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信诈骗在这个社会上那么猖獗？[定稿]

第一篇：为什么电信诈骗在这个社会上那么猖獗？[定稿]

为什么电信诈骗在这个社会上那么猖獗？

财经新闻：公安机关一直在打击电信诈骗，采取侦查破案、开展专项斗争、组织全国性的专项行动等；各种媒体，报纸、网络、电视也都一直在宣传，提醒老百姓不要上当受骗。为什么还是有人上当？有的甚至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电信诈骗猖獗的原因在哪呢？

一、低成本高回报

电信诈骗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犯罪，诈骗的手法很简单，很容易传播、仿效。

二、社会转型期

诈骗犯罪的增多我觉得是由经济社会发展和刑事犯罪规律所决定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当前中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诱发刑事犯罪的各种消极因素大量存在。

三、作案隐蔽性及群众防骗意识不强是客观原因

犯罪分子的匿名和流动性强等特征使得公安机关对这类违法犯罪现象无法像在客观现实世界一样有效地实施调查、侦查和取证工作，作案具有相当的隐蔽性，这对犯罪分子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四、电信和金融系统没有完全尽职尽责

从电信层面看，部分电信运营商、电信增值服务商在将业务层层转包后，并未采取有效的监管机制，因此违规经营、管理松懈的现象较为普遍。

从金融层面看，有些银行对批量开卡、委托办卡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犯罪分子可以通过一些渠道轻松获得“无名银卡”在作案后将其扔掉，逃避追捕。此外，近年来，随着在线支付的普及，犯罪分子开始利用电话银行、网上银行，通过套取被害人银行账号、密码、网银动态口令后迅速转账钱款。

五、处理偏轻

法律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处理上偏轻，抓到以后判的几年刑很快就给放出来了。由于处理上的不太重也不利于遏制这种犯罪的发生。

第二篇：近期发生在校园的网络电信诈骗案件通报

近期发生在校园的网络电信诈骗案件通报

及防范措施

校属各学院：

10月23日日至28日，短短6天时间，我校共发生3起针对学生的网络电信诈骗案件，学生被骗走现金近万元（其中一起未遂）。为提高学生防范网络电信诈骗的能力，增强防范网络电信诈骗意识，杜绝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现将近期发生在我校的三起网络电信诈骗案例通报如下，并列举网络电信诈骗主要类型及防范措施，请各学院结合案例开展宣传教育，以提醒广大师生提高警惕、防止上当受骗。

一、近期发生在我校的网络电信诈骗案件案例一：网络电信诈骗

10月23日，我校某院一女生刘娟（化名）与朋友通过微信进行转账汇款。因几百元钱未到账，便到百度上搜索微信客服，结果其搜索到的微信客服为假冒客服，“假客服”要求她到校内银行自动柜员机上进行查询。刘娟在查询过程中不断接到“假客服”电话，指导她操作，刘娟按照“假客服”指令，一步一步输入银行卡号，密码，输入“8888”的验证码，实际上“8888”为她转出的金额（当时卡上正好有未交的9000元学费），刘娟因此被骗8888元。转账结束后，电话没有再继续打来，刘娟也就回到了宿舍。

由于心中对于这笔钱的去向问题始终抱有怀疑，刘娟事后拨通了学院里导师的电话号码。电话中导师说刘娟可能被卷入了一场网络电话诈骗活动。当刘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只觉得全身发冷，她不敢相信自己被骗的事实。确认被骗后，刘娟立即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正在侦办中。案例二：电话诈骗

10月27日下午四点，我校某学院大四学生王刚（化名）接到一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明天上午9点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王刚误你以为是“黎老师”，说是不是“黎老师”，对方“嗯”了一下。“黎老师”是王刚系里30多岁的带毕业设计课老师，平日里俩人素无来往，王刚接到电话时也略有吃惊，手机显示的是个陌生号码，但由于电话中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像黎老师的声音，他也逐渐放松了戒备。

第二天上午8点多，电话里“黎老师”问王刚“来我办公室了没有”。可王刚快到学院教学楼时。电话再次响起，“黎老师”表示，自己在陪领导，想送点礼给领导。但由于领导拒绝接受现金，他提出要求王刚通过网银转账向他指定的账户先汇些钱，以完成这次送礼，再到办公室把现金还给他。

王刚当时面露难色，他告诉“黎老师”，自己目前账户只有1000块钱，可能无法支出更大的款项。“黎老师”在电话里欣然接受了这1000元，王刚于是在没有核对对方银行账户信息的情况下通过网银向他提供的邮储银行账号转去了1000元。后王刚来到办公室，办公室的老师告诉王刚，黎老师一、二节正在上课，王刚方知被骗。

案例三：电话诈骗（未遂）

10月27日晚，我校某学院大四学生李军（化名）接到“小李，你明天早上10点钟来我办公室一下。”李军接到一陌生手机电话来电，自称是他的领导。接到电话后，李军有些迟疑地小心询问是哪位领导。没想到对方语气十分强硬“没听出来啊！我都亲自给你打电话，你还不知道是谁啊！你不是正碰到有事需要找我解决吗。”对方开始暗示就业单位解约的事情，李军听后似乎有点恍然大悟。对方见李军“开窍了”便称“这是我私人号码，你明天到楼下给我打这个电话。”

第二天早上9点多，李军正准备到招生就业处领导办公室时，接到了“领导”的第二个电话，称办公室来了两位领导，要他稍等5分钟。在蔡某等待的过程，电话再度响起。“两位领导是我请过来办点事的，本来约好了下午过来的，但他们早上突然过来了，也没给我通知，我什么也没准备好，你现在身上有现金吗？带了多少，卡上还有多少？你现在赶紧找两个信封弄好，给我打电话”。

李军听后觉得在这解约的紧要关口，能帮领导办事机不可失。就在他准备取现时，“领导”又来电了，称办公室人太杂不好收现金，怕有影响，让李军现在到银行把钱打到卡上，“领导”一会把账号发过去。同时，“领导”还强调汇完款后拿上小票，下午到招生就业处办公室“领导”会还钱给他。

李军感觉到蹊跷有疑点，立即联系了学校保卫处，识破了骗局。

二、防范网络电信诈骗案件措施

（一）不要主动与对方联系。拨打所谓的客服咨询电话，这样只能使你一步步上钩。不要过分依赖网络电信，遇到转账汇款，最好是找同学、室友、亲人谈一谈，大家聊一聊，有人就会提醒不要上当。

凡是以领导、老师等各种名义要求你先转账的信息，不听、不信、不汇款、不转账，可拨打学校保卫处电话：87046110、蛟桥派出所电话：83818110或110报警电话向有关部门进行求证或举报。

（二）提高警惕，严加防范。保卫处的工作人员上周四晚在学生宿舍做过宣传，发放《电信诈骗预防小手册》。令人惋惜的是，当时学生们对于信息诈骗的警惕性都普遍不高，多数学生认为只有大龄、高龄人群才是此类案件的高危受害者，不相信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和同学身上。然而警方透露，真正的信息诈骗受害者中有很大比重都是学生。

（三）这种新骗局是「猜猜我是谁」电话诈骗的升级版。不少微友反应，最近接到这样的电话:“某某吗，明天到我办公室一趟，有事找你。”对方能叫得出当事人的名字，但当事人却不知道对方是谁。如果当事人询问，对方还用不高兴的语气，似乎很生气。「领导范」十足，口口声声自称领导和老师。这时大多数人都不敢怠慢了。

办案民警说，实际上对方是肯定不会露面，不久便会打电话，称自己急需要用钱，让当事人给他汇款。学生须多加小心，以免上当受骗。

（四）可虚设身份反试探。对于不明身份的来电，千万不要随便去猜，最好直接挂电话，什么也不搭理。如果实在拉不下面子，可以虚设一个身份给对方，故意猜是这个身份，试探对方究竟是不是熟人。“举例说，对方打来电话，声音显示很像朋友陈某，你就故意说是自己的至亲李某，看对方什么反应，如果是诈骗的，他肯定立马就认了，这样自然就露马脚。如果确实是熟人，那么猜错自己的亲戚，也不让自己面子上难过。”

如果招架不住对方的攻势，不慎将朋友的名字脱口而出，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再次确认。比如可委婉地多问几个朋友，通过询问对方一些小问题，设法核实其身份的真假。对于对方在电话中提到的急需用钱的“紧急情况”，也可及时与校保卫处或公安机关联系，核查对方所说事由的真伪。若确认对方诈骗，应及时报警。

当前，网络电信诈骗，正以诡谲多变、防不胜防的态势侵入我们的生活，树立牢固的安全观念，常备警惕之心对没有固定收入的大学生、研究生而言尤其重要。学校要求各学院辅导员将以上案例传达到每一名学生，有关任课老师也可在课堂上适时对学生进行宣传教育。对未传达到学生而发生类似案件的，学校将对辅导员进行通报。

保卫处 2014年10月28日

第三篇：在审理毒品犯罪、电信诈骗犯罪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方法

在审理毒品犯罪、电信诈骗犯罪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及相应解决方法

一、电信诈骗犯罪行为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难点：针对电信诈骗的这些特点，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亦碰到一些法律盲点、难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关系到电信诈骗案件的合理、妥善解决。

（一）司法管辖问题。

刑事管辖问题本来作为法院系统并无太多可讨论的地方，主要由公安机关行使侦查管辖及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地点所确定，法院并无太多决定权，主要涉及到级别及管辖权移送问题。但是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要确立一系列的管辖规则，是因为诉讼案件种类繁杂、数量众多，如果不确立一定的管辖规则，不但徒呈纠纷，也有悖于法律的严谨和慎重。可以说，刑事诉讼上的管辖规则从诞生时起，主要考虑的就是有利于司法机关及时展开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避免诉讼资源的浪费，使整个刑事诉讼过程顺利地进行。合理配臵司法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是管辖的重要程序价值。我国刑事犯罪地域管辖的基本原则就是效率和便利原则，电信诈骗的地域管辖也应遵循这一原则，确定最有利于刑事诉讼进行的地点进行管辖。

电信诈骗利用手机短信、电话、互联网等高科技手段实施诈骗犯罪，行为人往往跨地区甚至跨国边境作案，尤其是利用网络电话实施的诈骗犯罪，完全打破了犯罪行为的地域界限，因此在电信诈骗犯罪中，管辖问题显得愈发突出。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犯罪结果发生地。”根据上述规定，刑事诉讼法上的地域管辖以犯罪地为主，以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为辅的原则，而电信诈骗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所以在电信诈骗案件中，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包含犯罪地所在地法院和被告人居住地法院，而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⑦。在电信诈骗案件中具有管辖权的地方主要包含受害人汇款地、犯罪行为人实施诈骗地、取款地以及境外犯罪人员入境地。实践中如何确定电信诈骗的犯罪地管辖，需要具体分析。

电信诈骗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典型特点，犯罪分子普遍采用异地作案、异地跨行取款的方式实施犯罪，地域流动性大，因此犯罪行为地、结果地有可能包含受害人汇款地、语音诈骗地、取款地，甚至可能包括在境外遥控的犯罪集团头目所在地。在国内，对于电信诈骗案件，最初立案侦查的机关往往不是实际实施诈骗行为地的侦查机关，而是被害人损失财产地的侦查机关。与此同时，电信诈骗的重要行为发生地——语音诈骗地、取款地侦察机关则对案件情况并不了解，亦无法掌握犯罪情况予以立案并采取制约措施。被害人财产损失地侦察机关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侦查后，对于案件如何进行管辖分配，应由哪个犯罪行为发生地或者结果所在地法院进行管辖，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机械地由语音诈骗行为地或者取款行为地管辖，有可能浪费受害人所在地侦察机关的资源投入，在技术操作上也未必会更容易。但是在发展完善的电信诈骗团伙中，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互相之间并不谋面，通过电话或网络进行联系，各部分犯罪分子相对独立，如果由一个侦察机关进行侦察起诉，又难以有力打击犯罪活动，如果能够在受害人所在地侦察为主，其他犯罪行为地、结果地侦察机关辅助侦察，最后由受害人所在地司法进行审查起诉、审判应当是最好的结果，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惩罚违法犯罪活动。综上，电信诈骗案件的地域管辖应本着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原则，以被害人损失财产所在地管辖为主，以行为地、其他犯罪结果发生地、被告人住所地管辖为辅，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果由后者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后者管辖。

（二）证据认定及事实采纳。

电信诈骗案中在侦查阶段普遍存在调查取证难、抓捕难的问题，而到了审判阶段对于证据的采纳、犯罪事实的认定等则存在一定的疑难。

1、在证据认定、采纳上。

（1）受害人的陈述、对犯罪分子的指认，经常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但与传统的诈骗犯罪不同，电信诈骗案中，诈骗分子和受害人隔空对话，并未谋面，而且受害人人覆盖面广，存在认定的困难，犯罪分子的认定普遍缺乏受害人指认，也缺乏大部分的被害人陈述，且部分被害人在知道自己被骗后，为了保全颜面或担心自己被追究相应的责任，也往往不愿报案，更不愿出庭作证，因此受害人的指认、陈述在电信诈骗案件中一般难以采纳。

（2）书证、物证往往为间接证据，缺乏直接证明力。电信诈骗分子利用假身份开设银行账户，购买不记名手机卡，然后通过手机、网络电话或短信群发器等工具来向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诈骗，在该类案件中，最主要的物证是手机、电话、手机卡、电脑、银行卡、存折、短信群发器等，但是此类证据往往为只能间接证据，因为作案人员在作案时大多会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即使调获了手机、手机卡、银行账户等证据，并一定能发现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或者符合足于定罪量刑的证据要求。

2、事实认定上。

（1）对于是否构成共同犯罪难以认定。电信诈骗现已发展成完备的集团化组织，分工精细，各阶段行为相对独立，认定共同犯意难。对全面操作指挥的主犯，根据事实认定其诈骗的主观故意虽然难度不一定大，但电信诈骗的主犯一般都难以抓获。而对境内的具体实施者，虽然容易抓获，但因其相互之间联系少，相对独立，在认定其共同故意上有难度。

（2）认定犯罪数额难。电信诈骗一般涉及数量众多的电信号码或银行帐号，他们长期从事诈骗活动，一般在被查获时，证据比较完善的是最后一次诈骗活动，而此前的诈骗行为，即使查到被害人，也难以理清诈骗的对应关系，难分清主从犯各自犯罪数额。因此对于主犯的犯罪数额及从犯的犯罪数额、地位如何认定亦成为一难点。

3、建议：

（1）高度重视电子证据。电信诈骗犯罪分子通常采用远程控制的犯罪形式，犯罪分子与被害人之间不直接接触，即便抓获了犯罪分子，被害人往往也无法直接指证其罪行，因此电子证据在此类案件的侦破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电子证据通常表现为诈骗录音、通讯记录、转账记录、服务器日志、电子文档等形式，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对于这些电子证据的提取、保全、备份工作对于案件审理过程中事实的认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应注意电子证据的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与规范性，确保电子证据被有效采纳。

（2）目前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泛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经出台《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犯罪方法手段纳入定罪处罚范围，对于拨打电话的次数达到500次或者发送诈骗信息达5000条的，但是尚未有证据发现其已诈骗成功的，也进行定罪量刑，以弥补电信诈骗犯罪调查取证的困难和不足。但是对于电信诈骗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的打击，比如上下游犯罪行为的、打击惩罚力度仍显不够。对于上游犯罪行为，比如电信诈骗行为一般都会通过非法获取受害者电信或银行账户的信息资料来进一步实施诈骗行为，其方法手段行为可能构成如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招摇撞骗罪等；对于下游犯罪行为，如诈骗犯罪分子通过地下钱庄将赃款汇往国外，则地下钱庄的汇款行为，就有可能涉及到洗钱罪、非法经营罪等。如果能够加强对上下游的查处，针对电信诈骗手段、方法进行有力打击，限制诈骗犯罪分子利用这些犯罪手段，也是有效打击电信诈骗活动的一种方法。

（三）受害人权益保障问题。

我国“先刑后民”的司法观念源于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及此后几个类似司法解释。这一司法处理方式并不是立法规定，不是法律原则，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被司法人员当作一种法律原则错误运用，经常发生“以刑止民”的矛盾，在刑事侦查无果的情况下，经常以刑事案件尚未了结为由拒绝当事人对于诈骗事实已经比较明确的行为提起民事诉讼。但是民刑交叉案件的类型复杂，并非所有交叉案件中刑事责任的确定是民事责任划分的前提。从两种诉讼制度的设臵来看，刑事诉讼保护的是社会公共秩序和利益，民事诉讼保护的是公民私人权利，公共利益的保护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私人利益，殊途同归。我国司法改革发展到今天，法律越来越重视保护公民个人合法权利。因此，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寻求解决冲突的基础和可能性，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与保护被害人的民事权益的程序不能相互成为障碍，而应当相对独立，共同维护社会秩序。司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应当树立“民刑并重”的司法理念，充分尊重当事人选择“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权利，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查清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进行顺序，而不应当机械理解“先刑后民”的解释，因刑事诉讼阻碍民事诉讼的进行。

对于基于同一法律事实而引起的刑、民法律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一并予以审理解决。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分案审理，对于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刑事案件久侦不结，或因犯罪嫌疑人长期潜逃导致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等，应允许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及时获得民事救济，保障其民事权利。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进行顺序上，可以是“先刑后民”，也可以是“民刑并行”，如果不存在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任何情形，则应“民刑并行”，即刑事、民事两个诉讼同时存在、同时进行、并行不悖。据此，对于电信诈骗案件如果在侦查事实比较清楚的情况下，而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诉讼途径追缴赃款，直接返还被害人，也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途径保护被害人合法民事权利；而对于刑事案件久侦不破或犯罪嫌疑人长期潜逃时，应当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未能及时结束的情况下，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民事权利。比如通过受理被害人提起“不当得利”之诉，公告送达等方式完成民事诉讼行为，达到及时保护受害者合法利益的目的。

处理刑民交叉案件，如果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比如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承担主体具有一致性，当案件尚未侦破或判决，刑事责任承担主体不能确定的情况下，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也不能确定，这时应当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在少数情况下，当刑事诉讼的结果必须以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实行“先刑后民”，比如知识产权犯罪。如果刑民交叉案件引起的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当事人处在完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审理可以互不影响，处理结果不会引起矛盾，人民法院应当实行“刑民并行”，以此充分保障受害人的民事权利。本文探讨的电信诈骗案未侦破情况下受害人的救济途径便是建立在这种情形的基础上，通过对电信诈骗案中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分析，提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途径，希望能够填补此类案件司法实践上的空白。

一、毒品犯罪案件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存在的法律难点：

（一）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问题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选择性罪名所包括的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复杂，可以概括使用，也可以分解使用罪名。选择性罪名是针对一些犯罪行为相互关联，容易相继发生的情形所作出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四种行为，可能分割独立存在，也可能结合在一起。走私、制造毒品通常是为了贩卖，贩卖毒品又往往涉及运输。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四种行为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侵犯的是同一客体，犯罪性质基本相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大体相近，故从1979年《刑法》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1997年《刑法》都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几种行为采取选择性罪名的规定方式，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几种行为规定在同一条文中。行为人既可能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几种行为，也可能只实施其中一种或几种行为。犯罪对象既可能是同一宗毒品，也可能是不同宗毒品。毒品犯罪案件罪名的确定，要按照选择性罪名的特点，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单独或并列确定罪名。行为人只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就定贩卖毒品罪；既实施了贩卖毒品的行为，又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就定贩卖、运输毒品罪；如果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四种行为的，就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行为人对于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罪名不以行为实施的先后、危害后果的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顺序表述。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数量的确定，对于同一宗毒品，行为人既制造又走私的，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不实行并罚，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对于不同宗毒品，行为人分别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种行为确定罪名，累计计算毒品数量，也不实行数罪并罚。

非法持有毒品必须达到一定的数量才构成犯罪。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非法持有鸦片不满2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10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不构成犯罪。非法持有毒品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犯罪行为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

吸毒者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果吸毒者是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没有证据证明吸毒者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查获的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对于以贩养吸的行为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在量刑时应当考虑行为人吸食毒品的情节。对于以贩养吸的毒品犯罪案件，如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实施了贩卖行为，就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吸毒情节只作为量刑处罚的因素考虑，吸食的毒品数量不计入犯罪的数量。

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构成犯罪的数量标准，对托购者、代购者不认定为犯罪。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买仅用于吸食的毒品，不论牟利多少，都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零星贩毒，是指为牟取经济利益，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少量贩卖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违法行为。零星贩毒者是贩毒分子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特点：一是贩卖毒品的行为可能反复多次实施，少则几次，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二是每次贩卖的毒品是少量的，犯罪分子将毒品分成若干小的包装，以包论价；三是少量贩卖毒品的行为往往历时较长或时间相对集中；四是贩卖的对象一般是吸毒者。零星贩毒直接面向消费群体，零星贩毒者贩卖的毒品被扩散后导致绝大多数吸毒者使用，对社会和他人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零星贩毒者是大宗贩毒者与吸毒者之间的中介和桥梁，是滋生新生吸毒者的重要渠道，许多零星贩毒者本身就是吸毒者，既吸又贩，直接危害社会，要坚决予以打击。《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该条第六款规定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在审判实践中，对零星贩毒案件毒品数量的认定，多采取以交易价格推定数量，“就低不就高”。对零星贩毒行为的性质认定，除考虑犯罪数量外，也要综合考虑犯罪的情节，其中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定为犯罪，交由公安机关作治安处罚。

居间介绍买卖毒品，居间人在购买者和销售者之间牵线搭桥，促成毒品交易。对吸毒者来说，居间人的作用是帮助寻找毒源，选购毒品，满足吸毒者的需要；对贩毒者来说，居间人帮助贩毒者寻找下家，销售毒品。对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行为的性质认定，可分为以下两种情况分别处理：一是居间人为吸毒者提供信息或者以其他方式帮助吸毒者购买毒品的，不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虽然居间人的行为客观上对贩毒者也起了帮助作用，有社会危害性，但他们与贩毒者之间事前没有通谋，没有贩卖毒品共同的故意，仅仅是为了帮助吸毒者买到毒品，对这种行为不以犯罪论处，可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二是居间人明知对方是以贩卖毒品为目的仍然为贩卖毒品的人提供毒源信息的，无论居间人是否获利，均应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贩卖毒品的行为是由购买、卖出等若干个环节组成的，只要实施了购买、卖出任何一个环节，就构成贩卖毒品罪。毒贩寻找货源伺机购买的行为是贩卖毒品罪的一个组成部份，为其提供信息的行为就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共犯。

（二）关于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

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毒品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行为的犯罪。审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不应以案发后其他犯罪人是否到案为条件。传统观点认为，认定共同犯罪都是以在案人员作为共同犯罪的成员。但在司法实践中，即使是共同犯罪，犯罪分子不一定都在案，在许多案件中，都存在同案犯在逃的情况，而在量刑时，往往是把在案的犯罪分子加以比较，确定其刑事责任。为了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规定，共同犯罪不应以案发后其他共同犯罪人是否到案为条件,要按照证据证明的情况确定是主犯还是从犯，而不论其是否为在案的犯罪分子。对于仅在客观上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行为,不一定认定为共犯,如买卖毒品的双方,但为了诉讼便利可以并案审理。二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共同犯罪中起意贩毒、为主投资、毒品所有者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逃犯是主犯，在案人员的地位和作用相对较次，就应当对在案人员判处相对较轻的刑罚。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归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只要认定了是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归案，均应依照并援引《刑法》第二十七条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三要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从犯的毒品数量。对于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集团毒品犯罪的总数量处罚；对于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对于从犯，应按其个人直接参与实施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四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和罪责的大小确定刑罚。一案件的从犯参与毒品犯罪的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参与毒品犯罪的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并判处重刑。受雇于他人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受雇于他人实施毒品犯罪的，不当然是从犯。有许多受雇者，以营利为目的，以运输毒品为业，长期或者多次为雇佣者服务，在共同犯罪中也可能起主要作用。这就要根据受雇者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受他人指使实施毒品犯罪并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一般应认定为从犯。

（三）关于毒品案件中特情引诱犯罪的问题

运用特情侦破案件是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的手段。审判实践中有时存在被使用的特情未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介入侦破案件中对他人实施毒品的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情况。“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继而实施毒品犯罪。对具有特情犯意引诱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数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的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的毒品犯罪，对具有特情数量引诱毒品犯罪的被告人，也应当从轻处罚，即使超过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于特情在使用中是否严格遵守有关规定情况不明的案件，应主动同公安缉毒部门联系，了解有关情况，对无法查清是否存在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规定处理。

对于特情提供的情况，必须经过查证属实，符合《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证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使用。由于特情介入，毒品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一般都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之下，毒品一般也不易流入社会，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在量刑时应当加以考虑。

特情引诱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区分如下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一是行为人本来就有贩毒意图，或者正在寻找毒品买主，而运用侦查手段将其查获的，应以贩卖毒品罪论处。二是行为人持有毒品，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进行其他毒品犯罪的，只是由于特情侦查人员向其主动约购毒品而产生犯意卖出毒品的，不宜定贩卖毒品罪，可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三是行为人无涉毒犯罪的故意和行为，纯粹因受特情人员的诱骗而实施毒品犯罪的，表面上看其似有贩卖毒品的故意，也有贩毒行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人为“制造”的虚假犯罪事实。这种情况对行为人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四是行为人曾有贩毒行为，当公安特情向其“购买”毒品时，行为人因特情引诱而贩卖毒品，如果行为人原有的贩毒行为未被追究，应重点就原先行为认定贩卖毒品罪，现行因特情引诱而贩卖毒品的行为可认定为犯罪事实，但应考虑特情引诱这一情节。五是行为人曾有贩卖毒品行为，当公安特情向其“购买”毒品时，行为人还拥有毒品，如果贩毒故意不是特情引诱产生的，应认定构成贩卖毒品罪。

（四）关于抢劫、盗窃、抢夺毒品案件的定性问题

抢劫、盗窃、抢夺毒品案件如何定性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有如下三种基本观点：一是主张根据行为人是否明知是毒品而实施抢劫、盗窃或者抢夺的行为来认定其行为的性质。实施抢劫、盗窃、抢夺犯罪时，明知是毒品的，定非法持有毒品罪，不再定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理由是毒品是违禁品，不是财物，不应按侵犯财产罪定罪处罚，但行为人实施抢劫、盗窃、抢夺行为后，明知是毒品而持有的行为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对这部分行为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实施抢劫、盗窃、抢夺犯罪时，并不知道犯罪对象是毒品的，应当按照刑法理论上的对象错误的处理原则，按照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的未遂犯处理。二是应当以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因为行为人实施的抢劫、盗窃、抢夺行为和后来的非法持有毒品行为是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不宜按照牵连犯的原则处理。三是应定抢劫罪、盗窃罪、抢夺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盗窃、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和抢劫罪定罪处罚。认定盗窃犯罪数额，可以参考当地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认定抢劫罪的数额，即是抢劫毒品的实际数量。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五）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与量刑相关的几个具体问题

(1)毒品犯罪的数量。毒品犯罪数量对毒品犯罪的定罪，特别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数量只是依法惩处毒品犯罪的重要情节而不是全部情节，执行量刑为数量标准不能简单化，特别是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确定刑罚必须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多种因素。对于毒品数量刚刚达到实际掌握判处死刑的标准，要综合全案，危害后果不是特别严重，或者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或者具有可酌情从轻处罚等情节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数量不够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加上坦白交待的毒品数量，超过了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的，一般予以从轻处罚，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毒品的纯度和含量。《刑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于毒品的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对于查获的毒品有证据证明大量掺假，经鉴定查明毒品含量极少，确有大量掺假成分的，在处刑时应酌情考虑。特别是掺假之后毒品的数量才达到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的，对被告人可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为掩护运输而将毒品融入其它物品中，不应将其它物品计入毒品的数量。

16(3)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适用法律和量刑的问题。对依法同时构成再犯和累犯的被告人，一律适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的再犯条款从重处罚，不再援引《刑法》第六十五条关于累犯的条款。

(4)正确适用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的问题。《刑法》对毒品犯罪大多都规定了财产刑。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注重从经济上制裁犯罪分子。除对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应当依法予以追缴外，还要严格依法判处被告人财产刑。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以分割或难以执行，就不判处财产刑。

(5)认定被告人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构成立功的问题。认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立功，应当根据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中是否确实起到了协助作用。如经被告人当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抓获了同案犯等情况，均属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毒品犯罪案件情况复杂，法律适用难度较大，定罪量刑标准较难掌握。为正确适用法律审理好毒品犯罪案件，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切实做到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定性准确，量刑适当，笔者认为，除正确把握上述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法律适用和量刑的相关问题外，在具体处理毒品犯罪案件时，还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严格依法办案。无论实体上还是程序上，无论从重处罚还是从轻处罚，都要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特别是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罪犯，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和国家的死刑政策，一定要把毒品犯罪死刑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二是要区别对待，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毒品犯罪案件中，对毒枭、职业毒犯、惯犯、再犯等主观恶性大、危害后果严重以及那些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向多人贩出，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押运毒品，暴力拒捕等情节的犯罪分子，要重点打击，对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罪犯，必须坚决判处死刑，狠狠打击毒品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严打的高压态势，有效遏制毒品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对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毒品罪犯，应当从宽处罚，以达到分化瓦解毒品犯罪分子和更加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的目的。

第四篇：我带着疑问去看迟学为老师这个视频,在看完这

“用幸福的心，做幸福教育”这种教育理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当我看到这个题目时，我脑子是一片空白，完全不理解这其中的含义。我带着疑问去看迟学为老师这个视频，在看完这个视频后，我茅塞顿开，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教师觉得上课是一种幸福，学生觉得学习也是一种幸福。可是要想做到“用幸福的心，做幸福教育”，还需要一段成长过程。

首先要不断的充电、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素质、修养和业务水平，能够很好的驾驭每一堂课，对于学生课堂上提出的问题也能够从容的回答。自己能为学生解答问题，学生又能学到知识其实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其次就是要愉悦的心情去感染学生，学生以愉悦的心情去自主学习、合作和探究，让学生觉得课堂不再是约束、沉闷，而是愉快、活跃的课堂，让学生喜欢这课堂从而觉得学习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这个视频对我的教学实践影响较为深刻的是：试卷分析。我讲试卷分析时，基本上全讲，要不就不讲只给出答案，所以一堂试卷分析课下来，其实没什么效果。但是我看这个视频后，我了解试卷分析要分析这试卷要讲什么，那些知识需要迁移甚至提升，这样才能做到效果好、效率高、效益好的一堂试卷分析课。

这课题对我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都非常深刻，这是我的感想和体会。

第五篇：在2021年街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压降工作专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在2021年街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压降工作专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今天召开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压降工作专题联席会议是XXX街道结合市委“x+x”文件精神，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专题联席会议的形式，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压降工作作为一项重要议题，搭建起街道党委、派出所、联席成员单位、各居委会的联动机制，从而进一步压降辖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结合XXX街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压降工作情况，讲两个方面内容：

一、认清形势，进一步提高对电信网络诈骗危害性的认识。

今年上半年，XXX街道内发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达到xxx起，排全市、全区前列。x月xx日全市部署会上XXX街道被列为XX市挂牌重点整治地区。x月x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XX亲临联系点XXX街道召开调研会。x月x日上午XXX街道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工作布置。x月xx日联合派出所组织辖区所有物业公司、居委会负责人及网格员、部分企事业单位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业务知识培训。x月xx日街道与派出所召开会议，明确街道党委班子和派出所班子实行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压降工作联系点包保。x月xx日区政法办、公安分局督查XXX街道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一个月来会议密集、领导重视，前所未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危害社会，群众深恶痛绝，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该类犯罪方式、方法多样性，被诈骗群体大多为学生、妇女、老年人以及流动人口，一旦被骗，极易引发次生严重刑事案件，甚至给受害人家庭带来悲剧，也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辖区各级党组织务必高度重视，提高认识，把防范和压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记在心中抓在手中，于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忘做好防范工作。

二、形成合力，进一步凝聚联席成员单位力量打好组合拳。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街道委、派出所是牵头单位，但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各联席成员单位要发挥各自作用，统一协作，密切配合，打好组合拳，把严每个环节、每个关口，减少诈骗犯罪案件的发生。

各成员单位要深入开展防范宣传教育，组织单位财务、销售等重要部门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知识宣传教育，要让每位员工知晓如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辖区银行、电信、人才、卫生以及酒店宾馆等窗口服务单位要针对服务群体开展防范宣传和咨询服务活动。

辖区房地产公司及物业管理公司在小区主要出入口设置宣传台、悬挂宣传横幅、电子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以及通过小喇叭等多种形式开展防范宣传。

辖区中小学及大中专院校要通过多种形式组织面向师生开展电信网络诈骗宣传防范，重点面向新生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

各居委会发动“两长多员”以及发挥协商议事会作用，引导居民、单位、企业及社会组织开展群防群治。

街道宣传、文化等部门也在依托街道公众号、微信群等新媒体开展通俗易懂、声情并茂的宣传，宣传防骗常识、诈骗案例，不断提高群众的防骗意识。

公安、市监、企服等部门以楼为单位、“楼宇经济”为重点，对写字楼、公司进行逐栋、逐个上门登记摸排，广泛搜集、梳理、摸排电话网络诈骗犯罪线索，实现辖区全覆盖。

前一段时间，街道相关部门联合派出所开展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进小区集中宣传以及专题电影播放进小区等活动，街道平安建设部统一制作了x万多份“致居民防范诈骗一封信”、“防范知识宣传折页”以及宣传画等宣传资料，各居委会正在开展入户宣传发放和楼栋张贴。

同志们，从今年开始，未来几年每个年份都是重要的历史节点，尤其是今年，既是大事喜事多的一年，也是敏感时间节点密集的一年。根据省委、市委、区工委的部署要求，XXX街道将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强基础防风险”工作，落实开展“三个一”工作，即召开一次专题联席会议、进行一次下沉网格走访、解决一批物业管理难题。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专题联席会议，就是要以“防电信网络诈骗”为突破点，积极推动基层党组织“强基础防风险”持续有效开展。从近期情况来看，经过近一个月的工作，XXX街道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虽有一定的下降，但离XX市及开发区管委会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这项工作也是一项长期性工作。请各联席成员单位迅速行动起来，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统一思想、凝聚力量、联系群众的优势，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做好风险防范工作，减少群众损失；请各居委会党支部每周至少组织一次下沉网格活动，广泛走访居民群众、小微企业、社会团体等，收集掌握民情动态，排查调解矛盾纠纷，深入排查重点单位、涉访重点人群等，做到风险隐患发现在早、处置在前、解决在小；请街道各科室、居委会会同物业公司、业委会等主体，排查梳理损害公共利益、扰乱小区持续等行为，综合运用民主协商、行政执法、依法维权等多种途径，解决好问题。

同志们，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基层党组织强基础防风险的重要意义，要积极推动“三个一”工作的持续有效开展，要形成常态化、长效化的强基础防风险机制，从而营造和谐宜居的街道环境，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