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路径选择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路径选择
摘要：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入手，分析了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路径选择问题。具体来看，分别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进行阐述，发现交易费用过高，碳排放产权的模糊性，利益集团的阻力和路径依赖是制约甘肃省降低碳排放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交易费用；产权；利益集团；路径依赖；碳排放量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比如能源消费和环境污染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比如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这将导致对化石能源消费量逐步增大，进而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使得生态环境恶化。因此，降低碳排放量，走低碳经济的道路成了人们的共识，最近几年，学术界对碳排放问题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测算碳排放量，因为碳排放量的数据统计年鉴中没有出现，所以必须对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由于测算标准和方法不同，学者们的测算结果也不尽相同；第二，研究经济增长和碳排放量的关系，很多学者验证了在中国或者某个区域是否存在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第三，研究碳排放和其他经济变量关系，学者从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工业化水平、技术水平、消费结构等角度出发，研究了这些变量中的一个或几个与碳排放量之间的数量关系。
查阅文献可知，学者们的研究领域多为全国或者某些发达地区，研究甘肃省这种落后省份的比较少，研究方法多为因素分解、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VAR等实证分析方法，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的较少。所以，文章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切入，研究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路径选择有一定的新意。
二、理论分析
这一部分主要从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出发研究甘肃省碳排放量问题。
（一）交易费用理论与甘肃碳排放量
交易费用理论由科斯最早提出，①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出，如果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方式，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企业、纵向一体化等现象？企业出现后，企业的边界和规模是如何确定的？科斯通过调查福特公司的实际情况给出了答案，企业之所以会出现，原因是因为市场这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是存在交易费用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企业内部交易也是存在交易费用的，如果企业的规模较大，其交易成本甚至会超过市场的交易费用，所以，企业的规模不可能无限的扩大，当一笔交易，不管是用市场这种方式，还是企业，其交易费用相等时，实现所谓的均衡，企业的边界为最优的。
交易费用一般包括交易过程中出现的事前的、事中的和事后的三种交易成本。那么，交易费用是如何影响碳排放量呢？在甘肃省，衡量环境污染、碳排放的技术指标还比较落后，有些企业的碳排放量很难计量，加上针对排污的法律法规很多都不太完善，甚至还有很多空白地带，甘肃省环境规制部门发现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太高，远远超过了其潜在的收益，所以，对有些企业的碳排放只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这是导致甘肃省碳排放量很难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产权理论与甘肃碳排放量
产权是指由于物的存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它是一个权力束，主要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剩余索取权等，产权分为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②产权一般具有延续性、稳定性、可分割性等特点，产权明晰的一个最大功能就是能够让外部性的东西内部化，但如果界定产权需要的成本大于其收益，那么产权就可能一直处在一个共有的模糊状态。
企业增加碳排放量会带来很多的负外部性，虽然负的外部性给人们带来了利益损失，但由于其损害的不是某个人的利益，而是一个群体，个人的边际收益远远小于边际成本。那么一般情况下，就不会有个人主动去监督、制止，因为很多人有搭便车和机会主义倾向，他们相信会有人去阻止这一现象的发生，然后自己坐享其成。这就导致了甘肃省企业当增加碳排放的时候，缺少必要的民众监督，甚至很多民众对此不闻不问。
（三）利益集团理论与甘肃碳排放量
利益集团理论最早由奥尔森提出，他认为早期的产权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持续低效的产权制度，要解释这种现象必须加入利益集团理论和国家理论。很多制度的创新不一定是按照简单的成本收益进行的，如果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强大，现有的制度安排保证了其高额垄断利润的存在，那么，他们会阻止任何的制度创新，以此来维护现有制度，即便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
甘肃省碳排放的企业可能会得益于现有的高碳经济的制度安排，也即是他们可能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其自身利益，他们对低碳经济的制度安排是有抵触心理的。“唯GDP”指挥棒让甘肃省的地方政府和碳排企业之间出现了利益共融性。经济增长有利于地方官员的职位晋升，在产业结构不太合理的甘肃省，经济的快速增长就必然会增加对能源的消费量，增加碳排放量。因此，地方政府管制碳排放的动力不足。当新的减排的法律法规即将出台时，碳排企业会游说、行贿地方官员（寻租），防止出现制度创新，这是导致甘肃省减排效果不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四）制度变迁理论与甘肃省碳排量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转化、交易和替代，戴维斯和诺斯是较早研究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一般来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替代效率较低制度的过程。制度变迁的轨迹主要有两种：诱致型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方式主要有激进型和渐进式两种。诱致型制度变迁主要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是政府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变迁方式。
由于甘肃省制度变迁的模式主要是渐进性的制度变迁，在由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所需时间较长，相应的手续繁琐，这会导致制度变迁的位移，有些降低碳排放的改革在执行过程中甚至出现错位、倒退的现象。政策的出发点是降低碳排放量，最后的结果却可能出现碳排放量只增不减的现象，从整理出来的能源消费和碳排量的数据也可以印证这一点。再者，这种制度变迁出现较长时滞的原因也可能是甘肃省已经陷入了“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
三、对策建议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提高核算企业碳排放量的技术水平，降低交易成本
从交易成本的角度可以看出，甘肃省碳排放量很难降低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方面的交易成本太高。这就要甘肃省相关部门提高检测碳排放技术水平的研发力度。提供相应的信息。交易费用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不充分，信息成本过高，完善和碳排放有关的信息结构对降低甘肃省碳排放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明晰产权，减少企业寻租的概率
如上文所示，甘肃省降低碳排放量的一个障碍就是碳排放具有较强的负的外部性的，因此，在考虑界定产权成本的基础上，尽量做到产权的明晰，界定清楚排污的权力和责任，同时，加大民众的参与度，提高他们的监督意识，让低碳经济这种非正式规则深入民心。
利益集团理论告诉我们，碳排企业这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已有的利益，会通过各种渠道想环境规制部门寻租，寻租的存在会大大增加碳排放量，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对寻租的监督力度和惩罚力度。同时，也要加大对政府设租的监督和惩罚力度，改进和完善已有的制度安排，从根源上杜绝这种现象发生。
（三）进一步完善从高碳经济像低碳经济的制度变迁过程
制度变迁除了需要正式规则（法律法规）的健全外，也要注重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只有非正式规则适应了正式规则，这种制度变迁才是有效率的。通俗的讲，要让人们接受节能减排的制度安排，这也是防止出现“路径依赖”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具体的制度变迁过程中，虽然渐进性制度变迁有其自身的优点，但也要注意防止因为制度变迁的程序复杂、周期较长等带来的方向扭曲，政府在强制性立法、执法的同时，充分考虑民众对法律的认可程度，防止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注释：
①该理论最早出现在科斯1937年写的一篇论文《企业的性质》。
②相关内容参见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
参考文献：
[1]卢现祥.新制度经济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弗鲁博顿.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 一个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刘卫东，等.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框架与科学基础[M].商务印书馆，2010.[4]卢现祥，等.不同环境保护制度的绩效比较研究――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J].贵州社会科学，2012（05）.[5]张友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0（04）.[6]刘洁，李文.中国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04）.作者简介：卫静静（1981-），女，河南焦作人，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兰州商学院陇桥学院讲师，应用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服务业，服务贸易。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第二批科研项目（2013B-145）：基于技术进步和工业化水平视角下的甘肃省碳排放研究。
第二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摘 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意义，揭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其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农村 合作经济组织
一、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大意义
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有效形式。通过合作，把小型分散的生产、加工、营销的农民组织起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归纳起来，这种新型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主要在于能够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改变农民自身的弱势地位。
1.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新的农村生产关系适应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提升。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农民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资金积累不断丰富，经营领域不断拓宽，继续按照原来的家庭小规模经营方式不能扩大再生产，生产力水平不能继续提升，农民不能持续增加收入。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生产力是第一要务。当前农村发展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就是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通过合作，整合各种生产要素，提升生产力水平，这是一种全新的合作，现代化的合作，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自然过渡，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指出，“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是创新农村经营体制、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载体，对完成农业现代化，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的健康发展，建设农村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2.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改变农民弱势地位，实现市场公平竞争地位的有效选择通过合作带来规模效应。农民为摆脱市场经济条件下遇到的各种困境，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一些富有远见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能人，率先带领农民组织专业性的合作组织，使产业形成一定的规模，提高产业化水平。有了规模，产品数量多了，就有了市场，价格也随之上升，解决了增产不增收问题。
通过合作规避市场风险。分散经营的农民人单力薄，经常遇到难以规避的市场风险。遇到天灾****，血本无归，倾家荡产，难以进行生产再生产，导致贫困。遇到技术难题不知所措。进入市场不知价格高低，经常上当受骗。自产自营增加销售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封闭经营，生产不会决策，市场信息不灵，生产经营盲目从众，彼此模仿，导致多时都多，少时都少，经常增产增收。合作经营方便科学技术的应用，市场谈判地位明显提高，市场信息能够快速掌握，实现互助。
通过合作带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小户之间合作，变成大户，打破家庭的界限，打破村屯的地域界限，合作领域逐渐扩展，合作范围的逐渐扩大，实现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联合。实现专业化分工，有从事生产的、有从事运输的、有从事销售的，产业链条不断延长，推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快速发展。
二、农村合作经济及其组织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规章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水平较低，在发展与运作上普遍的不规范，合作的知识贫乏、缺少管理经验，大多数只有理事会而无监事全，虽有规章制度，但没有按规章制度办理，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中，即重建轻管或缺乏管理人才。
2.经费不足，融资困难，制约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固定经济来源，会费收取十分困难，技术交流、技术服务又都是无偿服务，因此，基本上没有资金积累，导致许多活动无法正常开展，降低了服务功能、服务质量、凝聚力和影响力，可
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3.缺乏政策、法规支撑。政府及部门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重视不够，虽然在有关文件中给予了支持，但缺乏明确可行的优惠措施，至今尚未找到专门针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设立、登记、发展的规章制度及其优惠政策，经常有相关部门打关着各种旗号来检查、收费、收税、罚款，使协会无法经营下去。
4.合作意识不强。一是合作意识差，有“恐合心理”；二是对合作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积极性不高；三是普遍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缺乏开拓进取的市场竞争意识；四是许多干部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那是农民自己的事，让农民自己办；五是理论界重视不够，不能给决策者和实践者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三、由新制度经济学得出要尽快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相关措施
1.清晰产权，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
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越完整越能提高效率。因为市场交易过程存在交易费用，如果所要交换的物品没有明晰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那么为交换的顺利进行所需的各种费用支出就非常高，甚至高到交易无利可图的程度，所以必须首先明晰产权，优化产权配置是降低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优化资源配置的首要前提。农地产权制度作为正式规则，通过其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能有效地增强农民交易谈判能力。它能有效遏制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而对收益进行再分配的谋利行为。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2.各级政府部门要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实行优惠政策，促进健康发展
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对农民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没有资金、物资、税收、技术、项目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社会弱势群体，文化技术水平和市场知识缺乏，兴办合作经济组织经验不足，政府应给予政策支持，特别是兴办合作组织的活动资金，财政给予一定的贴息，银行给予贷款。对合作组织提出的成熟项目，通过专家论证可行，政府和科技管理部门要给予立项。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农业技术管理部门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应经常主动上门进行服务。对合作组织自产的农产品要开通绿色通道，少收或不收税费。
3.坚持因地制宜，因利势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选择适宜各地优势产业发展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围绕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以龙头企业、基地、农户三结合的模式，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紧密企业与农户的关系。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形成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提高农业效益和农产品竞争力，组织实施良种、优质高效农产品基地等科技兴农工程，提高农业科技竞争力。引导农民重点发展各种购销专业合作社，解决农民买难卖难问题，增加农民收入。
参考文献：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4.傅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及问题.经济学家，2004，5：101-109.孔祥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人事、问题及对策.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10：1-5.
第三篇：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生态城市发展路径选择
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生态城市发展路径选择 摘要：随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化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供水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不足等“城市病”，本文运用公共管理的知识，从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建设生态城市的必要性出发，指出建设我国生态城市的路径选择，旨在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
关键字：城市化问题 生态城市 路径
一、生态城市的涵义
“城市生态学”理论最早是1925年由帕克(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提出的，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生态城市就是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为一定地域空间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是人类住区(城乡)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建设生态城市，使得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生态环境保护三者高度和谐，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力与生产力，这必将有利于提高城市文明程度的稳定、协调、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城市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选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保持和增强资源环境优势、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建设生态城市的必要性
根据国家发改委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由现在的37.7%提高到50%以上，城市个数将由667个发展到1400多个，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城市人口规模最大、城市个数最多的国家。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生存环境恶化等，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配套
人口密集是城市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普遍现象。据有关资料，国外42个大城市人口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918人，其中高于这个值的有14个城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城镇人口还会进一步增加。预计到2025年我国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58%，2050年则达到70%左右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关于《中国土地资源生产力及人口承载研究报告》认为，“我国人口最高应控制在16亿左右，绝不能超过17亿”，否则就会发生全面崩溃。如今，我们距离这条生命线只有3亿左右，形势十分严峻。庞大的人口增长量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人口增长过快，给人民的就业、教育、住房、交通、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方面的不断改善，造成了很大压力。与其同时，重工业优先发展需要规模巨大的投资，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发展重工业所需资金只能从抑制消费取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通过行政投资分配机制，将大量资金投向重工业，以迅速形成工业生产能力，挤占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投资。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受到严重制约。由此带来的交通拥挤，交通事故频繁还是没有根本缓解;建筑稠密，缺乏空地、阳光、绿地、新鲜空气的现象还十分严重;城市居住环境恶劣、周边支撑系统破坏使城市变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城市医疗、卫生、电力、通讯、供水、排水等许多公共服务设施不能满足市民要求。这就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二)城市资源的短缺及环境的加速污染使城市之间的矛盾加剧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据统计，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存在供水不足的问题，其中缺水比较严重的城市有110个，全国城市缺水年总量达60亿立方米。专家预测，中国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16亿的高峰，届时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750立方米，中国将成为严重缺水的国家。
城市化过程中，加剧了城市环境甚至是周边环境的污染，造成城市环境恶化的累加循环。我国历年垃圾的堆存量已高达64.4x108t，占地5.6X104hm2，有200多座城市陷入垃圾包围之中。我国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3%，97%以上的城市生活垃圾只能运往城郊长年露天堆放。在我国的垃圾中，有机物占36%，无机物占56%，其他占8%，其中无机物的主要成份是煤灰和残土。在垃圾中危害最大是要数“白色垃圾”这类垃圾很难自然分解，会进一步造成地下水和空气的污染。这些正威胁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城市化步入加速阶段将更加突显用地与供地之间的矛盾。然而，城市垃圾、工业和城市建筑工程排出的废渣和污水处理的污泥不断堆积，一方面占用了城市的大量土地，影响城市的整体形象;另一方面一些有毒废物又造成大气、水和土壤的循环污染。截至目前，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趋势虽有所减缓，但整体污染水平仍较高。城市噪声己成为现代城市环境污染的主要特征之一。据国家统计显示在影响城市环境的各种噪声来源中，工业噪声比例占8一10%;交通噪声比例接近300k;公共活动噪声影响面最广，己经达到城市范围的47%。
(三)不重视城市历史文脉的挖掘与保护
一个城市要想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注重城市特色的建设。像巴黎塞纳河中的西岱岛，1000年前的建筑巴黎圣母院就在这一小岛上。从古代的巴黎到现代的巴黎，一部城市发展的历史长卷可以得到清楚的展示，整个城市有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这样的城市具有非常成熟的美感，充满了魅力。而我们有的城市 “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了，但变得没有任何文化感，没有任何历史层次感和地方特色。毫无特色的“千城一面”的开发模式是当前我国城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实现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协调统一，也成为我国城市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实际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人口、资源、环境与城市化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的出现了供水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不足等“城市病”，亟需建设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来缓解这一困境。
二、国外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
生态城市思想提出后，目前国外己有不少城市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健全了相关法规制度和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展开有关的示范建设，并取得了建设生态城市的经验和效果。新加坡经过几十年努力，已建设成为举世公认的花园城市和生态型城市。澳大利亚的哈里法克斯生态城项目是该国第一例生态城市规划，不仅涉及社区和建筑的物质循环规划，还涉及社会与经济结构，它走出传统商业开发的老路，提出了“社区驱动”的生态开发模式。巴西的库里蒂巴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典范而享誉全球，其公交导向式的交通系统革新与垃圾循环回收入项目、能源保护项目曾荣获国际大奖。德国Erlangen市率先执行“21世纪议程”有关决议，采取多种节地、节能、节水措施，修复生态系统，进行综合生态规划，成为德国“生态城市”先锋市。日本的九州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减少垃圾、实现循环型社会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城市建设，提出了“从某种产业产生的废弃物为别的产业所利用，地区整体的废弃物排放为零”的构想。以下介绍一下巴西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
位于巴西南部的库里蒂巴市是巴西的生态之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接近生态城市的城市。该市以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典范而享誉全球，也受到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称赞，还由于垃圾循环回收项目(联合国的环境项目)、能源保护项目(国际能源保护协会的项目)而分别获奖:并因其公交导向式的交通系统的革新成就而获奖。库里蒂巴的建设经验包括:
（一）公交导向式的城市开发规划
库里蒂巴市的土地利用与交通相结合，鼓励混合土地利用开发的方式，而且总体规划以城市公交线路所在的道路为中心，对所有的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进行了分区。目前，城市有2/3的市民每天都使用公共汽车，并且做到公共汽车服务无需财政补贴。研究人员估计每年减少的小汽车出行达2700万次。
（二）关注社会公益项目
库里蒂巴有几百个社会公益项目，较为著名的是环境项目一1988年实行的口号为“垃圾不是废物”的垃圾回收项目，垃圾的循环回收在城市达到95%。回收材料售给当地工业部门，所获利润用于其它的社会福利项目，同时垃圾回收利用公司为无家可归者和酗酒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简单的、讲究实效的、成本很低的社会公益项目旨在成为库里蒂巴环境规划的一部分，并使得城市在环境和社会方面走上了一条健康的发展之路。
（三）对市民进行环境教育
一个城市成为生态城市的前提是对其市民进行环境教育，培养其环境责任感。库里蒂巴对此十分注重，儿童在学校受到与环境有关的教育，而一般市民则在免费环境大学接受与环境有关的教育。
三、从公共管理视角提出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的路径选择 借鉴国国内外的生态城市建设的经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正确的城市发展观念和建设方针，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前提，这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城市，我国自然也不能例外，要建设这种生态城市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生态城市建设大局
以科学的发展观统领绿化管理的实践，就是要坚持循序渐进，“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更加注重优化发展途径，更加注重丰富发展内涵，更加注重增强发展动力。要树立以下“四个理念”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实现新的跨越。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在推动上海绿化发展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执
政理念，充分体现绿化作为公益性事业的公共服务功能。针对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中心城区缺少绿化、公园窗口服务水平整体不高、老居住区绿化质量较低等问题，要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抓紧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切实解决好市民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公园内要因地制宜地设置人性化的服务设施、无阻碍设施和健身设施，满足市民休憩、健身和娱乐的需要。
其次，要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坚持以生态环境建设为核心推进绿化建设和管理。城市绿化是城市中有生命的基础设施，绿化建设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必须坚定不移地在绿化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的全过程引入生态优先理念要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制定和完善绿化规划设计规范、建设养护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完善绿化市场管理、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等相关技术标准和管理办法，以此提升城市绿化建设管理水平。
再次，要坚持市场化、社会化管理理念，坚持依靠市场推进绿化发展，坚持培育社会公众参与绿化的机制。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在绿化建设管理微观领域全面引入市场化机制；另一方面充分尊重绿化社会性、群众性强的特征，充分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绿化管理社会化的经验，积极探索社会公众参与绿化建设和管理的方式方法。
最后，要坚持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管理理念，坚持依法治绿，推进“管办分离”，实现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要增强规则意识、法治意识，不断健全法制，推进制度创新；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改进政府管理部门工作方式方法，切实贯彻“强化、转化、弱化”的要求，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职能转变。
（二）更新观念，提高政府生态建设管理水平
政府要更新观念，首先，实现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转变，公民义务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的转变。要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现代政府是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权力来源于人民，并接受人民监督。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之本，是行政权利之源。政府责任是行政权力的核心，是政府属性的本质。应当明确，不是人民为了政府而存在，而是政府为了人民而存在，人民政府应当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维护者。
其次，政府应当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有限责任政府的新理念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1）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政府虽然承担着直接的责任，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共物品都必须由政府直接来提供，要树立公共物品提供主体可以多元化的新理念；﹙2﹚适应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改变靠单一的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传统思维，树立主要依靠市场培植资源的新理念；（3）适应政府管理方式转变的需要，改变传统的政府管理不讲成本、效益的旧思维，树立政府管理同样要讲究投入、产出、成效益的新理念，并运用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对传统公共管理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造。
再次，由“依权力行政”向“依法行政”转变。“依权力行政”和“依法行政”，是区分人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也反映着一个国家的公共管理方式和手段。在法治理念上，应当实现从法律的治民、治事向法律首先治官、治权的转变。要通过推行依法行政，建立法制政府，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法律成为政府的行为准则和办事依据。这其中重要的就是政府管理的组织机构、工作权限要清晰，工作程序要明确，工作责任要到位。
（三）科学地制订城市绿化系统规划，为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发展指明方向
从国外生态城市规划理论研究和实践的相关成果来看，21世几特大城市绿化系统规划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区域性、生态性、舒适性、可利用性和可达性5个方面。首先，要突出区域特征和资源特征，将规划扩大到市域甚至区域范围，建立城较结合、城乡一体的大绿地系统。其次规划要更加注重绿地的生态效应，作最大限度地保存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繁衍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自然和人文景观，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以更贴近自然的生态环境来取代过度精细栽植、缺乏生态价值的“绿色沙漠”。另外，规划还要更重视绿地空间的环境改善和功能拓展，致力与创造舒适的人居环境并增加郊野休闲、森林旅游、湿地保护等更多功能内涵。同时，还应通过拓展绿化的影响和服务半径，增加与周边的内在联系等方法，不断改善绿化的可达状况。
（四）转变公共管理职能，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城市组织机构首先，在体制上进一步完善分级、分权管理，重点是梳理关系，管理重心下移，调整职能配置，强化职权利挂钩，从而构筑起上级政府管理的，下级政府不管，条管的，块不管，但以块为主的格局。同时，对块与块、块与条边界模糊的领域建立一种磋商和协调机制。在运行机制上变应急管理、事后管理、突击整治为源头管理、跟踪管理和长效管理：变人为因素较强的指示、政策管理为主导为以法律法规约束和经济手段调节为主导；对涉及成熟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领域实行垂直管理；同时，有选择地开放市场，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分解管理责任，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扩大城市管理的张力。
其次，坚持高效能、科学化管理原则，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协调的园林绿化规划、建设、管理机制。园林绿化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园林绿化的开发与利用要充分考虑到要兼顾水、土地、能源、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目的是要安排好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因此，城市领导者，特别是主要领导和决策者一定要端正城市建设管理思想，处理好城市开发、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建设规划与财力、物力的关系，处理好生活和建设的关系，一切从公众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办好事、讲实效。
再次，建立责任机制。何政府都需要建立一套责任制。这样才能在社会广泛的支持下进行运作。对任何主张民主的社会来讲，责任机制都是基本因素，要成为民主社会，就需要一套适宜的责任机制。政府组织由公众创立，为公众服务，就需要对公众负责。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要形成责任机制。由于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工作是涉及面广、任务量大、具体操作复杂，需要众多部门共同协作的一项系统性、社会性工作，因而，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倾力关注城市绿化，要建立城市绿化管理责权制和各级领导目标责任制体系。同时，按照“明责放权、重心下移、理顺关系、各负其责”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城市园林绿化管理体制改革，合理划分城市园林绿化管理责权，逐步理顺各级、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五）完善绿化法规和政策，推进城市绿化管理法治化
在实现政府绿化管理职能与执行职能相分离的过程中，城市绿化管理将形成政府行政管理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与社会化机制互为补充的局面。政府部门直接参与具体运作应该减少，更多要依赖于通过一系列的法规、政策、标准、规范来实施管理和调控。因此，法治建设将是未来绿化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要根据城市绿化发展的目标和实际工作需要，不断跟踪绿化建设管理前沿性问题，制定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强调绿化规划的可操作性和法律效应。第一，明确编制绿化专业规划和详细规划的主体，同时增加在详细规划编制时，应当提出不同类型用地的界线，明确绿地、林地结构、功能、形态、布局等要求。第二，依法划定绿线，在操作中缺乏配套制度和内容。为完善此项制度，需要调整应划绿线的范围，对已划定绿线的控制方式、手段等加以细化和补充，如对已确定的绿线应向社会公布、并规定市绿化局应当配合市规划管理部门共同控制规划绿线规定。第三，突出绿化比例在法规中的强制性作用。引导社会公众参与的有关法规政策制定。如研究制定社会公众参与绿化养护管理的 权力和义务的配套规章；研究制定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管理办法；研究制定社会企事业单位、公众参与绿化认养、认建的管理办法，研究制定社会公众参与绿化规划、绿地设计方案决策机制相关配套规则等等。
（六）坚持“依法行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认真贯彻依法行政“公开、透明、程序、规范”的原则，政府管理要严格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依法办事，秉公执法。要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要着眼于理顺当前综合执法和专业执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建立健全“双向告知”、“案件移送”等执法工作制度和工作运转机制，形成执法管理的长效、常旨在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建设。态工作体制。要坚持“依法治绿”，进一步加大绿化执法力度，加强绿化执法队伍建设，对毁绿占绿行为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并依法进行严惩，有
效巩固和保护绿化成果。要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解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后出现的后续监管不力的问题，抓紧建立审批事项取消后的后续监管办法，建立和完善对行政审批行为和效能的监督制约办法；加强对审批事项执行情况的监察，建立审批后续监管的工作规则和办法，研究制定立法与监督、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相互协作、相互制衡的执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推进城市绿化管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化保障。
综上，生态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根据各省市自身的条件及特征制定相应的发展措施、方向。要达到城市的生态化必须是全社会、全体公众、各级部门的共同努力。并且要实现城市的生态化建设，也不能从单一方面出发，而是要通过建设的不同方面指定的相应的发展措施，在各个方面的整体作用下达到实现城市的生态化。21世纪是生态世纪，即人类社会将从工业化社会逐步迈向生态化社会，生态城市使人类看到了未来的希望和理想的曙光。
参考文献
[1]严耕，杨志华.生态文明的理论与系统建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5).[2]杜鹏.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生态责任[J].甘肃农业.2006(8)
[3]杨志峰徐琳瑜，《城市生态规咙d学》，〔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康晓光马庆斌，《城市竞争力与城市生态环境》，〔闭，化学1】卫出版社，2007
第四篇：快乐经济学视角下的旅游体验研究
快乐经济学视野下的旅游快乐体验研究
旅游体验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值得加大研究的力度。本文采用美国学者派恩和吉尔摩（1999）在《体验经济》一书中关于“体验”的定义，即体验是“以服务作为舞台，以商品作为道具来使消费者融入其中”，“（体验）充满了感性的力量，给顾客留下了难忘的愉悦记忆”。在国际旅游学界“旅游体验”这个课题受到关注已至少有30多年，研究成果丰富，其中以色列旅游社会学家科恩（1979）对旅游体验的研究可作为理论典型，英国旅游学者威廉姆斯与巴斯韦尔（2003）合著的《旅游与休闲业服务质量管理》也辟专章对“旅游与休闲体验”进行了深入论述。近年来该问题也受到国内旅游学者的重视和研讨，并已取得了重要进展。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成果主要由谢彦君、邹统钎等人做出，如谢彦君（2004）著《基础旅游学》第五章专门讨论“旅游体验”，其《旅游体验研究》（2005）一书则是不多见的专门著作。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将旅游体验理论运用于旅游景区开发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去，如邹统钎（2003）主编《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经典案例》，邹统钎（2006）主编《中国旅游景区管理模式研究》，等论著，均论述了旅游体验理论对于景区开发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不拟讨论旅游体验理论本身及其在景区开发中的应用问题，而是在中外学者关于旅游体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借鉴经济学中快乐研究的理论成果，探析旅游体验当中旅游快乐（或曰愉悦）体验问题，探讨旅游快乐体验的内涵、性质和价值。据笔者检索，中外学术界对于旅游快乐体验的研究有一些论述，但是还缺乏较为深入全面的专题研究，故而笔者欲对此问题进行探索，以期对旅游体验研究有所推动。
一 经济学对快乐的研究回顾
历史地考察就不难发现，快乐概念既非经济学所率先讨论，更非经济学所独有，然而由于经济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门“显学”，对于快乐的研究比较深入和系统，并且由于其探究人们普遍关心的财富与幸福快乐这个重大的社会与人生问题而引起人们格外关注。当代经济学呈现出愈来愈重视快乐（幸福）问题研究的趋势，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快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自古迄今，快乐已经由一种哲学思想发展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生命科学等横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大学科的重要理论与科学思想，并对我们的现实生活与理论思维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快乐是一种愉悦的感官享受、精神感受和心理体验，包括与过去有关的快乐、与现在有关的快乐和与将来有关的快乐，即时的快感和持久的欣慰。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黄有光(2005)认为：“快乐是一种和痛苦相反的主观感受，包括感官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欣慰。”英国经济学家理查·莱亚德（2005）在《快乐经济学》中写道：“我所谓的快乐，就是感觉良好――享受生活并且想要维持这种感觉的意思；所谓不快乐，则是指感觉很糟，希望事情能有所改变的意思。”瑞士经济学家弗雷、斯塔特勒（2002）指出，人们所说的幸福（快乐），存在主观幸福（通过调查问卷获得个人关于其生活满意度和幸福度的指数）和客观幸福（通过一种生理性的研究方法，通过衡量脑电波记录来获取主观的福祉）。2007年中国一批经济学家发表了《国民幸福与快乐全国学术研讨会杭州宣言》，其中说：“快乐是一种愉悦的精神感受与心理体验。人类行为在本质上，均显示为精神快乐的需要和对快乐、幸福的追求。”
快乐思想从古到今经历了四个重要的发展跨度。第一，快乐思想最早见于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关于生死苦乐的界说。伊壁鸠鲁是第一位比较系统地阐述快乐思想的晚期希腊哲学家。边沁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快乐和痛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边沁是从人的趋乐避苦的自然天性推论出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的，并指出这是一条不证自明的公理。边沁分析了快乐和痛苦的来源、类型、度量以及影响苦乐的敏感性的因素。边沁（1789）所谓的“功利”其实完全可以归结为“幸福”或“快乐”，功利原理可归结为“最大幸福”原理，而所谓“幸福”又不外乎“追求快乐和逃避痛苦”。穆勒对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进行了完善和修正。穆勒在继承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是任何其他行为的目的之同时，不赞成边沁的快乐唯有量的区别而没有质的区别的主张。穆勒（1861）认为，快乐不仅有量之别，更有质之异。“理智的快乐、情感的快乐、想像的快乐、道德情感的快乐是比纯粹感官快乐高一级的快乐。”穆勒关于快乐不仅有数量上的不同而且有质量上的区别的深刻论述巩固和完善了功利主义的理论大厦。第二个重要发展跨度是快乐主义由哲学走向经济学的学科跨度，在经济学中，快乐思想也是贯穿始终的。第三个重要发展跨度是由经济动力学理论到经济伦理与福利主义理论的发展。第四，也就是快乐思想在经济学中的最新应用和重要发展，以黄有光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者摒弃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偏好满足即效用的新效用主义思想，把快乐与偏好以及建立在偏好基础上的效用概念相区分，提出了快乐是人类惟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的理念。(陈惠雄，2003)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研究转向其研究的最终目的――实现国民幸福的最大化，经济学由物质转向精神，快乐经济学应运而生。快乐经济学是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快乐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是对传统福利经济学的挑战和延伸，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快乐经济学试图破解“经济有增长，快乐无提高”的伊斯特林悖论，取得了许多有益成果。快乐经济学对快乐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有许多实际应用价值。在欧洲，快乐经济学已经在为政府及竞选服务。快乐经济学研究也可以为物质经济快速成长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研究国民精神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依据，欧美各国的经验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建设也提供不少有益的参考和启发。经济上的富足有了一定保障后，政府应当采取各种举措在更大程度上给人民带来快乐。（丁红卫、王美玲，2007）
黄有光（2000）在《经济与快乐》一书中写道：“金钱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快乐才是最终目的。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增加人们的快乐，则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何增加快乐才重要。”平均而言，有钱的人比没钱的人略为快乐，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的人民也略为快乐。但是，经济增长并不总能带来快乐增加。日本这几十年来人均实际收入增加得很多，但其平均快乐水平没有上升的趋势。研究发现，一些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的人民也不比某些收入较低的国家的人民更快乐。当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影响人们快乐的绝对收入已经不很重要，相对收入才重要。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快乐或福利看作是下列因素的正函数：其收入、其相对于其他人的收入、生态环境、社会因素、个人因素。当绝对收入较高时，其他因素变得重要起来。黄有光（2004）主张福祉（利）经济学要从偏好层面推进到对快乐的研究，因为偏好并非人类的终极目的，而快乐是人生的最终目标，而且是唯一有理性的最终目标。福祉的意思就是快乐或幸福。一个政策是不是好政策，最终要看是否会增加人们的福祉。美籍华裔行为经济学家奚恺元等人（2008）认为：“经济学主要强调如何以有限的资源产出最大的财富，而幸福学则强调如何在既定财富水平下，通过合理的安排来产出最大的幸福。”
中国传统学术中历来缺乏对快乐的系统研究，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虽然中国文化中关于快乐的经典言论不绝于史，但总的来说不成体系。国内最早研究快乐问题的专著是陈惠雄的《快乐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随后又出版《人本经济学原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陈惠雄解读快乐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陈惠雄提出了基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之上的具有原创性的快乐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构架。快乐具有八种特性：
1、强度；
2、持久性；
3、确实性；
4、远近性；
5、纯度；
6、联系效应；
7、个体差异性；
8、时代变迁性。影响快乐的六大要素是：
1、健康；
2、亲情；
3、经济状况；
4、职业状况；
5、环境状况；
6、生态状况。陈惠雄论述了快乐的五层道理：
1、快乐是人类行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
2、快乐最大化是人一生快乐积分的最大化，追求快乐的可持续性，而不只是目前的快乐；
3、我们讲的快乐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而不只是少数人快乐；
4、人类追求快乐是无止境的，所以快乐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行为动力，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
5、快乐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陈惠雄，2008）快乐学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内涵，也有很大的应用价值。社会发展只有建立在这个终极价值原则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和谐发展与科学发展，才能够真正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目标。快乐—人本—和谐是一个一体化的思想。我们正在迎来一个渴望快乐而又能实现大众快乐生活的时代，但是由于我们的观念、理论和意识局限，从而对快乐学的研究和普及还很不够，仍然需要我们为此付出努力。
快乐经济学取得的成果对旅游学理论研究和旅游产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而对于本文所论旅游快乐体验尤为重要，可以大大拓展我们的思路，深化对旅游快乐体验的认识。毫无疑问，旅游是人们获得人生快乐的一个重要途径和生活方式，也是一个社会全面提高居民快乐指数的必然选择。
三、快乐是旅游体验的核心价值
“旅游体验”这个概念迄今没有一个规范的定义，但是基本含义是清楚的。科恩（1979）提出，“人们走出自己生活空间的边界，为寻求乐趣（而不是迫于必要）而旅行。”科恩把旅游体验大致分为朝圣和大众旅游两大类、五种主要模式：
1、娱乐模式；
2、转移模式；
3、体验模式；
4、实验模式；
5、存在模式。科恩上述关于旅游体验的观点认识比较全面，很有价值。谢彦君（2004）认为，旅游体验是“旅游个体通过与外部世界取得暂时性的联系从而改变其心理水平并调整其心理结构的过程。”旅游体验是一种综合性的体验，并以超功利性体验为主。邹统钎(2003)提出，旅游体验是“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事物或事件的直接观察或参与过程以及形成的感受”，心理需求重于生理需求。旅游是人类追求快乐的重要途径，从游客的旅游终极目标来说主要就是为了追求快乐。日常生活不能够完全满足快乐时，人们通过旅游休闲的方式来实现。这里，邹统钎在论述旅游体验时已经触及旅游体验的核心即快乐体验问题，但是仍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旅游者追求的核心价值是快乐
“旅游者”一词至今没有一个被广泛认同的定义，但是其确切含义是存在的。以往出现的“旅游者”的诸种定义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人们日常交谈和媒体上的通俗概念、为旅游统计而下的技术性定义和为具体深入研究而下的启发性的定义。澳大利亚旅游学家利珀（2004）提出：从人类的旅游动机分析，将“旅游者”定义如下：“旅游者是指出门游玩，试图从游玩环境中获得快乐和休闲，离开家里至少一天的人。”旅游是一种休闲体验活动，这种体验能够从消遣性或创造性活动中获得，给人带来快乐。英国旅游学家库珀等人（2005）认为：“对于旅游者来说讲，无论旅游动机、旅游内容、旅游形式有什么差异，但追求身心愉悦、获得审美享受却是一致的。”正因如此，旅游学的目标就是研究如何增加快乐和防止痛苦。从这一点说，旅游学与快乐学（幸福学）有着相同的价值诉求。
（二）旅游是人类快乐的主要源泉之一
边沁认为，人类的快乐有四大类：自然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旅游者从自然风光中得到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快乐，旅游者都向往并陶醉于自然山水之中；朝圣旅游者则得到了信仰满足的快乐；参与红色旅游的游客则从中得到了历史认知、政治认同和精神境界提升的快乐。旅游是人类幸福感的主要源泉之一。陈惠雄（2008）提出了“旅游与转换环境的快乐效应”问题，生活中存在着“快乐适应”现象，就是说人们对事物一开始是感兴趣的、有快乐感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适应了，感觉不出来了。为此就要改变这种情况，办法是执行“生活波浪规则”，适当转换一下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换个新鲜地方，减少一成不变的环境烦恼，降低人们的“快乐适应”，提高快乐指数。中国有句俗话叫：“小别胜新婚”，其中就蕴含着这个道理。在异地的奇山异水和跨文化交流中，人们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快乐。
（三）旅游快乐是复合型的和较高层次的快乐
边沁(1789)分析出了不同种类的快乐，计有15种之多：
1、感官快乐，如味觉、嗅觉、视觉、听觉、触觉等快乐；
2、富裕的快乐；
3、紧张的快乐；
4、友谊的快乐；
5、好名声的快乐；
6、权力的快乐；
7、虔诚的快乐；
8、仁慈的快乐；
9、恶意的快乐；
10、知识的快乐；
11、回忆的快乐；
12、想像力的快乐；
13、憧憬或希望的快乐；
14、联想的快乐；
15、痛苦减轻后的快乐或叫释负的快乐。人类生活中的快乐是复合快乐体，是由上述诸种简单快乐材料以千变万化的方式结合和互相影响而成。边沁曾以田园观光带来的快乐为例，说明快乐的复合结构。“一处田园风光引起的愉悦，是由不同的快乐组成的—感官的快乐、想像力的快乐、还有同感的快乐。”人们从旅游活动中得到了综合性的身心快乐。这是其综合性的一面。同时，旅游快乐更主要的不是感官快乐，而是较高层次的快乐，因为它满足的是游客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大众的旅游行为是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物质生活相当丰富的情况产生的，所以其主要动机不是追求满足生存需要的“吃、住、购物”，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匮乏性需要即“旅行、游玩、娱乐、朝圣”，逃避紧张的现实，探新求奇，寻求心理补偿、精神愉悦乃至宗教信仰。所以，精神愉悦需要是人们想从旅游活动中得到的占主导地位的需要。
确认快乐是旅游体验的核心价值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一是可以深化旅游体验理论研究，充实旅游学理论体系，二是可以指导旅游开发，在创造和更新旅游体验时，紧紧围绕快乐主题进行，在各个服务环节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快乐需要,创造高质量的旅游体验。
三、快乐经济学对旅游业的启示
快乐经济学已取得的丰硕成果对旅游业有着多方面的启示。快乐经济学触摸到了人性的本质，即快乐乃是人类唯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而人们旅游的动机不是赚钱谋生，而是直接指向快乐本身，两者从本质上是一致的。快乐经济学的不少理论观点对于发展旅游业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里选择其中三点加以论述。
（一）“幸福悖论”对发展旅游的启示
“幸福悖论”是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来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研究发现，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人们的幸福指数没有提高，自以为很快乐的人始终在三分之一左右。这一现象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也叫幸福悖论。传统经济理论假定，高收入会产生更高的效用和个人福祉。但是幸福研究非常清楚地显示，这种观点是没有依据的，收入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快乐的相应增加。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比较，人们发现收入与幸福存在着一种积极的关系，且边际效用将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收入增加确实能明显地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快乐水平，但是在富足国家的作用却是非常小的。根据人们的经验，较高的收入仍能提高福祉水平，但比例较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有学者认为有三种因素消解了部分快乐，一是个人抱负水平随着收入提高而水涨船高从而降低了快乐水平，二是人们并不珍视绝对收入，而是更加关注相对收入，收入攀比也会给人带来不快乐。（弗雷、斯塔特勒，2002）三是显性变量和隐性变量，人们更加关注金钱、收入等影响快乐的显性因素，而容易被忽视影响快乐的隐性因素，如健康、亲情、友谊、人际关系、生态环境等，如果因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而忽视或损害这些快乐因素，如为赚钱而生病、人际关系不和谐、生态环境恶化等，就会出现“经济有发展而快乐无提高”的现象。陈惠雄（2008）提出，对于国家而言，人均国民收入5000美元可能是“幸福-收入”的转折点，5000元以后，相关性明显减弱，甚至是不相关了。中国已经有一些大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或超过了这个点，中小城市的先富阶层也有类似情况，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发展这个人数还在增加。要提高这些人的快乐指数，大力发展旅游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人们通过旅游可以增进健康、浓厚亲情、缓解工作压力和调整人际关系、感觉自由自在，实实在在地增加人们的快乐。
（二）快乐的可度量性与游客满意度的测量 陈惠雄（2003）指出：“由于快乐发生的客观基础、满足对象的客观性的存在，使得快乐这种以主观感受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事实上是可以进行客观比较和测量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快乐这种主观感受是难以测量或不可度量的，而实际上快乐指数是可以测量的。边沁就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可以计算的，通过考察快乐的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或不确定性、邻近或偏远、丰度、纯度、广度等七个因素进行比较和估算，比较快乐的总值和痛苦的总值的大小，两者的差额就是所得净快乐。陈惠雄（2003）认为，可以采用下列方法进行快乐指数的测量：
1、社会调查法（快乐感知调查）；
2、科学测定法；
3、寿命衡量法。他并且讨论了效用—快乐满足度的基数计算问题。快乐的可度量性及其测量方法，对于旅游快乐体验的测量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旅游体验的核心是快乐体验，旅游体验的测量主要是对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苦乐感进行测量，这个测量其实也就是游客满意度的测量。游客满意是其从出游前的顾客预期、享受服务过程中的顾客感知和服务结束后的满意水平共同形成的一个心理上的结果。旅游业必须意识到某些影响游客苦乐感知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设计问卷收集游客反馈意见的时候更应该意识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作用，并作出相应的评估。（威廉姆斯、巴斯韦尔，2003）西顿和班尼特（1996）认为，衡量旅游者满意度的方法是：以定量的问卷调查为主要形式，同时通过定性的口头访问法和直接观察法加以补充和完善。
（三）“东亚快乐鸿沟”与旅游快乐的最大化
旅游体验追求快乐的最大化。首先，我们要明白目前我国国民的快乐状况。学者的快乐水平国际比较研究显示，我国以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人民的快乐水平在世界上属于最低层次，“东亚快乐鸿沟”现象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黄有光（2005）认为，其原因有如下几项：
1、环保与卫生没有快速发展；
2、东亚人民有高度的竞争性，工作压力大；
3、东亚的教育与文化太重视考试上的成绩；
4、东亚文化，尤其是教育制度，太重视遵从和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性、自由与快乐；
5、儒家文化有禁欲（至少是节欲）的倾向，中国人倾向于接受痛感，而比较少接受快感；
6、东亚文化太重视“面子”而较少注重内在感受。经济快速发展，而快乐水平没有跟上，所以从根本上没有真正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人民幸福快乐的增加。这已经引起政府的注意，我国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发展理论和措施。旅游是能够提高国民快乐水平的一个重要产业，对于提高人民生活满意度、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因而，旅游快乐的最大化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旅游快乐的最大化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观念更新、理论构建、发展思路、实现路径等方面综合考虑。
首先，从社会发展阶段上看，随着国民财富增长和人民需要层次提高到生理需要层次以上，继续增加国民收入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的边际效用的下降速率加快，而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快乐的边际效用则进一步上升。（陈惠雄，2003）所以，让人们从工作和家庭中走出去，亲近山水和体验异地文化风情，就是一件比在家中享受空调和看电视更加快乐之事。
第二，从天-地-人宏观系统上看，应当改善三个系统：改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改善经济环境系统，发展低能耗、高科技产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改善社会环境系统，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公平竞争机制，改善人类生活环境，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上述三个系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人们的快乐可持续的物质保障。
第三，从旅游体验微观系统本身来讲，应立足于旅游的四个体验类型（娱乐体验、遁世体验、教育体验、审美体验）进行规划。游客离开日常居住的环境（遁世体验），接受不同文化与异域风情的洗涤（审美体验），尽情享受休闲时光（娱乐体验），并通过一系列感官刺激、修学益智和心灵感悟，获得精神的成长（教育）。旅游快乐有着极其丰富的可能类型，从在沙滩上晒太阳的纯粹被动体验，到横穿大陆的艰苦跋涉带来的精疲力竭。旅游就是以求乐为目的，而人们往往找出其他的、更为合法合理的目的，使得一次旅行师出有名，或者使求乐与健康、教育、文化等方面的追求结合起来，证明这种旅行的正当性。（科恩，1979）总目的是求乐，具体目的可能是求新、求奇、求知、求美、求爱与求乐兼而有之。
第四，在设计旅游体验产品时，应做到以下几点：
1、突出主题性，需要一个体验主线而不使其碎片化；
2、体验的独特性，构建一个特色鲜明的地标，用震撼性的“动人、动情、动心”的吸引物象磁石一样吸引游客；
3、高度的参与性，使旅客充分参与到各种活动和表演中去而不只是看客；
4、体验的个性化和人性化，为游客提供差异化的体验，营造“五种境界”：赏心悦目的美境、令人神清气爽的意境、令人呯然心动的情境、令人流连忘返的仙境、令人恍若隔世的梦境，既要推出代表性的体验产品，也要满足游客的不同口味，挑选出具有亲和力、为游客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能够传达快乐感的员工，并对员工进行专门培训。下列的“五步法”能帮助我们建立和发展与游客和员工之间的积极的快乐体验：锁定这种体验；扩展这种体验；重复这种体验；升级这种体验；更新这种体验。（麦克凯恩，2002）
最后，在开展旅游营销时，要实施以员工和游客为主体的感性营销，由传统的4P（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地点Place、促销Promotion）转换成5P(Product、Price、Place、Promotion、People)，这里的People指员工和游客，他们是创造快乐的主体，应当以他们为中心。要有能力按照游客需要的方式，提供游客需要的东西，以下七种能力就包含了游客真正需要的东西：娱乐性、可沟通性、亲和力、可信力、定制能力、可升级性和可抛弃性和引人注目。为此，需要提出一个个性鲜明的主题，讲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以创造游客丰富多采的快乐体验为愿景，在企业和游客之间建立一种感情上的联系。人类的情感认同先于理性认知，使旅游者动心、动情、悦志、畅神的快乐体验总会使他们难以忘怀。
快乐经济学是对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个体身心全面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茅于轼(2007)认为：“建设和谐社会就是增加全社会的快乐量。”创造快乐是伟大的事业，使人快乐是一门大学问，要加强快乐教育。由于我国面临着自改革开放以来财富增加了十倍而快乐没有相应增加的不容乐观的局面，所以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快乐问题，以期实现全社会快乐总量最大化。旅游学是研究如何使旅游者得到最大快乐的学问，所以应当借鉴快乐经济学的理论和技术成果，推进旅游体验研究，为旅游学学科建设和旅游产业开发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派恩，吉尔摩.体验经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18-19.[2]科恩.旅游社会学纵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79-106,37-38.[3]威廉姆斯，巴斯韦尔.旅游与休闲业服务质量管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23-147,107-121.[4]谢彦君.基础旅游学[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204.[5]谢彦君.旅游体验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124-131.[6]邹统钎.旅游景区开发与经营经典案例[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3：8.[7]邹统钎.中国旅游景区管理模式研究[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6：7-10.[8]黄有光.黄有光看世界[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99,37-40.[9]莱亚德.快乐经济学[M].（台湾）经济新潮社，2006:25.[10]弗雷、斯塔特勒.幸福与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6,102-103.[11]国民幸福与快乐全国学术研讨会.杭州宣言[N].光明日报（理论版），2007-5-29.[12]边沁.立法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2,37,29-32.[13]穆勒.功利主义[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16.[14]陈惠雄.快乐原则――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22-127，74,93-94,271,205-207.[15]丁红卫，王美玲.经济社会中的快乐机制――论快乐经济学的发展[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6):113-119.[16]黄有光.经济与快乐[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85-95.[17]黄有光.福祉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序及导言.[18]奚恺元，等.撬动幸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211.[19]陈惠雄.陈惠雄解读快乐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5,151，205-207.[20]利珀.旅游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92-93.[21]库珀，等.旅游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72.[22]西顿,班尼特.旅游产品营销――概念、问题和案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1-82.[23]麦克凯恩.商业秀――体验经济时代企业经营的感情原则[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2,124.[24]茅于轼.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0.
第五篇：2012电大-政府经济学视角下腐败问题的治理（共）
政府经济学视角下腐败问题的治理
[摘要]：中国现在的腐败问题很严重。怎样解决这一问题？怎样处理好这一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国家多方面的治理和管理。在现阶段对于腐败问题的治理有很多方法。政府经济学便能很好的治理这一问题。
[关键词]：腐败问题人的欲望政府经济学治理
腐败好像人身体内的毒瘤，如果毒瘤扩散，生命就难以维持。腐败问题严重的话会葬送党，葬送中国的繁荣昌盛，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党章中谈到腐败问题时，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在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尤为重要。
一、中国的腐败问题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腐败现象的真实写照。腐败是什么呢？腐败，就是利用公共权力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腐败是剥削制度的产物，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体现的是剥削阶级的思想。
建国以来，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不断的恶化，不仅造成了巨额经济损失，而且对社会的安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是对政府是人民的公仆这一真理的挑战。
贪污腐败问题在中国的危害性和严重性，就犹如最高挑战。使得腐败逐渐成为一种中国社会性质的疾病。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它就好像一个最高级别的病毒对一台计算机的危害程度。在中毒初期，虽然运行很慢，但总算还可以运行，但是最终却会导致整个机器的瘫痪。
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分析
贪污腐败问题在每个国家都有，但为什么唯独在中国这样的严重？难道是我们中国人本身存在什么问题?还是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在网上有一篇文章叫《论贪官》。作者在该文章中对贪官盛行的看法，提到四个原因。
一、教育问题（爱国教育，社会责任感）；
二、中国社会现实的原因；
三、历史原因（封建文化的长期影响短时间内难以消除；
四、体制（尤其是监督体制）和法制。
在西方有关中国的舆论中，“腐败”是一个经常提及的用语。随着经济的巨大成功，发展中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逐渐显现，腐败现象便是其中之一。美国一位专家在谈到中国时指出，尽管中国在逐渐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家，但是仍在全国范围内存在发展问题，如腐败就困扰着中国社会。
在网上有一个关于中国政府行政部门腐败前十位的排行榜。其顺序依次为
1、税务；
2、工商；
3、公安消防；
4、质检；
5、卫生防预；
6、街道里弄办事处；
7、交通；
8、房产；
9、教育；
10、卫生。
从上面的政府部门可以看到，这些政府部门都是和老百姓的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些部门，这些部门的腐败对中国的影响可想而知。
中国腐败的原因我想有以下两个方面：
1、人的欲望问题
中国有句古话：“做了皇帝，还想做神仙。”还有“人心不足蛇吞象”，扪心自问，谁不想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呢？回答是肯定的。这就是人的欲望，人的不满足性。
在现在社会有一种思想充斥着我们：钱是万能的。这种思想无疑使得有些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做。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往往不折手段。对于一名官员来说，满足自己的这种欲望最好的方法便是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来为自己牟利。再者，就社会现实来讲，人需要有保障，每个人都会当心自己老了无所依、有病不能医治，子女不能上学、不能就业，子孙会成为有钱人的雇工，受别人的欺侮。总想保证自己一辈子过人上人的生活，不仅如此，而且想子子孙孙也能如此。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就在这里。
2、财产私有的合法化
人的这种不满足性还需要有保障，否则人也不会乐此不疲。做了皇帝，还想做神仙。就是因为皇帝的特权受到法律保护，那怕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宫女三千都是合法的，所以人们就想着办法争着去当皇帝。人和动物的智商有时可以等同起来。猴子不会把东西藏起来，留着没有食物的时候拿出来吃，所以它就不会将东西往家里搬。而老鼠就不一样了，它能把食物搬到洞臼里，留着没有食物的时候，所以老鼠就会往家里偷东西。人也一样，在毛泽东时代，不要说没有钱，有钱也不会建很多房子在那空闲着，没有人会这么蠢，建这么多房子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不怕别人整你？这就是因为对私有财产没有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在资本主义社会，法律上清楚地写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有了法律上的保障为腐败分子人欲无限制的膨胀提供了基础条件。
三、政府经济学视角下中国腐败问题的治理
美国学者罗伯特·克利特在其《控制贪污腐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关腐败问题的公式：腐败动机＝贿赂－道德损失－（被发现和被制裁的机会×所得处罚）＞薪金＋廉洁的道德满足感[1]。因此腐败行为动机大小是一个关于成本与收益的函数： p=f（g*r1－c*r2）。（其中，p代表腐败行为发生几率，g代表腐败预期收益，c代表腐败预期成本；r代表风险）。
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来看，要有效抑制腐败分子作案的动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真正成为得不偿失的错误投机行为
腐败分子一旦被发现并确认腐败事实后，不仅要求他们支付成本，还要他们在经济、道德等各个方面付出成本，以使惩处之后起到足够的震慑作用。
在经济成本方面，加大惩处力度，使腐败分子得不偿失。对腐败分子及其家人赃款、赃物、非法所得、不合法来源的巨额财产，依纪依法全部没收，已经挥霍掉的，要以私
人财产作赔偿，私人财产不够赔偿的可以作为债务逐年还清。
在道德成本方面，要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揭露、曝光、评论等，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让腐败分子在受到国家法律制裁的同时，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2]。
2、严格控制腐败分子的各种可能收益
要通过完善体制，加强管理和监督，增大收入的透明度,大幅度减少、甚至杜绝腐败分子的隐形收入；各级领导干部要定期进行财产申报，适时公布个人拥有的财产，使其收支情况尽可能公开化。一旦发现收入异常情况，及时介入调查，切断腐败分子的资金流，防止国家财产损失。同时，对领导干部子女上学、就业、开办公司、出国定居等各个方面进行密切的监测，追查其中可能存在的腐败线索，尽量减少腐败分子的可能收益
[3]。
参考文献：
[1][南非]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杨光斌，等，译.控制贪污腐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胡鞍钢，过勇．公务员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4）．
[3] 胡鞍钢，过勇．公务员腐败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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