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第一篇：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过上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好日子，并正在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不过，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一些人感到困惑，甚至心理不平衡。那么应如何正确看待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差距呢？ 分配制度的新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实行这样一种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就是说，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取决于该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取决于所有制性质和结构。我国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由此决定了在分配制度上，必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同时，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应当参与收益分配，根据它们在商品生产中贡献的大小取得相应的报酬。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反对平均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但在实际生活中，这一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特别是一些人还误认为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结果，在这一认识支配下，按劳分配的原则得不到很好贯彻，导致严重的“吃大锅饭”现象，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我们又误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的作法，一概加以排斥，结果抑制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进行了改革和调整，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积极探索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等其他分配形式，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整体收入水平明显提高。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从133．6元提高到2336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从316元提高到6860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大幅度增加，1978年只有210．6亿元，2001年达到73762亿元。市场商品丰富多彩，居民衣、食、住、行、用等条件明显改善。可以说，如果没有分配制度的改革，大家可能还依旧在平均主义的束缚下，吃着“大锅饭”，打发着穷日子。这一点，所有经历过这20多年历史性变迁的人们，都能深深感受到。收入差距面面观 随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确立，知识、技术、资本、经营管理、土地房屋等生产要素也参与收益分配，收入分配呈现出多种类型、多种形式。在我国社会中，由于拥有生产要素不同，因而获得的收入也会不同，这就容易产生差距，甚至逐步拉大。比如，高新技术成果作价入股，按有关规定，可达到公司或企业注册资本的35％，只要双方同意，还可以超过这个比例。在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中，有关单位可以从转化的净收入中提取不低于20％或不低于科技成果入股作价金额20％的股份，奖励成果完成和成果转化的有功人员。这样就难免会有少部分人成为高收入群体，而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拉开差距。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差距。如一些行业搞垄断性经营，取得了过高收入。——地域差别造成的差距。由于区位环境、历史文化、基础条件、人口素质、生产力水平等差异以及政策因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发展较快，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较慢。——再分配手段不完善造成的差距。目前的再分配领域中，无论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还是对低收入者的保护都还不完善，致使初次分配中形成的较大差距缓解比较慢。——非法收入造成的差距。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特别是存在着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等现象。面对差距如何看 应该说，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改变那种“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状况，使那些对社会贡献较大的人得到相应的收入报酬，更好地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作用。二是有利于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鼓励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三是有利于鼓励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允许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能更充分地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四是有利于发挥多种经济成份的积极作用。比如，改革开放后，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大都把资本转向投资建厂、办企业。而资产一旦进入经济运行的大系统，就会带来国家税收增加，就业渠道扩大，国家财富总量增长，从而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五是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当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包括人才的竞争。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各大跨国公司纷纷拿出各种优厚的待遇和条件，同我们争夺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证优秀人才能够获得合理的高收入，更有效地防止人才流失。在肯定合理的收入差距具有积极意义的同时，必须努力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对于不合法的收入，则必须坚决取缔。所谓不合法的收入，主要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获取的收入。这种现象的存在，危害极大，很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动摇对改革的信心，影响社会稳定。调控手段要加强 党和政府一直十分重视收入差距的调节问题，明确提出了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等一系列政策。同时要看到，有效调控收入差距，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在许多方面付出不懈的努力。当前主要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要加快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调节收入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当然也离不开发展。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问题，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二是要积极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才有收入。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就要消费，消费就会促进生产和销售，另一些人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多了。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更是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分配关系的重要前提。一定要把扩大就业作为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三是要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当前，要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使所有符合条件的城市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四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趋向合理，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的一个重大因素，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我国的分配状况和出现的问题，从根源上分析其原因，尽快制订相应的改革措施。

正确认识我国目前的收入状况要澄清一个误区，即把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同。收入差距指的是不同阶层、行业、地区等收入群体之间收入数量的不均等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指的是收入分配状况的社会价值判断，当一种收入分配格局得到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认同时，我们认为这种分配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我国目前绝大多数领域的收入分配关系是合理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因素，致使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导致我国的分配关系恶化。由于我国经济处在加速工业化和市场化时期，社会正在急剧转型，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往往落后于现实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因此，对于某些分配领域表现出来的一些不合理分配状况，国家必须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不能使这些不合理的关系制度化和长期化，否则，会超越社会公众的容忍程度，在其思想意识中形成对改革措施的误解，进而影响到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体制的原因。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变，使社会分配关系从以按劳分配为主越来越转向以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市场化分配机制。市场经济是奖勤罚懒、奖优罚劣的竞争淘汰机制，那些适应市场规律要求的市场主体，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市场机会，在社会财富的份额中占有越来越多的比重；反之，对于不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市场主体，其收入比重会相对下降。因此，市场化程度和竞争力不同的地区、领域、部门间的收入差距会逐渐拉大，这是市场法则自然选择的结果。二是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西部地区一直落后于东部地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进程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国家出于发展战略和国内外环境的考虑，采取工农剪刀差等措施促进了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结果是人为地制造出来了城乡分配关系不合理的二元结构格局。这些格局在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反而日益严重，致使城乡和工农差距越来越大。另外城市中大量下岗职工的出现，应当说是计划经济中隐性失业的显性化过程。一方面，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改革措施，中小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进程，都不得不大量裁减职工；另一方面下岗职工的最佳学习阶段已经丧失，就业能力下降，因此几千万下岗职工不得不面对残酷的历史。三是现实的原因。中国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在传统收入分配机制基本打破尚存残余，新的市场化收入分配机制尚在建立的过渡时期，旧有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处于失灵状况，难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的利益矛盾。

调节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关键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经济总量这块蛋糕做大，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验来看,当人均国民收入处在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发展过程中，收入差距一般会增大，但需要国家采取相应的收入分配调节控制政策,防止可能出现两极分化。

首先要规范初次收入分配关系，从根源上矫正不合理的一些分配关系。要打破行业袭断，扫除行业的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使不同的所有制主体能够获得公平的市场机会、平等的竞争关系。要规范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坚决制止部门制度外收入比例过大的状况。

其次要调整收入的再分配关系，弥补初次分配的不足。要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监控力度，杜绝偷税漏税。要调整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减轻固定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扩大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要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鼓励创新，防止财富过于集中。要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国家和各地区转移支付的资金，应当主要用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同时要坚决防止挪用挤占。

第三要关心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保障。除了情感上的关注之外，社会各界更应当真心投入。对于未脱贫地区的农民，国家应当从各项政策上进行倾斜。既要照顾眼前的生活脱贫，更要帮助他们实现能力脱贫，塑造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本领。否则就会陷入“脱贫—返贫”的恶性循环之中。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失地和失业的农民，应当从土地流转政策入手，把更多的土地收益还给农民，不要重复中国版的“圈地运动”。对于城市中因下岗出现的大量低收入人群，国家应当在确保最低保障的基础上，加快养老和医疗保障的改革推进步伐，安定人心。

第四要严厉打击贪污腐败和非正常暴富。加快制订《反贪污受贿法》，统一国家在该领域的各项规定，遏止社会风气的下滑趋势。国家应当尽早着手建立严格的财产和收入申报、登记制度，打击非法敛财和贪污受贿等扰乱正常收入分配秩序的犯罪行为。

第五要强化媒体的监督引导作用。一方面要重视媒体对社会各类丑恶、腐化行为的约束作用，抵补法律规范的不足，发挥各类媒体舆论监督的能力。另一方面各类媒体要高扬主旋律，引导群众更多地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等优良品质的塑造。媒体不仅仅向社会提供各类资信产品，它更代表着媒体背后的一种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矛盾多发期，媒体要防止点燃部分群体失态的社会情绪，因为激进的公平诉求无助于公平的解决，混乱的中国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

第二篇：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当前改革思路：

1．完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2．完善政府财力分配制度一是通过完善税制，加强征管，规范收费，建立财政收入与GDP合理比重增长机制，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二是按照和谐社会的各项目标，依法制定、完善政府财力的预算管理体制、财力配置结构、预算执行有序的规范理财机制，保证各级政府存量、增量财力用于解决和谐社会的薄弱环节和发展中的利益失衡问题。三是建立转移支付财力规模增长机制和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保证增长的责任机制

3．完善税收调节分配制度。一是通过直接、间接两种税收模式调节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可考虑实行法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二是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计征办法，调整消费税，同时，加强税源、税基管理，认真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三是对高收入阶层的财产分配、生活消费两大行为设计行为调节税，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予税、财产交易税、房地产超面积使用税、高消费行为的消费税，建议提高累进所得税率，对最高收入者税率可达80％，严格申报制度，加大逃税处罚力度，强化管理，由此缩小与低收入者的悬殊差距；四是实行社会保障费改税。改依规交纳社会保险费为依法交纳社会保险税，确定税基，统一税率，同时，建立社会保险税全社会统筹机制。

4．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制度。一是明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逐年增长，困难领域、困难地区、困难群体与先进领域、先进地区、富裕阶层实现利益同步增长的政府法律责任，建立公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法律机制；二是明确价格转移支付对垄断行业、高收入阶层收入的调节作用，以此发挥对政府转移支付的补充作用。政府通过制定价格政策，引导价格收入所产生的价格收益用于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利益；三是运用利率分配可以承担转移支付的功能，探索实名制存款限额差别利率政策，用以调节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群体间在存款收益上出现的分配差距。

5．完善社会保障分配制度。

6．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

第三篇：关于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问题及分配制度的讨论

关于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问题及分配制度的讨论

随着我国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经济水平明显地的高速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同时也相应的暴露出许多问题，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随着国家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贫困家庭的生活压力增大，没有多余的经济能力来改变这种贫困局面，因此只有越来越穷。而富人则恰恰相反，变得越来越富。而这种情况还是直接影响以后几代的。这相当于恶性循环，使国家的经济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以外的多种分配方式，其实质就是按对生产要素的占有状况进行分配。我感觉这种制度在现阶段非常适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况且政府也在积极地采取措施来改变贫富差距变大的局势。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的呢？

总的来说，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都是合理的制度安排的结果，其中也存在许多不合理和非法的因素。其一，初次分配过程中存在许多不平等的竞争，如最为突出的各种形式的行业垄断的存在；其二，收入分配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严重不足，例如对高收入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其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以及腐败等非法收入问题突出，打击力度远远不够；其四，由于地域差别的存在，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收入高，地区收入差距拉大。

但并不是没有收入差距就是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合理且适度的收入差距是贯彻党和国家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重大方针的必然要求，对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对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加快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发展经济是根本途径，“三个有利于”体现得越充分，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条件就越具备，就越能增强利用税收、财政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我们既不能搞平均主义，也要防止出现两极分化，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第四篇：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研究

1、起点差距。人是三六九等的，从出生，就打上户口的烙印。

2、教育差距。不同的受教育程序直接影响人的收入。

3、制度差距。政府的政策、投资倾向影响收入差异。

4、政府、官员腐败。肯定影响收入。

5、按劳分配、按知分配、按资分配、按权分配的多样分配影响收入。

6、按劳分配没

负担沉重的“中间阶层”

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陈先生，前几天刚收到税务部门寄来的2009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虽然平时对每月缴多

少税都有数，但一看到去年近2万元的纳税额，他的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异样。

他告诉记者，在北京打拼已经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过1万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万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听起来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他却觉得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月五六千的房贷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手头很少宽松。自己和妻子每年缴的个人所得税，加起来在2.5万元左右，对全

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社会学观点，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排列，这就让每一名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通常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结构，其稳定性要远

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结构。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同陈先生一样，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就存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尽管近年来个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但很多人仍然觉得税负太重，要求提高起征点的呼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并不用缴纳个税，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个税缴纳

群体所占比例要小很多。

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在收入调节方向和力度上的问题有关。比如对于生计费用的扣除，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人口、赡养系数、家庭总收入、物价上升等因素对个人开支的影响。在计征办法上，实行分项课征，造成所得来源渠道多和隐蔽性强、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渠道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多纳税。正是由于这样的税负不公平，才导致很多中等收入者觉得个税负担沉重。

税收是否存在“逆调节”

过重的负担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员工的收入增长

在长期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看来，不仅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杠杆在很多时候对收入分配都是“

逆向”调节的作用。

“这首先表现在中小企业的税负过重。”周天勇分析，企业需要承担的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但据他了解，在很多地方，对于小企业都采取按营业收入的13%“包税”，过重的负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不

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

由于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居多，其发展对于改善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具有很大意义。周天勇说，通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

相比较而言，由于财产税的空缺，富人承担的税负与其纳税能力相比，就显得很轻。“目前，房产税、遗产税都还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方面，高收入者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因此，越富的人积累得越多，税

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资源税的调节作用也没有得到体现。周天勇说，在国外，对于电信企业使用的空间频道资源都会征税，我们在这方面是空白，本该属于国家的税收变成了相关电信企业的利润，也成了这些行业畸高收入的一个来源。煤炭等矿产资

源近些年来已经成为暴富的源头，税收在这方面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橄榄型”社会怎么建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

我们离“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多远？

有测算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 1

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占农村总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收入分布还有不小的距

离。

针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我国前几年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周天勇认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而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

就业。与直接“给钱”、让利相比，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收入快速增长，才是更加可持续的方式。

周天勇说，“扩中”则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

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

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

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研究

【摘要】收入分配制度与方式是市场经济政策和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基本形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国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步建立，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

【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分配制度改革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分配问题在经济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种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而且在于它能够揭示一定社会制度下各种经济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反映出这种利益关系背后的各种决定因素。分配关系是否合理、分配制度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和健康稳定地发展，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1.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近来表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应该成为经济工作中重要问题。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做客强国论坛，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宏观经济形势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贺铿表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应该成为经济工作中重要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健康地增长，许多社会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不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一个什么精神，都应该成为经济工作一个中心问题，一个大家应该关心的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那么，要做好它，我们就得先来了解一下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历程。

2.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2.1改革开放前的收入分配制度

1949年新中国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和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后，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的基础上，实行了“公

私兼顾、劳资两利”、“低工资、多就业”和“劳动致富”的收入分配政策。在城市，建立了以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包括少量个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绝大多数就业居民从国家手中领取工资并享受大量的隐性收入和福利。

农村经历了从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转变为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进行集体生产经营、按劳分配的高级生产合作社；后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高度公有化、“按需分配”和“共产风”；再到“政社合一”、集体生产经营、按劳分配的人民公社体制，这种体制与户籍制度、国家对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和政策相配合，就使得农民基本上被束缚于农业和集体生产中，不仅其分配制度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而且通过掌握工农业产品价格和购销，控制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

2.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速，市场机制已基本取代了传统的计划分配方式，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

2.2.1按劳分配原则的重新启用

于1978年至1987年期间，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恢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识到在现阶段我国并不具备实现马克思设想的按劳分配，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引入和体现利益机制，否定了在分配体制上的高度集中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并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念，这对分配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收入同劳动成果挂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2.2.2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为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

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前，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方式的探索。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同时十三大还确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收入分配方面强调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方式为补充，其中包括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2.2.3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

1992年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前，这一阶段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首先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明确了分配体制改革的客观评判依据和最终实现目标。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使分配体制的改革走上了一条既遵循宏观经济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提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从而明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地位，是对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具体化。

2.2.4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和明确按要素分配的模式

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后，在分配理论上主要是对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明确界定以及指出了如何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两个注重”原则。首先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同时也没有否认知识、资源、信息等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积极作用；其次明确了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也对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作出了清晰的回答：“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2.2.5“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效率和公平”的分配模式

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述有一个重要亮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非常正式地回答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问题，即初次分配应该在维护公平的基础上更注重追求效率，再分配则应该以维护公平为更重要的目标。报告明确提出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这意味着老百姓的收入将不仅来自工资，国家还将创造条件增加百姓的多元化收入，从而使大多数人成为中等收入者，这与报告提出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新要求相契合。

3.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给居民及企业经济带来的益处

纵观中国分配制度的改革演变，对新中国分配制度的变迁绩效也作一个分析。中国在改革前或改革之初，分配制度总的特点是平均与不平均分配并存。平均分配的表现是：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比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低，城市和农村的基尼系数都很低，因此，可以说我国在改革以前是一个均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但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均

衡收入分配，而是一种单一化、固定化的低效分配。

但就近期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情况来看，相对改革前及改革初期有了很大的变化。给全国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及企业经济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初步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效地调整了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平稳较快发展，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可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带动了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

首先分配制度改革是由农村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农民收入多少直接取决于他的劳动成果。从1978年到1984年，农民人均全年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55元，年均增长率为14.9％。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农民外出务工成为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民分配方式更加多样，收入来源进一步多元化。同时，近年来公共财政加大了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农村学生开始享受到免费义务教育。

其次是城镇的分配制度改革也在不断继续深化中。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一步深化了国有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多种工资收入形成机制。在工资分配调控方面，国家调控手段不断增加，初步建立了以工资指导线制度、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制度和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制度为核心的工资管理与调控体系。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起来，承认了各种非按劳分配的合法性，调动了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再者，事业单位实行岗位也实行绩效工资制度，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按照规范的程序和要求，自主分配。为加大对高层次人才的激励力度，事业单位继续实行政府特殊津贴制度，建立重要人才国家投保制度，采取一次性重奖以及协议工资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和办法，逐步完善高层次人才分配激励机制。

总之，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带动下，全国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在快速增长，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改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得初次分配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经济效率。

4.当前分配制度引发的一些问题

前文中可见我国的分配制度改革给这个经济社会带来了不少的发展，但是，同时它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有利也有弊，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现在分析如下：

4.1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过高。这些是目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以2008年统计公报为例，城乡之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3.3；地区之间，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例，西部的贵州与东部的浙江之比为1:3.3；行业之间，最高的金融业收入水平达40312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2倍，其29.6%的增速也居各行业之首，比全国平均增幅高11.3个百分点。

4.2分配不公平。

处于垄断性领域的企业中，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企业内部的分配不公；而普通岗位的工资收入高于劳动力市场价位，比其他行业同工种职工的收入高出很多，因而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分配不公。此外，分配不公在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也很严重，表现为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

4.3分配格局不合理。

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正在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居民的收入分层很明显，分配格局就像一个洋葱头，这样的分配格局对保持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应当从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对现有分配格局进行及时调整，逐步形成纺锤型分配格局。

收入分配问题已经直接影响到了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而且关系着当前扩大内需政策能否有效启动，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收入分配的改革重点一直放在再分配上。再分配调整有利于加强社会保障、补充民生欠账，无疑很有必要，但再分配只是对初次分配的调整和补充，在初次分配中出现的较大收入差距则很难依靠事后的修修补补加以纠正。

5.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的一些建议

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应该把着力点放在对分配政策的调整上。调整分配政策不仅要改进不合理的地方，而且要充分发挥其对不合理的分配格局进行调节的功能。尤其要通过再分配政策的导向和措施化解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造成的收入分配中的矛盾，使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趋向和谐。政府的再分配政策是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主要途

径，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

5.1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当前社会低收入群体的面比较广、人数比较多，这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分配实施的主体看，包括：一是政府保障救济分配形式，通过政府保障、政府救济，对低收入或无收入的贫困者提供必要的经济帮助和物质救济，以使他们获取一定的国民收入。二是社会保险救助分配形式，以社会为实施主体，通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自我调剂等，主要使收入较少的贫困者得到一些经济物质上的帮助乃至改善，在生存生活苦难时获取一些收入，如家庭个人积累保障形式、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形式、社会慈善机构救助形式等。

5.2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始终处于弱势产业的地位，农民也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和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就需发借助政府的力量，政府应采取减免税收和给予更多财政补贴的双重政策，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5.3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

通过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来缩小社会收入的差距，是各国普遍采用的调节方法。除了要出台更加科学合理的个人所得税政策外，还要对一些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开征特别税，使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经过再分配政策调节以后有较明显的变化。这种分配方式以政府为主体，政府掌握分配权力、承担分配责任，财政财税调节分配形式相对体现集中规范性与强制性。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税收对高额收入予以调节，扩大转移支付，缩小收入过大差距，是合法和合理的。

5.4要按社会效益来分配

对于如城市清洁工、农民工、交通协警等从事“脏、苦、累”的劳动者和在极其恶劣环境下从业的工作者，应该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他们的工作条件艰苦但十分重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正的外部性，付出与所得极不相称，国家应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并确保他们的工资底线。当然这些工作领域进入门槛低，随着工资待遇的提高，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劳动分工变化。但更为激烈的竞争可以带来工作效率的改进，增加社会效益。

第五篇：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浅谈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

摘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和调整，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这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广大人民共享，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收入分配 差距 扩大

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最早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目的之一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对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的同时,对分配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主要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调整,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促进了劳动效率的提高。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也应该清醒认识到当前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相对滞后，社会成员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有学者指出,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都严重偏大,甚至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公认的风险水平。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确实是一个客观现实，而且呈现出扩大趋势。特别是近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因此，公平越来越重要，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如何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一、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现状

基尼系数是测算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介于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介于0.3-0.4之间表示基本合理，0.4是国际警戒线，0.4以上表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超过0.5就表示出现两极分化。我国的基尼系数2000年是0.458，2001年是0.459，2002年是0.460，2004年已经超过了0.465，2005年逼近0.47，如今已达到0.473。这说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呈继续扩大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基尼系数拉大主要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衡量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另一个指标是实际收入。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下,走上了富裕道路;另一方面,到2004年底,按年人均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年末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按年人均收入269———924元的标准,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4977万。城市依靠各种救济维持生活的也有2000多万人。我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为恩格尔系数80%左右,而国际标准为60%。若按联合国规定的每天人均生活费1美元的标准计算,世界银行估计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12亿。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成为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它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

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表现

㈠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悬殊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频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2.51：1，1997年为2.47：1，1998年为2.51：1，1999年为2.65：1，2000年为2.79：1，2001年为2.90：1，2002年上升到3.11：1，2008年更是扩大到3.36：1.另有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8年展开的四次全国范围住户调查表明，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趋势，从1997年开始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8年已经达到了3.3倍。但这个结论还不能真实的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镇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实物性补贴，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考虑进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5倍，甚至是6倍。

㈡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反应在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差距扩大上。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1999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10732元，西部地区为4302元；到2005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22200元，西部地区为8970元。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另据2005年6月的统计数据，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比收入最低的贵州省高出了2倍多。到了2006年底，我国上海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达到20667.91元，为全国最高，而最低的新疆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8871.27元。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的速度来看，中部地区达9.9%，超过了东部地区的9.4%，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6.1%，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9.0%的平均速度。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我过地区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7.5%提升到8.7%，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58.3%，东部地区为37%。

㈢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收入因“行”而异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从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来讲，1978年我国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是2.1倍，2000年是2.6倍，2008年是4.77倍，差距急剧上升。特别是垄断行业也非垄断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一些垄断性行业以各种名目发放补贴和物资，更拉大了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一些民营企业里，工人每月收入仅400-600元左右，而且没有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同样八小时工作制，同工不同酬。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㈣不同教育程度者之间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教育收益率表明了劳动力市场对个人受教育程度的回报大小，教育收益率越高意味着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越大，据调查统计，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从1990年的2.4%上升到1995年的近5%，2002年又进一步上升到近8%，上升趋势非常明显。更需要指出的是，城镇个人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明显的递增性，而且其递增幅度是不断上升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变得越来越大。而高等教育者即将从事的管理层与中低等教育者所处的员工层之间的收入分配也非常悬殊，管理者的年收入一般都在普通职工的15倍以上。据某人力资源薪酬绩效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外企高层管理人员与操作工之间年薪差距2007年为15·2倍,进入2008年,差距增加到了16·3倍,并且仍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些分析表明，教育在收入分配中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三、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影响

㈠降低消费需求，妨碍经济增长

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居民的购买力并在长期上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在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正越来越显著。需求的构成包括最终消费、投资和出口。我国经济体的规模巨大,使得我国不能像东南亚的国家一样,依靠出口扩大来实现经济的腾飞。而在决定需求的另外两个因素中,投资的增长,或者说供给能力的增加,归根结底是来自出口和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能力的要求,在我国,主要是指国内消费需求对供给的消化。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形成最终消费品,满足消费需求的中间产品。因此经济界基本达成的共识:我国的长期的经济发展动力只能依靠我国的内需,而近年来内需增长达不到预期的水平,价格水平持续走低(当然价格走低与供求关系有关,并非完全不合理)。要保持需求的长期稳定适当的增长,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应该是菱形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比重小,中产收入的人群比重大,这样,才能形成稳定消费市场,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但是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占总人口60%的农村居民只消费不到30%的商品。农民购买力低导致了广大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农村消费需求无法扩大。就全社会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状况而言，一般来说，高收入阶层大部分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会相对减少，他们的消费拉动作用已经十分微弱。而占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由于受购买力的制约，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维持基本消费，从而导致有效需求不足，最终会制约经济增长。

㈡妨碍产业结构的调整

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第二产业的比重会下降,第三产业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发达国家,比重最大的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其次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是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我国经济要发展到这一阶段,还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业将在长期中占据经济的主导地位。因此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就要重视工业的发展和结构调整。从目前我国工业产品在世界的竞争力来看,我国的比较优势很大程度体现在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如造船、电视,冰箱,洗衣机等产品,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因此,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同时,也有必要继续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何况,第三产业从创立,到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也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优势,要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的对该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但是,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绝大部分产品面临过剩的危机,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着过度竞争的状况,这一点,在电视,空调等产品上表现的特别明显,其负面效应有目共睹。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这种“过剩”是相对的,这些产品,只是相对于大部分城镇居民是饱和的,而在广大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很多产品没有,尤其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并不高,这类消费品在这些地区的潜在市场需求远远大于实际的市场需求。中西部的市场规模和其人口,国土面积及不相称。目前这些产品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市场规模,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居民的收入低,消费能力弱,所以未能转化成现实的市场需求。这就影响了制造业的继续发展，也会妨碍将来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

㈢影响社会和谐

在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中，大部分人是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而致富的，他们的致富过程是逐步的，中低收入者是基本上认可和接受的。但是高收入人群中也有少部分人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利用制度和法制体系的不完善，通过“权力寻租”、“垄断”、非法经营等手段攫取财富，成为暴富者。这部分暴富者不仅直接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机制，更使得低收入者产生不公平感，不仅低收入者强烈不满，高收入者中的合法经营者也极为不满。但是现实中人们很难把高收入者中的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区分开来，于是一部分社会成员对所有富人的财产的合法性都持怀疑态度。而且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得很多情况下出现“富者更富，穷着更穷”的情况。一些低收入人群中的“仇富者”本来仇恨的是非法致富者，但是他们无法从高收入者中识别出非法致富者而导致对整个高收入人群的不满，如果他们的不满情绪和消极心态不断发展，就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甚至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四、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㈠政策性与制度性因素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导致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后来随着城乡体制分割性的日益严重，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歧视，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的过度倾斜，导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表现尤为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家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实行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倾斜政策。国家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投资的重点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时在财政、税收、外贸、金融等各方面给予一系列的优惠待遇,给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而中西部地区则只能作为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原材料基地。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之前，包括政府投资在内的大量投资资金流入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加上外资的涌入，导致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在经济增长上的差异。而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务分配体制，由于受到地方利益格局的制约，并没有起到有效的再分配功能，以缩小地区之间可支配财力的差别的作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的障碍，特别是劳动力就业的自由选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市场机制对地区之间收入差别的调节作用，使得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反而变得越来越大。

㈡制度和法制体系不完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由于法制不建全,改革不彻底,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银行、电力、煤气、邮电通讯、房地产等垄断性行业凭借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使其从业人员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给非法非正常收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非法收入是指在现行法律规定条件下不合法，但利用制度不完善，如税制不健全或实施不利和管理漏洞，如监管手段落后等获取的收入，如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腐败问题，如偷税漏税、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非正常收入是指表面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入，如集团消费转化为个人消费、回扣等。非法非正常收入是社会总收入中为一部分人以非法非正常手段占有的部分。这些非法性因素的存在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又一重要原因。

㈢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 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减少社会部稳定因素。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存在着保障水平比较低、覆盖面不广、法律不够健全、监察执法不严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来讲,主要有:对高收入阶层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阶层的保护不够有力,公共产品的分配也存在着向高收入人群倾斜的现象等。随着市场竞争和风险的增加,贫困人口增多,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却没有配套建立起来。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中的中方员工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享受到社保福利。这种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㈣教育的不公平

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大量资料显示,由于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形成的不相等的知识水平和技能,会直接导致个人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和收入高低不平等。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强,而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就越弱。教育机会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进而使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产生差距。我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五、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措施

㈠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3,但消费支出还不到整体的1/3。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是工业要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加快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二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三是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办好“水、路、电、气”四件大事,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改善人居环境。四是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金融、信息、技术等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农村城市化的进程。五是建立覆盖农村的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和生存环境。六是切实加强领导,动员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和参与新农村建设。

㈡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岗位，扩大中层收入者比重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基本途径。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发展吸纳就业较多的传统服务业和社区服务业;要加快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企事业单位分流人员和农民等自主创业;还要调整产业政策,放宽产业的准入门槛,引导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创办经济实体,增加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失业人员逐步加入到中等收入阶层。中等收入者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仅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㈢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规范收入分配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无论是初始分配领域还是再分配领域，都要建立起与市场经济配套的调节收入分配的国家法律制度体系，以各种法律和经济的手段来规范收入分配渠道，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为此，一定要建立健全一系列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法律制度，规范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改变市场的无序和紊乱状况。首先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率，取缔非法收入；其次要打破行业垄断，整顿不合理的垄断收入，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后要加大反腐力度，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减少“权钱交易”活动的空间。政法不仅要制定经济法规，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实施这些法规，只有切实贯彻落实这些制度法规才能有效规范收入分配。

㈣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树立公平的分配观

公平不等于平等，更不等于平均。公平和平等都属于价值观的范畴，它们有一部分内涵是重合或者是交叉的，比如机会的平等、条件的平等都属于公平的范围。同时公平与平等又是不同的价值观。平等强调的是某种“同”，公平强调的是某种“异”，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因此要按照“十七大”精神的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长期以来，我们都强调初次分配讲效率，而忽略了初次分配也存在公平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是不公平的，然后试图通过再分配来“调节”或“扭转”的话，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当然再分配也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也会损害效率，反过来会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所以，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与公平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才能有效地确立公平的分配观。

㈤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机制和体制

“科教兴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长期以来，政府在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够。因此，要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并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调整好国家教育资源的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和区域分配,改变过去把有限的投入集中到大城市和重点学校的局面。要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农村的义务教育,为民众的“起点公平”奠定基础。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只有实现教育公平,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他们提高生产能力,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否则，教育上的不平等，势必进一步导致收入的不平等。

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党的“十六大”报告，尤其是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后，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专家学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健全、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是经济体制改革同步配套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关系到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是保障国家和政治安定，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稳定机制。因此，要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要加快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各级政府要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同时,还要通过健全法制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监管力度,健全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机制,提高保障基金的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水平,让更多的城乡居民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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