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德安——破解虚假诚信文化：从中石油事件反思诚信文化建设

第一篇：史德安——破解虚假诚信文化：从中石油事件反思诚信文化建设

破解虚假诚信文化：从中石油事件反思诚信文化建设

2013年9月，中石油被爆出高层领导严重违纪事件，公司四名核心领导人物涉嫌严重违纪被带走调查，这近乎地震的事件在社会上引来轩然大波，同时也使中石油的诚信文化备受质疑。高层集体涉嫌严重违纪虽是个人问题但却是职务行为，我们不禁想问，中石油高层缺位的诚信文化还好吗？

中石油为了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特颁布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纲要》，在企业精神中强调了“奉献”，在企业价值观中强调了“诚信”，在企业文化落实中强调了“廉洁文化”建设，并要求融入各项工作，另外还颁布了《高级管理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如此周全的文化倡导和约束，还是发生了高层的集体违规事件，我们不禁反思，如何建立真正的诚信文化？高层管理者在诚信文化中是怎样的角色？应该发挥怎么样的作用？

共建诚信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催生的金钱崇拜和物质追求把中国带入了诚信危机的年代。各种欺诈手段变化多端，假冒伪劣充斥市场，知名企业和政府官员的丑闻纷纷曝光，谣言、诽谤和炒作当道媒体，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层出不穷，不诚信现象如满天繁星，数不胜数，公众的生存安全感和社会信任感都在逐渐降低。为了生存发展，为了重建公众信任，企业将最具基础性的诚信列为最核心的企业文化内容，各种诚信的倡导和示范也不断涌现，而作为社会中的个人，我们也应该从我做起，谨遵诚信，共建诚信环境，加速诚信时代到来。

确保高层到位。

企业文化是对全员的指引和约束，不仅仅是针对员工的，然而高层领导的文化缺位已然成为国内企业文化建设的普遍现象。中石油企业文化精神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其中在“奉献”的阐释中，第一句话就是“积极引导广大职工以王进喜、王启民、秦文贵等先进模范为榜样，竭诚奉献企业”。而在价值观的诚信的阐释中，强调“切实加强职工思想道德建设，坚持依法治企与以德治企相结合。教育职工忠诚于企业，保守商业秘密，严禁任何为谋取私利而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我们认为，根据国企的话语体系，企业文化中的广大“职工”并没有包含高中层的干部群体。管理者的缺位，尤其是高层管理者的文化责任缺位，将直接损害企业文化的成效。要想建立起真正优秀的企业文化，需要强化企业管理者的文化责任，而且要成为重点监督对象，以确保其身体力行和率先垂范，引领文化之风气，营造文化之氛围。

强化制度保障。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状态的反映，企业文化真谛所在是企业及企业人的行为，而企业文化价值观表述或宣言只不过是名义价值观。企业需要完善相应的制度以保障名义价值观的有效落地，如只有建立良好的绩效评估、薪酬机制、人事任免、分权与权力约束与监督机制等有效运行才能确保企业内的诚信和廉洁的行为。在中石油事件后，权力缺乏监管的制度性漏洞、国企高管薪酬缺乏市场化成为重要归因，这充分反映出制度建设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的影响，而制度缺失也确实为国企的诚信文化种下了隐患。

文化作为软性引导，只能在制度这一硬性约束的支持下实现，必须由制度来为文化“扶上马，送一程”，如此才能最终实现企业人的自觉文化追求。没有了制度的保障，企业文化必然将沦落为尴尬的文字游戏，成为空洞的口号，成为在公众面前亮相的遮羞布。

注重自我修正。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价值追求与行动指引，需要具体体现在个体的思想与行动上，但由于每个人都有着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所以企业个体要时时参照企业文化主张，主动修正个人价值观，保证正确的价值观指引和工作情境中的正确行动。

具有丰富成功经验的高层管理者在个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更是个性鲜明，特点显著，其个性会更多地体现在工作决策中，其工作中更容易陷入廉洁和诚信的困境，高管们尤其需要进行自我的反思与反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群而不党，常怀感恩之心，敬业奉献，自觉遵循企业文化进行自我的价值观的调整，努力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蒋洁敏是从基层摸爬滚打出来的“能吏”，话不多但对于市场却有着深入的洞察力，对企业发展有着超强的驾驭能力，也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许多贡献，但由于其没有自觉进行价值观的自我调适，导致了欲望膨胀，作茧自缚，着实令人惋惜。

诚信是做人基本的品质，也是企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建立诚信文化对于个人和企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客观看待现实诚信环境，力所能及地推动诚信时代的带来，在企业诚信文化建设中要坚持全员参与，强化制度保障，注重个体价值观的修正，积极推进企业诚信文化的建设，充分发挥诚信文化的引导和约束作用。

史德安 2013年9月10日

第二篇：“三鹿奶粉”事件看企业诚信文化的本质内涵

“三鹿奶粉”事件看企业诚信文化的本质内涵

从“三鹿奶粉”事件看企业诚信文化的本质内涵 王兆善

去年,“三鹿奶粉”事件造成群发性的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触发了奶制品的行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国家质检总局在敏感时刻，毅然决然公布包括伊利、蒙牛、雅士利等行业支柱在内的22家涉事企业名单，这一壮士断腕的意志不言而喻,显示了坚决整顿市场秩序、重建中国奶制品行业信用的决心。“三鹿奶粉”事件告诫我们，建构与时代相适应的企业诚信文化刻不容缓而又任重道远。

“三鹿奶粉”这一行业丑闻，不仅仅是一个产品质量问题,而且是一个企业的诚信文化问题。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从表象上看,三鹿公司倡导的价值观是“诚信、和谐、创新、责任”，其中,特别强调“诚是立身之本、信是兴业之本。诚信是三鹿的基本准则，也是三鹿人的基本信念和处世态度。”但从现实情况看，“三鹿事件“恰恰背离了这些价值观，暴露出的却是一种潜规则,虽然有诚信的承诺文本，但没有诚信的行为。其实，如何面对自己提出的价值观，实践行为本身就是一个诚信问题，更是每一个企业必须应对的文化问题。从此意义上讲，诚信体现了企业文化的“本质”内涵，反映了企业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惟有把诚信渗透在、凝结于企业系统的精神理念和制度体系之中，才能转化为企业的行为方式和员工的自觉行动。当务之急，首要的问题是准确把握好诚信文化的内涵，才能有行动上的自觉。

诚信文化的核心:为社会尽责的精神和价值观。从实践看,一个企业推向社会、卖给顾客的,不仅仅是商品的本身，更重要的是隐藏在商品中的文化，特别是推销过程中的品德，售后服务中的信誉，这些无不体现着企业为社会尽责的精神和价值观。这也是企业存在的理由的目的。而三鹿公司恰恰违背了全心全意为社会尽责的的核心价值观。杭州胡庆余堂的企业精神就是“戒欺”；同仁堂这块金字招牌，三百多年之所以不倒，就是因为它有“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古训和“修合无人同见，存心有天知”的信条；海尔之所以能进入世界百个著名品牌行列，关键是持之以恒地坚守“真诚到永远”的价值观。一般来说，企业诚信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法律层面、道德层面和社会责任层面。就是说,企业不仅要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保障，对客户保持尊重,还要对员工保证珍惜和爱护，对行业保持平等、正当的竞争行为。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企业也要对顾客负责，果敢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处理好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与自然环境保护的关系，才能成为负责任的社会公民，以此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尊敬、褒扬、传颂和认同。这个层面的信用是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上的信仰，是企业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企业行为规范如不体现为社会尽责的精神和价值观，就难以立足并长远发展，与时代相适应的诚信文化也就无从谈起。法律约束、道德约束毕竟是低层次的要求，企业要想成为百年老店，除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别无他途，必须有在超越法律和道德约束基础上的精神追求,才能建设一种保证企业生生不息、体现社会责任的心理契约。目前，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代表的诚信问题不仅成为企业的焦点，也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毒瘤。企业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诚信的“晴雨表”。企业讲诚信，就会促进社会诚信的提升；反之，就会败坏社会风气。因此，企业必须从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从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着眼，率先把诚信当作“一把手”工程，带头树立、维护和传播诚信精神和价值观，营造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使诚信成为企业精神的第一要义，成为企业全员向社会尽责的共同价值追求。诚信文化的底线：心灵的内在约束。温家宝总理在谈及三鹿奶粉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企业家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而不能只流淌着利润的血液。诚信应是每个企业家和管理者的最基本的工作态度和职业操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既是经济资源，又是道德资源，更是内在的心灵约束。假冒伪劣的背后必然是良心的败坏、道德防线的崩溃。“商道既人道”。经商首先是做人、讲德，有德才能征服人心，征服人心就不愁没有利润。三元董事长说得好:“食品行业是良心产业，必须视质量为生命”。这既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离开了人类诚实本性,不讲道德信誉，市场主体的大厦就如同建立在失去坚实基础的沙滩上，任何风吹潮涨，都会使之顷刻之间崩塌。正如爱因斯坦说，“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是道德”。就是说，企业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那就是尊重原则，信守规则，坚持正义，遵守道德；企业惟有共同的理想和道德标准，才能可持续发展，具有真正的竞争力。GE（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原ＣＥＯ杰克·韦尔奇说：“我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我们必须依靠我们员工的诚信，这是我们的第一防线。”一个社会，伦理道德可以没有上限，但决不能没有底线。企业如果没有了诚信这一道德底线，也就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基础。无论是世界500强第七位的“巨无霸”安然公司因假账事件申请破产，还是南京冠生园因“陈馅事件”被央视曝光后破产再造，还是这次“三鹿奶粉”事件，根本原因还是“心灵发霉必然导致事业倒霉”，失去了起码的诚信底线，无论过去光环多耀眼，结果终被市场所抛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说过：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本身有局限性，它的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真正能产生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需要有效的法律制度保证外，还需要有诚实、公正、公平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如果说,法律是硬约束，那么，以诚信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就是一种软约束，一旦这一软约束失效或被破坏，硬约束也难以硬起来,社会就会处于无序状态，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将深受其害。因此,市场经济是心灵契约的道德经济,只有依托内心诚信的人来进行一切生产经营活动，把“进德修业”作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才能降低企业成员相互交往的交易费用，并由此而获得道德的从众效应，进而形成一种良好的企业道德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效率，获得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诚信文化的保证: 公正、透明的竞争规则。“三鹿奶粉”事件反映了国内企业交易成本高，这与市场不完善、诚信制度规则体系缺失息息相关。诚信是企业之间以及商品交换中的一种信任关系，构成了市场主体之间的自愿交易方式。如果没有这一交易方式，无论对厂商还是对客户来说，都意味着巨大且无谓的成本支出。小平同志说过，制度是决定的因素。制度好可以让坏人无法随意干坏事，制度不好，好人也无法干好事。在经济社会中，特别是社会转型期，单纯地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要求企业讲求诚信，效果是极其有限的。只有当诚信能够带来利润，不诚信会带来损失时，经济主体才会讲诚信；只有让失信者无处藏身，才能让守信者名扬天下。这里就有个诚信制度规则体系问题。显然，三鹿公司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为之所以成为行业潜规则，这与说一套做一套，该坚持的不敢明确坚持，该反对的不敢明确反对的潜规则有关。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WTO总干事穆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中国入世后，从长远看，最缺的不是技术、资金和人才，而是信用和建立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适应全球化的公正、透明的竞争规则。可见，必须要有全球眼光，立足于国际竞争，按制度显规则办事，构建与国际通则接轨的信用法律法规信用制度体系，才能促进企业诚信长效机制的形成。在政府诚信基础上,企业要着力构建顾客、社会舆论和中介调查机构“三位一体”的诚信评估机制，确立以顾客满意不满意，群众拥护不拥护作为诚信的唯一标准，形成公正、公开、公平、科学的评估体系，特别是通过加强社会监督，建立行业信用信息发布和共享机制，实现不同信用度企业的优胜劣汰；同时，还要把诚信显规则渗透到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流程中，特别是纳入到干部职工绩效考核中，使诚信状况与工作绩效挂钩，从而为最终形成“守信者褒、失信者惩”的诚信文化提供判断标准和显性制度机制保证。

诚信文化的目标:企业品牌人格化的追求。市场占有量就是品牌诚信度、美誉度、忠诚度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产品质量是否优良、服务是否到位，是企业诚信度的最生动体现，也是打造过得硬的品牌的保证。诚信的积累过程就是品牌的形成过程,而品牌的形成过程就是积累信誉度、拓展市场的过程。可以说，名牌的一半是质量，而另一半就是诚信。没有诚信的支撑，名牌的另一半就靠不住，市场占有率就不可能持久。而以质量为内涵的诚信理念给品牌形象带来的价值是巨大的，将维系客户的美誉度和忠诚度，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格基础。因此，品牌不仅是产品信用和质量的标志，更是诚信理念的人格化。因为市场的竞争本质就是人的诚信素质在品牌上的竞争。企业的决定要素是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都可以从国外引进，而员工的人格素质没有办法引进。员工队伍人格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的信用程度，也关系到企业的外部市场开拓。从社会心理角度看，“三鹿奶粉”暴露无遗的失信行为就是行事的变异和人格分裂的体现。因此，诚信文化构建必须以人为本，以德育人，打造高品位的人格，培育高素质的忠诚员工队伍，才能从根本上打造出信得过、立得住、传得开的品牌。作为企业领导者首先要成为企业人格化的楷模，要求员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员工不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不染指，才不致沦为三鹿公司领导人那样口惠而实不至。同时，要强化员工敬业精神的提升，从无形资产的角度开发品牌，重视发挥以劳模为代表的典型示范作用，升华品牌内涵，弘扬品牌精神，巩固和拓展诚信品牌的市场影响力。还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强化品牌传播和管理,不搞违背道德的急功近利，不宣传虚假信息，不吹嘘产品的功能，不夸大产品的功效，做不到的事情绝不轻易向顾客承诺。这样,才能以高尚的人格打造高信用度的品牌，以高信用度的品牌拓展产品市场空间。综上所述，”三鹿奶粉”事件从反而证明了诚信内涵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一种道德、一种规则、一种品牌。如果说，企业文化的本质是企业倡导的共同价值观，就是“人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弘扬什么、抑制什么”，其外在表现就是知行合一的“行为方式”“做事习惯”和“做事风格”；其内在要求就是以为社会尽责的价值观为企业铸魂、以内心道德约束为企业筑基、以制度规则为企业立规、以品牌的人格化为企业塑形，从而营造平等友爱、公平正义、融洽相处、互利共赢的和谐发展环境。

原载部党校<理论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 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