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士大夫精神：横遭掩埋的历史悲悯

第一篇：周作人与士大夫精神：横遭掩埋的历史悲悯

周作人与士大夫精神：横遭掩埋的历史悲悯

作者=李劼来源=《枭雄与士林》

在新文化运动四巨之中，周作人处世最低调，文章最平和，但表达的人文思想最深刻，抵达的审美境界最高远。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成名作《人的文学》，出手不凡，高屋建瓴。此文是继陈独秀《敬告青年》之后又一个历史性的人文宣言，并且，其文化视野比《敬告青年》更开阔；其表述的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对于白话文学运动具有灵魂意义上的经典意味，倘若可以把《文学改良刍议》看作躯壳建构、把《文学革命论》看作是造势的话。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聚焦于文学之于社会改造的功能，“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周作人之《人的文学》，直接进入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上：“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这种关怀的一个鲜明特征，便是对妇女儿童的关切。倘若说，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标尺，那么对妇女儿童的关注与否，可以见出文学和文学家的人文取向。周作人慧眼独具地将十九世纪西方的发现妇女儿童，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为此特意列举了一系列西方文学经典之于爱情和亲情的探究，从而严厉批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非人道传统。文中不仅提到易卜生、哈代、陀斯妥也夫斯基，而且还提到了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虽然仅一掠而过，却是周作人后来之于希腊研究的一种预告。尤其是关于《特洛伊妇女》，周作人还曾专门撰文评论。周作人对此剧的关切，不啻是对妇女命运的悲悯，同时也是其审美趣味的表达。周作人的审美眼光，在新文化运动的所有风云人物当中，首屈一指。在当时介绍欧洲文学的热潮中，周作人的鉴赏力，更是无出其右。文中提及西方经典作家作品，不是以《包法利夫人》著称的福楼拜，便是以女性为主角的经典小说戏剧，诸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哈代的《苔丝》，易卜生的《诺拉》，《海女》。《海女》并非是易卜生最出名的剧作，但却是艺术上的最完满之作。易卜生的许多名作，都因为社会批判的过度激情，导致理性的意识甚于艺术的天然。唯有《海女》是个例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因其叙事上的宏伟，就像易卜生的《培尔.金特》一般，最容易引人瞩目。但周作人关注的的却是其哀婉之作《安娜.卡列尼娜》。至于古希腊悲剧，中国人最熟悉的、并且跟五四时期的时代气息最吻合的，应该是《普罗米修斯》，但周作人热烈推崇的，却是《特洛伊妇女》。周作人在日本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可能是有趣的巧合，新文化运动的三位思想领袖，陈独秀、胡适之、周作人，其人文个性与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美学风格，有一种奇妙的对称。陈独秀的阳刚气质，有类于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的激情澎湃。胡适之的学术生涯和人生历程，很像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所揭示的命运，变幻莫测：反传统一头反进先秦哲学，做考据考入禅宗门下；公开指斥蒋介石独裁，一不小心转身做了蒋氏政府的驻美大使。周作人的温良慈悲，与欧里庇德斯的戏剧、尤其是《特洛伊妇女》中的悲悯情怀，特别相契。希腊女学者爱蒂斯?汉密尔顿女士，在《希腊之路》（“TheGreek Way”）一著中，曾指出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中有着三种全然不同的悲剧气质；这三种气质，恰好对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三位思想领袖的个性、人生和命运。欧里庇德斯的《特洛伊妇女》乃是一曲哀而不伤的挽歌，一个失败城邦所遗留的孤儿寡母，如临深渊，却尊严犹在。周作人的文学生涯，有如废墟下的弱草；早先体现在一篇篇著名文章里的人文关怀，全都被历史深深地掩埋。极尽悲苦，却依然顽强。

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的革新文学、革新政治的救世倾向不同，周作人之《人的文学》旨在“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基于如此人道主义的立场，周作人在稍后发表于《每周评论》上的《平民文学》一文中给新文学作出两个阐释：“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情。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 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只自认是人类中的一个单体，浑在人类中间，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其阐释所指出的四个要点：人间的悲欢，人类的视野，真挚的文体，个人的视角；可以说，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点的文学精神所在。比起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更具有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革新意味。《文学革命论》中极其强烈的救世意识，潜伏着又一种文以载道倾向；而周作人所阐述的文学精神，既以人为基点，又以人为指归。换句话说，周作人所说的文学精神，并没有必须承担救世义务的涵义在其中。因此，周作人意味深长地指出，文学，“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此语看似平淡，骨子里却石破天惊。轻轻一下，便推倒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演义传统。那个传统崇尚力气，崇尚拳头，崇尚杀人如麻，同时又崇尚效忠主子。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关羽崇拜，武松崇拜，黄天霸崇拜，诸如此类有人可杀、有主可忠的所谓好汉崇拜。中国式的传统演义，可能是整个民族集体无意识创伤最集中的流露。虽然在艺术成就上有高低之分，但在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上，大同小异。偌说二十四史基于视儒家为正统的历史观，那么从说书、评话及话本嬗变而成的演义小说，则是老百姓的喜闻乐见。正史尚且难免篡改之嫌，演义更是杜撰到荒诞不经的地步。惟有其间的道德观念和伦理纲常，倒是始终一脉相承。比起正史，演义当然更加离谱，也更加赤裸裸：该奴才时更奴才，该流氓时更流氓。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文学和服务文学，实质上是因袭了演义的传统：忠奸分明，好人与坏人的老套故事。写来写去，无非是褒扬如何忠于党的奴才，讴歌以造反有理始、为主义献身终的愚夫愚妇。从演义文学的这种绵绵不绝，可以看出周作人之于文学的人文主张，会遭到什么样的历史命运。

对英雄豪杰的拒绝意味着对日常人生的关注。这样的关注作为一种文**流，在中国文学史上，及至晚明，蔚为风尚。明末小品，由此成为继唐宋散文之后的又一文学大观。既有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又有竟陵派旨在寄托心灵的“幽深孤峭”，更有张岱的梦寻梦忆、归有光的亭记亲情。这两位小品大家的经典作品，既开李渔的《闲情偶寄》之先河，又启《红楼梦》的儿女世界之帷幕。周作人之于明末小品的人文意蘊，可谓息息相通。周作人不仅以其散文创作成为明末小品的集大成者，而且特意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将明末小品与五四新文学从文学精神上作了明确的衔接。《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对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匡正。周作人藉此不仅在白话和文言的区别上，而且更在文学精神上，对新文学作出了历史性的定义：文学乃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情感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东西。这样的定义无疑来自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文学主张。或者说，周作人是从《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所阐述的文学精神，勾勒从文言到白话的文学流变，区分言志和载道两种传统的差异所在，进而认定；诗可以言志，文亦可如是。周作人后来解释说：“不佞从前谈文章谓有言志载道两派，而以言志为是。或疑诗言志，文以载道，二者本以诗文分，我所说有点缠夹，又或疑志与道并无若何殊异”。周作人对文学独立性的如此强调，不仅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也与鲁迅的听将令一说，泾渭分明。周作人由此标举明末小品与新文学的渊源，并且在其散文写作中身体力行。仅就文学的承继性而言，周作人无疑是张岱、归有光的白话文传人；必须指出的乃是，周作人的小品散文，无论在艺术成就还是人文气度上，皆远胜于明末诸子。林语堂有评如是：“周作人不知在哪里说过,适之似‘公安',平伯废名似‘竟陵',实在周作人才是公安、竟陵无异辞。”其实，周作人小品岂止只是公安、竟陵？

史学世家出身的张岱，家风俨然，即便写作《西湖寻梦》、《陶庵忆梦》那么理当有些飘忽的小品文字，也遵循其“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宗旨，落笔实实在在，犹如刀削斧劈。张岱的文学宗旨，与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提出的第二条文学主张，倒是不谋而合：“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然而，彼此写出的小品，却迥异其趣。张岱的两梦，固然能于简洁中抵达精致细腻，却过于实在，全然史志地理，至多也是游记笔法。即便时时引用古人诗篇，也难以构成中国写意艺术通常具有的那种空白间的想像余地。而事实上，张岱的两梦并非仅仅是写景状物，无所寄托。“皇明无史乘，五凤属谁修？九九藏《心史》，三三秘禹畴。”以诗言志观之，张岱的寄托不小，而且心事苍茫，有道是：“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故张岱在《陶庵忆梦》自序：“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如此激越，足以道出张岱小品的心绪背景和忧国伤怀的人文底蕴。只是后面两句，不无夸张：“作自挽诗，每欲引决。”感觉有点像抱着小皇帝蹈海自尽的陆秀夫。被审判的周作人

张岱论说宋人名画，曾经透露心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力。……嗟乎！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择端此图，即谓忠简请回鸾表可也。”不才于异国他乡，华盛顿DC的国会图书馆，曾在此画的仿真卷跟前驻足良久，却怎么也感受不到张岱的如此一番深意。同样，阅读张岱的《西湖寻梦》，感觉犹如旅游手册；《陶庵忆梦》中有些篇什，不时会冒出些许失意的心境，仿佛柳宗远被贬黜后的郁闷，却并不见国破山河在的苍凉，更无“请回鸾表”的殷切。张岱的两梦，本当是性灵文字，却因为下意识里存有“请回鸾”念头，反而在境界上，失之局促。且不说所谓深意写得过于隐晦，即便坦然道出，也不见得如何高远。小品散文的凝炼，贵在神韵的有无；而神韵的有无，又取决于精神上的底气充沛和想像力的丰富与否。面对山河的感慨，可以寄托历史的兴衰，也可以诉诸人世的沧桑，更可以表达内心的体悟，不必拘泥于王朝的消长起伏。再说，将如此一番良苦用心深隐于字里行间，就算是同代人，都难以领会，更毋需说隔了好几代的后人。张岱的苦心孤诣，虽然可以理解，但于性灵小品毕竟有些相隔。人们完全有理由将张岱的《西湖寻梦》、《陶庵忆梦》，与李渔的《闲情偶寄》放在一起欣赏，而不必揣摸深隐于背后的家国兴亡。张岱

相比之下，周作人的小品，同样的精致细腻，却有着张岱小品所缺乏的在精神上的凌空蹈逸。比如《乌蓬船》，第二人称的书信体。初读只见浓郁的乡情，及至细细回味，尤其是联想到此信乃是自己写给自己的自言自语，顿时，一股苍凉，尽在不言之中。再如《故乡的野菜》，将采食野菜与清明扫墓浑写，融妇女儿童的日常画面与若续若断的悼亡习俗为一体。短短的篇什，生命的情趣和死者的寂寥，却淋漓尽致，透出一种生死两茫茫的恢宏。又如《北平的春天》，通篇看不出北平有什么动人的春天景致，作者不过是在寻找而已。寻找良久，又似乎并没有找到：“北平到底还是有他的春天，不过太慌张一点了，又欠腴润一点，叫人有时来不及尝他的味儿。”最后轻轻一句：“北平虽几乎没有春天，我并无什么不满意，盖吾以冬读代春游之乐久矣。”掩卷之际，不由想起陈子昂的吟咏：独怆然而涕下。

相对于张岱的寻梦忆梦，归有光的小品长于刻画日常亲情。诸如《项脊轩记》的思念亡妻，《思子亭记》的痛失爱子，即便《寒花葬志》的追忆一个小丫环，寥寥几笔，活泼的人物和生动的想念，便跃然纸上。常人常情，既是归有光小品所长，又是其短。要而言之，情感真挚，悲悯无多。这可能不啻是归有光小品的特征，也是明末小品共有的问题。且不说其它，同样是小丫环形象，到了《红楼梦》的大观园里，栩栩如生之外，别有一种意蕴在其中。文学境界的大观和小观，不在于文字的长短，也不在于是长篇巨作，还是精炼短制，而在于悲悯的有无，或者浓淡。卡夫卡作品，短制如《变形记》，长篇如《城堡》，或者《审判》，无一例外地具有悲悯的力量。

悲悯，也同样是周作人小品的特色。一如其谦卑的行文品质，与卡夫卡天然相通。《济南道中》刻画以唱歌跳舞换蒲桃干吃的三岁山东小男孩；起先只是童趣盎然，突然跳出随口一句“不唱也给我罢”，令人心中不由一凌，具有竟无语凝噎的效果。《若子的病》通篇是爱女得病后的一阵忙乱，至结尾处却猛然一静：“今天我自己居然能够写出这篇东西来，可见我的凌乱的头脑也略略静定了”。亲情浓至极处，最后归于一下深深的吐纳；好比乱云飞渡之后一片蓝天白云的静谧，端得是，回味无穷。《玄同纪念》似乎很不经意地留下如此细节：“十日下午玄同来访，在苦雨斋西屋坐谈，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及至文章将尽，又以一句“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遥相对应，以此暗示玄同见之所见，避之所避。通篇不提苦住一词，却让人尝尽苦住之味；从而使文中这联悼念亡友之词愈加触目惊心：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叮。难怪不才向周作人当年日军侵占时期的北大学生、散文家邓云湘先生，问及苦住庵主，两鬓霜白的邓先生特意直直身子，清清嗓子，才肃然作答：知堂老人，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朱光潜曾在《论小品文》中说:“我常觉得文章只有二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周作人的散文，无疑具有自言自语的品质，并且在审美上足以与《红楼梦》和卡夫卡小说相媲美。在文学上抵达如此境界，新文学诸子当中，惟周作人而已。究其原委，也许得归之于生命本身的底蕴。周作人的小品意蕴，可以从他的二首《五十自寿诗》中得以读解。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玩骨董、种胡麻也罢，咬大蒜、拾芝麻也罢，最后全都归于苦茶的品味。所谓“前世出家今在家”，既可读作在家的无奈，又可解为持出家心态、度在家人生。“不将袍子换袈裟”的确切注解，乃是《红楼梦》的“枉入红尘若许年”。当荷尔德林领悟人类诗意地居住在这地球上时，可能不知道东方哲人的存在，被诉诸什么样的诗意。庄子与人激辩之际，内心有一种超然物外的轻松；老子骑着青牛西去，更是一派超凡出俗的潇洒。及至周作人面对浊世的沉沦，若选择王国维式的绝决，无奈尘缘未断；如贾宝玉那般悬崖撒手，又放不下家累。于是，惟苦住而已。这与李叔同的遁入空门，殊途同归。修持律宗，是寺庙里的苦住；闹市苦住，是尘世间的律宗。正如王国维和贾宝玉可以参照着读解，周作人与李叔同乃是同一种修行的两种不同方式。

无庸置疑，周作人的有些小品，颇具李渔式的闲情逸志。说竹，谈养鸟，论骨董，品点心，诸如此类。有人把周作人的小品散文与林语堂混为一谈，不太确切，但也事出有因。这就好比说李渔的才学，并不在曹雪芹之下，不算妄语。倘若李渔能够大彻大悟，文字间透出悲悯情怀，那么差不多就是曹雪芹了。但李渔跨不过的，就是这道门坎。林语堂与周作人的差距，也在于如此这般的相隔一层纸。林语堂有接近周作人的文字根底，但林语堂捅不破人世间的那层纸。因此，林语堂的《吾土吾民》之于中国历史文化介绍，虽然有趣，却失之浮光掠影。就学术性而言，还不如其《苏东坡传》来得贴切。长篇小说《京华烟云》，标题颇有以烟云之轻、反衬尘世之重的涵义在内。然而，小说中呈现的凝重，却仅限于生存的艰辛，并无存在的低吟，更看不见萦绕不去的灵魂挣扎。生存还是存在的微妙区别，轻轻划开了周作人与林语堂的界分，也标出了周作人小品与明末小品的泾渭。顺便一句，林语堂的小品与归有光倒是十分相近。分别在于，林文富态，有如王维的喜好空灵；归文清贫，一派郊寒岛瘦的简朴。

李渔的《闲情偶寄》，其经典足以与后人钱钟书的《管锥编》遥遥相望。但李渔悟不出周作人在《生活的艺术》一文中所揭示的真谛：“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这已然是荷尔德林的中国版。荷尔德林所说的诗意，侧重古希腊文学中的崇高境界，周作人的审美情趣则在于东方式的柔婉如水。尼采会从酒神引发悲剧的诞生，周作人谈论喝酒，却相当婉约：“一口一口的吸，这的确是中国仅存的饮酒的艺术：干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酒神的酩酊大醉，固然阳刚气十足；然微醺，则是另一种饮酒的境界。适可而止，浅尝辄止，点到为止，诸如此类的中国成语，确实含有中庸的意思。但这又未尝不是一种意境。周作人虽然反对祖先崇拜、厌恶三从四德之类的伦理纲常，却并不排斥适可而止的中庸之道。这可能就是“半是儒家半释家”的意思所在。周作人抨击礼教的同时，也有如此感叹：“中国人对于饮食还知道一点享用之术，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艺术却早已失传了。中国生活的方式现在只是两个极端，非禁欲即是纵欲，非连酒字都不准说即是浸身在酒槽里，二者互相反动，各益增长，而其结果则是同样的污糟。”倘若周作人知道历史正在滑入先禁欲后纵欲的唯物主义时代，或许应该为自己能够生在清末、长于民国，感到些许庆幸。李渔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被人发表之后，和者甚众，轰动一时。鲁迅因此发了一通感慨：“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这番感慨的最后几句，着实深刻；但最好留给多年以后审判周作人的蒋介石政府悉心领会，与和诗的群公无多相干。至于周作人的自寿诗，鲁迅也只读出其讽世之意，并不解其悲悯情怀。悲悯是一种了悟，也是一种心胸，更是一种宽容。这些境界，鲁迅都不曾抵达，遑论有所领略。悲悯的境界，是周作人小品之灵魂，却是鲁迅文章之短缺。

周作人论及茶食点心时的精致，并非全然李渔式的闲适。即便退一步论说，《闲情偶寄》中的津津乐道，也自有一番意蕴在其中。有个名不见经传的广东籍美国华侨，论及毛泽东时代，突然脱口而出：中国人怎么会让一个只知道吃红烧肉的人统治了这么些年？倘若周作人听见如此素朴的言谈，没准会，微微一笑。文化的有无，根本不需要特意标榜；一如周作人的《关于苦茶》所言：“口渴了要喝水，水里照例泡进茶叶去，吃惯了就成了规矩，如此而已。对于茶有什么特别了解，赏识，哲学或主义么？这未必然。一定喜欢苦茶，非苦的不喝么？这也未必然。那么诗里为什么那么说，为什么又叫做庵名，岂不是假话么？那也未必然。今世虽不出家亦不打诳语。”

明白了饮食中的文化意蕴，就能读懂周作人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为何如此论说日本人：“我们要规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两柄双刀的尊容，须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时的样子才能知道他的真面目。”仿佛是生怕人们听不懂，周作人又特意阐释道：“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与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但把周作人视作汉奸的国人，依然没有听懂。倒是有个叫做片冈铁兵的日本文人，听懂了周作人在文章中对文化的自信，把周作人叫做“反动的文坛老作家。”因为在周作人心目中的国家，是以文化来定义的。而只要中国文化不会被灭亡，这个国家就永远不会有亡国之虞。蒙古人和满族人都先后入主中原，中国文化非但没有灭亡，入主者反而被同化了。因此，所谓亡国论，通常是把王朝和国家混为一谈的蒙昧。由此定罪汉奸，更是源自枭雄们角逐天下的需要。中国式的定罪，通常是皇帝钦点，愚民欢呼。蒋介石的没有文化，与其说是体现在读不懂胡适，不如说更是体现在无知于周作人是怎么回事。周作人的命运，不仅鲁迅有所预感，就是周作人自己，也早就怀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无奈。对所置身的这个民族的了解和认知，周氏两兄弟的洞察力，不相上下。早在《再谈油炸鬼》一文中，周作人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古罪人。故主和是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国人在战与和上面的思维定势和道德判断，归根结底在于思想的蒙昧。周作人完全明白个中原委，在同一篇文章中如此写道：“我很反对思想奴隶统一化。”“秦桧的案，我认为都应该翻一下，稍微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

一个没有思想自由的民族，必定与不懂宽容的专制政府长年作伴。而宽容的阙如，又必定不断地制造出愚昧的专横。苦住在如此一个残破的文化空间，能够存活已经不易，更何况想要恪守思想的自由。中国人的老于世故通常在于，要么做八面玲珑的奴才，要么做震摄天下的枭雄。夹在这两种极端之间的心灵守护者，是最艰难，也是最尴尬的。由此可以想见，周作人的苦住，是什么样的涵义。由此也可以明白，周作人面对兄弟失和的难题时，向兄长表示了什么样的宽容。不管周氏兄弟失和的个中原委如何，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周作人写给鲁迅的那封信，谦和温良，雍容大度。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以这样的心胸，论说他人作品，至少不会有失公允。及至抵达至境，便是周作人于《志摩纪念》中这番话：“文章的理想境界我想应该是禅，是个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迎叶微笑，或者一声“且道”，如棒敲头，夯地一下顿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如此审美意趣，虽说也可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或者严羽的《沧浪诗话》中见到，但其空灵，其高远，既逮及庄子境界，又暗合中国最始源的无言文化。那种文化的审美方式，用高山流水般的相知，方可表达。

周作人的文学评论，虽非伯牙子期那样的绝响，却为一般评家难以比肩。论及中国白话散文，周作人在《志摩纪念》中如此写道：

中国散文中现有几派，适之仲甫一派的文章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志摩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

用三种水果比喻三个流派，准确而隽永，清新又别致。这样的笔法，与李叔同抄写佛经的墨迹，庶几相类：柔柔地透出一种无言的空寂。其中，青果之喻，既是俞平伯和废名散文的形容，又可看作周作人的夫子自道。史家将俞平伯、废名和周作人归入同类，从风格上说是成立的。但是在境界上，周作人更加深邃高远。这就好比十九世纪法国印象派画家，群星灿烂，却又和而不同，并且还参差不齐。从成就高低而言，俞平伯、废名有类于德加、修拉，周作人好比凡高，虽然一者似水，一者如火。

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有时还可以加上林语堂，这一派散文，以闲适概括，有失粗疏。虽然林语堂本人倡言过“以闲适为格调”。从人生姿态上说，这是一群与世无争的文人雅士。从精神风貌上说，这是一群既不肯随波逐流又不愿争先恐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倘若说他们有所追求，那么无非追随自己的心境或自己的性情。他们既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流派，又是民国时代的一道人文景观。而周作人，是他们当中的灵魂人物。

周作人的文章，下笔远比鲁迅要轻淡，却比鲁迅更难真正读懂。这就好比参禅，明白的人，不说也明白；不明白的，怎么说也不明白。而周作人的苦住，比周作人的文章，更难领会。相比之下，胡适的人生选择，总是最能让人看懂的。日军进犯期间，胡适受命赴美，出任大使，极具抗日色彩从而无限风光；国共内战的结果行将揭晓之际，胡适毅然飞往台湾，避难。这让后来许多吃尽苦头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得不羡慕胡适有先见之明。耐人寻味的是，周作人的苦住，每每与胡适的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若说胡适的选择是一种明智，那么周作人就有愚笨之嫌。但要是周作人的苦住含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品质，那么，究竟谁更勇敢，就很难判断了。这里不妨援引一九三八年八月，胡适从伦敦写给周作人的一首白话诗：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第二年九月，周作人也写了一首白话诗回复胡适：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这两首诗相当生动地描绘了两个不同的新文化领袖，表达了他们所作出的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当然，以勇敢比喻周作人的苦住，并不确切。周作人的苦住不是基于勇气，而是出于无奈。然而，无奈之中，又自有一种定力在其中。对于一个在寺庙里修行的高僧，寺外的春夏秋冬，不过季节变换而已，并不影响心境的晦明。因为四季是自然的呼吸，就好比人有吐纳。这在苦住的周作人，定力则在于如如不动，不以朝代的变换为转移。江山易帜，或曰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有功名心的士子，难免会激荡一番；但对于如老僧般苦住的周作人，好比寺门外的春夏秋冬。春天来了，不以为喜；秋天过了，不以为悲。倘若要说周作人的存在方式有什么高度的话，那么周作人之高，乃是高在低处。这是一种水的方式，与火正好相反。火焰向上，水往低处流。《古兰经》如此形容火焰：因为湿润而低垂。智慧如水。火焰的低垂，源自智慧的绽开。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选择火的方式，老子哲学如水。也正是存在的低处，决定了生存的低调。周作人一生苦住，如水注低。

周作人生存的人文环境，可以说是一朝不如一朝。清末民初，是最为明媚的年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便是北洋政府时期，也依然的亮丽。蒋介石执政，舞台灯光开始转暗，但天空依然明朗。日军侵占期间，空间自然更为缩小。及至国共内战以后，整个人文空间一下子陷入空前的昏暗。朔风底下的文化，犹如一片冰川。假设张岱处在周作人的位置上，日军进关之后，倘若真有《陶庵忆梦》自序中的血性，可能成为抗日英雄。国共内战爆发之后，张岱假如追随国府继续英勇，有望成为张灵甫第二。对比这样的假设，周作人的苦住，便可了然。清兵入关，周作人苦住；李自成进城，周作人依然苦住。倘若要找出这两种情境间的区别，无非在于：清兵入关之后，周作人还可以继续写作；而李自成进城以后，周作人只能埋头翻译了。

对于一班想要成为专家学者的人来说，翻译无疑是籍以晋升的学术成果；但对于周作人来说，从写作转为翻译，无疑于将自己活埋。而这，就是周作人的人生，周作人的结局。从五四时期的宣告“人的文学”，到五四以后的苦住，一直苦住到将自己活埋在数千万字的译作里。在一个文化冰川时代，可以想像，周作人是如何凭借译作的温馨取暖，徜徉在古希腊的文化天地里。周作人对人类文化的一往情深，全都倾注于逐字逐句的翻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文学大家，最后被一个没有悲悯的时代所埋葬。那个时代崇尚仇恨，崇尚阴谋诡计，崇尚践踏他人，崇尚谁都别想好好过日子。那个时代最瞧不起的，就是慈悲，就是怜悯。就像那个时代是所有中国人的宿命一样，周作人命中注定要被那个时代所活埋。疾病缠身的老人，只是想喝一口水，从床板上挣扎起身，一骨碌翻倒在床底下，再也没有爬起来。八十年代文学解冻开始，迄今坎坎三十载，中国的文学是否回到了“人的文学”，尚未可知。可以肯定的只是，周作人那样的悲悯，不说绝响，也依然是异数。也许，鲁迅崇拜的狂热真正退潮之际，周作人式的悲悯才会逐渐让国人开始有所共鸣。那可能会成为中国白话文学走出中世纪般黑暗的第一步。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四巨中间，人文精神的灵魂人物，当是周作人。

就文学话语而言，周氏两兄弟分别开拓出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传统。鲁迅以遵将令的方式，首创了匕首、投枪般锐利的杂文话语；周作人承明末小品、融西方人文精神，塑造了白话文学的悲悯品质。鲁迅的杂文传统，后来被注入了斗争哲学，被奉为新时代的文章圭臬。有时被当作互相攻击的双方，共同使用的武器。而周作人的悲悯传统，则被一场场没完没了的斗争作践得越来越暴虐的历史，悄然掩埋。直至八十年代以降，文学开始解冻之际，争先恐后地抢到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回首五四新文化，也只知争相扮演启蒙家，完全茫然于什么叫做谦卑和怜悯。那个年代为什么萨特最走红，因为那个法国人跟鲁迅有点相像。即便有人谈论卡夫卡，也不是因为对悲悯精神有所领略，而是卡夫卡小说很现代派，开启荒诞派文学的先河。等到有人想起周作人，即便写出其传记，依然茫然于周作人的人文底蕴，究竟在哪里。倘若回首自八十年代中期迄今的中国先锋文学写作，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最让人惊讶的，恐怕就是周作人传统的阙如。诗歌的时代强音叫做，我不相信。小说最流行的句子是，我是流氓我怕谁。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过一首白话诗，《小河》，被胡适称为新诗第一首杰作。殊不知，此诗所描写的那条小河，恰好成了周作人命运的象征。周作人的文学传统，就像那条小河一样，被一道石堰死死地挡住。一语成谶，一诗也同样可以成谶。假如有人问道，那道石堰筑在哪里？那么回答应该是：筑在许多中国人的心里。当人人心里装满了斗争话语和鲁迅杂文，那么周作人的那条小河，只能在天边外远远地徘徊。经济观察报书评eeobook阅读有难度的文章，每天成长一点点

第二篇：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与价值意义

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与价值意义

主讲人：中共嘉兴市委党校副校长 徐连林

来源：共产党员网

第一讲 红船精神的提出

红船精神反映的历史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共产党创建的标志是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于1921年7月21－30日在上海举行，开会过程中受到法租界的干扰，所以一大上海会议没能完成建党任务。摆在一大代表面前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迫切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继续开会？当时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会议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召开。

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的理由是：

1、嘉兴离上海很近，我们国家第一条铁路，是1909年开通的沪杭工铁，嘉兴就在中间，从上海到杭州中间就是嘉兴，距离近方便转移。

2、嘉兴南湖，不光风景优美，更主要便于党的一大代表能够在比较安全的环境下——在湖中继续开会。

3、嘉兴有着悠久产业发展的基础，跟上海产业发展有着天然联系，另外嘉兴的群众基础、社会基础比较好。

基于以上理由，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了一大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代表们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嘉兴南湖的会议从上午11点开始一直到傍晚结束，大概只有半天的时间，但这半天时间的会议却非常重要。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也就是党的一大纲领。一大纲领在上海会议过程中起草，在嘉兴南湖的会议上得到通过。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要马上组织开展工人运动。

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中央领导机构，当时叫中央局有陈独秀、张国焘和李达三人组成。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党的纲领的诞生就意味着政党的诞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嘉兴南湖这次会议宣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嘉兴南湖的这条小船也就被赋予了“红船”这个名字。

这是红船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红船精神的提出是我们后来对党创建了这段历史所反映的这种精神面貌的概括。红船精神的提出跟习近平同志有着很深切的关联。

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到浙江工作不久，他就来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在红船边上，习近平同志深情地提出了八个字“精神传承、思想升华”。2005年，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实践活动，活动期间，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在文章中第一次公开阐述“红船精神”，同时对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历史内涵以及现实的意义也做了系统的阐述。

第二讲 红船精神的历史内涵

红船精神是我们后人对前人的概括，这种概括里面既包含了早期共产党人在追寻革命事业中所反映出的一种精神、一种状态，又包含了我们后人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怎么来传承这种精神，提出一些新的要求。所以，当年习近平同志在文章中对红船精神的内涵概括了三句话：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1、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早期共产党人的追求，和他们改变近代中国社会的迫切愿望。

近代中国社会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一个全盛的封建帝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近代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救亡图存。

关于怎么救亡图存，早期的先进分子想了各种办法。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主要有君主立宪和民主革命两个，代表人物分别是严复和孙中山。但无论是君主立宪所主导的社会变革，还是民主革命所主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都没能成功。当然这里面有包括封建势力的强大、中国近代民主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等等在内的很多因素，但根本性的因素就在于没能够找到一个先进的思想武器，没能够找到一个先进的阶级依靠，所以近代中国广大先进分子处在一个彷徨困惑时期。就在这时候，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

俄国的十月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影响，不光是让处在彷徨中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一丝曙光、一丝新的希望，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们孕育诞生了一个新型的政党，通过这个政党来组织劳苦大众，推翻反动的专制政权，建立我们自己的民主政权，这就是近代我们提出的改变中国社会的一种新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就在这么一个历史条件下诞生，所以红船精神中说的敢为人先、开天辟地指的就是这么一个社会历史条件以及这么一个客观的历史运动。

2、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创建包括诞生以后的历史事件，反映我们这个政党所特有的政党品质，以及广大共产党人的理想和追求。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跟西方其他政党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不一样，西方是民主的产物，我们恰恰是专制的产物；社会理想不一样，西方的政党通过合法选举的渠道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理想；群众基础不一样，西方是通过自己的政治主张来赢得社会多数，而我们是通过对未来的追求和理想以及现实的努力来赢得社会的多数。

理想、追求对我们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我们党内的一个凝聚，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一个改造。离开了理想信念，共产党就缺乏内在的凝聚力，离开了理想信念就没有办法去改造社会的广大群众，我们党就没有力量，就没有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信念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党品质，这个政党品质对广大共产党员来说就是要具有奋斗精神，要百折不挠。早期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以及创建之后我们的这段社会历史的实践，充分反映出理想、奋斗、追求对我们共产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所以我们说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品质。

3、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奉献精神，是我们党区别于任何一个其他政党的最本质的东西，它实际上讲了两个问题：

（1）共产党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取向——立党为公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还是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要求，都充分说明，共产党没有任何自身特殊的利益，有的就是人民的利益。背离了这一条，就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所以党性修养，最根本的就是这一条。没有自身利益，共产党的本质就是立党为公。它的另外一个方面，对我们广大共产党员来说，就是一种道德要求，或者说道德信念。

（2）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道德要求——忠诚为民

忠诚为民就是我们说的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宗旨和一种道德信念，所以我们说共产党除了阶级性、革命性，还有一个人民性。这个人民性就是我们所做的所有努力，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上就是这样，党的一大纲领讲的非常清楚，共产党奋斗、追求是为了什么什么？为了劳苦大众；二十八年民主革命，我们建立了一个政权，我们建立了一个政权，这个政权叫人民民主专政；今天我们讲改革，讲发展，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应的也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今天讲“四个全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把我们党的宗旨，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专门能够通过“四个全面”加以真正的落实。

所以红船精神的内涵，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它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内在的文化标签，反映的是我们党内最核心的一种价值要求。正因为这样，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的这篇文章当中，用两句话对红船精神的历史地位做了一个明确而又深刻的概括：

（1）“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革命精神，既包括民主革命时期，也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也包括我们今天改革发展，在这个时代浪潮中所产生的种种精神就是中国的革命精神。但这种革命精神的源头就在共产党的创建所蕴含的这种基因，今天我们称之为“红船精神”。

（2）“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之源。这两句话具有内在的相同性，但中国革命精神之源是从历史的内在逻辑来阐述的，而党的先进性之源更多的是站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角度。我们今天共产党开展先进性建设，我们需要用我们精神的源动力，它的源动力是什么？就是早期共产党人给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所提供的这种精神风范，这种风范我们称之为“红船精神”。

第三讲 红船精神的价值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2005年发表的文章中，对红船精神的价值意义做了一个充分的阐述。他讲了三句话十二个字：思想武器、精神支撑、道德力量。这十二个字就是今天我们讲红船精神最基本的价值意义。

1、“红船精神”是思想武器

这个思想武器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在于要正确地认识和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前面讲了党的创建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我们党不断的发展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以及我们党对待理论的正确态度——与时俱进。

所以在我们党的各个历史阶段，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当然这个理论还在继续发展。对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红船精神给我们的一个现实启示就是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引，没了理论就没有方向，没了理论我们就没有一个思想的武器，没有理论我们的前行就失去了最根本的指引。所以红船精神给我们的很大的现实价值意义，就是我们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引。

2、“红船精神”是精神支撑

红船精神给我们的现实价值意义还在于它的精神支撑。这个精神支撑更主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怎样来坚定理想，怎么来坚定信念。我们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也是早期共产党人包括共产党在各个革命建设时期不断前行的最根本的精神动力。所以对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弘扬红船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确立我们的精神支柱，显得尤为重要。

3、“红船精神”是道德力量

对每一个共产党人来说，红船精神对我们的价值意义就是我们说的道德力量。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群众，一方面靠的是我们有利于群众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另一方面，靠的是共产党道德的感召力，正是由于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道德风范感染了群众，感召了群众。

我们也不可否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更多的受到市场经济以及由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种功利化，或者说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追求而导致在道德领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些道德领域的问题，受影响的受危害的不仅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更重要的是对我们党的整体形象，对我们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直接的现实的问题，所以说党的整体靠的是个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弘扬红船精神还是要从党员个体抓起。内在：我们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党性，加强我们自己的人身修养；外在：要抓党的作风建设，要从小事做起，从小事抓起。

第三篇：三国演义读后感 一段历史塑造一代人,留下无尽精神与哲理

三国演义

作者：罗贯中（约1330年—1400年）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著名的小说家、戏曲家，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籍贯山西太原府，一说山西省祁县；钱塘（今浙江杭州）或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从其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是十四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伟大作家之一。

书目简介：在《三国演义辞典》的《人物》部分总共列出1258个词条；除去28个互见条目（如“阿斗”、“后主”、“先主”等），实际介绍《演义》写到的人物总共1230个。这些人物，绝大多数都是有姓有名，总计大约1000人；极少数没有姓名者，也与其它人物有明确的亲属关系。因此，正确的说法是：《三国演义》一共写了1798人，其中有姓有名的大约1200人，确实是古代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巨著。《三国演义》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共1191人，其中武将436人，文官451人，汉、三国、晋的皇裔、后妃、宦官等128人，其他176人。有的评论认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不足之处是人物性格缺乏发展变化，有的人物渲染夸张过分导致失真。刻画了近四百个人物形象，其中最为成功的有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等人。诸葛亮是作者心目中的“贤相”的化身，他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具有经世济民再造太平盛世的雄心壮志，而且作者还赋予他呼风唤雨、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曹操则被塑造成一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奸诈，是一个政治野心家和阴谋家。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但主要以个人恩怨为前提。刘备则被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历史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被认为是波澜起伏、跌宕跳跃，使人读来惊心动魄，将史书上所没有的情节描写得十分细致。不过，前33回写了从桃园结义到曹操统一北方的24年，71回半写了刘备三顾茅庐到诸葛亮死于五丈原的27年，而以后的46年只用了15回半就草草收场。《三国演义》是根据《三国志》写的。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丙辰杂记》提到演义时说“七分实三分虚”，演义里许多精彩的情节是千古传说，受地方野史传奇、逸史传闻影响极深。民初五四运动后，反传统派学者积极澄清《三国志》，以对诸葛亮、关羽、刘备传统正面人物进行再评价，胡适、鲁迅等革新派学者也带头重释《三国演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于澄清真实历史，再加上毛泽东本人对曹操的个人喜好，还有最近的“学术超男”易中天教授的《易中天品三国》等。新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前常继承反传统派学者对诸葛亮、关羽等人物解释，援引《三国志》驳斥《三国演义》。

内容简介：《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以及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在对三国态度上，尊刘反曹鄙吴是民间的主要倾向，而

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和皇室正统思想，尽管这些旧有观点已不容于今日。清人毛氏父子批改《三国演义》时，把明代流传下来的版本中不实讥望、怪力乱神之处删除勘正。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称：“因为三国的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代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

感悟：通过阅读和了解本书的相关历史和本书内容，有了大致的了解，不管别人怎么评说这本书，我对此还是持肯定观点的，毕竟它对我有一定的启发：书中描写了三国时代近百年的历史，其中的政治谋略，为人处事，磨砺意志，树立人格等等方面都有榜样作用，其中的每一位人物好像都代表着一类人，而每一类人都通过详略得当等手法被描写的淋漓尽致，里面没得很多地方对我们还有着现实的意义，比如对一个人命运的改变，现实的创业等，刘备可以从织席贩履之辈变成一方之主，曹操可以从一个校尉变成统一全国的奠基人，孙策从父辈的没落中从新建立起一个独居一方的东吴……小的例子不一而逐，比如里面的很多文官武将，都是从普通百姓脱胎换骨;还有很多战争智慧，处事智慧，识人智慧等等，这些就是我读过的感受。

第四篇：凝聚和平与正义的磅礴力量_牢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社论)

凝聚和平与正义的磅礴力量_牢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社论)

在历史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时刻如同恒久不灭的灯塔，照亮一个民族未来的航向。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今天，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我们以一场盛大的庆典重温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彰显一个国家的和平追求。

铿锵的步履、雄壮的乐曲，将人们的思绪拉回到那段家国破碎、山河喋血的岁月。6年局部抗战、8年全面抗战，神州大地烽火连绵，中国共产党如砥柱中流，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组织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悲壮局面。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千千万万中华儿女共御外侮，用鲜血和生命争取民族独立与世界和平，以“誓与山河共存亡”的坚定决心、“愿拼热血卫吾华”的不屈意志、“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巨大牺牲，将一次伟大胜利永远地写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人类和平的史册。

历史应该铭记，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转折点由此开启。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未能摧毁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却激发出这个古老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与奋进。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亿万人民同仇敌忾，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壮歌，书写下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凝聚成坚如磐石的钢铁长城，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激荡起救亡图存、奋勇自强的洪流巨浪，一个渡尽劫波的国度踏上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历史应该铭记，中国在现代世界的大国地位由此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一开始就具有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中国的不屈抵抗，率先顶住了法西斯势力猖狂的势头;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粉碎了法西斯势力合流的图谋。无论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组建与巩固，还是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设计与实现，中国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构建者、维护者。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登上了世界舞台。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战争的苦难惨绝人寰，战争的记忆刻骨铭心，珍爱和平、维护和平，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大公约数。然而，70年过去了，仍然有少数人无视历史事实，一再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可能重蹈覆辙，这些倒行逆施不仅是对历史的公然藐视，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破坏，更是对和平潮流的公然挑衅。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褪色，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我们重温历史，不是要沉溺于苦难和仇恨，而是为了让和平永驻、让正义长存。中国首次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专场阅兵，就是要传递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价值，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凝聚和平的共识。在70多年前的那场正义战争中，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携手并肩，共同抗击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邪恶力量。今天，世界各国更应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将和平、进步、发展的主题写在人类共同栖息的这个星球。

70年前，我们确立了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如今，在走向复兴的征程中，我们开启了一次新的伟大进军。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筑牢抗战记忆、弘扬抗战精神，我们就一定能用历史的火炬照亮未来的道路，在复兴之路上取得更大的胜利、收获更多的光荣。

第五篇：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心得体会：与党中央同频共振 用忠诚担当回应历史承诺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心得体会：与党中央同频共振 用忠诚担当回应历史承诺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心得体会：与党中央同频共振用忠诚担当回应历史承诺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总书记所作的报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党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书写新篇章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论述，也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备受鼓舞，坚定拥护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方略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十个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史性变革，其中，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卓著成效是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没有全面从严治党，就没有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气象、新生机。我们要站在历史和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五年来全面从严治党的非凡成就，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昂首挺胸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回溯五年成就笃定必胜信念。五年来，全党同志亲眼目睹了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亲身经历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从“处于胶着状态”到“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亲耳聆听了广大群众从加油鼓劲到胜利欢呼。实践证明，我们党准确把握住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完全正确。我们有底气坚信，继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方向，我们党一定能跳出历史周期率，一定能迎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一定能成功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牢固“四个意识”提升工作境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顽强意志品质正风肃纪、反腐惩恶，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赢得了党心民心。通过党的十九大的开创性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全面从严治党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条“基本方略”的压轴一环。我们一定要进一步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旗帜方向，聚焦中心任务，在新时代继续书写全面从严治党的辉煌篇章。

把握历史方位坚定兑现承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消除存量、遏制增量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总书记谆谆告诫“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深入贯彻党中央、中央纪委关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部署要求，开拓创新、奋发进取，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锲而不舍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牢记使命，勇往直前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描绘了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的宏伟蓝图，新时代的征程已经开启。实现伟大梦想，必须牢记伟大使命。新时代下纪检干部的使命就是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监督执纪问责职责，矢志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我们要坚持和发扬五年来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按照党的十九大新部署新要求，以无私无畏的勇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党内政治生态实现根本好转，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提供坚强保证。

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督促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带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督促各级党组织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组织生活的质量和效果。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大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力度，深挖隐形变异“四风”问题，绝不让“四风”反弹回潮。持续落实“1+X”专项督查机制，推动有关职能部门落实主体责任，全面开展专项监督，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结合省纪委关于推动移风易俗工作的部署要求，深入开展“家风崇廉”主题教育，以好家风带动培育优良社风民风，严肃查处党员干部参与歪风陋习的行为。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注重抓早抓小，持续开展“廉洁自律谈心谈话”活动，用真诚的交心唤起党员干部的入党初心，增强不想腐的自觉。进一步完善全方位立体式监督格局，综合运用专项监督、派驻监督、巡察监督、群众监督、民主监督等手段，扎牢不能腐的笼子。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坚持惩治腐败力度不减、节奏不变，把执纪审查重点放在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上，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坚决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不忘初心，永葆纪检干部忠诚干净担当本色

为党的肌体祛病除毒，是每一个纪检干部的初心。践行这一初心，必须要有志存高远的理想信念、严于律己的作风品行、敢于担当的精神气魄。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纪检干部要加强自身建设，做到正人先正己，用实际行动诠释初心，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在全区纪检监察系统组织开展以学习实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广大纪检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深入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着重把新写入党章的全面从严治党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学深学透，进一步推动理论升华转化为实践升华。

不断改进纪检机关作风建设。深入学习贯彻省纪委提出的“五抓五重”工作要求，准确把握“五抓五重”的内涵要求，扎实开展主题讨论活动，对照“五抓五重”的标准，深入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抓整改，补短板，研究落实具体措施办法，切实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严格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落实工作规程要求，强化自我监督，锤炼纪检干部“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政治品格。

主动融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秉持“多挑担、多奉献”的理念，认真学习领会《关于在全面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精神，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紧跟党中央明确的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结合本区实际积极探索，制定周密的改革方案，稳步推进区级监察委员会组建工作，推动机构整合、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确保如期完成改革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