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政考研参考论文：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演进逻辑与路径创新
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演进逻辑与路径创新
摘要：建国60年以来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演进历程与逻辑规律表明，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抑制的长期积累。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农村金融改革应当遵循“需求分析——功能定位——制度设计——法律规范”的思路，向法律制度建设层面深化。而推进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一要做到视角微观化，加快农村金融内部控制与治理结构的法律法规建设；二要做到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法律制度并重，引导民间金融的规范化成长；三要做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效结合，建立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的创新激励机制。惟其如此，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瓶颈才能得到最终根除。
关键词：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演进逻辑；路径创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有效支持。我国农村改革从变革土地制度开始，成就举世瞩目，但随着改革深化，尤其是加入WTO后金融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制度难以满足农村金融发展要求的矛盾日益加剧。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对解决“三农”问题，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意义重大。然而，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缺陷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致使农村金融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尽管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宏观方向性结论已经基本确定[1]，一些基本政策相应稳定下来，试点工作也不断铺开[2]。但农村金融相关立法工作滞后、法律制度建设层面仍然存在十分严重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既不能满足农村金融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无法适应现代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3]。虽然，近年来农村金融在市场准入、内控制度和政府管制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开始受到关注，但系统的理论整合远未形成[4]，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法律基础和法律规范仍未夯实[5]，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功能发挥。因此，本文将以回顾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历程为起点，深入分析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演化逻辑与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和农村金融自身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重点探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的现实选择。
一、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历史性考察
“制度是重要的”，“发展”本身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在各种“对经济后果和社会后果至关重要”的制度安排中，法律制度，尤其是与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6]。探求我国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创新，必须对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历程进行深入考察。
（一）计划时期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历程
社会主义政权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决策者必须选择何种经济发展战略和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以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选择的最终结果是模仿苏联模式，以赶超为目标，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实行政治上的集权制度、经济上的计划控制、产权上的国家垄断、战略上的重工业化[7]。这种选择不是随机的，也不是无知、盲从和狂妄，而是内外环境约束下的必然结果。与此相应，这一时期农村金融制度体系逐步建立。
建国初期，农村金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解放区金融制度的延续。1949—1952年是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创立阶段。为适应和促进国民经济重建，1950年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了第一、二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着手重建金融组织体系，并根据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的中心任务是帮助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要求，讨论通过《筹设农业合作银行的提案》，明确提出农村信用社是组织农民自助的基层信用组织。195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第一届全国农村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试办各种信用合作组织的具体要求，并于同年下发《农村信用合作社章程准则（草案）》和《农村信用互助小组公约（草案）》，明确农村信用合作社为农民自己的资金互助组织。1951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工作注意要点的联合指示》规定信用合作社由人民银行负责组织和领导。1952—1958年是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发展阶段。根据国家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框架，人民银行规定其农村营业所是国家银行的农村基层机构，也是农村金融工作的具体执行者。1955年成立中国农业银行，其任务主要是指导农村信用合作社广泛动员农村余资，并合理使用国家农贷，以扶助农业生产发展和促进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但不久又并入人民银行。
从1958年开始，农村金融发展进入人民公社时期。在“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冲击下，与人民公社体制和单一的农村经济结构相适应，农村金融发展的基本特征是体制反复不断，发展停滞，性质异化，组织和功能结构单一。1958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把国家在农村基层的财政、银行等机构（营业所）及其业务管理权限与农村信用合作社合并组建人民公社信用部。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统一国家支援农业资金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从上而下地建立中国农业银行的各级机构，把过去由财政部门直接拨付的各项支援农业资金和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各项农业贷款，统一管理起来，并统一领导农村信用合作工作”。但由于中国农业银行和人民银行体制在农村基层的矛盾，1965年中国农业银行再度被撤消，又恢复了人民银行对包括农村金融业务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一统天下”的格局。“文革”的政治**，同样反映在农村金融制度上。农村金融在“斗批改” 中，贯彻“以粮食为纲、全面发展”，支持“农业学大寨”和“农业机械化”运动，强调“政治”统帅一切。农村信用社发展上主要是推行“阎庄经验”。信用社管理开始出现混乱，加上长期执行与国家银行一致的低利率政策，经营亏损不断增加。
“文革”结束后，人民银行很快草拟了《信用合作社工作条例》，强调信用社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金融组织，是国家银行在农村的基层机构。1977年，国务院《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的几项规定》对此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1978年，人民银行在《农村金融机构的几点意见》中，提出农村金融机构按人民公社设立信用社或营业所与信用社合一的原则设立，指出营业所和信用社同样都是国家银行在农村基层的金融机构，执行统一的金融政策，统一的计划管理，统一的规章制度，信用社继续实行独立核算。至此，信用社从“民办”异化为“官办”。
（二）转型时期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历程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也经历了重构与调整期、形成期和深化与发展期三个阶段。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提出正式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并对农业银行的经营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做了明确规定。1979年，根据人民银行《关于建议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中有关信用社问题的报告》，中央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定位由“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组织的金融部门”调整为“集体金融组织”。1983年，农业银行总行下发《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试点的通知》，规定信用社性质为集体所有制经济金融组织，提出恢复和加强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业务经营上的灵活性，使其成为相对独立的合作金融企业。1984年，国务院批转农业银行《关于改革信用社管理体制的报告》，从此开始了恢复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性质的改革。1990年，人民银行发布《农村信用社管理暂行规定》，进一步规范了农村信用社管理。与此同时，由于国家逐步放开了对民间信用的管制，允许民间自由借贷，允许成立民间合作金融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允许成立的还有一些财务公司，对农村经济的融资需求提供了极大的支持。
中共十四大的召开，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之后，农业和农村沿市场经济深化方向的速度加快。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定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根据这一要求，1996年底，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实现资产划转，行政隶属关系正式脱钩。此间，孟加拉GB小额信贷模式也于1994年开始在我国试点。国务院1998年颁布了《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明文指出其他金融组织或者活动均属于非法，由此农村合作基金会被彻底解散并进行了清算。此后颁布了《农村信用合作管理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社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农村信用社和县联社的运行规范。1999年，人民银行的《中国农业银行“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管理办法》要求向贫困农户提供无抵押担保的小额短期、贷户联保、整贷整还的低息贷款。2001年，人民银行又出台《农村信用社小额信用贷款指导意见》，要求全面推行农户小额信贷，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至此，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开始试行并推广小额信贷。2003年开始，国务院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农村股份制、合作制商业银行试点也取得明显进展。但是，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加入WTO金融不断开放后，我国政府对金融的监管和控制变得更加严厉，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客观上强化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
2004—2009年，连续六年中央一号文件均高度关注“三农”问题，农村金融法律制度也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重点，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明文提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相应地，农村金融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从2006年银监会公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以来，截止2008底，全国获准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已经达到105家。其中，村镇银行89家，贷款公司6家，农村资金互助社10家。渣打、花旗、汇丰等外资银行也先后在农村金融市场建立了据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则开始实施返乡战略，加上股份制银行开始在农村增设分支机构以及民间私人贷款的放开。我国农村金融业已形成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的，各种金融机构同时并存的新格局。
二、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
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历史回顾表明其变迁有自身的特殊性与规律性，剖析这种特殊性与规律性，是发现问题，进而探索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基础。
（一）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路径依赖
上述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历程表明，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农村金融制度的反复，还是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农村金融法律法规改革措施，均采取了政府供给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动因仍然是主要服从于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所体现的主要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未能真正做到面向农村经济发展。各级政府都力图通过法律法规的强化，有效动员和掌握金融资源以满足政府发展目标的实现。政府在此过程中获得的潜在利润比农村其他经济主体都大，因而政府推动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的动力最强。而且，由于存在法律制度的巨额初建沉没成本、组织的学习效应、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的相互适应效率以及协作效应等四种自我强化机制[9]，会对政府获得的潜在利润产生巨大的递增效应。这种递增效应必然使制度一旦运行（哪怕是外部偶然性事件所导致的），则会沿着一定的路径演进，而且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制度所替代，并由此导致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特征——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相比之下，由于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在农村经济主体参与下，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已经表现出摆脱外部压力，面向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农民虽然缺少参与推动正式制度变迁的机会，但可以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甚至是对正式制度的抵制施加影响。变迁模式的差别，直接导致了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存在严重“错位”，在时间上滞后于农村经济体制变迁。计划经济如此，市场经济条件更是如此。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从1979年起步，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在农村普及，获得了巨大成功。而直到近年来，中央政府才开始明文指出要加大对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滞后使得农村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进而造成当前广大农村地区资金投入短缺、农村金融业务非农化、农户和农村中小型企业贷款难问题非常突出。
（二）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形成了“重宏观、轻微观”的演进模式
无论是从农村信用社、抑或是村镇银行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历来重视宏观方向性的指导，对微观制度建设、尤其是产权与治理结构制度的关键性认识不足，存在法律制度的“缺位”现象。从宏观上看，我国农村金融的产权是清晰的，因为法律上把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所有权界定为国有股份制和国家所有，把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界定为社员所有和股东所有。然而，产权不仅指所有权，它还包括了使用权与转让权、收益权、索取权、控制权等在内的约束权利。从这个含义上看，农村金融产权制度是残缺的、其产权结构的安排并不合理。从农村信用社来看，理论上其产权的利益主体应是全体社员，但现实情况是，其产权的利益主体已呈现多元化，多层次化。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全体社员。这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信用社产权当然的利益主体，拥有信用社资产的所有权。第二、社区政府。农村信用社的产生和发展运作模式是由政府设计的，全国一种模式。也就是说农村信用社实际上是一种政府指导型的缺乏独立决策权的金融机构，社区政府是农村信用社产权实质上的利益主体。第三、行业主管部门。在农村信用社发展历程中，主管部门或代管部门虽几易其主，但都现实地掌握着农村信用社的人事任免权、业务指导权、监督权和具体管理权，而且从中收取数量不菲的管理费。第四、经营管理者。目前，农村信用社存在着“内部人控制”现象，经营管理上的民主性流于形式，外部社员不能有效地对内部社员的行为实施最终制衡。农村信用社的利益主体多元化和产权关系虚置的双重矛盾导致其法人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的漏洞。从村镇银行来看，按银监会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这就造成村镇银行的产权与经营主体辛辛苦苦取得了申请资格，却不得不请来金融机构当控股股东，不得不拱手让出主导权，前人栽树后人采果，利益、产权争夺由此展开。除了对金融机构有益，这样的安排对市场、对农村、对农村金融体系的正常发展都不利。
（三）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形成了“重正规、轻非正规”的指导思想
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历程表明，国家历来重视农村正规金融的发展与制度规范，注重法律手段保护其安全运行；在正规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往往会予以扶助。《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管理办法》、《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都是对农村正规金融运行进行调控与保护有效法律依据。而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而言，虽然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但是其与正规金融的演进路径却是截然不同的。非正规金融没有合法地位，很难获得合法权益和依法受到保护，只能以灰色甚至黑色的形式存在，随时成为国家金融监管整合的对象。1998年起开始实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表明政府对待非正规金融的态度是出现问题，就予以取缔。实际上，如果没有政府的将非正规金融视为非法、围追堵截和取缔的行为，非正规金融业是可以向外扩展的，它本身具有从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演进的逻辑。因为从理论上讲，金融中介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意志与外来模式人为安排的，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机构，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交易行为演进的结晶。但在我国，外生的政府行为使得非正规金融这一演进逻辑不再可能。政府一直将非正规金融视为非法，不允许其正常存在，这大大限制了非正规金融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并导致非正规金融走向两种归宿：一种是消亡，另一种是地下化。一些地方私人钱庄、高利贷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由各地企业和家庭的金融服务需求所驱动的非正规金融活动地下化的产物。非正规金融冒着触犯法律和政策的风险，一旦被发现并查处，轻的可能被冻结账户，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数额不小的罚款，重的构成犯罪，要受到刑法处罚。面临着如此大的风险，一般人可能不敢从事非正规金融活动，从事的人减少，利率就会提高，使高利贷增多，导致高利贷在农村盛行。这些都不利于农村中小企业、工商户、农户融通资金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政府管制的结果，一方面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加剧了供给短缺；另一方面，偏离了均衡价格，导致了供给的高价。从而实际出现的现象是，管制越严，地下金融就越活跃，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就越混乱。同时由于没有合法地位，不可能得到合法保护的非正规金融可能还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例如在当地环境不允许其存在时（在欠发达的地区一般是这样），它需要保密，有时会受到潜在告发者的威胁和敲诈等。这样非正规金融经常自生自灭。因此，“重正规、轻非正规”的指导思想，并不利于农村金融的均衡发展。
（四）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演进缺乏与需求有效对接的创新激励
开展农村金融业务面临信息不对称、不充分，交易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完全市场产生的巨大交易费用，进一步决定了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依赖”是具有刚性的。这种方式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滞及磨擦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农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稳定了农村金融市场，却未必能在较大程度上体现农民群众的意愿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因而金融效率总是难以提高[10]。各级政府严厉的金融管制，又使得这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演化为一种非需求导向性的演进机制。政府是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主要供给者，这些措施均是政府从实现自身目标的角度对农村金融市场所做出的制度安排，它仅仅从满足制度供给者和制度生产者本身的需求出发，不能适应农村金融需求者的正常需求，从而多方面表现出制度供给上的“越位”和不足，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矛盾使得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严重滞后于需求[11]。在这种演进机制下，农村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即使产生对金融的需求，也往往因为缺乏金融供给的匹配而无法实现。因此，它们对既有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建设并没有很高的积极性，参与程度明显不足。法经济学认为，制度主体选择的差异会导致制度变迁路径的不同，而决定选择的因素则可能是某种偶然事件或由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决定的主体行为模式[12]。从我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来看，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良、市场意识缺乏，高度集权的政府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一直延续、保持下来，这就使得政府依靠行政力量的支持，始终影响并控制着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农村金融体制同样也是沿着这一外力作用的轨道向前推进的。这种依赖于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所导致的“路径依赖”的刚性，决定了在目前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中不可能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创新激励机制。而创新激励的缺失，必然造成金融工具单
一、手段落后、业务萎缩以及渠道狭窄，反过来，又进一步制约创新激励环境的形成[13]。正如Douglass C.North指出的那样，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要求制度创新必须注意与需求相适应的创新激励，以防止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14]。因此，现阶段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必须建立新的创新激励机制，而这一机制，必须要打破传统意识形态的桎梏，树立市场理念与文化，依靠政府但不完全依赖于政府，同时，要充分发挥政府具有的“强势”作用，通过政府和市场有效结合引导农村金融法律制度逐步形成与当前农业、农村发展相适应的新路径。
三、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的路径选择
“二元经济结构”的具体国情和农业、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性；农村金融法律制度供给的制度瓶颈，又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紧迫性。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演进的逻辑规律表明，加快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是构建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基础和前提，是推进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未来改革与创新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突破。
（一）农村金融改革应当遵循“需求分析——功能定位——制度设计——法律规范”的思路，向法律制度建设层面深化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受“工具金融观”、“机构金融观”、“政府金融观”等计划经济金融观的影响，总停留在“就事论事”、“分分合合”的层面上，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总是忽略法律制度的保障，而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改革又往往脱离农村金融、经济的现实需求。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有效支持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必须根据当前农村经济主体尤其是农户的现实需求出发，科学定位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基本功能，并从需求与供给协调配合的层面加强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研究，推进农村金融法制化进程。
中国金融法制建设起步较晚，尤其是农村金融法制建设更是严重滞后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同时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征，制度不健全、法律规范的缺位和金融监管机制的不完备在所难免。但从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不难看出：农村金融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与规范作后盾，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运作则必须以秩序为前提。而无论是制度、规范，还是秩序，都是法制建设的基本任务与目标，如果农村金融法制不健全，农村金融发展的障碍始终无法排除。因此，农村金融主体服务于农村经济的地位与性质应当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涉农业务的优惠政策也应当明文规定；而政府如何运用金融政策进行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法律授权，政府宏观调控的权力、范围、措施及效力均需法律明确规定；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行为规则需要法律确认，农村金融市场秩序也需要通过法律予以保障。
法制化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和农村金融市场建设的必由之路，其重点包括：一是以法律保障农村金融主体的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法律规范要明文规定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要利用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使之真正成为具有自觉性、守法性和自律性的合格主体，同时，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和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二是要依靠法制的力量，维护良好的农村金融环境。改善农村金融环境需要全方位的努力，不但要加强教育提高认识、改变观念；还要加快建立征信系统，加快制度建设；当前，更要加大执法力度，依法处理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破坏金融环境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农村金融法律环境。三是要依法规范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地方政府对当地农村金融法规、法制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这种积极作用。要把一个地区金融法制环境的好坏作为衡量基层政府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奖优罚劣，对那些任意干预金融活动，造成严重损失的政府机关和官员，必须依法追究责任。
（二）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应当做到视角微观化，加快农村金融内部控制与治理结构的法律法规建设
首先，必须尽快建立农村金融产权制度的创新模式。目前，农村基层金融组织单一合作制产权形式及模糊不清的产权关系，既不能满足农村产权结构与产业结构变化的需要，也因缺乏竞争而效率低下。新农村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应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实际情况，以及各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程度，本着多元化、多层次化和规范化的原则，健全和完善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内在需要的产权结构。特别对于农村信用社而言，要在坚持合作制改革基本方向的前提下，按照“因地制宜，清晰产权，多类共存”的原则，分类推进改革，彻底改变全国一种模式的弊端。
其次，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的委托代理结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彻底解决农村金融机构法人财产权不稳定问题，形成完整的可支配法人财产权，强化股权约束，增强所有权内生权力的基础和刚性约束，通过所有权改革完善控制权。以农村信用社为例，必须明确社员对信用社法人财产权最终所有权和经营管理层对法人财权的独立经营权，探索对经营管理层的激励约束机制，建立与长期发展目标相联系的薪酬奖励分配制度，防止经营管理的短期行为和道德风险。通过所有权安排和决策权独立，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应在一系列制衡、监督、约束的制度安排下运行，而管理层应从追求眼前利益转向对长期发展的追求，更加注重风险的防范，树立审慎经营理念，建立一系列风险管理政策、程序，以实现农村信用社的稳健发展。
第三，努力建设一个集中、高效、强有力的内部控制法规体系。真正有效的内控制度必须建立权力监控制度，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内部控制对员工的约束力会随着职位的升高而减弱，如现行的行长（主任）负责制导致了领导权力过于集中，一些重大的决策，表面上是集体讨论，其实是行长（主任）说了算，这种表面上的集体决策制度，看上去是降低了决策的风险，但由于缺乏责任控制，造成了事实上的“集体讨论，集体不负责”的现状，所以说，没有责任牵制，易使权力失控。因此，加强对第一把手个人权力的制约同样是各金融机构内控机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而责任牵制则成为业务操控的核心问题。只有责任明确，才能使当权者谨慎使用自己的权力，实现相互之间横向或纵向的有效控制。
（三）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应当做到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法律制度并重，引导民间金融的规范化成长
农村金融成长必须要既符合自身运行的规律、特征，又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我国目前农村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来看，应当通过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建立一种政府诱导型农村金融成长机制，为农村金融服务于农村经济提供连续的正向激励，从而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的适应性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放松对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允许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政府在农村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不在于亲自去禁止或者直接干预非正规金融的组建，而在于制定合理的制度，确立公正、有效的竞争规则，同时要给经济主体充分的选择权利自由，而非越俎代庖。
对于非正规金融，政府应该建立一个规范民间融资活动的法律制度框架，在不断完善对其管理的同时，鼓励其发展，而不是简单地禁止。非正规金融在我国有其存在的内生性，一味地强调风险，强行管制，实际上丧失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更为明智的选择在于放宽管制，给予非正规金融合法地位，创造条件让其自发地向规范化、正规化发展。农村金融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放开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让底层的金融交易行为自发展开并蔓延开来，内生出专业化的金融中介，发展出市场所需的上层组织，并形成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由此供应可使交易费用更为节约的制度化规则。在此基础上，通过法律法规对非正规金融加以扶持和引导，并推动逐步走向规范的非正规金融机构转变为民营金融机构。这一转换模式有利于从法律上保护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财产权利和正当的经营活动。这既有利于充分释放非正规金融所蕴涵的巨大能量，也有利于规范金融秩序。
总之，笔者认为当局必须认识到非正规金融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制度安排，而是与正规金融并行的重要制度安排。当前决策的基点应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当局应对非正规金融采取保护和支持的态度，对非正规金融活动中形成的契约进行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为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业务咨询和引导服务，促进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交流，以此建立信任合作关系。当然，为了克服非正规金融所存在的一些弊端，当局应加快形成较为完善的非正规金融法规体系，依法对非正规金融实施监管和调控。
（四）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与创新应当做到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有效结合，建立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的创新激励机制
从我国农村地区的现实来看，封建主义时期至今，高度集权的国家政府意识形态和文化特征一直延续、保持下来，这就使得中央政府依靠行政力量的支持，始终影响并控制着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方向[15]。从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过程可以发现，无论是国有政策性金融，抑或是民间非正规金融，其产生与发展都依赖于政府行政力量，充分反映了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变迁仍然受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制约。这种依赖于传统意识形态和文化所导致的“路径依赖”的刚性，决定了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脱离政府支持的条件下，促进农村金融法律制度与“三农”现实需求的契合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在60年来表现出的效率缺失，已经反映出仅仅依靠这一既有路径难以适应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新需要。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农村金融制度改革不仅没有按照政府的意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反而使“三农”的金融供给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因此，现阶段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必须建立新的逻辑起点，创新制度变迁的路径。
就当前农村金融法律制度供给来看，同样应该强调政府诱导型的制度创新激励机制，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要充分调动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积极探索农村金融法律制度改革，推进制度创新适应农村市场经济主体的现实需求。要根据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各异的金融服务需求、参差的农业生产布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效促进区域特色的农村金融法律法规创新。当然，促进区域特色的法律法规创新，还必须重视区域合作制度的建设。要通过政府的引导逐步制定区域合作的法规条例、形成区域农村金融协调机制、完善各种金融资源共享制度和健全农村金融考核模式等等制度细则，从而为加快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二篇：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变迁、检视与创新
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变迁、检视与创新
摘要：加快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是我国农村扶贫攻坚决战阶段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实施的要求。从法制变迁视角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所取得成效与存在缺失，是推进其完善与创新的重要进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大致经历了产生与形成、全面发展与勃兴、现代性转型与优化三个阶段。其取得了许多现代性成效，也存在与农村金融扶贫现代性发展不适应的缺陷。为优化农村金融助推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功能与推进农村金融法治发展，应从创新规制理念、优化立法保障体系和构建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倾斜配置制度、扶贫激励与约束制度、风险控制制度及扶贫实施保障制度等方面，继续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
关键词：农村精准扶贫；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制度创新；农民金融权利
中图分类号：D922.28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6-0020-05
农村金融扶贫旨在面向农村弱势群体提供信贷、保险等金融服务，保障其生产型金融需求，以提高农村贫困群体及农村自我脱贫能力。作为扶贫开发重要方式，农村金融扶贫提高了扶贫的精准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因而被普遍作为现代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和支持机制。1974年，穆罕默德?q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就专为农村贫困者提供小额信贷支持。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主要形式有政府贴息贷款、小额信贷扶贫、非政府组织信贷扶贫、农业保险扶贫等。我国农村扶贫要实现到2020年7000万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加强扶贫力度与创新扶贫机制。农村扶贫开发离不开有效的金融支持保障。农村金融扶贫虽在我国扶贫开发战略中地位日趋重要，但是，从现状看，其仍存在瞄准对象偏差、供需脱节、非持续性、资金不足、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作为其重要保障的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不完善。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是破解问题的基本进路。
从法制变迁视角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所取得现代性成效及存在缺失，是推进其完善与创新的重要进路。目前，国内学者多从经济学、管理学等层面研究农村金融扶贫，鲜有从法律层面研究，更没有从法制变迁视角研究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基于此，笔者立足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与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全面推进时代背景，在全面分析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发展变迁轨迹、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推进其完善与创新的基本路径，以期为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优化金融扶贫功效发挥、推进农村精准扶贫脱贫战略实施提供有益的对策建议。
一、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变迁轨迹
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发展变迁深受农村扶贫开发政策与农村金融发展政策的双重影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经历了以区域瞄准为主、以贫困村瞄准为主、以贫困户瞄准为主三个发展阶段。作为农村扶贫开发重要方式的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也大体经历了产生与形成、全面发展与勃兴、现代性转型与优化三个时期。
（一）产生与形成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2000年）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全面推进了以土地经营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释放了束缚已久的农村生产力，有效促进了大部分农村脱贫致富。但是，“一些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黄土高原区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困难重重，贫困问题突出。”[1]这些地区大多数位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山区，主要包括东部的沂蒙山区、中部的武陵山区、西部定西干旱山区、西海固地区等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而全国农村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也大部分分布于上述贫困地区。[2]农村经营体制改革对这些落后地区脱贫作用有限，脱贫致富道路依然艰难。加之，随着绝对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解决剩余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成为农村扶贫攻坚的关键所在。因此，瞄准农村贫困区域，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成为该时期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点。随着区域扶贫开发战略的推进，金融对扶贫开发支持作用不断突显，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开始出现与逐步形成。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国家要有计划地发放专项长期低息或微息贷款。为了适应发展农村信贷事业的需要，中国农业银行应当积极做好农村的信贷工作”的加强农村金融扶贫工作的重要决定。1993年8月，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专项贴息贷款的批复》规定设立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专项贴息贷款制度。同年，《中国农业银行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贴息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贴息贷款的对象“主要是乡（镇）、村办企业，乡（镇）、村各种形式的联营企业和企业集团，乡（镇）、村与外商合作合资企业等”。1993年7月制定的《农业法》首次系统规定了农村信贷扶贫、农业保险扶贫的措施与制度。199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进一步强调了金融扶贫的重要作用，并规定了“适当延长开发周期长的项目的扶贫信贷资金使用期限，调整国家扶贫资金投放的地区结构；国有商业银行，每年要安排一定的信贷资金，在贫困地区有选择地扶持一些效益好、能还贷的项目”等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扶贫政策与制度。1994年4月，国务院制定了《关于组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通知》，决定建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实现农村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从而为强化政策性金融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奠定了基础。1995年6月的《保险法》第186条首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为建立中国特色农业保险制度，发挥农业保险扶贫开发功能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全面发展与勃兴时期（2001年-2012年）
区域扶贫开发战略的推进，使得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剩余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村庄而非贫困县，而区域瞄准模式使得部分农村贫困人口难以得到有效扶持，影响到扶贫对象的准确性和扶贫脱贫成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时期。为此，我国调整了扶贫开发政策，在继续将西部集中连片地区作为扶贫开发主战场基础上，贫困村成为新时期扶贫瞄准的重点对象。而加强扶贫瞄准对象的金融支持与加强相关法律保障制度建设成为该时期农村金融扶贫的基本内容。2001年6月，国务院《中国农村扶贫和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继续安排并增加扶贫贷款，积极稳妥地推广扶贫到户的小额信贷，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的金融扶贫制度创新目标。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建立金融机构对农村社区服务的机制，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的义务”的政府、金融机构扶贫义务机制。为拓展农村金融资源，强化农村扶贫开发金融支持，国家逐步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出台了系列促进和规范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法律制度，鼓励为“三农”服务的各种所有制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2006年12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 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按照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的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目标。2007年1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全面规范了村镇银行的准入、运行、治理结构及监管制度，为促进其支持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同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更是明确规定：“贷款公司开展业务，必须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经营宗旨，贷款的投向主要用于支持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2008年5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就小额贷款公司性质、设立、运行与监管等进行了规定。2010年4月，《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的通知》进一步就完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三年总体规划目标，加快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与制度进行了规定。在总结农村金融扶贫发展成功经验基础上，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全面提出了“继续完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政策；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鼓励开展小额信用贷款；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鼓励保险机构在贫困地区建立基层服务网点”的农村金融扶贫核心目标与制度创新思路，为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指明了方向。
（三）现代性转型与优化时期（2013年-现今）
“不论贫困县还是贫困村的瞄准都属于区域性的瞄准，贫困县和贫困村中4/5的人口往往都不是穷人，即便瞄准到村，仍然不能保证扶贫资源准确到户。”[3]随着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的纵深推进，区域性瞄准使得瞄准漏出、瞄准错误等问题越加凸显。“在开发扶贫和农村低保两项政策同时实施，农村贫困人口仍然不能大幅度减少”[4]的困境下，提高扶贫瞄准的精准性，实施扶贫到户模式成为必然选择。2013年11月，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全国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2015年6月，习近平就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六个精准”思想，这是对“精准扶贫”思想的全面阐述，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5]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提高农村扶贫开发绩效、应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创新扶贫机制的重要路径。精准扶贫脱贫思想为强化我国农村金额扶贫功能与法律制度创新指明了方向。伴随扶贫瞄准到户与精准扶贫战略的提出与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也开始向现代转型，其更加强调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发挥金融扶贫普惠功效，提高扶贫的精准性和实效性。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改善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村残疾人扶贫基地等经营组织的金融服务”的金融扶贫目标。2014年3月，人民银行、财政部、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强调金融扶贫目标为：“到2020年使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初步建成全方位覆盖贫困地区各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体系，金融对促进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协调配合、共同参与的金融扶贫开发新格局。”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强调了“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设立扶贫再贷款，实行比支农再贷款更优惠的利率，重点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和贫困人口就业创业”的金融扶贫制度创新方向。2015年12月，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强调金融扶贫的对象为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并提出推广创新针对小微企业、高校毕业生、农户、特殊群体以及精准扶贫对象的小额贷款。
二、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现代性检视
从以上发展变迁轨迹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伴随农村扶贫开发战略与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而不断迈向现代化。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在国家扶贫开发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规范体系逐步完善，不断彰显普惠价值取向和农民金融权利保护理念，为优化农村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同时，其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取得的成效
1.明确了扶贫目标和扶贫对象。从以上法制变迁轨迹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不仅扶贫目标越来越清晰，而且扶贫对象范围逐步明确化。首先，从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变迁轨迹来看，扶贫目标逐步明确为促进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建设，为农村扶贫对象提供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支持，不断提高扶贫资金运行的可持续性，实现救济式扶贫向造血式、开发式扶贫转型。其次，我国金融扶贫瞄准对象经历了从贫困区域、贫困农村到贫困区域、贫困村、贫困户三者结合的发展过程。在变迁过程中，金融扶贫瞄准对象逐步明确为农村弱势群体。如2014年3月，人民银行、扶贫办等联合制定的《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金融扶贫主要对象为农村贫困农户、大学生村官、妇女、进城务工人员、返乡农民工、残疾人等农村弱势群体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小型微型企业。农村弱势群体作为扶贫对象的明确，为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精准瞄准与精准施措奠定了基础。
2.明确了政府的主导地位。作为市场化运行的扶贫机制，合理协调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关系，是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构建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从以上制度变迁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经历了由单一的政府包办到政府主导、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模式的转型。如在区域瞄准为主扶贫开发时期，我国采取政府扶贫贴息贷款制度；而到了扶贫开发、精准扶贫时期，一方面坚持完善政府扶贫贴息贷款制度，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多种类型金融共同扶贫的目标，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支持农村建设。金融扶贫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属于准公共产品。因此，政府应主导金融扶贫供给，但政府主导须建立在金融扶贫市场运行基础上。政府主导地位的明确为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立法、具体制度构建与创新奠定了基础。
3.规定了扶贫对象的部分金融权利。加强农村扶贫对象的金融权利，是增强其获得金融服务机会与能力的基础，也是保障其与政府、金融机构进行平等协调的要求。从以上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发展变迁来看，虽还没有法律法规直接规定农村扶贫对象的金融权利，但从相关法律规范来看，扶贫对象的金融权利实践被承认，且内容不断扩大，权利保障机制逐步得到建立。目前，我国农村扶贫对象的金融权利逐步从获得金融服务权、优惠信贷权，发展到获得便利金融服务权等权利。
4.强化了金融扶贫义务机制。明确与强化政府等主体的金融扶贫义务，是实现金融扶贫对象权利，强化金融扶贫约束，促进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的关键所在。从我国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发展变迁来看，政府等主体的义务逐步具体化。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不仅明确规定了扶贫贴息贷款资金保障义务、规范扶贫贷款投向义务等，也规定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探索开发适合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特点的贷款专项产品和服务模式等义务。
5.初步搭建起扶贫方式协调机制。促进农村金融扶贫与其他扶贫方式的协调，是形成扶贫合力、优化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保障的要求。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探索建立了扶贫协调机制。如2008年国家扶贫办《关于全面改革扶贫贴息贷款管理体制的通知》构建了扶贫部门、财政部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等的协调配合机制。
（二）存在的问题
1.指导理念行政化。从以上法制变迁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强调政府等主体对农村贫困者帮扶的主导作用，甚至将金融扶贫看做是帮助农村贫困者的恩惠和优待行为，而不是将其看做农村贫困者应该享有的基本金融权利，不是将其看做政府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农民基本金融权利理念的缺失和指导理念的行政化使得我国大部分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简单采取政策性扶贫立法模式，对农村基本金融权利和政府基本义务规定得极为模糊。目前，不管是农村金融扶贫法律还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都缺乏从保障基本权利与落实政府等主体的保障义务视角来设计具体制度，所规定的政府等主体扶贫义务缺乏基本实施机制保障而难以落实。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指导理念行政化必然强调政府对农村金融扶贫的管理与控制，轻视扶贫对象权利保护，影响到政府金融扶贫模式转型与创新。
2.规范约束力不够。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主要渊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性规范，国务院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规章，而表现为法律的仅为《农业法》《乡镇企业法》等。从总体来看，农村金融扶贫规范政策性浓厚、效力层次较低，致使规范的法律约束不够，实施性差。特别是作为规范、约束政府金融扶贫行为的重要规范，法律约束力不够更是使其难以完成规制权力、保护基本金融权利的重任。
3.规范体系凌乱分散。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规范构成十分复杂。从主体来看，涉及到政府、金融机构、农村贫困者，其中金融机构又包括政策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等类型。从类型来看，农村金融扶贫主要包括扶贫贴息信贷、扶贫小额贷款、农村政策性保险等。从扶贫行为来看，包括扶贫对象瞄准、资金发放与回收、运行监管、绩效评价等环节。目前，虽然调整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的法律规范较多，但由于缺乏基本法律的统领，致使这些规范分散零落、相互间缺乏协调。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主体权利义务，不同类型金融机构相互关系、金融扶贫机制运行、争议解决及法律责任机制等缺乏体系性规范。
4.主要制度缺失。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几个重要制度欠缺，影响到农村金融扶贫的有效运行与实施效果。首先，农村弱势群体权利倾斜保护制度缺失，不仅农村弱势群体的基本金融权利缺乏全面规定，而且义务主体也不明确，权利救济机制缺失。其次，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激励约束制度缺失，对具体激励方式及外部激励与内部激励方式之间的协调等缺乏制度构建。约束制度也极不完善。不仅缺乏对政府金融扶贫责任机制的规定，更是缺乏对商业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及社会组织等主体的金融扶贫义务与责任的规定。再次，我国农村扶贫金融风险控制机制缺乏，实践中被扶贫对象违约现象多发，扶贫信贷等风险高。最后，我国农村金融实施制度缺失。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缺乏实施程序、法律责任、监督及纠纷解决机制等规定，保障实施配套制度也不完善。
三、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创新路径
“自上而下”“城市中心”的线性化思维模式、农村金融严格管制政策、利益配置失衡等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推进制度创新是破解问题、顺应农村金融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要求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应从以下基本路径推进创新。
（一）革新指导理念
革新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指导理念，是夯实其创新理论的要求。首先，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应以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等新型发展理念为指导。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构建的根本目标就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均衡、不协调问题，提高农村贫困者自我发展能力。毫无疑问，其内在蕴含了包容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只有以新型发展理念为指导，才能深刻认识农村金融贫困问题形成根源，从而从时代高度提出有效的破解对策。其次，确立保护农民基本金融权利理念。确立农村贫困者有权获得金融扶持的基本权利理念，并从基本权利高度系统规定农村贫困者金融权利，才能强化政府和金融机构等主体的保障义务，推进责任机制构建，科学构建农村贫困者金融权利体系。再次，确立金融公平优先、兼顾效益与安全理念。我国农村金融资源匮乏与农村金融扶贫非持续性、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公平、农村金融发展不公平密切相关。因此，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必须以金融公平作为核心理念指导制度体系构建，以保障制度构建的公平性、正义性。当然，在坚持公平优先理念基础上，也应兼顾金融效率与金融安全，以实现农村金融扶贫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最后，确立精准扶贫理念。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我国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目的在于提高扶贫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农村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提高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构架农村金融扶贫精准识别、精准扶持、精准管理制度体系，才能提高农村金融扶贫的有效性、针对性。
（二）建立立法保障体系
从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变迁与现状来看，我国农村金额扶贫制度法律渊源大多表现为政策性规范、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不仅立法层次较低，而且体系分散凌乱，甚至相互冲突、矛盾。因此，健全立法体系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的基本要求。
1.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建立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有利于统帅高度分散的农村金融扶贫规范。目前，我国《农业法》虽然对农村金融扶贫进行了规定，但主要从农业发展金融支持层面进行规定，极为粗放，无法作为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笔者认为，我国可采取制定《农村扶贫开发法》或《农村金融法》，并在其中设立农村金融扶贫专章的形式，确立农村金融扶贫基本规范。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应以新型发展理念为引领，确立保护农民基本金融权利及实现金融公平、精准扶持的基本理念，以实现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业金融、民间金融等扶贫协作与适度竞争为目标，从政府、金融机构、农村弱势群体三个层面，金融供给、实施、资金回收与监管四个环节，构建农村金融扶贫基本规范，重点建立金融机构扶贫激励与约束、农村金融基本服务产品供给、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配置、农村金融差异化监管、农村信用建设等制度规范，确立政府、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农民等在农村金融扶贫方面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的确立，对强化农村金融扶贫规范的统一性、整体性，缓解规范之间的冲突，提高农村金融扶贫制度的权威性与实施性，都将起到重要作用。
2.农村金融扶贫专项立法。在农村金融扶贫基本立法基础上，根据金融扶贫组织类型和扶贫方式，在金融专项立法中规定农村金融扶贫具体制度和措施。如在《政策性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农村合作金融法》《村镇银行法》《农村小额贷款公司法》等金融专项立法中，就特定金融机构的农村金融扶贫具体义务与措施等进行规定。
3.其他立法。为推进我国农村金融扶贫基本法及专项立法实施，加强农村金融扶贫立法的规划与协调，特别是部门与地方政府立法的协调，强化法律可操作性，可由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等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以细化农村金融扶贫立法规范，推进立法有效实施。
（三）构建基本制度体系
1.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倾斜保护制度。我国农村金融扶贫对象已明确为农村弱势群体。但是，相关法律并没有在金融服务种类、资源分配上给予其倾斜性保障。在实践中，作为农村金融扶贫对象的弱势群体更是无法与政府、金融机构等处于平等地位。造成农村扶贫对象金融贫困的重要原因在于权利的贫困与保障机制的不健全。因此，增强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权利，确保其在金融服务供需中的平等地位，是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我国农村金融弱势群体金融权利配置应从以下方面推进创新：第一，以包容创新、实质公平理论为指导，单方突出农村弱势群体的金融权利保护与政府、金融机构的义务规制，对农村弱势群体金融权利实行倾斜配置、倾斜保护。第二，明确规定农村金融弱势群依法享有金融权利，并依据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普惠金融建设战略发展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趋势，不断扩充金融权利种类与内容，逐步规定获得金融基本服务权，优惠信贷权，参与金融发展权，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权、金融服务评价与监督权等金融权利，夯实金融权利实施保障机制。第三，赋予农村弱势群体紧迫需求借贷的单方强制缔约权。一般来说，农村弱势群体紧迫借贷需求对保障其生存权、发展权与精准扶贫脱贫十分重要。在农民金融贫困日益严峻背景下，针对农民为了生产、生活的紧迫需要而提出的借贷请求，规定农村金融组织强制缔约义务，以实现交易双方的利益平衡，督促农村金融组织履行社会责任，更具有现实意义。[6]当然，对由于单方强制缔约而给金融机构所带来的风险，金融机构可通过农业保险、贷款保险以及要求政府给予风险补偿等方式进行有效规避。
2.农村金融扶贫激励与约束制度。不管是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有限性还是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均与金融业的 “嫌贫爱富”有直接联系。[7]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激励与约束制度缺乏，是导致其难以推进与运行低效的关键原因所在。构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制度，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于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目标的金融机构来说，从事农村金融扶贫缺乏内在激励。因此，应通过一些外在的激励机制设计，使得从事农村金融扶贫成为一种自觉行为。我国应在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条件、税收、再贷款、金融调控等方面建立优惠制度与激励措施，以促进农村金融机构从金融扶贫中获取合理利益。其次，建立地方政府农村金融扶贫激励制度。地方政府是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的重要实施主体。在GDP竞争极为激烈的当今，预期收益较低的农村金融扶贫对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激励，特别是国家的扶贫资金往往需要地方政府提供配套，更使其缺乏内在动力。因此，有必要设立激励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入于风险高、效率低的农村扶贫工作中。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可在金融资源分配、金融调控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建立激励制度，根据地方实际建立合理的金融投入配套机制。同时强化政府金融扶贫绩效评价，构建公众参与绩效评价立法机制，以保障绩效评价的针对性和民主性。[8]农村金融扶贫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促进我国农村金融法律制度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首先应建立金融机构农村扶贫约束机制。保障农村弱势者的金融权利，助推农村精准扶贫脱贫是金融机构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应通过相关法律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保障农村弱势者基本金融需要，将农村吸收存款按规定用于扶贫贷款，开发金融扶贫产品、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和服务平台等法定义务，并规定相应的考评监督机制与法律责任机制，以强化其内在约束。其次，明确规定政府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优化农村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组织金融消费知识教育及奖励扶贫金融机构等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和追究机制。
3.农村金融扶贫风险控制制度。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信贷风险控制机制，农村扶贫贷款带来的损失会使得金融机构更不愿将款贷给农民和中小企业，从而加剧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给金融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阻碍。[9]因此，构建农村金融扶贫风险控制制度是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首先，创新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担保制度，构建公司、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担保农村扶贫信贷制度，建立农村小额信贷保险制度，推进农业保险扶贫与信贷扶贫联动。再次，创新农村扶贫金融监管制度。整合农村金融监管机构，构建专业化、地方化的农村金融机构。建立有利于激励农村金融扶贫的差异化监管制度。其次，构建农村民间金融风险控制制度，规范农村民间金融发展，引导其支持农村金融扶贫开发，优化金融资源利用。最后，构建农村金融扶贫风险预警制度，强化风险预先化解。
4.农村金融扶贫实施保障制度。推进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是发挥其功效的关键所在。从法制变迁轨迹来看，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政策性、宣示性特征较为明显，可实施性不强。因此，构建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保障制度是其创新的又一重要内容。我国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保障制度创新，首先应构建实施机制，明确实施主体、程序、责任及纠纷解决途径。其次，强化中央宏观领导和监督执法，构建地方金融扶贫联合执法、协作执法机制，构建公众参与执法机制。再次，创新农村产业制度。构建农村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住房财产权、宅基地权等抵押制度，以盘活农民主要产权，为农民金融活动提高有效支持，推进金融扶贫法律制度顺利实施。最后，构建有利于农村金融扶贫的财政、税收、产业政策等配套法律制度，建立农村金融扶贫、财政扶贫、产业扶贫等扶贫制度协调机制，强化农村扶贫开发机构协调主导作用，为农村金融扶贫法律制度实施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陆汉文，覃志敏.我国扶贫移民政策的演变与发展趋势[J].贵州社会科学，2015，（5）.[2]韩嘉玲.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J].贵州社会科学，2009，（2）.[3]李小云.我国农村扶贫战略实施的治理问题[J].贵州社会科学，2013，（7）.[4]汪三贵，Albert Park.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估计与瞄准问题[J].贵州社会科学，2010，（2）.[5]郑志祖.习近平精准扶贫方略料进十三五规划[EB/OL].2016-02-01.http：//news.qq.com/a/20151029/028176.htm.[6]张运书，高毅.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J].东疆学刊，2013，（1）.[7]王鸾凤.农村金融扶贫的困境与对策――以湖北省为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6）.[8]谭正航.论我国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立法完善――以缩小区域收入差距为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郭威.农村金融扶贫的经验、困境与对策――以广西富川县为例[J].理论探索，2015，（5）.【责任编辑：张亚茹】
第三篇：2010年西政考研初试民诉试题与参考答案
2010年西政考研初试民诉试题与参考答案
一、多项选择题
（一）下列民事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住所地不一致，由原告经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1.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2.对下落不明或宣告失踪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
3.对被劳动教养的人提起的诉讼。
4.对军人提起的诉讼。
5.对被监禁的人提起的诉讼。
（二）民事诉讼中，可以申请先予执行的有（）
1.解除收养关系的案件。
2.索取劳动报酬的案件。
3.立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案件。
4.索取医疗费的案件。
5.遗产析产案件。
（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第15条的规定：只有以下几种法院可以依职权收集证据，除此之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
1.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
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
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其他材料。
4.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
5.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材料。
（四）关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下列表述是正确的。（）
1.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
2.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权利人应当亲自参加诉讼。
3.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4.代表人的人数为3人至7人，代表人必须是在人民法院登记在册的权利人。
5.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
二、概念比较题。
1、驳回起诉与驳回诉讼请求
2、财产保全与证据保全
3、移送管辖与管辖权转移
三、判断分析题。
1、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收到诉状的人民法院管辖。
2、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的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劳动者负举证责任。
3、一方当事人签收了调解书，而另一方当事人在送达前反悔的，人民法院可以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再次进行调解。
四、简述题。
简述我国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种类及适用条件。
五、案例分析题。
2007年9月重庆市巴南区余已笑因意外事故死亡，其年轻的妻子萧雨蒙备受刺激，看破红尘，前往四川峨眉山出家为尼，法号：绝尘。余已笑生前的所有财产（含其妻萧雨蒙的财产）全部被其在渝中区的儿子余正乐据为己有，余正乐将其父母在南岸区的一栋两楼一底的自建楼房作为办公写字楼以高价分别出租给日月传媒公司和星辰咨询公司，并将其父母存在该楼房中的大量古玩字画全部送到重庆渝中区世间典当行，当得现金300余万元。2007年10月14日，两位家住四川成都武侯区的名叫魏嫣然，魏婉儿的女子声称是余已笑的双胞胎私生女，特地从成都赶往重庆祭奠她的生父。并对其父的财产主张权利，遭到余正乐的粗暴拒绝，魏婉儿不顾魏嫣然的劝阻，毅然提起财产继承纠纷诉讼。
一审判决后，余正乐不服提出上诉，并申请法院对魏婉儿进行DNA亲子鉴定。在二审法院尚未作出判决前，作为被上诉人的魏婉儿却突然申请撤诉，法院出于对当事人的处分权的充分尊重，裁定准许了魏婉儿的撤诉，同时告知魏婉儿不得重新起诉。
问题
1、对于本案件何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为什么？
2、请将本案当事人及第三人仔细、完善的列出。
3、二审法院能否同意余正乐的鉴定申请？为什么？
4、二审法院准许魏婉儿的撤诉并告知其不得重新起诉的做法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请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一、多项选择题。（12分）
1、①②③⑤
2、②③④
3、①④
4、①③⑤
二、概念比较题。（15分）
1、驳回起诉与驳回诉讼请求
裁定驳回起诉是由于原告向法院提出的诉讼程序上不合法，即：不具备起诉的条件，法院所作的一种程序上的裁决。判决驳回起诉请求是对于一个合法的诉讼由于当事人提出的诉讼没有理由或者缺乏证据支撑，法院所作出的实体上的判断。驳回起诉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原告再次起诉的，如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书生效后。当事人受既判力的约束，不能就同一案件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财产保全与证据保全
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利害关系人起诉前或者当事人起诉后，为保障将来的生效判决能够得到执行或者避免财产遭受损失。对当事人的财产或者争议的标物，采取限制当事人处分的强制措施。证据保全是指在证据可能灭失后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法院根据申请人或依职权，对证据加以固定和保护的制度。
区别：1保全的意义不同；2保全的条件不同；3保全的程序不同；4保全的方法不同
3．移送管辖与管辖权的转移
移送管辖：是指某一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后，发现自己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受理。受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受移送的案件依照规定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送。管辖权的转移：是指经上级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同意，将案件的管辖权由上级人民法院移交给下级人民法院，或者由下级人民法院转交给上级人民法院的制度，管辖权的转移是对级别管辖的一种变通和补充。
区别：1.管辖权转移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将案件的管辖权转移给无管辖权的法院，案件的转移只是形式，管辖权的转移才是本质；移送管辖则在受诉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却又错误的受理
案件的情况下，为纠正错误而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其移送的仅仅是案件，而不涉及管辖权的变更。2.管辖权的转移主要用于调节级别管辖，案件的转移一般在上下级法院之间进行；而移送管辖主要适用于地域管辖，其目的在于纠正管辖权行使上的错误，案件的转移一般在同级法院之间进行。3.管辖权转移须经过上级法院的决定或同意；而移送管辖则无须上级法院及受移送法院的决定和同意。
三、判断分析题。（9分）
1.错。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来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最先立案而非收到诉状的人民法院管辖。
2.错。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第6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在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3.错。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签收了调解书，而另一方当事人在送达前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不得久调不决，所以法院不能再次进行调解。
四、简述题。（6分）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种类有以下5种：拘传、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拘留。
1.拘传的适用。采取拘传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拘传的对象是法律规定或法院认为必须
到庭的被告，或者给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二是必须经过两次传票传唤；三是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拘传应当填写拘传票，院长批准。2.训诫的适用。适用训诫措施，由合议庭或独任制审判员决定，以口头方式指出行为人的错误事实、性质及危害后果，并当庭责令行为人立即改正。
3.责令退出法庭的适用。适用责令退出法庭，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决定，由审判长或
独任审判员口头宣布，责令行为人退出法庭。
4.罚款和拘留的适用。罚款和拘留必须制定决定书，只由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提出处理
意见，报请院长批准后执行。罚款的数额为个人10000元以内，单位10000——300000元；拘留最长不超过15日。对拘留和罚款决定不服，可以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但复议不停止执行。
五、案例分析题。（8分）
1.重庆巴南区法院和重庆南岸区法院有管辖权，因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2.原告：魏婉儿，被告：余正乐，共同原告：魏嫣然、萧雨蒙，如她们明确处分实体权利可以不列；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日月传播公司、星辰咨询公司、世间典当行。
3.二审法院不能同意余正乐的鉴定申请，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第25条规定：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当然，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除外。
4.二审法院同意魏婉儿撤诉的做法是错误的，案件已经进入二审，当事人不能“一撤到底”，一审之诉已经判决，既判力已经产生，无诉可撤。二审法院告知魏婉儿撤诉后不得再起诉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准予撤诉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重新起诉，法院无权剥夺当事人重新起诉的权利。
2009年西政考研初试民诉试题与参考答案
一、判断分析题（判断正误并说明理由，每小题5分，共10分）
1、广义的民事诉讼法是指能规范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法规，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外还包括其他法律中对民事诉讼起指导作用的相关规范。
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民事诉讼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事诉讼法包括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执行程序两大部分，狭义的民事诉讼法只包括民事诉讼程序部分。同时，民事诉讼法还可以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和实质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形式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是指从外观上、形式上一望即知它是民事诉讼法；实质意义上的民事诉讼法是指能规范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法规，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外还包括隐含在其他法律中实质上对民事诉讼起着潜在指导作用的相关规范。
2、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的，应当在案件开庭审理后法院判决作出前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并说明理由。
答：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应当说明理由，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开始审理后知道的，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二、概念比较题（每题5分，共10分）
1、续审主义与限制上诉主义
答：续审主义，就是指按照第一审言词辩论终结时的诉讼程度继续审理诉讼案件的审理体制。上诉审不但复审第一审法院的诉讼资料，还复审第一审法院判决的妥当性，同时还可以接受新的诉讼资料，审理第一审的裁判是否妥当。
限制上诉主义是指在上诉审中不允许提出新的诉讼资料，只调查第一审言词辩论终结前所形成的诉讼资料、证据资料，并据此审查第一审的裁判是否妥当。
续审主义和限制上诉主义都是关于上诉审和第一审关系的学说，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上诉是否接受新的诉讼资料。
2、诉与诉讼请求
答：诉是民事争议发生时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关于解决争议的请求。诉讼请求是指原告提起的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予以保护的民事权益的具体内容。两者的区别是：
①在一个案件中，诉是唯一的，而诉讼请求可以有多个；
②当事人对诉是没有处分权的，对诉讼请求却享有处分权；
③诉是无论大小的，而诉讼请求却可以量化。
两者的联系在于诉是诉讼请求的内在原因，诉讼请求是诉的外在表现。
三、简述题（每题5分，共10分）
1、如何理解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试举一例予以说明
答：我国法律规定反诉提起的条件之一是反诉与本诉应该有一定的牵连性。牵连性是指反诉与本诉的诉讼标的或者诉讼理由，应当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有牵连关系。例如：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买卖合同交货，被告提起反诉，要求撤销该合同；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房租，被告提出反诉，要求原告维修房屋，并赔偿因房屋漏雨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无论基于同一种法律关系还是同一事实，或者基于某种权利义务，都应该与本诉有一定的联系才便于法院合并审理。如果本诉的被告提出的诉与本诉原告提取的诉毫无联系，应是两个独立案件，应分开审理。
2、诉讼代表人的诉讼地位应如何认识？
答：诉讼代表人在诉讼中代表己方当事人进行诉讼，享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诉讼代表人在诉讼中实施的诉讼行为对其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法律效力；但是如果涉及到对被代表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处分，如放弃自己的诉讼请求、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等，须取得
被代表的当事人的特别授权或者征得其同意方可实施。诉讼代表人在诉讼中如果不能正确的行使其代表职责，或者不能善意的维护其所代表的当事人的利益，那么被代表的当事人有权对该诉讼代表人进行更换。
四、论述题（10分）
论不间断审理原则
答：不间断审理原则又称集中审理原则，是指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应当持续的、集中的进行言辞辩论，待该案终结之后再审理其他案件的一种方式。
不间断审理原则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首先：不间断审理原则有利于实现诉讼公正。不间断审理要求审判人员连续、集中一次开庭期日审理便于做出最终判决，所有案件的诉讼资料都一次性的在法庭上加以展示，有利于法官全面的把握案情，从而做出正确的裁判。其次，不间断审理原则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不间断审理要求案件在一个开庭期日内就能够得到解决，对于复杂案件也可以在两个以上的期日进行，但要求尽可能地连续进行，从而保证案件一开始就能得到迅速得到解决。第三，有利于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贯彻实施。直接原则和言词原则的适用阶段都是在开庭审理阶段，连续、集中的进行审理，原则上要求对案件的开庭调查、辩论只有一次，进行充分集中的审理后即作出最终判断以终结案件。由于审理的集中性，这样就可以给主持审理的法官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有利于判决的作出。第四，不间断审理原则还具有优化程序结构的价值。如前所述，不间断审理原则所形成的是“充分的审前准备+主要期日开庭审理”的程序结构模式，这就要求为实现连续、集中的不间断审理，必须进行充实的审前准备，并达到能够一次性开庭就能够作出判决的程度。不间断审理原则所要求的这种程序结构，使得诉讼的阶段性功能得以界分，以及当事人和法官在诉讼中的角色、作用得以明晰。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目前采取的是间断审理原则，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界限不清，使得审前程序的程序功能未能得到发挥。表现为：当事人在审前准备的作用甚小，基本上是由法院控制程序的进行及准备的内容；有诉讼突袭的状况以及多次开庭的特点。
针对我国民事诉讼在程序上的上述缺陷，司法实践中应当积极进行改革，对程序结构进行改革，努力推进和探索“充实有效的审前准备+主要期日开庭审理”的程序结构模式。
五、案例题（10分）
居住甲市的李某去世后，在乙市留有一处房产。他的五个子女应遗产继承发生纠纷，诉至法院。李二告李大侵犯了他的继承权。法院受理此案后，通知其余三个子女应诉，其中李三表示放弃实体权利，不参加诉讼；李四愿意参加，李五不表态。
请确定本案的管辖法院及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并说明理由。
答：本案的管辖法院应当是甲市和乙市人民法院。因为我国法律规定：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李某的子女因为继承遗产发生纠纷，甲市是其死亡时的住所地，乙市是其主要遗产所在地，因此，甲市和乙市法院都有管辖权。
本案的原告是李二，李四和李五，被告是李大。本案由于双方当事人争议的是共同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在必要的共同诉讼的内部关系上，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其行为必须保持一致，即一起起诉或应诉。如果只有部分必要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法院应当对其他必要共同诉讼人进行追加。如果追加的是共同原告，而该原告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法院仍应当将其列为共同原告。
根据我国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在继承遗产诉讼中，部分继承人起诉的，人民法院应该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本案中，李二起诉李大，法院应当通知李
三、李
四、李五作为共同原告参与诉讼。由于李三明确表示其放弃实体权利，因此李三不是原告。李四同意参加，是共同原告。李五不愿意参加但是又没有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因此还是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第四篇：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途径论文
摘要：随着我国建设学习型社会及终身学习体系目标的提出，教育领域的现代化改革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是促进学生个人素质提升，满足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内容。分析现阶段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并论述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在关系，旨在促进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发展。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融合途径
随着社会经济及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发展，高等院校毕业人数逐年增多，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更加严格，因此，大学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能有效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实践能力，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借助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及理念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主要体现在组织协调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因此，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途径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
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现实意义
1.现代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间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基于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下，各国间为应对激烈竞争，加大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资金与技术投入。培养新时期所需的人才是现阶段社会教育转型发展的主要趋势，而具有创新创业能力的综合型高素质人才是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不仅能提高教育的质量和效率，满足学生现代化与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与此同时，还能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实践能力，继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创新发展。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创新发展成为实现经济转型发展的主要途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发展理念应运而生。通过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实现创新性国家及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因此，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性发展是实现现代教育改革与社会进步的重要环节。
2.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求
高校创业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满足学生学习需求的重要方式和途径。首先，创新创业教育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并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引导其自主完成学习任务。创新创业教育实践活动中，能有效开发学生的基本潜能，帮助其建立将理论知识与学习经验转换为技术、管理及实践的能力。并且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坚持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教学活动中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主学习时间及展现机会，继而实现学生在学习工程中的主体地位及独立性。其次，现阶段的创新创业教育中将包含众多与国家政策和时代发展相关的教学内容，高等院校与各大企事业单位有关于人才发展的人才相关合作，落实发展创新创业教育是满足大学生全年发展的必然需求。因此，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仅对学生思想品质有着重要的培养作用，并且对学生的知识储备及能力提升有着重要意义[1]。
3.解决就业问题的战略途径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竞争力，解决就业困难问题的有效战略途径。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进步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有了大幅提升，因此，现阶段的发展重心逐渐向教育领域转移。建设学习型社会及重视教育体系的发展理念成为主要趋势，继而高等院校的毕业学生数量逐年增多。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实力及整体竞争力，帮助其寻找适合创业的项目与方向，从而，分担其就业的压力。其次，就业压力大的内部原因分析，主要是由于现阶段学生的能力与素质无法满足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的需求[2]。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发展理念的提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及能力，还能有效地解决就业压力，缓解学生的生活及就业压力。
二、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关系
1.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具有统一性
大学阶段的创新创业教育对大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便是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实践能力，帮助其将大学阶段的理论知识学习转换成自身的社会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的个人发展及价值实践，提升社会整体素质及发展生产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道德素质、意志品质、心理素质及政治修养的重要方式，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在教学内容与教育目标中二者具备相同属性，教学内容与教学目标来看，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基于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目标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两者的教育目标皆为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将高校思政教育结合至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中，可为学生的创新创业观树立提供方向指引以及精神支撑，且能帮助大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实力及竞争力。
2.思政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保障
高校思政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基本内容与重要保障。由于我国的教学事业起步较晚，在针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内容中相对于西方先进国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在具体的实践环节中还存在一些不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保证学生总体素质提升的重要途径，并且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都相对完备，将高校思政教育融合至创新创业教育中，对学生能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实践价值，并为创新创业教育提供更多重要的教学资源以及教学经验。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解决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偏差性。基于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起步时间较晚，在教学理念及教学方式中存在一定的偏差性和针对性，而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教学目标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培养全面型的人才。将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至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中，能有效解决创新创业教育发展中的偏差问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继而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效性和有效性。
三、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和的现状
1.教学理念存在认知偏差
现阶段，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中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并对其重要性的认知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中。首先，普遍高等院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不够密切，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对创新创业教育重要的影响作用。基于全社会大力倡导创新创业发展教育的背景，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相互融合力度有待加强。其次，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普遍认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工作是完成对学生创新创业理论知识的培养，并且教学内容多为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关内容，并未结合国家政策、社会发展现状及学生的个人主观需求进行创新个拓展。因此，在实际教学环节中存在过分重视传承缺乏创新精神、重视理论知识缺少实践环节的教学问题。
2.教学途径及方式单一
根据对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现状的分析发现，现阶段的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中，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至创新创业教育的方式和途径传统单一，因此，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兴趣和热情较低，直接影响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率。首先，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结合方式较为单一。在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中仍以课程教学和专题讲座为主，过于重视理论知识学习的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且不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并且单一的教学模式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由于学生能力以及学习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理论化的教学模式无法给予学生教学中相应的人文关怀，因此，教学活动更多是流于形式[3]。其次，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结合实践方面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以讲座、比赛及合作等形式，无法真实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与兴趣爱好，继而对学生学习的效率提升效果不佳。
3.教学内容缺少针对性
针对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现状调研以及参考资料结果显示，现阶段的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结合教学中教学内容缺少针对性。首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过于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甚至将其作为创新创业教育中的教学主要内容，缺少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知识学习及实践活动。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目标定位缺乏针对性，认为创新创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更好地找到工作，忽视了创新创业教育的育人功能，在教学目标设定中缺少针对性。其次，由于我国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起步较晚，因此，其教学内容及教育机制的发展并不完善。现阶段，虽然我国出台了关于高等院校普及发展创新创业教育的相关法律，但多数高校并未真正将高校思政教育结合至教育体系中，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结合缺少规范性和针对性，过于重视对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的培养，忽视了其能力及素质的提升。
4.理论教学与实践相脱节
现阶段，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的教学活动中，过分重视理论知识教育，忽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很难激发学习兴趣及主观能动性。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结合教学中理论知识的学习，并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体性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因此，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效率较低，无法切实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其次，基于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的创新创业教育在课堂教学活动结束后，教师课后复习任务更多的是要求学生写一份论文视作教学活动检验结果。但论文理论性较强并且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并无实效性的帮助，因此，要根据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实际需求，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培养。
四、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途径
1.加强思政教育的导向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内容中的基础内容，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及心理素质的培养有重要意义。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学结合，能有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包容性，可完善创新创业教育内容体系知识的构建。首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作用需要完善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及教育能力。现阶段，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及创新创业教育中专业素质有待加强。因此，高校应增大对师资队伍建设的资金投入，定期组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及创新创业教育能力的提升。其次，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使用的教材更多是外国教材进行本土翻译而成，教材中的内容理念并不完全符合我国学生的思想状况及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因此，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加强思想政治的导向作用是完善师资队伍的建设，针对我国学生的思想状况及社会的现实情况编写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教材，提高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结合教学的有效性。
2.拓展教育内容及教学途径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结合中应更多的使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和平台，结合教育内容、教学途径，丰富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首先，互联网平台的教学资源具有海量和多样的特点，教师的教学过程，以及学生课后复习的过程，可借助互联网平台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丰富和拓展，提高创新创业教育目标的针对性及内容的实效性。其次，将现代化的教学技术结合至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中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主观能动性，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效结合。
3.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的结合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途径，需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的有机结合，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实践能力。基于社会发展现状大学生在创新创业环节中将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对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及道德素质有更高的要求。首先，理论基础知识是保证教学活动有效性的基础内容，因此，高校在创新创业教育活动中，应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知识教学。并对理论知识不断进行创新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其次，高校思政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更多地组织课外实践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与企业资源，为学生的实践和实习寻找机遇，通过实践活动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及整体能力的提升。
五、结语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大学生面临着就业困难的问题，因此，现阶段如何在保证学习型社会与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长效可持续性发展基础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成为我国教育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结合，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及就业竞争力，并可有效缓解现阶段的就业压力问题。
参考文献：
[1]王玉,赵丹,冯志强.思政教育助力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路径探究[J].中国市场,2018(3).[2]王康.大学生思政教育与双创教育契合研究[J].教育观察(上半月),2017,6(17).[3]廖若宇.探究思政教育与就业指导教育的融合途径[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3,10(4).
第五篇：企业管理创新论文C管理模式对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的启示与应用思考
企业管理创新论文：C管理模式对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的启示与应用思考
[摘要]：管理模式创新是新形势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和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国内学者王汝平提出的C管理模式相对于我国企业普遍采用的A、B管理模式有了重大突破，给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带来了启示与应用思考。[关键词]：C管理模式；创新；启示
我国企业目前正处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期，即面临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这对我国企业而言，既是一种很好的发展机遇，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并相应地对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传统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竞争、发展的需要，管理创新成为新形势下企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从管理创新的内容来说，有管理理念的创新、管理方法的创新、管理模式的创新等。本文着重探讨管理模式的创新对我国企业发展的影响。管理模式的创新意味着打破原有的组织架构、沟通机制，并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对管理模式加以变革。从组织架构看，我国企业管理模式经历了由金字塔形机械式管理模式向学习型扁平式管理模式的演变。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这两种模式已经难以支撑企业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国内学者王汝平提出的C管理模式，给我国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带来了启发。
一、C管理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C管理模式的理论创始人是王汝平。他在西方先进的现代管理学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国学的内涵，C管理模式是继金字塔形机械式组织（A管理模式）、学习型扁平式组织（B管理模式）之后出现的第三种组织模式。所谓C管理模式，就是构建一个以人为核心，形神兼备、遵循宇宙和自然组织普遍法则，并能够不断修正、自我调节、随机应变的智慧型组织，同时将中国人文思想和传统国学与西方现代管理学（做事高效高量之法）相互融合，而对企业进行人性管理的一种新型企业组织管理运营模式。[1]25-26这种管理模式是“以人为本”核心，具有更大的能动性和更强的应变能力，又被称为“智慧型组织”。C管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三个方面。
1.“人形”的组织构架。C管理模式将组织的比做一个人，“头”（大脑）：代表组织的管理高层，是信息处理决策中心，大脑的精神情志即指高层的决策。“躯干”（五脏）：代表组织的管理中层。肝、心脾、肺、肾五脏生理功能之间的平衡协调，是维持组织机体内在环境相对恒定的重要条件，同时通过五脏与四肢的联系、五脏与大脑的关系，机体内外环境之间的联系，维系着组织内外环境之间的相对平衡协调。“四肢”：代表组织的员工。手、足是组织的执行机构，根据大脑的信息作出及时的反应和具体的动作。[2] 2.“以人为本”的运营原则。C管理模式引入中医理论。阐述高层、中层和基层之间的运营原则。高层控制着手脚，支配着中层，中层在高层的支配下，作为组织的运营中心，条畅这个组织的运行，协调着高层与基层之间的气机运行，从而实现智慧型组织系统机能的最大化。3.“道法自然”的管理思想。认为企业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人道、尊重人权，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沟通、人文关怀，客观地根据各部门的特点，为员工提供所需的工作条件及工作环境。建立起有效的内部“调理”机制，就可以使组织内部每个人的能动性、灵活性始终保持和谐、健康状态。同时，企业还要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的发展变化，通过内外信息的高效沟通、组织内部的高效配合，使组织对外界变化保持灵敏的感知能力和快速的应变能力。[1]
二、与A、B管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从组织架构看，我国企业目前采取的管理模式主要是金字塔形机械式管理模式（简称A模式）和学习型扁平式管理模式（简称B模式），并逐步由A模式向B模式过渡。B模式是在A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适应企业内部沟通的需要，使个人和部门有了相对的自由空间，使组织内部充分活跃起来。而C模式不仅仅是A、B模式基础上的简单优化，而是根本性的创新。
1.A模式为金字塔形组织架构，是一个立体的三角锥体，等级森严，高层、中层、基层是逐层分级管理，它的优点在于结构稳固，机构简单、权责分明，并且决策迅速、命令统一。从经济环境来说，这种管理模式在计划经济时期作用显著。能够保证企业迅速实现资源的集中；从企业组织形式看，适合中小企业尤其是家族企业。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生产过程的复杂化、规模化、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这种模式逐步暴露出反应迟钝、能动性差、应变能力弱的弊端。由于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过于依赖高层决策，高层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反应缓慢，内部行政化、机械化的管理方式限制了员工能力的发挥，内部反馈机制的缺乏，造成企业缺乏与外部的沟通，成为一个闭塞的个体，最终落后于市场的需求和竞争。
2.B模式为扁平化的圆锥型组织架构，相对于A模式来说，中间的层级减少，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界限变得不再清晰，权力分层和等级差别的弱化，使个人或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能有效解决企业内部沟通的问题。B模式使企40业面对市场的变化，横向沟通得以加强，组织结构因此变得扁平。[1]15B模式强调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使企业能够不断创新，个人的创造性得到发挥。高层能够主动了解基层的信息，得到基层对外部信息的及时反馈，从而使企业真正“动”起来，工作效率得到很大的提升。但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分工的不断发展，B模式也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人的要求越来越高，包括管理者和员工。而目前我国很多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程度仍然不够，尤其是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机制缺乏，从而使企业在外部沟通中丧失主动性。
3.C模式将组织整体设计为球型，在这个球形的架构中，企业高层、中层、基层之间通过诸多和谐的圆形结构相互沟通、协调、配合。在这个球型结构中，任何一个部门或员工在发现或遇到外界变化的时候，能够进行迅速而有效的沟通和决策，既可以作为一个自主应对的个体，又可以及时在各部门和员工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从而对外部的环境变化能够迅速的触及相关部门共同应对。同时，每个基层子系统是相对独立运作的，一旦遇到超出子系统本身职权范围之事能迅速反应中层和中央指挥系统，对于在什么状况下各部门在自己的小方块中各尽其能，在什么状况下基层直接联通高层，他们都配合得非常默契，充满智慧和能动。[1]
三、C管理模式对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创新启示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C模式能够有效的调动内部资源的整合和沟通，能够迅速、灵活的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相对传统管理模式而言，在组织理念、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上具有本质上的创新和先进。
1.“以人为本”的组织理念得到充分体现。无论何种管理学派，它都首先对企业中的人作为一个基本的价值倾向性判定，然后再确定管理途径和手段。人的因素当作了管理中的事实的首要因素和本质因素。在西方，由于法律保护个人权利的个人本位价值观，西方企业西方文化往往鼓励员工追求卓越优秀的业绩，注重企业的成长、发展、壮大,更多地鼓励员工创新、冒险，注重工作的过程、手段。积极发动、倡导广大员工参与管理的分权式决策，从而能够更大程度上考虑员工的利益。[2]在我国，传统的管理模式突出物本观念，即偏重于对设备、厂房、物料等的管理，认为管理就是这些组织资源的内部配置，[3]而对知识的开发、整合与共享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对拥有知识、并知道如何利用知识提高效率的知识型员工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宝贵的资源不是它的固定资产，而是人，尤其是创造知识的人。C管理模式认为企业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人道、尊重人权，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沟通、人文关怀，客观地根据各部门的特点，为员工提供所需的工作条件及工作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知识和能力，实现知识和能力价值的最大化，把知识和能力这种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并实现企业发展的目标以及企业创新，建立起有效的内部“调理”机制和“各尽其能”的运作机制。
2.人形的内部组织架构更具能动性、灵活性和应变能力。C管理模式倡导的人形内部组织架构，将企业比喻成一个身体健康、反应迅速、动作灵活的人：头部（大脑）下达的命令通过神经系统（组织机制）传递到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管理中层和员工），身体各个组织器官之间依靠气（协调机制）的运行默契配合，形成一种和谐灵动的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各组织器官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共同完成一个又一个大脑要求的动作。这种架构不仅头脑清晰、身体内部各脏腑功能协调，更重要的是，面对外界的进攻，他的手脚能够迅速有力地做出正确的反应。因而企业内部拥有更一致的目标、更默契的内部配合、更强大的合力。3.球形的运行机制能够适应内部协调和外部变化的需要。C管理模式下，企业整体为球型，其任何一个截面都是一个和谐而“灵动”的圆形———这个圆，由众多的圈和线构成，大圈代表基层，中间的圈代表中层，中心代表高层。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与外界进行沟通，这样外部环境的变化通过任何一个切面都能及时地反馈到高层，高层做出的任何决策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下达基层，这种高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使企业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从而取得主动权。
四、C管理模式应用思考
1.企业激励机制的实现。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员工尤其是那些掌握大量知识的员工，参与企业管理、提升自身价值的需求愈加强烈，传统的薪酬激励机制已经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边际效用递减。而C管理模式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理念，让知识型员工的个人尊严、内在价值、意愿表达等得到充分的满足，使企业的发展与他们个人的发展结合起来，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激励效果。
2.企业决策意识和决策能力的提高。在信息时代，快速、准确、高效地进行决策以因应市场机遇将是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所在。C管理模式虽然也遵循高层管理着中层、中层管理着基层这种直线型的责权关系没有改变，但是他们各个层级之间横向、纵向形成了相互联通，基层可以畅通无阻的联通高层，高层对基层的反馈也会迅速做出决策。有利于提升企业决策者对内部信息和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和反应速度。
3.企业市场化意识的强化。C管理模式将企业比喻成一个人，与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市场信息能够快速通过大脑反映到企业内部，影响企业的决策，大脑根据市场信息做出的决策，迅速反映到四肢中，从而影响企业的市场行为，这样使企业能够及时捕捉到市场信息并做出反应，在企业与市场之间形成传导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化意识。4.“学习型组织”的发展要求。“学习型组织”是彼特·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提出的。C管理模式下，企业上层、中层、基层能够畅通无阻的实现沟通，基层直接了解到上层的决策，上层也能了解到基层的动态，中层在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这样企业内部形成互相理解、互相学习、整体互动思考、协调合作的良性机制，成为建构学习型组织的基础。C管理模式不仅立足于儒家、道家、法家等中国传统文化，还融合了西方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其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突破传统的组织架构，能够有效解决企业组织管理原有模式单纯强调做事效率以及仅注重内部沟通而不注重企业内外沟通的问题，通过对其理论框架的分析和应用，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实现本土战略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使企业面对全球化下日趋复杂的经济环境变化，变得更具竞争力。[参考文献]：
[1]王汝平.C管理模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2]张毓雄,汤跃跃.中西方企业文化的认知与共享[J].商业时代，2004(23).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