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圳公务员执法归纳总结——04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与废止
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与废止
(一)行政行为的无效行政行为无效的条件如果行政行为具备下述情形，行政相对方可视之为无效行政行为，有权国家机关可宣布该行为无效：
(1)行政行为具有特别重大的违法情形或具有明显的违法情形；(2)行政主体不明确或明显超越相应行政主体职权的行政行为；(3)行政主体受胁迫作出的行政行为；(4)行政行为的实施将导致犯罪；(5)没有可能实施的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结果行政行为无效的法律结果有：
(1)行政相对方可在任何时候请求有权国家机关，如行为机关、行为机关的上级机关、人民法院宣布该行为无效(行政相对方要求撤销行政行为通常只能在法定期限内通过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提出请求)；(2)有权国家机关可在任何时候宣布相应行政行为无效；(3)行政行为被宣布无效后，行政主体通过该行为从行政相对方处所获取的一切(如罚没款物等)均应返还相对方；所加予相对方的一切义务均应取消；对相对方所造成的一切实际损失，均应赔偿。同时，行政主体通过相应无效行政行为所给予相对方的一切权益，均应收回(如此种收回给善意的相对方的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行政主体应对之予以赔偿)。总之，行政行为被宣布无效后，被行政行为改变的状态应尽可能恢复到行为以前的状态。
(二)行政行为的撤销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在其具备可撤销的情形下，由有权国家机关作出撤销决定后而使之失去法律效力。
行政行为撤销的条件(1)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缺损【主体、权限、内容、程序】。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主体合法、内容合法、程序合法三者缺一不可。(2)行政行为不适当。不适当的行政行为也是可撤销的行政行为。
行政行为撤销的法律结果(1)行政行为自撤销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撤销的效力可一直追溯到行政行为作出之日；(2)如果行政行为被撤销，那么，由此造成相对方的一切实际损失应由行政主体予以赔偿；
(3)如果行政行为的撤销是因行政相对方的过错(如其通过虚报、瞒报有关材料而获取行政主体的某种批准、许可行为等)，或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共同过错(如行政行为是在相对方行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受贿的情况下作出的)所引起的，行政行为撤销，行政主体通过相应行为已给予相对方的利益均要收回；行政相对方因行政行为撤销而遭受到的损失均由其本身负责；国家或社会公众因已撤销的行政行为所受到的损失，应由行政相对方依其过错程度予以适当赔偿；行政主体或其工作人员对导致行政行为撤销的本身的过错则应承担内部行政法律责任。
(三)行政行为的废止行政行为废止的条件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一经作出即不得随意废止，只在具有某些法定情形的条件下，才能依法定程序废止。行政行为废止的条件通常有：
(1)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经有权机关依法修改、废止或撤销，相应行为如继续实施，则与新的法律、法规、规 章、政策相抵触；(2)国际国内或行政主体所在地区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原行政行为的继续存在将有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给国家和社会利益造成重大损失；(3)行政行为已完成原定目标、任务，实现了国家的行政管理目的，从而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行政行为废止的法律结果(1)行政行为废止后，其效力自行为废止之日起失效，行政主体在行为废止之前通过相应行为已给予行政相对方的利益、好处不再收回；行政相对方依原行为已履行的义务亦不能要求行政主体予以任何补偿。
(2)行政行为的废止如果是因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废除、修改、撤销或形势变化而引起的，且此种废止给行政相对方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行政主体不负赔偿责任。
第二篇：深圳公务员执法归纳总结——19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9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诉讼：
第五十四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五十三条 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自然无效。
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应当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行政诉讼司法解释：
第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需要改变原审判决的，应当同时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判决。
行政诉讼司法解释：
第五十三条 复议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决定自然无效。
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应当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
第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情形。
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限制。
行政机关以同一事实和理由重新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七条 人民法院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但不适宜判决维持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可以作出确认其合法或者有效的判决。（例外处理类型）
第三篇：深圳公务员面试相关 执法类面试题目总结
深圳公务员面试相关 执法类面试题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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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法时遇到情绪失控的行政相对人
行政执法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会与被执法者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甚至可能产生十分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这是执法人员每天工作都要面对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要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一、稳住局面，不要激化矛盾。面对相对人的过激言行，队员们一定要保持冷静，保持克制，通过冷处理的方式使事态得到控制。
二、合理分工，各司其职。一旦发生冲突，现场的执法人员应各有分工和各司其职。有人报告请求增援，有人面对当事人，有人办理违法物品的先行登记手续或者拍摄取证，有人维持现场秩序。
三、迅速报告，联系增援。可以用对讲机呼叫其他队员，必要时可以直接呼叫警察大队，这样可以给相对人一定的威慑。
四、始终宣传斡旋。要安排执法人员至始至终对当事人进行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与此同时，宣传斡旋的人员要密切注意当事人的动态，抑制当事人的冲动。对群众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柔性劝离。
五、检查和清点，尽快办理完毕先行登记保存的程序或者取证手续。
总之，执法要严格，执法过程要文明。千万不能与群众发生冲突，使执法工作陷于被动，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又使执法部门的形象受损。执法时群众冲突
我认为，人的情绪很多时候就像洪水，面对失控的情绪，就要学习当年的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面对这样的问题，首先保持镇定，自己先不能慌。然后就是要了解“水况”了，耐心询问群众具体情况，作好记录，如果群众情绪过于激动，难于沟通，可以向周围群众了解，或者倒杯水给该群众，让他先缓和下来，再细细了解。了解清楚之后，跟群众细心讲解国家的相关法规规章，让他了解到自己的行为给公众利益带来的损害，并告诉他遵守法规的益处和不遵守法规带来的更加严重的后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相信权衡利弊之下，他会配合我们的执法工作的。最后，整理好之前的记录，分析原因，提出改善意见，如加大法规制度宣传力度广度，提升执法员服务意识礼貌执法等，撰写报告给我的领导。回答完毕，谢谢。
组织策划类
1、我国有个传统节目是舞火龙，但常有人员伤亡，存在安全隐患，如果你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如何组织这个活动？
舞火龙是我国的传统节目，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这样的活动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因此我们要大力支持。由于节目本身特性带来的安全隐患，在组织此活动时，我要把握一个工作的重点——安全。
针对这样的活动，首先，我会先去查找一些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类似的活动主办方的组织方案，并找往年举办此类节目的同志咨询了解。接下来，我会成立一个舞火龙安全治理临时委员会并制定一个可行的活动方案，方案具体包括活动举办的地点时间方式流程财政预算及参与组织的人员安排，每项任务落实到人。与此同时，我会再制定一个完善的应急预案应对活动中可能出现突发事件，尤其针对活动特点，成立医疗小分队、灭火小分队和交通疏导小分队。然后，在活动现场，要认真排查各种安全隐患，做好各部门之间的人员和物资协调，及时把情况汇报给领导，及时处理突发事件，争取做到万无一失。最后，活动举办完，及时清算现场物资，交还有关部门，并针对整个活动撰写总结上呈领导。如果不幸有人受伤，作为活动的组织者，我在活动结束后会去医院慰问安抚伤员，做好善后工作。
2、组织一次听证会
听证会是人民反映民意，政府听取民意，作出决策的重要环节。举办听证会最关键的是要做到公开公正，让人民能够正确地反映自己的意见。因此，举办这次听证会我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做好两点：听证会代表选取、听证会公众监督。
在举办听证会之前，我会先制定一个组织方案，包括听证会流程、听证代表选取方案、听证会举办的时间、地点、所需物资、经费预算、听证会应急预案等。并成立一个听证会组织小组。安排专人选取并联系听证代表、专人负责媒体宣传、专人负责听证会现场及物资。并将方案报领导审批。
在听证会举办过程中，我会亲力亲为，调控现场人员物资，做好媒体报道工作，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并与领导随时做好沟通汇报。
听证会结束后，一方面，我会在领导做出决定后，将听证会的结果在我单位网站上进行公示，并联系有关媒体进行后续报道，另一方面，我会清点听证会现场的物资及经费，与有关部门做好交接，并就这次听证会组织撰写报告，向领导汇报。
4、安排一次会议 《礼记?中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5、安排一次接待考察
6、负责一次普法宣传工作 普法宣传活动对推动我们更好地开展执法工作意义重大，普法宣传工作的重点在于宣传效果。
开展这样的工作前，我会先向领导了解清楚此次工作的要求和重点，然后制定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具体包括：宣传对象、宣传内容、宣传地点、宣传形式、所需经费、人员安排等。为了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宣传内容一定要多样化，如：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方如地铁站、交通密集的十字路口等设立宣传广告牌或者横幅；发动居委会，普法进社区，在社区派发传单；充分利用高校，在高校举行普法知识竞赛，并发动高校学生加入普法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如车载视频、电视广告、网络报纸等进行普法宣传。做好计划后，成立一个普法宣传小组，并将我的工作计划交领导审批。
在普法宣传结束后，做一次问卷调查，了解这次宣传活动的效果，制作调查报告，撰写普法工作总结，一起交给领导。
7、组织一次小摊贩普法培训工作
综合分析类
1、权利失去监督，必然会导致腐败，请你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监督对于权力，就像一面镜子，唐太宗就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可见监督对于权力的重要性。
腐败就像我们光鲜衣着上的一片油渍，没有了镜子，我们便不知油渍所在，更不能及时清理，久而久之，我们的衣着便会脏乱不堪。
对于这句话我是很赞成的，但我认为失去监督的后果不仅限于腐败。作为政府，我们的执政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如果失去监督，我们就失去了明镜，执政过程中的一些不妥当之处就无从知晓，这是有悖于我们执政为民的目的的。因此，加强健全监督机制，对我们惩治腐败，提高执政能力至关重要。
第一，要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畅通各种监督渠道。如内部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第二，要明确考核制度、奖惩制度。以便及时更正监督这面镜子映照出的不足。
第三，除去监督，为了更好的执政，我们还应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公务员自身素质，坚决杜绝腐败。
2、行政执法中，不管理群众会说不作为，管理群众又说乱作为，作为执法队员，你怎么看？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认为要分情况来看。
首先，对于不作为，要看是因为我们部分执法队员个人素质不高，无视人民群众的诉求呢？还是因为我们执法时，执法人力不足，执法环境不佳，执法权属不明，导致无法作为？ 对于乱作为，要看是因为我们部分执法员没能坚持依法执法，胡乱作为呢？还是因为我们的执法方式不当造成了群众对我们的误解？
我认为不论上诉哪种情况，都会造成群众对执法人的抵触情绪，这在执法过程中是相当不利的。执法是个两方的行为，既需要执法员依法执法，又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配合。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执法队伍应该：
第一，加强队伍思想作风建设，做到执法理念端正，执法目的明确。
第二，完善执法相关法律法规，尤其对权责奖惩进行详细规定，执法时做到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三，强化服务意识，转变执法理念，执法时要做到人性化执法、文明执法、和谐执法，尤其要讲究执法技巧，在执法中做到软硬兼施，既严格执法，又引导教育，疏堵结合。第四，大力做好宣传工作，让人民群众真正理解执法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让执法工作从“我要管”向“要我管“转变。实现执法信息公开，提高执法部门的公信力。
第五，严格监督机制，从内部监督、司法监督到舆论监督，建立严格的考核机制，坚决杜绝乱执法、不作为的行为出现。
3、谈谈你对执法工作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的行政执法工作和医生的工作很相似，执法者就是医生，违法行为就是疾病，社会秩序就是病人。因此：
第一，看病都讲究个对症下药，我们执法也是一样的。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让病人吃对药的品种，要的分量对治好顽症很重要。
第二，想要治好病，不单要医生努力，更需要病人的配合。因此说理式执法，关怀执法对我们的执法效果而言，至关重要。
第三，我们执法的时候要标本兼治，刚柔相济。只刚不柔难得民心，只柔不刚法无权威。执法不单要严格执法，更要加大宣传教育，给行政相对人做好健康指导。
第四，病人看完病一般都会有个复诊，我们执法时也要做好考核，加强监督，坚决杜绝不作为乱执法的情况出现。
相信做到以上几点，能有效推动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如果我能成为一名执法队员，一定严于律己，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执法、文明执法，认真完成并做好每一项工作。
4、贪污腐败
贪污腐败是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之时，利用职务之便，为部分投机分子打开权钱交易之门。这是一种严重损害执法公正性的行为，我们应该坚决杜绝这种行为。第一、贪污腐败是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祸根，正是因为有了贪污腐败，才使得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造成很多豆腐渣工程；
第二、贪污腐败会造成社会上的投机取巧不劳而获之风盛行；
第三、古语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贪污腐败造成的不公平不公正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执法的权威性，干扰了行政执法工作的有效开展。
作为政府的公职人员，我们首先要加强自身的思想作风建设，洁身自好，以身作则，坚决杜绝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其次，要加强法制建设，严惩贪污腐败的官员，以儆效尤；再次，要加强监督，不仅要做好内部监督司法监督，更要发动人民进行舆论监督，建立举报信箱，畅通言路。
杜绝贪污腐败，对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至关重要。政府与人民之间应该形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和谐关系。
5、拆迁门
对于拆迁门，很多人关注的是对执法者冷漠不作为的谴责，的确，这点我也认可，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是一种极端的暴力抗法行为。
6、谈谈你对暴力抗法的看法
暴力抗法是指在部分执法工作中，行政相对人不配合执法，甚至于执法人员发生正面冲突的现象。
暴力抗法带来的危害：
一，执法工作无法有效开展下去，执法人员人身安全受威胁； 二，造成执法的不公平性；
三，带来严重的社会影响，执法的权威性受质疑； 四，违法者有恃无恐变本加厉，造成更严重的违法。
针对可能出现的暴力抗法，我们要把握两个原则——注重执法方式和坚持依法处置。第一，执法员自身要行的端走得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要依法执法，以法服人。
第二，提高执法队员个人素质，注意执法方式，文明执法。可采用“说理式执法”换来执法相对人的配合。
第二，遇到暴力抗法事件，如无法控制现场要及时联系警察机关，请求支援，坚决维护执法的权威性。
第三，加强遵法守法的宣传力度，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执法不是为了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是为了保障他们的权益，并同时认识到暴力抗法的不良后果。
第四，对执法行为多做些正面宣传，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让人民群众理解执法工作。如举办“执法体验活动”，举办“执法文明标兵选举工作”等。
相信以上措施能够有效的防治暴力抗法现象，进一步有效地推进执法工作的进行。
7、有人说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你怎么理解？如果单位两个领导正副领导同时布置给你相互矛盾的工作，你怎么处理？
“不怕做错事，就怕站错队”是说在单位里，部分同志致力拉帮结派，不以工作为重的不良作风。我不赞成这样的做法。首先，无论何时，工作都是最重要的，做错事都是最严重的；其次，拉帮结派非常不利于单位的团结，为日常工作中的沟通加大成本，不利于工作的高效顺利的展开。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是坚决不会做的。
正副两位领导同时布置给我矛盾的工作，我会先认真分析工作的具体情况，然后找个合适的时机委婉地向两位领导反映我在工作中的这种尴尬局面，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尝试做好两位领导中间的润滑剂。我相信两位领导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才布置给我工作的，权衡利弊，他们会做出一个正确的指示给我的。如果工作较为紧急，不够时间和领导沟通的话，我会先按照正职领导的指示去做，因为正职领导统筹全局，他的安排可能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事后我再找两位领导沟通，说明情况。
8、你是工作人员，下面五件事等你完成，你如何安排？
9、深圳市就业压力大，你怎么看？
10、时下流行“恨爹不成刚”，你的看法？
“恨爹不成刚”这句话来源于一次校园交通肇事后，肇事学生一句“你们去告啊，我爸是Mr Lee”。Mr Lee只是某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却成为李启铭交通肇事后底气十足的后盾。虽然Mr Lee和李启铭后来有向公众道歉，但是“恨爹不成刚”的流行还是敲响了一面警钟，我们的部分官员，借权力之便，行人情之风；我们社会上有这么一群人在遇到问题时，选择了寻求外力，而非个体化的努力，导致人们一种投机取消不劳而获的不良社会风气。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说现在网友关注度和点击率最高的关键词就是“官员”，可见我们的政府官员时刻都应该恪尽职守，严于律己，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容易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严重干扰社会公平性、损害政府形象。
因此，我认为，作为政府公职人员，第一，要加强自身修养，提高个人素质，以身作则，树立光辉正派的官员作风和政府形象；同为官员，为什么汶川地震时有官员能做到不顾自家亲人安危，先抢救群众生命财产？第二，要洁身自好，抵制这种权情交易，坚决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第三，依靠透明、公开、法治等手段，塑造机会均等的社会大环境，提高政府公信力，打造阳光政府。
相信如果每一位政府官员都能做到以上三点，不劳而获投机取巧找关系求门路的不良社会风气将会好转。
11、你对国家公务员大幅度加薪，实行“高薪养廉”有何看法？
政府这样的做法是为了杜绝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有两点要注意的是：高薪的高要有个度，养廉不止于高薪。
首先，国家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是对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后勤保障，保障了公务员的生活，公务员才能更安心地为人民服务，有了合法的渠道获取我们生活所需，又有谁还想铤而走险，歪门邪道地去贪污腐败呢？
其次，高薪有多高，这得有个度。公务员拿的是纳税人的钱，社会分配要注重公平。公务员的工资可以稍微高一些，但是不能高到与社会公平相悖，这样就会造成人民群众的非议。最后，养廉不应止于高薪，更关键的是要加强我们干部思想作风建设，从根源上治理贪污腐败现象。
因此我认为，与高薪养廉政策同时出台的还应有“思想作风建设”和“加强监督机制”。生活有了保障，思想有了提高，行为有了监督，相信清正廉洁之风将在我们政府公职人员中大兴。
考试关键词【重点】（不会讲了就套这些，保准能让考官喜欢）
关键词：了解情况、积极沟通、领导老大、多做汇报、正反两面、不同情况、影响原因、有利不利、执政为民、联系自身、负责诚恳、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措施手段：简单堵截→疏堵结合、团结共赢、国家政府企业人民、思想法制监督舆论、把握一个“度”、分清多种“情况”、文明执法和谐执法人性化执法、公平公正公开
执法体验活动、宣传力度、执法文化培训、健全法制细化责罚、在实践中执法，在执法中实践、一手抓防范，一手抓追究、以人为本
人性化执法不等于不执法、不平等执法、降低执法标准、人情化执法，而是要讲究执法技巧、管理模式和服务方式。把握法律尺度，讲求执法艺术。
现象分析类题目解题思路：解释现象→讲影响（好的+不好的）/原因→应对策略→联系自身
正确的政绩观： 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发展观紧密相联。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政绩，是以人为本的政绩，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政绩。
树立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尊重客观规律，提高领导水平，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积极进取、量力而行。
政绩最终都要用实践、群众和历史这三把尺子加以检验。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把全部精力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上。
根源：部分干部对政绩的认识存在误区和偏差，为GDP马首是瞻。干部政绩考核体系还不完善。
建设学习型政府：是指政府不断改善知识和信息管理方法，创造全新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的组织学习能力和组织智商，最终提高政府工作效能、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活动，它是知识经济对一切国家政府的基本要求，它的基本指导理论是“学习型组织”建设的相关理论。“学习型政府”是 “学习型社会”的“火车头”
首先，充分利用制度和体制保障学习动力，如外部激励，团体性团队式学习，学习奖惩考核机制等。
其次，要使培养政府组织与人员现代学习观念。形成“学习为本”、“终身学习”的理念，按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开展学习，并使学习成为一种经常化、普遍化行为。
再次，要培养政府组织与人员的协作精神和团队精神。知识共享是学习型组织的精髓，学习不能只是个人埋头苦读，更需要成员间的协作与交流。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学习的效果。为此，应做好如下工作： 应进一步规范政府组织学习计划。
应进一步完善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和多层次的学习网络。
要提高政府的信息化程度，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建设多种畅通的学习服务渠道。两个词的综合分析题答题套路：解释两个名词；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因此有了A才有B，B又影响着A，二者看似矛盾，实则是对立统一的。如果……则……，如果不是……，则……。就像……因此，作为一名普通的执法员，我们更应该做到……
第四篇：深圳公务员执法归纳总结——45复议加重
45复议加重
行政赔偿法：
第八条 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八条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赔偿请求人只对作出原决定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作出原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赔偿请求人只对复议机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复议机关为被告。
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行政赔偿诉讼的被告可能是下列哪些选项？（ABD）
A．可以是作出原决定的行政机关
B．可以是复议机关
C．必须以作出原决定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
D．原告有权在作出原决定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之间进行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五篇：对行政行为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的质疑(余凌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2006年10月11日)（范文模版）
对行政行为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的质疑
余凌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上传时间:2006-10-1
1关键词: 行政行为/无效/可撤销
内容提要: 本文对行政行为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提出质疑，介绍了普通法上的相关理论见解，并且对无效理论的两个基本内核的合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在行政诉讼上无效与可撤销应该是同义的、同值的。
一、问题的提出
从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上看，主要有无效与可撤销两种。依照通说，无效（void）是指在法律上从未存在过。可撤销（voidable）是指在没有被法院或者有权机关撤销之前在法律上是存在的。[ii] 所以，无效意味着对相对人根本不发生约束作用，相对人可以行使宪法上的抵抗权，拒不执行。而且，在行政诉讼上也应该没有起诉期限的限制，随时可以宣判无效。而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却可以像有效行政行为一样一直处于有效力的持续状态，除非，直到当事人成功地申请法院撤销之。但是，却应该有时效要求，“过期不候”。撤销的效果也可以具有溯及力，一被撤销，就视为从未存在；也可以只是向后发生撤销的效果，不溯及既往。上述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理论显然应当具有很强的诉讼意义，应当在诉讼结构，尤其是判决形式之中得到具体体现。但是，当我们将《行政诉讼法》第54条
（二）之规定与上述二元结构进行具体比对时，[iii] 却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不和谐。上述二元结构本身已经透露出对
第54条
（二）仅是部分或全部撤销（voidable）的反动。换句话说，第54条
（二）显然有着过于简单化的问题。
其他制度法似乎也在努力地应和着上述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理论，也似乎在背叛着第54条
（二）之规定。比如，《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就试图透射出无效概念之理念，[iv] 尽管像有学者所批判的那样，该条款出现的“无效”概念，其内涵实际上明显地突破了、超过了行政法理论上所认同的“重大、明显违法才为无效”的见解。[v] 这多少有些不尽善尽美之遗憾，但在同一部法律之中，第49条立法却最终完满地反映出无效理论的抵抗权思想。
[vi] 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第（三）项之规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法不成立或者无效的”，法院应当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无效的判决。隐藏在该条背后的理论依据显然是，对于无效的行政行为，由于其在法律上自始不存在，所以，谈不上撤销，只能是确认无效。该条款解释可以认为是对《行政诉讼法》第54条
（二）规定的撤销判决过于笼统的批判，是在这个框架之下（之外？）的进一步细化、解析与分化。
上述两方面问题至少反映出第54条
（二）之规定过于简单化、单一化（？）。似乎应该按照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但是，如果按照这个视角再回过头去审视制度法，我们又会发现，制度法本身却又似乎没有很贴切、很伏贴上述二元结构理论，并没有真正把上述理论转换成实际可操作的制度。
第一，最明显的是，无效行政行为既然自始不存在，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或者当事人没有起诉，而转变成有效。所以，应该没有诉讼时效的限制。然而，从《行政诉讼法》第 138、39、40条之规定，以及“若干问题解释”第41、42条有关起诉期限的解释看，却没有相应的规定。[vii] 当然，这个问题从技术上是比较好解决的。但是，这种制度上缺少应和的事实却很耐人寻味。
第二，比较棘手的是，在司法上怎么来判断行政行为是无效，或者可撤销？哪些情况属于无效，或可撤销？迄今在司法上缺少着明确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假如只能笼统地停留在“重大明显的行政行为违法导致无效，轻微的行政行为违法导致撤销”，却不能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和有说服力的论证的话，那么，会因为缺少司法操作性而变得没有价值。但要想阐释清楚，又难度极大。因为“重大明显”标准不可能是绝对的，它与“轻微”之间必然有着中间的过渡性、灰色地带，在司法上作任何绝对的分割，均难逃武断之指责。
第三，“若干问题解释”第57条第2款第（三）项又在上述理论之外新划出了依法不成立和无效，是不是受了民法（合同法）的影响？在公法上有没有这种区分的必要？尤其是怎么去区分？却不太清晰，很有疑问。
但是，我们还先不忙解决上述问题，因为行政审判制度本身以及新近的理论发展已经透出对上述无效和可撤销之理论界分的反动或反叛，对上述二元结构理论本身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性和实用价值的问题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本文将首先介绍普通法上对无效与可撤销二元结构的批判，然后分析指出支撑无效行政行为理论的两个最基本的内核实际上没有很大的意义，进而得出初步的研究结论。
二、来自普通法的批评
普通法学者和法官不是像我们那样从无效与可撤销的内涵去分析两者的区别与实际运用问题，而完全是从救济的实际可得性出发，来分析这种二元结构到底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必要。
在他们看来，抛开救济的实际可得性，抽象地谈论行政行为是自始不存在，还是其他什么一种状态，是没有意义的。行政行为即使是“无效”的，它也是一种客观存在，除非，要等到在法院那儿采取了某些步骤判决其无效为止（even if such a decision as this is “void” or a “nullity”, it remains in being unless and until some steps are taken before the courts to have it declared void）。[viii] 而要成功地诉诸法院，还必须是由适格的原告遵循恰当的程序和条件寻求适当的救济，样样都得符合规矩，法院才会判决行政行为无效。倘若有一项差错，比如，不具有原告资格，法院即便是已经察觉到行政行为本身已处于无效状态，也不会因此就判决其无效。所以，假如不能成功地获得救济，尽管不意味着就是肯定“无效”行政行为的有效性，不会使“无效”的行政行为就此转变成有效，但是，至少会使“无效”的行政行为事实上能够像有效的行政行为那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处于永远不受攻击的状态。既然不能攻击，就只能接受。[ix]
他们对那种认为“无效与可撤销的区别在于：可撤销的行政行为在法院宣布撤销之前具有暂时的效力，也可以因当事人放弃诉权而变为有效；无效的行政行为则不具有这种暂时的效力，也不会因为当事人放弃诉权就变得有效”的观点也进行了批判，认为这实际上是建立在无效行政行为是自始无效的认识之上的，但是，要是说，只有当开始的时候总得要有某种有效的因素，该行为在法律上才能是有效的，这样的说法是很荒谬的。因为从救济的可得性角度看，只要你没有办法获得有效的救济，那么，你就得接受现实，哪怕该行政行为是“无
效”的。
而且，从实证观点出发，也会发现，在英国法中，对有些行政行为的救济是有明确时效限制的。比如，1946年的《土地征用法》（Acquisition of Land Act 1964）和1962年的《城镇规划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62）上都规定了，如果在六周之内没有对强制征用决定和各种规划决定提出异议，那么就不得再提出任何诉讼。因此，假比方说，上述决定在作出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是“无效”的，但如果在六周内没有提出异议，那么该决定就不会被改变，就必须当作是有效的那样接受下来。[x] 这样的法律规定与法律后果使得对无效与可撤销之间的实际效果趋同，区分彼此的意义不大。
所以，现在很多的英国学者都认为无效与可撤销的区分是不必要的。韦德教授（H.W.R.Wade）就说，无效和可撤销问题，具体运用到某种合同上可能有意义，但是，在解决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上没有什么意义。行政行为要么是合法有效，要么是违法无效。[xi] 丹宁法官（Lord Denning）也说，对无效和可撤销的讨论，只是文字上的、语义上的游戏，仅此而已（it seems to me to be a matter of words – semantics – and that is all）。迪泼罗克法官（Lord Diplock）说，这种在私法，尤其是合同法上发展起来的学说，在公法上却不适用。罗斯法官（Lord Rose）说，无效和可撤销的划分无助于分析目的（the void/voidable distinction serves no useful analytic purpose）。[xii]
三、对无效行政行为两个基本内核的批判
要从理论上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存在合理性进行批判，如果单单从无效行政行为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理论相冲突这一点去攻击，显然过于贫乏无力。因为人们可以很轻松自如地解释道，虽然行政行为有公定力，但是，对于无效行政行为，这种公定力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这是公定力理论的一个例外。所以，要攻击，莫不如直击要害，对无效行政行为的两个基本内核（抵抗权和诉讼时限），也是该理论存在的基本价值进行直截了当的批判。
隐含在无效行政行为理论背后的一对矛盾是法的安定性与公民宪法上的抵抗权之间的价值冲突与衡量。无效行政行为在宪法意义上的重要价值应该是认可了公民的抵抗权。在制度法上，《行政处罚法》第49条尽管开创性地赋予了相对人拒绝服从严重欠缺形式要件的罚款收缴行为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用公民权利来对抗国家机关的权力到底能有多大的成效？却是很让人怀疑的。[xiii]
因为即便是在行政诉讼之中，也绝对不是用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制度性拟制对抗，来完成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与控制的。公民权利（比如起诉权）在诉讼中的作用事实上仅仅是启动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控机制，推动诉讼的进程。对行政权滥用的矫治和控制，实际上还得依赖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来实现。
而且，在制度法上给予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与其说是为宪政文明进步而击节，还不如说是将相对人陷于“以卵击石”之极度危险处境之中，并且，增加了法的不安定性。[xiv] 因为我们对无效行政行为理论妥当性的思考，还必须结合强制执行制度一并考虑。在我国，因为实行的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主，行政机关自己强制为辅的制度，[xv] 再加上救济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使得相对人如果行使抵抗权，在行政机关可以自力救济的情况下，很可能招致行政机关更加严厉的制裁和强制执行。
退一步说，假如我们认可有将无效行政行为与公民抵抗权制度化的必要，但是，正因为
存在着上述风险，在制度法上也应该尽可能给出明确的、客观的、不易产生争议的判断标准，但遗憾的是，这方面的规定却是不够清晰的。那么，公民怎么去有效地判断？即使在法律上给出了判断标准，由于每个人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能力有差异，又由于法律表述不总是精当、准确、不发生歧义的，也就难免会出现对同一规定的不同解释，当事人也很可能会因为认识上的偏差而招致法律上更加不利的后果。
还有一种肯定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的抵抗权的说法是，相对人事实上抵抗之后不会招致法律上进一步的不利后果，比如，不能控告其妨碍执行公务。我承认，在具体案件的处置上，这是合理的，也必须这么处理。但是，在我看来，这还不足以得出肯定抵抗权的结论。我的理由是，行政法上目前确认的是以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而且也给了相对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机会，所以，在无效行政行为作出之时，不见得全都会立刻产生对相对人的事实上的不利，相对人也有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去寻求法院或者复议机关的救济，制止无效行政行为的执行。因此，根本不需要让相对人置身险地，自己来判断行政行为的无效，自力救济。即便是极其例外情况下，允许行政机关自力救济、直接强制执行，相对人也能够通过国家赔偿等方式寻求事后的救济。所以，肯定相对人的抵抗权究竟有多大的现实必要性，很值得怀疑。
无效行政行为的另外一个诉讼意义上的特征是，没有诉讼时效的限制。但是，我却很不以为然。因为行政行为即便是“无效”，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可能会衍生出其他法律关系，如果作为其他法律行为或关系之基础与本源的行政行为无限期地处于可以被攻击的状态，这显然不利于法的安定性以及社会关系（秩序）的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即便“本行为”可以被宣告无效，但是，在本行为基础之上繁衍出来的其他“子行为”和“子关系”却在很多情况下值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即便宣告无效，也无法再还原到初始状态。
倘若作为无效与可撤销之间最明显的区别的上述两个要素都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予以特别强调的价值，那么，无效与可撤销之间二元结构的合理性基础就岌岌可危了。因为单从效果上看，无效的效果是使行为做出之后不产生任何效力，但是，可撤销也可以具有溯及力，所以，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既然如此，做彼此区分又有何益？
退一步说，在肯定赋予相对人抵抗权是无效益的前提下，即使我们认可了无效与可撤销之间的划分，这种区分的意义也只有在诉诸法院、被法院确认之后方能显现出来。否则，就像上述普通法学者指出的那样，不管是无效还是可撤销的行政行为都会像有效的行政行为那样在社会生活中存在下去，并且对当事人发挥着“法律拘束力”。但是，一个行政行为能不能进入到法院，又会受到诉讼资格（locus Standi）和受案范围的限制。假如因为后面的原因被排斥在法院的门槛之外，那么，从客观状态的改变上讲，即使区分了，也意义不大。
四、结论
因此，上述区分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只能说是表现在最后的裁判方式上，对无效的行政行为采用的是确认判决，对可撤销的是采用撤销判决。[xvi] 但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首先说清楚这种区分的判断标准，这又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无效和可撤销之间的界分是根据违法的严重程度人为地划分出来的，其间实际上存在着灰色的过渡地带，很难说非此即彼。违法程度、可撤销、无效，就算是说清楚了，如前所述，由于因这种二元论衍生出的、最基本的特征要素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和效益，那么，二元论的价值
仅仅只是体现在裁判方式的不同适用上，显然意义不大。
所以，在我看来，可以考虑抛弃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在行政诉讼上无效与可撤销应该是同义的、同值的，在审判的理由阐述上完全可以并用、混用或择一而用，比如，“某行政行为是无效（和）可撤销的”。在判决的形式选择上，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很功利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有“物”（行为）可撤就撤，无“物”（行为）可撤就采用确认违法的判决，[xvii] 从而将判决方式与无效、可撤销之间的内在关连彻底打破。比如，对于明显重大违法的行政行为，因为有行政行为的客观存在，也是采取撤销，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认为该行政行为无效，只能适用确认判决。采取这种态度的好处是，原有的行政审判效果依然如故，同时审判操作大为简化。
注释:
[ii] Cf.Christopher Forsyth, “The Metaphysic of Nullity” Invalidity, Conceptual Reasoning and the Rule of Law, Collected in Christopher Forsyth & Ivan Hare(eds.), The Golden Metwand and the Crooked Cord: Essays on Public Law in Honour of Sir William Wade QC, Oxford.Clarendon Press, p.142, especially note 12（1998）.[iii]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
（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１、主要证据不足的；
２、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３、违反法定程序的；
４、超越职权的；
５、滥用职权的。
（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四）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iv] 该条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v] 参见，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 —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之探索》，《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vi] 《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不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vii] 当然，这种付诸阙如也可以理解成，司法解释是采取了“绝对公定力”之态度（？）。但是，“绝对公定力”本身就是对无效行政行为理论之中的一个基本内核（对无效行政行为没有诉讼期限的限制）的否定。
[viii] Cf.Christopher Forsyth, op.Cit., p.142, 144.[ix] 这种观点和大陆法的“完全公定力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完全公定力说”的真正价值在于，基于法的安定性之考虑，概无例外地推定行政行为对相对人都具有公定力，针
对行政行为效力的纷争，统统必须循着行政救济的途径解决。这也就是说，相对人不应该有什么抵抗权，不应该寻求自力救济。
[x] Cf.H.W.R.Wade, Unlawful Administrative Action: Void or Voidable?(Part I)，The Law Quarterly Review，Vol.88, pp.510-511(1967).[xi] Cf.H.W.R.Wade, “Unlawful Administrative Action: Void or Voidable?(Part I)” The Law Quarterly Review，Vol.88, pp.525-526(1967).[xii] Cf.Christopher Forsyth, op.Cit., pp.144-145.[xiii] 比如，某公民在赶往机场的路上违章，被交警处以罚款，当场收缴时没给罚款收据。假如该公民因此拒绝缴纳罚款，交警很可能要以教育为名不让他走。在赶航班与抵制违法行政之间，当事人很可能会选择放弃抵抗权。
[xiv] 不少学者在研究中都承认这样的危险之事实存在。参见，叶必丰：《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法学研究》，1997年第5期。参见，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 — 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之探索》，《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xv]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的分析，参见，余凌云：《行政强制执行理论的再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xvi] 有的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确认判决。比如像“若干问题解释”第58条之规定。
[xvii] 注意，这里只单就撤销与确认而言，不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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