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理论逻辑和价值意蕴

第一篇：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理论逻辑和价值意蕴

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理论逻辑和价值意蕴

【摘 要】 一个时期以来，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围绕奋斗、幸福以及奋斗与幸福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奋斗幸福观”。“奋斗幸福观”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理论依据，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现实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路径选择。文章着对习近平“奋斗幸福观”的理论逻辑和价值意蕴进行解读。

【关键词】 “奋斗幸福观” 理论逻辑 价值意蕴

总书记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上指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 [1]等新论断，初步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奋斗幸福观”。

一、“奋斗幸福观”的理论语境

“奋斗幸福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继承和发展，立足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理论语境，可以探析“奋斗幸福观”的理论逻辑。

（一）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质上规定“奋斗幸福观”的人民性立场。

?R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中异化劳动，阐述对幸福本质的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导致劳动者受到折磨、精神受到摧残，这是造成劳动者不幸的根源。“奋斗幸福观”本质上要求劳动成为劳动者自身需要和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满足、感到幸福。

（二）马克思主义幸福观逻辑上规定“奋斗幸福观”的科学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它以事实为依据，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检验标准。事实依据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不幸。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只有行使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人，而人在运用自己的人的机能时，反而觉得自己是动物。研究对象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幸福不是个别人的幸福，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中形成的幸福，他说：“在真实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幸福）。” [2]。检验标准是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从第一国际、巴黎公社，到恩格斯创立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在革命中得到检验。

（三）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实践上规定“奋斗幸福观”的发展性目标。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探讨了具体实践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三形态论”：一是人的依赖关系，人的原始的丰富性和个人的自我牺牲；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过程相统一，客观上要求“奋斗幸福观”要具有发展眼光，设立阶段性目标。

二、“奋斗幸福观”的价值意蕴

“奋斗幸福感”形成于要实现“强起来”的时代，它对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奋斗幸福观”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奋斗目标。

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3] 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共同的理想，是民之所系、情之所至。总书记提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4]等一系列有关幸福追求的观点。“奋斗幸福观”的提出具有 “指南针”功能，回答了为什么奋斗的问题，指出“奋斗”的目的是“幸福”，进一步指出“奋斗就是幸福”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梦，是亿万人民的福祉所在。

（二）“奋斗幸福观”以全国各族人民为奋斗主体。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自古就具有奋斗的优良传统，对世界历史和世界文明做出巨大的贡献。近现代以来，鸦片战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进行顽强的斗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中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奋斗早已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体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奋斗幸福观”的提出具有“粘合剂”功能，回答了谁来奋斗的问题，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努力。

（二）“奋斗幸福观”以艰苦奋斗为奋斗路径。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5]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突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重点，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需要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奋斗幸福观”的提出具有“说明书”功能，回答了如何奋斗的问题，鲜明地指出了“奋斗”是新时代推动“四个伟大”的必然选择、最优选择。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EB/OL].北京：新华网，2018-2-14.http：//.[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03）： 199.[3]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3-18.[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正（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01）： 4.[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01）：11.作者简介：朱帅（1991―），女，蒙古族，吉林省长春市人，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单位：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二篇：论经济人假设中的理论逻辑与价值逻辑

论经济人假设中的理论逻辑与价值

逻辑

摘要：经济人假设作为经济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假设一直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本文从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与历史背景、理论逻辑、价值逻辑等方面着手，重点分析了经济人假设理论与功利利己主义哲学、宗教伦理相统一、经济人假设理论与财富最大化、欲望过渡膨胀相统一、经济人假设理论与价格分析、金钱理性相统一、经济人假设理论与理性的形式主义倾向相统一等，指出理性经济人既是市场繁荣的前提, 也是市场混乱的根源。并强调应辩证地看待和运用该理论服务于现代经济建设。

关键词：理性经济人；理论逻辑；价值逻辑

一、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与历史背景

经济人假设是古典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抽象，经过长期的争论和演化，至今仍然是西方

[1]经济学的基石。其主要内涵是：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地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它来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一段话，即“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

[2]他们有好处。其指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特点主要有：自私；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完全理性；即每个人都能够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

亚当·斯密在吸收孟德维尔和爱尔维修关于利己心是人的本性和社会进步动力思想的基础上, 在经济学说史上最先提出关于“经济人”假定的理论雏形。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则把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经济分析思想发展完善为追求效用最大化，从而把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确立为经济分析的另一个出发点，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主流经济学奠定了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基本范式。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对经济人假设的持续批判和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经济人假设又逐步被理性人假设所取代, 为此做出杰出理论贡献的是萨缪尔森。20世纪30～50 年代,萨缪尔森出于经济学数理化的需要，对许多传统经济学概念进行了重新表述，而效用的重新表述导致对理性和理性人的重新定义，并最终确立了它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然而，从亚当·斯密到阿玛蒂亚·森近300年间，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道德的研究和该理论的争论。现今对理性经济人的认知和争论也未停息，使理性经济人的理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解释力。

二、经济人假设的理论逻辑

（一）经济人假设理论与功利利己主义哲学、宗教伦理相统一

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就是脱胎于早期的功利主义哲学，而早期功利主义实际上又与基督教道德伦理密切相关，它强调的是公益。正如《圣经》教导说：“谨防任何形式的贪欲，因为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的多少并不能确保其生活的安宁，即使他拥有的远比他需要的[3]多”。在西方文化中，理性经济人假设显示了历史的、逻辑的一致性。虽然看来与宗教所强调的伦理观念相背而行，但事实上特定的历史环境，如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膨胀使得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上升到欲求层次，从而产生资源的稀缺性与欲望的无穷性之间的紧张，以致经济学转向了资源配置的研究；货币拜物教式的金钱理性之崛起为经济人假设披上了理性的外衣和逻辑上的合理性，并将古典经济学强调的“自利”和“理性”蜕变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自私”和“工具理性”；最后，形式逻辑的兴起将丰富多样的追求转变为可量化的效用单

[4]位，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兴建基于理性的数理模型。

（二）经济人假设理论与财富最大化、欲望过渡膨胀相统一

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同时，西方社会开始将之都归结为物质一项，如后来的G.S.贝克

[5]尔所称，这些快乐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通过从市场获得的产品“生产”出来。因此，经济

人假设和经济学的财富最大化研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共生关系：正是为了确定性的财富分析，经济学舍弃了其他因素而集中关注节俭动机；同样，正是凭借经济人假设，古典经济学家才将追求财富的人类行为从人类的其他社会行为中分离出来，并确立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特别是，受孔德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社会科学开始向“科学化”方向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学。而为了使这种科学化分析具有确定性结果，就必须舍弃其他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正如凯恩斯指出的，除了自利的财富动机外，其他的动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方向都是不确定的。正因如此，到了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就逐渐排除伦理学等因素而开始专注于工程学方面的论述。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催生的不是人类的实际需要（needs），而是不断膨胀的欲求（wants），因此，随着功利内涵的内缩和形式主义的僵化，以及人类将多样化的快乐越来越局限在物质利益上，就使得功利主义的膨胀逐渐到达了危险的边缘。斯蒂格勒就指出，在20 世纪中期的美国，一份虽然可能是难以下咽但却足以满足身体营养需要的饮食的年支出大约是60美元；而包尔丁进一步指出，即使今天，这样水平的饮食年支出也

[6]就是200美元多一点。然而，正如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指出的，由于生理上的需

求早已获得了满足，人们越来越容易受到广告和推销术的影响，从而产生了对华而不实的小

[7]玩意的需求，消费者主权已经被生产者主权所取代；而且，市场上的需求本身就是难以确

定和量化的，因此，当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时，就已经陷入了欲求而不是需要的泥潭。显然，当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就逐渐膨胀为是无限的要求，此时，人们所追求的已不再是满足实在需要的那些效用，而是社会攀比、争斗以及相互压榨等相对的效用。与此相适应，社会也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结合，有着共同目标，而成了单独的个人各自追

[8]寻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在强调物质积累的同时，逐渐将物质积累活

动变成了自身的目的，结果，物质文明不断膨胀的同时，人们的精神日渐空虚。

（三）经济人假设理论与价格分析、金钱理性相统一

物质文明的过渡膨胀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内在统一性不容忽视，同时，货币拜物教式的金钱理性的崛起也为该理论披上了逻辑合理的外衣。正是由于货币的引入，人类劳动满足自身需求的动机转变成了对货币的追求，最大化效应的理性假设也就转变成了某种金钱理性。结果，随着社会制度系统的发展，人类的交往理性以及日常生活逐渐被扭曲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金钱化和官僚体制化，越来越不以语言媒体而以金钱和权利为媒介进行交往，以致工具理性也成为经济学所理解的理性内涵。钱理性的盛行也催生了人类行为的自我实现或者自我预期效应：如果我们认为大多数人是功利主义的，那么我们自己也就会功利主义地行事。不但金钱理性强化了经济人的研究路径，而且经济人的这种理论假说又进一步推动了实践中金钱理性的膨胀。

（四）经济人假设理论与理性的形式主义倾向相统一

理性的形式主义倾向为经济人假设进入理论分析提供了分析上的有用工具，从而进一步使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中的支配地位得以确立。经济学中的形式化起源于对经济学研究的抽象化发展，这种抽象化路径从李嘉图开始，经过西尼尔、穆勒的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为了更好地进行形式化的表达，效用论又作了发展：基数效用被序数效用所取代，从而避免了效用之间比较的困难。同时，在序数效用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帕雷托改进和优化的概念，这个概念进一步鼓噪了“拔一毫而利天下吾不为”的理念，因为这损害了自身而不符合帕雷托优化的原则。正是在建立形式理性的基础上，经济学将人类的行为作了一系列的分界，并基

于经济人来进行解释。

三、经济人假设的价值逻辑

关于价值逻辑，可以这样把握它的特征，价值逻辑属于一种交叉学科，它是有关价值的，又是有关逻辑的，它是有关价值思维的逻辑学。价值逻辑研究力图说明人们价值思维与非价值思维的异同，从逻辑的角度说明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差异与变化，揭示人类价值思维中最一

[9]般的规则和原理。它具有实践性，源自人们具体的历史的价值生活实践, 是生活实践中价

[10]值思维的格式、方法、规则、规律等的提炼与升华。还具有主体性，是一种主体自我相关、自我指涉的逻辑。此外，还具有具体性与生成性，它将人类价值生活实践的全部内容和基本特征都纳入思考的范围, 探讨其中的逻辑结构、形式、规则和规律。价值逻辑不仅考虑主客体之间静态的价值关系, 更要以时间、条件、环境为转移, 将主客体之间价值关系的动态性、生成性、过程性, 作为理性思考的重心。总体来说，理性经济人既是市场繁荣的前提, 也是

[11]市场混乱的根源。首先，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研究的必备前提。果缺少经济学的假设就很

难进行经济分析，也很难得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任何一门学科要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分析，都要进行某些理论上的假设和抽象。经济学研究更是如此，因为社会经济现象是纷繁复杂的，人们的经济行为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单纯地从实际经济现象得出正确的经济结论。要得出正确的经济结论，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对人进行经济学的抽象是很有必要的。其次，经济人假设对促进社会财富增加发挥了重要作用。经济人思想的提出，推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同时，“理性经济人”思想为政治稳定和提升民众道德水平提供了理论指导。“经济人”思想提出过程中的主要初衷是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竞争不等于自由主义，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竞争和经济自由已经无所不在，我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能够从中吸收其理论精华，借鉴西方的经验以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理性经济人”假设的重要思想是认为人在经济活动中是有理性的，他们在参与某种经济活动的时候会经过理性思考，从而趋利避害。

四、结语

在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孕育了经济学的重要思想—“理性经济人”理论，它的内涵与发展历史具有连贯性与一致性，在古典经济学、利己主义哲学等基础上，理性经济人理论从人的行为动机上科学分析了经济行为，对经济理论的开拓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对经济人假设的理论逻辑与价值逻辑进行探讨和研究后，能为我们更清晰地展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状，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他经济学理论埋下伏笔。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经济人理论也将面临更多批判性的思考和讨论，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视角去理解和发展这个理论，让它更好地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

参考文献：

[1] 龙游宇,李晓红.利己,利他与经济人假设［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29－32.[2]张丽娟.亚当斯密伦理思想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9.[3]转自多蒂:《资本主义与贪婪》,载J.L.多蒂、D.R.李编:《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林季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朱富强.经济人假设如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J].改革与战略,2010,(04).[5]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6]参见卢兹和勒克斯:《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挑战》,王立宇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7]布劳格：《凯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经济学家》,冯炳坤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4页.[8]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8页.[9]周农间,余跃进价值理论的演变与价值逻辑的提出[J].求索,1995,(5).[10]孙伟平.逻辑学的革命：从形式逻辑到价值逻辑[J].自然辨证法研究.2011,（5）.[11]黄晓东.试论理性经济人与制度的关系［J］.知识经济，2011(3),15－16．

第三篇：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统一的社会主义

尊敬的党组织：

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中华民族5000多年、近代以来170多年历史，从我们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出发，深刻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主义。这些论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充分自信，给人启迪、给人以方向、给人以力量。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拥有强大的真理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来的，它立论的科学基础是什么?总书记坚持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对此作了明确的回答。他回顾总结了社会主义500年来从无到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外国到中国，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刻阐述了我们党是怎样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历史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深刻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真理力量，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集中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没有丢掉老祖宗。不仅没有丢掉老祖宗，而且以一系列新的独创性的重要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老祖宗，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中国文化沃土，拥有深厚文化支撑。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搞清楚它与中华文化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总书记的这一论断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为丰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指明了路径。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外来的最先进的文化，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扎根，必然要贯穿着如何与中华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它们何以结合或融合?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它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文化，需要进行革新，社会主义恰好就是这样一种革新的力量;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如果不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不从中华文化中获取思想资源和支持，就会为中华传统文化所拒斥，在中国大地上就没有生长的根基。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自觉地坚持用社会主义革新传统文化，而且自觉地用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为社会主义文化注入丰厚滋养。这样以来，社会主义就与中华传统文化紧紧结合和融合在一起，不仅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展现出旺盛生命力，也使中华文化焕发出勃勃生机。

因此，宣传阐释中国特色，一定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文化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度和解释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拥有充分历史根据。

总书记回顾总结了近代以来的历史，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充分历史根据。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经济文化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然而，近代以后，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我们党成立之初，经过反复比较和深刻思考，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90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昭示未来方向，展现前所未有光明前景。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们历经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总书记深刻阐述了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没有改革开放前积累的重要思想、物质、制度条件，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同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遇到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亡党亡国危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历史启廸现代，现代继往开来。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总书记代表新一届党中央的庄严宣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由我们这个有着86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高高举起，在我们这个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和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高高举起。我们坚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指引下，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对世界的影响必将越来越深远。

汇报人：xiexiebang

第四篇：“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文化惠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赵江滨

（宁波大学教授 《宁波发展蓝皮书》特约撰稿人）

党的十七大以后，“文化惠民”的提法和做法迅速成为社会的共识，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各地发展和繁荣文化的一个新的举措。应该说，文化建设是为人的，人既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建设的对象，然而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在我们以往的文化建设中缺失已久，所以“文化惠民”这个生动而朴实的口号一经提出，人们就在蓦然之间感受到一股久违的如沐春风的感觉——文化建设终于不再仅仅是外在于百姓的社会宏大工程，社会大众自己的精神生活真真切切成为文化建设需要首先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

“文化惠民”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进步。它的提出，一方面是以人为本的民生思想在文化建设上的具体体现，因为“以人为本”文化理念的根本着眼点在人，只有文化才能赋予人的活动以价值和意义，也只有人本身才是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因此，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就是要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们追求更高尚的生活意义，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则表明我们党在半个多世纪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的文化建设探索中文化理念发生了重要转变，文化建设从此前片面强调抽象而宏观的“引领提升”层面进入到具体而微观的“针对满足”层面，文化建设比以往更加人性化，更具亲和力，也更具针对性和建设性。“文化惠民”真正使发展与繁荣文化的主体，同时成为发展与繁荣文化的受惠对象。

深究“文化惠民”的理论蕴含和回顾我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实践，我认为，“文化惠民”在三个方面体现了鲜明的理论价值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首先，“文化惠民”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文化建设实质内容的认识，即对人和文化建设（文化活动）之间关系的认识。从本质上讲，文化涉及人的最本质属性，因为只有在文化的范畴内，人的本质才能获得最充分的说明。德国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指出：“人的突出的特征，人的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因此。一种‘人的哲学’一定是这样一种哲学：它能使我们洞见这些人类活动各自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把这些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归根到底，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文化的活动”，并且人在这种活动中也把自己塑造成了“文化的人”。所以文化是属于人的，只有人拥有文化，文化反过来又哺育造就了人。在这个意

义上讲，文化就是“人化”，文化赋予人的存在以特殊的价值，就如莎士比亚所说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文化”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易传》中的“人文化成”一语，西汉刘向在《说苑》中说：“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因此，“文化”在古汉语中一般泛指人的所有精神文化现象，尤其指人的伦理教化现象。因此，不论在中国还在西方，“文化”都指向人的特有的精神活动领域。或者也可以说，无文化无以成为“人”。

文化对人具有本质的属性，正因为凭藉“文化”人才提升了他与自然界的界限。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享有者，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提高人的文化程度和文明程度，就必须要充分认识文化发展对人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人对文化的依赖是其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贵禀性使然，拥有文化是人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漠视人的文化建设无疑是片面的。文化惠民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中的被提上议事日程，是对文化建设“人”的主题的回归，它必将会促进中国文化建设走向自觉和深入。

其次，“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们党建国后数十年文化建设实践在文化理念上的深刻转变。文化建设在建国以后的社会实践中屡经曲折，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几经更迭和多方调整。文化建设尽管在国家宏观发展框架内一直予以强调，但由于对发展文化的客观规律未能准确把握，于是对发展文化的具体路径在很长的时间里并不明朗。更重要的是，文化建设的主体——民众，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这是一个重要的缺失。回顾建国后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历程，即可认识“文化惠民”被提上文化发展的议事日程，实属来之不易。

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基本呈现泛意识形态特征，文化建设基本被纳入意识形态建设的轨道，几乎所有的文化建设都围绕当时的中心政治任务而展开，文化其实处于政治的附庸地位。如1949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谈到文化教育政策时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表现了建国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的文化建设往往被意识形态建设所取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因人为的政治斗争的频繁开展而处于事实的悬置状态。建国以后为数众多的政治运动都往往假文化的名义而展开。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真正

成了被“革命”的对象，国家的文化建设不但处于停顿状态，而且遭受了重创。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文化建设才开始了重新起步，1979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致词中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们党对新时期文化建设任务的阐述，此后文化建设出现了复苏和初步繁荣。

1997年10月我国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了该公约。2003年6月，中国政府首次向联合国提交了此公约的履约报告。在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文化权利的概念得到了多方面的阐述，基本内容为“人人有权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权利，享受被保护之权力。”签署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意味着我国的文化建设理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将文化权同生存权、发展权一样视作是公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文化惠民”的思想已不言而喻包含其中。此后我国文化发展的方针政策基本都渗透着这一基本理念。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在文化发展的方针原则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提出“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的命题。自此，“文化惠民”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与此同时，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建设惠及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也是科学发展观在文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因为文化建设服务人民惠及百姓，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党的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文化建设的主人，文化发展的成果也理应由人民群众共享。因此，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促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文化惠民”的提出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对文化建设的客观要求。它反映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在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获得了长足的提高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由“量”的满足向“质”的方面提高，相应的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有了明显的、大幅的和多元化的诉求，这是一个社会文化建设中不得不予以重视的现象。虽然建国后发展和繁荣文化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强烈愿望，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发展繁荣文化的方针政策的偏颇失当，我国的文化建设始终步履蹒跚，不尽

如人意，而且在文化体制上也左右掣肘。计划经济体制下作为公共部门整体建立起来的文化事业单位，实际上是在物质资源极度稀缺条件下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特定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实行的发展文化事业单位的“双轨制”——一轨为国家扶持的文化事业单位，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文化事业单位，这实际上是在经济体制转型、公共财政尚未建立起来的特定条件下，发展文化事业的迫不得已的过渡性政策选择，“双轨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强化了文化建设的市场意识，但淡化了文化建设的社会公益职责。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型，物质生产超越短缺阶段，公共财政基本建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本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同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百姓的物质生活获得了显著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高涨。经济学范畴的恩格尔系数在宏观的社会层面揭示了这样一条规律：当一个地区人均收入较低时，恩格尔系数较大，也就是人们基本的物质生活支出（食物支出）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大；而一旦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时，恩格尔系数就会显著降低，这时人的文化精神生活等项支出将大大超过基本的物质生活支出。因此，人的需求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随着自身条件的改善而逐步变化的过程，即如鲁迅所说：一生存，二温饱，三发展。1978年，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67.7%，城市家庭为57.5%，而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降至45.6%和37.1%。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更快的宁波来说，200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433.08亿元，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07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0051元。也就是说，宁波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事实上已经超过3000美元，而恩格尔系数据分析也基本处于35%左右，相对富裕起来的民众已经摆脱了温饱的困扰，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位，因此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政府加大文化精品生产和文化普及方面的工作，通过政策和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和各种资源，来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和公民文化权利的实现。可以说，“文化惠民”的举措实际上是对民众文化需求的适时的积极的回应。

当然，“文化惠民”在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同时，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般来说，文化建设要进入大发展大繁荣阶段有赖三个条件的实现：一是经济的发展为民生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二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有了充分的闲暇，三是社会提供的文化产品极大的丰富。具备了前两个条件，群众的文化需求就日益高涨，发展文化的社会基础就非常坚实。应该说，前两个条件在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态中初步具备，而第三个条件或者因为文化产品的相对匮乏、或者因为文化产品的消费成本过高、或者因为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不完善，事实上未能充分具备，这就使得作为文化建设主体和对象的民众无法充分享有文化的基本权利，因此，尽管其“文化惠民”的做法初衷是好的，也确实促进了阶段性的我国的文化发展和繁荣，但却不应该成为文化建设的长期做法。因为只要“文化惠民”的做法存在，就说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尚未完善，未能有效覆盖社会的各个角落和不同的社会人群，这使得民众的正常的应该享有的文化基本权利在客观上无法得到充分而有效地实现。要想真正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拓宽服务覆盖面，创新服务形式，丰富社会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让全体民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第五篇：对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论证

对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论证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确立教育现代化理念，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紧密结合，营造学生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社会责任感、有高尚的情操、有知识的一代新人，为此我们想通过对学困生的研究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理论价值：

学校教育只要存在，学困生问题就必然存在。我校学困生的人数较多，但其不论对学生群体还是个体来说，对学生的身心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影响和危害。学困生具有相对性，只有从德、智、体、美等方面来衡量和考察学生，我们才能科学地做出判断与评价。因此，我们在当前生源复杂的背景下开展“学困生”心理问题的表现、成因及转化教育的个案研究，将会使我校一线教师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获得新的发现，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同时会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教师们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使他们及时掌握切合各种家庭背景学困生实际的更加有效的教育教学方法，不断提升育人能力。

实践价值：

“学困生”历来是家庭和学校教育中的软肋，如何解决“学困生”问题历来是每位教师思考和工作的重点，无论教师如何 “提、扶、拉”、父母如何积极主动地支持配合，对其落后状态改变不大。换句话说，就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原因可能和我们对“学困生”情况的缺乏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看到孩子“落后”、“差”的事实，可是孩子到底哪方面落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却并不真正明白。而这才是转变后进生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想解决“学困生”问题，要采用恰当的手段对学生进行教育。

根据这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特有的教育现状，立足于我校的生源实际，组织课题组所有成员，发挥团队精神，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断提高全体教师的服务意识，努力探索和总结一套具有我校特色的有效转化学困生的策略，夯实我校育人的理论基础，促使学校的育人工作和教学质量在新的历史时期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期待我们的研究成果对本地区的教育教学能产生指导、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