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中官吏群体的本分要求及其困境

第一篇：传统政治中官吏群体的本分要求及其困境

【内容摘要】 选贤使能是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保证官吏群体的良好政治品格是古代政治着力关注的重要方面。传统政治中官吏群体的本分要求具有多样性和多义性，这些特点使官吏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经常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从而严重影响到官吏群体的现实表现，使国家政治在不知不觉中走向颓败。

【关 键 词】 传统政治；官吏群体；本分；困境。

【作者简介】 黄义英，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

政治文化传统与政治现代化研究。

等级、本分与补偿，是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基本方略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内容。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将人们首先分别纳入不同的等级结构中，赋予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以不同的要求，确保人们恪守本分，同时对各个等级的人们因恪守本分而暂时得不到满足的物质或者精神方面的利益给予相对合理的补偿，以调节等级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本分是等级社会人的行为规范的总称，也就是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和他人的身份，以及当一个人获得某种身份时，应该怎样表现出与该身份相称的行为。整肃吏治是本分原则的最重要要求，人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兴衰治乱现象的时候，一般都非常关注吏治问题，历代官吏群体虽有思想的引导、法律的约束以及各方面的监督，但却难以表现出社会兴盛与和谐所要求的那些政治品格，分析传统政治中官吏群体的本分及其困境，可以为揭示这一历史现象提供一些参考。

一、传统政治中官吏群体的本分要求：忠君、爱民和处事

传统政治是等级政治，等级政治强调“分”，所以对于各种身份的人来说，政治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韩愈对此曾有过表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上者也。”（《韩昌黎文集·原道》）显然，韩愈的表述没有穷尽传统政治的全部意蕴。皇帝要发号施令，百官要执行命令，老百姓要交粮纳税，这些是没有疑问的。但对于皇帝来说，政治更重要的东西是正己和治人。官吏地位有高低，“政治”一词的内涵在他们那里也不可一概而论。对于大臣们来说，政治就是在正己的同时与皇帝坐而论道，并辅佐皇帝做治人的工作；对于胥吏这些地位卑微的人来说，政治是按照上级的指示认认真真地做一些事。而政治之于普通百姓，除了纳税服役之外，还有忠君报国、遵纪守法、修身齐家、和睦邻里等内容。

总而言之，政治就是围绕着各安其分目标而进行的全部活动：“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荀子·王霸》）各级官吏都要安分守己，该谁做的事情谁就必须把它做好，不该谁与闻的事情谁就不要强求与闻。这样的政治对于官吏群体的要求，既包含着各类政治体制下对于官吏群体的要求的共性的东西，也有纯属个性的东西。

系统地分析传统政治对于官吏群体的本分要求，可以从荀子的一段话开始：

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难；百姓不亲，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是态臣者也。上不忠于君，下善取誉乎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者也。内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则能尊君，下则能爱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应卒遇变，齐给如响；推类接誉，以待无方，曲成制象，是圣臣者也。（《荀子·臣道》）

这段话表明，一个能够最大限度满足等级政治之各种需要的官吏，应该具备至少三个方面的品德和能力：即忠君、爱民和处事。最理想的官吏是既忠于君主，又为百姓做好事做实事，既在百姓中间有威望，又不危害皇权，既能够坚定地执行皇帝的正确决策，又能够在工作中富于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会办事是官吏的最基本能力，忠君爱民是官吏的最基本品德。在等级政治格局内，官员怀着侵害君主权威的目的去为民众做实事好事，或者客观上损害了君主的根本利益，都是不受欢迎的。如果一个官吏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没有让上级感到愉悦，那么他在人们的眼中就是不会办事的人。

可见，传统政治对官吏群体的本分要求是多样的，在官吏的基本素质中，忠君、爱民和处事是一体的。官吏必须会爱民和会处事，这才是真正的忠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为民众做事的时候必须向民众宣布这是执行上级的指示，将民众的赞誉归于上级，直至追溯到权力的发源地，这才是真正的爱民。

二、传统政治中对官吏群体

本分内容的理解是多义的

传统政治中的事是广义的，处事能力既包含具有相当的技术水平，也包含为君为民的政治原则。正因为它们之间相互包含，所以传统政治对于百官的要求，又可简化为广义的“忠”。

和其他类型的政治状况相比，等级政治对官吏素质的要求也许不是最高的，但肯定是最全面的。官吏在各种各样的应尽本分中，难以面面俱到，所以就有了唐太宗那句千古有余音的名言：“为君不易，为臣极难。”（《贞观政要·求谏》）魏征在给唐太宗的一份奏疏中，引用汉刘向《说苑》关于人臣之行的“六正六邪”说，提出“六正”之一的忠臣是“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贞观政要·择官》），似乎所谓的忠，也就是举荐人才和激励人主向尧舜看齐，把国家治理好而已。然而其他人未必这样理解忠。荀子说过“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禄养交而已耳，国贼也。”（《荀子·臣道》）是在“从道不从君”的角度上讲忠，暗合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之意。而荀子所讲的“国贼”情形，与“诈忠”一说有类似之处。

什么是“诈忠”？博士狄山在汉武帝面前抨击御史大夫张汤：“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诈忠。”（《汉书·张汤传》）但是汉武帝此时并不以张汤为“诈忠”，这使忠臣一词的含义更加扑朔迷离。忠的含义虽难明，却是古代君臣关系、同僚关系的缩影。臣子们时刻不忘向人主表忠心，又时刻准备着陷同僚政敌于不忠之境地。臣子不管如何处事失当，但只要一片忠心仍为人主认可，就可以起死回生。而一旦坐实“不忠”之名，不管有多大的功劳都立即身首异处。人臣有人臣的标准，人主有人主的权衡，而人臣究竟是忠是不忠，最终还是人主来裁决。所以聪明的官吏在受到同僚“不忠”的攻击时，就会主动地请求人主的裁决。以下所举的公孙弘例子，不过是古代史上无数事例之一罢了。

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辨。常与主爵都尉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上常说，所言皆听，以此日益亲贵。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背其约以顺上指。汲黯庭诘弘曰：“齐人多诈而无情，始为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上问弘，弘谢曰：“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毁弘，上益厚遇之。（《汉书·公孙弘传》）

其实，忠之义难明晰，并非客观上不能明晰，而是主观上不欲太明晰。它似是似非，更方便皇帝的操作，最终达到“其用人也鬼”（《韩非子·八经》）和“下不能原”（《韩非子·主道》）的效果。法家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韩非子·八经》），这不是说国家治理问题上有一套法，另外又有一套术，界线分明地摆在那里供统治者选择，更多的时候这意味着一切治理国家的理念、手段、原则、要求等都是“法”的明晰性与“术”的朦胧性的混合物。如果有人作为批评者认为那些东西是不明晰的时候，那么它立即可以将其明晰的一面展示出来，证明批评者原先的判断是错误的。而如果有人以为那些摆在眼前的东西就是它的真面目，它立即又可以展现朦胧的一面。当我们能够使它们的某个特征明晰的时候，我们都是以牺牲对它们的另外的特征的把握为代价的。官吏群体尽忠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历代帝王中认同“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荀子·臣道》）的不乏其人，至唐太宗有“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之说，要求百官以史为鉴，“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直言规谏”（《贞观政要·求谏》）。百官该如何对待皇帝的这种要求？皇帝鼓励百官进谏，都是对于百官之本分的正面要求，同时也是等级政治下一切上级赐予一切下级的“权利”，如果百官把它们当作耳旁风，在本质上就已是对皇帝极大的不忠，皇帝随时都可以将这样的人治罪。但他们又不能太认真，且不说人臣是否相信自己的政治智慧就一定比人主卓绝，就算他们真的相信真理就在自己一边，他们也不能不考虑直言规谏的后果问题。毕竟“以卑干尊，古来不易”（《贞观政要·纳谏》），摆在百官面前的是许多技术上的难题。他们必须锻炼出这样的本领，既把反对的理由和正确的意见讲清楚，又不伤害皇帝的尊严，同时还应审时度势、知彼知己，让他愉悦地接受建议。否则就是在做“赴鼎镬、冒白刃”（《贞观政要·求谏》）那样的傻事。正因为不易，所以在承平时期，如果皇帝求谏，百官们就说一些应景的话，如果不是皇帝极力求谏，百官们正好乐得什么也不说。

三、传统政治中官吏群体的

现实困境：从道、从善与从君的冲突

历代唯唯之官多，谔谔之士少，不可一概归结为皇帝和上司天生有拒谏饰非的倾向，也不可归结为百官和僚属缺乏责任感，而应考虑到等级体制下君臣上下互动中左右为难的困境问题。另外，还应注意到这样的基本事实，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透彻而准确的把握国家治理这个复杂问题。相对于善治目标所需要的全部政治智慧来说，无论是君、臣、民，每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都是有限的，所谓“智亦有所不至”（《吕氏春秋·悔过》）。在面临的问题相对简单的时候，君臣民要达成共识也不难，“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贞观政要·任贤》）。当部分官员与人君意见相左的时候，人君有可能得到其他一些官员的支持。那些支持皇帝意见的官员，也不可一概以佞臣论，很可能他们的确是那么认为的。

在传统政治中，“道”无疑是那些在人们的经验中已经被证明了的真理，之所以“道高于君”，是因为“道”是历史的经验，是集体的智慧。包括皇帝和百官在内，都是必须坚持“真理”的，问题在于因时顺势、通权达变也是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百官一方面被要求坚守“道”，一方面又必须通“权变”，所以在具体事情的处理上，就必须有极高的智慧才能做到恰当——既不离经叛道，又不墨守成规。这种将经与权做到恰当的中庸功夫，是君子的基本素质，但“民鲜能久矣”（《中庸·第三章》）。不管怎么说，过于提倡权变都会削弱“道”对君的约束力量，也使百官在议事时难有始终如一的参照标准。当社会风气已发展到圣贤的教导和经验被各人“断以己意”，以是否“合吾心”为取舍依据的时候，思想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的百官，注定要分裂为更倾向于“守经”的保守派和更倾向于“通权”的改革派。

传统政治并不排斥“从众”的原则，但试图使“从众”与“从善”统一起来[1]，而与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不相悖。栾武子“夫善，众之主也”（《左传》成公六年）的议论很有代表性，梁漱溟先生曾就此纵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问题[2]。然而，一旦“从善”作为对官吏群体的政治要求，并与权变观念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就必不可免地再次与“从君”的问题相遇。如果说“从道”侧重于某些抽象的原则，那么“从善”就是侧重于事情本身的正当性、可行性以及功利性。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一般来说，要用效果来检验。但古人似乎对这一办法也是存疑的。今举两例：

北楚有任侠者，其子孙数谏而止之，不听也。县有贼，大搜其庐，事果发觉，夜惊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得免而遂反，语其子曰：“汝数止吾为侠，今有难，果赖而免身，而谏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于难，而不知所以无难。论事如此，岂不惑哉？

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于以复嫁易。”其子听父之计，窃而藏之。若公知其盗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计。知为出藏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为论如此，岂不勃哉！（《淮南子·氾论训》）

以上例子，不过是以个人的努力证明了自己意见的正确，而这种经过效果检验的认识，也不能取得所有人的同意。政治上的实践是以举国之力去证明某项决策的正确性，自然声势浩大，成果斐然，除非像隋炀帝那样搞到国破民残的地步，否则主事者都仍可从容地以为真理一直在自己手中。深谙此理的百官，在谏君从“道”的努力失败后，再转过来舍“道”从君，就仍不失为忠君之臣与爱民之吏了。传统政治中官吏群体本分要求的多样性、多义性，经过一层层的限制之后，在许多时候并未引起君臣、同僚之间过多的冲突，而是保持了某种意义上的有序性，但国家政治可能就是在这种上下一心、和和睦睦的求治局面中逐渐走向颓败。

官员是国家政治的支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都将选贤使能作为善治的关键，以荐举、科举等方式选拔出来的人才，大多数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但这些人一旦为官，却鲜有不令人失望的。这其中既有个人的原因，也有体制的影响。传统政治所设计的对于官吏群体的本分要求，目的是要保证这个群体的良好政治品格，而由于设计不当，在许多时候反而成为官吏群体甘于平庸、自私、不负责任的理由。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级、本分与补偿：中国传统和谐政治思想和治国方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07XZZ009）

注释：

[1]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26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第二篇：政治理想中的方步亭问题与梁经伦困境

政治理想中的方步亭问题与梁经伦困境

《北平无战事》剧中人物方步亭

(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殷之光 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助理教授)

1920年方孟敖出生的时候，在美国呆了六年的方步亭才回国不久。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抱了救中国的梦想而回来的。跟同期回国的何其沧一起，两个同在哈佛大学取得境界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像每一个19世纪末出生，既受了私塾教育又喝了西洋墨水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抱着强烈的家国理想，意图在救亡的政治理想下，建设起一个自强自主的祖国。他们两人，一个接受了宋子文的邀请，去中央银行做了行长；一个做了燕京大学的校长。

同样，在这样的理想下，当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年轻的方步亭在自己的家庭与国家利益面前便做出了一个令方孟敖难于理解的选择，他抛下自己的家人，护送民国政府国帑西迁，而自己的妻女却被日军炸死。然而，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当年自己用尽一切心血保护的国产却变成了孔宋两家的私产。随之而消亡的，不但是国民党革命建国的合法性，更是支持方步亭多年以来对一个新中国的希望。

在方步亭那样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上，几乎包含了所有支持国民政府革命建国的政治基础。像许多受过传统儒家经典教育的世家子弟一样，方步亭选择了出国留学，接受西式教育。在晚清开始的教育改革影响下，政府出资，官费资助各省学生前往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的现代大学修读学位。在清政府取消科举之后，留学教育成为不少有传统入仕观念的知识分子得以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唯一途径。而在此之前，清季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则又在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济国的理想上，打下了很强的实业救国的印记。此后，在庚子赔款的直接影响下，又培养出一大批像方步亭、何其沧一样修读法政经济学科的专业知识分子。

在这批留学知识分子中间，受到家境、籍贯等经济政治因素影响，又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家境殷实的学生多去了美国、欧洲。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回国的一批知识分子更是在1912年成立的国民政府中承担了诸如立法、行政、外交、经济建设等重要的责任，成为像方步亭那样的国民政府高级技术官僚。即便没有直接参加到国民政府的国家机器建设中，他们中间不少人也像何其沧一样，进入了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思想力量。

还有一批较为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不少随着废除科举之后产生的留学热潮出国。与庚款学生不同，这一股留学热潮里的知识分子不少家境相对一般，承担不了高昂的留学欧美的费用。同时，与西方语言相比，日语与中文相似，学习时间较短，成本低廉，因此，这一批学生中很多选择去了日本。此外，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大量国民党成员流亡日本。在诸如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些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法政学堂。这段时期的日本，正值大正天皇主政。知识分子中间开始流行欧洲的平等民主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因此，在这批学生中出现了不少左翼知识分子。他们后来或进入广东国民政府参加大革命北伐、或组建国家主义政党、或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方步亭们不同，这类知识分子成为了国民党大革命时期的最大多数的基层骨干分子。

作为老一辈受过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留学欧美的方步亭们的政治理想始于救亡。方步亭回国之时，孙中山健在，一战“公理战胜”美梦没让中国知识分子兴奋多久，便迅速因为在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出现而破碎殆尽。与方步亭大约同岁的年轻知识分子们对帝国主义与军阀政治大为失望。而孙中山革命的广东国民政府的成立则又重新让他们燃起了希望。受到国民政府的感召，许多方步亭一样的年轻留学生放弃了在美国的优越生活，来到广东。他们中间不少人也直接参与了旨在打到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他们中的不少人，即便在1927年之后也坚信国民党是中国唯一的革命党，通过清党这一自我改造的党内建设运动，可以更好地建设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华民国。在经历了短暂的民族工业资本主义建设时期之后，这批人又投入了抗日战争的救亡运动。然而，随着抗战的胜利，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兴起，救亡时期的理想渐渐却变成了和平时期对国民党行政能力的彻底幻灭。步入中年的方步亭们发现，自己舍弃一切保下的国帑，竟转眼便成了面目不清的党产或是利益集团的私产。而自己曾经不懈奉献过的政治理想，则愈发变成了噬人的漩涡。幻灭的方步亭们想到的是不惜一切，尽快将自己的家人从这个漩涡中拉扯出去。

对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支持梁经伦的则是一种建国的梦想。希望通过自己所学参与到制度改革的进程中去，以此来实现革命时期革命党的平等建国理念。然而，梁经伦们的困境在于，他们的理想，虽然来自于革命元老们在救亡时期便提出的平等政治，但是，他们却既没有革命党元老们在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中积累起的政治经验，也缺少方步亭那样高级技术官僚们的政治敏感。因而，在这场以反腐为名的政争中，梁经伦同志也幻灭了。

从本质上来讲，北伐之前孙中山的党是一个知识分子与华侨乡会的党。作为国民党革命时期的基本组织力量，海外华侨商会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资金，而大量具有反满救国热情的留学生、帮会，则成为国民革命的武装基础。在孙中山时期，联合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基础除了孙中山个人魅力之外，恐怕便是反满革命过程中那民族主义救国理想了。因而国民党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孙中山在1923年宣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这一在共产国际苏联顾问协助下的改革，其核心目的便是要将国民党按照列宁政党组织的模式进行改造。希望将国民党从一个孙中山的党，改造成为一个代表革命群众意志的现代政党。通过这样一个具有明确代表性的政党，实现其“以党治国”、“以党领政”的目标。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这一政治目标被表述为“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付完全责任”。

然而，在建立一个统一的“党国”之前，孙中山却未能真正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党。这种借助外部力量自上而下的政党制度改革与统一战线建设随着孙中山的去世而迅速消亡。到了1927年，国民党开始清党。此举终结了大革命时期形成的统一战线，不但从国民党组织内剥离了共产党，还更大程度上的剥除了其具有左翼思想的各阶层党员。此举严重破坏了国民党在北伐期间在乡镇层面上形成的基层党组织。而日后对国民党影响巨大的派系斗争，也多建立在高层官僚、革命元老之间的政争之上。

在开始着手对国民党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不久，孙中山去世，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训，并托孤一般将国民党交付苏联共产党。以期在苏共的协助下，让国民党继续完成起现代化政党转型，并继续其国民革命的任务。然而，这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并未成功走出“孙中山的党”这一困境。在意识形态方面，国民党一大以来形成的联俄联共局面下，原本被孙中山认为是“救国主义”的三民主义被描述成更大的共产主义。孙中山强调，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便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同理想。其基本观念在于平均地权和限制资本。因而，在孙中山看来，“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而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两者之间“没有甚么分别”。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架势，确实让不少国民党员难于适从。正像徐铁英在曾可达面前质问梁经伦，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是不是一个主义。经伦同志一时难于作答，只是转问曾可达，问其在赣南老家务农的父母是否清楚两者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梁经伦在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困境反应的是一个脱离了群众工作基础的党所面临的一种代表性断裂的问题。无论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中国革命建国的背景下，两者都希望达成一种平等的梦想。在实践这种具有普世政治理想的过程中，知识精英官僚方步亭们的希望来自于为国家上层制度的结构性建设做出努力。而对在赣南老家务农的那些曾可达们的父母们来说，土地改革则是传达平等政治理想的唯一语言。1948年，国民党在城市打内战、反腐败、搞币制改革，共产党在农村搞土改。在这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民心所向则远不是由梁经伦们的理论讨论所能决定的。模糊且缺少代表性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一个模糊且缺少代表性的实用主义政治；这种政治反之则又深化了缺少代表性的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在救国救亡的诉求下，党可以形成表面上的统一。这种统一不但能让国民党内的梁经伦、方步亭、曾可达们走到一起，也能让他们与徐铁英、王蒲臣们走到一起，甚至还能让国民党与共产党走到一起。在北伐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合作都是这种救亡理想下促生的统一。然而，这种短暂的形式统一之后所出现的更严重的分裂，则是导致方步亭与梁经伦们幻灭的根源。

第三篇：地缘政治格局中伊斯兰教的群体整合功能论析

地缘政治格局中伊斯兰教的群体整合功能论析---以新疆地区为例

汤夺先

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中, 中亚局势对我国西北边疆尤其是新疆地区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致使新疆局部地区出现较大的社会异质性问题, 群体分化程度增强, 民族团结受到一定程度的阻滞, 群体凝聚力有所下降。伊斯兰教作为新疆地区广大穆斯林群众的宗教信仰, 可以通过发挥其积极的群体整合功能, 强化社会的同质性和一致性, 达到各群体、各民族的团结和凝聚, 从而维护社会的和谐和有序, 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一、地缘政治格局中群体分化的表现

中亚各国与我国不仅地域接壤, 而且在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方面都有着较深的渊源与密切的联系。中亚各国对新疆地区有着较大的影响, 中亚政局的发展成为影响新疆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1] 随着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及自身民族意识的增强, 民族极端主义与宗教极端势力在中亚迅速发展并与我国境内外的 东突恐怖分裂势力相勾结, 不仅危害了中亚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而且严重影响到我国的新疆地区。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 我国新疆境内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与暴力恐怖主义伴随着中亚的局势活跃起来, 导致当前新疆地区存在着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可以说,新疆 东突势力的发展乃至猖獗, 与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极端势力的滋生、发展、猖獗和蔓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 这是地缘政治格局变动对我国边疆地区稳定产生的直接影响。其中, 民族分裂主义是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和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是新疆地区发生分裂**的主要根源之一。[ 3 ] 在境外势力的支持和参与下, 分裂势力成为新疆的主要危险, 暴力恐怖活动日益成为分裂势力的主要破坏形式, 分裂与反分裂之间的斗争将长期存在, 这些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基于民族分裂活动带来的一系列分离、分化、非整合现象等负面影响, 在新疆地区已成为值得注意的大问题。群体的分离与分化, 导致了地区的社会冲突, 降低了社会的整合性, 并僵化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关系, 对整个社会一体化、稳定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严重的障碍。这种群体非整合现象既包括某一民族群体内部的分化、民族之间的失和如穆斯林群体内部的分化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群众之间的分离, 还包括部分穆斯林与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以及部分民族成员与整个国家的分离等。具体说来, 在地缘政治格局与民族分裂主义活动影响下的群体分化分离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组织分化。在地缘政治格局中, 受境内外分裂势力的影响, 我国新疆地区群体组织结构多元化现象已经存在, 各种民间组织、地下组织、极端宗教组织、非法宗教组织、民族极端组织、分裂主义 组织等陆续出现并成为群体组织分化的重要内容。

各种组织都有其一定的认同归属群体, 内群体倾向十分明显, 与其他外群体之间经常隔离并互相对立。这是对我国传统群体组织形式的一种挑战, 致使官方基层组织和正常群众组织出现运转不灵的局面。分裂主义分子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组织和分裂组织, 依靠伊斯兰教进行分裂活动, 在当前的分裂活动中, 伊斯兰教已成为分裂势力的重要武器。[ 4] 98这些组织较之以往更加成熟、更加联合、更加严密, 其规模和能量也日渐坐大, 如屡次煽动骚乱的 东土耳其斯坦伊斯兰真主党就是一个打着宗教旗号的全疆性分裂组织, 他们与我们争夺群众, 争夺民心。目前, 已有一部分群众受其影响出现盲目认同现象, 分裂势力在新疆局部地区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一些群众同情或暗中支持分裂分子。[ 4] 109

其二, 意识形态分化。在新疆地区,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长期借助宗教进行民族分裂活动, 政治**或武装**与非法宗教活动结合, 以伊斯兰教为幌子煽动组织政治**或武装叛乱日益成为其主要形式。在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伊斯兰教进行渗透以及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的宣传鼓动下, 新疆地区不仅伊斯兰教势力不断扩张, 信徒人数急剧增加, 并有相当数量的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 对分裂主义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保持沉默[ 5];而且部分群众中间出现了与我国官方意识形态不一致的声音, 如对 建立东突厥斯坦、建立伊斯兰哈立法国家、建立伊斯兰社会和伊斯兰秩序、对异教徒发动圣战、杀汉排汉等不利于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口号持一种盲目认同的态度, 民族偏激情绪增强, 民族整体分离意识出现, 民族分离意识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异质性意识形态, 已有超越国家意识、集体意识与公民意识的倾向。尤其是在中亚国家泛滥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与高涨的民族意识影响下, 我国部分跨国界民族的民族意识强化, 民族离心倾向有可能强化。比如塔吉克斯坦在纳吾鲁孜节时曾提出 欢迎散居各国的同胞去参加节日活动, 要结束民族涣散状态, 恢复民族一体化意识;哈萨克斯坦总统也多次呼吁、鼓励国外的哈萨克人 回归故乡。[ 6] 这些来自境外独立国家的宣传蛊惑显然对我国会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会对我国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直接构成威胁, 不利于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正常友好交往, 不利于构建同源跨国界民族的和平跨居模式。

其三, 阶层分化与利益分化。群体的阶层分化与利益分化也是地缘政治格局影响下新疆群体非整合的具体表现之一。阶层分化与利益分化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 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利益追求,不同的利益追求造就不同的群体阶层, 阶层是社会垂直分化导致的不同社会地位群体和利益群体虽然群体是由不同的阶层和利益追逐对象构成的,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作用下, 社会差别较为明显, 两极分化现象有日益严重的势头, 社会群体日益分化为不同的阶层, 既有暴富阶层, 又有一般阶层, 还有社会底层。不同阶层追逐不同的利益, 导致群体的利益分化现象也较为严重。一方面, 部分穆斯林底层群众在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蛊惑下, 有可能产生 新疆的财富都是让汉族人弄走了, 所以他们才会那么穷的想法, 并对现实社会不满, 成为分裂主义分子利用的工具;另一方面, 部分地位较高的穆斯林阶层有可能出现谋求 权威性资源的想法, 妄图通过民族分离与国家分裂来重新分配并 掌握更多的权力, 从而可能参与分裂活动。尤其是在地缘政治格局中, 过分追求政治利益, 通过分裂活动妄图谋求像地缘邻居一样的独立主权地位更是一种典型的利益分化表现。这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和地区稳定。

其四, 区域分化和领域分化。当前, 新疆分裂主义活动由南疆、北疆频发向以南疆地区为主转移, 由一县、一乡向中心城市甚至向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转移。[ 4] 81也就是说, 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重点已经从农村与牧区转入城市, 从全疆范围转入到南疆地区, 受其影响的群体分化现象也会发生转移, 转向南疆地区和城市, 从而会导致南疆地区和部分城市的群体分离现象发生, 乌鲁木齐、伊犁、喀什、和田、阿克苏等均发生过分裂骚乱活动。

并且, 群体分化的领域也会从政治领域向以政治领域为主, 包含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领域。

参加与同情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群体范围扩大了,极少数郊区农民、工人、国家公务员、干部、教师、知识分子、学生、无业游民等都参加过分裂骚乱活动,民族离心心理的增强成为一个大问题。

二、伊斯兰教具有群体整合的功能

群体整合功能是宗教诸多社会功能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科塞指出: 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套共同的信仰和实践来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大多数社会利用宗教来实现这一目的。宗教活动还可以把人们团聚在一起, 进一步巩固团体内部的团结。[ 7 ] 即宗教具有强化社会成员联系、实现团体内部团结的功能, 指明了宗教群体整合功能之具体表现。宗教社会学大师涂尔干认为, 宗教乃是社会的凝聚剂, 它推进了社会的聚合和团结。[ 8 ] 功能主义人类学大师布朗提出: 在保持社会的凝聚力和平衡方面, 宗教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9] 188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证实, 宗教具有积极的群体整合功能。群体整合功能是宗教重要的实践功能[ 10] 149-182;群体整合功能是宗教对维护社会稳定所发挥的正效应之一。[ 11] 所谓宗教的群体整合功能, 是指宗教通过发挥自身的统合与凝聚作用, 使不同的个人、共同体结成一个统一整体, 并促进其内部团结进而达到稳定并维护该整体的目的。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连接信教者的纽带, 把信教群众从组织上整合成为一个 宗教共同体, 使社会的不同地位、不同生活水平、甚至不同阶级的个人、群体或各种社会势力、社会集团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从而实现群体的亲和团结及社会的凝聚胶合。

宗教扮演了一种特殊的群体粘合剂和文化胶的角色, 为群体的存在、稳定、延续、发展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作为一种与现实社会密切联系的宗教, 伊斯兰教同样具有一切宗教所具备的社会功能。有研究者明确提出, 伊斯兰教在我国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穆斯林的心理建设功能、对民族风俗习惯的影响功能、伦理道德功能、经济功能与整合功能。[ 12] 由于伊斯兰教具有使穆斯林个体、集团、社会结成整体的因素, 因而可以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个人、群体、社团以及穆斯林社会发挥积极的整合功能。伊斯兰教的群体整合功能之所以能够实现, 原因在于:

其一, 伊斯兰教为穆斯林群体提供了一个神圣的起源, 使广大穆斯林成员对其产生一种崇敬、认同与依赖心理, 从而形成一种维系同一信仰人群的牢固凝聚力;

其二, 伊斯兰教为广大穆斯林群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信仰体系, 信仰共同的真主安拉和使者穆罕默德, 有着共同的宗教典籍“古兰经”和“圣训”等, 有着共同的宗教教义、教法等, 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观念使人们产生了一致的群体意识和共同的群体认同与归属感, 使其整合为一个统一体;

其三, 伊斯兰教与一般宗教一样有自己的实践体系, 通过一起参加固定的念经、礼拜等宗教仪式, 通过共同遵守和执行宗教生活方面与世俗生活中的种种行为规范, 能够把穆斯林个体的行为统一起来, 从而巩固和加深了群体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亲密感, 强化了穆斯林之间的沟通和团结;其四,伊斯兰教还有自己的宗教节日、与宗教有关的世俗节日以及人生礼仪活动, 在这些特殊的日子中常常要举行一些强化性、具有转折性色彩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 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都需要举行宗教仪式, 通过这些仪式和活动使个体参与到集体中来, 从而强化群体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以及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基于上述诸种条件, 可以通过发挥伊斯兰教的群体整合功能来达到维护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中地区与国家安全和稳定的目的。

三、实现伊斯兰教群体整合功能的具体层面

针对当前形势下新疆地区受地缘政治格局影响而出现的种种群体分化分离倾向以及不利于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相关问题,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伊斯兰教的群体整合功能, 将有分裂倾向和分离情绪的各种群体, 逐渐整合为热爱祖国、拥护统一、团结和睦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 增强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归属感, 强化他们的向心力, 加强凝聚力和胶合性。一般情况下, 整合有四种形式: 文化整合、制度整合、规范整合和功能整合。有研究者认为, 宗教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整合作用主要包含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等三个方面。[ 13] 笔者认为, 伊斯兰教可以通过价值整合(信仰整合)、组织制度整合、礼仪行为规范整合来实现群体内部以及不同群体间的统一和整合。

首先, 伊斯兰教通过价值整合实现对群体的整合。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主要体现之一就是它对社会成员进行的价值整合。[ 14] 价值整合在宗教整合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是一个民族保持信仰方面一致的基本文化观念和牢固的凝聚力的基础, 是宗教整合中最重要的内容。[ 13] 价值整合要建立在统一的宗教信仰的基础上, 对此, 有研究者提出: 宗教信仰是宗教履行社会整合功能的基础, 共同的宗教信仰往往会带来共同的价值观。[ 15] 85具体说来, 宗教通过提供世界观, 塑造人们的基本信仰和情感,使一些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得到整合。马林诺斯基认为: 宗教信仰可以使个人摆脱其精神上的冲突,从而使社会避免瓦解的状态。[ 6]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宗教信仰对于维持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

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群体具有统一的价值取向,即基于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而形成的价值观念, 并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指南。显然, 分享共同价值体系的群体成员, 既会形成共同的目标,还会将这些价值内化, 在外在的行为中体现为对共同的价值规范的恪守不渝。并且, 在宗教神圣性的作用下, 这种价值观更容易具有一种神圣化的能力, 通过把神的制裁力加诸于人类价值上, 从而激发教徒对群体目标的赞同和拥护, 在神圣的目标同一性的前提下, 结果便实现了群体的相互认同和整合。伊斯兰教的价值取向即其价值观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以人为本, 珍视现实人生, 强调平等团结, 重视道德修养等。[ 17] 这些价值观成为广大穆斯林的精神支柱和心灵的慰藉, 成为穆斯林情感认同、群体归属的纽带和精神向导。尤其是伊斯兰教广泛的、全方位的平等团结价值观反映在现实生活中, 就是要求广大穆斯林群众之间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群众之间同心协力, 友好和睦, 团结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 这对于反对民族分裂、消除民族分离现象, 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 提高各民族对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 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中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内容, 这就是要求广大穆斯林热爱祖国, 将祖国利益置于最高位置, 把爱国爱人当成自己的天命, 当成自己应尽的基本义务。这就为把广大穆斯林群众(包括盲目参与民族分裂活动的那部分人)整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提供了理论依据。有研究者提出, 宗教信仰有助于个体形成一种对其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15] 85, 再加上个体有群聚的本能, 并希望在群体中满足其各方面的需要, 因此,伊斯兰教以其神圣性把各种不同利益的集团尤其是广大穆斯林群众的价值观综合统一起来, 形成一种供大家认可的价值取向, 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显然可以帮助人们逐步消除分离的倾向, 整合为统一体。

其次, 伊斯兰教通过制度组织整合来增强其群体凝聚力, 实现群体整合。群体是社会中人们结合紧密并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整体, 组织构成了群体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而制度则作为已建立的关系模式维持着群体的组织。[ 10] 131由此可知, 组织和制度对于群体的维持和个体的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兰教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 一种不同于世俗社会制度的神圣制度, 它自身有一套完整的宗教制度, 通过这些制度规范着每个穆斯林的行为, 无形中引导着穆斯林的一致性行动, 使 穆斯林自觉地履行宗教义务, 遵守教规和禁律, 长期定时举行集体宗教仪式如礼拜, 维护宗教道德规范的权威和普遍性, 在穆斯林心中培养了集体主义情感。[ 18] 伊斯兰教通过礼拜制度来增加穆斯林见面的机会, 从而强化他们的群体意识;通过组织制度,由某些宗教神职人员暂时充当领袖的角色来发挥固有的号召力, 进而保证穆斯林社会的团结;通过施济制度来完成救济穷困的任务, 扮演了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角色, 使穆斯林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安全感、亲切感, 从而有助于民族群体内部的团结。这三种宗教制度完成了穆斯林的群体整合。

此外,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 不仅为其教义的传播承担作为载体的角色, 而且还会通过各种层级的神职人员将其信徒在精神与情感上结合在一起, 必要时更能动员其信徒投身于有一致目标的宗教社会运动。宗教组织内部的教规对其信徒的行 为具有约束力, 使宗教群体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实体。[ 15] 86各种伊斯兰教组织对于组织成员而言都具有无上的权威性, 可以将成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产生巨大的凝聚力, 从而实现对群体的整合与控制。伊斯兰教教职人员可以通过宗教组织向广大穆斯林群众宣讲教义和教规, 使他们明确什么是合法, 什么是非法的东西, 在宣讲的过程中可以讲解一些热爱国家、维护统一的知识, 强化他们的国家意识和集体意识, 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他们的民族意识。同时, 清真寺组织作为一种宗教场所, 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相互接近、相互沟通的重要场所,容易产生群体认同, 从而利于增强群体凝聚力, 实现阶层整合和组织整合。另外, 伊斯兰教有着完整的宗教设置, 它作为信教群众进行宗教生活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可以对信教群众的宗教行为加以约束, 加以制裁, 从而使广大教徒成为一个基于宗教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实体。

最后, 伊斯兰教还可以通过礼仪行为规范的整合来发挥群体整合作用。这主要通过仪式与相关宗教活动以及宗教行为规范及其之于现实社会的约束来实现的。有研究者认为, 宗教礼仪活动就是以巩固群体凝聚力为唯一目的..经常性的宗教活动, 巩固着人们对于群体的感情。[ 19] 146我们知道, 人类生活上的每一重要危机, 都含有情绪上的 扰乱、精神上的冲突以及可能的人格解组..宗教信仰满足了一种固定的个人需要, 这需要乃为社会组织所连带的心理上的相配部分所造成。另一方面, 宗教信仰及仪式使人生重要举动和社会契约公开化、传统地标准化, 并且加以超自然的裁认, 于是增强了人类团结中的维系力。[ 16] 85也就是说, 通过种种仪式向外界演示和表明了伊斯兰教群体的团结和和睦。仪式赋予感情神圣统一的表现形式,从而修正、补充和加强了社会稳固所依赖的情感体系。[ 9 ] 184比如, 每天5次的礼拜、每周一次的聚礼、每年2-3次的会礼, 不仅可以提醒穆斯林群体的存在意识, 而且给他们聚集创造机会;每逢重大人生转折以及穆斯林宗教节日与世俗节日举行的一些强化性仪式, 也可以起到聚集穆斯林、唤起穆斯林群体意识的功能, 使个体意识到群体的存在与群体的重要性。参加各种宗教礼仪活动, 根本目的就是使分散的个体聚拢起来, 保持群体的高度统一。[ 19] 穆斯林对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主要通过宗教活动和节日来强化。神圣、庄严的宗教活动使具有相同信仰、情感的穆斯林更容易敞开心扉, 交流感情, 充实内心, 这不仅有益于纯净人的灵魂、健康人的感情和心理, 而且也极大地加强了穆斯林之间的交往和聚合,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12] 同样, 作为群体规范之一的宗教规范之于群体整合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教规范在于它为信教群众规定了许许多多的禁忌和戒律, 其目的是关注信教群众的心理稳定、信仰维系和行为规范..规范整合有助于民族社会成员的心理平衡, 保持情绪宁静, 共同维护周围社会的协调、平衡和有序。[ 13 ] 伊斯兰教的许多行为规范对于引导广大信徒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有很大作用。尤其是伊斯兰教 通过把社会规范神圣化来敦促教徒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整合。[ 14 ] 170基于.古兰经#形成的伦理道德规范, 被蒙上一层神圣的色彩, 可以影响信教群众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比如,“古兰经”有云: 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 不要自己分裂(3: 103)。伊斯兰教非常强调民族团结的伦理道德规范, 认为 天下穆斯林兄弟是一家, 即要求民族之间要加强团结, 认为能团结时就不要分裂,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由此可见, 团结之于穆斯林的重要性以及伦理道德规范对于群体整合的意义。伊斯兰教中还有爱国爱家、忠诚待人、关心集体、报效社会、忠于职守、主持公道等行为规范, 显然都有利于群体整合。

通过发挥伊斯兰教的群体整合功能, 穆斯林被有效地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群体, 对国家的认同感逐渐增强, 民族分裂意识和分离倾向逐渐减弱。他们与周边人们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团结, 更为和谐, 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当然, 伊斯兰教的群体整合功能也是较为有限的, 我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其作用, 来实现对各种已经分化或将要分化群体的有效整合。归根结底要靠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增强自身实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 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力度, 提高各民族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 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把各民族群众紧紧团结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 强化中华民族的群体凝聚力, 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受地缘政治格局影响而出现的群体分裂和分离倾向。

作者简介: 汤夺先(1977-), 男, 山东邹城人, 安徽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民族与宗教问题。参考文献: [ 1]潘志平.民族自决还是民族分裂[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 228.[ 2]丁建伟.地缘政治中的西北边疆安全[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235.[ 3]热合木江% 沙吾提.论近代新疆民族分裂主义的历史根源与国际背景[ J].民族研究, 1997(6).[ 4]马大正.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新疆稳定问题的观察与思考[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2.[ 5]阿比孜% 尼亚孜.当前新疆反分裂斗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几个问题[ 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2004(2).[ 6]转引自丁建伟.中亚与我国西北边疆地区同源跨国民族问题[ 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2004(1).[ 7]刘易斯% 科塞.社会学导论[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0: 496.[ 8] [美] D% P% 约翰逊.社会学理论[M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251.[ 9] [英]拉德克利夫% 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 ].潘蛟, 王贤海, 刘文远, 知寒译.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9: 188.[ 10 ]时光, 王岚.宗教学引论[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4.[ 11 ]陈元福.宗教对社会稳定的双重效应[ 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0(1).[ 12 ]顾世群, 丁秀勤, 齐程.论中国伊斯兰教的社会功能[ J].中国穆斯林, 1999(3).[ 13 ]高永久.宗教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双重作用[ J].甘肃社会科学, 2003(4).[ 14 ]戴康生, 彭耀.宗教社会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69.[ 15 ]孙尚扬.宗教社会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85.[ 16 ] [英]马林诺斯基.文化论[M ].费孝通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2: 84.[ 17 ]郭春霞.浅论伊斯兰教的价值取向[ J].中国穆斯林, 2003(4).[ 18 ]段继业.对回族民族凝聚力的一种理论假设[ EB /OL].H t tp: / / www.salam a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12月 发布时间：2011-3-31 13:38:01

第四篇：考研政治做好毛中特分析题的要求与流程 中公考研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做好毛中特分析题的基本要求

（一）理论要与时俱进

中公考研名师指出，在答题过程中，我们要尽量选用最新的指导理论，比如，现在我们都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或不断推动科学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就很少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了。还有，答题过程中，能用上“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地方就要用。

（二）基础一定要扎实

其实，只要我们将重点章节的知识结构掌握熟练，那么在做题过程中就能很快定位到出题人想要考察我们的章节点，把其中的关键词句提取出来，用材料加以论证，即可得分。要知道，那些出题人以大纲和课本为根据地，他们看过的，我们也看到过。

（三）答案要分点、字迹要清晰

在阅卷老师的眼睛非常劳累干涩的时候，我们一篇整洁的卷面，清晰的结构会让他们很感动，感情的天平立刻倾斜过来。切身体会，也是人之常情。

（四）认真认真再认真

不论何种题型，考查基础知识的题目坚决不要丢分，它们只是变换了一点形式。要认真审题，先把最基础的分都拿到，再去考虑“高大上”。

做好毛中特分析题的基本流程

一是先审题。理解题意，揣摩出题人的命题章节以锁定考点。这是做对题的前提和关键。

二是看材料。先看出处，了解背景和立场；再找关键词（一种是出现频率最多的，必是得分词，二是与题干有重合的关键词，基本也是得分词，或者其上下文能找到得分点）；还要分析材料的结构。

三是用关键词和史论结合的方法将答案付诸卷面。中公考研名师认为建议考生答题要点由主到次、由肯定到不太确定的程度分点排布。对于有把握的关键词句多写几次，方便阅卷人捕捉。勿忘结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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