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民魂是最可宝贵的——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五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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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惟民魂是最可宝贵的——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

惟民魂是最可宝贵的
——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

刘新如

2014年07月30日 来源:解放军报

“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最有希望的民族”。我们对发生在120年前中日甲午战争的关注,不仅在于风云激荡的2014正值两个甲子之年,更重要的是从中真正获得刻骨铭心的历史启迪。这一段历史实在是太惨痛了,这一次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关于甲午战争的败因,人们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制度、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的层剖缕析,足以构成振聋发聩的启示长卷,但其深层原因还应从“人”——晚清中国人的国民性视角做深入的探究。因为战争的核心是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更是人的崛起;一支军队的强大,首先是人的强大。当前,在我们党带领我们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历史时刻,通过甲午战争之败的国民性反思,锻造强大国民,砥砺民族精神,凝聚国家力量,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镜鉴意义。

国民意识祛除“奴性”“看客”等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才能真正摆脱落后衰败的民族命运 爱因斯坦说过:“优秀的性格和钢铁般的意志比智慧更重要。”“国民性”,顾名思义,即一国民众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共同性格,包括社会心理、精神特质和行为方式等,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走向。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日清战争的经验时认为,日本人的国民意识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一个现代国家,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十九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洋务运动比明治维新早8年。但在“立人”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不像大清王朝停留在器物层面,而是提出“和魂洋才”的口号,致力“去旧更张”,打造现代国民,抓住了变革的精髓,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变革,是“人”的革命。短短30多年,通过建西学、改兵役、撤藩置县、清田亩、鼓励民间资本和开展“自由民权”运动等一系列措施,日本奠定了国民国家的基本国家模式。民众逐步有了“清醒的个性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政治上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力,在经济上有财富支配权,从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民,萌发了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认同。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国民的步调是一致的,没什么左翼、右翼之分,都认为他们打的是“国运相赌”的国家战争,从上到下像吃了激素一样处在极度亢奋之中。日本天皇自勒腰带,带头每天减少一顿饭,每年从内库中拨给海军30万日元。广大民众竞相仿效,解囊捐助,就连社会底层最卑微的妓女也慷慨拿出卖身钱支援前线。当时到日本去的中国人带回这些见闻,在京城茶楼酒肆居然被传为笑谈。甲午前夜,沉睡的中华民族尚未睁开惺忪的眼。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大国。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称帝起专制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愈益严酷的皇权专制制度严重扼杀了国人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看看那些清朝的宫廷剧,口口声声“奴才、奴才”。无论是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无不自称“奴才”。一个“奴”字,把中国人的“奴性”人格或曰“臣民”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政治架构下,人们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天长日久,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逆来顺受,麻木不仁,“奴性”与“看客”心态发展成为民族性格中的突出特征。因此,当国家遇到危难时,老百姓自然都将自己当作“局外人”,国事任由肉食者谋之。在和日本作战的整个过程中,居然只有李鸿章的淮军在参战。皇帝下了几道诏书,调遣南方的部队和军舰都调而不动。当日军攻到山东时,守土抗敌的清政府招募新军竟然招不到,而日本计划增兵20万,但因报名踊跃实际招了24万多。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在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刚刚打过的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争。尤其令人惊愕和耻笑的是,北洋舰队船只被围在威海卫港向日军投降时,鱼雷巡洋舰“广丙”号管带竟然提出,本舰属于广东水师,只是参加海上会操才来到威海,此时“应予放行南返”。在其心目中,好像不是自己的国家而只是北洋水师同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这样的历史细节是颇有意味的!“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朝野上下普遍缺乏国民意识,可以说是当时中国与日本在近代转型中的最大差距。拨开历史迷雾,这才是甲午战争惨败的一个“命门”。中国虽是文明古国,但国家、民族、主权这些近代政治概念,是19世纪末才引进中国的。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建立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制度;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欲维新我国,当维新吾民”;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将“国民心理建设”放在首位;李大钊提出要对国家与国民进行“物心两面的改造”;正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有感于电影短片中中国人被砍头时围观同胞的“看客”神情,愤然弃医从文,拿起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手术刀”。甲午战争的惨败终于激起了国民意识的觉醒。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来说是独立的力量,马上就变为第一个支配人的精神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自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兴起,北伐及大革命时代成长,“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族抗战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高涨之时。倘若甲午战争时,国人便有这样的觉醒,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有可能重写。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塑造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国民精神。在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下,中国从五千年王朝之“天下”,成为亿万人民之“国家”,由此演绎了波澜壮阔的现代转型,造就了震古烁今的历史传奇。国民意识的培塑,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或一劳永逸的。当今世界国家和地区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因此,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其成功的先决条件”。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必将陷入困境;而人的现代化的根本,就在于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国民意识,并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正是今天重新触摸甲午战争的历史伤痕,我们应当从中获得的深刻启迪。

信仰一个国家、民族的强大,不能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取胜“天朝上国”并无多大把握,最终下定开战的决心,有一份情报起了重要作用。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在中国潜伏多年的基础上,向天皇提交了一份详尽的奏章《中国大势之倾向》,直指大清国的“软肋”——“人心腐败”。奏章分析认为,中国的腐败并非只是官场独有,而是全民丧失信仰,“朝野滔滔,拜金风靡”“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察一国,如同察一人,先洞察其心腹,然后其形体„„近清国之外形虽日新月异,实是一虚肿之人,元气委靡,不堪一击”。这位王牌间谍还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小太郎此论分析之透彻、认识之深刻,可谓切中要害,放到今日,仍发人深省。谈到旧中国的国民性,人们常讥之为“一盘散沙”。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社会生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共同的社会信仰、统一的国家意志,缺乏凝聚全民族的精神支撑,人们各为其主,各谋其私,各争其利。甲午战败,某种程度上同样败在一个“散”字。在权力中枢,有帝党和后党之争,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两派为最高统治权明争暗斗;在朝廷内部,有主战与主和之争,朝中大臣从各自既得利益出发,偏执一词,导致清廷对日决策忽东忽西,朝令夕改。以李鸿章、左宗棠分别为首的两党,不顾外敌压境,在“窝里斗”方面不遗余力,乃至衍生出丁汝昌、叶志超等无能之辈去前敌“挑大梁”,而其他派系军事力量作壁上观。国内外学者将甲午之战称之为“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是颇有见地的。这就好比一麻袋土豆,看起来是整体,但内部却是各自分离的,凝聚不起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怎么能够打赢一场攸关国家命运的战争?据载,甲午海战后期,北洋海军在威海一带形成防御,日军一时无法攻击,便给了当地乡民一点儿钱,只为区区蝇头小利,乡民竟把敌人自引家园。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抗日将领卫汝贵妻子给他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正是将家室安逸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开赴前线之前已将23万两饷银运回家中,战争打响之后便和叶志超弃城狂逃五百里而“勿当前敌”。此信后来竟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戒其国人。在取得甲午之战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说,最想感谢的就是小学教师。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士兵大多受过小学教育,文化提升了他们的思想,提升了他们的战斗力。而中国士兵和俄国士兵则多是文盲,当兵只是为了混口饭吃,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美国诗人惠特曼有句名言:“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没有信仰,就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土。”把“信仰”与“国土”联系在一起,看来大有深意存焉。如果国人多唯金钱、好处是瞻,甚至不惜当汉奸也无所谓,我们民族利益还有保障吗?我们国家还有真正的边界吗?一个人不能缺失信仰,没有信仰的人等于没有灵魂;一个国家不能丢弃信仰,没有信仰的国家不会自主强大;一支军队不能淡化信仰,没有信仰的军队就会一击即溃。从亚历山大帝国到罗马帝国,从阿拉伯帝国到奥斯曼帝国,从波斯帝国到蒙古帝国,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离不开精神和信念的激励,而从兴盛到衰落,也无不是从精神萎靡、信念失落开始的。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以高度的自觉肩负起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使命,并将为老百姓谋幸福的信仰化作顽强的精神信念。正是为信仰而战,为正义而战,为民族解放而战,使我军将士有了崇高的思想觉悟,从而书写了战争史上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回望百年中国史,几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探索,其意义不仅在于完成了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更在于她用“信仰”的力量将中华民族空前地组织起来,为之后中国一切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和民族,贫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空虚。缺失了理想信仰,跌破了道德底线,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只有铸牢国家和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甲午战争失败悲剧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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