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为何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第一篇：管理学为何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管理学为何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

——近代西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管理学的产生

管理是人类社会有组织地追求目标必不可少的活动，管理理论是实际存在的管理活动及其职能、目的和范围的主观性反映。管理成为一种理论，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管理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形成了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管理理论及现代管理理论等一系列管理理论。

从有组织化活动开始，便有了管理活动，但管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对管理知识进行了系统化的综合。管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其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先是在经验管理中，根据实践对具体的知识加以抽象，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系统的科学管理理论。随后，根据客观的实践需要，在具体运用科学管理理论这一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从孤立地研究工人个体发展为研究组织整体，从而形成了组织管理理论的知识体系。又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基于核心能力的既合作又竞争，形成了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管理学研究便向着组织间管理方向发展。可见，管理学的发展经历了工厂管理、组织管理和组织间管理三个阶段。而且在管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的理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代替，而是相互补充与系统整合。

虽说管理作为一门科学应用到实践中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然而中国管理学的真正发展却是在1978年以后，是以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工业化进程为背景。短短30多年，中国的管理学科在大量借鉴西方管理理论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初期，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曾对我国初创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但是根植于西方价值观的西方管理模式难免也会导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更无法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融合。现代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这样评价：“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很多东西可以引进，资金可以，机器可以，甚至先进的技术也可以，唯有一样东西——管理者不能引进。中国应该培养属于自己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只有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并为管理者所应用，才能培育真正强大的中国企业。”5000年前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推动和成就了世界上最富饶、最强盛的华夏帝国，形成了丰富的、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然而，为何管理学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东方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通过查阅资料及小组探讨，我们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将产生该问题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四个因素：

一、经济因素

与现代很多理论一样，管理理论是在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管理活动实践需要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类进入18世纪下半叶时，英国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以蒸汽机、内燃机、电动机的广泛推广和使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使传统的小规模手工工厂一跃成为社会化大生产性质的工厂。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近现代工厂的出现，向传统管理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机械化自动化大生产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证生产的连续性、节奏性和均衡性？在产量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怎样去保证产成品的质量和标准？工人与工作是否可能实现协调运转、有效生产？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管理活动主要局限于教会、军队、政府，可是正在兴起的工厂制度所提出的管理问题，同以前所碰到的问题完全不同。天主教会可以用教义和信徒的虔诚来组织管理它的财产；军队可以用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权力结构管理大批官兵；政府机构可以不必对付竞争或获取利润而展开工作。可是，新工厂制度下的管理人员却不能用上述任何办法来确保各种资源的合理使用。生产实践的飞速发展要求人们必须从理论的高度来思考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完成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19世纪末，资本主义竞争越来越激烈，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垄断组织，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竞争的优势必须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基础。为了解决当时工厂面临的市场和竞争者问题，产品质量和成本问题，工人的管理问题等，迫切需要提高和完善当时的管理的制度。可见，西方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以及现代企业对科学管理的迫切需要，为现代管理学的诞生打了坚实的基础。工业革命的直接成果是工厂制度的建立，而工厂制度对管理又提出来客观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催生了西方的现代管理学理论。与此同时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处在风雨飘摇的清朝末期，未出现像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中国仍然是以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为主体，虽然催生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但仍改变不了中国经济的性质，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腐朽的封建制度和西方的侵略，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中国没有发生过像工业革命这样大的经济革命，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工业化”只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成果而已。当时的中国已完全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西方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资本输出的场所，处于萌芽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在我国生产力低下，几乎没有对管理理论的需求的背景下，管理理论未能在中国得到良好的发展。

二、学科互动因素

经济的高度发展，使西方不论是在社会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方面都比中国大大先进，而这些学科的发展又为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营养。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贝尔、爱迪生等人的一系列技术发明，为美国的工业化插上了翅膀。管理科学的学科边缘较为模糊，涉及面宽，许多学科都容易向管理学渗透，其中既有来源于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原理，也有来源于社会科学的概念和原理。与此同时学科之间分化和综合的矛盾也促进了管理理论的发展。就我国而言，生产力基础的薄弱使各学科的渗透性不强，这样由于缺乏相关学科的渗透，管理学孤掌难鸣，体系亦因此难以构建和完善。

三、政治因素

十九世纪的中国正处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封建社会历经了几千年已走向衰落。封建君主统治黑暗腐败，权利过于沉重，加上长期闭关自守，社会经济和人民思想的严重束缚，不可能有所成就。明清政府都实行对内强化重农抑商的政策，限制工商业发展，束缚了生产力，如禁止私人开矿，规定布坊中的织机不能超过限定数量，对私营商业课以重税等，缺乏市场竞争，技术进步也步履维艰。明清政府闭关锁国，海禁便是自明朝开始的。到了清朝，更是变本加厉，一度规定“寸板不得下海”。康熙二十三年收复台湾后，沿海贸易有所恢复，但康熙五十六年重申禁海令，规定只能造不适合远航的平底船；私自卖船给外国者斩。这直接导致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往来大为减少。而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则是一个民族不落伍、不被淘汰的关键。从1840年到1905年，中国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中。中国政府卑躬屈膝，疲于处理来自列强的各种无理条约，根本无暇顾及中国的经济发展，最后只能被动接受更为先进的西方技术，从时代的大背景下，失去了现代管理学发展的客观条件。反观西方国家，在我国固步自封的同时，西方国家不断发展，特别是两次工业革命后，西方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解放，以英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都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阶段。在14至15世纪，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经济结构的巨变，政治上的导向，都促进了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西方政府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社会民主自由的风尚逐渐传播来，成为了管理学发展的摇篮。

四、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形成的合力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管理学在西方的兴起。

（一）封建思想根深蒂固

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仅仅是为封建国家服务的，传统教育体制僵化，创新型人才匮乏。1905年，清朝虽然正式废除科举制度，但长期以来的封建教育思想仍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即便各种新思想不断传入中国，如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马列主义等思想，但人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意义上的解放。

相比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经过启蒙运动后，欧洲人民的思想得到普遍的解放，科学社会主义诞生，自由主义盛行，民主国家逐步建立及完善，资本主义制度达到对全球的统治。

中国的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让经济以及政治发展停滞不前，人们依然处于传统的生产及思维模式中，而西方自由开放的思想下的经济、政治发展形势良好，为近代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与精神基础。

（二）“整体性”与“解析性”

中国人感知的世界由“整体思维”主导，也就是将组织作为一个对抗外部的整体，而忽略了这个组织内部也需要设计正规的管理流程以及协调各个职位的工作，这种“对外”的管理方式，导致中国很难产生类似于流程管理、分工管理等管理理论。

西方人感知的世界由“解析思维”主导，产生管理学理论也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础，认为管理是客观的、知识性的、工具化的手段。在他们看来，管理既可以通过数学工具对其进行定量的描述，也可以用数学模型控制流程和预测结果。

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管理学理论在西方更能形成工具性的理论体系，进行客观的定量分析，形成有根据的预测。而在东方，管理更寄托于某个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与管理能力，带有不确定性，不能形成完善的、可继承的理论体系，没有指导技术操作的方法。

（三）“以人为本”与“理性思潮”

长期以来，中国人崇尚的是“物为人用”、“以人为本”的概念。以此出发，中国人着眼于构建人与组织间和谐的整体关系，对事物的探究也是建立在能为我所用的基础上，从不刻意地去追求确定性、科学性的知识理论体系，传统的管理之道即是管人之道，并把自我道德修养的提升放在首位。

14世纪以后，随着西方现代主义兴起，人文主义得到张扬，这一变化使得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逐渐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三大重要基石。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的提出，是西方理性思维在管理理论中的投射。20世纪30年代以梅奥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学派则代表着现代主义中人文思想在其管理理论中做出的反应。

与西方崇尚理性、科学，倡导人本主义存在明显差异的是，在组织的管理中，中国人强调的是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而忽略了对个人权益的维护和尊重，组织内部很难产生正式的执行制度。

（四）治理方面：伦理与法理

传统的中国社会用“礼乐”来代替“宗教”，“道德”代替“法律”。没有明确的行为准则供个人以及组织来遵循及相互制衡，只有在遇到破坏秩序的行为时，才进行处罚起到防范性的警示作用。

在西方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与法律一直作为维护整个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用宗教规制人们的内心，用法律来限制个人的行为。利用法律进行组织治理的优点是容易量化，并制定相应的标准流程或模式，使得西方的管理理论更便于设计出工具化的、有实用目的和控制性强的管理手段，并以此更合乎理性地去实现治理目标。

东方的管理者通过约束自身并在道德伦理方面取得较高地位来约束别人。这种理念缺乏定量化的标准和严格的工具化手段，在管理科学的实践过程中，缺乏执行的严肃性以及连续性。而西方则能够形成明确的条文作为管理活动的范本。

（五）管理行为的差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在近代西方管理学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通过严密的逻辑规则、循序渐进的推理和准确的语言表述，建立系统、严谨的理论体系。相较而言，在对外部事物进行认知时，中国人通常不是运用严密的理论解析和逻辑推理方式完成的，而是倾向于将认知对象依附于自身价值取向，这种情况使得中国人习惯于安于可知止于未知，轻易不愿向不可知的领域求知探索。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演变的轨迹相较，缺乏精确地认识事物和严密地分析的思维传统。这不得不说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和理论发展滞后的关键性因素，也是中国管理学一直只有形而上的思辨，而缺乏可操作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的重要原因。

（六）管理原则的差异：“贵和持中”和“相互制衡”

“贵和持中”是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看重的是和谐。表现在管理行为上，则是力求实现人际关系协调与组织和睦，并不强调对个人行为的约束。西方管理理论基于“经济人”的假设，提出的一条重要组织原则就是权力制衡，这也是现代管理理论中，公司治理、激励－约束等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因此，在管理活动中，西方的管理理论在组织内部形成很强的约束力，而东方由于没有清晰的管理理论，组织内部也因此变得松散。

（七）社会组织体系差异：“家庭体系”与“官僚体系”

中国的社会或工商管理组织是以家庭为基本的单元体系，具有家国同构和家企同构的特点。长期以来，中国人看重人际关系以及情感互动，轻视市场交换和分工合作。这种组织方式，一方面使得组织可以依赖亲疏远近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结构；另一方面，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使得这类组织很难形成有约束力的管理体系。

在西方，官僚体系为主要的组织形式，体系要求组织内部有持续性的规则、明确的分工、清晰的组织目标、严格划分的层级结构。内部人员依据不同职能要求，享有各自的权利，承担相应的的责任和义务，以适应现代社会分工的要求，促进组织目标实现。西方管理理论重视任职者正式职权行为，在职者的工作行为、职权责任以及管理决定均会以书面形式加以记载和固定。官僚体系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效率并促进了组织运行秩序的建设。

如果把西方管理理论比作是“丛林”，那我们的理论最多只能算做是丛林中的“小草”。我们不能不说，在管理理论方面我们还处于追随西方发展阶段。管理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根植于某种文化和文明之中并带有这种文明和文化的全息特征。西方管理理论是西方政治制度、经济环境、文化价值、思维模式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相比之下，我们在这方面却缺少“营养”。经济条件、相关学科的落后、文化背景、治学方式、管理主体等诸多因素都不利于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应当在把西方的管理学“拿来”使用的同时，对其进行“本土化”，为我所用。总结我国已有的管理思想形成体系，并加以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吴照云，李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形成轨迹和发展路径”，《跨文化管理》，2013年11月。

2.史现明，“近代西方科学起源的若干文化学原因”，《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3年9月。3.李晋，刘洪，“管理学百年发展回顾与未来研究展望——暨纪念泰罗制诞生100周年”，《外国经济与管理》，2011年4月。

4.章迪成，张星伍，“人文视野下的中西方管理思想比较”，《管理学报》，2010年10月。5.雍天荣，易申波，“中国管理理论落后的原因探讨”，《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6.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4月第一版。

7.张文昌，于维英著，《东西方管理思想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

第二篇：《雨巷》为何选择了“巷”而不是“小路”

张兴山

如果有人问：让戴望舒《雨巷》中的“我”徘徊在一条悠长悠长又寂寥的小路上会如何？ 一怔之后，我们立刻会想，“巷子”和“小路”都是走人的地方，二者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在这首诗中，要是把“雨巷”的意象换成“下着雨的小路”或者更简洁的“雨径”，则似乎不妥。到底是为什么呢？

原因也许是这样的：与平展地伸向天际的“路”相比，“巷”中的一切不能够尽收眼底。因为“巷”的两边有建筑物，它限制着我们的视野，在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有限的视野使远方的一切有了一层未知和神秘。这种未知使我们心中的种种憧憬和期待有了立足之地。

可以说，行走在巷子里的体验与我们对于人生的感受有某种相似性。在人生中，几乎每个人都怀着各自的遗憾而期盼着未来。在这种期盼里，时间悄然流逝，旧的遗憾未必能够消弭，而新的遗憾却又接踵而至。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执著地等待着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到来的“戈多”。这正如雨巷中那位痴痴等待着的诗人，他徘徊着，彳亍着。他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失望，却又在失望里怀着憧憬看着前方。只要巷子还没有走尽，他的期盼就不会结束。

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所牵挂的往往不是那些已经满足了的愿望，而恰恰是那些没有满足的愿望。即便是十字架上的镶金，甚至一根灯草，也会使人死不瞑目。或许，人生的魅力不见得在于其有多么幸福美好，恰在于有许多不美好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欲罢不能。

就是这样，诗人撑着油纸伞在雨巷中等待着他的丁香姑娘。尽管最后还是没有等到，但这种等待让他走尽了这雨巷。试想一下，假如“我”不是徘徊在一条下着雨的巷子里，而是漫步于细雨蒙蒙的乡间小路上，一抬头便知远方是否有人，那么，诗人心中可否还有那份美丽的憧憬？ 或许，“雨巷”的魅力正在于此：那里不仅仅有一位若隐若现、若真若幻、可望而不可即、有着病态美的“伊人”，更在于有着一段埋藏着神秘、蕴藏着希望、吸引你一步步向前的未知。然而，在古诗词中，“巷”的意象并不多见，而“路”的意象则比比皆是。诸如“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等等，不一而足。莫非古人仅钟情于“路”却不懂得“巷”的妙用？

非也！其实，古诗词中的“路”多是山路，而非乡间田野上平展的小路。山路两边虽无建筑物，却有山石和树木，且常常蜿蜒崎岖，云萦霞绕。这一点，与房屋掩映的巷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试想一下，如果岑参走的不是山路，则诗中的景象不会是“山回路转不见君”，而恐怕是“故园东望路漫漫”了；如果李白梦游的仙境不是山路，则何必“千岩万转路不定”，或许他早已经“直挂云帆济沧海”了；如果陆游所走的不是山路，那么那句妙绝古今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便失去了依托，这样一来，纵然写出比“柳暗花明又一村”更美丽的景致也难免黯然失色了。

可见，因为多了一分掩映，诗里面便多了几分猜测，几分神秘，也多了一大片可供想象的空间，从而使诗歌生发出绵绵不尽的魅力。

那么，戴望舒为何选择了巷子，而没有选择古代诗人们用惯了的山路呢？这个问题，若从诗人力求脱俗的角度来回答也许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其实，巷子是一个富有城市生活气息的意象，而山路则因为大量山水诗的影响而具有了很多追求超脱、向往自然的意蕴。一个撑着油纸伞，有丁香一样颜色和芬芳的姑娘乃是城市生活的元素，很难想象她能够与代表着超脱和隐逸的山路和谐地融为一体。故而，戴望舒选择了一个巷子来安放他的情怀。这个巷子我们不妨看作现代社会里诗人心中的一条山路，它发源于《诗经》，穿越了唐诗宋词，又在一个属于新诗的时代生根发芽，开出了一朵美丽的奇葩，就是《雨巷》。

第三篇：西方管理学三大定律与公共管理者 ——论如何成为有效而成功的公共管理者

西方管理学三大定律与公共管理者 ——论如何成为有效而成功的公共管理者

张雨佳 2014级MPA 1 请允许我在会在全篇引用西方管理学三大定律，即彼得原理、帕金森定律、墨菲定律。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三大定律，作为西方文化的三大发现，更是西方管理学的三大定律，这不仅反映了西方管理层面上的问题，更折射出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者的不足。现这三大定律抛砖引玉出本文的主旨，如何成为有效而成功的公共管理者。

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由美国管理学家劳伦斯·彼得（Laurence．J．Peter）根据千百个有关组织中不能胜任的失败实例的分析而归纳出来。简单形象的说就是刘翔跑得再快，也不一定能够胜任国家体委主席。但如此简单的事情，往往在公共管理层面或是管理者视角上容易盲目和缺失正确的判断。中国特色的荣誉评价，会将某一领域的专家或杰出人才，过度放大，并将其推向公共管理者的角色。然而，这样缺乏对其管理能力公正考量之后的任命，直接导致了部分公共管理者无法胜任这个工作，或是无法成为有效和成功的公共管理者。因而，我认为成为有效和成功的公共管理者第一条就是摒弃以专才提拔为管理层的不良决策。建立科学的用人观，要人尽其用，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不同的职位，从而提高管理效率。

帕金森定律也可称之为“官场病”、“组织麻痹病”或者“大企业病”。它是由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西里尔·诺斯古德·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于1958年出版的《帕金森定律》一书中提出的。帕金森得出结论：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越来越低下。然而，作为公共管理，则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要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公共事务所实施的有效管理。若管理层得了“官场病”，其效率低下，组织臃肿，更谈不上“有效”二字了，何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要求呢？因而，作为有效和成功的公共管理者第二条就是学会组织机构和人员的合理配备，并且建立学习型的组织，不断公共管理者的能力。对不能胜任的人员需要正确引导。

墨菲定律（Murphy's Law）是西方世界常用的俚语。它的定义是这样描述的：事情如果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通俗的理解就是坏事一想就来。那么作为有效和成功的公共管理者第三条就是管理者需要做好各种应对策略、危机公关能力和良好的心态。这让我不得不提近年来红会与郭美美事件。一个普通的炫富女将“百年基业”的十字会推向了民众信任的边缘。而今，通过郭美美的伏法，则让 民众了解到了事实的真相。可这一切太迟了，作为公共管理者理应第一时间做出积极主动正面的反应和透明的账目，而不是一句“严格调查”而石沉大海，更不是通过媒体捕风捉影来了解事情的始末。这由于公共管理者的管理无效而直接导致慈善这一公共事务的扭曲，是值得所有人反省和思考的。因此，公共管理者需要做好周全的准备，并用积极心态面对以及快速正面的作出正面的应对政策，这些也是成为有效而成功的公共管理者所应具备的素质。

本文以寥寥几笔便通过西方管理学三大定律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略有仓促和不足，但从一定的角度是可以反映中国目前公共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如有机会，希望能与教授更进一步讨论这三大定律与公共管理者的关系。谢谢指导！

张雨佳 2014/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