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历史与文化—兼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三种分析指向

第一篇：成本、历史与文化—兼评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三种分析指向

试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三种分析指向

摘要：本文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综合分析的一个尝试。通过对理论的梳理，本文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的三种不同的分析指向：即交易成本、历史和文化指向。在具体阐述每种分析指向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分析指向的不同源于认识路径的差异，分析指向的不同导致了制度研究的层次性。而认识制度研究的复杂性和层次性，无疑对学科的发展及中国的制度变革，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关键词：成本指向 历史指向 文化指向

新制度经济学

认识路径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of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Through digesting the theor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ree different viewpoints existing in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st, history and culture.On the basis of elaborating each analysis viewpoi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at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originate from the variance of recognize path, while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lead to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Therefore, the consciousness of complexity and levels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has a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China’s prictise.Key Words: cost history culture 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一．引言

自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以来，新制度经济学1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一方面，它加深了我们对制度的起源、演化和作用等各方面的理解；另一方面，一大批的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新制度经济学在国内的推广，使之越来越成为一个解释中国经验的重要工具。

然而，伴随这门学科的发展也浮现出了诸多问题，两个显著的现象在于：其一，新制度经济学的进展更多的是在其分支或子学科中取得的，如交易成本经济学、立宪经济学、演化制度分析、历史制度分析等等，而这些分支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时还出现相互排斥的现象；其二，如同纷繁杂乱的各分支理论一样，学者们对制度的理解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如诺奖获得者科斯、诺斯对制度的理解就人言人殊，而不同的经济学家使用同一的“新制度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则是为了学术表述的方便性。

因此，这个在中国日渐普及且影响日盛的学科，却面临着诸多的认识误区。如何处理新制度经济学各领域之间的分歧以及学者们制度观的差异，这不仅关系到对这门学科本身的认识和理解，还关系到这门学科对中国实践的影响，所以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梳理，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着深刻的实践意义。

那么如何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梳理呢？简言之，分类。但是分类并不是简单的找共同点和不同点，分类的目的在于找到其理论的边界。对于一个理论来说最重要的在于其理论的应用范围，而读懂理论的标志在于找到了其理论的边界。2 因此，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梳理便在于提出一个框架体系，使各分支理论能够在这个框架体系里找到相应的位置，从而使新制度经济学诸多理论能在其限制范围内表现出逻辑一致性。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分类；第二，分类的理由，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分；第三，分类的作用，即分了有什么用。具体而言，本文从研究指向出发，把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交易成本、历史和文化三个研究指向，并用三节内容详细介绍各个研究指向在制度分析时的特征和优缺点，寻找其各自的理论边界。然后，通过论述三种不同的认识路径与这三种制度分析指向的对应关系，证明这种划分方法的合理性。第六节则是研究指向划分的一个理论应用。成本、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指向划分最终是为了说明制度分析的层次性，通过这三种指向的划分与威廉姆森对社会制度层次的划分的比较分析，从而进一步阐明制度分层次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本文的主要内容，对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以及在中国应用的展望。

二、交易成本的指向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最为核心的一个概念，通过交易成本这个概念的引进，新制度经济学既把复杂的制度现象融入了主流经济学，又避免了“黑板经济学”3的过于抽象以及老制度经济学理论逻辑的缺失。

交易成本通常被定义为制度的运行费用。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是既定的，而交易成本可以被计入生产和运输的费用中。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或从企业会计的角度，确实很难把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区分开（用两分法把成本表述为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是有问题的，这仅仅只考虑了企业内部的成本，由此可见交易成本认定的复杂性），单单考虑一件商品中蕴含了多少生产成本或有多少交易成本是极其困难的。但是，从成本中把交易成本区分出来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独到见解，也是其理论价值之所在。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成本含义度量的是商品作为物的属性，体现的是一种技术上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某种程度上度量了在任何经济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制度的效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交易成本，无论是市场型交易成本、管理型交易成本还是政治型交易成本，都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成本含义，交易成本的不同表现为制度的差异，而交易成本的大小体现了制度的效率，交易成本对经济绩效有着重要影响，因此通过交易成本也就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观点：制度最重要。

那么，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没有区分“人——物”关系以及“人——人”关系呢（或者说技术关系与制度关系的差异呢），这主要在于其理性选择核心的局限，在理性选择下，任何的人和物都是原子式的，并没有“人——人”关系和“人——物”关系的区别，因此也就没有区分交易成本的必要，从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也没有包含制度的作用。在这里，新制度经济学家修正了对理性的假设，他们认为比起完全理性，有限理性更能解释人类的行为，解释制度对经济绩效的作用。如诺斯认为，在工具理性的世界里，制度是不重要的，有效的市场，既包括经济的市场，也包括政治的市场，构成了一个经济的特征……制度起源于对工具理性假设的修正，制度的形成是为了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伴随着技术的配置，它们决定了交易的成本，决定了长期的经济增长（North，1992）。科斯早期的研究并没有注重对完全理性假设的突破，直至威廉姆森将西蒙的有限理性引入到制度研 究中，并与科斯的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交易成本经济学（TCE），才使新制度经济学对真实世界有了较强的解释力。

秉持交易成本研究指向的新制度学家是制度研究中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并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方法以及均衡分析均适用于对制度的分析。（Coase，1998；威廉姆森，2002，中译本）。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基本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对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但强调在实际的理论建模中，必须考虑到现实的人的行为特征。对于这一指向的新制度经济理论，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秦海，2004）。从成本指向划分，这一领域有企业理论、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及诺斯早期的制度创新理论。

就分析框架而言，交易成本的分析指向也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这虽然促进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科学化”建构，但也终究未能逃避这种研究指向带来的缺憾。从正面的角度看，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后，威廉姆森通过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刻划交易并度量交易成本，使得交易成本成为一个可证伪的概念。威廉姆森根据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将不同性质的交易或契约对应于市场、混合形式、科层三种不同的治理结构。“可证伪”是成本指向制度分析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因为此特征符合波普的科学定义从而使这一领域的制度研究逐渐融入主流经济学，同时该领域中大量的经验检验也支持了成本指向制度分析的发展。从负面的角度看，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诺斯的早期制度变迁理论便局限于这种模式，通过假定外在的获利机会,当事人则按照成本收益法设计对自己最有利的制度安排。这既没有对制度变迁做出动态理解，又与现实依据所不符，因此要深刻的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必须寻找新的研究指向。

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来源于交易成本的概念革命，而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理性假设的突破和对边际分析均衡分析的继承，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契约理论、产权理论等诸多领域取得了进展。成本指向制度分析的优点在于模型的精确性和结论的可检验性，缺点在于缺乏对制度的动态理解。

三、历史的指向

历史的研究指向并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特例，事实上历史或经济史的分析指向一直是经济学中的重要研究视角。熊彼特指出，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历史、统计和理论三个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连同它们帮助取得的结果”，“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熊彼特，1991，中译本：p32-33）。此外，库兹涅茨、格申克隆、麦克洛斯基等经济学家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而在各自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继承了前辈的传统，诺斯、戴维、福格尔、格雷夫等经济学家相继创立和发展了新制度经济史学以及历史制度分析，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历史研究指向。

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种分析指向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制度分析注重制度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并不能通过静态的或比较静态的成本收益比较得到，制度的差异性表现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另外，成本视角的理性选择模型缺乏对无效制度，路径依赖和锁入效应的 解释。这要求我们不能忽略对制度的历史演化过程的考察，因此在制度分析中，历史的指向不仅是重要的而且还是必要的。

历史的研究指向深化了我们对制度的理解，其中有两点特别极具价值：其一为对制度时间维度考察的重视；其二为对历史和现实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的阐述和解释。

首先，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本质上是一个时间维度的动态制度分析，这一点很深刻。与成本指向更多的是一个“横向”分析相比，历史指向则是一个“纵向”的制度分析视角。制度为什么会表现出差异性，更多的在于历史不同，无论是个人史、家庭史甚至是国家和民族历史，历史的不同造就了制度的差异性（汪丁丁，2004）。注重历史的含义在于制度的当前状态与其演化过程密切相关，或者说演化过程决定了制度形态。对此，诺斯指出：“制度将历史安排为理论的中心角色。之所以如此，因为制度要求我们承认在当前的行为选择发生过程中的约束集合起源于过去，如果不理解这些约束演化的方式，我们就不能理解今天存在的选择集合。经济史的研究将提供给经济学家的不仅是当前的制度约束是什么，而且包括引导这些约束的过去的渐进过程”（North，1991）。而格雷夫则总结到：“制度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过去的制度、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特征相互作用，定型了现行制度及其演进”(Greif，1994)。

其次，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弥补了成本指向的空白：无效制度、路径依赖、锁入效应。路径依赖的概念及其相关原理应用于经济分析之中，最早是由阿瑟和保罗·戴维做出的。在此基础上，出于对历史指向的对无效制度和路径依赖现象的重视，诺斯将这一思想引入到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之中，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诺斯认为，决定制度变迁轨迹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报酬递增，另一个是由显著的交易成本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这两个因素导致了制度变迁的自我强化机制或路径依赖的两种轨迹。一方面，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从而建立一种反馈机制引导经济的长期增长；另一方面，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现有制度下将创造出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以自己的利益影响政治实体，但它们却较少的储存和增加对经济有用的知识，因此它们选择导致不佳绩效，并在经济中演进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使不佳绩效保持下去，直到进入“锁入”状态不能自拔。诺斯指出，这两种制度变迁轨迹反映了路径依赖中的两种极端的情况，而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变迁往往是两种情况的混合。

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对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这不仅超越了诺斯早期片面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而且还充分的体现了历史指向制度分析的优势。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尚存不足之处：其一，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中决定制度变迁的主导方面是正式规则的变化，而缺乏对非正式规则的深入研究，或者说即使诺斯认识到了非正式规则的重要性，但其路径依赖理论难以涵盖对非正式规则的讨论；其二，诺斯因其理论中的理性建构主义的认识倾向而遭到批评，批评者认为诺斯忽视了对认知科学与知识理论的关注。

对于这些批评，我们看到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也在发生转变。诺斯后期的“共同心智模型”是对先前理论的补充，而格雷夫的历史制度分析强调了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显然他们的研究视角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历史指向。然而，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其价值就在于使用一种纵切面的视角看待制度变迁过程，有效地说明了历时性经济绩效主因。以诺斯新经济史学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的正式制度的演变以及参与人与正式制度相互关系的演变。当然，单独的历史指向制度分析不可能承担对制度的全方位考察，它更多的需要其他分析指向的互补。

四、文化的指向

新制度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还诞生了第三个制度分析指向，那就是“文化”的研究指向。这一指向的研究引领了新制度经济学又一次理论创新的潮流，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重要性不断的被理论界所认同，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这一指向的研究将成为制度分析的“新的主流”（韦森，2003；周业安，2005；韩毅，2007）。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中文化指向的含义是相当宽泛的，这包括了诺斯的“意识形态”和“共同心智”，格雷夫的“文化传统”，青木昌彦的“共有信念”，肖特、萨金和杨格的“习俗文化”等等。诚然，学者们对于这些概念内涵和外延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都直指人类的心理结构，认为正是不同民族的文化塑造了不同的心理结构，心理结构则是文化的历史积淀，它们是不同民族在重大历史选择关头进行重大决策的依凭，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之所以走向不同的道路，无疑文化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化指向的制度研究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从理论渊源来看，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有两个渊源：其一为哈耶克的学习和知识理论，肖特、萨金、杨等经济学家的理论即承继这一传统，他们自称哈耶克的诠释者，而其工作主要是用博弈论的方法来阐释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其二为诺斯等人的理论转向，诺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注重对主观认知结构的研究。格雷夫、青木昌彦等人则开始将文化纳入历史制度分析或比较制度分析，并与博弈论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可以说，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长期以来是制度研究领域中的一股“潜流”，为何会从“潜流”变为“主流”？为何制度研究的其他指向需要转向文化指向或需要与文化指向的互补？原因是文化指向加强了对制度意义维度的考察，并在考察的过程中强调与博弈论方法的结合。

制度的涵义应该包含参与人的主观认知结构，这是文化指向制度分析的一个最主要的结论。完整的制度研究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对可观察的行为模式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不可观察的意义的研究。无论是在成本指向还是在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对行为模式的考察，而缺乏对主观认知结构的考察。行为模式和主观认知结构在制度分析中的偏离并不是研究者有意为之，更多的在于其所持制度观的差异。成本指向的制度观考察的是静态或比较静态中不同制度的选择，是给定制度下的边际比较；历史指向的制度观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制度以动力学解释，然而，新经济史学确因制度变迁的建构主义认识路径和对非正式制度的忽略而备受批评；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则不同，它的一个优势在于把制度视为博弈均衡，而把制度的变迁视为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的演变过程。青木昌彦十分推崇这种制度观（青木昌彦，2001，中译本），青木说，这样的一种制度观的处理可以对制度起源和实施进行内生性分析，从而证明制度是一个自我维持的系统。在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即“内生性”和“自我 维持”（或自我实施）。而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在这两个方面做出了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贡献。

“内生性”问题一直是制度研究中的一个困境。如果我们把制度看作一组规则，那么对应于所研究的规则必定有一组元规则，而当我们研究其元规则时，必定还存在着对应于元规则的更基本的规则，这样便会陷入无穷尽的循环推理，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便是把制度看作博弈均衡。宾默尔认为（宾默尔，2003，中译本），在此博弈均衡中，意义的漂移是重要的，即制度的均衡在于博弈参与者对共同知识的认同，而博弈参与者对均衡的意义其实是在改变中的，从而制度也将从已有的均衡状态向非均衡状态演变，直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这本质上是一个意义漂移的过程。如果没有这种过程，我们很难把制度描述为一种内生的过程。至于“自我维持”问题，自我实施是理解长期制度演化的关键，如果把制度理解为一个信念体系，便可以排除制度供给的因素；即使是考虑了外来施加制度的影响，那么也要与原有体系中的文化习俗和社会环境融合，才能做到自我实施。

文化指向的分析在考察制度的意义维度时与博弈论的运用是分不开的。博弈论在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中运用了两种方法： “重复博弈方法”和“进化博弈方法”。重复博弈指的是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进行多次，因此博弈方着眼于总体利益和长期利益而不是局部利益和短期利益，这对长期的制度演变起到了很好的解释作用，如格雷夫运用重复博弈中的更精细的均衡“子博弈精炼”，把文化传统作用于博弈者的预期，成功的解释了地中海沿岸两种不同的商业制度，开辟了制度研究的新的路径；进化博弈方法则是借鉴了生物学中的进化方法，把制度的变迁看作一个“适应性”的进化过程，演化主义者和哈耶克主义者都持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这期间习俗惯例和学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形成ESS（演化稳定策略），从而可以解释制度变迁的自我实施。

因此，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在于对制度意义维度的考察以及在考察的过程中与博弈论方法的结合。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解决了制度分析的内生性，以及自我实施的问题，其方法新颖，观点独特，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也有着一些问题：经济学家们指出了文化的作用，但文化到底是什么，则见仁见智；博弈论方法中运用的一些概念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如何处理多重制度均衡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五、分析路径与研究指向

如前所述，研究分析的指向不同，整个理论的理论适用范围以及相应的理论价值也不一样。因此一个伴随而来的问题便是：成本、历史和文化这样的分类方式，其合理性何在？

新制度经济学与“老”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固然有研究内容的分岐，但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认识路线上的不同。“老”制度经济学以集体作为分析单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以个人作为分析单位。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假设不断的被突破，比如完全理性，比较静态和均衡分析，然而唯一保持不变的是个人主义的分析路径。因此，我们试图通过比较三种不同的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来对应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三个分析指向。

一般认为，在经济学中至少存在着三种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4第一种为“心理学个人主义”，也被称为“心理主义”或“行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认为，可以用一种心理动机来解释所有的社会行为。边际 主义者最先采用这种分析路径，后被新古典经济学家广泛的应用于经济分析中。他们认为，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其行为假设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心理动机（功利主义）之上，而消费者和生产者基于此假定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科斯和威廉姆森等即接受了这样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不过他们在具体分析中考虑了行为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限制条件，当这些限制条件和“心理学个人主义”结合时，便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成本指向研究。从边际主义者到新古典经济学家再到成本指向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其认识路径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种类型的个人主义被称为“制度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承认个人行为是解释社会的出发点，但是却强调了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制度个人主义认为，社会现象是由无意识的个体所造成的，同时追求利益的个体也会对社会体系造成影响。从思想渊源看，制度个人主义既受到心理学个人主义的影响，也受到历史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其结果是制度个人主义强调演绎法则在社会科学解释力的同时特别注重归纳法的作用。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很大程度上便是沿循了制度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正是由于对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重视导致了诺斯对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两分法，而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既强调个人设计和改进的因素又强调了历史对制度的筛选作用。

第三种个人主义可以称为“主观个人主义”，同样，它强调个体行为对经济绩效的决定性作用。这种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来源于奥地利传统，与上两种个人主义不同的是，它认为个体具有不完全信息，而个体的行为往往处于不确定性中，因此，主观个人主义否定社会行为中的计划性和行为人的完全理性，与之相对，主观个人主义重视经济行为的自发性和学习的过程。而这种主观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反映到制度研究中表现为文化的分析指向，文化指向重视对制度的演化做出内生性解释，并且注重制度自我维持的特征，在这些方面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和主观个人主义的认识路径是一致的。

经济学中三种个人主义认识路径与三种制度分析指向具有很强的对应关系，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本文分类的方法论基础。

六、分析指向与制度研究的层次

从分析路径对三种分析指向分类的合理性进行论述，可以看到不同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对应于不同的制度分析指向，以下所做的工作则是指向分类方式的一个应用：找到各个研究指向的理论应用范围及其局限性。

成本、历史和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指向反映了两个问题，即同一指向的制度研究反映了对制度某种共同特征的关注，而不同指向之间的分歧则反映了制度研究的差异性。这一方面说明了制度研究融合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也说明制度研究是有层次的。因而，理论界中不断有学者认识到制度层次划分对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引言中所述，对于一个理论来说找到其边界是其价值所在，而制度层次的划分正是一个找寻边界的过程。

威廉姆森（威廉姆森，2002，中译本）将社会制度分析划分为四个层次：“嵌入（embeddedness）”、“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治理制度（institutions of governance）”、“资源配置和雇佣（resource of allocation and employment）”。这种层次的划分对理解制度的内涵，是与对研究指向的划分的最 终诉求相一致的，因此，下文将结合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层次探讨制度分析指向的应用价值。

在威廉姆森的层次划分中，最低一层（第四层）的制度是“资源配置和雇佣”。在威廉姆森看来，这一层次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还包括机制设计理论等，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经济的日常运行。虽然这一层次的制度分析不属于本文的三个研究指向之内，但却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基础。

威廉姆森层次划分中第三层次的制度是“治理制度”，即市场、科层和混合形式的制度，它包含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契约理论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支。这一层次的制度分析运用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本质上是一个参与人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最优制度选择的理论。这一层次的划分与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是一致性的。作为一个“微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必然要求概念的可操作性和理论的可检验性。因此，这一层次对制度的观察细致入微，通过精细的案例研究和小样本的统计分析使其结论带有“科学”的痕迹，因而成为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主流”。成本指向的制度分析的优势是明显的，但缺憾同样存在，它是一个静态或比较静态的研究，它更多的是微观的分析（或者它只适合微观分析），因此动态的宏观的制度分析不属于这一层次的研究范围。

威廉姆森将制度分析的第二层次称为“制度环境”，包含着宪政、法律和产权等正式制度，这本质上是一个博弈规则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博弈规则演变的问题，显然不能只从参与人的跨期最优选择得到，而且某些正式制度是一个宏观的框架，因此更需要历史的角度去考虑。笔者认为，历史指向的制度分析恰恰对应了“制度环境”这样一个宏观和历史的制度变迁问题，在这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史对制度分析的补充。以诺斯的新经济史学为例，通过对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的描述，创立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弥补了制度分析中的动力学缺憾。显然，只有在“制度环境”给定的情况下，“治理制度”的分析才有意义，而这两个层面的制度分析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指向。

威廉姆森的第一层次的制度分析称之为“嵌入”，主要是文化、习俗、传统、宗教等非正式制度。威廉姆森认为，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家来说，制度的“嵌入”特征是给定的，而对其的研究主要是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领域。5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恰恰是新制度经济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构成了对制度的文化指向的分析。“嵌入”层面的制度研究与前两个层面的制度研究区别甚大：与“制度环境”层面相比，它关注了非正式制度变迁，通过把制度理解为博弈均衡解决了制度的“内生性”和“自我实施”问题；与“治理制度”层面相比，由于使用了博弈论中的重复博弈和进化博弈的概念，博弈参与者对制度的选择就避免停留在单次博弈中的成本收益衡量上，从而对制度变迁做出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以上是对本文所提出的三个研究指向与威廉姆森的社会制度划分层次的一个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成本、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指向划分与威廉姆森的制度划分层次具有相似性。当然，制度层次的划分会有多种，不过本文希望通过从分析路径到研究指向再到制度层次划分这一逻辑过程证明其内在的一致性。

制度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割裂”的，在理论中会出现不同层次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而这种跨层次的研究往往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如上所述的诺斯理论的不断转向以及格雷夫跨文化与历史的研究等等。因此，本文并不是否认这些跨层次的研究，而是强调跨层次的制度研究应当尊重不同层次制度研究的内 涵，因为这往往反映了不同的认识路径和研究指向，只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跨层次研究才能取得丰富的学术成果。

七、结论与展望

成本、历史和文化这三个研究指向，在其内部表现出逻辑的一致性，而其之间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一致性反映了同一层面制度研究的共有特征；而研究指向的差异性来自于认识路径的分歧，差异性导致了制度研究的层次性。正是这些差异性与一致性构成了复杂而生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景观。成本指向、历史指向和文化指向的制度研究无疑加深了我们对制度复杂性的理解。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制度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也许会诞生新的研究指向，出现指向之间更进一步的融合。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研究指向的创新还是融合，对制度复杂性和层次性的认识都是必要的前提。

回到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的问题，考虑到中国30年的改革本质上是在寻找一个更好的制度，我们便可知道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然而，我国制度研究学界长期以来一直有所谓的“主流化”认识误区，即把新制度经济学的建设的目标定位为“标准化”和“模型化”，这毫无疑问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误读。新制度经济学因其制度本身的复杂性，研究指向不同，研究方法也不一样。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个拥有过辉煌的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国度，历史指向和文化指向的制度分析是大有可为的。多层次多视角地研究新制度经济学，无论是对学科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中国改革的实践，都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对新制度经济学这个概念本身进行界定是困难的。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范围的界定是比较宽泛的，正如本文在第五节所述，与老制度经济学相反，本文将以个人主义认识路径分析制度的都归为新制度经济学。

2.盛洪，治大国若烹小鲜：p14，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一版。

3.诺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过于抽象和脱离实际深恶痛绝，而将其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4.本文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三种论述参考自M.Zouboulaki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ume1，Issue 02，December 2005。更多的关于个人主义的论述可参考哈耶克（Hayek，1952）和波普（Poper，1961）。

5.考虑到威廉姆森研究领域本身所处的理论层次，他有理由把“嵌入”作为外生给定并把这些内容交给社会学家和史学家。但是，我们看到近年来文化指向的制度研究在此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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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周业安、赖步连，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