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简介[共5篇]

第一篇：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简介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姆森简介

威廉姆森

奥利弗·伊顿·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1932.9.27—)“新制度经济学”的命名者。自1998年以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爱德华·F·凯泽”名誉企业管理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法学教授。曾任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83年）；计量经济学学会会员，（1977年）。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

奥利弗·威廉姆森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至少是由于他的宣传功劳，才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异军突起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逐步发展成当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平新乔指出，威廉姆森系统地推广了科斯定理，“科斯的理论如果不好好宣传就被埋没了，是威廉姆森大声疾呼大家来讨论这个理论，并把它系统地体现出来了。”

“新制度经济学”一词，来自于奥利弗·威廉姆森1975年的著作，也被叫做“数理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或“新型制度经济学”，其主要目的在于和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等人的“老”制度经济学划清界限。

所谓新制度经济学，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以凡勃伦、康芒斯、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它是以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研究制度，因此成为能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派所接纳的新领域。此分支的启蒙者科斯荣获1991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道格拉斯·诺思也于1993年戴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9年10月12日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奥利弗·威廉姆森，以表彰他们在经济管理分析方面所作的贡献。

瑞典皇家科学院发表声明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威廉姆森则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获奖。

主要著作

自由裁量行为的经济学》（1964）

《公司控制与企业行为》（1970）

《市场与等级制》（1975）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1985）

《治理机制》（1996）等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第二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演讲 正义与世界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演讲：正义与世界

阿马蒂亚·森

 2012-10-28 22:11:52

来源：光明网2012年10月25日

【编者按】近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名誉教授，以“Justice and the world”为题做了主题演讲。阿马蒂亚·森教授，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内，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问题。森深切关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的思想对于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马蒂亚森教授的9本著作已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系统引进，包括已出版的《正义的理念》、《身份与暴力》、《以自由看待发展》、《理性与自由》，以及即将修订出版的《饥饿与公共行为》、《论经济不平等》、《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再论不平等》、《生活质量》。光明网特将阿马蒂亚·森教授演讲稿中译版刊出，供广大网友参考。

正义与世界

阿马蒂亚·森

能以这种令人惊喜的方式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我深感荣幸。很久以前，我就以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交往而自豪，许多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直是我在中国的出版方。还要感谢今天活动主办方的热情之举，现在我与这所学府的关系更密切了。我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个我有生以来的新进展而感到高兴、庆幸和自豪，所以我要以表达我对这所著名学府的衷心感谢作为开场白。

我的关于正义的论著的出版

除了成为这所著名学府的一员，这个令人难忘的场合对我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我最新的论著《正义的理念》的中文版正式发行。我有幸能够再次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中文的形式陈述我的观点，这一次是关于社会公正。正如我在这本书的“中文版序”中提到的，我童年时代的所思所想——这也贯穿了我的一生——受到中国历史以及许多源自中国的思想的深刻影响。我也把这本书献给我的中国朋友谭利（音），实际上他也是我最早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印度上过学）。许多中国学者和学生对我的著述感兴趣，这让我感到特别高兴和满足，也深受鼓舞。

那么，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这本书试图重新检验和审视数千年来驱动全世界的人前进的那个——或那些——正义的理念。理解正义的要求有许多种方式，在这本书中我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评估。我也尝试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这套方法汲取全世界的历史思维，包括印度的和中国的，而不仅仅是西方的传统思维。显然我不能在此讨论我在书中分析的所有思想，但是我认为我应该介绍一些基本的观点，这些观点与在正义的理念形成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世界观相关。

从区域到全球马丁·路德·金，这位伟大的非裔美国领袖，在一封写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说：“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这封信写于1963年4月，将近五十年前。那个时候，金正在与发生在美国，尤其是非裔美国人（也就是美国的黑人）所遭受的不公正作斗争。因为他鼓动在自己的国家消除非白种人所遭受的不公正而被捕入狱，不久被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刺杀，这个人在政治上反对金所倡导的民权运动。在金的一生中，他所从事的积极的政治活动几乎全部都与美国的不公正有关，但是金的哲学关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地域性的不公正问题。作为一位有远见的领导者，金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大量的不公正。他认为，任何地方有理性的人都有理由帮助那些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剥削和歧视的人们。

从某人自己国家内部的地域性不公正过渡到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公正，对充分理解思考正义的学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公正的诉求可以在某个地方进行（像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所做的那样），但是公正要求的基础是普遍的：它们不应该局限于某个地方。金为什么拓展伦理思维的原因是理解正义这个概念一个非常重大的议题：如果我们将注意力仅仅局限于我们在自己所在之地所看到的情况，认为其他地方的不公正“与我们无关”，我们就不能够与不公正作全面的斗争。

民族狭隘性和将注意力只局限于某个区域的借口常常是，如果尚不清楚“全球公正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就不能够对世界上的公正和不公正进行思考。这里，我要谈一下对我陈述的正义理念所进行的分析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我认为，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创造性思考需要事先至少对每个国家的“绝对公正”达成某种一致的见解，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我要说的是，全世界几千年来对正义理念的基本运用并不是关于某种绝对公正的乌托邦式的理念，而是关于消除可辨识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是能够解决的。

消除不公正

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旧称是“实践理性”，在这里从命名法的角度理解对实践的强调是有启发性的。它指出这样的观点，即“实践理性”的终极目标必须是指导作出行为和政策选择的理性。相反，实践理性在形式哲学中常常被视为非常理论化的东西。实际上，以“社会契约”推理的传统构建起来的主流的正义理论，有脱离实践理性的实践性的倾向。这是因为这些理论注重相当抽象的对绝对公正的要求的调查，尤其是应该如何辨识“理想中的公正制度”的调查。当代政治哲学中主流的正义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方法，即所说的“社会契约理论”，而且它们都在寻找理想中的公正制度。

社会契约方法由托马斯·霍布斯创建于17世纪，从18世纪到今天，该方法极大地影响了对公正的分析。将对“公正制度”的特点描述作为公正理论主要的，也常常是唯一可辨识的任务，这是该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看待正义的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围绕着一个想象的“社会契约”思想——一个假想的主权国家的人们所支持和接受的社会组织的契约。

如果具体说明理想中的公正制度被认为是正义理论的中心任务（社会契约法实际上就是这么认定的），那么除了在对“理想的安排”的具体说明中被奉为神圣的东西，任何安排都可以被视为不公正的例子，从而削弱了在世界范围内对“更多公正”的所有实际寻求的重心：我们不得不寻找绝对的公正（以这种受限的视角），而缺少绝对公正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令人满意。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分析局限于取得绝对公正——而且只是绝对公正，那么有关消除世界上这样或那样不公正的所有大规模的辩论和诉求似乎都有点不对头。这不仅对实践是个巨大损失，对实践理性的理论来说也是如此。社会契约方法似乎以绝对的理论取代了实践的理论。结果，社会契约方法就具有一种非常格式化的探究形式，探究有关公正和非公正的实践推理——不仅在每个国家的内部，而且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这可能使我们到最后一无所获，因为实际上对绝对公正的确切要求也许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看法，甚至在公正的立场上思考这一问题的理性的人中间。

为社会契约方法的传统作出了主要贡献的是霍布斯，还有后来的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以及作出最有决定性贡献的伊曼努尔·康德（尽管康德提出了其他推理路径）等人。契约论方法一直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主导力量，而当代哲学是由我们这一时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引领的。他的经典著作，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研究公正的这一特别的社会契约方法。当代政治哲学中有关正义的主要理论不仅源自罗尔斯，也源自罗伯特·诺齐克、罗纳德·德沃尔金、戴维·高蒂尔等人。尽管他们在诊断社会契约究竟有哪些要求这一点各持异议，但是对确认理想的社会制度的社会契约的思想，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既然这些制度需要实施，就需要主权国家根据各自认定的社会契约来建立这些理想的制度。

当然，这意味着不可能达成有关“全球公正”的共识，因为正义这一理念，以社会契约方法来看，完全依赖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以及它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现在还没有全球性的主权国家，不远的将来也不可能有。因此在社会契约传统方面就不可能有全球公正的理论，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方法的严格要求。实际上，当罗尔斯谈到国际关系时，他没有提到公正的要求，而是人道主义和文明。与此相类似，我们这一时代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将寻求全球公正说成是“妄想”，建议全球关系不应该援用正义的理念，而是应该以“最低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确，由于正义的理论是在现今社会契约理论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构想出来的，它使许多最实际的正义问题都成为空话。但是当全世界的人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全球公正而激烈争论时，这里我强调的是比较的字眼“更多”，他们并没有大声疾呼要求某种“最低的人道主义”，也没有要求一个涵盖全球的“绝对公正的”社会，而是主张消除世界上某些令人发指的不公正的安排，从而促进全球正义。正是从这一信念——正义是个实践的挑战，甚至可能是全球的挑战——出发，我开始写这本有关正义的书。

中国在寻求全球正义中的角色

想一想正义的理念对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有何作用。首先，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改善并提高了在这个曾经非常贫穷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水平。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事实上，在我即将完成的与让·德雷兹合著的书中，中国有许多突出的经验值得学习。学习这些经验并不等于认为，当今的中国社会是理想中的公正的社会。中国政府和中国大众都不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绝对公正的，而且也不认为再也没有什么要获取的了。中国值得骄傲的是它所取得的成就，但无须否认中国政府和大众可能还想对更进一步的变革进行检验、审视，并将其作为实际政策分析的一部分。同样，要向中国学习，其他国家也无须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其实这是一种认可，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我的祖国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可，这是对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认可，世界其他国家可以从中汲取具有实践意义的非常积极的经验。

在我即将完成的关于印度的与他人的合著（书名暂定为“不确定的光荣：印度及其矛盾”）中，我和让·德雷兹特别讨论了可以从中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服务管理方面的公共政策中学习的经验。印度可以有选择地学习中国的经验，无须考虑对自身的政治体系或者文化的等级性进行全方位的改变。我们也探讨了一些发生在印度的事情，这些对中国来说也是经验教训。采取比较的方法并无矛盾，尽管基本上它反对社会契约理论，反对该理论只关注绝对公正。

其次，尽管由于消除了许多不公正的现象，比如贫困和妇女过去受限制的生活状况，中国人也许有理由庆祝，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公正的思考不必仅仅局限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本质，而应该考虑到全球公正的要求，以及中国人能够帮助其他国家的人们消除他们那里的不公正的各种方法。消除其他国家的贫困是中国自身的道德关注和政治关注的一部分，我认为，对于这一点，中国人是普遍赞同的。刚好我这次来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消除国际贫困的会议。关于这一点，我会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寻求全球公正的一部分。

中国在这方面帮助世界的能力可能是巨大的并且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承认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即这种帮助是可能的，即使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还没有取得绝对公正。参与就是减少不公正，可以强有力地追求这一目标，而无须对绝对公正的世界，甚至绝对公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样的问题看法一致。正义的理念，我在书中所探讨的，是进行对比的活动，并不需要对绝对公正的世界本质事先有一个全面的承诺。

一个与正义相关的分析的例子

现在我来谈谈正义理论中另一个关键思想，和你们分享我在这本关于正义的书中所探讨的一些案例。消除不公正的分析的核心是关于评估构成社会的人类的生活状况的方法。有限的经济分析常常只侧重于个人的收入（或者经济学家常说的“实际收入”——由物价变动所修正的收入）。由于注重收入分配，这种观点相当于将发展只看成是经济增长。但是正如我在早先的一本名为“经济发展与自由”的书中所论述的，发展更多地是关于人类能够拥有的生活质量，而这不能够仅凭实际收入来判断。实际收入和收入一样重要，是好的生活的决定因素之一。

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通过强调这一事实，即收入仅仅是帮助人们生活得好的唯一一种基本资源，试图拓展经济学家将好的生活视为仅与收入相关的狭隘的讨论范围。他扩大了基本资源的涵盖范围，从只有收入到他称之为“基本品”更广泛的分类，包括“权利、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一个人的贫困可以被视为他对总的基本品的支配权较低，而并非只是收入。如果人们收入高，但是所在区域没有体面的学校为其子女提供教育，或者没有一家条件不错的医院，他们不能仅仅因为收入高而被认为生活得好。

罗尔斯对人类生活富有程度的观点的修正当然是方向正确的，因为一个人不能按照他想要的方式生活，这可能是由于被剥夺了许多资源，而低收入就是唯一的一种。尽管罗尔斯拓展了社会分析和政治分析的信息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的确，仅从基本品的角度来定义剥夺，实际上遭遇到将贫困仅仅视为收入低所遭遇到的一样的根本困难，我们忽视了那些手段——罗尔斯的基本品——是如何转化（或者提升）我们的目的以及使我们自由地达到我们的目的的。

基本品（包括收入和其他资源）和生活得好的能力，二者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若干个人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因素。例如，一个患有疾病需要昂贵治疗（比如肾透析）的人可能要比另一个从收入上来说更“穷”，但是没有患这样疾病的人被剥夺的程度要高得多。同样，一个身有残疾的人有特别的需求，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使生活不那么困难。或者举一个不同类型的例子，虽说怀孕不是残疾——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是一种男人所不具备的非常特殊的能力），但是社会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孕妇有与生育行为有关的额外的需求。

个人特点和环境之间的不一致不只是“个案”，正如有些时候人们认为的那样。相反，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这与“个人的”特点的差异相关，比如性别、年龄、是否容易患病，以及“社会”特征，比如流行病的环境以及其他环境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影响到个人资源如何转化为生活的自由，而不受到任何难以接受的剥夺。

在判断一个人的所有优势的情境下，有一种明显的情况侧重于做一个人有理由重视的事情的能力，比如能够过上不罹患疾病的生活，能够受到体面的教育，能够自由地搬迁，能够参与公众生活，等等。以这种方法，贫困可以被认定为对某些基本能力的剥夺，其重要性几乎人人都知道。

在考虑通过消除全球不公正来提升全球公正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不仅仅提高人们的收入和增加其他基本品（罗尔斯所说的）的供给，而且还要考虑到将这些基本品转化为过上那种我们有理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这表明全球公正的范围必须涵盖这样一些内容，如医疗服务及药品的获取和可负担能力，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流行病学的公共设施的提高，学校设施的使用，我们有理由想得到的个人自由，以及其他影响我们能够过上的生活的更广泛的因素。

结语

我冒昧地选择了几个书中所讨论的有关世界公正的问题，此外书中还讨论了许多其他这样的问题。我们生活在国家是重要的政治体的时代，许多对社会公正的寻求都是在国家的内部进行的，这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变，但是——而且这点与实践直接相关——这不能使我们只在国家的层面上思考公正。在理解公正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马丁·路德·金说得对：“任何一处的不公正对每一处的公正都是威胁。”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授予我荣誉——我极为感动，也非常感激能有这份殊荣。

第三篇：澳森钢铁有限公司用电简介（共）

澳森钢铁有限公司用电简介

一、澳森公司简介

辛集市澳森钢铁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辛集市南智邱镇赵马村村东，本公司成立于2002年7月，是在原赵马磨球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民营企业。公司现有员工6500人，工程技术人员356人，固定资产30亿元，总资产45亿元。为集烧结、炼铁、炼钢、轧钢、铁路专线货物储运为一体的钢铁联合企业。

辛集市澳森钢铁有限公司主要装备有90m2、192m2烧结机各一台，300m3高炉2座、420m3、550m3、580m3、1050m3高炉各一座，30T转炉5座、120T转炉2座，年产100万吨620mm热轧带钢生产线1条，年产45万吨高速线材生产线3条，年产70万吨高速线材生产线1条。已形成300万吨钢的生产规模。

辛集市澳森钢铁有限公司生产的高速线材85%供应安平拔丝市场，占安平市场的25%，其余15%线材销往上海、浙江等地。带钢大部分供应大邱庄管材市场。澳森公司与五矿钢铁有限公司、上海森澳、北新建材、温州迪源等十几家公司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发展潜力巨大。

公司成立以来始终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真诚的服务为宗旨，其主导产品高速线材和中宽带钢畅销京、津、沪、冀、苏、浙、粤等地区，深受用户好评。

公司2003年通过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连续6年获石家庄市重合同守信用单位，连续5年入选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河北百强

企业、石家庄工业50强企业，为中国农业银行AAA级信用用户。公司始终重视节能减排工作，2006年～2009年，共投入节能减排技改资金2.3亿元，进行了环保设施的改造和节能技改项目的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7年-2009年连续三年获石家庄市政府“节能降耗先进企业”称号。

二、供电简介

澳森公司目前建有3座35KV变电站和三个10KV配电室，分别为：赵马站、钢信站、澳森站和炼钢配电室、轧钢配电室、高轧配电室。10KV配电室电源全部取自110KV耿虔站。赵马站供电线路两回，分别是来自陈庄站35KV的358线路和来自南智邱站35KV的366线路。358线路供一台20000KVA变压器，366线路供3台变压器，两台容量12500KVA，一台容量10000KVA，输出电压等级为6KV；钢信站供电线路三回，分别是来自陈庄站35KV356、357（同时T接耿虔站385线路）线路、南智邱站35KV364线路。364线路供1台20000KVA变压器，385线路供两台20000变压器，356线路供两台20000KVA变压器，输出电压等级为6KV；澳森站供电电源两回，分别是来自耿虔站35KV383线路和T接陈庄357线路，其中383线路主供，T接357线路备用。澳森站装有两台31500KVA变压器，输出电压等级为10KV。

三、用电情况

澳森公司下设几个生产厂，各厂都有高压配电室向各用电设备供电。具体的有高炉、烧结、炼钢、轧材一厂、轧钢二厂、带钢厂、制

氧厂等。各厂所属高压配电室数量不等，负荷情况也不相同。我厂用电设备包括高压电机、直流电机和普通用电设备。对于高压电机由于启动时对电网有影响我公司一般采用水阻降压启动方式，限制启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冲击；轧材厂生产设备直流电机较多，直流电机产生谐波，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轧材车间投入了无功动态补偿装置，在进行功率因数补偿的同时抑制谐波减少对电网的影响。

各高压配电室都配有无功补偿装置，用于改善供电质量，增加变压器的出力，提高功率因数。

四、重要负荷情况

我公司为冶金行业，所属设备大多数为重要一级负荷，突然断电对我公司生产将造成重大的影响，造成重大的生产事故和设备的损坏，损失巨大。具体的重要负荷包括：高炉系统、炼钢的连铸水系统、轧钢的加热炉冷却系统，这些设备都是关键设备，一旦停电将造成重大的生产及设备事故，甚至是破坏性的事故，因此这些负荷都是双回路供电。重要的一级负荷的保安电源还在不同的供电单位取低压备用电源，保证在高配室事故时能够有保安电源用于检修及事故应急。保安电源的主供电源一般取自不同的变电站，这样确保主供电源故障时备用电源能够迅速投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