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二陆文化》及寻访二陆故居有感[5篇模版]

第一篇：读《二陆文化》及寻访二陆故居有感

读《二陆文化》及寻访二陆故居有感

八（3）班

谢家好

活动背景：

近期，学校开展了一次二陆文化的宣传会，组织我们听讲座，宣传会上，校长发表了演讲，从晋代文学巨子陆机、陆云兄弟在文学，书法上的杰出贡献到小昆山悠久的历史文化风貌都做了详尽的阐述。并向每人都下发了一本《二陆文化》。一回到教室，我们先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书的封面上有一幅书法作品，虽然看不清几个字，但那苍劲有力的笔锋，让我不禁对二陆产生了好奇。我马上翻开了书，一探究竟。

原来二陆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有名的军事家，但陆机、陆云不会打仗，可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可是天妒英才，在吴国灭亡后，他们退居乡里，闭门勤读十年，终有一番成就。他们读书学习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二陆草堂。

陆机前半生过的十分幸福，后半生却过着坎坷的生活，最后死于司马颖手下，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两个儿子陆蔚、陆夏和他的两个兄弟陆云、陆恺。著有《平复帖》、《望想帖》等。他的弟弟陆云虽然在文章方面略逊于陆机，但在文学理论、辩论说道方面却略胜一筹，与陆机并称二陆。陆云所著文章349篇，他的诗作清新明丽，结构严谨，主张“文章当贵清绮”。

他们名扬天下，成为一代贤人。他们在当时倍受尊敬，不仅是他们在文学、辩论方面的造诣，而是因为他们为人处世的风格。周处年少为乡所患，在他有改正之意后，经二陆的开导后，周处终为一代忠臣，这个故事也被编入了教材，体现了当时二陆的影响力。

活动内容：

在知识宣讲后，学校组织我们开展实地探究活动，徒步小昆山，寻访二陆故居。我们顺着山路蜿蜒而上，大大的“二陆草堂”最先映入眼帘。在进屋观赏之前，老校长还给进行了一段精彩的演讲，不仅向我们介绍了小昆山，还为我们详细地阐述了“二陆”的生平事迹。

老校长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眼前看到的“二陆”草堂是尽量按史实重建的，因为真的“二陆”草堂早已被一把火烧没了。除此之外，老校长还告诉我们山上有一座九峰寺，九峰寺是江南名刹，原来的寺庙毁于战争时期，今天看到的九峰寺是在原址上新建的。与九中寺紧邻的一处文化遗迹为“二陆读书台”。相传吴国灭亡之后，“二陆”隐退故里，在此闭门读书达10年，离开读书台不远处，有一阁楼似的飞亭，名为“婉娈亭”，取陆机诗“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之句，在婉娈中，凭栏远眺，整个小昆山的美景尽收眼底。

听完老校长的讲话，我更加迫不及待想要进去看看，老师一下“命令”，我就“咻”的跑了出去。抬头看看，古色古香的木雕门、屋顶上特意铺设的芦苇草，铺设的芦苇草，都散发出古朴的味道，院内的正门上，有一副门联，右联是“二陆文章雄万代”，左联为“草堂灵气贯千秋”，横批题“太康之英”，取“二陆”为西晋太康年间精类之意。草堂里陈列着陆机、陆云为数不多的陈迹复制品，从这些诗文中，我们仿佛感受到“二陆”那秀逸宏丽的文采。“二陆”的诗赋，骈文均极佳，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在那，我终于看见了《平复帖》的副本，用笔古雅，苍劲有力，朴实雄厚，潇洒随意，妙趣天成。怪不得它被誉为“天下第一书法”，今中外的人们赞颂。我还看见了苏轼写的一幅对联，也赞赏了二陆兄弟，以及“二陆”的雕像，再现了“二陆”的形象。

活动感想：

这次的寻访二陆故居活动，让我收益匪浅。松江是上海之根，小昆山又是“松江之根”历朝历代有许多文化名人与小昆山有关，松江的别称“云间”，则是出自陆云之口。但是现在有多少上海人知道“二陆”？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是上海人、是松江人、是小昆山人？知者寥寥。

陆机和陆云两兄弟则是小昆山，乃至上海市最早的文化名人，他们对当时中国的文化艺术潮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深远，世人将“二陆”比作美玉，与“玉出昆岗”赞美之。“二陆”文名远扬，为九峰山泖增添了奇异的光彩。史书记载小昆山是“二陆”的故乡，小昆山北边原有“二陆故居”，山上有“二陆读书台”、“婉娈草堂”，山下有“二陆祠”。在天马身上曾有“二陆草堂”与天马山对峙了一座小山，名机山，是以陆机的名字命名的，山下有一小村叫平原村，村名因陆机官至“平原内史”而得。天马山西的横云山原名横山，在唐代因纪念陆云而改名。因“二陆”的故乡在小昆山，人们就以“玉出昆冈”来赞誉他们。千百年来为人们传诵的《千字文》中就有一句为“玉出昆岗”，北宋名相王安石经过华亭时作诗《昆山》中有二句：“玉人生此山，山亦传此名。”句中“玉人”指的就是陆机、陆云兄弟。在此之前，与“二陆”同时代的西晋文学家潘尼在赠陆机诗中写到“昆山何有？有瑶有珉，穆穆伊人，南国之纪！”比陆机晚的东晋著名文学家葛洪著书亦称“机文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丽妍赡，英锐漂逸，亦一代之绝乎！”宋代文学家唐询诗“昆山”中亦有二句：“昔有人如玉，兹山得美名。”小昆山由此出名，并在旅游文化中显示了其独有的人文价值。

我们不仅要了解二陆文化，还要发扬和传承二陆文化，我们要满腔热情的投入到这中来，对我们家乡的历史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树立从小学习二陆文化的理念，像二陆一样勤学苦练，成为小昆山的骄傲！

近年来，我校也越来越关注“二陆”文化的传承，秉承“敦品励学，自然和谐″校训，以书法教育为切入口，将传承“二陆”文化教育与学生的认知、情感发展与美育及弘扬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教育相整合；与教师专业、师德、人文发展相整合。紧紧围绕《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以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和公民人格——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的主要内容，引导学生了解传承和发扬“二陆”文化的丰富内涵，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世界眼光，开放意识，能够传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富有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先后在校本德育教材《可爱的家乡》中编入“二陆”事迹，组织学生学习探究。新校舍建成后，在综合楼大厅设计“二陆”文化墙以及两尊铜像雕塑，将学生图书室命名为“二陆”书屋，将学校陈列室命名为命名为“二陆”艺苑，中央绿化带巨石刻有“二陆文苑”，在校园内逐渐营造出浓浓的“二陆”文化氛围。意在让全校师生意识到作为和“二陆”处在不同时代，但生活在同一家乡的小昆山人，我们肩负着传承和发扬“二陆”文化的重任，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传承和发扬“二陆”文化的活动中，也热切盼望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参与到这项关系祖国未来、民族希望的民族文化培训系列活动中来，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少年民族文化教育的良好氛围，让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第二篇：寻访李大钊故居心得体会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寻访李大钊故居

这次春节党史寻踪，我选择的第一站是李大钊故居，因为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的最早一批先驱者，他声望最著，德行最佳，他既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他参与领导了五四运动，他组织了北方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他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所以我觉得，将李大钊先生的故居作为这次党史寻踪的起点，是再合适不过了。

乘地铁2号线（外环）在长椿街站下车，按照高德地图的指引，一路走走停停，寻找李大钊先生故居所在的新文化街文华胡同---发现这个胡同真的不太好找：下车后，先是横过宣武门大街，来到对面的闹市口大街，沿着这条街向北走了大约三四百米，发现这一带胡同口甚多，按地图指引有时有点糊涂，只好边走边打听，问了一位食杂店店主和一位路边大妈，才找到文华胡同西口。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胡同，从地图看，只能西边进入，又走了几百米，右手有一栋不大的门洞，门牌号是文华胡同24号，大门右侧有一块竖牌写着5个绿色大字“李大钊故居”-----这里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李大钊同志在北京的故居。

进门后，迎面是李先生的雕像，进去后发现，这不是北京最常见的四合院，而是一栋二进的小三合院，大门两侧不是倒座房而是围墙，看介绍故居总占地面积约550平方米，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2间，东、西厢房各3间。

进门往左，再往前直走，是正房的西耳房，这里是李先生二女儿李星华的卧室，面积很小，里面摆放着一场单人床、一套桌椅、一个上下两层的柜子，墙上挂着李星华少女时的照片。

正房是三间房，房门上方挂着“李大钊故居”多的横匾，进门后是正房的中堂，中间墙上有一幅山水画，旁边是一副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第一句的词很熟，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这对联最初是明代著名谏官杨继盛所写，原词是“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李先生很喜欢这副对联，只把下联的“辣手”改为“妙手”，他曾经多次以这副对联赠送朋友。

站在这幅对联前，我不禁陷入沉思：“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不正是李大钊先生一生的写照么？担当精神贯穿了李大钊的一生，他始终不渝地追求民族解放事业，这既是其担当精神的力量源泉，又是其担当精神的迫切追求。纵观中国共产党100年来的发展历程，担当精神一直是共产党人奋勇前进、坚韧不拔、矢志不移、不畏牺牲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党员、干部是党的中坚力量，其素质决定着党的事业发展。所以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务必要具备老一辈的共产党人那样的信仰与追求、责任与担当、气质与情怀，做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铁肩担道义，是一种勇于担当的精神，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也是当下干部应有的政治品格和必备的履职能力。担当就是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员、干部，就应该坚定理想信念，找到精神之柱，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只有拥有信念的人，才能担当责任和使命。因为权力与责任往往是相互联系的，既然手中的权力是群众给的，那扛起群众服务的重担也是理所应当，新时期的党员、干部要勇担为民之责，勤于付出，为民谋利，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西面两间是会客厅，里面陈设简单，放着圈椅、茶几，还有一部电话。东屋为李先生和他妻子赵纫兰的卧室，房间南面窗下是一铺火炕，上面中间摆了一个炕桌，靠墙有一排炕柜，炕对面有两个柜子。

赵女士是李先生的祖父为他包办的妻子，大他六岁，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妇女，但是她深爱着她的夫君，并且用实际行动支持他的事业，李大钊对她也一直不离不弃，相比之下，现在某些领导干部有点权力之后就纵情酒色，乱搞男女关系，其品行之高下，真是天壤之别。

正房的东耳房是李先生几个年龄小的孩子的住所，陈设也很简单。东厢房北间为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卧室，里面陈设和西耳房很相似，南间是客房，当年有很多热血青年都在这里暂住过。

西厢房为李大钊的书房，里面有一张木原色的大书桌，两排书柜，陈设极其简单，但这个看似简单的书房确是李大钊先生的战场，在这里，他奋笔写就各种文章140余篇，文字总量超过33万余字，平均每9天一篇；在这里，曾经召开中共北方党组织的一次次重要会议……大钊先生没有拿过枪，没有拼过刺刀，但他却是一个最英勇的战士，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没有他在1918年到1919年之间决定性的突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就很可能推迟，他的勤奋、他对真理的执着以及他高尚的个人品格，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得以被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接受并迅速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条件。不论是在党史还是国史上，都开创了许多第一，他是第一个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谈建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党的主要创始人，是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第一位中共主要领导，对于这位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我怀着深深的敬意。

李大钊在北京工作、生活十年，先后居住过八个地方，而文华胡同24号是他在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20年春至1924年1月，他在这里住了4年。

据说，李大钊自已非常喜欢这处住宅，这里是他与妻子儿女生活在一起最快乐、最开心的地方。李大钊的次子李光华、幼女钟华出生在这里，他的长子葆华、长女星华都是在这里耳濡目染，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故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在后宅胡同居住的时期，是李大钊人生事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他异常忙碌的时期。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领 李大钊乐亭故居导北方革命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是名重当世的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学者和思想家。这期间参加各种会议120次，包括共产党三大、国民党一大等，平均每10天一次会；陪同会见、拜访各界人士30次，讲演30次（不算讲课），到广州、上海、武汉、洛阳、天津等地从事教学和革命活动。当年，许多青年都曾在李大钊家借住，感受过李大钊师长般的关爱和教诲。党史专家一致认为，北京李大钊故居是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革命实践活动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见证。

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中国共产主义的摇篮

------朝圣北大红楼

如果说，在北京有一个革命者的圣地，那无疑就应该就是位于东城区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旧址，请看它的光荣历史：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从红楼出发到天安门举行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1918年8月—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红楼第二阅览室工作。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北京大学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所以，北大红楼是一个值得每一个革命青年朝圣的地方，我把北大红楼作为此次春节党史寻踪的第二站。

从李大钊故居出来，步行一段，在西单路口南乘上109路公交，晃晃悠悠坐了7、8站，在沙滩路口西站下车，沿着五四大街向东走不远，就看到五四大街和北河沿大街的交叉口西侧，有一栋非常显眼的砖红色建筑物，外边围着围墙，走到大门口，大门右侧挂着的牌子

上写着：“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这里，就是北大红楼旧址了。

进去后看到，建筑一共五层，地上四层，地下一层，主楼两侧各有一座相连的辅楼，所以建筑整体呈“凹”字型，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

大楼的正门并不大，外边有一个门廊，门左侧旁边的白色标记显示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是清朝光绪皇帝为改变中华帝国落后，受尽各国列强欺侮状况，力图维新，延续大清王朝统治，批准建立的一所新学，是当年国家的最高学府，“戊戌变法”失败后，它是唯一硕果仅存的变法产物。民国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后扩建，1918年迁址到东城区的沙滩，也就是现在这个位置。

进入楼内首先看到的是蔡元培先生的雕像。

蔡元培先生曾在:1916年12月-----1927年7月和1929年9月-----1930年12月两次担任北大校长，他是当时北大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

现在红楼只有一楼开放，复原陈列了李大钊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毛泽东工作过的第二阅览室，并考证布置了学生大教室、登录室、第十四书库、新潮社址、校长室、文科学长室等。

左侧图片就是蔡元培先生的校长办公室，他1916年12月担任校长后，实行“兼容并蓄，思想自由”的办校方针，先后延请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梁漱溟、徐悲鸿、胡适等一批著名学者担任教授，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实行教授治校，把思想陈腐的旧北大，改造成思想活跃，蓬勃向上的现代大学。

右侧图片是陈独秀办公室，他1917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系主任），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创办了《新青年》杂志，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左侧图片是学生大教室，当年有很多保持着各种理想和主义、但都学识渊博有所见解的先生在这里把自己的知识和主张传播出去，也有更多的来自各个学校的、希望获取知识的学生聚集在这里

右侧的图片是李大钊先生曾经工作过的图书馆主任室，1918年1月到1922年12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通过一系列改革，将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转化成现代大学图书馆。

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系统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3月，他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这里讨论创建中国共产党问题，同年10月，李大钊和张国焘、张申府等在这里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负责人。

真的难以想象，这个看起来最多十来平米的斗室，竟然成为孕育我们党的摇篮之一，显然，这里是李大钊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也是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先驱的主要人生舞台，没有李大钊先生，北大无疑将丧失很多迷人的风采，很难说是北大成就了李大钊，还是李大钊成就了北大。连一生绝少服人的鲁迅肯奉小他许多岁的大钊先生为“革命的前驱”，实可见李大钊的思想与胆识已经远远超出同侪之上。

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造就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这场爱国运动推动了中国历史进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先生起到了重要作用，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指出这个日子是工人阶级“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他第一次把“直接行动”公开提出来，为即将到来的五四革命风暴发出了战斗信号，他还号召“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还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印成传单散发，号召人民与反动派作不调和的斗争，并宣告，如果反动政府不答应群众的要求，工人、学生、商人就应用“直接行动”求“根本之改造”。五四运动爆发后，演讲鼓动并积极奔走营救被捕者。因此，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指导者和参与者。

左边的图片是阅览室，当时的书刊管理员是一个说话带浓重湖南口音的二十五岁的小伙子-----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是由当时在北大执教的他的老师杨昌济教授推荐，经李大钊先生安排进了图书馆做助理员。这是的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职经历。

站在这里，我忽然觉得，中国的革命与北大图书馆竟然有莫大的联系，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先生做过北大图书馆主任，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做过图书馆助理员。我想，毛泽东同志虽然在北大图书馆这里仅仅干了不到半年，但这短短的半年对他的人生道路之影响一定非常之大，因为我曾经读过毛泽东传记，我记得他正是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书，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等一批著名教授，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所以，如果说中国革命始发于北大图书馆，并不为过。

北大红楼，它与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革命领袖的北漂时光

-------探访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在京故居

1918年，毛泽东同志的老师杨昌济先生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写信给毛泽东、肖子升、蔡和森这三位他最看重的学生，建议长沙第一师范的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等组织成立的新民学会会员们积极响应，推举蔡和森先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也于1918年8月起程赴京参与赴法筹备工作，但最终，他没有赴法留学，而是在1919年3月离开北京回到长沙。这是毛泽东的第一次北京之行，一共逗留了大约半年时间。

我春节党史寻踪的第三站，就是探访毛泽东同志这次北京之行居住过的地方。

毛泽东到北京最初借住之处是他的老师杨昌济的家-----北京鼓楼豆腐池胡同15号。

乘60路公交坐了五六站，在鼓楼北站下车，下车后按照高德导航指引，沿着宽阔的旧鼓楼大街南行大约100米，再向东横穿鼓楼大街，这次很容易就找到了豆腐池胡同，看地图是一直走不用拐弯，直行不大约200来米，看到一处旧寺庙，名为宏恩观，又打听了庙前两个聊天的人，说前面不远就是，再向前走了几十米，看到有一座民国时期的小型民居建筑，墙上嵌着名为“杨昌济故居”的文物保护标志牌，门牌号码是豆腐池胡同15号。这座看上去并不很起眼的院落，就是青年毛泽东初到北京时的落脚之处。

1918年，杨昌济受聘成为北大教授，全家从湖南迁居至此时，这座院落的门牌号是豆腐池9号，大门上挂着“板仓杨寓”的铜制门牌。“板仓”一词指杨昌济的出生地，杨昌济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诞生于长沙县清泰乡板仓冲下屋杨家（今长沙县开慧镇开慧村），人们后来就把这位颇有学问的教授称为“板仓先生”。

没想到的是，如今的杨昌济故居，大门紧闭，墙上挂着“非开放单位谢绝参观”的牌子，这真是太遗憾了----有关部门为什么不不把它清理出来开辟成展览馆供参观呢？

根据我上网查的资料，这座院子坐北朝南，南北长约30米，东西宽12米。一进院有倒座房三间、北房三间、东厢房三间，西厢房已改建。1918年时，北房三间为杨昌济先生自己居住，东厢房三间为女儿杨开慧所住。后院有后罩房四间，为其他家属居住。初入北京的毛泽东与蔡和森，就借住在前院南边一间客房里。

我想，毛泽东来到北京最开始选择借住在杨昌济家里绝非偶然，我家里有一本父亲收藏的李锐著《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记得里面说过，毛泽东是杨昌济一生中最看中的学生之一，他们之间的师生之谊始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曾回忆这段日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教伦理学，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同样，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里也留下了对毛泽东的好感，而且以曾国藩为榜样来勉励之：“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显然，杨昌济对毛泽东是寄予厚望的，反过来，毛泽东应当也受这位老师影响颇深。

遥想当年，毛泽东同志就是在这栋中民居与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相爱了。《西行漫记》中记载毛泽东对斯诺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杨开慧遗稿中对此也有记载，在杨开慧的笔下，毛泽东当时已令她芳心暗许：“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

杨开慧与毛泽东这两位远离故乡的湘籍学子都深深爱着对方，北京老城墙下、护城河边、昆明湖畔都留下了他们浪漫的身影。后来毛泽东返湘时两人相约通信，分别以“润”、“霞”相称，由此也可看出两人之间关系的亲密。

没过多久，毛泽东、蔡和森出于与其他来京新民会会员联系的方便，经杨昌济的帮助，另觅了新的住处，也就是景山东街吉安所左巷8号的毛泽东故居。

我接下来就去拜访那里。

离开杨昌济故居，我在宝钞胡同站坐上124路公交，经过4站，在景山东街下车，按照高德地图指引，往回走了一段，来到一个小巷子口，又往东走了大约100来米，然后导航指示往北走，这一带小胡同特别多，情况挺复杂，按照导航走到一个小巷子口，但没有标明巷子名称，不知道是不是吉安左巷，我等了一会，有个推摩托的大哥路过，我问他，他说这就是吉安左巷，这条巷子非常狭窄，我边走边看旁边的门牌号，但是糟糕的是，两边的门上不是没有门牌号就是门牌号模糊不清，大概是年头太老了，找来找去，无论如何也没看到8号这个门牌，问了几个路过的人，毛泽东故居是哪个院，但没人知道，就在我失望地想离开时，一个牵着个小女孩的看上去六十多岁的大爷走过来，我不抱太大希望又问他，没想到他却往身后一侧的墙指了指：“往前走，从这个门开始数第4个门就是，不过现在住着人，不能让你进去。”我赶紧谢过大爷，走过去，敲敲了门，却无人应答。

根据我上网查的资料，这个院子有北房3间、东西耳房各1间、东房2间。吉安所又称吉祥所，是清代宫内太监死后停灵出殡的场所。可见这里当年并不怎么高贵，房子也就好不到哪里去。

毛泽东他们租住的是3间北房中的一间，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小房。房间里的设备陈旧简陋：一个土炕紧贴南墙，炕上铺一条破旧炕席，存放书和衣物的网篮，只能叠放在墙旮旯里。为小油灯的弱光照遍房间，只能把它挂在墙角上。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陈昆甫、罗章龙等8人就住在这间小房子里。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我望着这个小小的黑色大门和旁边斑驳的墙壁，心中在想：毛泽东、蔡和森等革命先辈在北京这段时间竟然过着这么艰苦的生活，他们在这种条件下积极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他们认为通过留法勤工俭学，可以直接研究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潮，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技术，正是向外发展的一个好机会，可以增长见识，探索救国救民的良方，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日后中国革命的领袖，当时的他们就是他们中国未来的希望，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等一个个朝气蓬勃的形象……

广义的说，当时的他们和现在的我都是北漂一族，当年他们来北京市是为了民族为了救国救民的道路，今天我来到北京是为了加入党的反腐工作；他们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开创者，而我们是中国共产主义的捍卫者，跟他们当年的艰苦条件相比，我现在的工作生活的条件真是天壤之别，我享受这组织的温暖，享受着单位的照顾，我应该好好向革命先辈学习，以更饱满的热情在党的反腐战线上勤奋工作，做一名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干部。

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

---探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地点中山公园来今雨轩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生于1894年10月，出身官宦人家，曾亲自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织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协助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共产党小组，是最早的党员之一，1933年9月21日，39岁的邓中夏被国民党反动势力杀害。

邓中夏同志与北京结缘是在1917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之后，入学北大当年，邓中夏结识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他被马克思主义吸引，并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中。1919年，李大钊等人创立“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高君宇、李达、黄日葵、缪伯英、蔡和森、向警予、赵世炎、张闻天、许德珩等年轻人都参与其中，不久，李大钊正筹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委托邓中夏具体组织筹建。1920年3月31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张国焘等，会员60余人。1921年初，他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让工人们免费学习。这里成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重要发源地。

邓中夏在北京城内的主要活动场所有北大红楼和中山公园今雨轩，由于已经去过北大红楼，我决定去中山公园今雨轩看一看。

乘坐地铁1号线在天安门西下车后，进了中山公园正门，打听了售票处人员，往北走几十米，便是著名的保卫和平坊，这座石牌坊后面有一座孙中山先生的站立雕像。从这里右转，向东穿过一片古柏，再走过

一条曲折的长廊，就能看到一座一层坐北朝南的古色古香的建筑物，这就是来今雨轩。前院有一块不算太大的太湖石立在那里。

门上匾额写着“来今雨轩”四个大字，据说这是赵朴初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所题写的墨宝。两侧写有一副对联：“莫放春秋佳日过 最难风雨故人来。”这个地方，现在不知是做什么用的，但在民国初期的1915年建立的时候是个茶社，据说当年门上的匾额“来今雨轩”四个大字是徐世昌手笔，现在门上的匾额和两旁的对联对已不是原来的了。据说民国时期来今雨轩是社会名流休闲聚会的著名场所；张恨水、老舍、林徽因、徐志摩、萧乾、巴金、鲁迅、叶圣陶、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都曾在此聚会甚至写稿。作为民国时期少有的公共空间之一，来今雨轩更是吸引了众多进步文化学术团体在此活动，他们或在此召开成立大会，或在此举办各种活动。

当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少年中国学会也把这里作为重要的聚会场所，作为这两个组织的骨干成员，邓中夏更是这里的常客，他经常在这里和其他成员一起讨论会务，举行茶话会，讨论研究新思潮，商讨革命运动的方向。

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建筑，承载了邓中夏和其他同志多少难忘的记忆啊！，站在这里，我耳边仿佛回想着邓中夏同志那些或发人深省或感人至深的话语：““觉悟的门前,便是刀山剑树,我们是开门呢,还是不开门呢”。” ……“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邓中夏同志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多的，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党和国家，“英勇无畏，无私奉献”是他此生真实的写照。回顾他的一生，求学探索、工人运动、党务工作，每一个足迹都是拼搏奋斗。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元老，不求名不求利，一直坚决服从党的安排，肯于做最辛苦的第一线工作，哪怕被冤枉，被撤职，也初心不改….1933年9月邓中夏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9岁。

曾几何时，邓中夏同志高呼“哪有斩不掉的荆棘？哪有打不死的豺虎？哪有推不翻的山岳？你必须奋斗着，勇猛地奋斗着，胜利就是你的！”作为当代青年的我们，要立足于世界，秉持于至善，勇做新时代的弄潮儿，为祖国发展繁荣贡献青春智慧和青春力量。

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

--------拜谒高君宇烈士墓

五四运动著名学生领袖、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者、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谁能想到，这一系列耀眼的头衔居然能够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就是我党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君宇。

我此次春节党史寻踪的最后一站，就是前往陶然亭拜谒高君宇烈士墓。

乘坐地铁4号大兴线在陶然亭站下车，步行几百米，来到陶然亭公园。查资料得知高君宇墓在中央岛锦秋墩的北麓，可是我从北门进去，但却不知怎么走，接连问了好几位游客，花了好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来到锦秋墩，在北坡的一片树林中找到了高君宇烈士墓，墓前有一块横的白色石碑，上面写着“高君宇烈士之墓”，下面的小字写着“北京市人民政府1987年9月立”，在这块石碑后面立着两个尖顶柱状墓碑，右侧的墓碑上写“吾兄高君宇之墓”，这是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立的，右侧的墓碑上上写却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下面刻着四个篆字“春风青冢”。

为什么在这里会有两座墓碑呢？------因为这是一座合葬墓，这这背后隐藏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

高君宇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与邓中夏很相似：他是山西静乐人。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在那里接受了新思想的启蒙教育，也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十月革命后，高君宇和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那里，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高君宇是组织和参加的骨干之一，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的高君宇，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赵家楼。1920年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高君宇和邓中夏等北大19名学生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他受小组的委托筹建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不久，高君宇又被派到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高君宇受党的委托，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1925年3月5日因患急性阑尾炎，经抢救无效病逝，年仅29岁。

195石评梅，一九零二年生，山西平定人。原名石汝璧，由于爱梅花，自号评梅，号称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父亲石铭是个旧知识分子，在山西省立图书馆任职，对其宠爱有加。一九一九年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部当训育主任和体操教师。高、石相识于北京山西会馆，当时高君宇发表了一篇关于民主自由的演讲，给石评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两人互生好感。不久，高君宇香山碧云寺采得红叶一片，就在红叶上用毛笔写着“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然后寄给石评梅示爱，但石评梅因为当时刚经历一次失败的恋爱而心灰意冷拒绝了他。后来石评梅大病时，高君宇或白天或晚上地服侍在旁，他总是拿着药方跑到大街上为她买药，病重时则三更半夜去请大夫。石评梅深受感动，她在心里渐渐接受了这段感情。但革命者的爱情容不得那么多风花雪月，高君宇一直在各地奔波于革命事业，两人从来聚少散多，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石评梅曾摘录高君宇致自己的信：“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属于你，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这句话将一个革命者对于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忠贞表白得淋漓尽致。高君宇死后，石评梅写下了大量痛思高君宇的诗文，在3年的时间里，每个星期天都要到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凭吊，哭了三年，她的心也碎了，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1928年9月30日，年仅26岁的石评梅因脑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遵照石评梅生前的愿望，朋友们把她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立碑“春风青冢”。两方白玉剑碑如同一对比肩而立的眷侣，成为陶然亭畔一道新的风景。

我转到高君宇墓碑后面，看到上面刻着几句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高君宇烈士的这几句话正是他自己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诗的左边小楷写有：“这是君宇生前自题相片上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的生命，我只有将我剩下的泪长流到你的坟头，只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评梅”

看到石评梅这用情至深的话语，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 高君宇那29岁的短暂生命就像一团火，为革命事业而燃烧，也为坚贞的爱情而燃烧！高、石二人深沉而炽热的爱情将永远令后人感佩！在这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望着高君宇和石评梅簇拥在一起的雕像，我想起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审查《北京建设规划图》时对高、石墓作指示説的那句话：“革命和爱情并不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意义。”

是的，总理此言确实大有深意。想一想，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现实中，还有多少婚姻是建立在纯洁的爱情之上的？有多少年轻人在恋爱时看重的不是感情，而是对方的位子、房子、票子、车子！婚姻几乎变成了明码实价的交易…….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凭吊高、石之墓，是在用凄美圣洁的爱情净化我们的灵魂，是对信仰的仰望，是对理想的坚守，是对爱情的守望。习总书记谆谆告诫我们不忘初心，我想，这“不忘初心”四字的含义，是不忘共产主义信念的初心，又何尝不是不忘爱情真谛的初心呢？

第三篇：读《文化苦旅》有感

文化,人生

——读《文化苦旅》有感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不曾走遍中国的大好河山。但是当我翻开这本余秋雨先生所写的《文化苦旅》后，我慢慢地被书中的历史、游记所吸引。读这本书，就像和作者一起，从中国的西北走向江南；从莫高窟的中华民族痛失瑰宝到风雨天一阁那座仅存的藏书楼；从沙原隐泉到洞庭一角，又从吴江船到牌坊。

本书名为“苦旅”，但实为享受，是知识的积累。畅游在各地的文化之中，饱览各地风景，实在是精神上的享受。这本书，粗看只是描写神州大地上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但当你细细品味，却会发现一段不一般的历史，或是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上海人》中，上海人近乎吝啬的精明；《道士塔》中那愚昧无知，却带着一种农民式的憨厚的王圆篆道士的行为——从外国冒险家手中接过极少的、微薄可怜的钱财，却让他们搬走一箱箱记载着中国历史的典籍；《夜航船》中无知，却又横冲直撞，行使着“权力”的“小将”，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一种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的精神。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思考。

曾有人这样评价过余秋雨：余秋雨以历史文化散文而名世。他凭借自己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优美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也备受学术界重视和尊崇。例如他在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戏剧思想发展的史论著作。有评论家誉之为：左手写散文，不流之于浅薄；右手撰述艺术理论，也不失其丰赡高深。

“报纸上说我写书写得轻松潇洒，其实完全不是如此。那是一种很给自己过不去的劳累活，一提笔就感到年岁徒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得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这是余秋雨教授在《文化苦旅》中的自序。

也难怪，看这本书要慢、要细，里面的思考，非常人所思，非常人所见。他笔下的《风雨天一阁》我记忆犹新，一个人，不！一个家族背负着坚守一座藏书楼的命运，范钦让中国留下了一座藏书楼，保留到现在。别的藏书家有，藏书也有，但没过几代，历史的风尘就将它们掩埋了。但是，范氏天一阁留下了，靠的是什么，是执着、坚定，还是如余秋雨说的“超越意气、嗜好、才情，甚至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体现在哪儿？他曾毫不客气地顶撞过权势极盛的皇亲郭勋，为此遭廷杖，下监狱，他似乎什么都毫不顾惜，在仕途上耿直不阿，最后连权奸严氏都奈何不了他。“一个成功的藏书家在人格上至少是一个强健的人。”余秋雨在这里总结道。

我们去到了某一个地方参观旅游，总是会不自觉地回想那里发生过的一切，曾经在我们所站的这个地方有谁走过，又发生过的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又是谁在这里修建的呢，修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等等。就在这样的一瞬间里，那所有的一切都会很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历史的沧桑感与人生的沧桑感便会油然而升，历史古迹所蕴藏着的精神与文化重燃而生，使参观者都好像亲身经历过了一般。那我们的教书育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与学生们做着不同的互动，在同他们的交流中，我感觉到他们对知识的渴望，此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感觉自己是无比的自豪。我们在默默耕耘的同时，看到学生们快乐成长，在知识的海洋中畅快的游历着，我感觉到无比欣慰，感觉我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本书中，让我感触最大的就是《废墟》一文了。“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这个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告诫我……这个就像人生，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建筑，由往年的辉煌，到如今的黯然，然而终究免不过变成废墟；社会也是这样，一座建筑倒了，另一个新的建筑就会建起来取而代之。再美丽的人生，终于会成为废墟的。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必定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文化故事、精神。余秋雨先生还在创作着，续写中华文化，而我将更用心地去进行我的人生苦旅。

第四篇：读《文化苦旅》有感

读《文化苦旅》有感

这几日，正在阅读余秋雨先生所著的《文化苦旅》，并不是说如何认真地研究，只是为了完成作业。

第一遍读的时候，对这本的书的感觉是无比复杂的，除了感慨之外，对某些东西也是有些厌烦的。或许是因为余秋雨先生所表答那种对历史的感怀之情吧，那些激荡的言论、慷慨的陈词，那些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式的语气与对古今文人命运对比的推断，总会使人产生各种不服、厌烦。但是，在厌烦的同时，又不得不对他进行佩服。

这本书，粗看只是描写世界上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当你细细品味时，却会发现一段段不一般的历史，或是一种中华民族的精神。当然，这些精神并不见得全都是如何的慷慨凛然，如何的使人崇敬，但它们都很真实。如《风雨天一阁》是以特定的人情风物为骨，以特定时期的文人的人格与处世心态为血肉，描写出了一段关于人格与时代的千古绝唱，《道士塔》中那愚昧无知、胆怯漠然，却带着一种农民式的憨厚的王圆篆道士的行为------从外国冒险家手中接过极少的、微薄可怜的钱财，却让他们搬走一箱箱记载着中国历史的典籍；《巴金百年》中懵懂无知，却又横冲直撞，行使着“权力”的“小将”，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一种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的精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看文化苦旅，感觉到的完全是一种席卷而来的历史底蕴。之所以苦，恰恰是因为，文化的诞生和绵延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陈述了很多让中国人辉煌而又苦涩过的历史。我们中国人，总是因一句地大物博而两豆塞耳，谁又能品出这个地大物博的中国，曾经如此的遭受过那么多的掠夺呢?谁又能道清文化2字的艰辛呢?

古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便是起行万里路的结晶,不消分说,万里的行程,总是艰苦的,作为一个文人,在旅途中看到的一些或许令人揪心的东西,那些失去的文明,那些不在的遗产,作者的心,总是苦的.昔日的辉煌早就我们如今的成就，但假若昔日的辉煌被窃取了，那后果将怎么样·····

因老一代创造的奇迹，才造就我们这一辈的骄傲，才使我们摆脱令人屈辱发指的历史。

但如今的我们仍以过去的光辉做明天，那真正的明天在哪里。历史会倒转轮回至当时，我们会不会再次面临屈辱？

以上就是我第一次读完《文化苦旅》后的心得了，这可能不确切，但《文化苦旅》并不是只一遍就能读懂的书，我需要再次去仔细研读，如此方能领会到各种真谛与精髓。

第五篇：读《文化苦旅》有感

读罢余秋雨老师的《文化苦旅》，我很想抓住些什么，却又难以言状，只觉得淡淡的哀愁与寂寞萦绕在心中不去，又难复平静。以下是小编带来《文化苦旅》读后感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文化苦旅》读后感篇1

在广褒的中华大地上，漂泊流浪的余秋雨先生越过山盘水座，踏雪飞鸿，在文化的苦苦旅途中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一种苦涩后的回味，一种焦虑后的会心，一种冥思后的放松，一种苍老后的年轻，一种文字激昂的大气，一场细致精巧气可吞天下的深刻评述。这便是《文化苦旅》，便是文化的苦旅。

从滚滚黄沙的沙漠边塞，到秀丽清澈的江南小镇，作者把每一个地方描绘的惟妙惟肖，同样也让我感受到中国源远流长的人为文化，每一个地方都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从《道士塔》，《阳关雪》中，让我看到了黄河文明的兴衰，写出了历史的深邃苍凉。《江南小镇》开始的那一段描写，让我仿佛看到了那小桥流水的景象。凭借丰富的文化感悟力与艺术表现力，再现了匿藏于时间底端的深刻思考，开展了一场山水风物与历史精灵的远距对话。

余秋雨先生在书中说：“文人似乎注定要与苦旅联在一起。”我想这或许是这本书叫做《文化苦旅》的原因吧。在山水解读历史，在历史中解读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文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写作功底，在他笔下，莫高窟，都江堰，藏书阁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在他笔下，那些过往的历史，就像是一幅凄美的画卷。“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到引发出人生沦桑感。”每个人的一生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段历史，当我们走过一段路时，停下来回过头看看自己曾走过的足迹，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遗憾，而我们也在这遗憾中，坎坷中寻找这人生的真谛，这便是我读《文化苦旅》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或许，我还未完全领悟作者的深意。或许，我还未真正读透这本书的内涵。然而，《文化苦旅》一起苦苦的悲怆奏响了时代的绝响，警世亦憾人！

静静地合上这本书，仿佛也有了一种想要游历山水的冲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也想在山水之间寻觅着历史的足迹。

第一次听说《文化苦旅》这本书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直到上大学时才买了一本认真来读。古话说得好：“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作者一次次漂泊的旅程，都是增长智慧的机会，也使心灵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洗涤。

我细细读着书，慢慢地被书中的历史、游记所吸引。从莫高窟的中华民族痛失瑰宝到风雨天一阁那座仅存的藏书楼，从沙原隐泉到洞庭一角，又从吴江船到牌坊。作者走过的每一处地方，似乎都蕴藏着那么多中华历史。有时候真想自己也能懂得中华五千年历史，每当走到一个地方，都能想起此地过去的故事和故人的评价。

读这本书，就像和作者一起，从中国的西北走向江南。偶尔，作者也会停下来，写一写腊梅或是写写自己的藏书，或者在每个清静的雨夜里想起，夜雨诗意。但是作者永远都没有忘记，真正的山水不光只是自然山水，更有着文化气息，人文山水。正如他自序中所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要摆脱也摆脱不了。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是的，在西天凄艳的晚霞下，我看见了王圆麓，那个敦煌石窑的罪人；在罗池庙里，我看见了失落的柳宗元；在都江堰，我看见了大愚又大智，大拙又大巧的李冰；在天柱山我看见了华发苍然的苏东坡。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叫做文化苦旅？慢慢得，我明白：苦旅，苦在历史的重压，苦在历史的逝去，苦在古人的远离，更苦在文人心里的敏感。

读了这本书，不仅让我略懂了作者，更让我读懂了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丝细脉。

前些时候舆论对该书及作者争议颇多，如今看过并粗略的研究一下，觉得议论是理所当然的。总体评价这本书：文化苦旅，不苦很酸，文人的酸腐都体现出来了。

在我看来，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文采，关键在于诗意，当然，是流淌的诗意，而非憋出来的诗意。诗意也只能证明作者的才气，不能决定作品的高低。索尔仁尼琴与莎士比亚谁更加富于才气？无疑是后者。谁的作品更伟大？真的很难说。

其实文学作品是个综合的东西，一切在于怎样描述现实，还有现实在内心的感受，才华，是没才华的人天天挂在嘴上的假牙。说人话，能把人话说到有趣之极的地步，这叫才华。

好作品标准就三个字：说人话。

但《文化苦旅》中说人话的作品很少，大多是用辞藻堆砌出来的空洞文章，或是强加情感的矫情文章。所以我对这本书的评价并不高。

他写的《三十年的重量》这篇文章中写到，“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挥而就的，好像是为了应付暑假作业吧，一写完就飞奔出去玩耍了。待到有一天惊奇万分地看到它刊登在报纸上，而且后面还印有口气堂皇的长篇评语，从审题、选材、详略取舍、辞章修养一一加以赞扬，我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了。”他被所谓的评委点评给收服了，只是一心陶醉其中，并没有想评委凭什么能胡乱扯出文章原本没有包含的东西，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想到的，评委又从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难怪后来他写文章也是这个样子，对所见事物喜欢强加情感，也难怪他眼睛里常含着泪水。

《文化苦旅》中很多文章是强加情感的。写事物来寄托作者的情感，这个没错，但当作者的情感过分的寄托，反而使文章显得矫情（或滥情）。例如《道士塔》。

《文化苦旅》中很多文章是用辞藻堆砌出来的空洞文章，在一篇文章里对一个事物用很多辞藻修饰，看似浮华，就因浮华而破坏了事物原本的样子。他这样写作，证明了他懂得很多修辞手法，很多词汇，但对文章的破坏是很大的，显得有点做作，太过于注重修辞，见得不怎么自然。例如《废墟》，这个可以和《荷塘月色》“一较高下”的文章。

余秋雨写《文化苦旅》中很多文章，一边用辞藻堆砌来描写景物，一边强加情感，导致文章显得既空洞而又滥情，雕饰感极其浓重，难道不雕饰就不是文学、文化了么？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化灵魂，但我并没见到文化灵魂，而是见到作者满纸的矫揉做作。

《文化苦旅》中说人话的作品很少，大多属于他的回忆散文，他的回忆散文，大都是把事情叙述清楚，运用辞藻就很少，很好的表达自己的心路历程，他不用辞藻堆砌的文章例如《漂泊者们》，给人一种清晰自然的感觉，没有显得做作，在《文化苦旅》中显得极其难得的文章。

《青云谱随想》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现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叙事描写都很到位，辞藻运用不过分堆砌，恰当自如，自己也没有过分强加情感，没有把自己胡思乱想的故事强加给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这篇文章不足之处在于，为引出朱耷花费过多的笔墨写中国绘画史和徐渭，如果把这些内容压缩，减去一些无关紧要的修辞句子，使文章感觉紧凑些，那样读者不会觉得作者扯皮太多，卖弄自己的知识，而产生疲倦。这样的话，文章就能更近一层了。

我对余秋雨的旅行，并没从书中感觉到有多苦，只看到他写下的众多空洞矫情文章，尽显他所谓的文人情怀，不过是酸腐罢了。或许我的观点有些偏激，因为现实中对余秋雨评价是当代散文作家的佼佼者，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我不知道评价散文的标准是什么，但我知道朱自清的《背影》比《荷塘月色》好，余秋雨的《漂泊者们》比《道士塔》好，至少前者都是真情实感的叙述事情，而后者都是辞藻堆砌出来的矫情空洞文章。或许我的偏激源于考试中对余秋雨文章的赏析，强加的“赏析”毁了文章。

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后记写到：“读者诸君如果不小心碰到了它，那就随便翻翻。”这些文章真的不适合被强加赏析，出现在课本和考试中实在是这些文章的悲哀，因为作者本没想那么多，无中生有的赏析只能是破坏了文章。余秋雨如此，如果是余华的文章被选中，可以想象到本来一篇说人话的文章，也会被“赏析”到变成说鬼话。，我觉得文章被拿来做考试赏析，是文章莫大的悲哀。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感受，以上就是我的感受，大家就求同存异吧。

中国有灿烂的历史，有博大精深的文化，还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肥沃的土地，它是世界民族之林的强者。

细细体会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当然，这些事并不见得全是如何的慷慨凛然，它们很真实，很贴近生活。例如《道士塔》中那愚昧无知的王道士从外国人手中接过极少的钱财，却让他们搬走一箱箱记载着中国历史的珍贵典籍。作者最后写道：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是啊，看到这个故事，我的心也在滴血。

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只有饱经沧桑的老人才会领悟真正的人生哲理。”把心灵放达于山水世界，放达于文化天堂，去观察自然与人交际境界中去思考前人的情感，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明历史中，遨游畅想，这正是《文化苦旅》不同于其他散文之处。在山水中解读历史，在历史中发掘文化，在文化中看透山水，让自己的心灵也受到文化的熏染，精神的洗礼。这便是我仔细读过读《文化苦旅》后，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

因为老一代创造的奇迹，才造就我们这一辈的骄傲，才使我们摆脱令人屈辱发指的历史。但如今的我们仍以过去的光辉做明天，那真正的明天在哪里？当历史倒转轮回时，我们会不会再次面临屈辱？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明天的希望就掌握在我们手中，当今的我们更应该努力，为了我们的祖国……

我拿到的《文化苦旅》是牛皮纸的封面，书内的纸张泛着青黄。我不知这样安排是否刻意，只是当我翻开它的时候，不禁莞尔：它，与余秋雨先生自命的“漂泊旅程”倒真是十分相衬。

读它的时候，我也正在旅途中，同样怀了一份“旅”的心情，只不过，我的这段旅程要舒适安逸得多。合上它的时候，我仍在旅途。坐在一辆稍有些颠簸的大巴车上，轻轻抚过牛皮封面上四个工整却厚重的黑色大字，心中久久无法平静。我想，我和先生一同，作了一次漂泊，只不过，我，漂泊在墨迹里。

山

先生写过的山很多，我却偏偏记住了一座沙山。那座依傍着月牙泉的，鸣沙山。闭眼，是大漠一望无际的黄沙。可当我睁开双眼，看到的却是那几座连绵的沙山。松软，缓缓滑动的细沙，时而随风高旋，时而沉默于脚下。血色残阳，金黄戈壁，美不胜收。

这一路，虽然我仅将手指覆于书页上的墨迹，却分明感到自己和先生一起爬了这沙山。我仿佛可以感受到脚下所踩的沙地的起伏和柔软，感觉到下陷的沙粒流动的触感。我心中的那份急躁，竟是由“不能迅速登顶”而生。所生一双健康善于爬山的腿，却奈何不了这眼前的鸣沙山，换了谁，都难免有些急躁。但先生教会了我怎样心平气和怎样忍耐与坚持。慢慢地，一点一点向沙山的山顶靠近。站在山顶俯瞰月牙泉的那刻，我只想抬头与先生相视一笑。

那明晃晃的月牙泉对我的诱惑不比先生小，于是“哧溜、哧溜”的几步，又一次来到山底。顺顺当当地，没有前仆，没有后仰。

突然被自己的会心一笑惊醒，回想脑海中的那座沙山，金灿灿，明晃晃，熠熠生辉。

洞

人们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溶洞；先生说，此洞要么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踏着先生的足印，我也同样跌跌撞撞地往里面走。这是一个漆黑的洞。伸手可触到凹凸不平的石壁，抬头就是无数尖锐的钟乳石。头顶蝙蝠横飞盘旋，脚底盲鱼游窜，或许，这就是阐述历史应有的气氛？

有水声，或许是千百年前的水？有叫声，或许是千百年前古老生物的后代？我不知道。只是我知道，当我的手抚过一行行墨迹的时候，我仿佛正抚过一扇石幔，那上边嵌着海螺贝壳，还有古老的珊瑚，在我心底重重一击。那一瞬，沧海变桑田。

我是追随先生的脚步进入这个洞的。这个洞，在我眼前是那么神秘，却又那么沧桑。人类的祖先曾出现在这里，他们举着明明灭灭的火把，如电影片段快速在我的眼前回放闪过。历史磕磕绊绊，终于走到了今天，这个洞似乎就是它的眼，漆黑深邃，却带着让人无法抗拒的亲切感，静静地看着如今的人们，给这沉寂了千年的洞穴，再一次带来人的生气与新鲜的脚印。

它的名字，是白莲洞。

湖

西湖，是一个太老太老的话题。世人皆宠的西湖，总一次又一次被提起。尽管已去过多次，岸边的石板石砖，细小的土粒，以至柳树干上有个特殊的纹路我都记得清晰。但再次看到先生写这个题目，一时竟有了初次邂逅时的心动感觉。西湖很厚重，的确，就像先生说的，它积淀了太多的朝代。跟着先生，从未触碰过西湖水的我，终于触到了。它细细地从我的指缝间穿过。我跟着先生，从宋代胜迹游到清代遗宅，恍惚着穿越了四个朝代，谁能在此刻告诉我历史的真谛？怕是，谁都道不清吧。

在这西湖畔，我看到一位位文豪、诗人、才女、隐士从这里经过，还有两段神话般唯美的爱情故事。猛然抬头，我看到先生定定在湖岸迎风而立，若有所思。

眼前那被薄纱蒙了许久的西湖终于除去了迷茫，断桥无言，荷群无言，碧水无言，可我，却什么都听见了。

一次又一次，小心翼翼地触碰着青黄纸张上的墨迹，我想，我是作了一次漂泊的。在墨迹中，跟着先生从荒凉大漠，行至温婉华中，再到精致的江南。一路颠簸，一场苦旅。

看了很久，心里感触良多，但确实不只这样表达，所以只能说说我的想法，更准确的来说是拼凑杂乱无章的想法，我喜欢有感而发，不喜欢太过造作，或是漫无目的的写一些东西。那样很枯萎。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提起中国，首先想起的应该是长城，工程浩大，历尽无数朝代依然屹立在地球的版图上，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所以不能无视他的军事作用以及人类意志力的表现。每每在电视上看到长城都会感觉到它赋予历史，赋予民族的厚重感。

但说起都江堰，哪是在秦始皇修建长城钱数十年就已经建成的水利工程，虽说它的气势远不如长城来的浩大，但，他却稳稳当当的服务于四川人民数千年，滋养着这片沃土，造福人类的作用远远大于了长城。也是因为有了都江堰才有了诸葛亮，刘备的雄才伟略。也才有了，张飞，关云长，赵子龙的勇猛善战。以及李白。杜甫等诗人的文采。

当作者写到初来都江堰看到水利工程时的情景，他以那样的一种情怀赞美都江堰的时候，我哭了，真的哭了，我看只能写到这了，感动的毫无思绪了，也不知道怎样来叙述了，但我很理解作者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文人，心中所挂链的，对于当今社会所迷茫的。不俱千辛万苦的苦苦追寻中国真正文化行为。也很感动和惊叹作者描写古迹所用的词句。是那么平实而又不失大气。确实写不下去了。

“文化苦旅”，望文生义，自然是一个“旅”字贯穿全书。但这部书又不是简单的山水游记。“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深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的感动，无端的喟叹。”我想，这便是文化二字的分量。而一个“苦”字应该说可是全书的主旨。作者并不在乎旅途劳累之苦。这个“苦”乃是对全民族意识的苦苦思索，对人生至高理想的苦苦追寻，读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苦苦祈盼。“我不敢对我们过于庞大的文化有什么祝祈，却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

我以为，最能体现作者一个“苦”字的文章是《道士塔》在作者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为了蝇头小利就可以把大车大车的经书、绘画运往两方的土道士。也看到了一群眼睁睁看着国宝流失却不闻不问的道台，藩台。“偌大的中国，竟存在不下几卷经文。”“我好恨”。作者恨的不是王道士，也不是哪个藩台，在中国，这样愚昧、麻木的国民又何止千万？王道士不卖，李道士照样要卖，张藩台不管，赵藩台更不会管。“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面对如此国民，作者怎能不苦？百年之后，王道士早已化为灰烬，莫高窟的历史文献也在大英博物馆的玻璃窗里沉睡了多年。尽管我们再也不会让一个蒙昧的道士去看管我们祖先的遗产，可他们似乎还活在我们身边，盲日庸俗的国人似乎也还不少，也许文明离我们还很远哪！我们期待着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的那一天。

再谈到“文化”二字，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书中的一篇文章《柳侯祠》。柳宗元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巨匠，但他命运多劫，两次遭贬，又客死他乡。然而正是由于他官运不济，被贬永州，才使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可此时的柳宗元仍时皇宫内的青砖绿瓦一片痴情，因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事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而此时，命运和他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柳公满心欢喜的返回京城，而等待他的却是更加荒凉，更为边远的柳州。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我又想起了批评余秋雨的文章，说它的词藻华而不实，说他的文章软弱无力。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也没有必要去探个究竟。因为文学本身就有它的两面性。真正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余秋雨的书，在他的书中看到了文化，看到了历史，看到了世界，看到了人生。我想，这就够了。

中国灿烂的文明正在被时光磨灭，不知在角落里边回味心酸史边唾骂历史罪人的人们是否真曾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我一直以来欣赏懂史且敢于评论批判历史的学者，而也同时认为现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的余秋雨先生是无数学者中的豪杰，他的《文化苦旅》是万千部文史学散文著作中最为出色的上品。

本书是余秋雨先生第一本文化散文集。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夺得首奖。全书的主调是凭借山水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历史构成。余秋雨先生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余秋雨先生以他独特的写作魅力吸引着读者，那是一种苦涩的回忆，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他也曾在本书中像许多知青学者样深情感叹，但同样的感叹，出现在不同的地方，韵味也相差甚远。正如他所说的一样“我也可以年轻”，他的人生是富有弹性的，他总是秉持着少年的激情，享受着老年的清闲度过他充实的中年时光，所以，余秋雨先生无论何时都是个混合体。因此，他的文章，也永远夹杂着不同感觉的口气。如他对中国文化日益沦陷丧失的悲伤感慨，就饱含了年轻人对不满的辱骂，中年人对世事的无奈和老年人沧桑的惋惜。

也许有些的观览完全无心，但撰成此书的灵感源头绝对是有意的。很明显，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尘封点。在如今这个弘扬我国绚烂文明的蓬勃时代提出这样的悖论观点，自然更引人注意深思。中国古老的文明曾在古代创造过盛世，人们为了保留住曾经繁华便将绚烂的文化代代相传，陆续建造了莫高窟，都江堰等大型建筑，就连普通的牌坊，藏书楼也印有文化的痕迹。但人们的理想总是好的，而岁月却是逆人而行，变故也是层出不穷的，人们再想保存下来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极限还是会被时间冲走，虽然也有些是出于人为，但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历史的轮盘上的空白。有些历史尘埃的东西是留不住的，不少学者在哀伤的挽回，总痛心的活在不属于他们的曾经，便永远无法活着走出来。因此，“正视过往与当下”，便是我从此书中悟出的一个当前重要的课题，我也同时认为这是余秋雨先生的研究与警世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