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制造业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机制研究以德阳重装基地为例 上

第一篇：装备制造业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机制研究以德阳重装基地为例 上

装备制造业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机制研究以德阳重装基地为例（上）

2013年01月24日 15:12 来源：《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年第4期 作者：樊玉然 字号

打印 纠错 分享 推荐 浏览量 103 摘要：企业网络组织是介于市场与一体化科层组织之间的中间组织形态，也是一种资源配置和生产组织方式。企业网络组织出现并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相较于市场和一体化科层组织而具有的较高效率。充分发挥和利用这种较高效率使得研究该组织的稳定运行机制成为必要。本文以德阳重装基地为例，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内揭示出保证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从降低机会主义收益和提高机会主义成本两方面探究了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的机制。

一、引言

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纵向产业组织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垂直解体与网络化(李晓华，2005)[1]。垂直解体是指原纵向一体化的企业将价值链上的一些不具优势的环节剥离出去，由其他独立厂商承担，而自己则专注于具有核心能力的环节。网络化是指垂直解体后，资源配置方式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体化的科层组织回到市场，而是倾向于形成企业网络组织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如日本汽车业的分包制)。由于技术经济外部环境的变化，很多产业于最近几十年涌现出各种企业网络组织形态，如产业集群、特许经营、战略联盟、虚拟企业、企业集团、外包制等。企业网络组织大量出现，是由其独特的性质和较高的效率决定的。

装备制造业也出现了纵向产业组织垂直解体与网络化的趋势。本文以德阳装备制造业为例，研究企业网络组织的性质、效率和稳定运行机制。企业网络组织的性质和效率是该组织稳定运行的关键和基础，而以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为重点的治理机制则是该组织稳定运行的保证。对稳定运行机制的研究，有助于改善企业网络组织的治理及充分发挥该组织的较高效率。

二、企业网络组织的性质和效率

1.理论回顾

企业网络组织(又称中间性组织或准纵向一体化)是介于市场与一体化企业间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其表现为对完整产业链更为合理的分割和整合，也表现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至于配置资源的机制，对于市场来说，是价格机制；对于一体化企业来说，是命令或计划机制；对于企业网络组织来说，是合作机制和信任机制。

Ronald Coase(1937)对企业性质的开创性研究，导致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企业“二分法”的认识。在“二分法”的基础上，学者们研究出了更符合现实经济世界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三极制度框架”。该框架指出，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并非只有企业和市场两个极端，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关键词：装备制造业，企业网络，网络组织，企业收益 在中间地带大量存在的各种组织形态兼具市场和一体化科层组织的部分特征，这些组织即为本文所称的企业网络组织。

一些学者较早研究了企业网络组织现象。如G.B.Richardson(1972)摒弃了把企业看作是市场关系海洋中的有计划协调的岛屿的观点，认为更接近现实的企业间的关系是一种把企业联系在一起的合作和隶属网络[2]。Oliver E.Williamson(1985)在研究合同关系的治理时，将各种交易划分为三种类型：市场交易、一体化科层组织内部交易及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兼有二者特点的交易。Williamson曾经认为，中间地带的交易很难组织，是不稳定的，但后来也同意，中间地带的交易才是更普遍的形式，走极端的情况非常罕见。他认为，更多地关注中间序列的交易，有助于加深对复杂经济组织的理解[3]。Rikard Larsson(1993)提出了用“三极制度框架”(市场、组织间协调和科层组织)来取代“两极制度框架”(市场和科层组织)。相对于Adam Smith将市场称作“看不见的手”以及Chandler将科层组织称作“看得见的手”，组织间协调被Larsson形象地称作“握手(Handshake)”。

企业网络组织之所以会出现并不断发展，关键原因在于其具有较高效率。相较市场，企业网络组织可节约交易费用；相较一体化企业，企业网络组织可节约组织费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交通和通讯业的发展等外部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使得纵向一体化对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效应趋于弱化，并使得企业网络组织具备了较高效率，从而促进了纵向产业组织的垂直解体和网络化。

2.对德阳重装基地的考察

考察德阳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其纵向产业组织经历了一个垂直解体和网络化的演化路径——从“大而全”的一体化企业过渡到企业网络组织。以德阳重装基地的核心企业之一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为例，根据我们的实地调研得知，20世纪90年代及以前，二重的生产组织的特征是高度纵向一体化，产品的零部件自制率很高，外协规模很小，同时，与协作配套企业的关系也不够稳定。2000年开始，二重的协作配套迅速发展。如在2005年，二重的协作配套企业达到275 家，二重的协作生产体系具有企业网络组织的特征。

德阳装备制造业企业网络组织是基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而形成的。以二重为例，该公司的外协主要由两种因素促成：一是自己不具备自制某些零部件的能力，如电机、减速器；二是出于经济上节约成本的考虑，例如通用、标准阀门的生产。这些零部件如果自制，由于自身的需求有限，投入专用设备不经济，而交由协作配套厂商专业化生产，则可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带来成本节约。

德阳装备制造业企业网络组织包括两种成员：核心企业(大企业)和协作配套企业(中小企业)。核心企业包括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二重)、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东电)和东方汽轮机厂(东汽)等；协作配套企业数量较多，在2005年底就已超过300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66 家。核心企业与协作配套企业之间关系密切，这种关系属于企业网络组织的范畴。从技术经济联系来说，这种关系属于产业链(或价值链)的上下游环节之间的产业关联关系；从契约角度来说，这种关系属于集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隐含契约)于一体的关系型契约。

三、企业网络组织稳定运行的机制

企业网络组织相较于市场和一体化科层组织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和较高的效率是该组织大量出现并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为保证企业网络组织的稳定运行，还需要一些机制的正常运行。这些机制从降低机会主义收益和提高机会主义成本两方面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从而保证企业网络组织的稳定运行。

1.对稳定运行条件的博弈论分析

通过降低机会主义收益和提高机会主义成本可以保证企业网络组织的稳定运行，这可以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内得到解释。根据德阳装备制造业企业网络组织的实际情况，我们选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理论中的KMRW 声誉模型(Reputation Model)(Kreps、Milgrom等，1982)来探究其稳定运行的条件[4]。

KMRW声誉模型认为，在T阶段重复囚徒博弈中，如果每个囚徒非理性的概率为p＞0(非理性即合作类型，只选择“针锋相对”或“冷酷战略”)，如果T足够大，那么存在一个T0＜T，使得下列战略组合成为一个精炼贝叶斯均衡：所有理性囚徒在t-T0阶段选择合作，即抵赖；在t＞T0阶段选择不合作，即坦白。非合作阶段的数量T-T0只与p有关，而与T无关。

假定装备制造业企业网络组织内只存在核心企业和配套企业。并且做出假设：(1)核心企业有投机和合作两种类型，概率分别为1-p和p；(2)配套企业只有投机一种类型；(3)投机的企业可以选择任何战略。合作类型的核心企业只有“针锋相对”(Tit-for-Tat)一种战略：开始选择合作，然后在t阶段选择配套企业在t-1阶段的选择，即对方合作自己就合作，对方投机自己就投机。阶段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之间的阶段博弈

假设支付矩阵满足：γ＞α＞β；γ≥β-α；(α-β)/(r-β)≥(α-β-γ)/(γ-α-β)。假定支付是阶段博弈的支付贴现值之和，贴现因子δ为1。博弈的顺序为：①首先选择核心企业的类型。配套企业知道核心企业是投机型的概率为1-p，是合作型的概率为p；②进行第一阶段博弈；③观测到第一阶段博弈结果后，进行第二阶段博弈，并依此类推。

考虑博弈重复三次的情况。如果p≥(α-β)/(γ-β)，可证明均衡解如表2所示。证明过程简述如下：

表2 博弈重复三次的均衡

注：S代表投机，C代表合作。

首先考虑投机型核心企业在第一阶段的战略。给定配套企业在第一阶段选择C，如果投机型核心企业选择C，配套企业的后验概率不变，因而配套企业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分别选择C和S，投机型核心企业的期望支付是γ+α；如果在第一阶段投机型核心企业选择S，则暴露了自己的投机特征，配套企业将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都选择S，投机型核心企业的期望支付则为2α。根据假设γ+α=2α，则投机型核心企业在第一阶段的最优选择是C。

（作者单位：四川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第二篇：研究计划书：公知的媒介权力在网络社会中的运行机制与策略分析——以《穹顶之下》为例（模版）

传播学现象研究计划书

题目：公知的媒介权力在网络社会中的运行机制与策略分析——以《穹顶之下》为例 指导老师： 作者：

关键词：媒介权力 公共知识分子 网络社会 全媒体传播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 第二节、研究目的 第三节、研究方法与步骤 第四节、研究架构

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国内外研究现 第二节、研究成果 第三节、发展趋势 第四节、存在问题 第五节、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动机

2015年，一部片长103分钟的纪录片，获得了突破2亿次的点击量。这场引起全国性聚焦的互联网事件——《穹顶之下》的演讲爆火——的发生，让人们不得不对影响力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据统计，截至2月28日20点30分，纪录片在各网络平台已累计播放超过3500万次，发布12个小时后，其点击量已经突破了600万次，评论超过1.2万条，并以每小时新播50万次的播放量迅速增长，创下严肃题材公益类长视频的播出记录。截至3月2日上午9点30分，《穹顶之下》在国内各大视频网站的总播放量突破2亿次，在中国

16.49亿的网民中，可以说将近每3个人里面就有1个在看《穹顶之下》。

作为央视前记者，声音消失在公众视野数年，其间甚至有负面新闻缠身，一复出，迅速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波澜，某公众人物不禁感叹：柴静的翻身仗打得实在漂亮。作为一名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前央视著名主持人，柴静又一次成功地运用她的话语权，将网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雾霾对人们健康的危害的重要性上来，进而影响议程设置。在随后发表的2015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里，汽车再度成为了关键词。因此，作为媒介权力的附着者，公共知识分子兼前央视著名主持人的柴静，她话语权力无疑是显著且强大的。

因此，笔者希望从所接触的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两个角度，制定对《穹顶之下》这一热点事件进行分析研究的计划，为将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第二节、研究目的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人类文明，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网络社会时代。虽然它建立的基础的确是传统社会（现实社会），但社会权力结构在消解和重构中形成了新的权力结构体系，因而对社会的既有规则的很多方面带来冲击。因而带来了网络社会问题，对道德、法律等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国家主权和社会文化也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在以《穹顶之下》为代表事件中，柴静团队所爆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在网络社群中的话语影响力是现象级的。因而，相比之下，我们主流媒体在控制舆论时特别是面对网络舆论这个“新对手”显得仍有许多可以改进之处。对于媒介权力的运行机制于策略，本研究将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以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理论为基础，研究分析网络社会中的媒介权力的运行机制与策略，进一步分析柴静团队在《穹顶之下》讲演体现的“互联网思维”的互联网传播手段的工作，从而得出有价值的实践经验，为媒体如何更好使用媒介话语，彰显媒介权力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传播模式范本。

第三节、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研究以调查法、文献研究法为主轴，配合个案研究对案例《穹顶之下》进行实证分析与探讨。

在研究之初期阶段，运用文献研究法，查阅网络社会、媒介权力运行机制等相关的学术研究资料案例分析，充实理论功底，具备一定的案例分析理论和案例分析的能力。这些权力理论应包括马克思、马克思韦伯、安东尼吉登斯和福柯等人的观点。

在具体的案例分析之中，调查法是最主要的办法。通过问卷调查法、观察法等方法，调查网民对于《穹顶之下》的直观感受，进行意见调查。同时辅以定量分析法，通过百度指数等渠道搜集网络舆情，通过比对数据，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最后，对于柴静团队的运作全程做一个梳理，对于它的运作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对互联网的作用，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在网络社会中引发爆炸式关注的现象的原因，从而分析出其运作机制与策略。

1统计数据来自百度指数和前沿网媒钛媒体

第四节、研究架构

（结构图）

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研究现状

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权力概念，一般指的是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传播者所具有的因其对传播资源和传播渠道的占有，而对于接受者、权力机构甚至整个社会所具有的效果。媒介权力时指支配者通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者（大多数实在不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在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上服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1]。王怡红转引自乔治•格伯纳的经典解释:媒介权力这一术语具有双层含义,一为它可以被理解为,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或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二为具有事件得以发生和影响事件怎样发生,界定问题以及对问题提供解释与论述,由此形成或塑造公共意见的种种能力[2]。

在探讨媒介及媒介权力发展问题方面,国内外学者片中的角度有所不同。在权力结构中分析媒介权力是西方学者的一贯视角,而关于媒体如何促进民主社会的发展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着眼点。例如乔•巴德尔与里因•海因斯提出要建立一种超越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模式的贴近民主的传播模式,并强调媒体社会责任重要性[3]。卡斯特尔则分别从商业媒体、多形态网络下的政治选举、草根媒体与新媒体等角度论述权力领域建构中的媒体发展[4]。詹姆斯•卡伦则从媒体与市场、政府、民主关系的分析中提出从公民媒体领域、专业性媒体领域、社会性市场的媒体领域、私营媒体领域来走媒体民主化之路[5]。而国内学者则多从当今媒体权力的异化与规制分析或批判角度来分析,如赵继伦在《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6]、田大宪在《媒介的权力及其异化》[7]中分析了媒介异化的内在原因，丁铂铨在《略论媒介权力》一文中的落点即放在了媒介权力规制问题探讨之上[8]。又如尹力在其博士论文《媒介权力的畸变——“结构—行动”互构视角下的媒介变迁及其负面效应研究》[9],张壁耕在其硕士论文《当前我国媒介权力的异化与制约》[10]等文章中都对媒介权力的异化与规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中曾提出：新媒体的出现一方面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从而冲击现存的威权机构,导致其内部的激化和冲突；另一方面则有时绕开已经建立的媒体传输机构,发布遭限制甚至禁止的信息,以此来破坏社会已有的权力机构。[11]因此，在新媒体时代下，媒介权力所处的社会权力场域与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的媒介权力已然不同的背景下,媒介权力对于整个社会权力关系及结构的作用也大为不同。因而，有必要将媒介权力置于新媒体环境下对传统权力结构的冲击与重构上来研究，探寻在冲击与重构中，一种新的管理和控制的策略。

第二节、研究成果

在已有的媒介权力的研究中，对于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权力的运行规则有较为普遍的研究，同时作为网络社会中的新兴领导力量——意见领袖的特点与管理方法也有较为全面的分析。作为开放性的复杂社会系统，特别是在热点事件发展过程中，网络媒介权力独特的运行规则主要体现为三个层面的主体——个体（网民）、种群（媒介类型）、系统（外在环境主体）。每一层面的具体运行机制包括运行路径、运行介质、运行规则与运行测量四个维度，最终分别形成劝说性权力、权威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在三种权力类型整合运行的过程中，关于热点事件的主导性议程得以凸现，即网络媒介权力最终实现其效用。[12]在热点事件观点出现多元化态势时，少部分网民中意见领袖（opinionleader）以具有指导性的见解引发其他网民的共鸣，形成一个围绕此主题开展的互动链条，促进主导性议题的最终形成。网络社会中的特点的综合效应下，意见领袖在其中处于领导地位成为必然，成为导向公众意见的力量。以微博为例，在众多的使用者之中，“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备受关注，他们以其心怀天下的责任感、深厚的文化底蕴、敏锐的洞察力以及严谨的分析能力，成为微博上影响力较强的意见领袖。在约束意见领袖方面，学者认为，应该坚持“七条线”：即法律法规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底线[13]。以“七条线”为中心，制定网络行为规范与网络监管暨激励机制，是建立良性的微博意见领袖生态的必然选择。

网络社会发展至今又有了新的特点，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网络公民（网民）的进一步成熟，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出现了移动终端的全面普及和媒介平台的多元发展。在媒介权力领域中微博影响力的式微，微信等新一代平台的崛起，使得媒介权力的格局又有了新的变化。因此，通过全网全媒体的传播面进行话语发布，成为了“公共知识分子”占领媒介话语权新高地的不二法门。柴静团队与他们的《穹顶之下》就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第三节、发展趋势

当今的国际形势，从新世纪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利益的博弈使国际竞争态势呈现了新兴民族国家与传统发这工业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博弈日趋明朗化。特别是在西方国家对华发展战略中，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一直没有停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阿拉伯世界成功输出革命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通过社交网络如推特和脸书来进行隐蔽而高效的渗透与煽动。

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的网络覆盖率与新媒体的普及率遂逐年提高。(参见表-1)

根据《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5（2014）》，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50%，手机网民超过5.5亿人。随着4G网络和智能移动终端的进一步普及，中国手机网民的数量与互联网普及率将继续高速增长。香港《紫荆》月刊7月号发表文章指出，“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共存在较强的意识形态偏见甚至敌视。冷战结束后，虽然严格意义上的东西方对抗不存在了，但是潜意识的排斥和敌视依然存在。”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新的形势下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采取法律保障、制度规定、思想宣传和教育引导等方式,有效地确保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14]。在大众媒体进行社会主旋律宣传的同时，在网络社会中打开突破口，正是拥有网民代言人与意见导向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在呈现出新特点的网络社会中，懂得运用同时也有力量进行全网全媒体发声的公共知识分子将成为网络社会舆论引导与管理的一个重要角色。

此外，在《穹顶之下》的案例中，还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朋友圈刷屏为代表的自媒体人际传播。在微博使“人人都能建立大众传播平台”风潮过后，一种基于熟人的更加有效的网络人际传播——微信朋友圈正迅速崛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融合，信息交换频率的加快、信息扩散效果的增强以及传播者的天然广泛分布使得网络传播的广度与渗透性空前强大[15]。与此同时，信息的良莠不齐，使得“阅读风险”与信用成本增加，这个困局中有必然导致拥有权威的媒介权力可以抢占先机。

第四节、存在问题

从新闻传播角度而言,对于媒介权力的研究大致有三个方向 ：一是传统的效果理论,侧重于媒体对受众、群体乃至社 会的影响力；二是多从批判角度出发,从以政治经济分析、文化研究等角度透视媒介权力的强大 作用及其异化畸变；第三则是媒介研究理论下的媒介中心论,主张媒介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 用,其代表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上三大研究角度可以发现，媒介权力的概念定义至今在学界依然没有达成共识，而仅有的几位专家解释也多为描述性、概括性界定[12]。上文给出的两种概念的定义都着眼于媒介的影响、支配、操纵能力，基本侧重于效果研究,而且潜在的权力框架也是对抗性的,对媒介权力所处的复杂权力场域缺乏应有关注。

另外，在公共知识分子在全媒体发声的研究目前基本还是空白，在本研究中将把公共知识分子的媒介权力手段放入全媒体传播的特征等理论中研究。

第五节、主要参考文献

[1].吴予敏.帝制下的媒介权力［J］.读书.三联书店,2001(3)[2].王怡红.认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的历史与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2)[3].乔•巴德尔,里因•海因斯.论贴近民众的传媒模式:超越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模式[M].谢小芳译.国际传媒政策新视野.金冠军,郑涵,孙绍谊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06:230 [4].曼纽尔•卡斯泰尔.网络社会中的传媒、权力与反权力[M].孙绍谊,张程译.新媒体与文化转型.郑涵,孙绍谊主编.上海三联书店,2013:244-250 [5].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M].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83 [6].赵继伦.论大众媒介权力的滥用及其社会控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4)[7].田大宪.媒介的权力及其异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34(6)[8].丁铂铨.论媒介权力[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8(3),19(2)[9].尹力.媒介权力的畸变——“结构—行动”互构视角下的媒介变迁及其负面效应研究[D].南京大学,2011(8)[10].张壁耕.当前我国媒介权力的异化与制约[D].河北经贸大学,2011(4)[11].詹姆斯•卡伦.媒体与权力[M].史安斌,董关鹏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8 [12].郝雨 路阳.媒介权力运演及社会权力结构嬗变[J].上海大学,2004:44 [13].吉珍霞.公共知识分子的微博意见的领袖作用及依托研究［J］,2014(9)[14].刘卫东 荣荣.网络时代的媒介权力结构与社会利益变迁［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15].罗昶.从孟买恐怖袭击事件中的“自媒体”传播看公民新闻背景下的媒介权利转移[J].国际新闻界，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