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中国人规避房产税假离婚与美国人规避遗产税真自杀说制度设计
从中国人规避房产税假离婚
与美国人规避遗产税真自杀说制度设计
一、中国人规避房产税假离婚与美国人规避遗产税真自杀的荒唐事件
“新国八条”和上海房产税试点吹响楼市第三轮调控“集结号”，限贷、限购、提高二套房首付等频频“亮剑”。面对重磅新政配套细则出台前的空当，各路买家纷纷出手抢搭楼市末班车，规避调控的“秘笈”也是暗流涌动。
这些“秘笈”之中，最大的看点无非就是“假离婚”。据报道：上海目前中介还建议客户办理假离婚，规避“限购令”。通过假离婚，将家庭成员的房产转到其中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名下，再利用没有房产一方的名义买房，成为目前楼市调控下常用的曲线购房方式之一。
无独有偶，正当中国人为规避房产税而假离婚时，美国人也在为规避遗产税而真自杀。
据广州日报2010年8月3日报道：遗产税法“一年空窗期”的存在，已经带来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戏剧化后果。在2009年底时，一些濒死的美国富人的家属曾想方设法地通过人工方法延长富豪的生命，让他们能够垂死挣扎到2010年的“免税时段”，从而令自己分到更多遗产。但情况即将发生变化。遗产税将在2011年卷土重来，最高税率将跃升至55%，对于一笔500万美元的遗产而言，如果死亡时间在2010年12月31日24时之后1分钟，而不是提前2分钟，就要多缴纳200多万美元的遗产税；因此一些富人为了让亲人分得更多遗产，正考虑抢在2010年年底之前安乐死，从而搭上“免税末班车”。
二、两个荒唐事件背后的不同解释
中国人为了规避房产税出现“假离婚”和美国去年开征遗产税而自杀的情况基本相同。首先是目的相同，都是为了获得不正当经济利益。其次是方法相似，都是采取丧失道德良俗来规避税制约束。
当然，也有人认为两个事件从性质上来说截然不同。首先，中国人通过假离婚来规避房产税，最大的特点是假字，最大程度的暴露了中国人的不诚信行为，善于作假行为。据报道，假离婚有两种，一种是抓住目前民政系统婚姻状况没有联网的漏洞，通过做假证的方式，其实还是法定的婚姻；另外一种是夫妻双方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等贷款手续办妥再复婚，在法律上是“真离婚”。
而美美国人选择安乐死来避税，看上去很荒唐，但实质上是自觉遵从法律的行为，因为他们没有通过“假死”而是用“真死”来规避遗产税。用中国话说，他们用死捍卫了遗产税的尊严。
三、其实都是制度的连续性差惹得祸
出现这样荒唐的事件，表面上可以理解为行为人不道德、不讲诚信。但是，我们更应该从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来探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荒唐的事件。都说：好的制度能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把好人变成坏人。从两个改革方案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目的来说，不能说坏，但是，其为了达到所要的结果所采取的措施却实实在在的不怎么高明。其措施上的瑕疵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制度的连续性太差。那么，制度的连续性是什么呢？
制度的连续性本来是一个社会问题，为了能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清楚、更直观，我们引用一个与它相类似的自然科学或者说数学概念—函数的连续性来加以说明：
1．函数在某点上连续的定义：(1)左连续：设函数限存在，并且满足：
则称函数在点处左连续。
在点处有定义，在点处右极
在点处有定义，在点处左极(2)右连续：设函数限存在，并且满足：
则称函数在点处右连续。在点
处连续等价于函数
同时满足(3)连续：函数点处的左连续性与右连续性。以上条件可表述为：
2．函数在开区间上连续的定义： 设满足
；若函数
在开区间
内每一点都连续，则称函数在该开区间上连续，记作：
3．函数在闭区间上连续的定义： 设续，且函数在闭区间满足在点
；若函数
在开区间
内每一点都连
上右连续，在点上左连续，则称上连续，记作：
用一句比较通俗但不严谨的话描述函数的连续性：在相同函数中，两个自变量数值相近，则相应的因变量也相近。
其实，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在制度设计中采取如数学中的连续函数那样，让所要改变的对象与其相对应的变化内容尽可能发生可控的、连续的关联，而不是现实生活中因制度的变化产生的巨大而快速的变化，要么有要么无、要么是要么非。如美国人的遗产税一会免税，一会又提高到55%，巨大的利益必然使一些人无视社会道德的存在，其实，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一言以蔽之，制度需要连续性。
制度的连续性并不等于说制度永远不变化，而是变化得更平滑一点，就拿美国的遗产税来说：假如现在处于免税阶段，通过论证我们都认为遗产税率应该为55%，那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平滑变化的遗产税制：一是确定一个适合长度的时间段如五年或者十年；二是确定一个增长频率如每月或者每周；三是计算出每次应增长的幅度。例如确定为55个月，按月阶梯增长，那就是每月增长一个百分点。具体说，就是第一个月遗产税率为1%，以后每月增长一个百分点，55个月后达到55%。当然，如果要使变化更平滑，使这个社会更稳定一点，遗产税的变化可以更缓慢一点，也就是变化的时间跨度要更大一点。这样，会为一点遗产而自杀的人不能说就没有了，但是肯定会少得多。首先，由于遗产税率变化缓慢，在选择自杀的时间上就很纠结，因为每提前一个月自杀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为什么不好好地活着呢。其次是在税率缓慢增长的过程中，谁能肯定不会经济环境变化或者执政者的认识发生变化，税率变化由增调头变为减呢？果真如此，那些在“黎明前”自杀的人，岂不成了冤死鬼。
同样道理，中国的房产税也许可以变化更平滑一点，方法更科学一点。一是在时间上变化缓慢一点；二是不按户而是按家庭人均住房面积来进行平滑的差异化确定税率，当然差异化不能太大，否则又可能逆转成“假结婚”了。其必曰：以户收税就假离婚，按人均收税就乱结婚。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来讲，还是按家庭人均收税的好。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如按面积收税按人头返税，这样就不存在假离婚、乱结婚的事，不仅如此，还能通过逐步调高单位面积税率和人头返税率达到调节人均收入目的，更好地调控房价，形成更简单、高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制度的连续性不仅是避免荒唐事件发生的可靠保障，更是改革成功的基础。改革之所以叫改革而不叫革命，其根本区别就是改革是循序渐进而革命则是天翻地覆。正因为如此，革命是刀刀见血、你死我活。而我们的改革，必须是让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确定一个基本原则保证制度的相对稳定或者说制度的变化具有相对的连续性。然而，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制度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不科学或者不连续的情况太多太多了。就拿北京的保障性住房来说吧，北京的两限房申请条件之一，就是家庭总收入，三口之家家庭年收入不超过8万8。先不说这个标准科不科学、合不合理，以上一年的收入作为申购两限房的一个基本条件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横向来比，甲家家庭年收入8万 7符合条件购买了一套两限房，而乙家家庭年收入8万9不符合条件只能买高价商品房，反差太大。纵向来说，甲家去年家庭年收入8万7符合购买两限房条件，今年因工作努力公司多发了2千元奖金，家庭年收入8万 9又不符合购买两限房的条件了，明年公司效益差少发2千元，又符合条件。这的保障制度，偶而出现一些滑稽、荒唐的事件也不足为奇。而如此类似的制度不胜枚举，如最近为治堵出台的摇号购车等制度不断涌现，今后还将层出不穷。
四、中国的改革是否真的到了攻坚阶段
改革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面临的一个老问题。一个社会的制度都是该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制度的变革就不可避免，而制度变革就是改革。任何制度如果不能加以及时改革，久而久之就会累积起很多问题，最终发展到革命的程度。历史地看，很多革命都是因为统治集团改革不力的结果。不断地改革是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最理性的选择，不改革最终就会酿成了谁也不想看到的革命。
改革就要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家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现在不需要改革了，相反，在旧的矛盾不断被化解的同时，新的矛盾也在不断产生，社会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贫富分化等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矛盾在不断累积，改革的紧迫性也日益显现。正因为如此，总书记胡锦涛在最近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要继续深化改革。
在要不要改革这个问题上，除了少数满足于三十年改革成果，不思进取、鼠目寸光、自以为是、盲目自大的人之外，大多数人都认为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不懈。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新领军者年会开幕式致辞中就强调：中国的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有专家、媒体及政府官员甚至认为：改革已到刺刀见红的阶段，会遇巨大阻力。
中国的改革真的到了攻坚阶段吗？真的到了刺刀见红的阶段吗？关于这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首先，改革是利益再分配，不管是既有利益再分配，还是未来可见的利益再分配。既然是利益再分配，则肯定有因为改革获利者，也有因为改革失利者。而改革的失利者必然会为自己的利益作与之相符的努力，从这个角度上讲，每一次改革都是攻坚战。
其次，改革既然是改革就可以循序渐进，完全可以在不损害或者少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既有利益的前提下，对未来可预见的新增利益的分配上采取更加理性的原则，确保社会的相对稳定，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内部消耗。从这个意义上讲，则只要我们的改革者，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智慧，在推进制度建设时，既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也适当考虑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那么改革也可以在温和中进行，所谓的刺刀见红并不会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真正发生。
五、如何才能使我们的改革变得更加简单、顺畅
我们的改革为什么总是那么艰难？在我们笼统地谈改革时，我们大部分人都能接受，但是真正谈到具体的改革时，很多好的想法却难以推行，阻力之大难以想象。原因主要有三层：一层是改革想法和目标的好与坏，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二层是改革的方法和途径科不科学，不同的人有不同时的理解；三层巨大的利益差距促使相关利害人借口条件不成熟借故拖延或制造困难。因为如此，一些好的建议、好的提案，不是胎死腹中，就是步履蹒跚、艰难通过。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到了攻坚阶段。
要使改革变得更好简单、顺畅就要确立一套能够确保制度连续性的制度设计原则，将巨大的利益差距化解在无声的变化之中，减少阻碍改革进行的三大阻力。一些具体制度的不健全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有没有一套能够确保制度连续性的设计制度。只有设计制度的好方法固定了，成为改革的基本原则了，那些具体的制度才能在运行过程中自我完善、逐步健全，而不是象现在总是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能够确保制度连续性的制度设计原则，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原则就是要分权。一是要时间上分权，权力机构在制定的任何改变必须在时间了分段逐步实现，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权力机构如果要对现有制度进行改革时，一般情况下只能确定一个变化率，而且如果要改革的内容可能使相关利益者发生巨大变化时，这个变化率就不能太大。二是要空间上分权，不同的权力机构具有不同的权力。如人大代表会确定目标和方向，政府确定完成目标的方法和对目标进行量化，下级政府制定完成的方案。这样才能减少急功近利思想，防止某些政治人物特别是个别自以为是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为了突显自己的存在，假借民意对现行制度随意进行改变甚至彻底推翻，制度的连续性才能真正得到保障。
制度设计需要连续性，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更要有连续性。因此，改革需要有耐心，尤其是当政者更要有耐心，急火不能解决慢病，况且社会问题往往是综合性的需要调理。我们相信大部分当政者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或者大部分专家学者为改变一些具体的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在这个谁都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的时代，不是所有的想法和观点都是正确的，也不是所有的方法和措施是十全十美的。因此，在改革的方法上，必须从制度的设计上，防止制度的跳跃和振荡。
制度的不变会使发展陷入停滞，制度的跳跃是滋生权力寻租的温床，制度的振荡是产生分配不公的沃土。制度的长期不变，会使改革不断迈向刺刀见红的可怕境地，制度的长期跳跃与振荡也会使改革逐步进入原本并不存在的攻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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