多侧重于临夏东乡的商贸业、教育、宗教等方面，范围比较宏观。直接涉及民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东乡族社会经济的论著或论文还比较少。2.本课题主要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

（1）本课题主要研究方法、手段

本论文主要通过查阅文献、查看史料的方法研究民国时期临夏东乡族人民生活。本文从民国时期东乡的生活背景入手，主要包民国时期临夏东乡县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深入研究了民国时期东乡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宗教、教育、娱乐等等，从东乡地区的行政制度、社会制度、民族关系等多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造成临夏东乡人民贫苦社会生活面貌的主要原因。

（2）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及解决思路

本文重要研究在于在民国时期，地处偏远的西部临夏东乡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其中的关系。特别是东乡农业、工业、行政建置、民族关系等直接影响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本人发现如何较好地融合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来描述和分析历史现象是比较有难度的。另外本文研究需要阅读大量历史资料，个人能力有限，在历史资料分析把握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论文写作期间，本人通过增加阅读，积极向同学、导师请教的方式获得了不少帮助和支持。

研究重点：重点探析民国时期临夏东乡族的社会、经济 论文提纲： 绪论：

关于本论题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价值

一、民国时期临夏东乡族的社会生活

1、民国时期东乡的物质生活

从民国时期东乡社会人们的衣食住行四个角度来再现当时东乡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一）衣着

（二）饮食

（三）居住

（四）交通

2、民国时期临夏东乡的精神生活

从民国时期东乡社会人们的教育、宗教、风俗、娱乐四个角度来再现当时东乡人民的精神生活。

（一）教育

（二）宗教

（三）风俗

（四）娱乐

二、民国时期临夏东乡的经济

1、农业

2、工商业

3、畜牧业

四、民国时期影响临夏东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分析

1、东乡行政建置

2、民族关系

结论

1、民国时期东乡族人民在军阀的统治下，生活更加贫苦。当时军阀与地方乡绅勾结是造成东乡族人民生活平困的主要原因。反映出独立、自主、民主的行政建置对少数民族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

2、东乡族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到民国时期东乡族积极追求思想进步、经济自由、科学发展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地区工商业的发展。但频繁的战争和自然灾害，导致东乡地域经济发展缓慢。这段历史的研究更加证明了开放、融合的民族关系是保障东乡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一、古籍

[1]《西北日报》,民国三十三年元月十六日星期日第三版,民国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四第二版.[2]《西北论衡》,民国二十六年第五卷,民国二十八年第七卷,民国二十九年第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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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自祥,马兆熙,《东乡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2]刘江荣，《东乡族经济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1年第1版.[3]张杨娟,《东乡族妇女宗教生活状况及其心理研究》，兰州大学，2009年

[4]董锦霞，《东乡族女性宗教生活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09年 [5]马少虎，《改革开放以来东乡族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09年.三、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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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建春,张颖,《回族重商传统的文化思考》,兰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8]高占福,《历史的透视回族商业经济与回族社会地位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从刊,2001年第1期。

[9]帕林达,《临夏的清真寺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0]马志荣,《临夏回族村镇经济的历史考察与发展对策》,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2期。

[11]马海隆,果建华,《临夏州经济发展的现状与对策》,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3.工作方案及进度计划

工作方案及进度计划（以周为单位）：

2015年 月 日——2015年 月 日（周）：开题

2015年 月 日——2015年 月 日（周）：查阅、整理文献资料 2015年 月 日——2015年 月 日（周）：初稿、二稿 2015年 月 日——2015年 月 日（周）：定稿 2015年 月 日——2015年 月 日（周）：答辩

第二篇：服务经济研究报告-目录

服务经济研究报告

【搜索关键字】：服务经济 发展前景 预测报告

【出品单位】 上海东滩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9年9月【报告页码】 108页【图表数量】 22个

→内容简介

当世界经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推动下进入20世纪中叶，一个显著特征开始凸现，这就是以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为主的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总体中所占份额持续上升。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进入新世纪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已经占到了70％以上（参见表1－1），服务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2001年服务业产值业占到了67.7％。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经济发展态势。

第 1 部分认识服务经济

一、服务经济概述

（一）服务经济的概念

（二）服务经济的分类

1、按服务对象和目的划分

2、按服务经济发展阶段分

（三）服务经济的发展特点

1、漠视地理、距离、时间，节约交易成本

2、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的有效平台

3、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创造出新型经济

4、使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得平等

（四）服务经济的发展阶段

1、传统型服务经济阶段

2、生产性服务经济阶段

3、知识型服务经济阶段

（五）服务经济的发展趋势

1、全球化——服务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2、信息化——服务经济发展有力助推器

3、创新——服务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

4、创意产业——服务经济的新型业态

二、服务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区别

（一）产生背景

1、工业经济的产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

2、服务经济的产生：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

（二）生产要素

1、工业经济：资本、土地、劳动力

2、服务经济：信息、智慧、知识型劳动力

（三）生产方式

1、工业经济：由车间延伸到市场的扩展式劳动过程

2、服务经济：专业化、规模经济化生产模式

（四）产品特性

1、工业产品：生产与消费独立，产品实物化

2、服务产品：生产与服务同时，产品非实物化

三、服务经济发展概况

（一）全球服务经济发展动态

（二）我国服务经济发展动态

第 2 部分服务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

一、服务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一）服务经济与区域产业发展

1、服务经济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

2、服务经济推动区域产业联动发展

3、服务经济集聚形成产业集群现象

（二）服务经济与区域城市发展

1、服务经济与城市化息息相关，互为促进

2、服务业是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3、服务业是吸纳城市就业人口的主要渠道

4、服务经济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主要途径

5、服务经济确定了城市的功能地位和角色

二、区域发展服务经济的战略选择

（一）区域客观条件与服务经济发展

1、区域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是服务经济先决条件

2、区域制造业的发展扩大了服务经济的市场容量

3、区域信息技术发展为现代服务业起飞创造条件

4、区域制度环境为服务经济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

5、区域基础环境是发展现代服务经济的硬件基础

（二）政府在区域发展服务经济中的作用

1、产业规划与功能定位

2、科学规划与适时调整

3、法规制度与政策措施

（三）区域发展服务经济的战略决策

1、依托制造业部门，形成良性互动发展

2、依据城市功能定位，发展特色服务业

3、加大开放力度，利用外资跨越式发展

4、引导产业关联，建立完善的产业体系

三、区域发展服务经济的案例借鉴

（一）伦敦金融业发展

1、现状简介

2、发展历程

3、发展模式——自发诱导型

（二）班加罗尔信息服务业发展

1、现状简介

2、发展历程

3、发展模式——外商直接投资型

（三）东京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1、现状简介

2、发展历程

3、发展模式——政府引导培育型

（四）新加坡航运物流业

1、现状简介

2、发展历程

3、发展模式——区位优势加政府引导型

（五）毕堡文化产业

1、现状简介

2、发展历程

3、发展模式——文化产业带动型

（六）纽约世界经济中心

1、现状简介

2、发展历程

3、发展模式——市场与政府的共同推进型第 3 部分服务经济重点细分产业研究

一、现代物流业

（一）发展条件

1、良好的区位优势

2、完善的运输设施

3、先进的信息技术

4、广阔的市场空间.（二）发展意义

1、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高其竞争力

2、优化配置区域物流资源，提高经营效率

3、改善区域城市环境，提高市民生活质量

（三）发展前景

1、物流业发展趋势分析

2、物流业发展规模预测

（四）相关案例

1、长三角物流圈

2、法兰克福货运城

二、金融服务业

（一）发展条件

1、经济基础较好

2、金融机构集聚

3、人才与信息化

4、产业政策连贯

5、金融核心区域

（二）发展意义

1、支持经济结构调整

2、改善城市基础设施

3、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4、保障社会稳定运行

1、发展趋势分析

2、发展规模预测

（四）相关案例

1、上海浦东金融服务业

2、香港金融服务业发展

三、信息服务业

（一）发展条件

1、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

2、完整的信息产业体系

3、高素质信息人才储备

4、远瞻性产业发展政策

（二）发展意义

1、促进区域优化产业结构

2、转变区域经济增长模式

3、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4、促进区域的信息化发展

（三）发展前景

1、发展趋势分析

2、产业规模预测

（四）相关案例

1、北京信息服务业

2、日本信息服务业

四、商务服务业

（一）发展条件

1、市场化与国际化程度高

2、发达的区域制造业基础

3、较高的服务业管理水平

（二）发展意义

（三）发展前景

1、发展趋势分析

2、产业规模预测

（四）相关案例

1、浙江的商务服务业发展

2、新加坡商业服务业概览

五、房地产业

（一）发展条件

1、良好的政策环境

2、稳定的资金供应

3、有效的市场需求

（二）发展意义

（二）发展前景

1、发展趋势分析

2、发展规模预测

1、上海新天地

2、日本房地产

六、旅游业

（一）发展条件

1、优美或独特的区域旅游资源

2、较大的区域旅游业市场需求

3、较强的旅游业供给保障能力

4、稳定的宏观环境和发展政策

（二）发展意义

1、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2、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3、推动基础设施投资

4、提高区域就业水平

5、促进生态环境保护

6、促进区域文化传承

7、扩大开放提升形象

（三）旅游业发展前景

1、旅游业发展趋势分析

2、旅游业发展规模预测

（四）相关案例

1、葫芦岛开发案例

2、东南亚度假岛屿

七、社区服务业

（一）发展条件

1、较高的城市化水平

2、较好的信息化条件

3、较高的市场化水平

4、完善的政策配套

（二）发展意义

1、促进区域就业水平提高

2、促进区域产业联动发展

3、推动区域和谐社会建设

（三）发展前景

1、社区服务业发展趋势分析

2、社区服务业发展规模预测

（四）相关案例

1、上海社区服务业

2、新加坡社区建设

八、创意产业

（一）发展条件

1、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

2、大量高素质人力资源

3、适宜的社会人居环境

4、巨大的产品需求市场

（二）发展意义

1、转变增长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

2、塑造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知名度

3、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

4、其关联效应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三）发展前景

1、创意产业发展趋势分析

2、创意产业发展规模预测

（四）相关案例

1、杭州LOFT49 创意产业园

2、首尔创意产业

九、体育产业

（一）发展条件

1、良好的市场环境

2、较高的收入水平

3、完整的产业链条

4、大量的体育人才

（二）发展意义

1、带动经济增长，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2、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的知名度

3、增强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4、优化产业结构，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5、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的水平

（三）发展前景

1、体育产业发展趋势

2、体育产业规模预测

（四）相关案例

1、上海旗忠体育城经济园区

2、美国体育经济发展

十、科技服务业

（一）发展条件

1、人才资源

2、服务平台

3、政策扶持

（二）发展意义

1、依靠科技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2、发展科技服务业加速经济成果转化

3、发展科技服务业强化科技体制改革

（三）发展前景

1、发展趋势分析

2、发展规模预测.

第三篇：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述略

“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述略

吴会蓉

（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成都 610039）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中心、四川师范大学与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民国时期的边疆与社会研究（1911-1949）”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11至12日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现史”省级重点学科承办，《四川大学学报》杂志社、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及四川师范大学校院共建科研创新团队“中国西南区域研究（1840-1960）”协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民国时期的边疆与少数民族。

8月11日9点，研讨会举行了隆重而简短的开幕式。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院长王川教授主持。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建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中枢教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以及四川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研究员出席了开幕式并先后致辞。

来自京、宁、陕、甘、赣、冀、豫、滇、黔、川、渝、吉、闽、桂等14省市的40余家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的108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并聆听了大会的主题发言。

大会主题发言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李大龙先生主持。四川大学罗中枢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主编凌兴珍编审、第二历史档案馆曹必宏研究员、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及西南民族大学张世均教授先后作了主题发言。罗中枢对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战略意义、重点研究方向及协同创新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四川师范大学凌兴珍教授考察了国民党中央筹办边疆教育的历史动因、过程、成效及其历史地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孙宏年研究员梳理了1912至1916年间陆兴祺治藏活动的表现及其建议，论述了陆氏在民国时期西藏治理中的贡献与影响。云南大学潘先林教授就西南边疆早期现代化的类型、主要现象及其作用进行了分析。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李玉教授指出，1874年日本侵台事 1 件发生后，《申报》对其进行了广泛报道，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振兴中国”的讨论。随着申报对这场讨论的展开，民族危机的信息被广泛传播进而为许多国人所知晓。经过申报的讨论，国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由接收上升到按受的层面，国家危机越来越强，导致求变、求强、振兴中国的思潮不断涌现。总之，作为晚清社会主要纪录者和晚清社会思潮与变革运动积极参与者的《申报》，对于考察晚清内政与外交、经济与社会、文化与教育及中国近代化的细微进程，均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张世均教授在阐述19世纪后期俄、英构建的印度周边扩张战略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指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对我国新疆、西藏的侵略造成了中印边界的领土争议，成为当今中印边界领土争端问题的源头。这一问题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印两国关系及中国的边疆安全、政局稳定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8月11日下午2点至12日下午4点，大会以“民国时期的边疆与边政”、“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民国时期的少数民族人物”、“西南区域少数民族与边疆社会”、“民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及其它相关论题进行分组研讨。在小组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就会议主题及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就相关议题各抒己见见，畅所欲言，各小组评议人进行了精彩的点评。

下午4点30分至6点50分，大会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川教授主持。

闭幕式有三项内容。

1、小组总结分组讨论情况

1）四川大学陈廷湘教授代表第一小组汇报了小组研讨情形

他指出：第一小组的研讨有两大特点：一是史实呈现与现实关怀突出。他谈到，第一小组有99%的论文对史实的梳理极为清晰，对事情前因后果的阐述颇为清楚。同时，边疆、少数民族问题均与现实相关，许多文章对现实提出了好的建议和建言，这是历史研究值得提倡的方向。西方曾在一段时期提倡价值中立，陈先生认为，这是站不住脚的，历史诞生之时就关心现实。他还援引希洛多德、塔西佗、司马迁与克罗齐的话来证明历史研究除了呈现史实之外，应当关心现实。本组会议的研讨中，关怀现实，为现实提供参照的特点十分鲜明。二是视野宽广、2 兴趣广泛。本组研讨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民国时期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研究，主要体现在王川、段丽波、黄雪垠、范德伟、秦和平、许建英、周毓华等学者的论文中，尤其是王川先生的文章以小见大，通过1942年的“藏警案”，阐述了这一事件背后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演变，史料充分，用了未公诸于事的戴新三的《拉萨日记》，阐释全面，论证深入，是一篇值得学习的好文章；二是关于民族学与边疆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刘清涛的《商上补议》一文中；三是边疆涉外研究，主要体现在向玉成和张世均的文章中；四是西部边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主要体现在李玉、姚乐野、左茜、何芳芳等学者的文章中；五是边疆人物研究，主要体现在邓海春、李金凤、尔布什哈的文章中；六是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研究，主要体现在李峻杰的文章中；七是边疆教育研究，以凌兴珍、周正龙、张晓攀、张屹、徐德丽、成飞等人的论文为代表；八是边疆交通与运输研究，以徐文渊、尚季芳的文章为代表；九是边茶研究，以曹必成、木霁弘、田茂旺等人的文章为代表。陈教授也指出，本组当中，亦有个别学者的论文史实梳理有待改进，对历史时间与史实的把握欠准确；个别学者有赶会的情况，论文未写完或只有提纲和概要，这些是由于时间不足造成的。

2）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代表第二小组汇报了小组的研讨情况

秦教授指出，第二组共有33篇论文，围绕主题展开了讨论，本组讨论具有 目标明确、资料丰富、论述深入等特点。从涉及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关于边政和边疆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培君、汪洪亮、袁剑的文章中；二是关于新疆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段金生、周卫平、付娟、文志勇等人的文章中；三是关于地方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罗群、胡宝华、周真刚、陈沛杉、黄惠运等人的文章中；四是康藏研究，主要体现在边笑非、熊玉文、黄辛建、邹敏等人的文章中。

2、四川师范大学王川教授作大会总结

王川教授从四个方面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总结。这四个方面亦是此次研讨会 的特点：

1）理论讨论充分，现实关怀强烈

本次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民国时期的“边政”、“内政”与“边区”、“边疆” 等概念及边疆学的构建与人才培养等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同时，也对边疆历史人 3 物、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等现实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

2）海疆、陆疆，涵盖八方

本次研讨会的探讨涉及海疆、陆疆，以陆疆为主；内容范围涵盖四面八方，从东北到西北，从西南到东南，东西南北各方皆有涉及。

3）重视新材料、探讨新问题、得出新结论

本次研讨会既有对传统史料的整理，也重视运用新的档案与日记来探讨 民国时期的边茶、边疆教育、边疆城市、边疆交通等新问题，得出新的结论。

4）沟通各方，科研协同

此次会议老少咸齐，几代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边疆、民族学学专家，亦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更有崭露头角的一代新秀，他们是边疆民族史地的希望；既有汉族学者，亦有兄弟民族的代表，集汉、藏、彝、满等族于一堂，体现了科研协同的精神。

王教授还表示，此次会议能够办成，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四川大学中国西部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高度重视！感谢列席代表，他们的参与体现了求知的学术精神！感谢会务工作人员，他们的辛勤努力为会议的成功举行提供了后勤保障！

3、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致闭幕辞

最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教授致闭幕辞。他指出：这次会议 非常成功。会议的不同之处在于发言者认真，评论人评得非常好，体现了认真的学术批判精神。此外，邢主任还结合历史与现实，就中国边疆问题谈了自己的几点认识。

第四篇：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开题报告——食品安全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选题报告

课题：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

一、选题原因：

“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提倡绿色食品、健康食品的今天，还是有一些食品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现代食品安全已不仅仅是食品量的安全，同时还包含食品质的安全，以及使用者安心使用的安全。食品的质量不安全，将会影响到人们的健康。

近几年接二连三爆出的社会食品安全问题，如之前的苏丹红咸鸭蛋，三鹿奶粉事件,“地沟油”、“瘦肉精”等到最近曝光的思念致病水饺、青岛染色黄花鱼等，无一不牵动着广大民众的心，引起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大大增加了我们对这一国之根本的关注和担忧。

二、选题意义：

本课题通过对一些食品安全问题事件的相关新闻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食品安全现状，旨在深入分析其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可行性建议，呼吁社会各界携手，保障食品安全，安定民众生活。

三、研究内容及方案

（一）研究对象

近年来社会上曝光的食品安全问题及切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食品安全问题。

（二）课题提纲

1、现状调查

（1）食品安全的现状

（2）社会各界的监管情况

（3）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

2、目前我国食品中存在的不安全因素

3、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

4、加强食品安全的几点建议

（三）研究的预期目的1、尊重事实，从多方面入手，公正公平了解社会上的食品安全现状

2、提出合理科学的建议

3、呼吁社会各界携手共进，严控食品安全

四、课题完成的基础和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文本

（二）《国家食品质量安全网》《新华网》《凤凰网》等多方报道

（三）专家学者的研究报告及社评人士的相关评论等参考资料

五、小组分工及任务

两人搜集相关新闻和视频，两人整合资料定稿，一人完成PPT。——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思考

第五篇：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会馆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 2011-04-19 18:05:39

万江红 涂上飙

【英文标题】The Influence of Provincial Guilds upon Society,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N Jiang-hong 1, TU Shang-biao 2(1.Sociology Department Hua Zho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4 China;2.Post.Graduate School Wa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作者简介】万江红(1966-)，女，湖北红安县人，华中农业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民国史；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64；涂上飙(1965-)，男，湖北荆州市人，武汉大学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武汉大学 研究生院，湖北 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 民国的会馆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生着巨大影响。政治上，会馆不仅成为革命活动的场所，而且还走向社会，与众多的革命组织一道从事革命活动。经济上，会馆以自身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变革，是民国经济中一支重要力量。【关 键 词】民国 会馆 影响

会馆是旅居异地的同乡人为联络乡谊以及防范异乡人的欺凌而结成的民间社会组织。它产生于明朝，兴盛于清朝，衰落于民国时期。

进入民国以后，会馆虽然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步走向衰落，但其社会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无论是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对人口、民政等方面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

一、会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民国是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时代，也是一个多事之秋。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层出不穷的新东西，也时常伴随着社会的动荡与曲折。处在这一时代的会馆以它自身的优势对社会政治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

1.会馆成为革命者活动的场所。会馆由于它有一种特有的社会服务功能，不少革命者都与会馆有着密切的联系，以之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1912年5月5日，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进京出任教育部佥事，就住在浙江绍兴会馆藤花别馆。在此，他著文痛斥封建专制，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战斗号角。4年后，他又迁入会馆内的“补树书屋”，一住又是3年半。在那里，他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著名小说及《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杂文，还有27篇随感录和50多篇译作，为唤醒国民，传播“新世界的曙光”作出了巨大贡献。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陈独秀在北京的宣武区骡马市米市大街64号安徽泾县新馆北室内创办了五四时期的进步政治刊物《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在此创刊，不仅提高了泾县新馆的知名度，也为闻名中外的五四运动的爆发注入了活力。

共产党成立之初，中共北方局活动地点设在四川潼川会馆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如贺诚、左道之、谭卫根、王蕴中、左治生、谭襄城、蒋瑞琪、杨蕴璞等利用潼川会馆作掩护，在该馆内成立了梓光社，并创办了《梓光》杂志，在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的领导下，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1927年10月18日，反动军阀查封了赤色刊物《梓光》杂志，梓光社成员纷纷转移至外地，梓光社被迫解散，中共北方局遭到严重的破坏。王蕴中因未及时逃走被军警逮捕于潼川会馆中，后与中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18人，同时英勇就义。

2.会馆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会馆除了为革命者提供活动场所外，还积极支持、参加革命活动。民国初年，孙中山北上时，就受到各会馆的热烈欢迎。1912年8月21日，孙中山到达天津，广东会馆召开了热烈的欢迎大会。在热烈的气氛中，孙中山登上会馆舞台，慷慨陈词地发表了演说：“吾国自改建共和，仅有其名尚无其实，危险较专制时代尤甚，友邦爱我者多方提携维护，而忌我者遇事吹求，幸灾乐祸，望革命中人此时较破坏专制尤应牺牲一切加千万倍之力共谋建设，尤望吾四万万同胞共同致力，使我中华民族数年后在地球上成一等强国。”[1]到北京后，孙中山也受到不少会馆的欢迎。1912年8月25日，湖广会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同日下午1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促进会联合组建国民党的成立大会也在湖广会馆内召开，孙中山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宣布了国民党党纲：第一，促成政治统一；第二，发展地方自治；第三，实行种族同化；第四，注重民生政策；第五，维护国际和平。孙中山被选举为国民党理事长。

会馆除了为开展革命活动提供基地外，还走向社会，与众多革命组织一起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5月4日，举世闻名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上海的不少会馆组织开展了爱国活动，潮惠会馆、揭普丰会馆等会馆组织从2-4月对时局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尤其是关注青岛问题的解决。[2](P648-654)6月2日，北京当局开始逮捕学生，江宁会馆的董事陈良玉等参加了由上海学生、教育界、同乡会、商业领袖等组织的演讲会，一致要求罢市，惩办卖国贼，恢复公民权利，释放被捕学生。[2](P300-305)三罢开始后，不少会馆参与组织行动、散发消息和维持秩序。宁波会馆还给北京政府发了电报，表示对维护公共秩序的担忧：“上海商学工各界激于爱国，群起罢业，人心惶惶，危险万分。若不迅予解决，窃恐大局摇动，不可收拾。伏乞俯顺舆情，释放被捕学生，罢黜曹、章、陆诸人以平公愤而全大局。迫切陈词维希重鉴。上海四明公所（宁波会馆）全体40万人同命。”[3]同时，会馆还为援救其被捕的同乡积极活动。陈独秀被捕后，上海的安徽人十分关切，并与北京的安徽会馆联系以助其获释。[4]1927年3月，帝国主义仇视中国革命，挑起了“南京事件”。上海的茶业会馆、商船会馆等组织积极呼吁妥善解决，并致电美、英、日政府，要求采取镇静态度，信任中国人民。[5]

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现代化进程开始以后，旧式的会馆组织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会馆自身也感觉到这一严峻的形势，以往山东旅沪商民“商于斯（沪）者，犹循旧轨，力与为敌，以朴为经，以勤为纬，尚能矗立于中外互市之秋。”而在新的商战形势下，则必须通过“会馆之诚合，群策群力，共谋恢张，揽利权之要，而驰域外之观。”[6]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会馆仍以其自身的力量对社会经济发生着作用。

1.以自身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以工商行业为主体的会馆主要从事着经济活动。可是，进入民国以后，会馆的传统经济活动远不能适应需要，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上海是工商行业会馆发展最为典型的地区，下面以此地会馆为例进行说明。

上海丝业会馆的组成人员，是一批在沪居间进行土丝出口贸易的丝商，他们所经营的丝号、丝行、丝栈，虽然一开始就同对外贸易相联系，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轨道，但初创时的行栈规模不大，经营特点带有牙行性质。这些行栈的经营者，有的兼任洋行买办，有的有田产，进行封建地租剥削，在茧丝产区一般都同地方封建势力联系紧密。丝业会馆的设立是鉴于“申江为通商要区，百货云集，中外流通，而丝业尤大宗”，以贩运土丝出口贸易为业务的丝商，亟需建立团体以维护同乡、同业利益。其宗旨在于“联同业之情而敦异乡之好”，“齐心协力，共扶善举”。[7](P526)虽然也强调同业应“治丝不棼，中外懋迁，日新月盛”，但并没有实际的措施来推动土丝出口贸易的发展，它所履行的职责，主要是定期召集同业祭祀神主；为同业提供各种公益设施和条件；采用“五家联保”形式确保行会原则的实现和同业的均等利益；代官府向各丝行、丝栈征收税捐；代丝行、丝栈向官府请领印簿；统一划定丝市收购价格；禁止被称为“白拉”的私贩到产区收丝等等。

但是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丝业竞争的加剧，借生丝出口贸易而“发迹起家”者屡见不鲜，他们是当时上海一批新崛起的富商巨贾，较早得资本主义风气，较早分享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果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们先后投资创办丝厂，使原有的丝业会馆组织结构相应地发生了某些变化。当时，执掌丝业会馆的总董、董事，很多人已不是单纯的丝商，而是兼有丝商、丝厂主、买办以及某一茧产区业公所董事等几重身份，而且丝厂经营日益成为他们经济活动的重心。例如，开设泰康祥丝栈、延昌恒等丝厂，并担任意商延昌洋行、义丰银行及茶商安达银行买办和无锡茧业公所总董的杨信之；开设恒丰丝号、恒丰丝厂并担任美商华兴洋行买办的沈联芳；开设黄绅记丝号、丝栈，绅记、鼎源丝厂，并担任武进茧业分所总董、无锡茧业公所董事的黄晋臣；开设成顺泰丝栈、瑞纶丝厂，并担任德商瑞记洋行买办的吴少卿；开设无锡源康丝厂、上海乾康丝厂、丝栈，并担任乾康洋行买办、无锡茧业公所董事的顾敬斋等等，大都是在当时新旧历史转轨过程中涌现于上海丝业界的具有改革创新意识的人物，他们一方面继续从事土丝购销贸易，保持在丝业会馆中已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积极发起组建一个以上海丝厂为主体，联合江浙地区茧业公所的丝厂茧业总公所，控制茧产地的春秋两季茧市，垄断收茧，议定统一茧价，保证丝厂的原茧供给；并谋求在这一新的由丝厂茧行同业团体领导下，开创厂丝缫制和外销争胜的新局面。这时候的丝业会馆和派生的丝厂茧业总公所，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实际上已起了变化。居于行业支配地位的并不全是丝商，其实权已操纵于那些兼有丝商或买办身份的丝厂资本家手里了。他们把振兴丝业的希望寄托于丝厂的励精图治，寄托于厂丝缫制工艺的改进，以冀挽回丝业的颓势，正如首任丝厂茧业总公所总董杨信之所说：“中国出口土丝未经改良，已见失败，犹幸丝厂迭兴，茧业得畅行无阻，相与维持。徐图竞胜者，其在斯乎！”[7](P527)从上海丝业会馆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丝业会馆经历着一系列的变革，被日益纳入现代化的轨道。这一过程的完成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因为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经济的巨大发展及其变革是伴随着旧式商业组织的不断更新、不断向前发展而萌生的。

这一时期，长期雄居于上海金融界的南、北钱业会馆也经历着同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为：第一，构成钱业会馆的同业企业从原来单纯以兑换货币为业务的钱兑为主体，转变为以与进出口贸易的商品购销活动有比较紧密的资金融通联系且含有一定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汇划钱庄为主体。当时出现的汇划钱庄是随着上海对外贸易和埠际贸易的日渐兴盛而发展起来的。这类钱庄虽然在组织制度上还保留着不少传统的习俗，但由于在进出口商品贸易中同外国资本、新式商业企业联系紧密，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影响和渗透。第二，钱业会馆的上层是由当时上海钱业界一些出类拔萃的行家所组成。他们大都以汇划钱庄股东、经理人的身份代表各自的企业，参加同业团体，进行各种谋求同业利益和促进钱业革新的活动。在企业内，他们又以其比较丰富的专业知识、经营才能获得庄东的信任，并由此而在同业内部享有名望。如担任过南市钱业会馆董事的经芳洲、王伯熏、林莲荪、刘杏林等人，担任过北市钱业会馆的谢纶辉、陈笙部、朱五楼、丁价侯、袁联清、张知笙、洪念祖、胡芗等人，都是上海钱业界享有盛名的风云人物。

汇划钱庄的出现，并成为上海钱庄业的主体，意味着这一传统的自我封闭的旧式金融业已在一定程度上为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把自己的业务活动范围部分地纳入了资本主义商品和货币流通的新轨道，与外国资本和本国商业资本建立起新的经济关系，使之成为当时上海日益扩展的对外贸易所不可缺少的清算机构，并反过来为上海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它的活动也加快了上海与内地城乡间的贸易节奏和商品流通速度，起到扩大国内市场的作用。应该说，这些转化及其功用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在民国，会馆不仅以其自身的变化适应和推动着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它仍旧是商业活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国时期，以会馆为基地的商人活动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其经营品种，还是商业贸易额都对社会经济产生着影响。

民国商人经营商业品种之多，可以当时最为活跃的宁波商人为例加以说明。民国时期的宁波商人遍布全国，在北京，宁波商人建有银号会馆，成衣商人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人为发展势力将浙慈会馆加以重修，使这座成衣商人会馆焕然一新，后来发展成十分庞大的会馆。[8]在上海，宁波人不仅建有宁波会馆，而且各业各帮都有会馆。会馆的董事们长期操纵上海总商会，严信厚、朱葆

三、虞洽卿、秦润卿等都曾是商会的协理、会长。当时，上海工商界曾流传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在汉口、天津、苏州、沙市、营口、贵阳、开封、重庆等大中城市，甚至乡镇如南浔镇北下坝[9]都有宁波人的会馆。

散布全国的宁波会馆，不仅为出游四方的宁波人提供了居住、生活以及娱乐的方便，也为宁波人充分地开展商业活动提供了条件。在当时，社会风尚有了新的变化，市场也有了新的需求，宁波商人一方面保持传统行业经营优势，又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他们经营的传统行业有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等。他们经营的银楼业以上海最盛，仅开设的银楼就有35家之多。[10]药材业是他们经营的传统行业中最为广泛的一种，《慈溪县志》载：“县人以贩药为大宗，川湖等省亦无不至者。”[11]成衣业也是他们有名的传统行业，在上海抗战前，他们开设的成衣铺就有张发记等90家。除经营传统的项目外，宁波商人顺应潮流，更新项目，经营进出口贸易、五金颜料、钟表眼镜、呢绒洋布、日用洋货、西药、房地产、保险、证券以及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

从以上宁波人的商业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商业经营活动的广泛性。这种广泛的商业活动，其社会影响也是明显的，如南京的宁波李顺昌号服装店，因技术精美，服装软、牢、挺，誉满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达官显贵是这家店的经常主顾。1949年拥有资金75亿元。[12](P129)上海著名的游艺场“大世界”是宁波帮商人黄楚九创办的，大世界面积达1.4万平方米，每天可接纳2万多人次的游客。[12](P151)以会馆为基地的各地商人，不仅经营项目众多，而且商业经营额也是很高的。民国时期，云集汉口的有湖南、宁波、四川、云贵、山陕、河南、赣闽、山东、广东、湖北等帮，他们从事各种商贸活动，其商贸额也是很大的，见下表：[13] 帮名

年贸易额 湖南帮

2600-3000万两 宁波帮

3500-4000万两 云贵帮

1200-1300万两 山陕帮

700-800万两 四川帮

1400-1500万两 赣闽帮

1000万两 山东帮

700-800万两 广东帮

3500-3600万两 湖北帮

1500万两 合计

16100-17500万两

从上可知，民国汉口9大商帮，每年的贸易额合计达到1.61-1.75亿。据统计，汉口的国内贸易额1924年为1.36亿银元、1928年为4.23亿银元、1932年为1.36亿银元、1933年为2.36亿银元。可见，外地商帮的商贸额占了很大部分，有的年份甚至垄断了整个贸易。

以上是各地商帮从事商业活动的一个不完全的记载，然而，各地商人无论怎样神通广大，都离不开会馆的支持。所谓“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14]就是生动的写照。

【参考文献】

[1] 大公报.1912-08-25.[2] 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C].[3] 四明公所议案录[C].1919,275.[4] 申报，1916-06-16.[5] 上海市档案馆.1927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6]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3.[7]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8]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C].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9]（民国）南浔镇志：卷二[M].[10] 上海地方史资料：

（三）[C].[11]（重修）慈溪县志：卷五十五[M].[12] 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M].合肥：黄山书社，1986.[13] 武汉市志•商业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14]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卷一[M].转自《《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武汉)2000年02期第7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