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近年来,收入差距受到很大关注,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本文分别从代内和代际教育不平等的角度分析了原因和结果,并提出对我国收入差距相关研究的借鉴意见。
[关键词]教育不平等 收入差距 代内代际
收入差距可以分为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职业收入差距等,它是由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然而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以教育为主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平等将影响劳动力质量并最终表现为收入差距。综观现有研究文献多为研究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然而收入差距还具有代际传递的特点。因而本文将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分为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和代内收入差距传递到子代导致子代间因教育不平等而再次出现收入差距,即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
一、代内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
最早研究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的是贝克尔,他(1964)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并且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分配中越来越多地显示出个人收入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教育程度越高收入水平也越高、教育程度越低收入水平也越低。随后他和契斯威克(1966)的研究表明,美国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与教育不平等正相关,与平均受教育程度负相关。
教育平等的前提应是每个人都能承受教育费用,从而接受教育进行人力资本积累。Perotti(1994)研究指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人均收入水平有关。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高时,有利于使富人先接受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未来收益增加;而当教育费用相对于人均收入较低时,利于使大量的穷人也能够接受教育,使得收入分配均等,收入差距缩小。
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教育费用也相应的逐渐增加,一些贫困生出现了无钱读书的困难,教育助学贷款是资助贫困生上学受教育的有效途径。奥肯(1999)认为,只有提高国家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能力,即促使高等教育资助机会均等化,使得教育机会均等才能增加国民的人力资本存量,使得国家获得更多效率和更多平等的道路,因而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格利高里奥和李(2002)以 l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水平变量,以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标准差作为教育不平等变量,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变量,在相对完整的 100多个国家的时序——截面数据基础上进行似不相关回归(SUR)估计,结果证实了在库兹涅茨倒 u型关系存在的前提下,教育因素,如较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相对平等的教育分布、政府教育支出等,在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代际传递
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是指收入差距以人力资本为中介在代际间进行传递。即收入较低且融资渠道不畅的家庭无力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使得孩子的人力资本存量较低,人力资本收益率低,最终转化为与富裕家庭的孩子的收入差距。即所谓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
贝克尔(1964)认为,处于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中的孩子,其在教育投资时面临的资本约束是不同的,较富裕者愿意在孩子的人力资本方面多投资,即与贫困者家庭相比较,较富裕者愿意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多花费支出,培育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孩子,同时,他认为,具有较多人力资本的孩子,即受较多教育的孩子,未来的收益较多。而贫困者家庭则刚刚相反。因而家庭之间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可能借助教育实现代际间的传递。Becker和Tomers(1979)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即个人和家庭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如果面临资金约束,无法方便地(或以较低的利率)从资本市场上获得相关支持。此时,父母的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他们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数额,从而影响到孩子成年时的工资收入。
父代的职业差异在父代中产生职业收入差距,这种差距将最终转化为对子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差异,Banerjee和Newman(1993)的研究证实,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影响不同收入阶层的职业选择,职业选择又进而产生收入差距,自身的收入差距将会影响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投资成本,进而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又对下一代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
戈斯塔·埃斯平·安德森(2007)指出,经济匮乏对儿童的教育程度、之后的创收能力以及他们成年后也成为贫穷父母的可能性都存在负面影响。长时间的周期性贫困特别具有破坏性。父母要对子女进行投资。他们的资源越不平均,投资就越不平等,最终导致子女的收入产生差距。
由于数据要求的特殊性,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并不多,仅有的几篇国外文献的实证研究均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将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重要的影响。但陈全功(2007)通过对我国14省区 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教育断裂点为 15年(大专教育)。
三、结论与建议
由上述分析表明,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是相关的。教育不平等,人力资本存量存在差异,从而产生收入差距,相反收入差距导致人们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从而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我们应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扩充助学贷款的对象。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6年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毛入学率分别为42.8%,42.8%,42.8%,43.8%,48.1%,52.7%,59.2%。上述数据表明,尽管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逐年增加,但仍然很低。目前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对象只限于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然而高中阶段的低毛入学率使得大量初中毕业生由于家庭经济贫困而无法继续接受高中教育,因而有必要向家庭贫困的高中生也提供国家助学贷款,给低收入群体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充足而有力的信贷支持。
2.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对农村居民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由于城乡地区差异以及城乡教育投资力度差异,农村居民收入不高,产生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加大投资和适当的政策可以增加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进而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改革现行的义务教育制度。为了让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需要真正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甚至有必要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到 12年,在接受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延长学生人力资本积累年限,从而提高获利能力,未来收益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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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收入差距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收入差距论文收入分配论文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在初次分配中
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意义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的考察,指出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收入差距 初次分配 公平效率
一、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收入差距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综合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基尼系数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进入了分配不公平的区间。根据2006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004年为0.465,2005年逼近0.48,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分配不公平警戒线。据统计,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的家庭占有国民全部收入的50.24%。从我国的三次分配来看,初次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收入差距过大主要在于初次分配中公平的缺失。
(一)二元经济体制下城乡差距扩大
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城市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开始逐渐拉大。城乡差距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不公平,城乡居民人均初次分配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均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也呈不断扩大趋势,近十年来均达到一半以上。
根据《2008国家统计年鉴》统计,可以看出199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8.6元,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700.6元,收入之比为1:2.4,而到了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472.2元,收入之比为1:3.23,突破收入之比1:3,据世界银行有关报告,世界上多数国家城乡收入的比率为1:1.5左右,超过1:2的极为罕见。可见,城乡差距是目前中国贫富差距中较为突出的问题。
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初次分配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显著,在1990年城乡居民所获得的收入比是1.3,1995年扩大到1.63,而到2004年达到2.01。可见初次分配是拉大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并且有学者指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一差距将扩大为6:1。
(二)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我国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及增速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收入差距在逐年扩大。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加强了对东部
沿海的投资,使东部沿海在国家投资中的比重达到了50.6%,大大超过了1953年到1980年期间40.6%的水平。
据统计,1997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6:1:1.03,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55:1:0.73。2007年东、中、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城镇居民收入之比为1.49:1:0.98,东、中、西部三大地域之间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1.48:1:0.88。改革开放以来,中、西部虽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与东部的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比较大,农村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严重。
(三)行业收入差距拉大
1978年以来,处于最高工资水平的是电力、煤气、供水及交通运输、金融、保险业等,处于最低工资水平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和农、林、牧、渔业。按行业大类计算,2005年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之比为3.88:1。近年来,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差距呈扩大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会不断扩大。
“十一五”期间,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四)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职工工资水平低
市场经济条件下,初次分配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关系,是按照生产要素市场价格决定的分配,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尚不完善,特别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健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在与劳动结合的过程中,资本在分配过程中所占有的优势地位变得更加明显,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例不断缩小。
表: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单位:亿元)
据统计,1997年至2003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8.65%升至11.89%。但是升高的幅度缓慢,而从2004年至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例从11.63降至9.91,十年来我国劳动者报酬不升反降了。我国的人工成本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还低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转轨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水平。据2004年国家劳动局统计,“2001年中国雇员的人工成本相当于发达国家中德国的2.52%,瑞典的2.6%,日本的2.89%,法国的3.02%,澳大利亚的3.42%,英国的3.49%,美国的4.08%;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6.54%,新加坡的4.98%;相当于转轨国家中捷克的14.7%,波兰的18.33%,罗马尼亚的65.87%;相当于发展中国家中墨西哥的16.89%,巴西的30.50%,马来西亚的34.46%,泰国的59.95%。”
社会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
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1990年至2000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5.9%降到11.9%,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工资总额23265.9亿元,仅占当年GDP的11%,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在GDP高居中国榜首的广东,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更低,珠江三角州多数民工工资,6年未见提升,一直在600元左右,约为美国平均工资的5.6%。近些年来,有些企业只见利润增加,不见工资提升。尤其是已占城镇就业人数30 %的一亿多农民工,其工资十分微薄。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主要在私营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出40 %,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 %、国企职工工资的30 %。”
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 %,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而从1978年到2004年近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增长,而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 20、日本的1/ 2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 20 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意义
有学者提出“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本文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
为条件、相互促进。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一)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必须更大程度地体现公平。邓小平同志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人类社会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是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既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提高以公平为目的之效率,又要走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之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最好诠释。
(二)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
公平与效率是社会发展的两大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须既要追求经济效率,又要体现社会公平。我国非常重视收入分配和公平问题,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社会更加和谐”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多方面体现了更加注重公平的要求。什么是和谐社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标志着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也标志着党和国家在社会发展价值取向上的转折。
(三)初次分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基础,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首先,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是要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效率的高低决定公平的实现程度,经济效率的提升是社会物质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社会发展的根基,公平的规模和程度不能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只能随着效率的提高而提高。
其次,公平是效率的保证,由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由
人的积极性引发的创造力是一切效率的源泉。”公平是效率的保证,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体现为工资、财产性收益等的公平分配,最终可以以货币衡量,初次分配的公平应当是同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相同的生产要素获得相同的收入,分配越公平,人的积极性就越高,效率也就越高。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就是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统一规则,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严惩各类非法经营等。
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参考文献:
[1]杨坚白.中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王振中.市场经济的分配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杨强.中国个人收入的公共分配[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陈燕.公平与效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汤玉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与效率-关于全面发展战略的理论思考[M].党建读物出版社,1996.[7]忠东.平等与效率的对话-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现状及其出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8]陈宗胜.收入差别、贫困及失业[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9]李志宁.“低工资制”应当引起严重关切[J].企业标准化, 2007(5).[10]赵振华.关于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的思考[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6).
第三篇: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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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题目:
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学 生 姓 名:
潘小燕
院
系: 经济学院经济统计系
专业、班级 :
081104
学
号 :
031120080124
指 导 教 师:
王建军
完
成 日 期:
2011-12-22
二 〇一一 年 12 月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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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很大变化,各个群体都获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实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由于受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以及不合法收入等因素影响,福建省城镇居民和全国一样,在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收入差距也呈扩大态势,成为当前各级领导和百姓关注的焦点问题。城乡问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大量存在,而且差距呈扩大 趋势,所以如何提高福建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研究了福建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就此提出了本人的一些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福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原因;对策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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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s the developing country i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inevitable phenomenon.Since reforming and opening, Fujian province income allocated pattern to produce very big change, various groups have access to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ed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benefits, standard of living rises significantly.But due to the im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allocation is unjust and illegal income and other factors, the urban residents in Fujian province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re same, in the continued growth of revenue basis, income gap also is shown enlarge posture, become the leaders of all levels and people focus.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mbalance exists in a large amount, and the difference is shown enlarge a trend, so how to improve the income of the rural residents in Fujian,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s very important。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ason of gap of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Fujian Province, puts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uthor。Key words: Fujian;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weller base the Buddhist nun coefficient;reasons;measures;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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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引言----------------------------1 1.研究背景及意义-------------------1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定方法和相关理论---------------------------1 1.收入差距的概念和测定方法---------1 2.相关理论--------------------------2 三.福建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4 1.福建省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变动分析------------------------------4 2.福建省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变动分析------------------------------4 3.福建省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分析--------5 四.福建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分析5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自然因素分析------------------------------5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经济因素分析------------------------------5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社会因素分析------------------------------6 五.福建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9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9 2.进行体制改革---------------------10 3.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10 4.大力发展区域经济,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向城镇相对集中----------------11 5.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创业和竞争力--------------------------12 六.结论----------------------------12 七.参考文献------------------------13 八.致谢-----------------------------14 九.附表----------------------------1
5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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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研究背景及意义
社会再生产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它们之间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作为社会分配关系的一个重要反映,始终是一个关系 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福建省虽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呈现扩大 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快速的发展。从1978年―2010年,全省生产总值由66.37亿元增加到14737.12亿元,人均GDP从1978年273元到2010年40025元,人均生产总值由273元增加到14979元,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371元增加到2010年的21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2010年的7427元。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也同步增长。据统计,1978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285元,到2010年达到14750元。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95年的61.1%降到2010的39.3%,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1994年的62.4%下降到2010年的46.1%。这一时期是福建省历史上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但是,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呈逐年拉大趋势。特别是1995年以来收入差距扩大较为明显,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由1995年的0.250上升至2010年的0.350。因此,认真分析研究当前福建省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其原因,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理顺分配关系,逐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福建”,推进海峡两岸经济区和全面小康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测定方法和相关理论
1.收入差距的概念和测定方法
1.1收入差距的概念
收入差距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居民获得收入在数量上所存在的差别。收入差距分为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绝对差距是指以货币或实物表示的不同群体和个人的收入差距的绝对数,用它可以测量不同阶层居民的富裕程度,通过它了解收入差距的大小,但是不能够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程度。相对差距是指用收入相对份额来表示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标志。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收入差距既有相对差距,又有绝对差距,但主要使用的是相对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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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收入差距的测定方法
(1)城乡居民收入比 :比率是比较两种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时使用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以分母指标的数值为1计算出来的。为了便于比较,一般采用分母数值小于分子数值的方法进行计算。城乡居民收入比的计算公式为:城乡居民收入比=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2)基尼系数: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Con'ado Gini,1884-1965)于191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根据洛伦兹曲线与绝对公平线围成的面积和45。绝对公平线以下的三角形面积之比。基尼系数的取值介于0和1之间,当收入分配完全公平时基尼系数等于O,当所有的收入全部集中于一人时,基尼系数等于1,达到了分配的最不公平状况。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O.2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O.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具有引发**的危险。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目前,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标准为0.4。2.相关理论
2.1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最早是由英国学者伯克(J.H.Boek)提出的。伯克在对19世纪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研究后,于1953年出版了《二元社会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一书,他认为,当时的印尼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结构’’社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是荷兰殖民者主导的殖民主义输入的现代“飞地经济”,即资本主义现代经济部门。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则明确提出“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理论,他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部门,一种是资本主义部门或现代工业部门,一种是自给农业部门或传统部门。传统部门生产落后,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但比重很大;现代部门生产技术先进,但比重较小,像一座孤岛被传统部门的汪洋大海所包围,这就是所谓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两部门封闭经济发展模型阐述了这样一种状况,即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致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城市工业部门,直到城市部门吸纳完所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后二元经济消除。刘易斯模型的实质是城市部门通过现代大工业的发展,取得资本的积累,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充分的转移,以诱发产业结构的演变,最后经济由二元变成同质的一元结构。他特别强调了城市化在二元经济转化中的作用,这与早期发达国家走过的发展道路基本吻合。乔根森模型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D.W.Jorgenson,1961)提出的一个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力转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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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根森认为,一国经济虽然是由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构成,但农业部门的发展则是工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传统农业部门的产品供给能力的大小,将直接决定和影响工业部门的发展水平以及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在他看来,农业部门的产品供给,将首先被用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在农业部门的产品供给能力能充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之前,所有的劳动力都将被吸纳于农业部门。而只有当这种供给大于人口增长对口粮及其他农产品的基本需要之后,农业部门才能为工业部门中的就业者提供食物支持,乔根森称之为“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产生,就意味着总人口中的一部分可以脱离农业领域而从事工业。这样,便开始发生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这种农业剩余越大,则工业部门发展越快,农业中的劳动力的转移也就越顺利,这就是乔根森模型的基本思想阱。舒尔茨(T.Z.W Schultz)在对于二元经济理论的论述中,认为传统农业部门并不是没有效率,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也不像刘易斯(w.A.Lewis)说的等于零,其实农民也是理性的,同样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农业部门之所以效率比较低,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水平落后,所以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应将重点放在对农业部门的改造上,并且主张通过人力资本来改造传统农业。
2.2收入分配的理论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马克思经济学,以及以后的凯恩斯、新剑桥学派、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各个理论学派,他们对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他们主要通过对全社会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的研究分析了收入分配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对于收入分配理论的著述中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lark)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Marshall)。前者以边际生产力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而马歇尔以均衡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收入分配。克拉克提出了边际生产力为核心的以静态经济研究为基础的工资和利息分配理论,以及以动态经济研究为基础的利润决定理论。所谓边际生产力,就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追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量。克拉克认为边际生产力决定生产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马歇尔是继克拉克之后把资产阶级学说中的分配理论推向一令新高度的创始人。马歇尔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以及由此决定的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等一系列分配变量。而马克思则是从生产关系入手来分析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的分配关系,其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按劳分配理论。凯恩斯以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从工资和利率的下降刚性出发建立了其收入分配理论,另外,他也提出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手段,其一是提高富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其二是消灭食利阶层。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则以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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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具体分析了工人储蓄倾向和资本家储蓄倾向之间的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学又从财政的角度分析了收入分配对增长的影响,即把收入分配与政治体制结合起来,并得出了如下结论:不同的政治体制是收入分配的结果,也是经济条件的结果,反过来不同的政治体制对收入分配又有着不同的影响,但是对增长却没有影响。
二.福建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
1.福建省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变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均有较大的增长,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差值变化的总体趋势也是在增加的(见表)。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371元增加到2010年的21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8元增加到2010年的7427元。在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支出也同步增长.(表一)2.福建省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变动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比是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标之一(表二,图二,图三),其数值的变化能直观地表明福建省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的历史变动轨迹。从 表一可以看出福建省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到2010年在波动中呈扩大趋势。由于受到政策、经济发展以及劳动力本身素质及能力差异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不同的阶段,福建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阶段:1978~1984年,这一阶段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比从1978年的2.69下降到1984年的1.69。此阶段是以农村改革为主的时期,农村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却严重滞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城镇居民,城乡之间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第二阶段:1985---1994年,此阶段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主时期,城镇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但同期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的激励效应不断递减,农业发展较为缓慢。工农业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增速不同,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增大。
第三阶段:1995---1998年,由于国家一较大的幅度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价格,加之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农民 现金收入大量增加,而同期由于政府实行紧缩的宏观调控政策,城镇经济发展趋缓,因此,这一时期城乡收入差距再次出现缩小的局面。
第四阶段:1999---2003,此间由于国家连续两次调低了粮食收购价格,粮食供给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农民卖粮难,增产不增收的情况比较普遍,同期,农民农业和非农业收入同时减小,造成农民收入锐减,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增大。
第五阶段:2004--一2010年,近年来由于国家重视农村问题,采取了许多减轻农民负担的策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虽然任有上升趋势但也相对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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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建省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分析(表三)
据测算,1985年福建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240,2010年上升到了 0.350,已经非常接近0.4的警戒线。从变化趋势上看,连续几年来,其数值不断增大,上升势头不减,表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正在逐年加大。这种收入差距表现在收入数量上,则是城乡居民收入比不断扩大。
三.福建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成因分析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自然因素分析
(1)城乡不同的聚居方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资源分布方式:由于农业经济的分散特征和城市经济的聚积效应,整个社会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权利、信息、教育等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由农村向城市地区集中,集中的资源为居住于城市的居民提供了更多的经济便利和发展机会,也为资本效益的实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资本追逐利润流动,于是吸引更多的资本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非农业,导致城乡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分布的不对等H刨。而城乡占有资源的不对等决定了城乡差距存在的必然性。
(2)城乡地理位置的差异给城乡居民带来不同的地位收益 :地位收益是指由于公民所处的地理位置的不同,而给公民带来的不同的以非工资性收入(或非正常收入)来表示的经济影响。近十多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城镇内部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已开始慢慢向发达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靠近,并且能够享受到便利又有一定档次的文化、体育、卫生服务。虽然城镇中也不乏下岗职工,但他们可以领到下岗生活费、最低生活保障金,子女就学也可以享受到减免学费的优惠,一系列再就业优惠政策、措施也常常降临到他们头上。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偏远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体育、卫生等服务设施十分落后,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城乡之间的地理位置收益差距正日益扩大。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经济因素分析
(1)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根据2010年福建省统计年鉴,2010年福建省第一、二、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分别是2.1%、61.9%、30.0%,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是第一产业的29.48倍。而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636.54万人,占全省就业人员的29.2%,第二产业815.88万人,占37.4%,第三产业就业人员728.90万人,占33.4%。由于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多集中于城镇,劳动力在国民经济各部门间的配置比例严重失调,大部分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从横向比较看,2010年福建省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率0.3,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率9.4,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拉动率4.2而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虽然高于第仰恩大学毕业论文(设计)
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在低水平上增长,第二产业是在高水平上增长。总之,城乡劳动生产率差异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
(2)城乡产业特性差异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客观原因
虽然现在的农村已经包含了多种产业,但农业仍在其经济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农业收入,因此,农业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城市是建立在工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工业在城镇居民收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城镇中大部分职工在工业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工业的发展状况也会直接影响到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工业相比较,农业具有较难适应市场的许多特性,如产业链短、产业比较优势小、竞争力弱、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等,使得生产要素并不青睐农业,从而导致农村处于弱势地位。农业本身就是弱质产业,加之缺乏有力的扶持和投资,使其科技含量低,有机构成不高,劳动生产率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发展能力不足。而城市支柱产业主要是利润率高的工业。工业借助于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带动下,集中了大量资金和优质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如果不考虑城乡其他方面的差别,单从产业自身扩张性上来看,村自然就处于劣势。
(3)农村中非农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农村非农产业主要是由乡镇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一些农村的私营企业组成,其中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成农村非农产业的主体。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乡镇企业尽管规模小,技术落后,但经营灵活,拥有生产经营方面的自主权,能迅速适应市场发展的变化。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全面展开,国有企业缺乏应有的活力,不能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乡镇企业能够在“夹缝”求得生存,发展比较顺利,职工工资增长较快,从而促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但是90年代中后期以后,作为非农产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发展逐步放缓,一方面,乡村资源加工型、环境破坏型的企业日益受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限制,经营难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走在前面的乡镇企业出于产业、产品结构升级换代的需要正逐渐由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企业扩张、过渡,从而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迅速,吸纳劳动力人数相对甚至绝对减少。
(4)市场经济诱发的生产要素流向城市地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总是往生产率最高、效益最高的地方流动,并按生产要素分配。城镇地区经济基础好。具有高的生产要素收益率,成为生产要素的流入区,生产要素的流入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展,而农村地区则相反,要素流入少,经济发展受阻。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诱发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成因的社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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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口因素:首先是城乡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体力在生产劳动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科学技术的作用越来越大。在体力条件一定的情况下,一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从根本上讲就取决于他接受了多少教育和培训。目前,我国城乡人口在教育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是影响农民收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受教育程度质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技术,对市场致富信息反映灵敏,具有较高的市场适应能力,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农民受自身素质的制约,市场经济、市场主体意识不强,抵御市场风险、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很弱,勤劳不能致富、增产不能增收的现象时常发生。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的深层次原因是政府对农村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和农村人口的价值观影响了对教育的投资,使得农村居民受教育水平较低,影响农民的收入,从而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其次是城乡居民市场意识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异。城镇居民市场意识浓厚,具有一定的市场经营管理知识和经验,改革开放后,大部分人能够顺应时代需要,较早进入市场,并从中获利。农村居民市场意识淡薄,市场经济管理知识缺乏,短期内难以溶入市场经济潮流并从中获益。因此,城乡居民市场意识和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原因。
(2)体制因素: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体制是造成城乡关系失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管理体制和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并存的经济结构。从上世纪50年代,我国采取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将城市和农村相隔离,将市民和农民相区别的制度。例如,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实质上是用国家政权的强制手段人为地限制城乡之间商品等价交换;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市民和农民的身份严格区分开来:劳动就业制度形成了城乡劳动职业的终身制和世袭制等方面严格的城乡分割政策把农民固定在农村,让基础脆弱的农业及本已非常贫困的农民担负起实现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和经济剩余的任务。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农村税收和支农支出相抵、既不合理又不科学的农业税计征方法、对农民土地多征少补、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对农民几乎属于空白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来实现“以乡养城”的目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其结果是严重扭曲了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形成在收入水平、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平等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大社会集团,农民机会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3)政策因素: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各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倾向“。首先表现为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农业作为弱势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财政加大对农业投资力度,支持风险大、投资效益低、对农业起保护作用或示范效益作用的项目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缺陷。与农业
仰恩大学毕业论文(设计)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要求相比,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仍是低水平的。又下图可知,城镇居民人均财政性收入由1997年的187.63元上升到2006年的508.74元;而农村居民人均财政性收入由1997年的33.64元上升至2006年113.52元。城乡居民人均财政性收入由1997年的153.99元上升至2006年的395.22元。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渐完善,城镇居民逐渐拥有了教充分的将收入转为金融资产的途径,财政收入出现飞速增长,而农村居民不但缺乏必要的收入,也缺乏讲收入转化为金融资产的有效途径,变现缓慢的增长趋势。
其次是农民的税收政策的影响。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当一个国家发展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时就开始停征农业税,实行“以工补农”收政策。而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超过农业总产值,1995年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7%。可我国农业税政策基本没有改变,这是导致农民负担过重、农村发展缓慢、城乡差别大的重要政策因素。再次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结构是国家对农业产品和工业产品采取不同的定价模式通过降低农业产品的价格,提高工业产品的价格,以达到转移农业资本支持工业化的目的,它的本质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即将农业部门创造的部分国民收入转移到工业部门,以促进工业的发展。在建国初期,为我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价格体系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对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导致农民收入的减少,同时工业产品(农业生产资料、日用品)的价格不断上涨,又导致了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费用的不断攀升,结果像一把无形的价格“剪刀“使得农民的利益“双重损害”,大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结构把农业部创造的价值转移出去,农产品价格很低,使商品农产品销售收入扣除成本后获利微乎其徼,甚至赔本,农业就丧失自我积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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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收入低,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对农业的生产资料投入能力和热情随之降低。且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差,因此,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使资本从农业部门大量流出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带来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随着农业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必然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长期停滞,剩余产品率趋于下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
四.福建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和建议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1.1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
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首先,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其次,必须强化农业的科技支撑。科技进步是实现农业集约经营的根本途径。在利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发展农业的同时,还要吸收传统农业技术的精华,利用现代技术对传统农业技术进行改造,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再次,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农业,不断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水平。一是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二是努力提高农业投入品利用效率。三是重点研发高强度、可降解地膜,以及高光合作用生态棚膜,推进农膜向高功能、低成本、无污染方向发展。最后,大力发展循环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农业是农业发展观念、发展模式上的一场革命,是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紧迫需要。在一个地区推广成熟的循环农业模式,必须对农户进行培训,使其掌握要领,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1.2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拓宽农民收入的渠道
近些年来,农民来自于农村非农产业的收入比重不断提高。因此,全面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搞好农村第三产业,对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重要。
(1)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首先,加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不断优化乡镇企业资源配置。其次是实现乡镇企业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由速度扩张型转变为质量效益型,加快企业的技术进步,重视更新改造,增加产品中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最后,加快乡镇企业体制创新,不断增强乡镇企业活力。乡镇企业改革要坚持以自身生产力水平为基础,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大力提倡兴办股份制、股份合作制、集体、私营、个体、合资、合作等各种类型的乡镇企业,促进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推进乡镇企业体制创新,保持乡镇企业活力。
(2)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一要积极发展农村服务业。进一步发展农村运输、餐饮、中介等服务业,提高农村服务业在农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二要加快农村第三产业网络化建设。所谓网络,是指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不同层次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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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建立纵横交错、密切联结、共同组成的农村第三产业社会服务体系。网络是一个有机的组织,网络化就是系统化.农村第三产业只有实现网络化、系统化,才能根本改变目前那种散兵游勇式的各自为战、盲目发展、一盘散沙的落后状态,而进入一个能够发挥系统功能的新阶段;三要加强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加快规划建设花木交易市场、果品交易市场和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形成规范有序的农产品流通市场。2.进行体制改革
2.1统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促进城市化的良性发展
户籍制度是城乡人口流动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因此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的主要制约因素和突破口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目前,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正在全面推开,个别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有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应该在此基础上做更大的改革,以适应城乡经济发展的需要。
2.2调整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支农支出
加大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一是拓展渠道,增加财源。资金来源制约着资金运用,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必须扩大财政支农资金的来源。为了增加财源,要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政府收入的增长来自经济的稳定增长,只有经济稳定增长才有稳定的财源,因此发展地方经济,培植地方财源是加快地方财政收入规模扩张步伐的基础;二是突出财政支农重点,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财政支农支出应支持农业发展的重点。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三是完善财政支农支出的管理体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2.3进行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首先,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缩小征地范围,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惯例与要求的征地模式。征地权应严格限定在公益范围,以市场价格为征地补偿标准。其次,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既促进发展又保护农民利益的土地收益分配结构与分配方式。同时鼓励集体土地流转方面的探索和实践,允许集体土地以使用权入股、租赁等方式参与经营性项目的合作开发或自行开发经营。再次,适应法治建设的要求,加强征地制度的法律建设,保障农民对征地的参与权,建立有效的争议处理机制。
3.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3.1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发展农村教育事业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和生产技能是增加其收入的内因,一般来说,一个人受的教育越高,收益就越大。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途径,其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整体素质的高低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利用状况。要想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只有提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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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力资源的质量,这关键又在于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因为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农村教育发展。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重点是加强九年义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进一步支持社会办学,同时加强农民的科技、市场和法制知识的培训教育,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特别是重视培养高技能的技术工人。
3.2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基础设施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切实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进农村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为广大农村居民参与经济发展过程,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创造条件。首先,应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加大政府投入;其次是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建设的多元投入体制;再次,突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最后,改革和改善基础设施管理体制。
3.3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积极推进城乡保障一体化
首先,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要加快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统筹、多层次、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进一步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扩大农村养老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逐步将进城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之中,使农民工在就业医疗、再教育、子女入学等方面享受到市民待遇;其次,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农村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农村低保、新型合作医疗和为务农人员建立养老保险等。城乡各类企业要依法承担其为农民工建立社会保障的责任和义务。充分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积极性,在政策支持和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下,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覆盖面,实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良性循环;最后,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加大农村公共卫生投入力度,建立农村卫生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范运作,提高标准,努力使农民有地方看病、看得起病。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建设,建立完善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救治体系,增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加强食品、药品、卫生监督执法体系建设,为城乡居民提供健康保障。
4.大力发展区域经济,重点推进乡镇企业向城镇相对集中
乡镇企业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城乡隔绝体制的影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只有向城镇相对集中布局,才能使乡镇企业重新找到经济增长点,增强劳动力吸纳能力。在城镇化过程中,会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乡镇企业的集中发展有利于新型成真的形成和农村市场化的仰恩大学毕业论文(设计)
推进。
5.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创业和竞争力
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做好科技推广应用,积极实施科教兴农,既是一项迫切的任务也是农村需要符合农民欢迎的工作。提高农民创业和竞争力,更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缩小收入差距.五.结论
福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产业的差异,工业优先发展的政治导向和财政政策的城市化偏好,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的差异以及居民占有的公共资源的差异等等,加快发展。才能为缩小城乡差距打下基础。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者人数是最有效,最快的提高农民收入的途径。建立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调整农业发展战略、扶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精简乡镇机构和调整国家汇率等政策建议。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消除过剩生产能力,有利于农村产业、就业结构调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一石数鸟“的政策。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业基础建设投资、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进费改税方面入手。目前农民收入普遍增长缓慢,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基于这一现状,他提出国家政策应该向中小企业倾斜,发展中小企业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总之我们只要针对造成收入差异的原因对症下药,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理顺分配关系,逐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构建“和谐福建”,推进海峡两岸经济区和全面小康社会就不再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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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是在王建军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从选题、写作、修改到定稿,王老师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悉心的指导。王老师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严谨的治学态度将永远激励和影响着我,使我终生受益。在此,特向王老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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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1978-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年份
数值
比上年增长(%)
数值
名义
实际
-3.4 11.6 8.0-1.2 10.5 18.6-0.6-4.7 5.9 12.4 6.8 11.5 6.4 7.6 6.0 7.4 7.5 5.6 7.2 5.0 13.8 11.4 8.1 7.7 8.2 10.4 10.1 10.8 10.9
比上年增长(%)
名义
172 232 268 302 345 396 419 485 613 697 764 850 984 1211 1578 2049 2492 2786 2946 3091 3230 3381 3539 3734 4089 4450 4835 5467 6196 6680
3.4 20.8 34.9 15.8 12.6 14.3 14.9 5.6 15.9 26.5 13.7 9.6 11.2 15.8 23.0 30.3 29.8 21.7 11.8 5.8 4.9 4.5 4.7 4.7 5.5 9.5 8.8 8.6 13.1 13.3 7.8
实际
0.4 15.5 32.4 11.7 11.6 13 6.9 0.2 7.4 0.4-4.4 11.2 8.6 11.2 7.7 3.9 13.5 15.4 10.3 6.3 5.8 3.2 5.4 4.9 4.5 5 5.9 8.3 7.3 8.3 10.1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371
450 452 520 573 582 733 929 1021 1236 1555 1749 1953 2351 2923 3935 4853 5574 6144 6486 6860 7432 8313 9189 10000 11175 12321 13753 15505 17961 19577
0.4 15.0 10.2 1.6 25.9 26.7 9.9 21.1 25.8 12.5 11.7 20.4 24.3 34.6 23.3 14.9 10.2 5.6 5.8 8.3 11.9 10.5 8.8 11.8 10.3 11.6 15.7 15.8 9.0
仰恩大学毕业论文(设计)
2010 21781 11.3
8.0 表一
7427 11.2 7.5 城乡居年份 民收入比 1978 2.69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表二2.61 1.95 1.94 1.9 1.69 1.85 2.22 2.11 2.02 2.23 2.29 2.3 2.39 2.41 2.5 2.37 2.24 2.21 2.2 2.22 2.3 2.46 2.6 2.68 2.73 2.77 2.84 2.85 2.9 2.93 2.94 16
仰恩大学毕业论文(设计)
仰恩大学毕业论文(设计)
年份 基尼系数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表三
0.240 0.240 0.230 0.250 0.260
0.300 0.238 0.200 0.242 0.250 0.265 0.260 0.271 0.250 0.273 0.250 0.267 0.260 0.254 0.280 0.262 0.290 0.269 0.290 0.274 0.310 0.295 0.310 0.303 0.330 0.312 0.330 0.326 0.330 0.355 0.330 0.358 0.340 0.360 0.320 0.361 0.357 0.363 0.346 0.367 0.350
0.365
第四篇:中国教育不平等论文
行政管理(专科)专业毕业设计(论文)
论文题目 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现状、问题
与研究
学生姓名 沈超琪 学 号 ***78 指导教师 专 业 行政管理(专科)年 级 15秋 学 校 德清学院
1
目录 中国教育的现状 ························· 1 1.1 义务教育的普及率现状 ··················· 1 1.2 教育质量的现状 ······················ 1 1.3 教育经费的现状 ······················ 2 1.4 师资力量的现状 ······················ 2 1.5 硬件设施的现状(以校舍为例)··············· 2 2中国教育不平等的表现 ······················ 3 2.1不同社会阶层教育机会不平等················· 3 2.1.1 工作性质不同导致的教育不平等············· 3 2.1.2 家庭收入不同导致的教育不平等············· 3 2.2 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 4 2.3 不同性别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 5 2.4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 ················· 5 2.5 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制度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 ········ 6 2.6 教育乱收费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 ············ 7 3 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特点 ······················ 8 3.1 层次性 ·························· 8 3.2 综合性 ·························· 8 3.3 延续性或累积性 ······················ 8 4影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原因 ···················· 9 4.1 外部因素 ························· 9 4.2 内部因素 ························· 9 5中国教育的改革途径 ······················· 10 5.1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 10 5.2 对我国落后地区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 ············· 10 5.3 发展高级人才市场 ····················· 11 结论 ······························· 12
摘要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天,没有哪个国家会怀疑教育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不重视教育。2007年10月15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是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民生事业。随着现代化速度的加快,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们的教育需求高涨。但是在教育机会和“优质教育资源”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的公平感和满意度反而降低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因此,教育不平等就成为了我国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
本文通过介绍我国教育的现状结合教育不平等现象在我国的具体表现,然后分析了教育不平等的特点及其原因,最后提出建议。
3 中国教育的现状
我国一直都很重视教育问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地区,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各地区教育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1986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 尽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接受基础教育是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 然而,时至今日, 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远远没有达到平等的地步。
1.1 义务教育的普及率现状
单就普及率而言, 到2015年,全国只有92.6%的地区普及了义务教育, 7.4%的地区尚未普及。同时, 由于家庭经济收入的微薄和学杂费的不断提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儿童中途辍学, 一些地方农村学龄儿童入学率甚至不到80%, 小学升学率在一些地方不到50%。
1.2 教育质量的现状
而在教育质量的差别上,城乡之间用“两极分化”来形容丝毫不为过。城市的基础教育发达,教育水平高,但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在所谓的老少边穷地区,教育设施落后,办学条件差,拖欠教师工资严重,教育现状堪称“凋敝”。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义务教育所需经费严重不足。据教育部统计,全国农村义务教育举债高达500亿元,甚至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农村义务教育负债也很普遍,个别县甚至达到3亿元,是其财政收入的2倍多。而其根源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不合理的义务教育经费投资体制。从1986年以来, 我国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 将举办农村义务教育的重心下移到乡镇, 乡镇承担了大部分的义务教育经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 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 乡镇负担78%左右, 县财政负担约9%, 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负担很少, 不足2%。然而, 乡镇财政普遍收入不景气。2014年, 全国乡镇本级预算收入1051亿元,平均每个乡外镇收入是231万元;同年, 全国乡镇负债总
额达到1081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238万元.1.3 教育经费的现状
我国省、市间生均教育经费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以普通中学生均教育经费为例,2014年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6.81倍,到2015年,这一比例扩大到了8.95倍,绝对差距从4 42.7元扩大到10 256.83元。
1.4 师资力量的现状
在师资方面,东部地区普通小学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教师比例比中部地区高出近10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出11个百分点。东部地区普通中学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教师比例比中西部地区超出更多。
1.5 硬件设施的现状(以校舍为例)
校舍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必需条件,学校生均校舍面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区域办学条件的优劣。就全国而言,2014 年普通中学生生均校舍面积为10.52平方米,小学生生均校舍面积为8.15平方米。其中,东部11个省、市、自治区普通中学生生均校舍面积为9.27平方米,小学生生均校舍面积为6105平方米;中部8 个省、市、自治区普通中学生生均校舍面积为6192平方米,小学生生均校舍面积为5136平方米;西部12个省、自治区普通中学生生均校舍面积为6.99平方米,小学生生均校舍面积为4177平方米(《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4年)》)。可见,东部地区的办学条件优于中西部地区。
5
2中国教育不平等的表现
在世界各国都在追求教育平等、大力削减教育不平等的今天,还是存在如此众多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 如种族间教育不平等,性别教育不平等, 区域教育的不平等等。
2.1不同社会阶层教育机会不平等
2.1.1 工作性质不同导致的教育不平等
由于社会结构的分化, 社会的阶层划分正在出现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新情况, 其中社会的两极分化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差距开始突出, 如何平等分配教育机会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许多研究表明, 学生的学习成绩, 与其父亲职业、受教育程度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在精英教育制度下, 农民、工人子女获得优质基础教育和升入大学的机会显然处于不利的境地,近年来, 这种差距在进一步扩大。以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为例, 2014年清华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1.7% , 2015年为17.6% , 减少了4.1个百分点;2014年北京师范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为28%,2014 年为22.3%, 减少了5.7个百分点。另据对2015年全国城镇住户调查的统计分析, 服务性工作人员和商业工作人员阶层子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5.3% 和13% , 而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子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则接近一半。
2.1.2 家庭收入不同导致的教育不平等
许多研究表明: 受教育的程度与经济收入之间在许多时候构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一方面,收入的差异主要是由不同的受教育程度造成的, 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具有较高的边际生产力, 因此会比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带来更多的边际收益。同时, 收入较高者子女所获得的受教育程度一般会高于低收入者子女所获得的受教育程度, 并使由受教育程度决定的收入分配产生代际效应, 使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因此,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和经济收入的两极分化
之间很容易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使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另外, 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 出现了进城务工者与城市居民之间国民待遇的不平等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 中国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 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现在,已经成为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现行的户籍制度对进城务工者涉及多方面的歧视, 其子女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尽管政策的制定者已经意识到, 不应以本地与外地的户籍为标准分配教育机会, 而应以居住地为标准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条件, 即 同城同待遇, 并且通过制定政策规定由流入地政府承担进城务工者子女就学的责任, 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比如大多数流入地政府向外地户籍学生所拨生均教育经费要少于本地户籍学生, 对进城务工者子女仍存在实际上的歧视。此外, 进城务工者子女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仍在受户籍问题的困扰。
2.2 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中国目前的发展由于受各种条件的制约,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显著,社会发展中的这一特点也在制约教育机会的分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的数据, 全国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区北京、上海和天津, 其文盲比例为5.2%, 初中以上的人口比例达78.2%,大专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14.3%;东、中部省份(安徽除外)以及西部的新疆和陕西,其文盲比例在3.7%到13.4%之间,初中以上人口比例在51.3%到70.1%之间,大专以上的人口比例在4.4%到9.9%之间;西部的四川、重庆、宁夏和华东的安徽,其文盲比例在10.2%到13.3%之间,初中以上人口比例在44.8%到53.9%之间,大专以上的人口比例在3.6%到7.2%之间;西部的云南、贵州、甘肃和青海,其文盲比例在14.5%到19.8%之间,初中以上人口比例在39.8%到48.4%之间,大专以上的人口比例在3.8%到5.6%之间;西藏地区的文盲比例为37.2%初中以上人口比例为15.9%,大专以上的人口比例为0.94%。从地区间人均受教育年限看,也显示出地区间所存在的差异。2014年,文盲、半文盲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全国为10.32%,吉林省最低为3.85%;西藏最高为44.03%。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8.3年以上,但西藏15周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5年,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以上数据表明, 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差距不仅存在, 而且已经对该地区的人口素质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实
质性的影响。
2.3 不同性别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妇女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年,全国城镇地区15岁及以上女性文盲率为8.2%;农村地区15岁及以上女性文盲率为16.9%;全国青壮年妇女文盲率为4.2%;2014年女性平均上学年数为6.1年,比男性少1.5年。2014年, 普通初中和高中在校女生的比例分别达到47.4% 和45.8%;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女生的比例达到51.5%。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女生为609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45.7%,女硕士、女博士的比例分别达到44.2%和31.4%。
尽管女性的教育机会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性别差异在城市和农村中的表现很不相同。以高等教育的机会分配为例,城市女性的高等教育机会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农村女性的高等教育机会则有下降的趋势。这一发展趋势正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当城市居民群体中的高等教育机会性别差距日益缩小、并且女性还显示出某种竞争优势时,农村人群的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距则在拉大。此外,在女性受教育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学校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存在歧视女性的现象。有些学校或明或暗地设立了不同的分数标准,造成对女性的事实上的歧视。例如一些学校在招生过程中,对男女考生设置了不同的分数线,文、理两科的分数线女性考生分别比男性考生高出8分和17分。还有些院校为缓解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调问题而规定按男女考生分别排队录取
2.4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主要表现为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上。2014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初中和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与全国(包括城市学生在内)的生均教育经费相比,只有平均水平的72.6%和82.7%。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不仅存在于不同地区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不同的教育类别之间。在基础教育经费总量中,财政性投入所占比例不仅低于许多西方国家,也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国家财政所占比例相对较大。在国家的公共教育投入中, 8 8
非基础教育比例过高显然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因为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相对于其他教育而言,针对的人群范围最广,数量最大,是公共性最强的公共产品,但在国家的教育投入方面却未能得到相应的份额,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现象大大影响了教育机会的平等。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还表现在学校的办学条件上。据教育部发布的2014 年教育统计数据,全国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校的比例为53.88%、体育器械配备达标校的比例为49.43%、音乐器械配备达标校的比例为45.45%、美术器械配备达标校的比例为44.29%、数学自然实验仪器达标校的比例为53.29%。普通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校的比例为68%、体育器械配备达标校的比例为66.02%,音乐器械配备达标校的比例为59.87%、美术器械配备达标校的比例为58.84%、理科实验仪器达标校的比例为73.14%。以上数据表明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没有能够达到法定的办学标准, 影响了教育机会的平等。学校师资的配备方面也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师资力量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距,与城市教师相比,农村教师数量相对不足。2014年, 我国城市中小学生师比为: 小学19.31 :1, 普通中学16.90:1, 农村分别为20.09 :1,和19.92 :1。从师资质量看,农村师资学历层次较低,2013年,辽宁、云南、陕西农村具有本科学历初中教师的比例与城市初中的差距分别为40个百分点、41个百分点和40个百分点。2014 年,该差距进一步拉大至43个百分点、44个百分点和43个百分点。
2.5 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制度中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
从1997年起,由于允许高等学校向学生收取费用,因而大大刺激了高等学校扩招的积极性,中国的高等学校出现了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张,导致大学生数量急剧增长。许多人以为教育规模的扩张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 因此能使教育机会分配变得更加平等,其实这一直是一个存疑的问题。据相关的研究表明,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大学的扩招没有减少阶层、民族和性别之间的教育机会差距,反而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现象的扩大。许多研究者指出,只要这种教育的规模扩张未能使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和群体达到教育饱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就不会下降,高等学校的扩招不仅未能减少较高等级高等教育(大学本科)机会的不平等, 而且也没有减少较低等级高等教育(大学专科)机会的不平等。
2.6 教育乱收费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
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各级各类学校基本都实行免费教育。近年来由于教育机会与个人回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日益明显,因此大大刺激了社会的教育需求,教育的供求关系出现了持续的失衡现象。教育收费的政策选择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产生的,其中义务教育学校的收费政策始于1986年, 高等学校则是从1997年高等学校实行招生并轨后开始实施收费政策。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由于监管失控,出现了严重的乱收费现象,比如基层政府或有关部门通过学校向学生搭车收取各种名目费用,向学生进行各种形式的摊派,学校也以各种名目向学生收取费用,或变相提高学费标准。学校收费已成为学校教育机构获取教育资源的新途径,借这种机会而滋生出来的混乱的收费现象扩大了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并使一部分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向学生收取费用,因而逐渐脱离平等的目标,蜕化成为少数人服务的贵族化学校。许多人认为,教育收费能扩大资金积累,提高办学效率,使居民个人分担教育成本成为可能, 因此合理的收费可以为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扩大教育机会公平创造物质条件,从而有利于推进教育公平。但由于在实施收费制度的同时未能有效地加大对贫困家庭的教育补偿力度, 建立与收费制度相配套的奖学金、助学金、贷学金以及教育费减免制度,同时未能有效监控学校的招生行为,保证贫困家庭的子女获得同等的入学机会,因此学校的乱收费现象正成为影响教育机会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10 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特点
3.1 层次性
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对象是有层次的,可以分为个人、群体、阶层和地域等等。对于个体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绝大多数原因是由个人的个人素质、态度、能力和行为造成的。但对于群体、阶层和地域来说,则往往是一种结构或制度性原因造成的。如女性群体的受教育机会明显低于男性,美国黑人的受教育权也低于白人。现实生活中各个层次的教育机会不平等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当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偏向某个群体、阶层和地域时:对于群体、阶层和地域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必然包含了对个人的不平等:而对个人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不一定包括对其他层次的不平等。
3.2 综合性
教育机会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因素造成的结果,大多数情况下是多个因素综合的结果。从资本方面的影响来说,目前的社会是个总体性资本很强的社会,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结果不仅受单个资本的影响,通常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综合影响的结果。从主、客观方面来说,除去个体自身素质的因素外,还受社会风俗习惯、教育制度等客观因素的制约。
3.3 延续性或累积性
从教育机会不平等的过程来看,教育机会不平等纵贯教育的整个过程,它表现在教育机会起点不平等、过程不平等和结果不平等,这种延续性不只是表现在代内之间,也表现在代际之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结果不利于社会阶层之间流动,使社会成为一个封闭型的社会,上一代因教育机会不平等而处于社会低层的人同样也不能给自己的孩子提供较好的受教育条件,同样也会使孩子因得不到好的教育机会而使自己处于社会的低层。
11
4影响中国教育不平等的原因
在世界各国都在追求教育平等、大力削减教育不平等的今天,还是存在如此众多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 如种族间教育不平等,性别教育不平等, 区域教育的不平等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其成因方面进行分析,可以把影响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因素归纳如下两个方面。
4.1 外部因素
经济发展不均衡对教育机会平等的影响很大,这主要表现在区域的发展中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并存,发达地区适龄人口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已初步实现了机会平等,而贫困则成了落后地区儿童享受教育机会平等的障碍;农村与城市教育机会不平等,广大农村地区在教育上处于不利境地,在入学率和在校率上,农村普遍低于城市,在辍学率上,农村远远高于城市。社会各阶层间收入的差异。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对教育的投资越多,未来收入也越多。教育经济学家认为,教育首先是一种消费,能否进入这种消费,接受什么质量、等级类型的消费与阶层收入呈正相关。由于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不同,用于教育投资的可支配收入也不同,选择进入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机会也会不平等。家庭文化背景的制约。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是孩子的启蒙教师。家长接受教育的类型、层次、所获得的科学文化知识与专业技术水平都会影响子女受教育机会。一般来说,父母教育程度高,则支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也高;反之,受教育较少或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没有真正体会到知识的作用,对教育功能缺乏应有的认识,则送子女上学的可能性会大大减少。
4.2 内部因素
内部因素可分为教育制度的弊端、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和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的弊端。
教育制度的弊端,各国教育体制主要是通过学校的考核来选拔社会的精英。
法国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学校教育制度不是铲除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它以“遗传”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教育不平等。孙立平认为经过20多年改革和转型的过程,新的社会力量开始形成了并以断裂和失衡的状态呈现出来,这就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分野和裂痕。一方面,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构成一个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则是碎片化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是两者争取自己利益能力的高度失衡,他们的争夺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教育方面,这种不良社会的出现,不但对社会的利益格局,甚至对整个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又有学者从政府职能转变这一角度分析教育公平,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作为由政府包办的消费性公益事业的中国的教育事业,只能惠及城镇人口以及在农村地区维持很低水平。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国家政府职能也开始转变,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方向之一就是强化政府统筹公共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还有学者通过对国家目标、教育价值、资源配置、发展路径、学校系统、教育权利、以及教育机会获得和教育公平评价等方面来分析新中国不同时期教育公平的制度特征和当前影响教育公平的主要因素后, 认为在1977 年后教育公平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教育权利平等转化为教育机会平等,并提出了影响教育公平的制度性因素。而且从教育目标、教育价值、教育重心、基础教育学校制度、公立学校的功能和中学教育的功能等方面对大众教育与精英两种不同的教育发展模式作了较全面的比较;并且提出转型期新的利益格局和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路径也对教育机会均等造成了深刻影响。
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教育资源是指确保学校教学、科研等活动有效运行而确立的制度、法规以及消耗的人力、财力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与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投入密不可分,教育投入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重视教育的重要条件。而有些国家教育资源的投资往往是向城市倾斜,而在城市中又向重点学校倾斜,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带来了明显的教育机会不平等。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的弊端。教育结果平等一方面是指每一个学生在接受一定的教育后都应达到一个最基本的知识和能力标准,另一方面要尊重受教育个体能力的差异性,根据每个学生的能力和条件使其得到相应的发展,这就是相对个人的比例平等。但是一些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却是明显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如“分轨”、“分流”、“科技班”、“奥赛班”的教育模式很能说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14
5中国教育的改革途径
有学者在分析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视野下的现代学校制度变革后, 指出社会分层、社会流动以及家庭结构的变迁导致了人们之间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的差别日益扩大, 从而使教育不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只有通过建立一个合理的学校制度才能降低出身的不平等或者降低家庭背景的重要性, 通过变革现代学校制度,建立公平教室、创建功能共同体、改革考试制度以消除这种差距, 从而实现教育平等。还有学者提出应当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产权制度, 理顺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社区、学校、家长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产权关系, 完善学校的内部治理机制, 改变现行的教育产权制度所存在的教育机构行政化浓重、学校资本所有权与学校所有权错位的弊病。另外, 还有学者通过对以往现代学校制度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后认为应当重新定位现代教育制度的认识, 纠正对其认识的偏差。进而提出现代学校制度的出发点是学校, 落脚点是学校利益相关者, 最终目的是维护并不断扩展学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现代学校制度应该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效率和质量的制度;应该是促进学校管理民主化和公开化的制度;应该是充满伦理和道德关怀的制度。改善地区间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政府应该采取相关措施。
5.1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调整公共教育投入流向,把有限的公共教育投入更多地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
5.2 对我国落后地区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
必须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居民采取适当的倾斜政策,增加他们的受教育机会,改善教育质量。保障贫困居民都能够完成义务教育,通过大众化教育提高他们对生存和发展机会的选择能力,进而摆脱贫困,提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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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发展高级人才市场
发展高级人才市场,打破地区间劳动力市场分割,进一步完善劳动市场体系,最终通过教育的平等化达到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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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各地区的教育在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教育经费、教育质量、师资力量、硬件设施等方面都存在差距,而在同一地区同样存在着不平等的表现,具体在:父母工作性质导致的教育不平等、家庭收入不同导致的教育不平等、不同性别导致的教育不平等。通过总结我们得出我国教育不平等具有三大特征:层次性、综合性、延续性。最后通过研究导致教育不平等的两大原因(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针对我国教育的现状提出改善现状的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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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城乡收入差距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均大幅提高,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不断扩大。本文综述了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及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57∶1。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收入开始增长,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1983年缩小到1.82∶1。此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1994的2.56∶1,扩大到2003年的3.24∶1,至2008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经超过3.36∶1,绝对差距超过万元。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分析
1.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历史上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城乡居民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差异,但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同步,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工业发展迅速并快速积累,农业发展缓慢且不稳定,农民收入长期增长缓慢,非均衡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城市和农村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农民的封闭,加固了城乡二元结构的格局。城乡两种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享受不到公平的就业机会、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并且农民进城务工也会面临很多障碍,这种种因素都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于农村和农业,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减少,这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促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2.体制改革
(1)1978年,我国由农村开始进行体制改革,1985年面向城市进行改革。体制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改革过程中,农村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内部的个人收入增长都是不平衡的,城乡改革不平衡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因此,改革本身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扩大。
(2)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负面后果是产生各种垄断行为以及通过垄断行为获得暴利的寻租活动。在我国,邮电、金融、保险等行业享受国家投资和占有公有资源等便利条件,实行垄断经营,形成垄断收入,垄断行业的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职工的工资收入以及各种福利比非垄断性行业要高。而且双轨制的(二)制度缺陷
1.分配制度
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新的分配机制下,按照投入生产的要素的贡献来分配收入,不同的要素所有者由于拥有要素的数量、质量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收入。这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但由于城乡空间地域在市场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城镇居民从中受益较多而农村居民从中受益不大,结果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2.税收制度
我国实行的是个人所得税税制,目前税制不规范,个人所得税难以发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首先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只能使得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更低,而对高收入阶层影响很小,这导致税收调节的低效应,城乡居民之间承担的税负不均。此外,我国税收管理薄弱,依法治税水平不高,对地下税、黑色税收打击乏力,对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严重不到位等都使税收在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后没有发挥应有的效果。
3.社会保障制度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覆盖面低。迄今为止,我国农村仍未能建立一套象城市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养老保险方面,绝大多数农民基本上还都是通过家庭自保来实现保障的。此外,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且难以纳入城镇社会保险体系;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没有系统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缺陷使得我国不断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剧。
4.监督制度
我国监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相对滞后,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发挥作用,导致各种违法行为、非法获取暴利的活动以及寻租行为的出现,形成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破坏了正常的分配关系, 这也成为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实施,为某些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 jijuefangfa 除了从宏观上调节农产品的价格水平之外,除了从政策上努力减轻农民的负担之外,对农村影响最为巨大的变革莫过于税费体制改革。在许多农业大省,税费改革的步子迈得很大,乡镇合并的力度前所未有,很多吃财政饭的闲散人员不得不自谋出路,“当干部”已经不再是令人羡慕的营生,农民的不合理支出有了明显的减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以上这些改革措施并没有在实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
三、缩小我国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对策
(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由于我国采取了城市偏向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廉价土地征用等手段,农村无偿支持了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阶段中,就要相应采取“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建立城乡互动的协调机制。工业应该为农业的发展多做奉献,城市亦应该帮助农村快速发展起来。
(二)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及户籍制度,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自由流动。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须从根本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产业体系。改造传统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和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民素质,以集约化、规模化为目标,实现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
取消户籍制度,实现劳动力自由流动。现在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的壁垒,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全面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加快建立灵活创新的户籍制度。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按常住人口和暂住户口进行户籍登记,对在城市有固定收入、固定职业、工作并居住在城市若干年的居民,应允许其转为正式户口,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三)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由于我国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存在,广大农村劳动者未被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的范围之内,这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劳动制度改革,也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为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应改革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扩大社会保障面,逐步建立农民与市民、各种所有制职工平等一致、覆盖全社会的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南开大学陈宗胜 武鹏)
其一,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成员身心和谐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收入差距过大影响低收入群体身心和谐,使之心理失衡。这突出表现为低收入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相对剥夺感”是一种不平衡的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这种心理状态或心理感受来自对自身利益损失的判断和评价,是社会比较的结果。在社会比较中,某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作为参照物的其他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若认为自己本应得到的而未能得到,“相对剥夺感”便油然而生。在现实中,收入差距过大是产生“相对剥夺感”的重要原因。“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收入差距越大,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越发强烈。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使低收入群体的某些人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乃至超过极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就有可能导致各种极端行为发生,影响着社会稳定。
其二,收入差距过大引发贫富阶层的利益冲突,影响社会稳定。“在复杂的社会中,财富的分配显然是利益冲突的最重要根源。”在我国现实中的利益冲突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产生的。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收入差距状况决定着社会的分层,进而决定着社会结构的类型。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状况造成的社会结构是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家庭收入仅占全民所得的4.27%,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却占社会收入的50.24%。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积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维持在1%上下。由于财产性收入的增幅较大,财产差距的扩大又进一步加剧收入差距。这种高低两层明显的分层结构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上端,是拥有大量财富的社会强势群体,其包括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另一端则是人口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包括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待业、失业人员。处于这两极的社会群体都缺乏安全感。弱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医疗、住房和教育改革后的基本生存威胁;强势群体的不安全感来自快速膨胀的财产。这两个群体之间巨大的利益反差必然形成利益冲突。由于非法高收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某些低收入者对非法高收入者的不满渐渐掩盖了对合法高收入者的认同,往往把高收入者的致富不加分析地与通过不正当手段乃至非法手段致富相提并论,于是滋生了对高收入者的仇视心理,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针对富人的恶性犯罪案件。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利益冲突的不断加剧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39 其三,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影响社会稳定。收入差距过大引发人口流动失序,这是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使全国人民普遍受益,但受益的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收入差距过大就是这种差异的具体体现。收入差距过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地区收入差距过大。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为2.5倍,2004年为3.2倍。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3倍,2004年为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倍,2004年为1.9倍。(陈晴晔:《我国现阶段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综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5期)农村中的低收入人口、贫困地区的人口出自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形成了不断向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向大城市流动的态势。据2002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显示,北京市外来人口总量高达386.6万人,其中有200—300万人集中在中心地带。(黄建钢等:《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5年)这些流动人口的吃饭、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等给城市管理带来巨大压力,从而给社会秩序带来隐患。同时,由于人口流动的非理性化程度急剧上升,人口流动的盲目性、随意性不断增加。很多流动人口没有明确的目标,而是持有“走着瞧”、“试着看”的态度。这样,流动人口便从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演变为与流入地的不适应。他们与流出地的不适应,指流出地无法满足其生活需要。他们与流入地的不适应,指其素质和能力都无法适应新的环境。这些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过70%。他们普遍缺乏劳动技能,而又法纪观念淡薄。当通过正当途径难以谋生时,他们中的一部分思想道德低下者便铤而走险,走上危害社会治安乃至犯罪的道路,从而成为社会秩序的一大隐患。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引发的人口流动失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稳定。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49 其四,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影响社会稳定。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教育不平等意味着一部分社会成员失去接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是由于收入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接受教育的程度与收入水平成正比。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投入越多,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多,接受教育的条件越优越;收入水平越低,教育投入越少,接受教育的机会越少,接受教育的条件越差。据统计,学习费用占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城镇家庭来说,这一比重在56%左右;而对农村家庭来说,这一比重高达164.6%。这一平均水平对于高收入家庭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其实际支出远远高于这一水平。其子女不仅在国内可以接受较好的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教育,有的还可到发达国家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一平均水平对于农村低收入家庭则不堪重负。据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标准低于693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148万人,按低收入人口标准694—958元测算,年末农村低收入人口为3550万人。这部分人口的收入大都用于基本生活消费,用于教育的投入很少。这导致了农村受教育程度较低。据有关资料反映,学龄儿童入学率,城市为99%,农村为80%左右,边远山区只有50%;小学毕业升学率城镇已基本普及,农村却平均只有59%左右;初中毕业升学率城镇为69%,农村只有10%。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为8.46%,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为47.62%。收入差距过大在造成部分劳动者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的同时,减少、延缓乃至取消了这部分劳动者对文化教育、技能学习等方面的需求,使一部分低收入者失去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能力。这既限制了他们经济行为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机会,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之外。如果这部分人的境况得不到关照和改善,积压在他们心里的失落感、危机感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泄出来。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教育失衡而导致的各种形式的发泄,都影响着社会稳定。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7-02 15:56 其五,收入差距过大引发民族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然而,由于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普遍比较落后,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引发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有50个少数民族聚居在西部地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处于环境脆弱的石山区、高原区、偏远荒漠区或冰川区,发展经济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3/4的地区都是干旱少雨、风沙侵蚀严重的山地、丘陵、台地及沙漠。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2003年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42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比上海低8338元,只有上海的44%;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7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0%,比上海低4611元,只有上海的31%。青海东部的大通、民和、化隆、循化、互助五个民族自治县200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556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比上海低8952元,只有上海的40%;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8%,比上海低5401元,只有上海的19%。过大的收入差距压抑了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积极性,削弱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引发了民族矛盾。我国的陆地边境线85%在西部。一些少数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相邻而居。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这些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搞渗透和分裂活动。如果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能尽快改善,那里的少数民族在长期落后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离心力。这直接影响着边疆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弱化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稳定的负相关,关键是缩小过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要抑制收入差距的不正常扩大。其一,“提低”,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二,“调高”,即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过高收入。其三,“打非”,即打击牟取非正当收入的行为,其包括取缔非法收入、消除灰色收入。其四,“保困”,即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