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章太炎经典名言
1、所谓贫者，以其贝（古人以贝为钱）分之于人，而己身尚不致一无所有；若穷则弃家而无有，孑然一身，藏身穴内，安能与贫并论乎？
2、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3、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4、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5、人人多道做官好，礼仪廉耻忘记了。
6、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7、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
8、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9、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正如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说他们可称居士，何必称作和尚呢？
10、莫打鼓，莫敲锣。听我唱这逐满歌。如今皇帝非汉人，满洲清妖老猢狲。辫子拖长尺八寸，猪尾摇来满地滚。头戴红樱真狗帽，顶挂朝珠如鼠套。
11、凡人总以立身为贵，学问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
12、中国人患有六种精神痼疾：诈伪无耻，缩肉畏死，贪叨图利，偷惰废学，浮华相竞，猜疑相贼。
13、人须有自信之能力，当从自己良心上认定是非，不可以众人之是非为从违。
14、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
15、诸君鼠窃狗跳，斯君痛哭；此地龙盘虎踞，古之虚言。
16、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名言警句）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17、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
第二篇：章太炎：说文解字序讲稿
王乘六 等记录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
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说文》九千字，小篆杂以古籀。何以偏主小篆，不专以古籀为主？盖古文笔画淆乱，不能尽以六书解说，而籀文十五篇，已亡其六也。居今而言，八卦与文字未必有关，其所以首举八卦者，大抵初造之文，有若干字取诸卦象。三（坤三断）为水，益字从之。三（离中断）为火，古之火字作口。三（乾三连）为气，天积气也。气作口，义与天同。三（坤三断）为州，汉人书坤作川，地之大者，无逾九州，故州字重川而书作州（篆文）。其余震、兑、艮、巽，不与初文有关。盖造字时去取各有宜耳。
勤按，蕲春黄侃先生曰：八卦为有限之符号，文字则为无限之符号，以八卦为文字起原，似也。至于结绳之用，较之八卦，又稍灵活，究不足以应变，能应变者，端推文字。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段氏曰，其同綦，犹极也。繁，古作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段氏曰，分理犹文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段氏曰，乂，治也。）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段氏曰，能文者则禄加之，律己则贵德不贵文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後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段注，如其事物之状。）以讫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契”者，刻画作凭信也。古人造字，本以记姓名，立券契。尔时人事简单，人我所需，惟此而已。《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之言：“书足以记姓名而已。”语本非谬。其后人事愈繁，文字之用乃广，行文立言，皆后起之事也。仓颉初造之文，为独体象形与独体指事。指事者，象形之广义也。若两文合而成字者，非会意，即形声，仓颉时尚未有此。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者，“字”，叔重训乳，乳即产生之意。《易·屯》：“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此字之本义也。文本无多，两文相合，孳乳日益，遂名曰字。或谓字之一言，春秋时尚无其称。《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仪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者，今所谓字也。或曰书，或曰文，于古未有言字者，称字殆自秦始。此语不然。古人幼名冠字，字之云者，谓由名孳生之别名耳。秦以前人，已有名复有字，何得谓为始于秦哉？古文变化綦多，“封于泰山”二语，本诸《管
子》、《韩诗外传》，事证不详，理或然耳。
勤按，蕲春黄侃先生曰：文字之生，必以寖渐，约定俗成，众所公仞（古认字），然后行之而无阂。窃意邃古之初，已有文字，时代緜邈，屡经变更，壤地亻瓜离（勤按，亻瓜，左右结构，音夸，不正也），复难齐一。至黄帝代炎，如一方夏，史官制定文字，亦如周之有史籀、秦之有李斯。然则仓颉作书云者，宜同鲧作城郭之例，非必前之所无，忽然剙造，乃名为作也。荀子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今本此说，以为文字远起于古初，而仓颉仍无嫌于作字。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长是也。
小学者，儿童识字之学也。六书者，古人造字之法也。宇宙万汇，有可以指其事而为文者，上、下之类是也。有可以象其形而为文者，日、月之类是也。然象形、指事，可施于名物者多，可施于动作者少，于是乃有形声、会意之例。止戈为武，止戈者止人之戈也，语本楚庄王谓禁暴戢兵方谓之武。然此恐是一时美谈，未合初义。《书·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今“步伐”二字，人人沿用，窃意“武”之云者，会步伐之意而已。止者步省，戈者伐省，军令森严，步伐整齐，此所谓武矣。叔重袭楚庄王之意，沿用古训，不取异说，故云然耳。人言为信，《三体石经》信作（千言，左右结构），从千不从人。千人之言必可信，十口相传谓之古，意义正同。千之古音如人，则信、（千言）二字皆会意而兼形声矣。转注、假借，异说最多。余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者，兼以音义言之，考之与老，义既匪二，音复相近，此所谓转注也。未造字时，先有语言，方音有殊，名义则一，其音或双声相转，或叠韵相移，则为更制一字，字形虽异而音义大同，虽二字，实本一字，此转注之义也。“本无其字，依声託事”者，谓造长短之长，不造长幼之长；造命令之令，不造县令之令。县令发令于众，长者长于幼小，号令之令，长人之长，即托于命令、长短之字以行也。自段氏以同声通用释假借，其义乃泛。信如其说，古人制拼音之字足矣，何必如此繁琐哉？且文字之用，本以治万民察百官，广同音通用之道，势必纠错纷纭，不可究诘，百官乃不得治，万民乃不得察，适足增治丝之棼耳。揆其初意，盖以经典相承，文有音讹，不敢指斥其非，故造同音通用之说饰之。自汉以来久有此说，而不可以解六书之假借。余谓假借云者，意相引申，音相切合，义虽稍变，不为更制一字，如令、长之类，托其事于命令之令、长短之长，引申其义，不别为一字，然后文字不至过繁。此与转注之例，相为正负，乃文字繁省之大法也。
及宣王太史籀，箸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
可得而说。
造文字者仓颉也，正文字者史籀也。史籀大篆十五篇，至叔重时，仅存九篇。古文沿袭多讹乱，不尽可以六书解。籀文则字字可以六书解。（今《三体石经》之古文，为叔重书所不收者，亦有可以六书解者，然不甚多。若大篆几无字不可以六书解。）盖文字沿用既久，势必日趋谬误。是正文字者，后有李斯，前有史籀。古文笔画既少，结体亦不方正。大篆改之，为之增加笔画，笔画重叠，则不易混淆，此史籀之苦心，《石鼓文》在，可证也。孔子、左氏，后于史籀，史籀为王朝太史，是正文字之后，后人应奉为准则。而复沿用古文者，六经中易、书、礼、诗，诗除国风外，均史籀前书，流行民间，为日已久，史籀不及改也。又封建时政治不能统一，史籀之力，仅及王畿千里，故其文不甚行于关东。且作书者畏大篆之繁重，故依古文以省时间耳。叔重尊壁中书，故曰其意可得而说，实不可尽说也。
其後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畮，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滌除旧典，大發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
此绝矣。
七国文字，与春秋不同，然无特异之名，今亦不可知。（《凡将》、《训纂》，或有七国时字。）文字异形，淆惑自生。秦既并天下，同文之举，自不容缓。李斯等所作《仓颉篇》，今所谓小篆也。小篆之前，秦所用皆大篆。秦本周地，史籀造大篆，不行于关东，而行于关内。秦器《（弔皿，上下结构）和钟》，文字方正，略同大篆，可证也。其后秦尊视大篆，依倚以成小篆。所谓“省改”者，以大篆太繁，故略有省改耳。秦以法治，事须明白，古文易乱，不得不废。废古文，以其背法治，焚诗书，以其易立异，意正同也。然仍有用古文者，秦碑“及”作“乁”，二十六年，二十作“廿”，皆古文也。《峄山碑》，“口，戈十，上下结构”从十不从甲（篆文）。十，甲（篆文）古文也。可知秦亦有时用古文。盖碑版美观，用意不同耳。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
隶书。
张怀瓘《书断》，引《吕氏春秋》“仓颉作大篆”，今《吕氏春秋》无此语，或古文亦称大篆，事未可知。刻符文字，今于汉铜虎符见之，字体并无稍异。虫书即所谓鸟篆，摹印者，刻玺之文。宋人摹秦玺文，见薛尚功《钟鼎款识》，字体甚奇，书于旗帜者亦然。盖摹印与虫书互相混用也。署书所以题榜，殳书所以书觚，汉瓦当文，随圆势而结体，亦其意也。刻符殳书，字体不变。虫书摹印，加以花纹，为之不易，故别立门目耳。秦隶今难见，即西汉人隶书亦难见。汉碑八分有波磔。东汉初年石刻，笔势似篆，全无波磔。与夫秦权秦量所刻，笔势似篆而笔画减省者，殆皆所谓秦隶矣。
汉兴，有草书。
草书之原甚早，不始于汉。《论语·宪问》：“裨谌草创之。”《史记·屈原列传》：“屈平属草稿未定。”疑古人已有，惟不立专名耳。“二十”并作“廿”，笔画连缀；“旅”古文本作“口”，而“口”又变作“口”，亦取其本不连
者而连之，是皆草书之滥觞也。
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尉律”者，廷尉所守之法律也。“讽籀书九千字”，孙渊如谓籀书有九千字，许书九千字皆籀文，然《仓颉篇》小篆仅三千字，焉得籀文有九千字哉？段氏训籀为读，义亦未谛。《说文》：“讽，诵也。”讽籀书九千字者，取九千字之成文，以籀文书之，令受试学童，读而诵之耳。尉律虽定于萧何，本多捃摭秦法。秦作小篆以前，籀文盛行，及后焚书，而官书固在，故令学童诵之以观其习识籀文与否。逮及汉初，去秦未远，故犹以此为考试之标准也。《汉书·艺文志》，但言讽书而无籀字，盖时至汉季已渐变旧制矣。
孝宣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时，徵礼等百馀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
制作，颇改定古文。
孝宣去李斯作《仓颉篇》时，未及二百年，失其传授，已不能读，可知识字须有传授矣。汉初，六国遗老尚存，通古文者犹多。秦焚书时，高祖已四十馀岁，应识古文。娄敬、陆贾、叔孙通辈，亦皆生焚书之前，其所证引，皆系古文。且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皆用古文，欲传其学，非识其字不可，故汉初人识古文者犹多。《汉书》：“《左氏》多古字古言。贾谊为作训诂，谊之学，受之张苍。”然其在汉京之日，不过一年，如字字须苍亲授，恐《左传》十八万字，非一年之功所能为力，是知谊本自识古文，苍所教者，大义而已。又《史记·封禅书》：“上有古铜器，李少君以为齐桓公器，按之果然。”又《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可知当时识古文者尚众。宣帝时，故老云亡，书亦渐改为汉隶，故识古文者绝少，乃并《仓颉篇》而不能读。小学日衰，于是张敞、扬雄之伦，始以识字著矣。
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奇字为秦八体所无。莽时刘棻从扬雄学奇字，不知扬何所受？今许书载四奇字：口，无篆文（无）、口，涿篆文（涿）、口，仓篆文（仓）、口，人篆文（人）是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燿于世。诸生竞说字解经，諠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啚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埶（艺）［势］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祕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
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叔重依壁中书录古文，其所不录而存于今《三体石经》尚多。叔重说解文字，一以六书为准。古文淆乱，实有不能下笔者，故不能尽录也。又古文一字数体，故钟鼎与《三体石经》，往往歧异，云“皆自相似”者，亦概略之辞。钟鼎刻画，义取美观，字体正否，在所不计，亦如李斯作小篆，而所书碑石往往自乱其例。史籀作大篆，而自书《石鼓文》，亦不尽合六书。良以石刻本是美术，故不求字字审正尔。叔重考正文字，主于绳纠愆谬，故吐词不得不严。其实可免纠弹者，唯籀文而已。壁中经实亦有误，以尊古故。不得不为掩饰，鼎彜愈可知已。“常行”者谓隶书，“诸生”者谓太学诸生。“斗”，汉隶作“什”，故曰“人持十为斗”。“苛”读如“诃”，故曰“苛之字止句也”。东汉诸儒，如此说解者多，具于纬书中。此段言东汉时人尊信隶书反对古文之状，然亦非时人之有意为是也。东汉人疏于史学，以汉律为皋陶作（见《论衡》），以《仓颉篇》为仓颉作，此类甚众。其信隶书为仓颉时书，亦无足怪，如无许书，妄说不知何底。许之功顾不伟哉！勤按，蕲春黄侃先生曰：六书条例，为中国一切字所因循，不仅施于古文籀篆而已。汉世俗书渐众，故其释字形，亦不本于古。自许君所举诸生廷尉谬说之外，如以货泉为白水真人，以卯金刀为劉，以日月为易，以千里草为董，以乙力土为地，以白下羊为皋，皆其类也。以造字正义衡之，固为谬妄，察其离析之法，亦自合于解字之理，是诸字者，亦此曹意中之会意字也。自是以后，文武为斌，不可为叵，樊然淆乱，日
有所增，而皆不能违六书之例。
《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也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阙文”者，别国之赴告，音义不明，不能强解，故阙之也。孔子晚年，见史官强不知之字以为知，故叹伤之。自古文字变更，本难全识，虽圣如孔子，亦未必尽识古文。不知不问，任用己私，妄加断议，此乃无根之谈，学者所宜屏绝。自许书之后，有《字林》，有《玉篇》，有《类篇》，承学之士，依以为准，不敢妄说。宋人侈谈钟鼎，即有“不知不问，任用己私”之病。夫钟鼎在汉时，去古未远，犹可什识七八。其入土至北宋而出者，相距约一千二三百年，以一千二三百年不传之学，而宋人忽妄云识之，乌可信哉！是故钟鼎释文，从来无一可据者。余谓今日观钟鼎款识者，当如外国人听中国戏，取其节奏之美而已，不复知为何语也。若外人强欲解释中土戏曲，虽十人十异，必无一人能得其真意者。何者？其语不经传授，则解之为妄也。薛尚功以钟鼎作法帖，认为美术之一，此最为有识者；若其解说文字，亦与外国人强解中国戏曲等耳！近代人又好谈甲骨，甲骨真伪更不可知，即以为真，从而释之，其弊与侈谈钟鼎何异？观叔重言“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则知宋以来之穿凿者，皆无当于文字之学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譔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叔重之学，受之贾逵，逵之前尚有杜林诸人，由此远溯，更有张敞，以逮汉初诸公，以故九千字之说解，非叔重妄断。文字之学，非传授不可知，不用传授，人逞己私，则适为淆乱耳。叔重之书，异于是也。“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者，所以正《仓颉》、《凡将》之杂乱也。
向来谓《说文》以小篆为本。咸同间，郑子尹以为《说文》所录皆古籀，以篆文之笔势，写古籀之字体。其说之谬，与孙渊如等。所以不取古籀为本者：一，古文行于人间者，广狭不能定，多寡不可知，未可据以为本；二，古文笔画紊乱，不可绳以六书；三，籀文虽可以六书解析，字亦有定，然文阙六篇，故亦未可据以为本也。然第一字亦非定用小篆，如古文籀文均有，则第一字即古文籀文矣。要之，《说文》录字兼采古籀小篆，并及汉世新造之字。如“鄯”字霍光所造，定非小篆。又如“汉”之古文今本作“氵或大（左右结构，或上大下）”，以汉为大国，恐亦汉人所造，非真古文，不然则是转写乱之也。
许书无一字无来历，所谓“博采通人”，通人亦有传授，非自造也。然其间亦有难信者，如糞之上从米（米字头向右加一撇），官溥以为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此说不知何据。米本辨字（勤按，悉字即从米），古人或借作大小便之便尔。以故通人中亦有不可信者，惟大致不谬耳。《史籀篇》、《仓颉篇》四字为句。《凡将》、《急就》或七字，或三字。后之《千字文》，亦成句协韵。小学教学僮，本当如此，皆取其易于上口也。许书“分别部居”，与诸书不同，盖以辨六书，明构造，体例不得不异。今人通称研究许书者曰小学家，而大学学生，尽有不通小学者，岂徒大学生，即昔之翰苑侍从，不通小学者亦甚多。盖古时小学，教人识字，以当时之文字为本。今小篆变而为楷书，古之小学，反须大学研究，亦无足怪。且许氏书本与小学不同，其书可观不可读，《史籀》、《仓颉》外别树一帜。故论小学之正，仍以《史籀》、《仓颉篇》为合。唯解明古书，非《说文》不可。其书至今不废。而《史籀》、《仓颉》，不存于今者，人谓《急就》以写章草，许书以刻印章，故皆得保存，恐亦未然。《仓颉篇》亦可刻印，何以被废哉？许书所以不废者，人之求智，不肯自域，识字之后，进而明其构造，不得不求之于
此，此所以传习至今也。
今人反对许书者，多以钟鼎、骨甲为辞，不知叔重去古籀通行之时，仅二三百年，师师传授，信而有征。而钟鼎文字，近代最先讲解者为欧阳永叔之《集古录》，欧阳于篆书未能精理，杨南仲、章友直、刘原父助之成书。杨识小篆，《嘉祐石经》，即其手书，然许书以外之古字，断断不能尽识。章亦略明小学，许书之外，究亦无从知也。刘于文字之学本疏。以此言之，《集古录》之所释其字未见《说文》者，皆不可据。其后吕大临《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皆宋人集录钟鼎完具之书，然其解释文字，大抵望气而知，如今人看油画然，笔画多少，不暇问也。清人略变其法，往往以六书分析，要亦无所依据。夫字必先识音、义而后可解以六书；非先讲六书构造，然后识其音、义也。许书次第，先释字义，次言从某从某，明构造须在识字义后。如不识字义，先以六书解之，以此作彼，何尝不可？且如“元”训“始”也，从一从兀声，今若未识其字，改云：从二从人，与仁同意，亦何不可？就使竟以“元”为“仁”字，亦何不可哉！“患”从串声，董仲舒《春秋繁露》，谓“一中为忠，二中为患”，仲舒不识“串”字，以为“二中”。凡先言六书构造而后定其字义者，皆此类也。故凭六书以识字，或为甲，或为乙，人各不同，病如摸象。此讲钟鼎者所以自宋至今二三十家无一同也。求学之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得强不知以为知。如学外国语然，设无传授，何从而知之乎！金石刻画，本美术之事，笔画不必审正。上述史籀、李斯事，义已明矣。以故钟鼎自钟鼎，许书自许书，不得因许有征引，强以相盖。又岂得信今人之妄谈，而遽生诋
议哉！
按，本文转录自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说文原序以蓝色字体标明。个别篆书不能显示，用红框标出，亦不妨好学之士深求也。
第三篇：纪念中华英烈——章太炎
纪念中华英烈——章太炎
摘要：章太炎先生是一个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家。章先生一生都与革命相关，反清、反袁、反抗日本侵略、参与主持同盟会、建立兴浙会等革命性事件。关键字：章太炎 抗日 革命
一、章太炎先生简介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中国浙江余杭仓前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曾是同盟会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二、章太炎一生重大事件及影响分析 1.苏报案被捕入狱
事件经过：1903年6月29日 《苏报》案发生。
义和团运动以后，革命形势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渐成为一支影响力较大的革命力量。许多革命志士纷纷出版报刊杂志宣传革命。《苏报》便在这个时期于1899年在上海创刊。
1903年夏，《苏报》支持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活动，聘请章士钊为主笔，章太炎、蔡元培为撰稿人，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
以后，《苏报》又陆续刊登了许多激烈宣传革命的文章，旗帜更为鲜明。当时，邹容的《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公开发表。章太炎在此作中，尖锐地批判了康有为‘中国只能改良，不能革命’的谬论，并把矛头指向光绪皇帝。当这两篇文章问世之后，立即引起了清政府的敌视。《苏报》节录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痛骂清朝统治者和揭露康有为改良主义奴颜婢膝的一段文字发表成章，并向读者推荐《革命军》。
这些激烈的革命宣传使清政府感到极大的恐慌，于是公然采取镇压手段，下令封闭《苏报》，并逮捕章太炎、邹容等人。1903年6月29日，清政府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查封了《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激于义愤，自动投案。章太炎、邹容在会审的时候慷慨陈词，坚持斗争，使《苏报》案成为当时轰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最后，租界法庭判刑于章太炎，邹容二人，并禁止中国人在租界内以报刊书籍形式宣传革命。
章太炎、邹容在监狱中仍然坚持斗争。章先生在狱中书写的《答新闻报记者问》中满怀信心地说：“四万万人民都会同情我们，而公理一定会战胜的”。同时他还参与江浙革命组织“光复会”的筹划工作。而邹容在监狱生活的折磨下不幸病故，年仅21岁。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苏报》案”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联合镇压爱国革命运动的事件，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企图用高压政策，将革命的声音禁锢起来。但是，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民主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迅速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壮大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
2.参加同盟会，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
1905年，孙中山把兴中会，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誓词，定为革命党人必须遵循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实质，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共和政体的犀利武器。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矛盾加剧。部分会内成员，以光复会的主要人物章太炎为代表，对原兴中会一派控制同盟会的局面十分不满。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三天，章太炎便宣布脱离同盟会，与立宪派、旧官僚联合，在上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章自任会长。后改称统一党。中华民国联合会由此成立。
3.章太炎与袁世凯
在当时的章太炎看来，如果不是强有力的人来处理民国初期的政治局面，势必会导致争乱不息，生民凋敝的局面，而袁世凯在当时也的确是一时之选。后来，袁世凯有了复辟的迹象，章太炎开始发表文章针砭之。当黄兴等起兵讨袁的时候，他也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但总体而言，章太炎的立场是既反对袁世凯复辟，也不支持孙黄，而是希望黎元洪出来竞选总统。争取南北双方的支持。虽然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可笑，但不可否认章之本意是厌倦了战争而希望中国迎来一个和平建设的时期。
4.、章太炎与抗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袭击我沈阳，炮轰北大营，继而向东三省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忙于对付汪精卫和镇压国内革命势力，对外不惜退让屈膝，严令东北军“絶对不扺抗”，致使大片国土沦丧，东三省垂危。中国人民头上降临了新的灾难，严重的民族危机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
由于蒋介石的不扺抗政策，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东三省竟全部沦落日寇之手。章太炎先生忍无可忍了。他虽身处逆境，沉寂已久，然国难当头他便翕然而起，拍案怒斥当局，作醒狮大吼。1932年1月13日，他与熊希龄、马相伯、张一麐、李根源、沈钧儒、章士钊、黄炎培等知名人士，联名通电，痛斥当局。六天之后，章太炎先生又率张一麐、赵恒惕、沈钧儒、李根源等，联名通电全国——《请国民援救辽西》通电对东北义勇军的奋勇抗敌予以瞭高度评价，他严斥当局“素无斗志，未闻以一矢往援”，指出“国家兴亡之事，政府可恃则恃之，不可恃则人民自任之”。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东北得手，遂得寸进尺，于第二年的1月28日，对上海闸北发动了突然袭击。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将士在全国军民抗日热浪的推动之下，奋起自卫，揭开了悲壮的“淞沪之役”。
当时章太炎先生身居沪上，目睹日军残暴的进攻，看到军民抗战的无畏气概，深为感动。他用他着称于世的文笔也参加了战斗，撰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记述淞沪之役中军民可歌可泣的行为，称这一仗是“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
但是，蒋介石与汪精卫之流千方百计地破坏上海军民抗战，竟与日本当局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章太炎先生对此怒不可遏，他断然拒絶出席蒋、汪召开的所谓“国难会议”。他在《拒絶参加国难会议书》中，指出当局应以实际行动来抗日，而不是用空洞诺言来欺骗民众。
而后东北失守，华北垂危，上海吃紧，中华民族有亡国之危，章太炎再也坐不住书斋了，他毅然决定北上见张学良，凭着他元老的身份和与张学良多年的交情，代东南民众呼吁张学良出兵抗日。
1933年初，山海关沦陷，热河省又兵临城下，西北军首脑冯玉祥特派代表到上海面见章太炎先生。三月初，章太炎与马相伯先生联名致信给北平军分委员长张学良，保荐冯玉祥将军任热河统军，率军御敌。张学良将军由于种种压力与束缚，未能采纳，致使热河沦陷，张学良作为替罪羊也被迫辞职。
热河之失，使章太炎先生怒不可遏。3月7日，他向全国军民发出公开电，谴责当局。这份公开电，义正词严，浩气凛然，锋矛直指最高当局，这是对蒋介石一伙不扺抗主义的公诉书，是对镇压工农红军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声讨书。
这时章太炎先生哀乐完全与抗战事业融为一体了。1933年4月1日，他与马相伯、沈恩孚再次发表了《三老宣言》，指出抗日的希望不应寄托在国联仲裁上，应“以自力自助自求”。五月，冯玉祥将军在张家口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吉鸿昌等宣誓抗日，并通电全国，决心“武装保卫察省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章太炎先生立即与马相伯先生通电声援。每当前线传来捷报，他必致电祝贺，无论喜峰口之捷，还是古北之胜，幷且亲为《察哈尔抗日实録》一书作序，赞颂冯玉祥将军察哈尔抗日的功勋。当他得知华北失守，危及南京时，便愤然作诗鞭挞：“淮上无坚守，江心尚苟安。怜君未穷巧，更试出蓝看。”短短一首诗，把当权者的卖国嘴脸刻划得淋漓尽致。章太炎先生这支笔使蒋介石之流又恨又怕，他们千方百计地限制对他言行的公开报导，并勾结小报，进行诬陷。
蒋介石对这位倔强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民国元勋，十分恼火，于是让章太炎先生的金兰兄弟——国民党的要员张继出面，来劝“大哥当安心讲学，勿议时事”。章太炎先生闻之十分愤慨，他固珍爱兄弟之谊，但更爱祖国，更崇拜真理，于是愤然提笔作答，说，“吾老矣，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广？„„吾辈往日之业，至今且全堕矣，谁实为主？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五年以来，当局恶贯已盈，道路侧目。”“栋折榱崩，吾辈亦将受压。而弟欲使人不言，得无效厉王之监谤乎？”章太炎先生最后说：我“年已耆艾，唯望以中华民国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他反问张继：“谁使吾辈为小朝廷之民者？谁使同盟会为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愿弟明以教我。”这大义凛然的复信，表达了他的铮铮骨气和义无反顾之气概。
三，评议章太炎
“凡人总以安身为贵而学问当是其次，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其或出洋游学，但有资本者皆可为之，何足矜异，若因此养成傲诞，非吾子也。入官尤须清慎。若异族入主，务须洁身。”这一些些话语反映了一个学习与做人的问题，先生认为做学问是次要的，做人才是第一要的，“不得因富贵而骄矜，因贫困而屈节”才是我们做人的精髓。中国现在的教育从为了实现现代化以来就有一种唯知识第一的思想，贯穿各个教育阶段，很少有老师教育你如何做人如何如何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大部分只是唯成绩是从。无论是从学校还是老师，成绩就是第一位的，没有成绩就没有学生，没有学生就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钱，就是这样的一个不良循环，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的残酷冷漠的一面。就我个人而言，先生的话振聋发聩。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随着科学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这个社会越来越体现出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特性。尽管政府制定了相当多的法律法规予以约束，不过还是存在相当的人为了一些小的利益而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比如一部分人用互联网来传播不良内容进而获取暴利。这就是只重视知识不注重品格修养的危害。“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说明了教育孩子如何做人对于这个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性。我认为我们真的是要认真考虑研究先生的“凡人总以安身为贵而学问当是其次”其意义所在。
第四篇：蔡元培“征婚启事”与章太炎“征婚广告”（定稿）
蔡元培“征婚启事”与章太炎“征婚广告”
1900年，也就是义和团事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那一个多事之秋，蔡元培的结发妻子王昭去世了。那年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文化界已经颇有名气，来他家里提亲的媒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
第一是要不缠足的女性（当时江浙一带女子自幼缠足仍在盛行）；
第二是要识字读书、通文墨的（当时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治家格言）；
第三，一夫一妻，不娶妾（姨太太）；
第四，如果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
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这在当时，可谓冲破藩篱的大胆举动。
一年后，他根据自己提出的条件，找到了理想的爱人——女画家黄仲玉。她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又开风气之先。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生活。在德国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作用不小。
但是，蔡元培的“征婚启事”还不过贴在墙上，影响只在亲友乡里之间。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新风渐开，有名的“革命疯子”章太炎，更进一步做出了惊世骇俗之举！
章太炎“征婚广告”1912年底，章太炎44岁丧偶，众人为他提亲，问他择偶的条件，他却是疯话连篇：
“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他还在北京上海各报刊，公开登载了《征婚广告》。
章太炎是民国初年，最早在传媒上刊登《征婚广告》的文化名人！此举在当时轰动全国。章太炎对女方提出三条要求：
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
二须大家闺秀；
三须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
老朋友蔡元培看了这则《征婚广告》，笑嘻嘻对章太炎说：你老弟别挑选得太辛苦，此事包在我身上，淑女必为名士妻。他果然给章太炎介绍了汤国黎女士，不仅条件符合，是位才女，还比章太炎年轻了十余岁。
1913年6月6日，章太炎与汤国黎在上海爱俪园（哈同花园）举行婚礼。当天下午，新郎章太炎乘双马车至新娘处迎亲。按照新例，新郎首先卸下结婚金戒一枚，交给新娘。这是章太炎生平第一次乘双马车和卸金戒指，其状甚窘，旁边亲友们见了无不暗笑。婚礼完毕，新郎新娘先回新房。
稍晚在一品香餐馆宴客，参加婚宴的宾客有一百多位。喜酒几巡过后，来宾忍不住要给新郎新娘出点“节目”。
其中一位女宾提议：1.请新郎即席作诗一首，三十分钟为限，超时罚酒十杯；新郎吟成后新娘须立即唱和，若未能步韵，录写旧作一首亦可；2.在白纸上写下八个二寸见方的大字，请新郎新娘站在四五米外认读；3.请新郎新娘各述笑话一则，来客听过后，如有三人以上不笑者，罚酒一杯，五人以上不笑则罚唱歌一曲。顿时，喧闹的宴厅安静下来，大家盼着节目开始。
少顷，但见章太炎抬头吟道：
“吾生虽稊米，亦知天地宽。
振衣涉高冈，招君云之端。”
才子吟毕，席间无不拍手叫好。但新娘未能在短时内奉和一首，便录写旧作，曰：
“生来澹泊习篷门，书剑携将隐小邨。
留有形骸随遇适，更无怀抱人间喧。
消磨壮志余肝胆，谢绝尘缘慰梦魂。
回首旧游烦恼地，可怜几辈尚生存。”
举座亦一致称赞。
章太炎高度近视，平时也不拘言笑，显然要完成另两个节目就有点困难了。好在朋友们挺身而出，帮其喝酒唱歌。觥筹相错，十分热闹。
这也就是中华民国初年最早的“新式婚礼婚宴”。
第五篇：章太炎女儿的名字带来“出嫁难
章太炎女儿的名字带来“出嫁难“
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先生是一位才高八斗的国学大师，开创了我国学术史上著名的“章黄学派”，不可谓智商不高。但是，就是这位聪明绝顶的国学大师，却由于卖弄自己的才学而闹出了有女难嫁的尴尬——
章太炎先生是专门从事“小学”（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他认识的字比我们喝过的水都多。正因为如此，在给自己的三个女儿起名时，为炫耀自己的才学，他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找了三个生僻至极的、就连当时的学界名流也叫不出的字，分别给三个女儿起名——
“章LI、章ZHUO、章ZHAN”（见下图）。
并且宣称，娶他女儿的男孩子要达到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得认识他女儿的名字，否则免谈。结果，三个女儿老大不小了，上门提亲者却左等不来右等还是不来。
三个女儿成人后，都才识不凡、如花似玉，但迟迟无媒人来提亲。原来这几个字很多人都不认识，媒人们怕读错了字丢脸。章太炎知道后，不得不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自己女儿的名字，并大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在席间”无意“说出自己给三个女儿起名的意义和读音：四个”工“其实就是”展“的古字，段玉裁注《说文》曰”工为巧，故四工为极巧“……并取消那些苛刻的嫁女标准。
此后，媒人络绎不绝。
写了文章，取了名字，却故意让人看不懂，以示其”曲高"。这虽然为章太炎赢得了上层知识分子的钦佩和门下众弟子的追慕，但同时也造成了才高知音稀的遗憾。
后来，虽说女儿嫁出去了，但这种怪癖名字给孩子带来的尴尬却无时不在——
那是在1940年的秋季，从南京迁校到四川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了一位特殊的大学生，她是中文系三年级的插班生，当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了。她的名字很特别，叫章ZHAN。开学那天，班长向全班介绍新同学时被她的名字难住了，“章、章、章……”，就是读不出她的名字，后来大概是急中生智地说：“她叫章四工，因为她的名字是四个工字。”
且不说章太炎先生给女儿去这样的怪名字出于何意，但是从效果来看，就颇不可取。
很多时候，我们在孩子的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并利用自己拥有的孩子的命名权，把希望刻在了孩子的名字上。这种事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这种做法的后果是给孩子带来不便、烦恼、甚至伤害，则是于人于己都不利的事情，何必呢？
泰山北斗真人按语：章太炎给自己女儿们起的名字，无外乎显示自己学问高深，知识渊博而已。结果，没有想到是，弄巧成拙。结果，他给自己的女儿们人生的婚姻大事，耽搁不少时间。试想，人取个生僻怪异难认的名字，在人生交往中自然带来很多不要麻烦。若是别人不认识你的名字，很少会去主动联系交往你。若是别人喊错你的名字，或别人对你，不知道如何喊你的名字，那多没有面子啊。因为谁不愿意显示自己的知识贫乏。所以，父母给自己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忌用生僻怪异难认的字，不要为了一时显示自己学问高深，影响孩子的未来命运前程。切记！切记！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