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爱情三角理论下的“高加林”的爱情悲剧分析

第一篇：基于爱情三角理论下的“高加林”的爱情悲剧分析

基于爱情三角理论下的“高加林”的爱情悲剧分析

摘要：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中的爱情书写，是构成整部作品人物形象及思想内涵的重要部分。运用爱情三角理论对于主要人物形象两段爱情关系进行分析，从新的视角阐释其爱情关系悲剧性成因及内涵。作品中两段爱情关系的书写，分别是“浪漫之爱”和“愚昧之爱”。城乡二元交叉是主要人物形象爱情悲剧的主要成因。

关键词：爱情三角理论；“浪漫之爱”；“愚昧之爱”；高加林爱情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2-0025-05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彼时，历时一年之久的全国性人生观大讨论“潘晓讨论”刚刚结束。《人生》的问世似乎是对这场讨论的一种回应，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也成为了80年代农村知识青年形象的缩影。路遥在《人生》中试图讲述的是一种“活法”，路遥对于这种“活法”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高加林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青年人，试图掌控和改变自己人生的轨迹，突破出身的限制，冲破城乡的界限，可以说是一种“英雄主义”。但是他对“巧珍”的真挚爱情的背叛，让他饱受非议。作者甚至在作品中用道德的审判惩罚了高加林，并且让他留下了忏悔的泪水。有学者认为这种用高加林的忏悔向传统道德文化的回归是一种“倒退”，[1]也有人将高加林比作现代“陈世美”，是忘恩负义的“负心汉”。虽然《人生》不是一部爱情小说，但是“爱情”作为作品中最能展现人物人性特点的事件贯穿整部作品的始终，也不断牵动着读者的视线。《人生》这段看似寻常的三角恋其实有着丰富的内核：爱情与人生道路的冲突、单纯爱恋与复杂现实的冰冷碰撞、爱情中的“道德”与“体验”、理智与情感，直到今日都是青年们需要面对的“爱的难题”。当然，除了给人留下长久思索和感动的爱情悲剧，《人生》还有许多丰富的内涵，但是“爱情”依然是《人生》中不能忽视的一道闪光。

本文试图运用爱情三角理论来分析《人生》中高加林的两段爱情关系，从而分析高加林爱情悲剧的成因，希望可以对《人生》中的爱情内涵作出进一步的阐释。

一

二十世纪末，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J.斯腾伯格运用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大量文献以及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爱情三角理论，认为爱情可以用三个因素来描述，这个三个因素可以看作是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是构成爱情的关键要素，它们分别是：亲密（intimacy）、激情（passion）和承诺（commitment）。

亲密（intimacy）是指爱情关系中亲近、连属、结合等体验，这个因素包含了那些在爱情关系中能促进温暖关系的感觉，其中包括十个要素：渴望促进爱人的福祉，与爱人同享喜悦，对爱人高度关注，对爱人信赖，与爱人相互理解，与爱人分享自我与所有，从爱人那里得到情感的支持，为爱人提供情感支持，与爱人亲密交流，肯定爱人的价值。激情（passion）是指引发浪漫之爱、身体吸引、性完美以及爱情关系中相关现象的驱力。激情因素包括那些在爱情关系中能引起激情体验的动机性以及其他形式的唤醒源。性需要在激情体验中占支配地位，但是其他需要比如：援助、关怀、支配、顺从、和自我实现也有助于激情体验的获得。承诺（commitment）从短期来讲，是指一个人决定爱另一个人；从长期来讲，是指一个人维持爱情的承诺。承诺因素的这两个方面不一定同时存在，一个人可以在不承诺长久之爱的前提下决定爱一个人，一个人也可以处于一段关系却不承认爱着对方。[2]195斯腾伯格用亲密来形容爱情的“温度”，激情来形容爱情的“热度”，而承诺则需要一定的理性思考，是爱情的“考量”。[2]195

爱情的三个因素相互独立但又互相作用，按照这三个因素在爱情关系中的不同比重，可以构成八种“爱情的类型”。“无爱”（non―love）中爱情的三个因素都缺失。喜欢（liking）是存在亲密，但缺乏激情和承?Z。迷恋（infatuated love）是在爱情关系中只能体验到激情而亲密和承诺都较为缺失。“空洞之爱”（empty love）是指有一个人爱且承诺爱对方，但是缺乏亲密和激情因素的爱情关系。“浪漫之爱”（romantic love）是亲密与激情因素的组合。“伴侣之爱”（companionate love）是亲密和承诺因素的组合，但是激情缺席。“愚昧之爱”（fatuous love）是激情与承诺的组合，但是缺乏亲密。而”完美之爱”（consummate love），则是一种亲密，激情与承诺兼备的完整爱情，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爱情关系。在完美之爱中，爱情三角呈现出等边三角形的平衡模式，而其他类型的爱情各自构成了形状不同的不等边三角形，代表不同的不平衡爱情模式。[2]195

二

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关系――“浪漫之爱”

其一，高加林与刘巧珍的亲密关系失衡但稳固。一方面，巧珍与加林的亲密体验是以刘巧珍主动付出高加林被动回应为主要模式。巧珍在作品中初次出现就伴随着对高加林的高度关注“从草篮里摸出一个熟的皮都有点发黄的甜瓜递到了高加林面前”，她考虑到高加林不同于一般的庄稼汉是个讲卫生的文化人，所以“她又从口袋掏出自己洗的干干净净的花手帕，让加林揩一揩甜瓜。”[3]12并且，这样的关注，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多年来，她的内心都在为这个人发狂发痴。”[3]40所以“昨天中午，她看见他去游泳的时候，匆忙提了猪草篮在水潭边的玉米地里穿过，顺便摘了自留地的一个甜瓜，想破开脸皮去安慰一下他。”[3]42然而这次短暂接触之后高加林下意识的回望也说明了，巧珍的出现引起了他的关注。随着巧珍的表白和两人恋爱关系的确定，两人在爱情中的亲密互动越来越多，高加林渐渐感到巧珍是他最亲的人，巧珍对加林全心全意的爱护，为加林的境遇感到心疼并且多次为加林哭泣，两人在如胶似漆的恋爱中“用愉快的叹息驱散劳动的疲乏”，[3]72夜晚间亲密的牵手漫步在青纱帐中，“加林每天都沉醉在这样柔情蜜意里”，[3]73“他现在时时刻刻都想和巧珍在一起”。[3]72在这样的甜蜜热恋中，巧珍成了加林在苦闷境遇里的情感支柱，“高加林由于巧珍那令人心醉的爱情，一下子便从灰心丧气的情绪中，重新激发起对生活的热情。爱的暖流漫过了精神上的冻土地带，新的生机便勃发了”。[3]71而巧珍也无私地奉献着自己全部的爱恋，“她为了和加林的爱情什么都可以忍受”。[3]56善良的巧珍甚至强忍着不舍主动地向爱人提出 “我知道你的心思！我很想叫你出去！”，[3]109可见巧珍是全然将爱人的福祉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虽然加林也因爱人的理解倍感欣慰，“两人像兔丝子缠在草上一般”，[3]109但是显然在维持亲密互动上，巧珍付出了比加林更多的努力。巧珍用无微不至的关怀换取加林对她的回应，只要加林稍稍有所回应巧珍就会付出更多的关怀，因此，即使情感的天平是失衡的，两个人还是可以维持一种较为稳固的亲密关系。但是，两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差距却阻碍着两人建立更加稳固的亲密关系。巧珍对加林的关怀基本停留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上，吃穿劳动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一旦上升到精神满足的层面，加林和巧珍便容易发生分歧。在小说中第一次体现这种分歧便是在加林的“卫生革命”事件中，当加林受到了激烈的质疑，巧珍没有文化的农村女性身份便导致了她的“失语”，反而是巧玲作为有文化的高中生在试图维护和支持加林，虽然最终无果，但是在这个冲突场景中，巧珍与加林的“联盟”呈现出无奈的分裂，这样的分裂无疑会增强加林的无助感，从而降低两人的亲密度。第二次分歧发生在巧珍到县城看望加林，巧珍一如往常地关心着加林的吃穿用度，她迫切的想与加林“拉话”，可是她围绕家长里短的谈话内容让加林感到了烦躁与无聊，体现出两人在精神层面上的巨大分歧，巧珍关注的是日常生活，而高加林关注的不只是生活，他更需要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满足，至少他更关注国际局势和可再生能源而不是巧珍家里的老母猪下了十一只小猪仔。由此可见，巧珍的无私付出是两人在爱情关系中亲密体验的稳固基础，但是高加林始终在精神上与巧珍存在着隔阂。

其二，激情是高加林与刘巧珍爱情的重要成分，“身体吸引”是这对恋人建立恋爱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巧珍的心目中高加林的形象充满了男性魅力，“巧珍刚懂得人世间还有爱情这一回事的时候，就在心里爱上了加林。她爱他的飘洒的风度，漂亮的?w型和那处处都表现出来的大丈夫气质。”[3]40可见，她对加林的爱恋除了出于她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以外，高加林的身体对巧珍的吸引力也是极强的，“她曾在心里无数次梦想她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情景：她把她的手放在他的手里，让他拉着，在春天的田野里，在夏天的花丛中，在秋天的果林里，在冬天的雪地上，走呀，跑呀，并且像人家电影里一样，让他把她抱住，亲她„„”。[3]40于是，她鼓起了勇气向高加林表白自己的情感，作为一个生长在农村的女孩，这样的爱情自觉以及大胆求爱的勇气无疑使巧珍的人物形象真挚而丰满，但是勇敢的背后，其实也涌动着青春少女心中澎湃的激情。因此，“她要爆发了！否则，她觉得自己简直活不下去了！”，“她的心在狂跳着；她推车子的两只手在颤抖着；感情的潮水在心中涌动。”[3]39于是她不可抑制地向她爱慕的对象表白了自己的热爱，她的爱人高加林也被他的感情深深地感动了，感动到“立即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激情”，[3]49在这样的激情的指引下，从未想过爱情会来临的失意青年高加林“轻轻的搂住她的肩背，然后坚决地，把他发烫的额头贴在她同样发烫的额头上。他闭住眼睛，觉得他失去了任何记忆和想象„„”[3]50随后，巧珍和加林的第一次亲吻就这样发生了。在整个过程中，年轻的男女听从内心激情的召唤，展现出爱情中最蓬勃本真的一面。虽然之后加林对这样的冲动行为感到懊悔，可是“巧珍已经怎样都不能从他的心灵里抹掉了。他尽管这几天躲避她，而实际上他非常想念她”，“巧珍那漂亮的、充满热烈感情的生动脸庞，她那白杨树一般苗条的身体，时刻都在他眼前晃动着。于是他在土炕上躺不住了，激情的洪流立刻冲垮了他建立起的理智防堤。眼下他很快把一切都又抛在了一边，只想很快见到她，和她呆在一块。”[3]66高加林接受了农村姑娘刘巧珍的爱情，这种激情之爱甚至让他重新爱上了这片他一直想逃离的土地。从此，恋爱中的两人在天黑后，携手在村外的庄稼地里甜蜜地约会，牵手亲吻相互依偎在一起，巧珍依靠着加林结实的胸膛，加林紧紧的搂住巧珍“杨柳树一般苗条的身体”。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描写加林眼中的巧珍时曾经多次提到了巧珍的身体、面庞、身姿，并且让加林在县城与巧珍的短暂重逢中依旧为巧珍的可爱身体感到激动。可见，巧珍的身体强烈吸引着高加林的目光，同时强化着高加林对她的爱恋，在这段爱情关系中，充满青春荷尔蒙的激情从来不缺席。

其三，高加林在爱情中无法给予刘巧珍出于责任的承诺，但是刘巧珍却始终是爱情承诺的坚定履行者。在加林与巧珍恋爱的过程中，巧珍对加林的承诺有短期的――巧珍决定爱加林，也有长期的――巧珍一直在持守着对加林的爱。由于巧珍对加林的爱恋由来已久，故而，在她未与加林建立恋爱关系之前就已经对加林有了爱的承诺，而这样的承诺虽然是单方面的，但是却是巧珍一直践行的。当两人建立了恋爱关系后，巧珍正如当初她承诺过的一样，“我不会叫你受苦的”。[3]49自始至终巧珍都做到了以加林的幸福为第一考量，在明知加林离开村庄就有可能离开她的情况下，依然支持加林出走乡村。甚至在加林将自己抛弃后，依然为加林的前途奔走，实质上是践行着她在两人热恋时做出的要让加林过星期天的承诺。可以说，刘巧珍在这段感情关系中是始终处于静态的，她对加林的承诺是无条件的，“不管怎样，我心疼他！”[3]239是巧珍始终的承诺。可惜的是，她的恋人高加林是一个无法给予她长期承诺的爱人。不可否认，高加林承诺过爱巧珍，但是他没有坚守住这样的承诺。当他心目中更加“理想”的恋爱对象黄亚萍出现之后，他背弃了巧珍。然而，高加林的背叛是仅仅因为黄亚萍的出现么？还是在他与巧珍的恋情中，本身就没有打算做出长期承诺呢？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作品中加林与巧珍的两次“公开亮相”中，似乎可以看出加林的真实想法。在当时婚恋观念落后的乡村，青年男女以恋人的身份在公众面前出现，其意义就如同订立下了爱的盟约，一但一方失信，恋爱的双方都会陷入难堪的境地，所以不妨将巧珍与加林的两次公开亮相看作两人做出爱的承诺的场景。加林第一次公开和巧珍“拉话”发生在“二能人”登门羞辱了高加林的父亲之后，此时的高加林出于要气死“二能人”的报复心理故意与巧珍公开说话，在这个时候他向巧珍做出了了一个语焉不详的承诺：“你别气着，我们家的事有我哩！”。[3]99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说出“我们家的事”具体是什么事，也并没有在满村都是对恋人不利的谣言时给爱人相应的承诺。虽然这可以看做是高加林对传统落后观念的不屑，但是他模糊的话语似乎可以展现他无法给出巧珍明确承诺的潜在意识。接下来，是两人更为“惊世骇俗”的“老婆老汉逛县城”事件，在两人决意携手并行的时候，两人的心理活动是完全不同的。巧珍做出这样“大胆”行为的动机是出于她对加林的迷恋以及因此而激发的勇气。可高加林做出这样的决定却与他的爱情关系不大，“他做出这一个决定是对他所憎恨的农村旧道德观念和庸俗舆论的挑战；也是对傲气十足的‘二能人’的报复和打击！”[3]103可见加林此举意不在仅仅爱情。“卫生革命”**对加林的打击可以看做是他与巧珍感情的拐点，自此之后加林曾经想要在农村平静生活的想法发生了动摇，他的苦闷日渐加深。巧珍似乎也能预感到他俩的爱情将面临考验，于是她多次的向加林索取一个长久相爱的承诺。当巧珍第一次提到“你什么时候也甭丢下我时”，[3]109加林显然逃避对这个问题的正面回应。第二次两人分别在即，巧珍又一次提起“你就和我一个人好”[3]138的话题，可是加林依然只能做到对巧珍点点头，然后“怔怔的望了她一眼”。[3]138自始至终，高加林都没有明确的回应巧珍，也没有对巧珍做出明确地爱情承诺，可见在两人的关系中，不论高加林不轻易承诺的原因是什么，他实际上从未对巧珍许下任何出于责任的长期承诺。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加林与巧珍的恋爱中虽然存在情感付出的不平衡，然而依旧呈现出亲密度较高，充满激情的状态，但是由于这段关系中只有一方明确地做出承诺并履行承诺。所以，他们的爱情关系基本属于“浪漫之爱（romantic love）”。

高加林与黄亚萍的爱情关系――介于“无爱”与“愚昧之爱”（fatuous love）”之间

其一，高加林与黄亚萍虽然努力建立亲密关系，但实际上难以实现真正的亲密。当高加林通过自己的才华与努力在城市收获了认可和关注时，他也收获了来自黄亚萍的爱慕。两人在互动中发现彼此之间的精神世界的高度契合，高加林发觉他与黄亚萍显然更加有共同语言和共同的生活情趣，与黄亚萍的交往让他走进了他一直向往的新世界。因此，为了自己的前途和理想生活，高加林选择了这个更加“完美”的恋爱对象。两个人在双双放弃了原来的爱人之后，投入了新的恋爱。但是，在新的恋爱关系中，两人试图建立亲密的互动，但这由于缺乏相互真正的理解与分享，实际上两人很难建立起真正亲密的关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高加林难以全心全意地爱黄亚萍。首先，眼前的黄亚萍与想象中的黄亚萍之间的落差，让他发现他很难接受这个新恋人。黄亚萍任性的浪漫要求让他感觉到烦恼和愤怒。其次，高加林内心深处对巧珍的爱恋扰乱着他的新恋情。巧珍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因此他无法全心地投入地爱黄亚萍。除此之外，背叛恋人让高加林的良心不安，产生了道德上的沉重负担，让他和黄亚萍的恋爱时刻承受着道德的拷问。因此，虽然加林依然可以与亚萍一起沉溺在“业余华侨”般的浪漫恋爱中，但是由于加林的心中始终有另一个人的存在，他和黄亚萍之间总是隔着一个人的距离，真正的亲密无从建立。

其二，激情的身体吸引与理性的权衡利弊并存。如果说高加林决意开始与巧珍的恋爱是听从了内心恋爱激情的召唤，那么他开始与黄亚萍的恋爱更多的是通过了“理性”的衡量。高加林反复地考虑了他的未来以及人生发展的可能性，最终，他认为与黄亚萍恋爱是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是他改变生活轨迹的重大机遇。他不能为了与巧珍的爱情而放弃自己远走高飞的人生目标。这一点正呼应了小说开头亚萍第一次在集市重遇高加林时的叙述――他更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但是，难道黄亚萍对高加林就完全没有“激情”的吸引力吗？似乎也不尽然。黄亚萍对高加林来说其实也是有一种“非常神秘的魅力”，[3]195这种魅力在两人还是同学的时候就存在，高加林得知黄亚萍与张克南恋爱之后的怅然若失，更加印证了黄亚萍对于高加林是有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黄亚萍与高加林在精神旨趣上的共鸣，也不断强化着这样的吸引。从黄亚萍的角度，她对高加林的爱情显然纯粹的多，亚萍每次与加林的相见都伴随着内心激烈的震荡，甚至“感到胸口额头像火烧似得发烫”，[3]173她对加林的爱恋是火热的，因此她可以不顾家人的反对，不在乎他人的目光，绝然的与门当户对的张克南分手，投入加林的怀抱。可以说她对加林是充满激情的。这样的激情同样体现在他们的恋爱过程中，他们高调的恋爱伴随着新奇和激动，这样的激情也感染着高加林，“黄亚萍像烈性酒一样，使他头痛，又能使他沉醉”。[3]198可见，在高加林与黄亚萍的恋爱中，也有激情的体验。

最后，两人对于彼此爱情有短期承诺，但这承诺是建立在附加条件上的。黄亚萍在学校时就喜欢高加林，但是她并没有像刘巧珍一样单方面的承诺爱着高加林，而是接受了张克南，可以看出虽然她喜欢高加林，但是她深知两个在生存位置上有巨大差异的人是难以形成恋爱关系的。直到加林进入了城市，黄亚萍才开始思考两人恋爱的可能，可以说黄亚萍对高加林的爱是需要附加条件的。而高加林对黄亚萍的爱也是建立在一定的附加条件上。首先，黄亚萍吸引高加林的优点，都是来自于她优越的生存位置：她的知识、文化、时髦的打扮、浪漫的情趣，每一样都离不开她的生存条件。其次，黄亚萍城市女孩的身份可以引领高加林走向他向往的城市生活。在物质方面，黄亚萍用城里姑娘的审美打造高加林的浪漫生活，高加林穿上了三接头皮鞋，大翻领外套，吃穿用度都像个城市人。在精神上，黄亚萍可以跟高加林讨论文学，讨论诗歌，甚至国际政治，十四种再生能源，他们的视野广阔，肆意洒脱，他们游泳、骑车，模仿着心目中的浪漫爱情故事，高加林可以得到无比的精神满足。城市女孩的身份，优良的家庭出身就是高加林爱黄亚萍的附加条件。可以说，高加林和黄亚萍在选择建立恋爱关系的初期至少给出了彼此相爱的短期承诺。但是，当两人相爱的附加条件发生改变，高加林再次被剥夺进入商品粮世界的身份之?r，城乡界限又一次横亘在两人之间的时候，两人的承诺就迅速终结了。

总的来说，高加林与黄亚萍的恋爱关系中亲密、激情、承诺都相对缺乏，但是还是存在一些短暂激情与短期承诺的，因此可以说高加林与黄亚萍的恋爱介于“无爱（non―love）”与“愚昧之爱（fatuous love）”之间。

三

高加林爱情悲剧的原因――行走在交叉地带的边缘旅程注定是孤独的。《人生》中的爱情悲剧之所以可以长久地扣动人心，以至于让生长在新世纪的青年们也为之叹息，大概是因为这个爱情悲剧不仅讲述着爱情，也通过爱情讲述着人生。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高加林的两段爱情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高加林的两个恋人分别来自不同的空间。善良纯真的农村姑娘刘巧珍是大马河川道子里“盖满川”的俊俏女子，她拥有苗条的身体和可爱的面庞，就像滋养着高加林的黄土地一样淳朴亲切。巧珍的爱情总是伴随着给予和包容，正如高加林成长的这个村庄。这段爱情中充满了温暖和激情，高加林是发自内心深爱巧珍的，可是，这爱是一种束缚，要将他的身体和灵魂都束缚在这片他一直想要逃离的土地上。因此，虽然炙热的爱情让他的内心温暖柔软，但他也不敢轻易的沉入这柔情蜜意里，不敢轻易地许下爱的承诺，因为这爱情虽然顺从了内心的召唤但是始终无法通过他理性的检验。这爱情需要的承诺是要他与这落后闭塞的黄土地签下契约，而这是高加林无法接受的。他虽然喜爱他生长的村庄，但村庄让他感到无趣，这里思想的落后和精神的贫乏都让他苦闷。所以，他对巧珍的背叛似乎是注定的，因为他无法甘心留在川道子里安心做一辈子农民。高加林与黄亚萍的恋爱是建立在慎重选择上的一次豪赌，输了他要赔上他的爱情，赢了他将赢得他的人生。这段爱情成了实现他人生理想的桥梁，虽然这爱情让他头晕目眩，虽然在这段爱情中，他只能站在服从的位置；可为了理想中的生活，为了在他看来触手可及的梦想，他必须选择黄亚萍。就如同他一定要选择城市，选择城市里的五光十色，选择城市里生活的千变万化和无限可能。黄亚萍是时髦的，有知识、有文化的，最重要的是――她是城市的，并且她向高加林敞开了怀抱，这样的诱惑高加林无法拒绝。但是城市姑娘的爱情对于高加林是危险的。当他被城市无情地退回，他才发现，他与城市姑娘的结合只能是短暂的，城市姑娘无法给他承诺，他也无法全然地爱着城市姑娘。这就像他与城市之间的一场梦一般的邂逅，他通过“非法的”手段进入了城市，他用不道德的方式开始了一段爱情，他得到的都是本不属于他的，于是当梦醒之后，他必将失去这一切。

高加林是爱情悲剧的主角，同时，他也是人生悲剧的主角，他像是一个“落魄的英雄”。他的落魄在于，在爱情中，他似乎注定是孤独的，因为他不能承诺一直爱着农村姑娘巧珍，也不能维持他与城市姑娘的激情。在人生中，他无法安心地接受命运的安排回归属于他的土地，也没有能力在他热爱的城市获得他盼望的生活。城市和乡村都不是他的归属。落魄的高加林回到了家乡，他跪倒在这片土地上忏悔着他的背叛，可是高加林依然是个“英雄”，他没有坦然接受命运对他的摆弄，他一直践行着“浮士德式的生命理念，①行走在城与乡，现代与传统，冒险与固守的边缘，不断地找寻着打破人生阻碍的出路，在挣脱束缚中向往着生命的无限可能。在行走在边缘上的人生旅途中，爱情是他难以负担的，因此他注定是孤独的。然而，“高加林式”的悲剧在当今社会似乎依然以不同的版本上演着，这也许正是《人生》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

注 释：

① 奥斯瓦德.斯宾伯格在《西方的没落》里提出夕阳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阿波罗式的：宇宙的安排有一种完善的秩序，人只需接受安排，安于其位。另一种被称作浮士德式的：将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将前途看不断创造和改变的过程。现代文化正是浮士德式的。――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参考文献：

[1]王富仁.“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影片漫笔[J].文艺报，1984（1）.[2]罗伯特.J.斯滕伯格，凯琳.斯滕伯格.爱情心理学[M].李朝旭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3]路遥.人生[M].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作者简介：张楚悦，作者单位为西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杨立民）

第二篇：爱情三角理论感想

今天听了丁霞萍老师关于爱情三角理论：激情，亲密，承诺的课程。我不由对爱情三角这个理论产生了兴趣。亲密，是两个人之间感觉亲近，温馨的一种体验。简单说来，就是能够给人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体验。激情是一种强烈的渴望与对方结合的状态。性的需要，是引起激情的主导形式，其他自尊、照顾、归属、支配服从也是唤醒激情体验的源泉。承诺由两方面组成，短期和长期。短期方面就是要做出爱不爱一个人的决定，长期方面则是作出维护这一爱情关系的承诺，包括对爱情的忠诚，责任心。

丁霞萍老师结合自己游遍欧美各国的经历，为我们讲述了对于这三点的看法，她从当今最火爆的相亲节目入手，逐渐扩展到人们对爱情的价值观。关于相亲节目，我认为，社会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迅速发展的经济的大好形势的背后，是情感上的缺失。人们不断的叹息，纯粹的爱情再也无法找回，另一方面，生活节奏的加快，也给了年轻人太大的压力，所以这类婚恋节目的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一跃成为最火暴的节目。爱情，这个人类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仿佛是一个人类永远都无法揭开的迷。说到爱情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我自己来说，我还是认为爱情是美好的存在着的，但是爱情需要载体，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成长。对于不同的人也许所需要的东西不一样。也许有的人更偏重物质的稳定与富足，进而再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可能也有的人能够忍受布衣蔬食，因为他（她）能从爱情中找到快乐，他的载体是两个人之间相处的默契。但是我觉得爱情并不是不可缺少的，毕竟生活中还有许多美好的情感，如友情、亲情，但是人生短暂，如果无法体会下世界如此美好的情感与经历，不是十分可惜吗？在原始社会，所谓的婚姻关系只是一种生存所需要的“家庭”单位，此时‘爱情“也就无足轻重。原始社会的语言中也没有“爱情”这个词，结伙同行生儿育女通常比独居更有利于生存。公元前5世纪，哲学家柏拉图论述了爱情是人类最高的美的，包括精神，智慧和性。但他指出婚姻与爱情无关，只为繁殖后代。中世纪后的欧洲，贵族社会里逐渐产生一种热情、理想上不能实现的、对婚姻之外的爱的追求。当时的婚姻仍然为政治和经济的目的所安排。到了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追逐爱的理想由上层社会散布到中下层社会。此时一些平民不愿意其爱情因私通而被报复，逐渐发展到从对爱的追求到结婚的誓言。这时人们就开始期盼爱情不仅产生在追求和热恋的阶段，还能延续到婚姻里。人们开始相信由爱情导致的婚姻更为实际合理。在关于婚姻这方面，我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一定就不幸福，婚姻能是双方产生一种亲情，一种亦是使人相濡以沫的感情，多了爱情，是多了些共同的回忆，能够加固两个之间的感情。但是爱情短暂易逝，需要不断的重温与刺激。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刻意追求爱情，但要真心的珍惜到来的爱情，才没有浪费我们的青春。

第三篇：高加林人物形象分析

高加林人物形象分析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人生》中高加林的一生就如柳青说的一样，他经历了许多选择的岔道口，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在巧珍和黄亚萍之间，在良知与诱惑之间……这种种艰难的选择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农村青年的典型形象。

一、与命运抗争，为理想而奋斗。

高加林来自农村，他对家乡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但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辈那样当一辈子土地的主人，即使他在民办教师岗位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同时也是为了将来通过考试或许转为国家正式教师，离开土地，进而争取做他理想的工作。当民办教师职务被高明楼挤掉时，他愤愤不平，决心豁出命来和他‚拼‛个高低，当马长胜为了巴结他的叔叔开后门使他住进了县委大院时，他却坦然地依靠了权势，与高明楼的矛盾迎刃而解。他上街卖蒸馍躲躲闪闪，生怕碰见熟人，成了这个世界最无能的人。他在精神危机中遇上了巧珍，巧珍那纯洁、无私的爱情像无声的春雨悄然地滋润着他焦躁的心田，使他精神重新闪光，激起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向往大城市，有‚联合国都想去‛的理想，但又没有找到通往理想的正确道路，他终于成了离开生养他的土地的孤独奋斗者。

作为农村新人，高加林表现出对现代人生活图景的巨大热情。他是

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继承了父辈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在需要他在土地上劳动的时候，他毫不吝啬自己的汗水，虽然开始的时候有点负气，但后来却是真心的投入了。如《人生》中写到：‚经过一段时间，他的手变得坚硬多了。他并且学会了犁地和难度较大的锄地分苗……。他锻炼着把当老师时养成的斟词酌句的说话习惯，变成地道的农民语言，……。‛但是，这些并不表明我们的主人公就心甘情愿做一个与老一辈农民一样的庄稼人。他已不满足于仅仅靠双手做土地的主人。他盼望汽车，火车，飞机来到家乡，盼望现代物质文明所能提供的一切。同时，他也不满足于乡村文化生活的贫乏，向往着五彩缤纷的现代文明。

二、大胆追求爱情却陷入两难的选择。

《人生》不仅讲述了高加林面对曲折理想追求过程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更穿插了他面对两种不同爱情命运的艰难选择。

在高加林最失意的时候，美丽、温柔、善良的农村姑娘刘巧珍将无私的爱奉献给了高加林。并给了高加林以生活的勇气，使他在一蹶不振的情况下，重新振作起来。他爱上了这个‚像金子般纯洁‛的女子。在高加林最失意的时候，刘巧珍给了他患难与共的爱情，况且这还是两人的初恋。初恋是充满激情的，那种对爱情的向往可以令人终生难以忘怀。刘巧珍给予他的如火一般热情的爱情，唤起了他青春的萌动，给了他重拾理想，面对生活的勇气。这样爱情在高加林看来是多么珍贵啊！

然而，命运的改变却给这样的爱情以新的挑战。进了城以后，高加林享受着一切成功的讯号，享受着身边所有人敬仰的目光，并且享受到了来自城市姑娘黄亚萍的另一种不一样的罗曼蒂克式的爱情。黄亚萍的爱是强烈的，是充满占有欲的。此时，高加林矛盾的心理又一次得到升华，面对刘巧珍纯洁的、无私的爱和黄亚萍充满前途的爱，高加林心里做了一次艰难的选择。他觉得自己是爱着刘巧珍的，然而爱情不能当饭吃，在前程似锦的爱情与巧珍的纯洁的爱情面前，高加林最终选择了前者。背弃了与他共患难的爱人刘巧珍。当然，高加林内心是十分挣扎的，‚他在心里自我嘲弄地说：‘你是一个混蛋！你已经不要良心了，还想良心干什么’……‛他便是用这种方式，在内心挣扎许久后与巧珍断绝了关系。

刘巧珍给他的爱是纯洁的。他爱着刘巧珍，因为她反叛旧道德旧习俗的炽热情感温暖了他苦闷的心。他进城后，与巧珍的感情渐渐淡薄，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后，他离开了巧珍，选择了城市姑娘黄亚萍。这是不是高加林喜新厌旧呢？高加林是不是又一个‚陈世美‛？不!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高加林和黄亚萍中学时代就有志趣相投的友情，这种朦胧的爱，只是因为高加林的回乡才暂告结束，一旦当他重返县城，失去了与巧珍发展感情的土壤，与黄亚萍的热恋便不可避免。他对黄亚萍的感情有很大成分是建立在似锦前程上的，它没有巧珍的爱纯洁，而一旦这似锦前程没有了，那么意味着他们的爱情也就结束了。况且，他与黄亚萍虽然有相同的理想，相同的知识背景，但是他们的起跑点不同，他们始终是两个世界的人。

三、形成高加林形象的原因

高加林是《人生》中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具有多重的性格。一方面他是自信的，然而又有深深地自卑感；一方面他是坚强勇敢的，然而这种坚强勇敢中又有懦弱的时候；一方面他有着自古以来的小农思想；另一方面，又有着当代青年知识分子渴望改变自身命运的远大理想……而形成这种复杂性格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他的思想意识上看，其实高加林的内心是虚荣的，他所谓的对理想的追求其实是为了满足他的内心无限的虚荣心。他总是想要进入城市去生活，是为了能在别人面前抬起头来。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是形成高加林复杂性格的基础。再从他的家庭来看。高加林的父亲、母亲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他从小的生活就不富裕。因为他从小家庭的因素，导致了他会产生走出去的想法，他认为只有走出去才能摆脱这种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的命运。他是一个不甘于命运的人，所以他从小便开始了努力，并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他相信终有一天自己将实现梦想，摆脱这个家族所传下来的命运。这样的家庭背景，导致了他在一次次失败中能站起来。而又是这样的家庭背景才导致了他人生道路上更多的艰难。父母亲是农民的身份甚至成为了他人生道路上的一道关卡。因为没有背景，他在人生的奋斗历程中，就必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这条道路就会比别人的更加困难。

从社会环境原因分析，高加林生活在八十年代初期，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的时期，生活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盛行，青年的就业、恋爱、婚姻以及对子女的教育等。

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文明之风不断从城市刮向农村，而当时的农村并未完全接纳这种文明，而是采取一种质疑中被迫接受的方式，导致了城乡的巨大差别。而当时的知识青年由于接受了文明的洗礼，在对社会的认识上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她们有反封建的意识，并有着想要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的强大愿望。而《人生》中所刻画的主人公高加林就是新时期典型的知识青年的代表，他的种种表现都反映了一种当时青年一代自我奋斗、个人追求同生活发展不谐调的冲撞。

路遥的《人生》向我们郑重提出了面对城市化浪潮汹涌而来的冲击，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在人生道路上做出选择这已深刻命题。高加林的人生带给了我们太多启示，太多感慨！人的一生，短短几十年，让我们无法取舍、难以选择的东西似乎太多太多。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拥有一些，就注定要失去一些。面对一些无法避免的遗憾，我们只能做到为自己的生命赢得快乐和精彩，不要有过分的奢想和贪得无厌。高加林的一生告诉我们，在人生的岔路口，我们要慎重选择。

第四篇：子君与涓生爱情悲剧分析

子君与涓生爱情悲剧分析

【摘要】《伤逝》写于1925年10月，是鲁迅惟一一篇以知识青年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个青年知识分子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故事。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触目惊心的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①究其他们爱情失败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分析：

一、深刻的创作背景。

二、薄弱的爱情基础。

三、盲目的爱情观。

四、子君的性格弱点。

五、复杂的社会环境。

六、匮乏的物质财富。

【关键词】婚姻

爱情

物质

悲剧

社会环境

《伤逝》是鲁迅先生的一部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两个觉醒的青年知识分子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故事。在西方个性解放的影响下，他们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大胆地相爱，终于幸福地结合了。然而，这一对为争取自由幸福的婚姻而付出重大代价的新婚伴侣，最后演出的却是一出爱情悲剧。可以从下面六个方面谈谈他们的爱情悲剧的原因：

一、深刻的创作背景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918年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随后连续发表《孔乙己》、《药》、《故乡》等著名小说。还有两部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伤逝》成为鲁迅的启蒙主义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峰。

鲁迅的爱情，于1906年奉了母亲的命，和朱安结婚，可以说，朱安是母亲送给鲁迅的一份礼物，一份他绝对不愿意收的礼物，因为他对朱安一点都不了解，一点感情都没有。为了不伤害母亲以及保护朱安的性命。在那样的社会里，女子一旦嫁出去，就没有了退路，如果被休回来，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了。所以他只有苦苦维持这段没有爱情的婚姻。直到1926年认识了许文平，为了和许广平同居，为了他们的爱情，他们只有离开北京，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要离开，涓生和子君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当时，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以家庭和妇女问题为题材的剧本《娜拉》（通译《玩偶之家》）在广大青年和妇女中引起了剧烈的反响。《伤逝》的创作与易卜生 的传入以及当时的社会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剧作是最有价值的部分，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对传统的封建道德问题，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问题等等。然而，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易卜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启发了中国的现代作家。针对这种时代思潮，鲁迅深入的进行了探讨。我们可以说，鲁迅写《伤逝》是用小说 的形式来表现他的这种社会革命的思想。

二、薄弱的爱情基础

子君曾经是一个娴静、温柔而又纤弱的姑娘，不慕名门，不求显贵，只渴望自由，渴望相互尊重的无邪的真情。她勇敢反抗家庭、社会的束缚，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多么无畏的宣言！现在，为了幸福家庭的理想，她不顾叔子不再认她做侄女，“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她也毫不在意，“只是镇静的缓缓前行，坦然如无人之境。”

涓生呢，他接受新思想较早，也比较多；但是，他仍然生活在寂寞和空虚之中，没有真正说得上勇敢的行动和追求。直到子君闯进了他的生活，他的心变得充实一些了。但他这份爱的自信与勇敢甚至比不过那个他将于守护的女人。在爱情与现实的攻防战里，他首先缴枪投降，想要逃离围城的束缚。他似乎从未设身处地地为子君考虑过什么。不管是当初子君来找他时可能遇到的阻挠、难堪，还是同居后的操劳寂寞、邻里蔑视。抑或分手后子君将遭遇怎样的对待„„

涓生子君初始虽然真诚热烈地相爱，但他们的爱的内涵是不相同的。对涓生而言，爱乃是找一个可爱的人来爱并以此使生活充满意义和色彩。所谓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涓生看来，则是男女间交往分合来去的平等和自由。但对子君而言，爱则乃是找一个爱自己的人以托附终身。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在她看来仅是择偶权利的自主而非择偶行为的自由，这就是“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一令人振奋的宣言和实质。

三、盲目的爱情观

新生活开始的时候，他们有过快乐。然而不久，这新生活便渐渐暴露出空虚。社会的压力，经济的威逼，致使涓生和子君的爱情很快地失去了光彩。婚后的子君，拼命地想方设法维持小家庭的存在埋头于繁重的家务劳动，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女性变成庸庸碌碌的家庭奴隶。因为害怕爱情消失和破裂，只能靠虚伪 2 的温存来弥补她和涓生之间的爱情裂缝。而涓生呢？婚后不过两个星期，就觉得他对子君的热情淡漠了。于是，在现实的逼迫下，涓生暴露了他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的思想。他错误地把堕入困境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子君。为了自己，他竟把子君送回了宗法社会那个大牢笼。

子君和涓生把婚姻当作终级目标，没有更高的追求，这种盲目而狭隘的爱，是最终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结果。他们共同的弱点是把爱情绝对化了，除了婚姻自由，他们看不到任何东西，在未得到婚姻自由以前，他们不顾一切去争，婚姻自由一到手，就自满自足，一心沉醉于爱情的幸福和欢乐之中，似乎人生的愿望已完全实现，不再祈求什么了。

四、子君的性格弱点

把爱情看得非常神圣尊严、超越一切的子君，为爱情不顾一切，为爱情忘掉一切。在她心目中，在家靠父母养活，出嫁靠丈夫养活，这是妇女的天经地义。所以结婚以后，她就心安理得地依赖涓生，并没有表现一丝一毫争取自食其力，不依赖任何人的平等自由的理想和信念。

子君的一些根本弱点，例如婚后对煮饭、蒸馒头、喂油鸡，饲阿随倾注全力，陶醉于“家庭奴隶”的地位，不再关心社会上反封建斗争等等，并不是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理想和信念造成的，而是封建的旧传统，旧思想所造成的。涓生失业后，面对失业的打击，他的头脑因此清醒了不少，他决定“来开一条新的路”，“或者教书，或者虽然费力，也可以译点书”。涓生的觉悟应该说是非常可贵的，开始他也确是满怀信心，很想有所作为的。面对涓生的失业，在迷惘和不安中，子君对涓生的开辟新路的谋划和行动，开始倒是支持的，然而，所谓振作精神，对子君来说，是一闪即逝的；她对涓生的支持也并不持久，甚而至于并不像对她喂养鸡狗那样关切和尽心，他们两人的思想性格的矛盾冲突，就在这件事上逐步表现出来了，涓生为了减轻家庭的负累，经过一番抗争和催逼之后，杀掉了油鸡，放掉了阿随，结果引起了子君强烈的不满，于是两人之间的矛盾便激化了，爱情的裂痕加深了。在当时艰难的处境下，杀掉油鸡，放掉阿随，是势所必至的事。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多余的粮食喂油鸡了。如果子君明白事理，以涓生求生的事业为重，实在不必等待涓生的抗争和催逼，自己就应当主动去处理掉。然而，她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不满于子君的处置。从此以后，这个成立不久的小小的家忽然 3 陷进了冰窖，幸福、宁静、温暖的气氛刹那间消失了，涓生求生无望，最后他不得不“将真实说给子君”，宣告他们的爱情结束，正式演出一场爱情的悲剧。

五、复杂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他们自由恋爱的排斥使涓生失业，他们不得不承受起环境和金钱的双重压迫。在封建礼教的迫害下，子君和涓生的婚姻自主和爱情自由是不容许的，在追求自己爱情和婚姻自由的时候，触动了封建礼教的仁义道德，在他们的眼中，青年男女之间是没有爱情自由可言的，有的应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旦脱离的他们的准线，那就是叛逆者，叛逆者便会生活在众人白眼里，他们破坏了他们所认同的“道德”，他们脱离了他们的准则，不是身败名裂，就是性命难保，涓生因此失业，子君最终回到那个无爱的家庭，在郁闷中死去。

六、匮乏的物质财富

虽然说钱不等于快乐幸福，但是至少它是物质基础，毕竟“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已经成为最烂俗的名言了。很多人就是奔着这样崇高的目标而去的，结果大部分在半途上就已经陷入迷途。而爱情一旦跟钱挂上钩就免流于庸俗，这种论调也许适合富得不见底的人或者是初级小资，但绝对不适合子君和涓生。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②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就这样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对青年的一种告诫吧。他告诉我们，不要让爱情麻木了自己的思想，不要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得到一切，肚子问题同样要解决，否则，脚下的路便难走很多。当他们义无反顾地拥抱爱情之后，生活开始逼迫着他们向理性地去思考、去处理。对于涓生，他不能为爱情牺牲事业，不能为爱情奉献一切！因为事业是物质基础物质又是爱情的基础，在生活的物质基础丧失之后，爱情也失去了依存之所，涓生的变心不仅仅是道德层面的不负责任，更多的是对理性思考的不足。对于子君，她也不能为爱情牺牲一切，虽然她抛家别父，追求爱情，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烈日一般的严威的父亲身边，依然缺乏对爱情婚姻理性的考虑。

如恩格斯批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时所指出的。这不过是“历史的讽刺”，而他们的爱情婚姻，“依然受那亲昵的经济影响所支配”③美满的爱情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就像一朵美丽的花朵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在经济困顿上，涓生和子君那轻松自如的心境没有了。涓生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去工作，而子君也为 4 了生活上一点琐碎的事情和生活上的拮据而同邻居争论不休，致使涓生有了那么的一种感觉：“天气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这样的生活，爱情会长久吗？答案是肯定的。

子君醒了，她离开了梦，所以她得以自由生存的首要条件便是有钱。但现实社会毋庸置疑地剥夺了她的经济权。因而钱对于子君，纯属一片虚无，这样看来，子君可能获得自由生存的第一个条件是不存在的。一个人要想战斗，首先你得不饿着肚子，涓生和子君都具有很强的反抗精神，但是由于经济陷入了困境，涓生无法在家里静静地做他的事情，子君也得去为了生计而忙碌着，这样自然就少了一份理解与交流了，也许他们都忘却了经济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重要，所以，涓生和子君想得到美满的爱情，得去解决一下自己的经济问题才行啊！

【注释】

①鲁迅的《伤逝》写于1925年10月，最初收入1926年8月北新书局出版的小说集《彷徨》，在此之前，没有在报刊上发表过。

②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③《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七十七页。【参考文献】

1、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坟》，《鲁迅精品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2、《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3、鲁迅：《淡淡血痕中》《野草》，《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21页。

4、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5、鲁迅《关于妇女解放》《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98页。

第五篇：高加林与秀拉的“边缘人”形象分析

高加林与秀拉的“边缘人”形象分析

“边缘人”，个人认为，是文化混血儿的一种，是游离于多数群体的少数个体。它是在一种文化环境中长大，后又受到较之具有较大差异性的异质文化影响和渗透。在这种双重文化（本土与异域文化、本土内文化）中，其中一种是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它在两种文化中纠结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并在文化碰撞和冲突下，呈现出无根和失范状态，由此严重颠覆了他们的价值判断，从而给他们的人生和理想实现带来巨大困惑、迷惘和障碍。

虽创作背景、文化环境相去甚远，路遥和莫瑞森却因有着同样洞悉世界的眼光，描写现实社会骤然剧变给人心理带来的深远影响而为世人所推崇“边缘人”的界定，始终没有统一的概念。高加林和秀拉分别是《人生》和《秀拉》的主人公。二者虽生存环境、背景、文化习俗等方面有明显不同，但却在共同人性的驱使下，成为“边缘人”形象中两朵夺目的奇葩。本文试从二者作为“边缘人”产生的类型、思想和精神特征以及归宿、产生原因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希望对“边缘人”形象进行更为宏观的认识。

“边缘人”虽属同一类别，但外在表现却千姿百态。就倾向性而言，高加林和秀拉分属不同类型。受反文化思潮影响，高加林呈现人格扭曲。为追求现代文明脚步，他置传统道德于不顾，靠他最藐视的不正当渠道获得去城里发展的机会；为更好地和现代文明接轨，他抛弃原有爱情，和极具现代文明精神的黄亚萍恋爱。从这一路奋斗征程可见，他还是倾向于和主流相靠拢，是趋向于主流文化、具有进取精神的“边缘人”形象。

高加林虽在靠近主流过程中屡受挫折和不解，但仍能坚持理想，大有为理想实现不惜成为其殉道者的精神。为追求城市文明，他抛却传统道德、以牺牲幸福和爱情为代价，从而成为理想主义者的典型。秀拉没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她对现实认识比高加林清醒得多。因受黑、白人双重排挤，她没有立足之地，只能放任自己，放荡生活。从而成为浑浑噩噩、甚至在某些方面显露出人性丑陋面的人，展现了低俗的现实主义者形象。

除此之外，他们的归宿也截然不同。

高加林因被人告发，被退回农村。在那里，他得到朴实父老乡亲真诚的安慰，这使得他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他理想的实现不能脱离养育他的土地和家乡人民。于是他重新审视自我，不气馁、不放弃。当他扑倒在顺德爷爷脚下，手抓黄土、沉痛呻吟时，预示着他从故乡土地上真正找到自己人生的支点和归宿。他很幸运，还能重新开始。

秀拉一生从清醒认识世界到馄饨度日而死，心中充满怨气和仇恨。她抛却一切的生活方式将她置于生活的谷底，但不论怎样艰难，她都践行回归真实自我之路，而这条路同时也是一条不归路，直至将秀拉拖向落寞、空寂的死亡神殿。她无疑是不幸的，不能重新开始了。

孤独感是“边缘人”共同体味的生命意识。高加林和秀拉都在不被认同的社会环境里饱受精神煎熬。但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等因素影响，使得二者作为“边缘人”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性。

《人生》创作时期是对传统予以全盘否定的反文化思潮盛行的时代。中国农村虽实行新经济政策，但社会流弊、封建残余依然盛行，城乡差别扩大。这在经济上、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反映。高加林作为农民子弟，身上有传统道德和封建意识的影子。同时，作为有文化的年轻人，又有向往城市现代生活和与命运抗争的意识。使得高加林成为处在固有封建传统文化和反文化思潮主流文化夹缝中的人。由此可见，高加林作为“边缘人”，是基于中国内部同一种族文化差异而产生的。

秀拉作为白人文化主导下，出生、成长，且最终埋葬在黑人社区的黑人女性，当时黑人妇女既要承受黑人内部性别歧视，又要忍受白人世界种族歧视。而秀拉正是独特的“这一个”，她抗争黑、白人社会内部性别歧视，更不能容忍黑白社会间的种族歧视。成为对抗固有传统文化和白人主流文化，并在两者夹缝中求生存的“边缘人”形象。可见，秀拉作为“边缘人”，主要是基于不同种族文化差异影响而产生的。综上所述，虽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存在差异，但共同的人性，让两位作家有了相似的生活感悟，从而在他们笔下诞生两个既具有共性，又有差异性的“边缘人”典型形象。二者的对比，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边缘人”概念。同时，这种中外的比较，也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了解“边缘人”的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