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经汉译看翻译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建构与维稳作用中山大学魏望东

第一篇：从佛经汉译看翻译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建构与维稳作用中山大学魏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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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卷第4期 2011年8月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Puya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Vol．24 No．4 Aug．2011 收稿日期:2011－04－27 作者简介:魏望东(1967－)，男，广东增城人，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外语教研培训中心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语 言学。

从佛经汉译看翻译对意识形态的消解、建构与维稳作用 魏望东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广东广州510080)摘要:中国历史上的佛经汉译、基督教的汉译和马克思主义翻译的三大个案表明，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

似乎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本文经抽象概括，认为这种影响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四大进程，本文主要以佛经汉译个案为例，并简

单结合基督教的汉译和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对这四大进程进行了详细阐述。翻译具有一种引进异质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文 化功能，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消解大众某些原有的意识形态，在大众中建构起一种新 的意识形态，并在一定的阶段，通过这种特定社会语境下的一些权利机构，这种意识形态的翻译和传播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并

在该社会中稳定下来，成为该社会的主流，但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观上看来，这种意识形态也有可能成为其它意识形态消解的 对象。

关键词:翻译;意识形态;佛经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161(2011)04－0048－05

一、前言

在翻译研究这个多彩的立面体中，翻译的意识 形态(政治)研究以其对翻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 的昭示而独显魅力。人类是社会的人类，从未停止过 交往，交往不停，翻译不止，史前文明我们无所知，但 从翻译是人类交际的必然这点看来，史前的社会必 定也有翻译行为。人类是理性的智慧存在，思考和研 究是其特性，有行为，便有对该行为的思考和研究。最早的翻译研究文字也许是《礼记·王制》中的片言 只语吧:“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 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虽 然是片言只语，却也道出了翻译的社会功能“达其 志，通其欲”。由此可见，对翻译的社会功能与目的的 研究可以远溯史初。近年来，随着翻译学科建设的展开，对翻译这一

人类交流实践及其相关思想的探讨得以深化，研究 主题得以扩大，研究方法多种多样，研究视觉包括了

现代语言学、哲学、文学、政治、心理学、诗学、历史、文化等等人文学科的理论以及计算机科学的理论，翻译学呈现出跨学科特性。而自从20世纪90年代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正式在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得 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 出来后，翻译理论界越来越重视对翻译、文化和意识 形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在中国，十多年来一系列有 关的论著对此主题进行了多方的探讨，但大部分都 是论述译入语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和制控，而 对硬币的另一面———翻译对译入语的意识形态的引 导和反拨作用却甚少探讨或有欠深入，只有王晓元(1999)和汤富华(2008、2009)等有所注意硬币的这 一面。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就翻译对译入语 意识形态的影响作用做深入的探讨，去发现和揭示 翻译如何有助于颠覆译入语旧有的意识形态、建构 新兴的意识形态以及维护已有的意识形态。

二、翻译影响意识形态的四个进程

意识形态的概念最初出现于18世纪晚期，它的

最一般的意义是指涵括空想的、自以为是的社会改 造方案的思想观念(克拉莫尼克＆华特金斯，1991: 1－2)。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意识形态其中一含义是

指某阶级或利益群体为实现某个目的而故意向大众—49— 灌输的带有明显引导性的思想意识(单继刚，2005: 31)。在翻译研究界，香港学者张佩瑶(Martha Che-ung)把意识形态阐释为“某种心理定势，能一直影响 我们的规范、束缚、规则、禁律、教条或正统观念等”(Cheung，2007:144)。

虽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形

成和发展很复杂，涉及许多因素，但按照马克思的意 识形态的利益解释模式，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倾 向于把特定的利益看成或者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 益，这种倾向可以看成是意识形态形成的一种具体 心理机制(转引自马俊领，刘卓红，2008)。因此，某种 权利机构、政治组织或某种社团甚或个人，出于追求 自身的利益，就会企图去影响制控社会中的意识形 态，企图将它变成他们心目中的模样，以影响民众，妄想大家都有类似的思想观念。具体到翻译上，这就 是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在先，翻译对意识形态的 影响在后。他们挑选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文本，以他 们认可的接受美学的标准进行翻译，然后利用他们 拥有的权利资源出版发行和宣传，以左右大众的接 受，这就完成了第一步———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接下来就要完成第二步，在成功地左右大众对他们 翻译出版的文本的接受后，翻译文本的意识形态开 始潜移默化地在大众中传播，因为某些特定的社会 语境，能消解大众原有的思想观念，使大众在不知 不觉中建构起一种新的世界观，这时候某些特定 社会语境下的权利机构也会继续施加影响，对翻译 出版严加审查，排斥异类的意识形态的翻译出版，这 时候的翻译作品都是或大部分都是传播类似的意识 形态，于是已有的意识形态就可能得到巩固和维护。国内也有学者具有类似的认识，如王友贵(2003: 5)在描述中国近150年的意识形态嬗变中，认为 “翻译本身起到不可或缺的建构作用。可以说，没有 翻译，就没有这几个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发 展”。

虽然不同的社会语境会有不同的参数变异，但 这也许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的翻译原理:意识形态对 翻译进行操纵，翻译然后影响着社会的意识形态。观 察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翻译个案:佛经汉译、基督教的 汉译和马克思主义翻译，似乎可看出翻译对意识形 态的影响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本 文对此进行抽象概括，提出以下四个可能的进程: 1．在开始阶段，一种可能的情况是，某种意识 形态的信仰者出于传播其信仰或其他别的什么目 的，选择这种意识形态的某些文本进行翻译，向异族 文化推广，如佛经和基督教的传教翻译。另一种可能 的情况是，某个或某些智者具有某种精神追求，在本 国语言内寻求不到可满足其精神追求的相应文本，他便将目光投向异族文化，在这异族语言中选择出 符合他个人精神追求和利益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文 本，然后进行翻译或译介，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的开始情况。这些译者为了提高所译文本在目的语 受众中的可接受性，很可能采用向当时主流意识形 态、诗学和文本规范适当靠拢和迎合的归化翻译策 略。这种异质的意识形态先在某些受众中传播并接 受，处于社会意识形态大系统中的边缘地位，和他们 原有的意识形态并存，甚或在有限范围内对其进行 消解和取代，但另一种可能性是这种异质意识形态 被排斥甚或被原有的意识形态镇压下去。

2．如果这种异质的意识形态能在目的语的社

会文化圈内生存下来，它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个人 参与它的翻译，于是受众渐多，知名度逐渐得以提 高，进一步吸引一定规模的社团成为它的翻译赞助 人，组织参与它的翻译和传播。3．随着受众的扩大达到一定的规模，这种意识 形态在目的语社会文化语境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个人 和社团的理解和接受，就有可能开始从社会大系统 的边缘地位向中心地位推进，在一定程度和规模上 消解原有的意识形态，在这种社会语境里进行大规 模的自我构建，逐步发展到政府与国家的层面，由强 有力的政治机构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大量的翻译和 传播，占据社会意识形态大系统的中心地位，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其地位得到维稳，如唐代佛教和当代的 马克思主义。也有一种情况，它或和原有的意识形态 共存，一起分享社会大系统的中心地位，如唐代佛教 和道家共存。

4．当它的社会大系统的中心地位维稳到一定 的时段，会产生一种可能性，它成了这种社会语境中 的“旧有的”意识形态，随着社会语境的逐渐改变，或 随着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卷土重来，它有可能会遭到 新的排斥甚至镇压而失去社会大系统的中心地位，如古代佛教史上所谓的“三武一宗”，以及当代佛教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的清洗。或随着它的存在合理 性慢慢消失，某些智者又会开始寻找另外一种异质 的意识形态并进行译介，新的更替循环可能就会在—50— 无声中开始。社会在变迁，人类在发展，这是一个不 变的规律。

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相

当复杂，以上的四个进程可能只反映了其中的一些 具有规律性的方面，我们这里暂且先援引佛经汉译 这一个案，并简单结合基督教的汉译以及马克思主 义的翻译情况，对以上的四个进程进行阐述。

三、佛经汉译的个案研究

纵观人类文明史，宗教是其中一种最为深入人 心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研究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最好从宗教翻译上入手。佛经因诸种因缘传入中 国。“佛教为外来之学，其托命在翻译，自然之数”(梁 启超2005:159)。丁福保在其编纂的《佛学大辞典》(自序三)中言及，佛经“自后汉明帝时译入中国”。马 祖毅认为我国的佛经翻译始于西汉末，发展于魏晋 南北朝，盛于唐。佛经汉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 事，其研究是国内翻译学的一大热点(参阅:魏望东 2009)。佛教教义经翻译传入中国后，在宏观上对中 国的社会、文化、文学、政治、艺术，以及在微观上对 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甚至生活态度和方式等等，都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最早记录疑似佛陀事迹的中国的正史，可能是

二十四史之首———《史记》上的卷110的匈奴列传第 50，“汉使骠骑将军去病„„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下有后人的按语:“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 以为祭天主也。”可见佛教文化在中国之源远流长。根据马祖毅(1998:22)的介绍，中国史载最早的佛经

翻译家是安清，他本人深悟苦、空，厌离名器，一心向 往佛法，从公元148年到172年(灵帝建灵五年)二 十余年间，译出有关止观法门的种种经论。当时所译 出的佛法，在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中是 一种异质的意识形态，只能在某些受众中传播并接 受，按照马祖毅(1998:18)的说法，西汉武帝始闻有 浮屠之教(笔者注:马的说法跟本文考证的有关佛陀 可能最早出现在中国正史的记载相符)，东汉有人祭 佛。在安清之前，是否有其它佛经译家呢?根据王铁 钧的观点(2006:5－10)，汉孝明帝时有摄摩腾和竺 法兰译经传道，但于此80年间，“中国佛教尚是默默 无闻”，王亦指出，“称摄摩腾与竺法兰为西域沙门东 土弘教传法之先行者未尝不可，然称二人为发中土 译经之先声者则证有不足。发中国佛典翻译之先端，最确可据信者，乃是汉桓帝建和年间”的安清和支娄 迦谶。根据陈文英的观点(2007:43)，在汉代，佛教既 对中国社会很不了解，中国社会对它也颇为陌生，当 时中国固有的文化环境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儒家思

想，以及道家、黄老学说、神异道术等，佛教选择了依 靠神异道术、依附于中国本土文化的传播策略。可 见，当时佛法仅处于社会大系统中的边缘地位。从以上的阐述我们可知道佛法在中国的传播肇

始于这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的翻译和传教活动。这 点适用于基督教的翻译，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聂斯脱里派(Nestoriaans)(汉 译名景教)的传教士叙利亚人阿罗本来到唐朝首都 长安，唐太宗赞助他翻译基督教的经本，基督教从此 进入中国(马祖毅，1998:140);然而，这点却与马克 思主义的翻译和传播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翻译 和传播主要肇始于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对社会理想和 世界观的不懈追求。

佛教到东汉末期，不仅在皇室贵族中受到崇拜，而且慢慢地流传到民间，信仰佛教的民众在逐渐增 加，并且出现了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佛教著作 —《牟子理惑论》(ibid:44－46)。按照任继愈(1998: 315)的论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门阀士族的大 力扶持下，佛经翻译有了显著的增加，佛教得到广泛 的传播，佛经翻译者在汉代才12人，魏晋南北朝增 加到118人，在369年中，共译出佛经1621部，包括 4180卷。如果任先生所做的统计准确无误，那么这 段历史时期所译出的佛经共占中国译经有史以来直 至元代所译佛经的总量的五分之四左右，因为笔者 在《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第一页上发现“自后汉 孝明皇帝„„至大元盛世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凡一 千二百一十九年，中间译经朝代历二十二代，传译之 人一百九十四人，所出经律论三藏一千四百四十部 五千五百八十六卷”。另外，笔者通过阅读史书，发现 当时佛法不仅有士族扶持，更有帝皇的扶持，如《晋 书》卷九帝纪第九中的孝武帝纪记载: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这一 点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本文所提出的四大进程中的第 二进程“受众渐多，知名度逐渐得以提高，进一步吸 引一定规模的社团参与它的翻译和传播”。同样按照任继愈(1998:69)的论述，“在南北朝—51— 末期，北周时佛教已与儒、道并称三教。隋唐时期，佛 儒道分立，成为唐朝三百年来安定社会的主要思想 支柱。佛教在三教中的社会影响最大，道教次之，儒 家最弱。”根据陈寅恪(1935/1978:117－127)的说 法，佛教到了唐朝武则天期间，达到了鼎盛状态，超 过儒道二教，因武则天明白“欲证明其特殊地位之合 理，决不能于儒家经典中求之”，佛教“经典教义可供 女主符命附会之利用”。另外，据梁启超(2005:174)言:“自唐贞观至贞元，为翻译事业之第三期。此期实 全体佛教之全盛期。”台湾的南怀瑾教授(1996:83)认为中国佛教史上的最大一件事是，唐朝太宗皇帝 为玄奘大师设立译场，集中国内学僧与文人名士数 千人参加佛经的翻译工作。玄奘从事译业前后历时 二十余年，译出大小乘经律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 三十五卷，译籍之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魏承思，1991:49)。以上大师的关于唐朝佛教的盛况论述，我 们可以在二十五史中的新旧唐书中找到一些论证。根据《旧唐书》卷一八上，本纪第一八上，武宗时，九 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在《旧唐书》 卷七九列传第二九上，太宗常曰:“佛道玄妙，圣迹可 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旧唐书》卷二二志第 二，则天又于明堂后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余尺。可 见，以上专家对佛教的翻译、传播和发展的有关研究 符合本文所提出的四大进程中的第三进程，说明了 这种由翻译生产的异质意识形态能在一定的社会历 史文化条件下得到大量的翻译，占据社会意识形态 大系统的中心地位并且得以维稳，或和原有的意识 形态共存，一起分享社会大系统的中心地位。佛经汉译为什么能成功地让翻译产品———汉译 佛教在汉文化圈子里得到接受并流行开来，而且能 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范围内对汉文化原有的儒家和 道家的意识形态进行消解呢?如果从翻译研究范畴 的角度来看，这应该是一种集体的劳动和智慧的结 晶，诚如梁启超(2005:208)所言:“佛典翻译事业，实 积数百年不断的进化，千数百人继续的努力，始能有 此成绩。”如果要具体地分析其内外因缘，则有张晓 华(2006:78－98)的论述，他从传播学和接受学的角 度认为两汉到东晋这一时期中国国内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思想环境对佛教传播极为有利，中国社会 对佛教产生了一种潜在需求;本文作者认为如果我 们从人类精神追求和佛法内容方面上去探讨，我们 也能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儒家历来奉为圭臬的思想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以及 “敬鬼神而远之”，其主旨在于人治，在于人间关怀人 伦之道。季羡林认为中国的儒道两家都是要解决“现 实的问题，今世的问题，不是神话的问题，来世的问 题”，“后来道家发展成为道教，也不过是想长生不 死，白昼升天而已”(季羡林，2006:217)。与儒道两家 相反的是，佛教的传入，给人们带来了三千大千世界 上有天堂佛国，下有地狱俄鬼，三界众生在六道中辗 转轮回，皆因宿世善恶因缘的多维立体画面，以种种 方便法门消解了儒家的仅囿于人世的伦理教化，为 众生建构了一个宏博浩渺、具有无边无际的时空的 三千大千世界，为在人世痛苦中挣扎的凡夫指明了 条条通往彼岸极乐世界的解脱之道，让有情生命看 到了一种不生不灭极乐常在的终极的理想涅磐境 界，给苦难无助的人们一种精神皈依，极大地丰富了 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尤其是当我们站在高层次 的角度上看问题时，季羡林(2006:234)指出，佛教有 宏大的思想宝库，对宇宙万事万物，对人类社会，对 人们的内心活动，都深入钻研，挖掘深广。中国宋明 时代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 佛教的义理。因此，中国相当多的传统精英阶层人物 以及普通大众都被佛教深深地吸引过去。

我们再来寻找一下史料，审察本文四大进程中 的最后一种进程。任继愈(1998:75)认为，“从三教鼎 立，佛教为首，到三教融合，儒教为主，最后形成完整 的儒教体系，是唐宋哲学发展的总脉络。”佛教意识 形态在后来失去了社会系统的中心地位，可能跟政 治的原因相关，“儒教是世俗地主阶级的直接代表，只要地主阶级存在，就有儒教的地盘”，“承担着中国 古代封建宗法制的主要支柱”(ibid:73)。在这里，暂 且不论佛教史上所谓的“三武一宗”的佛教遭灭绝的 法难。我们看中国的佛教到了明末，便开始明显衰退 了。尤其到了清末，更是一蹶不振，南怀瑾教授(1996:96)认为“嘉庆以后，因欧风的东渐，西洋文化 思想，随教会以俱来，佛教的命运，也随时势的推移，而大有转变了”。至于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毛 泽东时代，尤其是“不是三娘教子，而是子教三娘的”(冯友兰，1999:166)的文化大革命时代，佛教和儒家—52— 同时被彻底地摧毁，另一意识形态的翻译产品——— 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对其进行消解，建构了新中国的 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大系统的 中心地位，其地位维稳历经半个多世纪。

四、小结

本文以中国历史上横跨千年的佛经汉译为例，简单结合基督教的翻译和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和传 播，提出并阐述了翻译对意识形态影响及其影响发 展的四大进程。本文认为翻译具有一种引进异质的 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文化功能，在某种特定的社会 政治文化语境下，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助于消解大 众原有的某些思想观念，在大众中建构起一种新的 世界观，并在一定的阶段，通过这种特定社会语境下 的一些权利机构，这种意识形态的翻译和传播可能 得到大规模的发展，从而有可能使这种外来的意识 形态得以本土化，在该社会中稳定下来，成为该社会 的主流意识形态，但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观上看来，这种意识形态也有可能成为其它意识形态消解的对 象，如汉译佛教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就被当时的 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彻底地消解了。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佛法认

为，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因了翻译的实践、翻译 文本的出版宣传以及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这样的 “缘”，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起了变化，而这变 化背后的原动力和深层原因是什么呢?当涉及到意 识形态的范畴时，也就联系到人类的精神追求了，人 之所以为人，就在乎人的精神追求，对真理的不懈追 求，虽然各人对真理的认识各有不同。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二千多年前的屈原恰好道出了 中华民族也是整个人类的追求真理的不屈不挠的伟 大精神。参考文献: [1]陈寅恪．武与佛教[A]．周康燮．中国佛教史论丛(第 一集)[C]．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8．117－127． [2]陈文英．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M]．天津:天津古 籍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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