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深度反思,杂谈汶川地震救灾中暴露的问题和缺陷

第一篇：痛定思痛,深度反思,杂谈汶川地震救灾中暴露的问题和缺陷

痛定思痛，深度反思，杂谈汶川地震救灾中暴露的问题和缺陷 ——军迷泪眼看救灾

作者：gerry522

严正声明：此文章为本人（gerry522）原创，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任何人（包括我本人）不得将其用作任何与商业相关的目的。转载请注明作者。

5.12，一个永远应该被全中国人民铭记的日子。数以万计的普通民众在那个地动山摇的时刻失去了生命，整个天府之国被那个瞬间来到的灾难蹂躏得面目全非。从那一天起，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普通的军迷，一直在关注着来自灾区的每一个消息，经常被我们的同胞面对灾难所表现出的人性光芒和无上勇气感动得泪眼滂沱，被那些在灾区奋不顾身抢救生命提供救援的所有救援人员的事迹激励得夜不能寐！感谢所有为灾区献出爱心的人们，感谢所有在那里抢险救灾的人们！

可是，在过去的几天里，作为一个老牌的铁杆军迷。（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我在差不多两年前完成的那本百万字的网络小说《2009，台海战争》）我却在一片热血沸腾的救灾抗灾的无数新闻报道中看到了许许多多我们目前还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军队所存在的问题！下面我所说的内容，可能并不一定好听，也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我希望能够通过我的一些抛砖引玉，能够让大家有一些深层次的思考，能够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来改进甚至解决这些问题。要知道，此次的天灾是人力不可抗拒的，但是在救灾中我们可以依靠更好的方式来达到更好的效果，挽救更多的生命！要知道，这是用国人，也就是我们同胞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全人类面对巨大自然灾难时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尤其是那些教训啊！！！

请不要让已经流淌的鲜血被白白流淌„„

以下，我分成五项简单论述： 一、一个大国的强大与脆弱

二、军队严重缺乏战略投送能力，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保障呼唤军用“大飞机”和重型直升机的研制成功

三、部队对于大规模救灾依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四、地方的应急预案、灾害防治和灾后保障体系的完善

五、普及灾害急救教育刻不容缓一、一个大国的强大与脆弱

8.0级的大地震对于任何国家，任何人，任何的预案准备来说都是毁灭性的，无论事先有多么详尽的准备，在如此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的努力永远是渺小的。十万平方公里的巨大受灾面积，数百万受灾群众，川西北破碎的地形，极度分散的居民点都使得此次大地震所造成的灾害被剧烈放大。客观地说，此次地震的救灾工作远远比32年前的地处大平原的唐山大地震更加艰巨和困难！

可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国家作为一个大国所瞬间爆发出的强大综合实力。第一时间内，十余万救灾官兵就投入了灾区，国家也紧急调运了大量的物资和资金，无数民间力量自发或组织起来为灾区输送物资提供帮助。更可贵的是新闻报道的快速公开，使我们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灾区的情况。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30年所积累起的巨大财富，没有国家数十年的高速发展，没有持续地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集结出如此强大的救灾阵容，更没有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急需的物资运抵灾区。假设此次地震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毫不客气地说伤亡数字和损失情况恐怕会以指数的形式上升！

而且，在中国的巨大综合实力下，此次地震对全国的影响实质上是被大大缩减了。无论是灾区的财产损失，还是地震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来说，在中国十余万亿计的国民生产总值面前都能被压缩到一个很小的比例，地震本身对国家的外交、金融、外贸等等方面来说，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动摇。除却灾区外的其他地区也完全具备了物质上和人力上的能力，去大力扶助灾区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实在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面对如此天灾，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面积巨大人口众多的大国展现出来的脆弱的一面。

此次灾难降临在内陆的多山地区，由于国家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当地也并不算富庶，不但民房倒塌严重，交通更是被基本断绝。又时值多雨高温的夏季，衍生的地质灾害连绵不绝，都极大地加大了救援的困难。地震造成的通讯电力中断，交通断绝，基层政府组织受创严重，都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灾区的救援尤其是自救的效果。

受地形、天气和投送能力的影响，不少地区灾后数天救援部队都未能抵达，通讯也无法恢复。救灾物资的输送不及时，连不少救灾部队都面临断粮断水，大批部队只能徒步轻装进入灾区，这都表现出我们国家在面对巨大自然灾害时所面临的许许多多方方面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军迷，我不怕别人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怕别人说我吹毛求疵！我想在文章中指出，任何一个组织（无论它是国家、军队还是一个公司）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可以进行改进的地方！要知道，我们的每一个改进，都会对我们的国家实力进行提升，都能在未来面对战争或者灾难时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我真心地希望每一个国人能在为灾区祈福和伸出援手的同时，多一份冷静的思考，这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快地进步！

二、军队严重缺乏战略投送能力，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保障呼唤军用“大飞机”和重型直升机的研制成功

自救灾开始以来，人民空军和陆军航空兵的子弟兵们在抗震救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顾疲劳和危险，超气象超强度地长时间飞行，为无数灾民开辟了空中生命之路，为抗震部队迅速深入灾区创造了条件。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此次救灾中军队暴露出了严重的战略投送能力缺陷！大批部队和物资只能使用紧急调配的民航飞机来实施运送，万一面对战争时战略投送能力的缺乏将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而且，由于民用运输机和军用运输机在设计理念上的根本不同，民用飞机不但无法使用可能更靠近灾区的野战机场，无法脱离完备的机场装卸设备独立快速装卸货物，更不适合装运大型的机械设备，尤其是军事装备和工程机械。这实际上是把几乎所有的民用客机输送的部队和物资，都挤到了成都双流机场等几个非常少的大型民用机场上，极大地增加了机场的压力，限制了部队的使用弹性和灵活性。如果我们拥有大量类似C-17或更多的伊尔-76这样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就可以在附近的小型机场和军用机场更多地分流，能很大程度地提高救灾的效率。

我国空军能够算得上合格的大型军用运输机仅仅有很少的几架俄制伊尔-76，由于俄罗斯生产能力有限，我们即使再有钱，再不受政治外交的限制，短期内也不可能迅速扩张自己的伊尔-76机队达到应有的规模。而国产的运八系列载运量有限，作为战略投送力量已是极为勉强，数量也并不足够支撑全军的战略投送。虽然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做到美军的那种全球投送的战略输送能力，但此次救灾远程调动部队数量仅数万，还不需要空运极其沉重的军事装备和相应的弹药补给，我军空军的运输能力就如此显得吃力，那么在未来万一发生的反对分裂的军事冲突中，部队所需要的战略投送规模应远远高于此次抗震救灾，这对于我国空军的运输机部队来说根本是不能承受之重！

此次救灾中暴露的空军空运能力低下的问题，更加亟待我国催生出自己拥有知识产权的军用“大飞机”投入使用。哪怕性能上略有不足，哪怕运载能力达不到世界先进水平，有了我们自主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就能够极大地增强国家的军事投送力量。可以在第一时间不但把部队人员送抵灾区（人员仍可以用民航输送），更能够把灾区急需的工程机械、野战通讯、后勤保障设备迅速高效地送抵目的地。能够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不但为前线高速输送急需的装备物资，还能提供一个理想的大型空中平台，其改装的预警机、巡逻机、加油机、电子战飞机等装备能极大地提升我军的实际作战能力。

（PS：个人很不认同最近成立国家大飞机公司的举动，如此大张旗鼓地上马民用大飞机实在是很不明智，无论是我国薄弱的航空发动机工业还是西方大公司把持的市场及适航证门槛，都是我们目前很难逾越的障碍。军民并举、主次不分还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了我们本就不强的设计力量。埋头发展军用大飞机打好内功，在解决军队急需的基础上积累经验，把挺进民航大飞机市场作为第二次飞跃才是最佳的选择。）

此次救灾中，我军陆军航空兵的直升机部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电视画面上我们常常能看到大批直升机在繁忙地转运伤员，投送物资。可是不能不看到，我军陆军航空兵由于建立时间短，直升机工业的极度薄弱等原因，仍然是非常低弱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我军的实际需要和我国的大国地位。迄今为止，我国军用直升机数量一直没有达到千架的规模，成都军区最先投入的仅仅是一个陆航团的直升机兵力！而剩余的后续直升机（总参调配了70架，再加上少量民航的直升机，也不过百架的规模）在没有大型运输机空运的情况下，居然要从最远哈尔滨这样的距离上转场飞向灾区！试问这样长途转场后，飞行员是否需要休息？拥挤的成都附近的军用机场是不是要对这些直升机进行小修和保养才能投入救灾？此时还剩下几成的战斗力呢？而最最可怕的是我军极度缺乏重型直升机的情况还在继续，仅仅只有一架飞龙公司的米-26能算得上是重型直升机，可以向灾区吊运大型装备，要知道送上去1000个只有铁锹的军人，可能发挥的作用还不如一台推土机或者吊车！推远到未来的作战行动中，我军机降部队恐怕要在全军现有直升机总动员的情况下才能保证一个轻装步兵团机降作战的需要，还没有大型直升机可以为这些部队机降重型火炮或者装甲车辆，试问这样的机降部队在东南的那个岛屿上面对数十万敌军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反观美军拥有三四万架军用直升机，很轻松地就能在海湾战争中保障近一个师兵力的连续蛙跳作战，其中不但是包括了人员的运送，天量的装备和给养运送才是保障作战行动成功实施的最大后盾。可以想见，我军不但需要在未来几年中大批量加大对陆军航空兵的投入，迅速扩大机群规模，对重型直升机的渴求更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依靠我们国家的技术实力，其实只要国家有决心大投入，我国直升机和运输机工业在未来十年间发生巨大飞跃的可能性完全是存在的！

还有一个我们不太注意的问题是飞行员的保有数量。我国航空管制是世界上最严格的，低空一直都没有开放给民用航空，通用航空事业一直难以发展起来，民间虽然有大量的通用航空需求，但根本没有什么民用飞机机群作为支持。军队则主要把精力放在了主战装备的数量和改进上，辅助机群的飞行员数量非常有限，根本难以支撑长时间的大规模空战。而美国仅仅民间飞行员就高达80万人，大量民用飞机不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帮助和服务，更为战时储备了大批合格的后备飞行员，我们国家急需要改变现有的航空体制，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事业，尤其是扩大民用轻型飞机和直升机在国民经济中的应用，开放400米以下低空空域，开放飞行员培训体制，为国家储备更多更好的航空后备力量。

我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认真总结此次救灾中我军所暴露出的战略投送能力和直升机机降能力的缺失，下大力气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在类似灾难再次降临或者国家不得不面对战争时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三、部队对于大规模救灾依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和物质准备

在灾害发生后，人民解放军，武警官兵和公安系统迅速向灾区派遣了十余万救灾官兵，夜以继日地实施救灾。从部队的快速反应和远方部队的调动速度上来说，此次抗震救灾确实反映了人民军队在过去多年中的进步，快速反应能力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们也应该能在救灾的新闻画面中看到许多问题。

平心而论，部队的最重要的职责还应该是打仗。但目前处于和平年代，救灾已经成为部队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可在本次救灾中，部队仓促下投入，不但物资保障比较滞后，随身携带的装备也并不完全适用，甚至在缺乏应有计划的情况下部队现有装备都没能发挥出全部的效力。

首先，部队的机动速度和投送能力有限，大量部队是仅仅将人员迅速送到了成都附近，而实际上适于救灾的装备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后勤补给系统也没有跟上。不少救灾部队仅仅轻装进入灾区，不但自身的后勤成了问题，能带给灾区的帮助也十分有限。而海军陆战队居然要从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摩托化行军到灾区救灾！要知道这样的距离要真是打仗，就算不考虑士兵的体力消耗，光是他们的装甲车辆都快需要大修了，战斗力从何而来呢！？

其次，部队对于大规模救灾缺乏适用的装备。我们在电视画面上更多地看到的是武警官兵和解放军战士还是使用着简单的铁锹，甚至仅仅用手来扒出被压群众。除了少数确实不适用大型装备的环境外，这么简单的工具无疑会造成兵力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部队配发的担架也不适于救治被砸伤伤员。（仔细观察下日本救援队用的担架，再看看我们的，日方的担架外形像小舟，可以保证伤员在担架内被两侧约束不发生位移，减少二次创伤，抬运时也方便。我们的则大多数平板的，山路上左摇右晃的很容易让骨折和脊柱损伤的伤员造成更大的伤害，就更不用说那些就便物品编制的简易担架了。细节决定成败啊！）而实际上，军队装备体系中有不少装备是十分适用于救灾的，比如说工兵和工程兵部队的履带式战斗工程车，装甲抢救车，舟桥车、野战电源车、侦察部队的轻型山地摩托等，这些大型装备实际上应该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被动员起来投入灾区，凭借这些装备更好越野能力能够更快地抵达民用设备难以抵达的灾区。而后续的电源车、炊事车、野战医院方舱等，也应该更早一步被动员起来。其实，在军事冲突可能性不断降低的今天，工兵部队、舟桥部队、防化部队、野战医疗部队、通信兵和联勤部门才最应该时刻保持最高的战备等级，因为一旦发生自然灾害，他们才是救灾的最有效的部队！

第三，部队本身对如此规模的救灾行动缺乏心理准备和人员培训。整个救灾调动比较仓促，不少应该发挥作用的现有装备没有完全发挥作用。比方说，不少武警官兵在救灾中根本没有头盔，其实这是最基本的装备，完全应该在出发时携带的，可以极大地减少救援人员本身伤亡的概率。另外，也没有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有成建制的部队在出发时携带单兵防毒面具的，时值夏日伤亡惨重的灾区必然会遇到大批遗体和牲畜尸体的处理，在部队出发时就应该让他们携带上防毒面具和消毒药品，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官兵的健康。当然，后续配发的大量口罩也能解急，但我个人依然认为，部队未来在夏季地震救灾中，头盔和防毒面具这两个本身就在士兵手边存储的装备完全是必需品。再比如说，在灾区实际距离成都军区总部如此近的情况下，成都军区没能在第一时间将现有的侦察无人机等装备投入灾区，这些小型无人机完全可以在灾害发生后很短时间内沿山谷进入灾区汇总灾情，为后续救灾提供信息保障而不用考虑飞行员冒险飞行的伤亡。还比如说，军队体系完全缺乏地震救生训练，救援起来效率比较低，没有适用装备，且普通部队缺乏合理有效的急救手段、设备和知识，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或者扩大伤员能被治愈的伤势而造成遗憾。当然了，说这些，对于在紧张救灾的部队来说确确实实是有些苛求了！

第四、部队通讯能力不强。从电视画面上的感觉来看，部队在投入救灾时随身携带的通讯设备完全不能满足救灾的需要。不少部队一旦投入灾区就无法联系，既不能上传汇报灾情，上级也无法在第一时间将其投入到更需要的方向上。虽然这里有大山中无线通讯受到遮挡等因素的影响，但在通讯设备如此先进的今天，依托卫星、中继通信飞机、山顶机降中继基站小组甚至原始的有线电话等多种方式并行，完全可以保障通讯的畅通。我们的军队并不是没有这些装备，很大可能是因为救灾而不是作战而没有携带或者是没有带够数量。其实，信息化能力现在已经是制约我军战斗力发挥的一个瓶颈，如果不再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投入，未来战场上我们会因为这个吃大亏的！

第五，部队救灾中协调不够。开始救灾时能看到不少记者的车在前面飞驰，后面跟着一大队跑步的士兵，既然可以通行车辆，部队就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哪怕武力强征民间车辆也要保证部队能够更快地投入灾区，即使分批次往返接送也能大大提高效率。另外，经常在电视画面中看到一个救援点上武警、解放军、消防、公安等各个机构拥挤在一起，其实这样的兵力分配并不科学，在如此大规模救灾中应该采用大联合指挥的方式，合理统一地调配兵力，避免在同一救援地点重复投入不同隶属体系的部队，应根据特长和装备相互岔开调配。这样不但指挥起来得力，也不会造成不同体系重复投入兵力而产生的浪费。当然，我军本身就缺乏联合指挥的经验，此次救灾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可以锻炼我军的参谋人员和指挥人员，在未来的救灾抢险和作战行动中，不同武装力量体系的不同建制的部队都能够更好更快捷更顺畅地相互配合，合理相互使用装备和后勤资源，达到战斗力最大化的效果！

第六，我军后勤保障体系在复杂地形和大规模行动中保障能力有限。在救灾中不少先期进入的部队自身携带的粮水极少药品不够，在帮助了少量群众后连自身都断粮断水，这暴露出我军在复杂情况下对部队的保障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改进。而且，部队在出发救灾时就应该随身携带最大量的干粮、急救用品和净水片，这些很简单的物品能够极大地提高部队在灾区的适应能力，未来的作战行动中应当格外注意部队在首发时随身装备的充足和体系完整。并且制定更详尽的补给预案，急需物资在仓库中储存时就应分门别类和均衡装载入小型集装箱和托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采用机械化的方式进行装卸，届时可以极大加快装卸速度和空投的准备时间。而且，对于灾区这样特殊的环境，应该迅速组织足够的口罩、消毒品、劳保手套等物资的供应，防化部队也应该靠前布置，利用自身的设备为部队提供卫生防疫和清洁等方面的服务。

说了这么多，仿佛整个救灾都一无是处似的，其实不是！我说了这么多只是我在电视上看到的零零碎碎片断中想到的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我没有任何贬低救灾大军的意思。此次大地震的救灾已经是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员空运，最大规模的山地自然灾害救援行动了，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过这么惨烈的大规模山地救灾，更遑论其经验教训了。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以极大的勇气和顽强，创造了无数的生命奇迹，他们无愧于人民军队的称号！而他们挽救的无数生命，和在灾区受到帮助的无数民众也决不会苛责他们！

我只是希望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总结下经验教训，尤其是教训，使下一次能做得更好一点，能到达得更快一点，能救援得更有效一点！

四、地方的应急预案、灾害防治和灾后保障体系的完善

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大力加强了各种应急预案的编制工作，虽然可能有一些是流于形式，但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的应急预案，确实在此次救灾中发挥了无法比拟的巨大作用。我国各地政府都在第一时间组织起了大批灾区急需的物资送往灾区，电力通讯交通等部门迅速组织了救援队在最短时间内抢修受损体系，灾民安置、医疗、防疫等也有条不紊，这无疑不说明了应急预案的巨大作用。只是，任何人类的应急预案在巨大自然灾害面前都是苍白的，过分依赖技术和能源供应的我们，当灾害摧垮了我们的电力、交通和通讯之后，许许多多平日里能够迅速调派的资源，能够迅速响应的预案都成了废纸！我们急需反思一下我们在灾害防治方面这些预案的不足。

首先，我们现在极度依赖电力和通讯，没有了电力和通讯的情况下，许多救援工作根本无法进行，哪怕就是有一百辆吊车就在县政府1公里之外，这时也很难组织起有效的救援活动。我们是不是反思一下我们过分依赖高科技的通讯手段带来的弊病呢？卫星电话、北斗终端机固然先进好用，但给每个行政县配发短时间内不太现实。我个人建议，在每个行政县的消防局或者县政府机关内，建一所孤立的坚固的轻质结构的小平房，安排一或二台军队退役的无线发报机和一名退伍通信兵，来保证在电力完全断绝的情况下靠干电池电台保持对外的通讯联络，这样的开销即便对国家级贫困县来说也是九牛一毛，但关键时刻却能发挥出难以想象的作用。此外，每个县或者乡也应该为有线广播体系配备足够的柴油发电机甚至手摇发电机，有条件的县乡还应该在警车上尽可能安放高音喇叭，以便在灾害来临的时候，保证最低限度的将指挥消息传递给群众。这些设备可能50年都用不上，可一旦用上就能挽救无数人的生命！

其次，交通体系建设应考虑战备和灾害。此次受灾的地区大多处于山区，道路桥梁一旦被毁就完全被断绝了与外交的交通，造成救灾物资人员进不来，伤员出不去的尴尬局面。除了在交通道路建设上要提高抗震等级，更好地规划线路形成网状布局和避开危险地质条件，以增加道路网的整体生存力以外，每个乡镇、县市都应该在人口密集区附近设立一个或多个坚固的开阔地将地面压实，并修好相应的配套简易道路，作为灾难时刻直升机的起降场。这些起降场要避开电力线路、树木、高大建筑，并将其位置坐标、净空条件和地标特征等上报汇总给空军及民航部门备案，以便在第一时间内组织起有效的空运，减少损失赢得时间。

第三，灾前的减灾检查工作要加强。在灾难尚未来临时，各级政府就应当对辖区内可能发生重大地质灾害的道路区段、居民点进行摸底，有针对性地贮备些救灾物资和设备。对于辖区内的公共建筑，更要加强质量检查和运行状况的检查，要经常检验可能会发生重大群体伤亡的单位，尤其是医院、学校、政府机构等主要建筑的结构安全性和建筑质量水平，对于危房旧房进行改造和修葺，彻底避免类似此次大地震造成众多学生伤亡的事件。（在此我不想讨论那些倒塌的学校是否应该被验收合格，逝者已矣，我们更应该面向未来彻底避免此类惨剧的重演。）

第四，赈灾组织和物资调配体系尚需完善。此次救灾过程中，全国的大量物资向灾区运送，无数志愿者也以各种方式向灾区伸出援助之手，在电视画面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堆积如山的物资等待发放。但似乎我们的赈灾组织体系和物资调配体系尚不完整，不少最前沿的医院药品物资缺乏，不少分散的灾民缺少救济。如此大规模的灾难确实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赈灾中出现一些混乱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希望能够在未来能够更加明晰地进行分工，做好实实在在的预案准备，事先计划好未来可能用到的灾民安置点和物资集散点，能够将这些物资最快最有效地送抵最需要的地方。此外，志愿者的组织协调工作、民间救灾车辆和设备的调用及补偿办法等，也亟待我国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以提高整体的救灾效率。更甚一步，在灾区行动的记者也应该有一定的行动准则，不能与伤员物资抢占运输资源，不能影响伤员的抢救和休息，不能过分刺激受创的群众心理等都应该以行业规定或行业公约的形式加以规范。

第五，当救援行动已经基本接近尾声的时候，繁重的灾后重建工作即将拉开，在此希望能够在重建工作中精心规划基础设施，合理设计重建的建筑抗震等级，避免再次发生灾难时重蹈伤亡惨重的覆辙。

五、普及灾害急救教育刻不容缓

把这一条放在最后说，是想提醒它的重要性，这其实是我在整个文章中最最想说的部分！我不想谈我们国家的教育体系有多么的僵化和不适应社会需要，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基础教育现在最最需要的是引入灾害急救的基础知识普及！

国外从幼稚园开始就最先教孩子们怎么在火灾下逃跑和求生，小学初中就在教基本的急救知识，有没有人统计过因为基本急救知识的普及，西方国家能在一年中挽救多少人的生命？日本多年来的地震灾害防治教育又在阪神大地震时救活了多少人的生命？而我们的孩子在高喊了几年的素质教育口号之后，依然埋在书山题海中，重复着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教育内容。我们最应该教他们的其实是如何在灾难中保存自己的生命，如何在第一时间抢救别人的生命！

不客气的说，其实在救灾的画面中甚至包括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消防人员，在绝大部分抬运伤员的过程中都是不符合医疗要求的！表面上你抱着挖出来的孩子奔跑是在救他，可有没有想过，万一伤员的脊柱有损伤错位，万一伤员的肢体有骨折，这样的一抱有可能给他造成终身的遗憾呢！？而那些在灾区的孩子们，在没有灾害自救常识和急救知识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生命流逝了呢？

我们国家的所有中小学都应该开立一门急救逃生课，不用挤占更多的时间，每个学期三两个课时就可以，分年级施教，低年级教育大家如何在遇到各种灾难的时候逃生，高年级结合生理卫生教育大家如何掌握急救知识，能够有效合理地救助他人，甚至更长时间地在受创条件下保住自己的生命！善莫大焉啊！善莫大焉啊！

教育部和卫生部的领导们：我跪求你们了！让我们无辜的孩子们和母亲们少流一点血吧！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想再一次向在灾区的受灾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敬意，为罹难者最沉痛地哀悼。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重建起的家园会比过去更加美丽，但是留在当地群众心底的伤痛却无法抹掉！

我个人强烈建议，如果汶川县城或者映秀镇异地重建的话，在原有的废墟地成立一个地震博物馆，以永远纪念那些罹难的同胞，永远铭记那些在不可抗拒的天灾面前表现出巨大勇气的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们！

我的邮箱：gerry522@yeah.net，欢迎大家讨论，并提出宝贵意见！恶意谩骂的，请绕行！

（PS：我有个一起长大的同学现在还坚守在都江堰就职的学校里，她的家毁了，孩子送回老家了，可她依然在岗位上坚持着。在此，向全体坚守在灾区各行各业的人们，向全体救灾的官兵和医务工作者们，向全体奔赴灾区的志愿者们，向全体伸出援手奉献爱心的同胞们，致以最最崇高的敬意！并祝福他们一生平安！）

第二篇：四川汶川地震救灾中的国家力量

权威信息显示，截至2008年5月21日14时，各级政府共投入抗震救灾资金128.67亿元。目前，十多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已进入汶川大地震灾区所有乡镇和村庄，多支医疗队奋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

四川汶川地震救灾中的国家力量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地震。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5月21日12时，地震已造成41353人遇难，受伤274683人。

神州大地，举国同悲。这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把13亿中国人的心紧紧地凝聚起来。而在众志成城地抗震救灾过程中，党和政府的出色表现让受灾群众，让所有的中国人，乃至全世界都为之动容。

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政府应急能力为人称道

地震发生一个小时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两个小时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带领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交通运输部副部长翁孟勇等部委领导飞赴灾区。

当晚11点40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地震灾区都江堰市临时搭起的帐篷内召开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会议，分析当前抗震救灾形势，部署下一步抗震救灾工作。

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同样是一个不眠之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全面部署当前抗震救灾工作，决定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

军队的处置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也迅即启动。总参谋部发出指示，要求全军部队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胡锦涛的重要批示，迅速组织灾区驻军全力投入抗震救灾，想方设法救人。

几个小时内，数万大军完成集结，铁流滚滚涌向汶川。由于通往汶川的道路一直中断，依靠机械化和摩托化输送无法到达，部队连夜徒步开进。截至15日8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投入13余万人，出动军用运输机、直升机飞行近300架次，进入灾区全部58个乡镇。

专业的医疗队也连夜出发。解放军总医院6个专家组的专家脱下白大褂，换上迷彩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志愿与服务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教授表示，地震后政府快速的反应，标志着我国在建设快速机制反应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标志着我国突发事件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经走向了成熟。

设立全国哀悼日，体现“以人为本”

5月19日14时28分，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这一刻：国旗为普通国民的死难而降；汽笛为普通国民的死难哀鸣。全体国民以国家的名义为普通国民的死难默哀3分钟。

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普通国民设立的全国哀悼日。在这一天，生命的尊严上升到历史高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表示。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流淌着悲伤和一种信念,向全世界呈现我们对生命的关爱,对民众的重视,呈现我们万众一心救灾重建的决心。

全国哀悼日的设立，更是把亿万民众的心凝聚在了一起。

19日下午，上万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为汶川大地震中的死难者默哀。之后，人们久久不愿离去，“中国加油”、“汶川挺住”的喊声响彻云霄。

信息公开透明，赢得了主动权

当缅甸当局对世纪风灾的救援工作还是讳莫如深之际，中国在灾后的十天内，却是以坦荡荡的态度，让灾区的信息公开透明，并因此赢得了全球的掌声。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国家有关部门就迅速通过新华社向社会发布了消息，并及时发布了各地的震感信息，使公众很快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避免了恐慌发生。

其后，政府即时、滚动发布的情况通报，以及新闻媒体从现场发回来的新闻报道，让全世界都知道了地震灾区的真实情形。截至5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汶川大地震和抗震救灾情况召开了9次新闻发布会。

各级政府部门对灾情讯息的发布较之以往也有很大改善。灾区各相关部门透过电视、广播、手机短讯等渠道接连发布震情通报，消除了民众疑虑。广东免费发送420万条地震应急短信，稳定民心；武汉市有关部门通过小灵通短消息向市民发布震情„„

地震伤亡人数在互联网上实时更新，媒体滚动播出最新消息，人们从未逼真地看到一个灾难如此多的场景和细节。

更让人称赞的是，在灾后的六十个小时内，不但境内大小传媒对灾情报道快速深入，境外媒体也蜂拥到灾区获得第一手信息。

信息公开不但有效地制止了各种谣言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及时的信息公开大大提高了抗震救灾的效率，成为挽救成千上万人生命安全的“指示灯”。从公开顺畅的信息披露中，指挥者可以准确有效地进行抗震救灾的决策，救援部队可以及时地赶到救灾现场实施救助；社会各界能够迅速了解灾区急需的物资和其它迫切需要，从而快捷地调运各种急需品运往灾区；信息公开更激发了广大群众强烈的爱国心和同情心，继而汇成了一股股向灾区捐款捐物的洪流。

此前的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开始实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信息公开透明也成为践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绝佳范本。

主动接受国际救援，展露大国胸襟

汶川大地震不仅牵动着每个中国人的心，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

5月15日上午，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发出了派遣国际救助队的邀请。16日上午9时45分，日本政府派遣的首批31名专业救援人员星夜兼程抵达距成都400公里的青川县关中镇，开始了地震救灾行动。这是此次地震以来，中国政府接受的第一个外国救援队伍。

随后，俄罗斯、韩国、新加坡等国也纷纷派遣专业救援队赶赴地震灾区协助救援。237人的国际救援队伍不仅具备在国内外进行地震救灾工作的丰富经验，同时，还携带着搜救犬和专业搜救设备。

事实上，中国已多次参与了包括伊朗地震、印尼海啸、巴基斯坦大地震和印尼大地震在内的多次国际救灾合作，与多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区域组织、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然而，作为受灾国，接受国际救援人员参与救灾行动，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继救援队之后，来自俄罗斯和日本的国际医疗队也先后抵达四川，并前往四川彭川市和德阳市参与救治伤员的工作。

外交学院对外关系教研室教授周尊南表示：“在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多方接受来自世界的援助，并且积极沟通协商，同意日本等四国派专业人员参与地震救援的行为，是政府开明形象的一种表现，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

一位网民在博客中留言表示，政府开始尝试在救灾上寻求国际合作，是其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在唐山地震时，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们的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保守，关住门自己疗伤，遇到困难一个人扛。”抚今追昔，中国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不胜感慨。

从拒绝到主动接受国际救援，中国政府正以大国的胸襟和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

今日快评

地震考量政府执政能力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日子：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大地震，惊恸全国，惊悚世界。其重创生命之剧，危害程度之烈，堪为人类历史上的劫难。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一壮举：十几万大军和几万人的医疗队从全国各地赶赴灾区，以和死神赛跑的速度从废墟下抢救伤员。

在这期间，救灾信息高度透明，救灾工作高效有序，政府各职能部门配合协调有力，显示了强大的执行力。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但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可以说，面对人类发展史上的这一灾难，中国政府向人民、向历史、向世界递交了一分令人满意的答卷。汶川大地震考量了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地震发生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立即做出救灾指示，温家宝总理在两个小时后启程奔赴灾区。全国的抗灾系统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纷纷启动应急反应方案。反应之迅速，令人称赞！

汶川大地震考量了政府的动员协调能力。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以及医疗、交通和通讯等各部门迅速协同救灾，使得大量救援的人力和物资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进入灾区。与此同时，中国民间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赈灾活动。

地震考量了政府的信息搜集和发布能力，显示了政府的自信和对公民的信心。在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国家地震局就迅速向外界发布了消息，并及时发布了各地的震感信息。国内主要电视台则对救援全过程进行了不间断的直播，各大媒体及网站也及时更新灾情和救援的最新信息。权威信息的及时发布使公众很快知道了真相，避免了恐慌的发生。

地震还考量政府的执行力。这次灾难中我们看到，大批基层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舍弃亲情，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力图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点，展示出了应有的执行能力和执政水平。在气候条件恶劣、道路损坏严重的情况下，中国救援队伍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以徒步、水路和空运并行的方式，实施了及时有效的救援。

不仅仅如此。这次灾害之后政府的信息透明度以及对外部援助的开放态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保障民众知情权、尊重生命、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政府形象。从“当前第一要务是救人”，到“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做百倍努力”，再到为大灾中遇难国人举国致哀伤逝，显示了中国政府“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及实践在民众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和对政府的无比信任。

个人太孤单，所以群居。群而有序，所以立国。国家是公民所建，也是公民的依托。民信乃立国之本，信心乃治国之前提。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政府执政的基础。一个经过千锤百炼，矢志不移的“民本”政府，也会在灾难的洗礼中浴火而生。

让我们记住这一天，记住这一人类发展史上的壮举吧：面对劫难，中国政府显示了它的自信、强大，张扬了耀眼的人性光辉。

我们欣喜地看到：由灾难汇聚在一起的万众民心，正凝结成无穷力量。这一力量正和国家力量一起，推动着中华民族走过灾难，走过残垣，一步步走向繁荣，走向富强！

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走向成熟

——专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政府危机管理专家吴江

记者：对于此次汶川大地震中政府的应急表现，您怎么评价？

吴江：此次地震，灾害之严重震惊世界，但政府的应急表现堪称享誉全球。对大灾回应的是政府的大智、大勇和大爱。

此次抗震救灾中最大的亮点，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力、有序、有效指挥。在抗震救灾的第一时间，党中央国务院就做出了第一个重大决策：把以人为本作为救灾的核心，把救人放在首位。胡锦涛总书记在震后的第一个重要指示，就要求尽快抢救伤员，保证灾区人民生命安全；温家宝总理第一时间赶赴抗震第一线指导救灾工作；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立即启动预案、调配资源„„短短的十天彰显出我国政府成熟的应急救灾能力。

记者：国外政要以及海外媒体对此次政府的表现评价非常高，您认为，其中哪些经验值得总结？

吴江：第一，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发挥了高效协调运转的作用。2003年非典以来建立的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充分展示了国家应急系统的综合救灾效应。第二，法律保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整个救灾过程中都可以看到法律的依据、法律的救助、法律的约束。法治的力量是我国应急管理中前所未有的，法治使整个救灾过程更加有序，使广大群众救灾更加理性。

第三，紧紧依靠三支队伍的作用。解放军、武警子弟兵队伍，专业救灾和医疗队伍，广大人民群众和志愿者队伍，这三支队伍构成了全社会的应急救助网络。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是各级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也是政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优势。

第四，信息公开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次抗震救灾沟通及时，救灾透明，舆论到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刚刚颁布不久，各级政府部门就经受了行政透明度的考验，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效果：谣言不攻自破了，亿万群众动员起来了，救灾的力量凝聚起来了，政府的公信力迅速提升了。记者：从2003年的非典，到今年年初的冰雪之灾，再到现在的汶川大地震，政府的应急能力接连面临考验。我国政府应急处理机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什么过程？目前是一种什么状况？吴江：恩格斯曾指出，一个聪明的民族会从灾难中学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从非典以来，我们的政府是向灾难学习，向教训学习。政府应急管理经历了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从摸索经验到完善体制机制，从单项减灾救灾到综合减灾救灾的过程。

目前，我们已经基本具备了一定的风险意识和应急能力，开始把应对突发事件的管理纳入到各级政府的常态管理之中。把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落实在日常的工作中，这就是“平战”结合的两栖政府：平时履行好职能，应急时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记者：目前，我国政府应急管理还有哪些方面有待提高？

吴江：一是各级政府和部门在第一时间快速反应、协调联动还需要加强。有效的应急管理必须以高效运转的日常行政管理为基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打造一个无缝隙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是防灾和风险管理仍然是难题。预防是最好的救灾减灾，也是最有效的应急管理，但恰恰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我们要认认真真总结预防工作中的各种漏洞。将关口前移，以预防为主。这方面更重要的是预防标准和措施要让基层群众知道，要普及到中小学校，从娃娃抓起。

三是利用科技力量救灾方面还要加强。在这次抗震救灾中，中央领导十分重视科学应对灾害，充分发挥了专家队伍的作用，并且请进了国际专业救援队伍。今后，这方面还有待加强，包括抢救过程的科学性。

记者：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改善这些状况？

吴江：一是解决各种灾害的人才保障问题。从预防到应急到恢复建设，整个过程需要各种各样的救灾人才、技术人才、救治人才、指挥人才。下一步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培养造就一批能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应急管理队伍，应急技术队伍，物资保障队伍。今后政府管理中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常态管理和应急管理两种能力，这是今天人才队伍建设需要研究的新课题。

二是要把国家应急管理方面的规定、预案，有关法律知识以及应急的方法技术沉到基层去。各级政府的预案不是给自己做的，而是为群众做的。要看村里有没有预案，学校有没有预案，幼儿园有没有预案。要把应急管理工作做到基层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坚决消灭死角。

第三篇：中央电视台汶川地震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汶川地震直播报道中 存在问题的分析

4了早间、白天和晚间三个时段，分别任命了三个直播总导演，整个新闻中心各部门的新闻资源，一律通过这三个时段推出。为了保证各个部门的利益协调，在直播期间，新闻中心每天晚上 8 点都要召开由新闻中心主任主持的直播新闻会议，总结当天的直播，讨论第二天的直播内容，协调各个部门工作，发现问题，在会议中直接解决。这样一个联席会议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个工作模式已经被固定下来，在将来其他的重大事件直播中将继续发挥作用。关于抗震救灾直播报道中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许多媒体同仁和研究者多已详述，本文不再展开论述。笔者想强调的是，虽然央视新闻频道在汶川地震直播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但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下面试就观念、报道方式和体制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改进今后工作。

一、新闻观念在直播中调整，但仍需提升 月 12 日地震发生当天，由于事发突然，央视新闻中心的记者虽然集结赶往灾区，但由于成都机场临时关闭，许多记者都滞留在北京，前方的信息非常有限。因此新闻频道在当天下午的直播中，以连线前方地方台和其他媒体的记者为主，随后当天晚上的直播，地震专家被请进演播室，开始对地震发生的原因、震级、防震知识等方面进行专业解释。这都是可以接受的组合方式。但是，随后几天，随着记者陆续抵达震区，后方直播的演播室形式，却没有及时调整，还是以主持人和专家在演播室访谈，加以前方记者的连线，但似乎仍然以演播室为主体，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对突发事件的直播，到底是以演播室的直播为主，还是以方新闻现场的直播为主？如果回顾央视过去的直播，无论是对非突发事件直播（如香港回归十周年）还是对突发事件直播（如雪灾报道），其主要模式都是演播室内主持人加专家，辅助前方记者的连线和小专题片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好处，从主持人的角度讲，有专家在场，直播更容易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又包括时间控制和内容控制。如果演播室内没有专家，无论对主持人，还是前方记者，还有整个直播支持系统的要求，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由于这种大规模长时间的直播，对于央视来说，也是头一次，因此，在最初的几天，整个直播系统还是下意识地选择了自己熟悉的形式，但是很快，新闻中心的决策层发现，这种模式观众不接受。在直播开始的几天，央视新闻频道的收视率数据都是第二天就能拿到，经过对分钟收视率的研究发现，每到连线前方记者或者播放新闻短片的时候，收视率都成冲高曲线，而一到演播室专家访谈，收视率立即下降。其实这个规律本身也非常好理解，在当时，观众迫切地希望了解灾区现场的信息，而专家身处后方，对前方信息的了解程度，和普通观众在同一层次上，而知识性和背景性的信息，很快在第一时间就完成了传播，我们的专家又不敢对来自前方的信息进行专业的分析和解读。由此，观众流失势在必然。有鉴于此，从直播的第五天开始，新闻中心的领导直接命令播出线的负责人，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再请专家进演播室。这一转型，可以说是对央视新闻中心直播观念的一次颠覆。这意味着，整个直播逐渐转为以前方信息为主要内容，后方的演播室，只是一个信息的采集者和调度者。此其一。其二，在直播中，大量来自前方的信息都是以直播的形式完成的，包括记者的连线、现场的采访和画面，尤其是记者连线的直播形式，被大量广泛使用。但是，新闻直播，到底是对记者的直播，还是对现场的直播？这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直播的前期，记者刚刚抵达现场，所拍的素材很难及时传回后方进行编辑整理。所以，来自前方的信息多数都是靠记者的连线口述完成，连线的频繁使用可以理解。但是，随着直播的深入，记者的连线仍然大量地使用，即便在直播一个新闻现场，例如正在抢救一个被埋的幸存者，整个过程也是以记者的叙述为主体，而新闻现场反而成了次要信息，从观众的角度看，记者在现场的行为过于积极。这种过于积极的介入，在有的时候，反而成了观众充分获取现场信息的障碍，而不是帮手。如果我 们回顾整个地震直播，可能很难有一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真正意义上的连续性现场直播，多数都是记者的连线报道和零碎的现场信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笔者看来，真正的新闻事件的直播，应该首先满足观众即时收看现场信息的需要，如果观众能看懂，就不需要解释，只有在观众看不懂的时候，才需要记者在现场的补充。一个值得比较的例子是四川卫视。四川卫视在地震后也及时调整节目，改成了全天 24 小时直播灾情。由于四川卫视是一个地方台，无论在请嘉宾和现场报道的记者资源方面都无法和央视相比，由此，他们不得不大量使用来自前方的画面信息（直播和非直播的），但如此策略，却意外取得了成功。在直播开始的几天时间里，四川卫视的收视率平均值一直高于央视新闻频道。这个结果告诉我们：在突发事件的直播中，最简单的办法往往是最好的方法，现场直播效果最好。

二、新闻报道方式亟待改进

在这次直播中，同时也暴露出央视新闻报道方式的陈旧。央视在多数灾难性报道中，都是以救灾和在救灾过程中的英雄人物和事迹为主要对象。真正受灾的主体———灾民，在新闻报道中却成了配角。如果拿央视的新闻与平面媒体的报道相比较，就会发现，平媒更多地是将新闻视角放到了灾民身上。这些灾民因为地震而被改变的命运，是他们报道的主题。如果们在网上搜一下有关地震的图片，有大量展示灾情、表现人性的图片，但是，这样的画面和镜头，在央视的直播里较难看到。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有客观的原因。这次地震直播，虽然开放程度前所未有，但对新闻的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但是，即便如此，央视也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在笔者看来，央视传统的新闻报道方式，要么沿着问责的路线发现“坏人”，要么就是报道好人好事，缺少较全面客观、较平和地记录和解释新闻。这种新闻观念，最大的问题是导致记者在拍摄采访过程中的职业角色过于“积极”。在灾区有记者为了发回报道，和灾民抢夺直升飞机的座位；有记者因在废墟边采访刚刚被解救出来的伤员，而干扰了医务人员的救助；更有记者闯入手术室进行拍摄报道。当然，媒体过于积极的采访行为，并非央视所独有，但以央视较为典型。应该说，在极端的地震灾难中媒体的“积极性”行为，已经严重引起公众的不安甚至反感，对于这一点，无论业者还是读者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从本质上讲，记者的这些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恶”的动机，他们也是受职业要求的驱使采取了这些方式。但是，这些问题暴露出我们的媒体在现有的环境下，给公众提供什么信息，如何提供信息，进而完成自己的职业的定位。这些方面，境外的电视媒体和国内同行形成了鲜 明的反差。外媒记者在灾区的报道，并不总是冲到最前沿，即便是即将救出幸存者的场面，也较少看到他们的身影。和境内媒体相比，境外电视媒体大多在观察和记录整个社会群体因为灾难而被改变的生活，而不是“侵略性”地介入事态。这种电视报道方式，应该给国内的同行带来一定的启示。

三、体制制约新闻产品的质量和产出效率

这次央视的直播，在第一时间就打破了栏目的限制，从直播系统上讲，晚间的直播时段，交给了新闻专题部的《新闻1+1》、《东方时空》和《新闻会客厅》三个栏目负责。而前方负责给直播提供新闻资源的记者，也打破了专题和新闻的限制，整个新闻中心的记者，不论是采编部、时政部，还是新闻专题部，都成为直播的新闻信息源，资源的整合已经基本达到了最大程度。但正因为如此，也暴露出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打破栏目之间的壁垒，绝非易事。在直播的前几天，整个晚间直播系统虽然由新闻专题部的三个栏目共同负责，但是却没有分开运行，而是整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但是，这一机制仅仅运行了不到一周，就宣告解体，后期的直播，分别由《东方时空》和《新闻1+1》栏目按天轮流值班，《新闻会客厅》栏目负责前方6记者传回素材的编辑整理。形成这样的局面，既有体制的问题，也有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问题。从体制上讲，打破栏目应对突发事件，需要体制上的配套，如果缺乏这样的配套措施，各个栏目还是会尽量安排自己的记者出镜，出片子。除此之外，长期以来上级对栏目的经费划拨，都是按照每期节目的播出量来提供的，这种类似于包干的财务管理方式，在重大突发事件直播的情况下，究竟该如何运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栏目因为参与直播而利益受损，就会极大地打击栏目参与直播的积极性。其次，前方的记者行为缺少必要的协调。地震发生后，央视新闻中心不断地向灾区派出记者，在峰值的时候，大约有一百五十多名记者在灾区，占整个新闻中心记者人数的五分之一。但是，如此多的记者在前方，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后方由于不了解记者在前方的行踪和能够发现的新闻点，无法对前方记者进行有效的指挥，而前方记者也并不了解其他人的行为，由此形成了各自为战的状况。表现在屏幕上，就是直播的信息，宏观的不够宏观，微观的又微观不够。这方面《南方周末》做得比较好。宏观信息上，他们按照地域，如北川、汶川、绵竹等地方，进行了系统梳理，一下子让读者形成了对灾情的整体印象。而具体的报道中，又专注于灾民的个体命运的描述。其实，在事发之后，央视新闻中心很快就派出了新闻中心副主任及其带队的前方指挥人员，希望能对前方资源进行必要的整合。但是，这样的大规模直播，对于央视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效果上看，整个前方记者的协调统一，效果并不理想。事后分析，对于前方记者的协调问题，至少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可以将前方记者分为三类。一类是驻地域的首席报道记者。如央视驻北川记者，驻汶川记者，该类记者轻易不要换人，由他们负责每天将该地的灾情在整体上向观众进行描述，以利于观众对宏观信息有一个整体印象。第二类是动态新闻记者。他们专门负责动态新闻的采集，这部分记者也可以分为两组：对于重点报道对象，如聚源中学，采取记者定点进行持续报道，不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于不太重要的，则适合由机动记者随机采集。第三类是专题记者。这次专题记者在前方也被当做动态记者使用，这样的做法当然丰富了直播新闻的内容，但是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专题节目跟进的速度和质量受到一定的影响。央视在地震后的两周推出了专题片《震撼》，受到广泛好评。该专题片的素材全部来源于整个新闻中心各个报道点的零散片子。这样的素材直接整合成一个系统的专题片，在制作上的确有一定的困难。在后期制作的时候，该专题片的编辑组，不得不专门派出两路摄像，到灾区专门拍摄空镜，这正是记者缺少精细分工的直接后果。这方面，凤凰的方式可能值得借鉴，他们在一 开始就将前方直播记者和专题记者进行了分类，专题记者不负责直播，专心拍摄专题片。同时后方有一二十个编辑专门为这些前方记者提供编辑服务。从播出的效果上看，央视可能并不逊于凤凰，但如果从性价比上看，央视的投入产出，却肯定不如凤凰经济。其实 越是投入大的新闻，越需要精细的专业分工。

第二，可以考虑将演播室搬到前方，这一点在技术上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这样的好处在于，前方指挥系统能够真正发挥对节目的协调指挥作用。现在的运作模式，导致后方基本是在对前方采访缺乏准确了解的情况下设计直播的。如果演播室搬到前方，信息传递和沟通的成本将大大下降。更重要的是，由于许多灾民和抢险人员无法到后方接受演播室采访，导致整个直播缺少新闻当事人。如果演播室搬到前方，这个问题将迎刃而解，会使直播更贴近新闻现场和新闻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