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有人成了虎,有人成了狗[推荐阅读]

第一篇：“九·一八”,有人成了虎,有人成了狗

东北是奉系的天下，曾几何时，奉系要员们在这块黑土地上呼风唤雨，何等得意。然而，强敌当前，这些人却有了不同的表现„„

“九一八”，有人成了虎，有人成了狗

张志建

历史有时候是很会戏弄人的。你曾经默默无闻了好多年，但突然有个机会，让你如云开雾散似的露个大脸；你生活在山之巅、人之上，傲视群雄，不可一世，但也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机会，却把你的裤子扒了下来„„

“九一八”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奉系集团的要员们有了露了大脸，有的却被扒掉了裤子。

马占山，十二金牌召不回

马占山字秀芳，出身贫寒，当过一段土匪。后来“金盆洗手”，率手下弟兄接受招安，加入了吴俊升的部队。

“九一八”前，马占山只是一个旅的旅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迅速地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黑龙江岌岌可危。就在此时，马占山受命于危难之中，被张学良破格提升为黑龙江省主席。

马占山是吴俊升的亲信，吴俊升在皇姑屯事件中死于日本人之手，马占山当时就发下誓言，要为吴俊升报仇。

1931年11月4日，日军向齐齐哈尔发起进攻，拉开了进犯黑龙江的序幕。马占山率部在江桥奋起还击，声震中外的江桥抗战爆发了！

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对日寇的第一个大规模抵抗，激烈的枪炮声唤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各地人民、各界人士、爱国学生寄发的电文和慰问信，有如雪片飞来。黑龙江各界慰问团携带猪、羊等慰劳品和现洋，奔赴江桥前线，慰问马部官兵。哈尔滨等地组织了“援马抗日团”，直接开赴江桥前线。上海福昌烟草公司为鼓舞士气，还推出了“马占山将军牌”香烟。著名的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的诗，诗云：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诗中“十二金牌”直指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赞扬马占山敢于抗命抵御外侮。世界各国的报刊，对江桥抗战也大加褒扬。《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堪称道的仅有的一人……”

江桥抗战整整打了半个月，日军在马占山部的顽强抵抗下，死伤惨重，不得不一再增兵。但马占山部孤悬敌后，没有后援，加上装备落后，在日军先进火力的打击下，伤亡很大。江桥上躺满死尸，摞了好几层。最后，在日军孤注一掷、准备发动最后的打击前，马占山不得不率部撤离江桥。

撤离江桥，马占山继续率部与日寇交战。但部队越打越少，后援却连影都没有，不得已，马占山投降了日军。但正当全国人民为马占山此举瞠目结舌时，马占山又做了一件让全国人更目瞪口呆的事。

投降日军后，日本人给马占山封了官，扩大了队伍，发了给养。就在日本人大肆宣传“抗日英雄”归降大日本帝国之时，马占山却突然用12辆汽车、6辆轿车、300匹战马将2400万元款项及其它军需物资运出城外，再次举起了抗日的旗帜。气得日本人大骂马占山“土匪”、“流氓”。

马占山用日本人给的枪弹物资又与日寇奋战了一年。日本人调集了大批的部队来围攻马占山。一次战斗中，马占山的部队被重重包围，突围中，部队被打散，伤亡惨重。马占山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当时只剩十一粒子弹，加其余五人，子弹也不足百粒，他们搜山，我们藏于树内。眼见有八个日本兵端着枪，凶神似的，一步一步搜来„„我们看他们行近，突然开枪，将八个人全打死，又拾起他们的枪，用他们的子弹，打出重围。”

部队被打散，日本人又来诱降马占山。马占山退进苏联境内，又绕道欧洲、新疆返回国。

马占山后来寓居北平，还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与马占山齐名的冯占海

“九一八”事变后，有人作了一幅对联的上联：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前，移山倒海。其中的二马占海说的就是抗命杀敌的冯占海。据说，这个对联已成为绝对，现在也无人对出下联。

冯占海字寿山，1899年11月6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杂木林村的

一户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在村内读私塾八个月后即给人家放猪。1917年参加东北军当兵。“九一八”事变发生时, 任吉林省督办公署卫队团团长。

时任吉林最高长官的熙洽投降日本人后，又以长官身份下令冯占海投降，冯占海拒不执行命令。熙洽又三次派专人持亲笔信劝冯占海投降，许诺说：只要投降，马上升官，旅长、师长随便挑。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抄你家，派大军围剿你。冯占海接到熙恰的信后，一撕两半扔在地上，说：“占海身为中国军人，生命早置之度外，况身外浮物之家产乎！本人只知有国，国家有难，决以全力周旋，虽亲友均不顾。”熙洽的信使听了冯占海的话，红着脸离去。

随后，冯占海向吉林省各县发出抗日通电，声讨日寇“侵我国土，杀我同胞”和熙洽“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罪行，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

1931年11月，冯占海接受张学良的任命，就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1旅旅长，并将所部和连日吸收的爱国群众、绿林好汉共计一万五千余人，编成吉林省警备军。

此后，冯占海率军转战吉林，狠狠打击日伪军。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援。

由于迟迟得不到关内国民政府的支持，弹药奇缺，人员无法补给，冯占海不得不率部退往关内。“七七事变”后，冯占海参加了抗日战争，但冯部这种杂牌军，尤其是东北军中的杂牌军，在蒋介石的眼中属于另类，哪里危险就被派往哪里。冯占海所部在抗战中被消耗殆尽，成了光杆司令的冯占海也被解除了职务。

解放后，冯占海受周恩来的邀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63年9月14日，冯占海病逝于长春。

变卖宋瓷为军饷

李杜是著名的抗日英雄，被人誉为“凡有生之日,皆报国之年””。“九一八”事变后，熙恰命令驻扎在依兰的李杜投降日军，李杜回电“绝不附逆，坚决抗日”。熙洽赏识李杜的才干，更看重他手中的军队，便给李杜送来一个委任状，任命李杜为伪吉林省长官公署参谋长。李杜接信后，说：“我是中国军人，我只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熙洽不甘心，又派李杜的好朋友、伪省木税局局长翟景儒到依兰游说李杜。翟景儒劝李杜不要太“执迷不悟“，李杜反而对翟景儒说，回去要好好劝劝熙洽“勿充国贼”。翟景儒回去后，把李杜的态度告诉了熙洽，熙洽仍不死心，再度派翟景儒来到依兰。李杜把翟景儒带到城外，月光下摆开酒席，宣称“今夜只可谈风月”。翟景儒不敢再谈劝降之事，吃完饭拍拍屁股走人。

几次招降不成，熙洽亲自带人携礼品去吉林李杜家中，对李杜的两位夫人马氏和王者培进行威胁利诱。熙洽带来一套珍贵的宋代瓷器、一套黄金包头的象牙筷子，让王者培劝说李杜投降。看着门口持枪的卫兵，为保护全家人安全，王者培只好假意应承，答应一定劝说李杜归降。熙洽走后，马氏和王者培携带贵重之物，带家人连夜逃往

依兰。

李杜听夫人讲述事情经过后，拿起那套宋瓷看了看，连声夸赞：“好东西，可卖不少钱。”王者培以为丈夫动了心，急忙说：“咱可不能做那留万代骂名的事啊！”李杜微微一笑，把熙洽送来的宋瓷、象牙筷子和夫人带来的贵重物品都送去变卖，充为军饷，竖起了抗日大旗。

1932年2月1日，李杜率部参加哈尔滨保卫战。日伪方面以5个旅的伪军和一个旅团的日军气汹汹地杀向哈尔滨。李杜率部拼死抵抗，让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在战斗的关键时刻，顾乡屯守军旅长王瑞华临阵逃跑，南岗守军将领也放弃阵地率部退入市内，自卫军团长白文俊、宋文清以及张景惠的警察总队阵前倒戈投敌，丁超则脱离部队，只身一人跑到张景惠的公馆里避险。李杜孤军奋战，独木难支，哈尔滨保卫战失败。

日军占领哈尔滨后，李杜拒不投降，带领残余部队继续转战黑龙江，直至完全失败，退入苏联。

解放后，李杜参加了全国政协，1956年在重庆去世。

于冲汉，伪满洲国的产婆

于冲汉，字云章，1871年出生于辽阳县东南部的祁家堡子水沟。于冲汉跟随张作霖多年，专门负责外交事务，颇受张的赏识。张作霖对于冲汉也是言听计从，尊称于冲汉为大哥。

东北易帜后，东北的外交归南京政府的外交部统管，于冲汉从此受到冷落。“九一八”事变后，正在大连星海别墅休养的于冲汉，没有像其他奉系要员一样退往关内，而是回到老家辽阳，坐待时机。早年于冲汉在日本当过汉语教师，日军中的许多军官都是他的学生。日军占领沈阳后，这些学生自然想到了曾经的老师。于是，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遣幕僚守田福松，于1931年11月5日秘密潜来辽阳。守田来到于家时，于冲汉正躺在床上，当听说是本庄繁请他出山时，他身子一跃，便从床上坐起来。守田把于冲汉接到沈阳，本庄繁亲自设宴为于冲汉接风。11月14日，由关东军操纵的东北“自治指导部”在沈阳成立，于冲汉出任傀儡部长，当了日本人的走狗。

日军侵占东北之初，并没有想好以什么方式来统治东北。于冲汉给日本人出了个主意：“应该成立个归属于日本的满洲国。”于冲汉的建议正中日本人下怀，于是，伪满洲国就诞生了。正因为此，有人称于冲汉是伪满洲国的产婆。

1932年10月，本想靠着日本人大展鸿图的于冲汉突然染病，不长时间便一命呜呼，终年六十岁。

灵柩送回辽阳治丧，日本关东军荷枪持刀为其守灵，伪满洲国要员及日本军政头目纷纷前往辽阳吊唁，并以“国葬”名义为其操办七天七夜丧事。于冲汉的遗体下葬在辽阳首山东南麓，但日本人刚刚离去，墓碑便被老百姓推倒，不知扔到何处。

不忍其辱，母亲上吊

臧式毅，字奉久，1885年出生于奉天城南三道岗子村。张作霖遇炸身亡后，臧式毅与刘尚清等人商议“秘不发丧”，封锁消息，并且秘密派人告之张学良。使张学良平稳接管整个东三省，受到张的赏识。东北易帜后，臧式毅担任辽宁省政府主席。

臧式毅上任后，大刀阔斧进行财政、金融改革，稳定了东北的金融市场。臧式毅一生经手钱财无数，但非常清廉，在奉系集团中算个异类。起初他在省城租几间瓦房居住，家徒四壁。后来张学良看不过去，觉得堂堂一省长，如此寒酸，实在是“有辱奉系威名”，便自掏腰包为臧式毅购置了一套房子。

鲜为人知的是，臧式毅是最早提出“不抵抗主义”一词的人。1931年9月19日上午8时，臧式毅致电张学良，报告说：“日兵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以免地方糜烂。”

张学良接电后，即发表通电：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国人面前。

“九一八”事变时，臧式毅没及逃走，被日本关东军拘捕。此后长达3个月，日本人不断派人劝降。在死亡与投降面前，臧式毅最

终选择了投降，答应出任伪奉天省长。臧母知道后，把他召回家中，让他跪在先父像前，发誓不出任伪职。臧式毅跪在地上，闷声不吭。臧母气得大声怒骂，并威胁说，如若不发誓，就死在你面前。臧式毅抱住母亲的腿，哭求母亲不要如此相逼。

两天后，臧式毅就任伪奉天省长，臧母在家中上吊自杀，遗言：无颜活在世上。

伪满州国建立后，臧式毅担任伪满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1945年8月30日，苏军逮捕了臧式毅，押往苏联远东监狱，后引渡回国。1956年11月13日，臧式毅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终年71岁。

入主大帅府的于芷山

于芷山，原名于世文，字澜波。1879年生于台安。早年在杜立三部为匪，行抢作恶。1903年接受清廷招安，完成从土匪到官军的华丽转身。日军占领沈阳时，于芷山任东边道镇守使。日军还未打过来，于芷山就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南京政府，公开投降日本，并接受日军费用。1931年12月，于芷山被任命为伪奉天省警备司令官，司令部就设在大帅府。于芷山坐进当年张作霖的办公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心中已把自己封为“东北王”。可日本人并不看重这个随风倒的小人。不久，日本人封了于芷山一大堆头衔，又是“军政大臣”，又是“治安部大臣”，轻而易举地收了他的兵权，将他赶出大帅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于芷山知道自己罪不容恕，遂逃往北平匿居。1949年北平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归案。1951年病死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终年72岁。

熙恰，为复辟潜伏二十年

熙恰，系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后裔，属满清皇室直系“红带子”。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大清王朝，再现满人的光辉岁月。为了实现复辟清朝的愿望，熙恰潜伏进奉军，希望有朝一日能利用奉军复辟大清。由于熙恰能力突出，又是东北人，深得张作霖、张学良信任，一路高升。在“九一八”事变前已经高居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公署参谋长，执政吉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熙恰认为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不待日本人诱降，便紧急召集吉林军政会议，不顾其他人的反对，强行确定了“绝对不抵抗”的方针。会后，熙洽一面通过日本驻吉总领事向日军转达吉林绝对不抵抗的决定，一面向所属各部队下令不许抵抗。当时，在长春附近的东北军有第25旅张作舟部两个团和冯占海团。19日，熙洽得知关东军进犯长春，急令附近各部队撤出。冯占海质问熙洽：“为何命令部队撤出省城？”熙洽大谈了一通“抗战亡国论”，强逼冯占海率部撤离长春，使日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吉林。

熙恰潜伏奉军20年，就为了复辟大清。当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当上伪满洲国皇帝时，熙恰跪在满清先祖像前，泪流满面。

“九一八”事变就像一块试金石，试出了忠奸善恶，试出了奉军这个大林子里面各种鸟的表现。有意思的是，有些平素里恶贯满盈的家伙，如汤玉麟、张宗昌等，在日寇的威胁利诱面前还真表现得挺英雄。而像张景惠、张学成、张海鹏、还有上文提到的熙恰、臧式毅等人，平日慷慨激昂，脑门子亮得晃人，但在强敌面前，却低下了曾经高昂的头，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第二篇：终于有人把爱国贼说明白了,爱国无罪,奈何成了贼!

终于有人把爱国贼说明白了，爱国无罪，奈何成了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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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00年，中国农历庚子年。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史书上一般都以“庚子国变”，或“庚子国难”笼统概括。而所有这些事件，都与一群在历史长河中本无足轻重，却被历史之手诡异推上前台，至今仍被史书定义为“反帝、爱国者”的群氓有关。他们被称作“义和团”。一百多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山东、直隶等地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义和团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据说能刀枪不入的“红灯照”和“黑灯照”（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这一类活动被清政府称为教案，八国联军侵华前的40年间，全国共发生了各类教案800多起，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教民的血腥味。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黑社会”一样的抱团仇教，只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1890年代，所有山东巡抚上给朝廷的奏折都强调，只是教民和非教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爱国”完全无关。朱红灯、曹福田这些义和团首领，骨子里并不爱大清。他们喊出“兴清灭洋”的口号，不过是一种避免被清军剿灭的策略。他们也不是真的“排外”，柯文说：“到（1900年）5月中旬为止，义和团的暴力活动几乎完全是针对本国教民、教堂和教民住宅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卜克斯）丧了命，义和团的矛头也未指向铁路和电报。” 显然，这些人很清楚，若打杀了真洋人，官府决不会置之不理；铁路、电报无法拿来吃喝，他们也不感兴趣。所以那个阶段，义和团的打砸抢对象，几乎全是与他们自己一样弱势的贫苦中国人，区别只在于，对方“入教”了。这种“理性”确实带来了好处：在1900年战争爆发以前的数年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的。当袁世凯1899年底就任山东巡抚，准备以武力镇压本省义和团时，朝廷接连给他去了三封电报，要求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可一味进剿——毕竟只是屁民之间的争斗，并不威胁统治。直到有一天，光绪与慈禧的权力之争白热化，义和团这个奇葩才鬼使神差登上了历史舞台：老佛爷看上了这群暴民（“拳民可用”），并“御赐”了“爱国无罪”的绚丽外衣，开始奉旨“全面排外”和打砸抢。自此，中国历史开始走上一条极其吊诡、扭曲的曲线，最终的巨大代价与成本，则由这个民族背负了一百年之久，迄今或仍未卸去。▌

二、作为一个极懂权谋的政客，慈禧本身也并不“排外”，但如果涉及权斗，则一切都可以改变。戊戌政变后，慈禧希望废黜光绪帝，但东南各督抚都表示反对，列强既出于维护其在华利益的私心，也确实在价值观上同情变法，也明确反对废立图谋。慈禧不得已，改为立守旧派控制的储君，“徐篡大统”，而康、梁等改革派舆论，则在列强支持下抗议清廷“名为立嗣，实则废立”——这就是历史上的“己亥建储”争议，而慈禧拿躲在使馆区的康梁没有办法。这一切严重激化了慈禧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她又不敢公然与列强决裂，于是希望借“民心”来为她火中取栗。“反洋教”的义和团就是她选中的工具：这群人，愚昧、无知、暴戾，但畏上如虎，招之即来，弃之不惜。在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有围剿义和团之意后，1900年春，山东的游民们扛着“兴清灭洋”的旗帜陆续转移到了政策更为宽松的直隶，继续他们的打砸抢活动。直隶总督裕禄认为拳民乃“恃众戕官之乱贼”，应严行剿捕，以免致巨患。然而慈禧不允，裕禄逢迎上意，改变态度，招拳民“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等人，待以上宾之礼，并向清廷保荐拳民可用，时义和团大批人马在涿洲、保定一带拆铁路、毁电报，局势严重。慈禧密召拳民入京，旬日之间，竟有十万之众入京，太后召见拳民首领，言多奖励，从此亲贵争相信从，庙宇府第，遍设坛场，拳民出入宫禁，横行无忌，大肆烧杀，北京陷入疯狂混乱中。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群“爱国者”都只是假“爱国”之名，名为攻击洋人洋教，实则打砸砍杀的对象，其实都是比自己更弱势的同胞。当时的书籍这样记载义和团进京后的暴行：

1、“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

2、“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3、“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 而他们所谓的刀枪不入，在对阵“洋人”时几乎一无用处。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守卫，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最为滑稽和讽刺的一幕是，辛丑国耻后，为了与列强议和，慈禧选择了抛弃这些打砸抢分子。他们中的很多人为了躲避朝廷的惩罚，转而又纷纷入教，去寻找“洋人”的保护。▌

三、尽管“斗地主”的矛头其实是指向了本国民众，真正攻击“洋人”的只是少数案例，但这种公开指名道姓要“杀洋人”的玩法，还是让列强不寒而栗。尤其在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扩展到使领馆集中的京津地区，开始攻击使领馆后，两地的外国人更加紧张。亲历了庚子年间义和团围攻使馆事件的普特南·威尔这样形容1900年6月14日的恐怖：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民，手执枪刀，身束红布，由城外群冲涌入京城，一时齐声呐喊，声震云天。见此情形，“意大利兵在使馆街之尽处，受此惊骇，几类狂易，人人皆面色发赤。” 6月11日，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在永定门外被清军所杀。各国强烈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明确表态。在第一次照会清政府过去了近2个月还没有结果后，各国公使第2次开会并声明：一旦中国不发布上谕，他们就要进行海军联合示威，自行清剿。二次照会无果后，1900年6月10日，大沽口外各国军舰的指挥官们便派出了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尔中将率领的2053名联军，从塘沽登陆赶往天津租界，并于当天乘火车向北京进发。害怕了的慈禧连发八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但清军聂士成部以及义和团破坏铁路后，西摩尔的这支联军暂时失去了消息——这让慈禧产生严重错觉和误判，下令对义和团暂停镇压，并要求将其中年轻力壮的团民全部编入部队,同时义和团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1900年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离开东交民巷，前往清政府总理衙门交涉公使撤离之事，在途中被端郡王载漪的虎神营官兵击毙，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之后，大批的义和团开始围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此外，除了荣禄的武卫中军，由董福祥率领的武卫后军也加入了进攻使馆的战斗。1900年6月20日下午4时整，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大臣徐桐之奏章，更是直接“请旨通饬各直省督抚，飞札各府州县，自此决裂之后，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虽然这份奏折稍微晚于案发，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大头兵敢于在大街上枪杀一国公使，显然不是一个士兵血气上涌，凭借个人胆色做得出来的。这份奏折中所透露出来的盲目自大，强烈排外思想，和当时弥漫社会的无知与戾气，才是闹剧的源头。1900年6月21日，慈禧下令颁布《宣战诏书》，这份诏书实际上是一份对国内发布的战争动员令。滑稽的是，这份《宣战诏书》对交战对象却没有明确交代，而是采用了一个略带蔑视的词：“彼等”。两广总督李鸿章接诏后的反应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他认为，在国家实力十分脆弱的情况下，鲁莽开战，大清帝国将遭到灭顶之灾。两江总督刘坤

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南方大臣，在获悉了李鸿章的态度后，确定了共同抗旨以求东南互保的原则。事情确如李鸿章所料：1900年7月13日，当时的联军总指挥，俄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下达了总攻天津的命令，仅仅一天后，八国联军完全占领了天津。消息传到北京，慈禧急忙下达了暂停对东交民巷进攻的命令。但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带领勤王部队的出现使得慈禧的态度又重新强硬了起来。1900年7月27日，慈禧召见李秉衡，在询问他对时局的看法时，李秉衡回答：“既已开战，不能言和。”慈禧在召见完李秉衡的当天便下旨，令其帮办武卫军军务，并在1900年8月1日下令恢复对东交民巷的炮击。尽管“爱国者”义和团的烧杀抢掠给了各国非常完美的进军借口，但事实上各国一直在争吵要不要进军中国的首都，直到夹杂大量义和团的中国军队恢复对北京使馆区的炮击，并收到美国公使在停火前从北京送来的密信，说“已经不能支持多久了，希望迅速前来救援”后，8月4日下午，联军部队从天津开拔，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挺进。这次清政府没有指望“爱国者”，见过世面的慈禧当然知道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是胡扯。清政府派遣了装备精良的武卫军在京津之间构筑了两道防线，但仅仅两天时间就全线崩溃，坐镇督战的直隶总督裕禄举枪自戕。1900年8月9日，“既已开战，不能言和”的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部还没有来得及布防，便与北上的联军遭遇，很快四散溃逃。两日后，在溃退到通州附近的张家湾时，自感无望的李秉衡服药自杀。8月14日北京城完全陷落，慈禧仓皇出逃，一路狂奔到西安——这个出逃行为被清政府取了个很唯美的名字：“两宫西狩”。1900年8月20日，慈禧假光绪之口，发布帝国的《罪己诏》，皇家文件的豪华文采全不见踪影，像极了一篇小学生因为小错而写给老师的悔过 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读不行，读之生厌。《罪己诏》，把罪过一股脑推到了“爱国者”义和团身上，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涞涿拳匪，焚堂毁路…妖言邪说，煽动愚人…胆敢红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围攻使馆…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1900年，清政府抓捕的义和团）9月7日，慈禧再次发出严剿灭义和团的上谕，9月20日第三次颁布了一道加力“剿灭”义和团的上谕。“天下断无杀人放火之义民，国家岂有倚匪败盟之政体？”——不知道那些被炮灰了的“爱国者”看到这两句文绉绉的“爱国成贼”的评判，会作何感想？ 或许，他们本身就是贼？而利用过后，碾做炮灰，或许就是他们的宿命？ 希特勒的党卫队如此，攻打沙俄冬宫的水兵亦如此。最为滑稽和讽刺的一幕是，为了躲避朝廷的惩罚，大批量“爱国仇教”的义和团员，转而纷纷入教，寻求“洋人”的保护。这场“奉旨爱国”的闹剧，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国难：在应列强要求惩办主战官员，慈禧一口气像切瓜一样地杀了自己120多个大臣后，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拆除大沽到北京沿线所有炮台，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4亿5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十年后，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塌。▌

四、1900年8月20日，慈禧假光绪之口发布的《罪己诏》中有一句颇值得玩味的话：“即无拳匪之变，我中国能自强耶？” 在整篇《罪己诏》中，只有这句反问，像是皇帝自己的话。可是，话是问的不错，问题是：问谁呢？整个大清帝国，谁有这个视野和见识，能回答这个问题？ 被史书奉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其实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他其实只是史学家雕琢出来，用以反衬满清当权者多么眼光狭窄短浅的一尊吉祥物而已。魏源赖以成名，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作《海国图志》是在南京即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换句话说：世界你都没观过，哪来的世界观？ 在一个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到发达（欧美）国家亲眼观察至关重要。如果不直接地观察对比，仅仅通过阅读了解，常常是隔靴搔痒，甚至断章取义，走向极端。与魏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他同一个时代的福泽谕吉：前者留下了一本夹生熟的书，而后者在游历欧美后，以思想为武器，直接引致了整个日本的现代化。客观地说，慈禧是有视野和魄力的。她一点也不排外，甚至对西洋器具情有独钟。1861年咸丰驾崩，20多岁的慈禧，没有像20多岁的武则天和孝庄那样用陪睡换江山，而是直接发动政变上台。慈禧在夺取大清统治地位之后的前三十多年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选择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洋务运动。她果断启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外向进取的汉人，并提升李鸿章为洋务总工程师。洋务运动快速发展了大清的经济：火车铁路，兵工厂，纺织厂，电报局，北洋舰队，机械化露天煤矿，炼铁厂等等行业企业第一次出现在封闭千年的中国。洋务运动只用了短短三十多年时间，就把一个等同于唐汉时期农业经济体的国家，带进了近代经济体的大门——这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实属开天辟地。但只靠洋务运动一条腿发展起来的大清，很快就跌倒了。就算大清的历史没有甲午战争的惨败，只发展经济的洋务运动也注定保不住大清。一位学者如是论述：因为西方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是同体制配套使用的结果。大清只引进科技，就像买手机不要充电器，待机时间再长也会没电的。但作为最高掌权者，对权势的恋栈，将令慈禧排除任何可能引致统治风险的选项——这是一种无法医治的，骨子里的排外。历史也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当时最见多识广，视野最阔的，算是李鸿章了。他是中国第一位专门与“洋夷”打交道的人，也是大清第一个外交家。如果说慈禧是“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李鸿章就是最坚决的践行者。1896年，七十有四，的李鸿章开始游历欧美，历时近7个月，行程9万里，先后游历了俄、德、荷兰、比利时、法、英、美、英属加拿大等。在这些国家，他受到了热情款待，会见了俾斯麦等各国政要，也参观了工厂、报社、学校、矿山、电报局、银行，在德国还专门请医生以“电照法”即X光检查了年前马关谈判时被日本愤青小山丰太郎行刺时仍留在脸上的子弹。（大清裱糊匠李鸿章与俾斯麦）

可惜，搞了半辈子洋务运动的老头，仍然只发现了欧美的器物之美，发现不了器物之后的东西：用杨小凯先生的术语来讲，根源还在于“后发劣势”。李鸿章旅游到英国，对英国的一架缝纫机都能着迷，并不惜重金，给老佛爷购回一台。但却（刻意？）忽略了最不应该忽略的一件东西——他在代表西方政治制度的英国下院为他特设的席位上旁听了议员们的辩论，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说：“无甚可观。” “无甚可观”——四个字，代表了当时整个民族的视野。▌

五、我们的东邻日本，有一个与“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同时代的，真正经典意义上的爱国者。他以大逆不道的推翻幕府，颠覆和重塑整个民族落后的价值观为己任——而他也确实做到了。他叫福泽谕吉，在日本家喻户晓——因为面额最大的万元日币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面色严肃，目光坚毅。终福泽谕吉一生，既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富豪大贾，只是一介书生。他身后所遗也只仅一所大学和22卷文集，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尊崇的地位，是因为“福泽谕吉因是这个国家的启蒙老师，他的思想改变了日本的历史走向”，“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远比政治家重要得多，因为比起政治来，思想更持久，更有历史穿透力。” 福泽谕吉19岁时，美国军舰（史称黑船事件）来到江户的消息传到了西南一隅，深受刺激，自此开始发奋学习英语并了解海外。1860年，为了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的批准文本，日本派遣咸临号军舰赴美。自黑船来航、日本人首次看到蒸汽船仅七年，开始学习航海也才五年，就派出自己的军舰独自横渡太平洋，这是日本开天辟地以来首次的大事业，甚至超过郑和下西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环顾当时东亚各国，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么短时间里就敢于横渡太平洋。（日本军舰咸临号）当时航行到外国被视为拿生命当赌注，可是福泽谕吉自告奋勇，要求作为舰长的随员到美国，被顺利接受。福泽谕吉美国之行，让福泽谕吉大开眼界，思想一新。1861年冬天，日本派使节到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使节团赴欧洲。此行将近一年，周游欧洲列国，福泽谕吉大开眼界。特别是在伦敦，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形恶状，说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但1860年以后，仇外的风气在日本蔓延，这个如同晚清。那些年轻气盛的武士宣称“即使日本破坏成焦土，也要彻底攘夷”，他们暗杀外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无罪的浪人们的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洲文化制度的人，当然都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在排外之时，仇视手无寸铁者，似乎并非日本所独有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那些高举爱国旗帜者们的愚蠢和非理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卑怯。他们不敢向掌权者叫板，正如鲁迅所说，“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以此表明自己的爱国勇气。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中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入，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才捡回一条老命。福泽谕吉没有恐惧，而是一边加强安全，一边潜心著作，并开馆授学。通过海外游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未来世界的潮流是积极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于是，他一边号召打倒“完全没有门户开放与自由主义的思想”的幕府，一边根据其书籍和参访笔记，执笔写下了10卷本的《西洋事情》，全面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给日本人打开了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1866年《西洋事情》出版，数年间发行25万部。忧国爱民的人士，几乎人人一部，把它当作金科玉律一般看待。而无论多么艰难危险，他的学馆从未停过。学生们在庆应义塾研读美国的原版英文书，学习西方知识，毕业之后当老师，将新的知识带到了日本各地，也将福泽谕吉的思想传播开来。1875年，福泽谕吉将历年文章结集为《劝学篇》出版，其中强调“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一人之自由独立关系到国家之自由独立”，在当时的日本几乎人手一本，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其同时出版的对日本走上现代化道路产生深远影响的《文明论概略》，则回答了“日本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命题。福泽谕吉认为，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低，可以用人民的德智水准来衡量，在深入比较了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和西洋文明。福泽谕吉断定，西洋文明为当时的最高文明，日本落后于西方，所以极力主张日本挣脱儒佛教主导的不思进取、抱残守缺东亚文明的束缚，努力学习西洋文明。“干脆趁势打开更大的窗户，让西方文明诸国的空气吹袭日本，将全国的人心彻底推翻，在远东建立一个新文明国，使日本与英国并驾齐驱，东西遥相呼应。” 23年后，在戊戌变法的风云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出版了同名著作《劝学篇》，在中国风行一时。对于“中国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张之洞提出的答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技艺，并以这种新技艺“补”专制旧制之“阙”。在国门被迫打开50多年后，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认识，依旧停留在“中体西用”的认识水平上。到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明治维新32年之后，日本经济繁荣，工厂遍布，制定宪法，开设国会，成为亚洲第一个宪法国家。日本越来越被欧美国家认可，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也逐渐废除。这一年，福泽谕吉完成了回忆录《富翁自传》。回顾一生，这个一生以启蒙为己任、“希望能将我国国民引导向文明之国迈进”的66岁老人颇感欣慰，并无遗憾。或许是个巧合，就在福泽谕吉写自传的那一年（1900年），中国北方的义和团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中国的“爱国者”们，像当年的日本浪人一样，“奉旨排外”，极端仇视外国人，并把怒火撒向本国同胞。对此，福泽谕吉在《富翁自传》里特意提到了中国的未来：“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 那么，一旦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是否能够像明治维新那么成功呢？ 福泽谕吉的回答是：“谁也不能保证。不过，为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无论如何一定要打倒满清政府。中国人所要的，究竟是国家的政府，还是政府的国家？我想中国人自己很清楚。”

▌尾声

撰写本文时，朋友发来了好几张“爱国者”砸韩系车的照片，并附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话：“他们只有在愚蠢的时候才是真诚的，在安全的时候才是勇敢的，在免费的时候才是慷慨的，在浅薄的时候才是动情的”：问有无人员伤亡，答曰：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