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网络约车 ——《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读书笔记

第一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网络约车 ——《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读书笔记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网络约车 ——《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读书笔记

《经济学家该如何选择》这一章提到，“弗里德曼通过坚持理论的价值不应该由她们的假设是否真实来判断，从而发展他的理论”，科斯还举了叶子的例子，并提出问题，“在考虑叶子没有大脑的情况下，该怎样解释叶子逐渐在一棵树上所形成的分布。”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交通局要管制网络约车的事件”，如果交通局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的交通更加拥堵，出行更加不方便，我们就可以预测到接下来管制政策的实施。但是，我更希望有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不想招致这些结果的交通局会采取损害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政策？我在读了《经济学家和公共政策》这一章之后便有了大致的答案。

文章中提到“那些重要而真实的东西往往很简单，以至于几乎根本不需要经济学家阐释就能得到理解，令人沮丧的事，在对公共政策的讨论中，这些简单真理却往往被忽视。”薛兆丰老师在《共享经济不可挡》一文中提出，“根据罗兰贝格队估计，我国全国日均轿车出行需求约6000万次，其中有一半可由出租车满足，400万次由注册租赁车满足，而2600万次的缺口则只能由各种黑车、专车、不明不白的车或者我们称之为法外的车来满足。”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也知道这是明显的供不应求。想要解决机动车出行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种解决办法，一是增加出租车的供应量，但这个方法却是不可行的，如果供应量增加，出租车司机就赚不到钱了，也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才会有北京出租车牌照“一照难求”的现象。那么第二个办法来了，就是开辟新的市场，使供给者的范围扩大到出租车司机以外的人。网络约车就应运而生，不仅解决了供应量的问题，还以新的、更加透明的方式减少打车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而且“拼车”这项服务不仅使消费者利益最大化，还或多或少的减少了拥堵现象，避免资源浪费。这简直就是天才的发明呀！说到天才，我就不得不提一下Uber的运营方式。Uber真是让我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它的各种推广措施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福利，比如，“推荐乘客得优惠”，还有最近的“疯狂星期一”活动，号称是可以拼车9.9元封顶畅游北京城，而且最近打车都是66折优惠。恨呢，是因为它的“提高费率”让我很不开心。就比如前几天晚上在北大下课之后，由于和同学讨论事情讨论到10:30，想打车回寝室，附近可用车非常少，Uber就直接把费率提高到2.1，这就意味着我要花平时两倍的价钱，当时心中一万只草泥马奔过，只好默默坐地铁回寝室。生气之余却也为Uber的机智拍案叫绝，它可真是很好的体现了需求曲线的原理。

回到正题，下图为滴滴发布的智能出行用户增长趋势，月均增长了达到13%，可见网络约车受消费者喜欢的程度。

资料来源：滴滴媒体研究院《中国智能出行2015大数据报告》

既然消费者如此青睐网络约车，那交通局为什么就死揪着它不放非要加强管制呢？我想他们可能是认为网络约车使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受到了侵害。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相的价格管制，他们认为网络约车的价格太低了，造成了不公平竞争。这不禁让我想起来《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中《国富论》那一章提到的，“许多经济学家沿着与斯密相同的思路，坚持认为管制价格低于完全竞争水平的做法是无效的。”而专车司机不是全职，所以提供的价格就很有弹性，不受价格管制。专车新规如果颁发，那就真的是直接把专车往黑车领域逼了。

至于网络约车，会不会侵害到传统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呢？我认为没有。因为新时代的互联网可以给司机们更多的选择，他可以离开出租车行业，那个原来受剥削的、份子钱和出租车牌照价格都很高的系统。这对他何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网络约车让打车更方便了，所以需求量会越来越大，如果需求明显的减少，出租车都载不到人，那才是真正的损害出租车司机的利益了。

参考文献：

薛兆丰，《经济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

科斯（Coase, R.H），1994：《论经济学与经济学家》，(中译本)上海三联，2010版。

第二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安康市农村居民进城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安康市农村居民进城

作者：陈文斌

为了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做出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安康市构建了以市委、市政府两个《意见》为主体、16个部门配套优惠政策为辅助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政策体系，在系统、完备、精细等方面走在了全省前列。但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了一些亟待突破的制度难题，这些问题在全省地市间具有共性，需要引起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发源于西方，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我国制度变迁改革时期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瞩目成果。推进农村居民进城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城乡制度大转换，为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实证研究机会；新制度经济学一些理论引入，有利于克服认知局限，增强政策演化趋势的预判能力，更好地服务于农村居民进城工作实践。

一、几个有助于完善农村居民进城制度的理论概念

在当前农村居民进城的理论研究中，谈意义和对策的文章多，不乏真知灼见，但对农村居民进城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少有涉及，有“是什么”认识不到位，就仓促地回答“怎么办”的研究倾向。新制度经济学家格鲁奇认为“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规律性的共同点”，违背了制度设计的规律性与违背自然界的规律性一样会受到惩罚。推进农村居民进城需要从对策研究上升到基础研究，着重理清这类制度作为“公共品”的基本约束条件，防止因制度设计脱离实际、实施成本过高，而导致 “美好蓝图”变成低效制度。

（一）制度变迁及著名模型

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即所谓的“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推进农村居民进城政策体系是对原有城乡二元分治制度逐步替代过程，无疑是一种制度变迁，有必要对制度变迁的两个著名模型进行比较研究。

一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指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推行的一种新制度安排，通常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推进制度变迁，是国家以强制力为制度变迁的刚性保障。例如，国家对安康市等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区提高环保门槛而引起一些工业企业关停并转的政策属于此模型。

二是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指一群（个）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主要是依据一致性同意原则和经济原则。安康市推进农村居民进城政策体系是催化农村居民把发展目标锁定在城镇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总和，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农民自愿”原则，采取增加相关政策“含金量”的方式提供制度安排。其“两主、16辅”的政策体系，涵盖了户籍、就业、土地退出、专项资金筹集、项目扶持、统规建房、住房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卫生、民政救助、计划生育以及工商、税收、金融等优惠政策，并尽可能做了指标量化。例如，每年为进城农村居民提供2000套以上保障性住房；进城落户的农村居民子女高中录取时予以加5分；政府每年拿出30%退役士兵安置指标，用于自愿进城落户的农村籍义务兵安置。这种企图为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带来原有农村户籍所没有的利益，在农村居民进城自然演化力量的基础上实施激励与助推的政策体系，其基本特征适用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模型。

（二）制度供给与时滞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从潜在安排转变为现实安排的关键就是制度安排实施上的预期成本的大小，要防止一些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例如，现行的推进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制度能否实施的关键，取决于县区政府是否具备兑现退出宅基地和承包耕地补助标准等能力。

“时滞”指从认知和组织制度变迁到启动制度变迁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制度滞后供给。通常表现为下级组织制度变迁与上级所要求的启动制度变迁的时点和内容有差异。在各层级政府之间，上级为制度发起者，提出目标要求，属于意愿制度供给；下级为制度实施者，需要支付制度成本，属于实际制度供给者。当上级提出的意愿脱离实际，或者当下级出现工作惰性，意愿制度供给与实际制度供给就会出现差异，下级往往会对新制度规则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理解，以机会主义的态度实施新规则，这就会出现“时滞”现象。安康市近期农村居民进城工作“时滞”现象表现为：一是截止9月上旬，仍有3个县区未出台贯彻安康市政府的《实施意见》，已经出台的7个县，仅旬阳县明确了退出宅基地的补助标准。二是县区实际进城落户人数与省上下达全市目标任务有差距，工作总体进度滞后于市上的工作安排。需要对其根源认真分析并加以解决。

二、影响现行制度绩效因素分析

几乎所有的制度在出台前，其设计者认为会带来巨大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存在低效制度和无效制度。弄清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型等理论概念，有助于对农村居民进城制度中“时滞”现象进行剖析，以减少制度变迁认知中的视角限制，笔者认为当前有三对矛盾影响现行制度绩效：

（一）制度自然演化与人为设计的矛盾

制度自然演化过程强调的是个体的自由及其选择，农村居民进城的选择除了追求财富最大化，还受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符合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自发性、盈利性、渐进性特点。

自发性体现在改革开放以来，向往城市生活、为子女教育等诸多动因而导致农村居民进城，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农民进城的自然演化力量。例如，其农村资产的处置方式为今后留用、赠送亲友和有偿买卖等，并非交由政府进行补助。

盈利性体现在农村居民进城的选择基于比较收益好于农村，包括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在培养子女、改变命运方面所起的作用（安康市调研农村居民进城主要动因，有近一半的农村居民是为了子女上学和今后发展）。

渐进性体现在进城的农村居民“市民化”并非一朝一夕完成，即与农村生活方式的切割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调研中发现：在一个家庭中，45岁以上的农村居民与45岁以下的农村居民进城观念差异很大，当家庭面临宅基地、承包地资源处置分歧时，大多数家庭成员会迁就长者对土地依赖的情结，暂时不作处置，即使是年轻的农村居民，在老人没有过世前，继续选择“一脚城里、一脚乡下”的生活方式。

制度人为设计强调的是集体意志及其选择。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政策体系则为农村居民进城增添了推力，使这种自然演化力量纳入了制度研究范畴，安康市在尊重农村居民意愿前提下的制度设计基本符合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向，例如，安康市出台了诸多增加农村居民进城“含金量”的政策，并允许农村进城后“三个过渡两个保留”。“三个过渡”即三年内办理宅基地退出手续、五年内办理承包耕地退出手续、三年内享受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两个保留”即林权稳定政策（保留林权）、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保留新合疗），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盈利性特点。

必须引起重视的是，现行的各层级制度设计中也有与诱致性制度变迁自发性、渐进性特点相矛盾的地方，已经影响到了这一政策体系的实际绩效。例如，省对市下达了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目标考核，是以农村居民进城后转为城市居民户籍的人数为主要考核指标。这一目标考核的设计并未充分认识到，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的强烈愿望与其进城后落户不积极的态度共存。一是在县区进城办近期的调研中发现，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不落户”是一种普遍现象，他们选择在城镇居住，不愿转户口，更不愿意放弃农村的宅基地、耕地。相对于他们已经在城镇取得稳定收入，各级政府出台的补助和鼓励政策吸引力不大。二是条件不具备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愿望反而比较强烈，他们大多数位于中高山，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希望通过政府的补助取得发展的原始积累，这部分人群对于未来发展并没有缜密思考，他们在城镇的生存能力令人担忧。

因此，这项目标考核制度设计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基层政府无法把握农村居民进城是否需要转城市户籍的愿意，由于农村居民进城是有备选方案的，个体可以选择进城与不进城，也可以选择短期流动与长期居住，还可以选择进城居住但“不落户”，政府的提供的优惠政策只是一种激励机制，是促使他们在若干种备选方案中重新计算进城成本与收益的变量，而不是促成他们落户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又通过对下级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的方式，使这一诱致性制度变迁带上了“强制性”色彩，给基层工作带来过重负担，有可能引发下级上报进城落户人数虚高、应对考核检查采用变通方法，违背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还造成农村居民对承包地、宅基地等原有资源的处置渠道，因为政府接手而有了新的考虑，暂时分散了农村居民进城的自然演化力量。

建议上级对农村居民进城目标考核指标设置的内容进行调整。

（二）上级政府意愿制度供给与基层政府实际制度供给的矛盾

如前文所述，在推进农村居民进城政策体系中，政府是制度设计者、供给者，农村居民是制度理论受益者，也是制度绩效检验者。从政府层级划分，省市属于意愿制度供给，在新制度安排中以提出要求为主，少有承担制度与农村居民见面的实施成本。县区政府属于实际制度供给, 为新制度实施成本“买单”，由于贫困山区的土地出让收入无法通盘安排农村居民退出宅基地的补助资金，导致有的县区政府《实施意见》迟迟不敢出台。

笔者通过复原农村居民进城落户退出宅基地给予经济补助的三道政策环节，说明这种好的制度安排因实施的预期成本太高而超出了部分县区政府的推行能力。

第一道政策环节：省上提出退出宅基地补助标准与安康实际差异过大无法依样操作

陕财办综〔2010〕64号文件规定“综合考虑退出宅基地和地上建筑物、构附着物等情况，确定对退出的宅基地（含地上构附着物等）每亩补助价格......陕南为10-12万元”。安康市中高山、浅山丘陵、川坝分别占国土面积的54.4%、41.4%、4.2%，土地区位和等级差异过大。中高山相当部分农村居民的土木结构房屋不具备经济价值，安康中心城市2009年对于拆迁房屋补偿标准，框架、砖混、砖木、土木结构结构分别达到每平米750元、680元、520元、400元，而省上每亩10-12万元的操作空间，相当于每平方米150-180元，不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补助标准。

第二道政策环节：市上因财力受限无法量化核心政策

安康市政府在《实施意见》中把退出宅基地的具体补助标准交给各县区制定，“由各县区参照区片地价，根据川坝、浅山丘陵、中高山不同地类以及地上建筑物等情况制定”。一是希望县区考虑土地差异和农户家居建筑物价值差异制定符合实际的经济补助标准，虽然经济补助标准并不是完全补偿的标准，但接近实际价值的补助政策才有利于推进农村居民进城。二是囿于市本级财力所限，无法向县区提供支持，制定政策“不好说硬话”。

第三道环节：县级土地出让收入专项用途虚化无法承担制度实施成本

省上提出农村居民退出宅基地的补助资金“在收取的土地出让收入中统筹安排”，安康市大部分县区新增财力有限，土地出让金少，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多，亟需投入各项硬件建设。以紫阳县为例，属于国家贫困县，2010年地方一般性财政收入仅1个亿，土地出让金400万元，2011年下达该县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目标为9400人，约2350户，按户均宅基地0.3亩计算，即使依照省上最低补助标准需要资金7050万，若十分之一的户数要求当年退出当年补偿，缺口仍然很大。尽管安康市下发了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专项资金筹集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各级各部门从土地出让收益、当年新增财力、建设类专项资金等5个渠道筹集，全市5年内计划新增城镇居民35万人，总计需要30个亿的宅基地补偿资金，每年需6个亿，而全市年土地出让收入仅4个亿，难以承担制度实施成本。大部分县区从土地出让收入中支付补助资金的政策出台难度较大，如果出台后不能兑现，又会影响政府信用。退出承包地的补助资金暂付周转和归还等问题，也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面积负债，资金来源难以靠实。

另外，省上提出“采用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会保障”引起歧义。一是安康户均宅基地0.3亩（约200平方米），所得补助资金3万元左右，在城镇是无法换来住房的。二是承包地所得流转费用加农业直补平均值的10年之和，安康市人均1.5亩，十年流转费约3500元，加上农业直补，一家4口总计所得2.2万元，按照2009年全省社会平均工资60%为基数交纳养老保险，全家年交费1.3万元，以15年连续交纳计算，无法换来长期社会保障。

建议上级重新评估基层政府支付制度实施成本的能力。

（三）长期性工作与临时性机构的矛盾

安康市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国全省水平，统筹城乡工作任务巨大，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已经形成共识，农村居民进城是今后五至十年的重要抓手。这项长期性的工作，离开了“谁”来组织和实施制度，制度绩效会大打折扣。目前各级进城办属临时性常设机构，由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难以保证长期工作效能。从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也需要长效机制匹配。

建议上级将农村居民进城办公室列入常设机构或划入部门日常工作职能。

三、今后政策演化的建议

安康市农村居民进城政策体系有好的意愿、好的起点、好的预期，是不断“试错”、不断总结、不断学习的过程，制度变迁的能量将会持续释放。为了充分发挥制度激励功能，以持久的韧性，把这项惠及民生的好事办好，笔者建议适时调整农村居民进城制度构成：

（一）调整政策结构。建议将“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制度调整为“推进农村居民进城”制度。去掉“有条件的”四个字是考虑到没有条件的农村居民也有进城愿意，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应该为这项制度的第一层级，进一步深化创造条件、放宽条件的全面推进农村居民进城制度为这项制度的第二层级，使这项制度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去掉“落户”两个字，有利于淡化以宅基地、承包地退出为落户必要条件的制度，有利于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和进城居住享受同等待遇，有利于农村家庭实行一家两制的进城方式（老人居住、子女落户）。建议当前制度的重心是让农村居民进城再说，在各级政府的目标责任制考核中，应取消进城落户人数考核，或以进城居住人数考核替代。

（二）搭建要素平台。建议搭建城乡资源要素流动的交易平台，使政府引导与自然演化力量结合起来。尽管当前农村资源利用率不高，一部分农村居民进城后宅基地闲置、承包地撂荒，但土地制度在国家层面不是唯效率论，涉及到政治和稳定因素，单靠农村居民进城制度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一是继续完善土地自愿退出后政府补助机制，省级土地主管部门应出台农村居民宅基地退出后的土地增减挂钩、占补平衡政策，如果相关制度不具备操作性，建议重新指出县区政府补助资金来源的渠道。省上应将接受农村居民落户的基层政府每户1万元资金补助（原用途为居民培训及当地公共设施建设）提前拨付，纳入县区宅基地退出补助的专项资金管理，提升基层政府支付制度实施成本的能力。二是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为宅基地、承包耕地、林地使用权交易搭建平台。配套出台土地复垦整治、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置换、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制度，显化农村资产价值，保障土地合法用途。三是组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化、农村集体土地股权化，提升农村居民整体处置资源的能力，减少政府行政性介入的粗放与风险。

（三）推进试点创新。建议各级领导挂帅，将推进农村居民进城试点工作当作重点工作来抓，注重试点区域制度实施成本、摩擦成本、政治成本的研究，概括提炼示范点创新经验，为整体推进提供样板和典型。一是农村居民进城工作难以单项突进，应结合城镇人口规划、产业集聚、项目整合、保障性住房建设等基础工作布局谋篇，抓住“有业就，有书读，有房住”的关键环节，把握“经济定量，服务定向，居住定点”的立体思路，因地制宜，多策并举，求得突破。二是将农村居民进镇作为主攻方向，农村居民进城具有梯次推进的特征，即“山下川，川入镇，镇进城”，50%的农村居民之所以首选进镇，在于生存成本低于县城和中心城市。以住房为例，重点镇的商品房价仅为县城60%、中心城市的30%左右。安康市在统筹城乡中已经形成了若干农村居民进镇模式，例如，以资源流转、梯次推进的“旬阳金寨”，以产业发展为纽带、加快聚集区成长的“宁陕皇冠”，以生态移民、扶贫搬迁集中建设社区化生态小区的“白河枣树”，以城带乡、由乡变城的“石泉杨柳”等模式；全市近期确定了15个镇为推进农村居民进城市级示范点，力求通过三年试点，在规划引领、产业支撑、项目扶持、基础配套、土地集约、社保覆盖、服务提升等方面破解难题，形成特色，为推进农村居民进城工作拓宽新路径。这一举措值得全省推广。

（四）建立有效组织。建议将市、县区两级农村居民进城办公室作为正式常设机构，确定人员编制。在陕南可将农村居民进城单核职能与陕南移民搬迁工作结合起来。安康市未来5年移民搬迁45万人、农村居民进城35万人，这两项工作对象有交叉，移民搬迁六种安置方式与农村居民进城方式有重合，移民搬迁有上级“硬投入”、农村居民进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软实力”，可相互借力，在制度设计上同轨，在制度实施上同步，有利于降低制度变迁成本，大幅度提升制度综合绩效。

第三篇：从新制度经济学论企业文化的主要功能

从新制度经济学论企业文化的主要功能

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企业文化的热潮。许多企业积极进行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并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十几年来，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在探索中也获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综观企业文化的理论研究方法，规范分析多于实证分析，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经济文化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理论根据。90年代以来，企业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企业文化功能的经济学依据，并指出迈向知识经济朝代实施企业文化战略的必要性。本文讨论的企业文化由企业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构成，指企业的正式组织文化。

1．企业文化的激励功能。

1.1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一个假定。

科思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经济学对人的假定要更接近现实。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把人类行为界定为追求财富最大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人。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们对经济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即简化假定或前提，有利于绕过复杂的情况对经济问题分析的干扰。但在通常情况下，人类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财富最大化的行为假定更为复杂，非财富最大化的动机也常常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1998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伦理经济学思想主要建立在对传统的“理性行为假说”的批判基础上。对将理性行为视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论点，森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按照理性行为假说，人们所作出的选择只有与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相一致才合乎理性，除自身最大利益之外的任何行为必然为非理性行为。但森认为，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如人性、公正、慈善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人类动机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诺思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于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通过拓展效用概念的内涵，使意识形态的影响内含于人们的效用之中，此时“广义的效用”可定义为各种有形的收益与意识形态带来的效用两者之和。

在此基础上，个人出于“成本、广义效用”最大化去从事集体行动。新制度经济学表明，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们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制度在塑造人类这双重动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2企业物质文化的激励功能.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显著的特点是以物质为载体。企业物质文化不仅体现在产品服务以及技术进步这些物质载体上，还通过工作环境的改造，合理的劳动报酬，生活设施、文化设施的建设等诸多方面来体现。企业通过物质文化建设，特别是建立绩效考核系统和合理的劳动报酬系统，来满足员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从而可以达到激发员工工作动机的激励功能。1.3企业精神文化的激励功能.企业精神文化是用以指导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各种行为规范、群体意识和价值观念，是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企业精神是企业广大员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经过企业家有意识的概括、总结、提炼而得到确立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它由企业的传统、经历、文化和企业领导人的管理哲学共同孕育，集中体现在一个企业独特的、鲜明的经营思想和个性风格，反映着企业的信念和追求，是企业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企业精神文化代表着企业广大员工工作财富最大化方面的共同追求，因而同样可以达到激发员工工作动机的激励功能。

2．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2.1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二个假定.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二个假定涉及到人与环境的关系，即有限理性。人的有限性是由K·阿罗引人的一个原理，指人的行为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在诺思看来，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环境是复杂的；二是人对环境的计算能力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每个人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也就大不一样，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差别。而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2.2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是指它对企业行为方向所起的显示、诱导和坚定作用。

（1）企业文化能显示企业方向。企业文化的概括、精粹、富有哲理性的语言明示着企业发展的目标和方向，这些语言经过长期的教育、潜移默化，已经铭刻在广大员工心中，成为其精神世界的一部分。（2）企业文化能诱导企业行为方向。企业文化建立的价值目标是企业员工的共同目标，它对员工有巨大的吸引力，是员工共同行为的巨大诱因，使员工自觉地把行为统一到企业所期望的方向上去。正如彼得斯和沃特曼所说，在优秀公司里，因为有鲜明的指导性价值观念，基层的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因此优秀的企业文化能有效地弥补人的有限理性的不足，将广大员工的行为引导到共同的企业发展目标和方向上来。

3．企业文化的约束功能

3.1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假定.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第三个规定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即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会采用非常微妙隐蔽的手段。机会主义会对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如机会主义者有时把自己的成本或费用转嫁给他人，从而对他人造成侵害。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3.2企业制度文化形成企业中的正式约束.正式约束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则。正式约束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企业的制度文化是由企业的法律形态、组织形态和管理形态构成的外显文化。（1）企业法规。企业法规是调整国家与企业，以及企业在生产经营或服务性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企业法规作为制度文化的法律形态，为企业确定了明确的行为规范。（2）企业的经营制度。企业的经营制度是指通过划分生产权和经营权，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强化企业的经营责任，促进企业竞争，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种经营责任制度。（3）企业的管理制度。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合理的制度必然会促进正确的企业经营观念和员工价值观念的形成，并使职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此企业的制度文化形成企业的正式约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3.3企业精神文化形成企业中的非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企业精神财富文化代表企业组织中广大员工共同的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服务费用的最主要的制度安排。世界是复杂的，而人的理性是有界的。当个人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而无法迅速、准确和费用很低地作出理性判断，以及现实生活的复杂程度超出理性边界时，他们便会借助于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准则、风格习性等相关的意识形态来?quot;捷径“或抄近路，从而简化决策过程。

企业精神文化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价值观念或认知学识，是企业中每个人都具有的，它的存在可以使人们限制自己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搭便车现象的发生，从而使人们超出对个人直接利益的斤斤计较，并诱发集体行动。意识形态通过增强个人对于某项制度安排的法理性认同和依赖，能够淡化机会主义行为。

综上所述，企业精神文化构成企业的主要非正式约束。其约束功能主要是从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上对员工进行软的约束。它通过将企业共同价值观、道德观向员工个人价值观、道德观的内化，使员工在观念上确立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的行为标准。一旦员工的某项行为违背了企业的信念，其本人心理上会感到内疚，并受到共同意识的压力和公共舆论的谴责，促使其自动纠正错误行为。因此优秀的企业精神文化可以降低企业运行的费用，达到最佳的约束功能。

4．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战略势在必行

4.1知识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智力资源潜能的发挥.知识经济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导型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种经济直接依据于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知识经济在资源配置上以智力资源--人才和知识的占有比工业经济中对稀缺自然资源--土地和石油的占有更为重要，知识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智力资源潜能的发挥。4.2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充分挖掘智力资源的潜能.知识经济所依赖的知识和智慧不同于传统经济所依赖的土地、劳工与资本等资源，它们是深藏在人们头脑中的资源。智慧和知识的分享都是无法捉摸的活动，上级无法监督，也无法强迫，只有让员工自愿合作，他们才会贡献智慧和知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耶克所说：”每个人都拥有一些特殊的信息，每个人只有在愿意主动合作时，才会应用这些信息。"

企业文化是以企业管理哲学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凝聚企业员工归属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人本管理理论。企业文化使员工获得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不断实现自我的优越条件。鼓励创新，支持变革，是一切优秀企业文化的鲜明特点。员工自我发挥、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需要，只有在强大的企业文化环境中才能获得满足。企业文化的重要特点是重视人的价值，正确认识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激发员工的整体意识，从根本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文化所营造的积极向上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准则，可以形成强烈的使命感和持久的驱动力。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越能认识行为的意义，行为的社会意义越明显，越能产生行为的推动力。倡导企业精神的过程，正是帮助员工认识工作意义，建立工作动机，从而调动积极性的过程。因此，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够充分挖掘智力资源的潜能，迈向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实施文化战略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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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读后感)

外国学者与国内官方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差异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读书笔记

孙良媛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510642）本书简介及感想

柯武刚、史漫飞主编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像向读者介绍了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分支学科：制度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中心原则是：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在满足人类丰富而多变的目的上它的效能依赖于各种规则。规则可以限制人们可能采取的机会主义行为。规范人际交往的规则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以至连人类的生存和繁荣也完全要依赖于正确的制度和支撑这些制度的基本人类价值。

在读了柯武刚、史漫飞主编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以前，我所读的一些社会类或经济类的专著，都是由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尤其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研究员）主编的。这些专家和学者主编的书籍在指导思想上，始终严格地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的国内官方思想，对一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始终坚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在读了德国学者主编的制度经济学专著后，我才第一次接触到外国的专家学者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并且，这些外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观点和看法与中国国内的官方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

2关于动力机制的问题

柯武刚、史漫飞总结了三种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的途径，分别是：（1）爱、团结、其他各种利他主义；（2）胁迫；（3）自利动机。并且指出第一种动机制只在家庭、小部族等的小群体中才能有效地作用。而在冷战时期，各社会主义国家却把这种动机制当成社会主义信条，大范围地运用于全社会这一巨型的群体，由此导致经济效率低下等的众多问题。他们在书中写到：“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口号下允诺的共同分享制度，导致大范围的偷懒和由此而来的低生活水平。改造人民的努力，造就纯出于利他主义而无私地为他人辛勤工作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都已完全失败。” 相比于第一种动力机制，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在全社会这一巨型群体中，第三种动力机制——自利，更能有效、持久地发挥作用。“很显然，只有当所获得的报偿能使人们继续为别人服务并且他们不会被迫与别人分享自己挣得的报酬时，才能激励人们从自我利益出发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拥有对私有财产的权利，„„只有在具备一整套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规则）时，„„有用知识才能被开发出来„„”

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等的集体主义信条，不断地重复出现在各种会议、文献、专著甚至是政府的公共政策中。然而，“为人民服务”、“学雷锋”作为生产或服务模式，究竟能为生产者提供多大的激励动力，却是有目共睹。柯武刚和史



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同上书，第74页。同上书，第75页。

漫飞等外国学者，鲜明地提出以自为自利作为激励人的一种动力机制，与中国大陆的主流官方思想形成鲜明对比，无疑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关于历史哲学的问题

在理解个人以及个人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一种社会观视社会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整体被视为大于其单个部分的总合，„„所有人都从属于这个实体，并必须在这个实体中服务。” 而另一种社会观，也就是柯武刚和史漫飞这两位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是自利、自主和平等的个体，他只具备有限的认识能力和有限的知识。„„在原则上，所有人都

②是平等的。在需要集体主义的场合，自下而上地发动这类行动是更可取的。” 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

“社会没有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个人的本体性；而且，社会中心的知识总是太有局限。根本不能协调复杂的演化系统。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作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演化，无人了解其路径，也无人能预见这种路径。而当个人有创造能力时，他们就能影响历史。因此，假设诸如‘历史铁则’

③那样的东西是不合理的。”

与柯武刚和史漫飞的观点正好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却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遵从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后，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因此，社会的发展是可以预见的，中国大陆的社会科学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理论一向都是深信不疑，并认为这一唯物主义史观是一个万古不变的真理。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涉及这一历史哲学领域的出版物，都是在这种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展开论述，而柯武刚和史漫飞却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读者表明“历史决定主义”的“历史铁则”是根本不存在的，这又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关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综观全书，在关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上，柯武刚和史漫飞始终赞同个人主义。他们指出，在信奉集体主义的社会中，如果个人追求的利益与统治者所定义的社会利益不相符的时候，统治者就很容易地以“群体利益”或“国民利益”的名义来压制个人。而在信奉个人主义的社会，人们一般都重视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横向的和自愿的协调，一般都相当怀疑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政策，偏爱法治甚于人治。在本质上，这种哲学观念预期，人们并不服从权威，靠自愿的契约与他人合作，柯武刚和史漫飞进一步指出，集体主义是需要强制手段来贯彻的，“集体主义需要强制这一判断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在强行贯彻集体主义设计的时期中，有千百万人被杀戮，更多的人被监禁，还有许多人在本世纪由集体主义国家挑起的战争中丧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集体主义是导致诸如苏联“大清洗”运动和德国法西斯战争的原因。

与柯武刚和史漫飞对个人主义的高歌赞扬截然相反，在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个人主义”经常被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并列在一起，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界的重要批判对象，中国官方思想一向认为，个人利益应服从集体利益，下级应服从上级，个人主义被定性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之一，应坚决抵制。中内外对个人主义的一褒一贬，反映出中国大陆与国外在价值观上的巨大

②

③

④

⑤

⑥④⑤⑥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1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同上书，第179页。同上书，第181-182页。同上书，第190页。同上书，第190页。同上书，第188页

差异。关于中国的农业问题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土地性质的问题上，中国大陆的专家学者一向认为，承包后的农村土地仍然是集体所有，即公有。而柯武刚和史漫飞认为现在中国的农村土地实质上是私有的。“1970年代未1980年代初，在中国领导当局推行农业非集体化时，在过去总是尝试由集体持有

①的财产中发生了规模大的事实私有化。” 另外，对于1950年代末期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经济

困难中，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但对于死亡的具体人数，中国大陆的各方专家学者却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而柯武刚和史漫飞却在书中指出：“据估计，这项‘社会工程学’试验的结果是约3000万人饿死（Becker,1996）。它重演了苏联1930年代强迫集体化的结果，且有过之而无不

①及。”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书中还提到一件以往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绝少提及的事件，在1970年代后期，四川发生了粮食骚乱。四川的粮食骚乱发生后，当地政府在农业的经营体制上作出了一些改革，②并且取得不错的成效，他们认为，四川的这次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是人民公社体制瓦解的开始。这

与中国大陆学界长期认为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改革是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开端的观点有着很大差异。因此，对于一名在大学中修读农林经济管理的学生来说，柯武刚和史漫飞这些外国学者的观点确实值得关注。总结

纵观全书，柯武刚和史漫飞在书中论述了他们对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和对政治及社会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他们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和看法与中国大陆的学界与在不少差异，读完这本书后，使我对外国学者的一些思想产生了初步的了解。① [德]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第5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② 同上书，第515页

第五篇：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根源的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

区域旅游发展差异根源的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旅游业也蓬勃的发展起来，并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虽然我国的经济水平发展迅速，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性。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这种区域性的差异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而对于这种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国内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主要的观点包括东部旅游市场差异、区域资源条件、市场客源、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一系列的自然、人文因素、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状况等因素与之相关的差异考虑。在以上国内学者对我国区域旅游业发展差异产生原因的探讨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我国旅游发展的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提出旅游业区域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差异的存在。

关键字：区域旅游 区域差异 制度经济学

一、区域旅游发展差异产生的背景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使得我国旅游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来已久，而对于形成这种区域差异性存在的原因基本上要从差异产生的几个背景进行分析：

1、我国旅游业发展特点

我国旅游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展，初期东西部的差异化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开放政策执行，旅游业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从而使得中东西部差异化越来越明显。根据我国学者的数据和计量分析结果说明，我国东西部旅游业发展的绝对差异仍在继续扩大。我国西部地区拥有优越的自然资源，也就是旅游的天然条件，许多的旅游资源也都分布在西部，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部地区经济严重落后，当地交通不便，技术落后使得当地旅游业开发力度和资源丰度之间极不相称，西部地区这样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就得不到充分利用和开发。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有着政策上的优势，技术先进、交通便利，使得当地有限旅游资源能得到最大的开发，能够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因此，这种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就必然造成了我国东西部的旅游资源出现严重的区域性差异。

2、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性

旅游业的发展要依靠经济发展的适当刺激，形成最终需求型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也要依赖与其他产业的巨大投入，这样也就使得其发展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极强的关联性。厉以宁将我国分为四类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第一类直辖市经济发达地区，第二类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第三类中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第四类西部经济落后地区。这种经济发展地区分类可以看出经济发达的地区多集中在东部地区，由于旅游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存在的巨大差异，也就必然的造成了东西部旅游经济出现差异。

3、旅游动机与经济发展水平

理论上我们认为，旅游动机的产生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的，因此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旅游动机的产生，旅游动机也是促成旅游行为发生的关键。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就造成了东西部人们旅游需求的差异，从而导致东西部旅游业发展存在区域差异。

4、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在经济结构中占有主导地位，其变动的情况对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国建国后的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中，我国西部地区的三大产业结构中农业远高于其他产业的发展，而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原有的农业主导转化为现在的工业主导，同时第三产业也保持着高比例的快速增长。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占消费行业的比例较大，这就需要工业的带动，东部地区在工业发展中占有优势，这样也就能极大的拉动旅游的需求，同时产生相应的旅游供给。而旅游业自身的强关联性使得东部地区其他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旅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相对的西部地区农业的较大比重而言，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能力差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当地的旅游业只能单纯的依靠旅游资源来提供，这种单一的结构也就在客观上限制了旅游业的充分发展，长期下来的积累必然就造成了东西部旅游区域的差异越来越大。

5、政策优惠

改革开放后，国家对东部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东部地区在人、物、力等方面都获得了比西部多的多的国家支持，东部先发展后带动西部发展的格局使得东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差异。我国建国后设立的五大经济特区、14个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区的实施形成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等沿海开放地带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进而在我国初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逐步推进式的格局,这就使得东西部的旅游经济也必然会在这种格局下产生巨大的差异。

综上，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国家政策倾向东部产生的必然结果,国家政策倾向是正是制度的最终实施表现；产业结构是国家政策在经济领域中的布局,涉及到产权制度与所有权制度问题；国家优惠政策其实质就是制度,它是国家

在某一区域特殊的制度表现。因此，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制度因素差异。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新制度学派的学者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根据这一观点，分析我国东西部旅游区域经济差异有着更合理的理论基础。哈罗德·德姆塞茨指出，制度引起经济绩效的改变。制度因素是决定性因素,是造成我国东西部旅游经济差异的根本原因,下文将具体分析制度因素是如何导致我国东西部旅游经济的差异，并同时根据制度的组成部分的相关内容对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进行客观剖析。

1、制度因素中观念、习俗等因素影响旅游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诺斯认为，非正式约束主要包括观念、道德等意识形态。而我国东西部地区由于长期历史因素的影响使得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观念、习俗、价值等方面都产生了差异，长期的发展使得意识形态所受到的约束程度也就存在差异。我国东西部地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不同的文化基调，东部地区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开放政策，形成了与各地与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形成了融通的整体文化，这种主流的文化基调能强烈的促使东部人们在价值观、金钱观、竞争观发展上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而相对的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整体文化相对封闭、滞后。两种不同文化基础也就使得东西部人们对待旅游业的发展上产生不同的观念和意识。东部人们从分利用自身的开放意识发展经济并带动与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而西部地区却还在为如何发展农业而思考，同时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如旅游业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全方位的规划和布局。上文提到过，旅游动机是旅游行为发生的基础和前提，因此观念上的滞后也就必然会影响到西部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上的绩效。

2、制度因素中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合理度影响旅游发展

制度的供给与需求差异将会影响区域制度,即区域制度会受制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而供给与需求匹配的合理度将直接影响到制度的变迁,并进一步的影响到旅游经济的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旅游业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匹配的合理度较高,一旦需求出现,就会相对应的随即出台制度供给,部分地方政府甚至会在国家的制度安排前就在自身管辖的区域内实施制度供给,这种超前的制度供给能够极大的满足东部一些地区的制度需求,目前这种地方政府自主创新的行为也就已经基本上被国家默许。而相对来说西部地区,观念、意识不但影响了西部人们,同时也必然的影响了西部的地方政府行为,长期的非正式约束造成西部地方政府缺乏自主创新的意识,固步自封的思想使得西部根本无法制定出高效的甚至超前的制度供给规划,这就使得西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严

重不足。一旦西部的旅游需求变得极为强烈时,地方政府根本无法在短暂的时间内做出匹配的制度供给。

3、制度因素中制度安排的及时度影响旅游发展

在我国,由于长时间的受到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影响,强制性制度创新成为我国制度变迁的主流。而制度安排本身也属于公共产品,很难通过诱制性制度创新过程建立,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和促进,制度安排将很难在社会中存在,而合理、高效的制度安排也将会决定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因此,我国的旅游经济发展最直接的效果也就与当地政府有密切的关系。我国旅游业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展,并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于此同时区域旅游经济的差异却严重制约着我国整体产业的优化升级,要消除这种差异就必须要在制度安排上做出切实合理的布局。东部地区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在高效的制度安排下发生的,每出现一种旅游需求,就会出台合理的制度安排,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府甚至会在国家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保证旅游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有充足的支撑。而我国西部地区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制度安排的节奏与步伐明显落后与东部地区。在东部地区已经进行了制度革新的同时,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却还是在旧的制度安排下缓慢的前进,西部地区的诱导性的制度供给动力存在严重不足,这就使得西部的制度安排的合理程度十分低下。制度安排的目标是要做一个帕累托改进,但由于制度安排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的刚性以及官僚机构的问题、集团利益的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新制度的实施总会遇到障碍,必须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正如我国东部地区在实施一种制度安排时,所遇到的阻力必然比西部要小的多，这也是西部地区旅游经济严重落后于东部的原因所在。

三、总结

制度因素与旅游业发展的关系,也就是制度与生产力的关系。一方面,制度因素将会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因素也将会限制或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制度因素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制度因素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因素,但并不是说制度因素都会对生产力发展有利,只有那些高效率的制度因素才能真正的推动区域旅游的发展。针对目前我国东西部制度因素差异,西部地区的差在于有效的制度因素供给不足,无效率的制度因素供给过剩,所以从根本上来说，制度因素的制定不是数量的多少问题,而是要重点考虑制度因素的质量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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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3034周新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