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文化建设中音乐艺术团体管理的几点意见论文

第一篇：区域公共文化建设中音乐艺术团体管理的几点意见论文

各地的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生乐团，本质上是社会公共文化，因此如何发展乐团管理乐团，必须依据这个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区域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音乐艺术团体自有其特殊的价值取向与内容，因此在管理上有自己的特殊性与独特办法。

一、引言

中国各地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文化馆等组建的学生艺术团体，是学校艺术教育之外的艺术教育重要阵地，它与学校艺术教育的目的与功能虽有联系，但其教育本质却是社会公共文化建设，因此，它自有其文化建设的特殊内容与价值取向等。如何管理这些艺术团体，让其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实践与理论问题。如何搞好区域文化建设中音乐团体的管理，笔者以为必须关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厘清公共文化建设中音乐艺术团的价值取向与制度建设，二是认真研究区域公共文化建设中的音乐艺术团体的成员的学习特点与行为特征。然后，再在管理理念、制度，以及艺术团发展的目标等宏大价值取向上，自觉与普通中小学和专业团体的管里理念进行切割，走出一条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来。本文即从这个角度，谈谈在区域公共文化建设中音乐团体的管理，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二、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公共文化系统中的民族音乐团体，本质上是一个教育的松散组织，而并非专业艺术团体和学校。因此，这样的艺术团体的建设必须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以适应艺术团体的本质属性。当然，这种非专业非学校的属性，也决定了艺术团独特的工作方法与指导思想。所以，要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首先必须从源头从逻辑起点进行思考。既然公共文化教育本质上属于终身教育的范畴，是现实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有效手段。这些公共文化教育相对于传统学校教育而言，有其特殊要求，前者侧重于充分利用社会文化资源，面向非特定人员提供公益性文化消费活动，而后者侧重于发展在校学生的知识、能力与素质。那么，在当前公共文化的建设中，各地涌现出各种乐团，大力发展音乐艺术的同时，有必要重新思考，公共文化教育的目标，思考公共文化教育目标之下的区域公共音乐艺术目标及其价值取向。其次，公共音乐文化的发展内容，不能仅仅依赖媒体的宣传与鼓动，配合外来它们的活动而展开，而是应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主动出击，积极创新发展。再次，在各级政府的强力支持下，组建的这些公共文化系统中的音乐团体，必须在现有的制度之下，进行管理创新，在管理的价值取向、知识取向、行为规范等方面进行创新与制度整合，一方面，通过制度的约束，约束参与音乐活动的参与者的行为，促进参与者的艺术与道德修养;另一方面，通过艺术团体文化建设，促使参与者提升艺术品鉴力，进行价值判断，进而成为中国音乐的继承者与创新者。以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为例，音乐团体的管理，就是在贯彻落实市教委、区教育局领导对艺术团建设新精神的总要求下，我们再结合闵行区的实际，以及青少年活动中心艺术团实际，在加强艺术团常规管理与基本工作建设同时，摸清自家家底，“量体裁衣”，有针对性的“查漏补缺”，以便在艺术团现有的基础之上“多出人才”，“早出人才”，扩大艺术团的社会影响。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乐团的管理有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关注。第一，逐一落实管理任务。把工作进行细化，把每一项工作进行任务分解，并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把乐团日常排练工作分解为一个一个具体而符合学生成长的阶梯，对活动任务进行目标与过程管理的双重管理。这样做，旨在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管理者的日常管理强度。从我们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民乐团以往的实践经验看，这种做法，符合艺术教育的特质，也符合学生社团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它可避免以往平日工作起来看似热闹，但到用人之际，进行团队表演之时，却因人员流动太大，乐团编制“缺胳膊少腿”，无法排演技术性与艺术性较高的作品。这是乐团管理与发展的瓶颈。这个瓶颈一旦消除，乐团向更高一层发展指日可待。我们的思路是，在内部管理上做文章。我们做法是，尽可能地把乐团日常排练工作细化到人，深化到心。民乐团的实践证明，这种做法，符合学生实际，也符合学生的利益，也就是说我们民乐团现在排演的曲目不仅难度相比过去大大增加了，排演效果也非常好，但学生付出的时间却并没有增加。原因就是，我们在尽可能不耽误学生自身发展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乐团日常排练及演出的人员与技术质量。总而言之，前期规划必须提前到位，符合实际。经过我们民乐团上个学期实践探索，这样做，家长满意，学生满意，指导教师满意，指挥满意，管理人员更满意。所以，我要把这个成功经验推广到各个分团。第二，化大气力进行艺术管理研究，尤其是研究如何促进学生乐团排练的效率，以及使用什么的表演曲目，达到艺术性与技术性共赢的局面。

三、切实可行的多层级的综合工作目标

一般而言，一切的管理，就是人的管理，管理的核心是人。但是对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乐团进行管理，却不能简单对这些管理宝典进行套用。首先，乐团的主体是在校的学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文化知识，时刻准备着努力学习，是为了升入高一级的初中、高中，所以他们进入乐团是自愿与无偿的。其次，这些学生虽然在进团前，都已获得较好的演奏能力，但对于乐团的发展，他们的技艺与水平仍有不足。最后，乐团的排练场地、设备等并非固定，而是长时间处于流动状态之中。因此，如何加强这些人员、技术、思想、物质等各个方面的整合，服务好乐团的发展，需要乐团管理者在每个学期开展工作之前，做好切实可行的多层级的综合工作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第一，时刻关注乐团的硬件建设，及时添置优质乐器与优化排练场地。这种乐团虽有乐团之名，但排练场地、乐器等硬件却是公用的，因此，管理者必须每一次排练之前，事无巨细，务必亲历亲为，关注硬件建设，不能因为排练场地、乐器等影响排练。组织者和管理者，应在将争取领导与其它同行的支持下，把桎梏艺术团事业发展的硬件建设好，比如购置一些大型与特色乐器，并在现有的场地基础上，合理配置，优化组合，把目前的场馆做成能较好配合艺术团日常训练的基地。第二，在落实公共文化建设的年度工作计划同时，必须狠抓乐团日常训练工作，夯实艺术团团队管理与基础建设。乐团的管理不仅要直接管理学生团员，还要和学生家长做朋友，利用现有各种渠道，宣传和普及乐团的价值与存在意义。第三，乐团在狠抓业务提升的同时，还应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例如闵行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就专门为乐团成立了一个心理辅导组织，指导教师和相关的管理人员在日常训练中，一旦发现学生团员出现问题的苗头，心理辅导人员立即跟进，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与干扰训练，使学生迅速掉头，重新以饱满的激情与顽强的意志进行艺术训练。第四，加强了乐团核心艺术指导团队建设。这个团队是乐团的智囊，通过这个智囊的活动，不仅可以及时找出乐团日常训练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而且还能及时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办法，使得出现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杜绝了以往工作中乐团排练问题的出现后，由于时间差的客观存在，问题不被及时发现，发现问题后不能被相关人员及时重视，问题不能得到及时解决等，浪费资源与时间的现象。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在推进乐团的业务提升的同时，积极探寻新的发展路径，扩大乐团的社会影响。

四、日常工作思路必须清晰，将多种力量形成合力狠抓乐团文化建设

乐团的日常工作虽很多，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内容还是团员的管理。所以，乐团日常管理的重心必须转移到这个方面上来，从乐团的发展去研究学生，某种意义上讲，把学生弄好了，乐团才能持续发展。乐团的主体是学生，这些学生大多主要集中在12至17岁之间。这些学生不仅是上海市闵行区各级学校的文艺骨干，同时也是闵行区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未来。这些文艺骨干，在刻苦学艺的同时，还时刻面临着小升初以及中考的双重压力。如何保证这些团员在艺术上与学习课业上共同进步，打造闵行区优秀的艺术团队?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为只有通过提高学习效率，才能最终实现学生发展与艺术团共同发展的目标。在日常排练过程中，采用目标与分流管理办法，让学生一进入排练场地，就能立即投入排练，节省排练时间，最大限度提升排练效果。其次，精心挑选排练曲目。把曲目选择与演出任务结合起来，将曲目巧妙地融入到学生平常训练之中，既保证学生日常训练的水平，又可确保排练质量。除此之外，我们还狠抓乐团的文化建设，促进学生与指导教师对艺术团的认同感与凝聚力。

综上所述，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乐团管理，应该遵循公共文化建设的属性特征，不能简单搬抄一些专业乐团的激励与管理办法，而应另辟蹊径，走出一条自己的管理路子来。如何管理，这方面各地青少年活动中心已有很多切合实际的制度与办法，效果也不错。但是，我还是觉得，制度与办法再好，也必须有人去落实。所以用人，用对人很重要。其次，每个学期，乐团负责人必须有乐团整个学期活动的切实可行的活动计划与安排，保证乐团在完成日常训练之外，通过制度保障，以及乐团负责人的强有力的综合管理，去激发乐团成员与参与者积极投入乐团的创新发展，比如提出本年度力争乐团打造品牌节目1至2个，举办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讲座、交流活动，迎接本学期市区学生音乐节各项比赛，争取取得理想成绩等等。总之，通过不同层级的目标设置，激发乐团学生与参与者的激情，不断推进乐团的管理与演奏水准，最终以提升本地区的公共文化建设水平。

第二篇：音乐专业论文—关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及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关于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及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作者题记：2009年3月20日，在中国音乐学院召开了“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民族音乐研究与教学回顾暨首届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筹备会”。这是作者在会上的发言稿。考虑到是筹备会的缘故，因而没有提交正式的学术论文，仅以设问的方式提出一些目前学界常见的且令人感到困惑的一些问题，以供大家讨论。

1.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理论）与民族音乐学究竟是何关系？

这是一个讨论了近30年的老问题，迄今依然没有形成共识，近年来似有升温的趋势。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可以看作是民族音乐学性质的研究，也自然可以归为民族音乐学学科。即民族音乐学是学科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属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还有人提出建立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学派”之构想。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西方）民族音乐学不一样，故此不宜称为“民族音乐学”。因此，近年来在不少音乐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上，将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并列为两个研究方向。还有的甚至将其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提出这一问题，并不是要大家都只认同一种意见（也许再讨论30年依然存在不同见解），问题在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学科归属。若按第一种意见，在学科归属上自然好说。但按第二种意见，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是否是一个学科的称谓？如果不是，它究竟应叫做什么？它如何在我国的音乐学学科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2.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应从何而来？

这是值得音乐学界讨论的基本理论问题。民族音乐学界人士虽没有公开讨论，但目前至少可看出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为“框架论”。认为应直接引进西方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方法，或将其逐渐本土化，或将原有的民族音乐理论纳入这一“框架”之中。另一种为“积累论”。认为方法应从实践中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理论自然也是来自他们的“实践”。应在学习借鉴西方人建构学科理论的方法（或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在中国音乐研究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前者人称“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后者是“借西方造钥匙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而来的问题便是，我们是要“框架论”还是“积累论”？抑或是二者兼容？若要框架论，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有否“本土化”的需要？如果有，如何“本土化”？如果方法从实践中来，要不要对自己的学术传统进行反思、梳理、总结？如果要，我们如何从中抽象出一套自己的学科理论？如二者兼容，又如何将西方的与本土的相结合？

3.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上要不要持“文化相对论”？

有些海外学者认为，中国大陆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至今还有人沿用早已“过时”的理论。大陆学者中有人也常说，我们这里是民族音乐学，你们那里还是民族音乐理论（大意是民族音乐学先进，民族音乐理论落后）。众所周知，民族音乐学者是高举“文化相对论”大旗的，但为何在学科理论上却又不持“相对论”呢？既然要“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但为何又不“平等、相对”地看待中西音乐的学科理论呢？

因此有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关注：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有否高低之分？有否过时的理论？如果有，我们应如何看待学科理论的高低？民族音乐学界大都认同音乐文化应“多元发展”，那么，音乐学科理论的建构与发展，是否也应“多元发展”？如果说音乐是文化，那么音乐学科理论是否也是文化？如果是，在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上如何持“相对观”？

4.在国内民族音乐学界的不同学术共同体中，如何彰显自己的特色？

在学术研究上，是倡导全中国的（民族）音乐学科都按一个模式发展？还是倡导不同学术共同体依据一定条件彰显自己的学术特色，从而形成不同流派呢？这也是可以讨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无论是民族学、人类学也好，还是哲学、史学也好，都存在不同流派。其一部学术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流派发展史。在国内高校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都倡导办学应有特色（这主要体现在这类品牌专业的建设评估、硕士博士学位点的申报等等工作中）。

如果说我们认同民族音乐学学科在国际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学派”之说，那么在国内各地不同的学术共同体中，应否提倡在学科建设中彰显各自的特色？

在大陆民族音乐研究领域中，目前似有这样一些所谓“流派”现象：“苇子坑学派”、“鲍家街学派”、“左家庄学派”；还有由某些志同道合者所组成的跨地域的不同群体：“曹家军”、“上海E－研究院”等等。这种“不同”的格局，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文化内涵。由此可见需要探讨的问题就有：什么是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特色？这些特色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应如何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彰显自己的特色？

5.我们应如何看待民族音乐研究中学术规范问题？

学术规范是学界近年来讨论较多的问题，我近年来也较为关注这一领域（可能是干过编辑的人的“通病”——眼高手低）。音乐学界最早讨论学术规范的论文就出自我们民族音乐学界。即杨沐于1988年发表在《音乐研究》第4期的《我国音乐学学术文论写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20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在大陆民族音乐学界引起了多大的重视还是个问号。在我看来，学术规范大多容易被理解为“写作格式”问题，即“形式规范”。然而，重要问题在于学术研究的“实质规范”，它是保证学术创新的重要准则。比如：我们有多少论文的作者在写作之前，全面、系统地研读过该研究领域的全部文献？有多少论文在写作中明确说明了自己的研究与已有成果的关系？有多少论文如实公布了自己的研究过程并详细说明了自己研究结论得出的经过？有多少论文如实公布了全部研究材料的来源和出处？

据粗略估计，不合以上“四项基本原则”（详参葛剑雄《学术研究规范》，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约占已发表成果的80～90％。我与研究生合写过一篇“汉族吹打乐研究”的文献综述，收集1980年以来的文献156篇，其中有93%的论文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交代该领域的学术史，自说自话。没有规范的学术研究，只能产生学术垃圾。民族音乐学界在这方面的情况应引起讨论、引起重视。

以上所及仅为学术研究的基本规则，即音乐学各学科均应遵守的学术规范。那么除此以外，音乐学各分支学科，有否本学科特有的学术规范？目前我们对此领域探讨较少（也有一些学科，比如音乐史学界在史料考证方面就有“无征不信，孤证不立”之基本规则等等）。那么，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规则是什么？有哪些？

6.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处理技能与文化的关系？

在民族音乐理论的课程体系中，按课程的知识特点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技能训练，一类侧重文化知识。前者系指演唱、演奏能力，对乐谱的分析解读能力的训练，后者则指对音乐文化知识和其他文化知识的培养。

那么，在课程设置上如何处理这两类课程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据武汉音乐学院的经验，早年的课程设置都比较偏重于技能训练（开设大量听唱、模唱类的具有感性知识的课程，还有关于形态分析的作业等等），这与当年偏重音乐形态研究的学术倾向有关。近年来，各类概论课程（诸如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概论、戏曲音乐概论等）纷纷开设，极大地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但是，新的问题也产生了。即，不少（音乐学专业）学生直到本科毕业，连一些非常基本的民族音乐形态问题都弄不清。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在小组课中增加形态研究的内容、在集体课中增加“模唱课”。

同时，这一问题也与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某院校一位青年教师口若悬河的精彩发言令人倾倒，但当有人提问让其“举例说明”时，这位教师竟无以言对。还有一些感性知识积累

较为丰富的青年教师，音乐技能不错，但在文化知识基础、理论研究基础、语言文字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以至于在如何做学问等问题上感到茫然。

因此，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的建构中，如何处理技能类课程与文化类课程的关系？这两类课程在不同学历层次、不同专业中是否应有所不同的侧重？二者在课时的安排上，如何达到协调、平衡的最佳境地？

7.在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建构中，如何处理不同课程之间的关系？

目前各音乐院校开设的民族音乐类课程，大致有：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间歌曲概论、戏曲音乐概论、曲艺音乐概论、民族器乐概论、民间歌舞音乐概论、宗教音乐文化、道教音乐、佛教音乐、民族音乐形态学、工尺谱视唱、中国传统乐理、传统声乐模唱、传统音乐记谱训练等等。目前的问题是，对这些课程之间的关系我们较少研究。以至于还存在着对上述各类课程的功能、性质认识不清和不同课程之间的“重复”现象等问题。

可见，其中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课程分类？不同类别的课程其侧重点（或应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同时，在音乐院校中，面对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应如何设置这些课程？如何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

8.在民族音乐教材建设中，如何处理“知识更新”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音乐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大量新的理论成果不断问世。那么，我们在教材建设中如何吸纳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便成为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比如，面对新的研究成果，应否有一个鉴别、思考、选择的过程？如果有，应如何选择？再如，面对新的成果，我们是偏重于材料的取舍呢？还是应偏重于观点的选择？还有，在将新成果编入教材时，如何处理诸说并存的问题？在教材的编撰过程中，有否一个“穷尽材料”的基本原则（有人提出，除了学术研究应穷尽材料外，教材的编撰，也应如此）？等等。

9.在目前高等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中西关系如何？

理论上讲，我们应“中西平等对话”。同时，从今天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看，也有一个中西音乐课程设置的平衡、协调问题。但是我们现有的课程设置能否做到这点？或做得如何？都是一个未知数。比如，目前在有些音乐院校的研究生考试中，规定学习民族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必考西方的音乐分析学，但学习西方音乐专业的研究生，不考中华民族音乐。这就有个考试科目的“身份导向”问题。讨论民族音乐的课程建设，我们必须知道：在全国各专业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中西课程的学时比例如何？全国

各高校音乐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中西课程的学时比例如何？特别是后者，这是培养“工作母机”的地方，将直接关系到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如果我们培养的音乐教师都不知何为民族音乐，或较少具有民族音乐的技能与知识，那么我们建构“中华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此，对此问题恐怕要作一较为广泛、深入的调查才能掌握一手资料，同时还应考虑如何在国家政策的规定上采取相应措施才是。

10.如何处理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建设与上级指令性政策的矛盾？

在各高校修订教学计划时，一般都有上级文件作指令性规定。比如规定必修课多少学时，选修课多少学时，课外实践多少学时等等。一般说来，这些规定当然应该执行，但是，其中有没有“一般与个别”的矛盾？有没有民族音乐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矛盾？或者说，上级规定的各类学时数，是否一定与艺术院校特别是音乐院校的课程设置、音乐人才的培养之需要完全适应？一方面，我们要建构民族音乐课程体系，在教学上办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要遵守上级的相关规定。特别是相关指令性政策，其中的矛盾如何处理？

11.何谓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该领域有哪些研究课题？

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提法很好，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这应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我们在此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甚少。比如何谓区域音乐文化研究？该领域有哪些研究课题？等等，似乎不见权威经典。检索音乐学文献，只见到以“区域音乐”为题的论文2篇，但均未对何谓“区域音乐文化”下定义。参考其他学科的相关领域，大致有区域民族学、区域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其基本特点也是将这些学科领域中的问题置于特定的区域——或自然的或人文的环境中，然后进行研究的。一般而言，区域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它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区”，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区域，而是指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内聚力的地理空间（覃光广等《文化学词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由此可见，要进行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首先须定义“区域音乐”这一概念。同时，还须进行该领域研究课题、发展战略的研讨。

12.如何看待已有传统音乐区域划分的不同类型？

依笔者的理解，区域音乐文化研究更多地是倾向于中华民族音乐的“文化地理学”研究，多探讨某一特定地理空间中的音乐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等问题。因此，要进行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音乐文化的区划问题。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各音乐艺术院校开展区域音乐教学、合作的基本前提。

粗略考察该领域已有成果，目前音乐区域的划分大致有这样几种：

其一为地理学上的“综合人文区划”；其二为“单项人文区划”。前者在王耀华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一书中得以体现，还有杜亚雄关于“少数民族音乐的分组”的研究。后者为杨匡民、苗晶、乔建中等关于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刘正维关于戏曲腔式、民间音乐调式的分布研究等等。

由此可见，综合区划是以多种音乐体裁、品种为参照的，单一区划则以某一种音乐体裁、品种或音乐形态要素为参照。需要讨论的是，这两种划分类型的目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我们今天应如何在其基础上，进行传统音乐的区域划分？

13.在传统音乐的地理区划中，如何处理“文化区”和“文化流”的关系？

一般认为，应以文化区为基础，再考虑文化流（文化流这一概念多见于音乐学界，大意相当于地理学界的文化圈或文化扩散）的问题。在传统音乐的各种类别中，民歌往往被看作是最基底层次的品种，但若考虑到民歌本身也在传播，也在流动，如何鉴别？也就是说，在民歌这一领域，有否也存在着文化区和文化流的问题？此外，在划分的结果上，对某些品种的地理归属问题也存在不同意见。诸如有学者认为，梆子腔起于陕西，本属西北高原区，但传到其他地区时就不能认定它仍是西北文化的组成部分（赵宋光）。但也有学者认为传自西北的河北梆子、山东梆子及湖北的西皮腔，均不应属于他们各自的“腔式板块”，而应属于“西北板块”（刘正维）。

需要讨论的是，在传统音乐的区划中，如何处理“文化区”和“文化流”的关系？或者说我们在划分上是应以“具有相似音乐文化属性”的区域为标准呢？还是应以“音乐文化的亲缘关系”为标准呢？抑或是将二者交叉运用，综合考虑呢？

14.在传统音乐的地理区划中，除了以音乐本体为标准外，还可否以不同的地理环境（含自然的和人文的）为标准？

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多以音乐本体作为地理区划的标准。考虑到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与其所依托的地理环境应有所联系（特别是农业文明时期的传统音乐），那么，我们还可否考虑以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作为划分音乐区域的依据？比如自然地理环境，可按不同水文（长江流域的音乐、黄河流域的音乐、珠江流域的音乐等）、地貌（山区音乐、丘陵音乐、高原音乐、平原音乐等）、植被（寒带针叶林区的音乐、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音乐、温带草原区的音乐等）作划分。再如人文地理环境，也可按方言地理、农业地理、民族地理、宗教地理等等进行划分。

如果有这种学术上的需要，不仅生存于此环境中的音乐与生存于彼环境中的音乐可作比较研究，而且还可探讨在同一地理环境中，音乐事项的种种发展演变及其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如此等等，均值得探讨。

15.在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中，如何借鉴文化地理学的理论？

当代文化地理学的课题有五：文化区、文化扩散、文化生态学、文化综合作用(或文化整合)与文化景观（王恩涌《文化地理学导论》）。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五大课题的内涵及其与音乐学研究的关系？文化地理学的五大课题对我们音乐学研究而言，其借鉴意义是什么？它是否可以完全适应音乐学的研究？如果是，我们应如何借鉴其基础理论并将其运用音乐学的研究之中？如果不是，那么我们音乐学研究又如何在自己的学科领域提出新的问题？进行具有音乐学学科特点的文化地理学研究？等等。

第三篇：结业论文(正文)--浅谈基于公共管理视角,提升鸡西旅游文化品位

浅谈基于公共管理视角

提升鸡西旅游文化品位

一、引言

旅游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文化范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提升旅游素质,提高旅游内涵和韵味的重要内容。本文旅游文化品位的概念旨在突出文化能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影响力,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提升一个地区旅游业的品位必须要以挖掘其文化内涵为突破口,这种文化应是一种独特的、富于自我个性的文化。这将给整个地区的旅游业注入文化色彩,丰富文化底蕴,以此形成高层次的旅游文化品位。具体而言,文化对提升旅游品位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可提升旅游目的地资源的知名度及影响力

一旦旅游资源被赋予某种文化内涵,其知名度及影响力就会随着旅游资源的文化传播而迅速提高。很多地方借助名人效应提高了其知名度,成为著名的文化旅游地。比如绍兴的鲁迅文化旅游、宁海的徐霞客文化旅游、鸡西的兴凯湖文化和北大荒知青文化等等。

（二）文化可提升旅游目的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旅游目的地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具有吸引游客的魅力,而且通常时间越久远,其吸引力越强,这充分体现了文化对旅游目的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作用。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十二五”时期的开局,经济社会发 1

展的大趋势蕴含着旅游业发展的新机遇,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又将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大挑战。可以说,“十二五”时期是推进鸡西市旅游业新一轮大发展的机遇期。那么,要想进一步加强鸡西市旅游文化品牌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就要更加强调旅游的文化内涵以及文化在提升旅游品位中的重要性。在此之际,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对鸡西市提升旅游文化品位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提炼,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科学的文化旅游

（一）明确旅游业发展的目标、方向和重点

认清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是实践科学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该地发展旅游业的思想基础。如果一个旅游目的地没有明确的旅游发展目标定位,也就失去了科学文化旅游的内涵。根据2001年编制的《鸡西市旅游业发展规划》,2002~2020年鸡西市旅游业发展总体目标是：提高认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以吸引国内旅游者为主体,充分利用“界江、界湖”的独特地域优势,把鸡西市建设成为以风景名胜为依托、历史文化为特色,产业结构布局合理,社会经济平衡发展,旅游形象特色鲜明的全国重要旅游胜地和浙江省旅游经济强市。至2010年,鸡西市旅游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为指导,以贯彻全省旅游发展大会精神为契机,科学制定了鸡西市旅游业2010年的发展目标、方向和重点,这进一步为打响鸡西旅游品牌,提升鸡西旅游文化品位奠定了基础。

（二）创新旅游管理体制

管理从更高的层次讲也是一种文化,对于旅游管理体制的创新,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的创新。鸡西旅游业从1984年起步,至今走过了26年的风雨历程。在这26年中,鸡西旅游管理体制经受了多头管理阶段、统一管理阶段、政企分设阶段、统一管理阶段等4个阶段,终于形成了目前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即将鸡西市风景旅游管理局、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行机构合并,既按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又代表政府行使旅游行业管理职能。这一模式,形式上与第2阶段相似,实质上有根本区别,即鸡西旅游业实现了“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实施行业管理,一方面实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为鸡西旅游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体制上和组织上的保证,奠定了大旅游、大投入、大产业的基础。

（三）统筹协调,加强旅游规划编制与管理工作

1、科学编制旅游规划。把旅游发展规划作为重点专项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市域范围内各单位牵头编制的不同区域与不同主题的旅游规划,必须符合《鸡西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2、加强旅游规划管理。根据《黑龙江省旅游管理条例》和鸡西市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由市旅游局为主负责全市旅游规划实施管理工作,凡不同区域、不同主题的旅游规划必须报市风景旅游管理局审核备案,在评审通过并经相关程序批准后方可实施。

3、建立旅游规划协调机构。市政府成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旅游规划协调机构,统一协调各项规划与旅游规划的衔接工作,并逐步实行旅游规划会审制度。

三、鸡西市旅游文化开发分析

（一）注重名人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鸡西是肃慎文化发源地、二战终结地、《红灯记》故事原型发生地,是北大荒文化发祥地之一。勤劳聪慧的鸡西人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王震将军在这里率师开发北大荒，著名女作家丁玲在这里插队成长,著名书画牟成以及谢榴宝、著名书法家郑珉、著名海浪派画家徐生华等都以其文化成就享誉海内外。

鸡西市委、市政府充分抓住这一机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全力做好肃慎文化、北大荒文化的开发和保护,为鸡西市旅游文化品味之提升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作用。比如鸡西市不仅建立了“北大荒文化”保护机制,把“北大荒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发展列入经济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等一系列举措。并通过举办春季观鸟节、生态旅游节、兴凯湖沙雕节以及鸡西人游鸡西等各种节会,向世人宣传了北大荒文化,这对于提升西施文化的品味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纪念馆及纪念碑的落成,旨在大力弘扬和传承“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文化建设推向了高潮,打造和提升北大荒文化品牌,丰富鸡西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内容进一步丰富。该纪念馆不仅仅是鸡西的一个文化旅游景点,更是一个永久性的文化设施,将对今后扩大鸡西的文化品牌、旅游品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山水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鸡西市委市政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确定了“高举绿色大旗,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口号”,定期开展鸡西兴凯湖文化旅游节、观鸟节、杏花节、沙雕节。如以“弘扬鸡西人精神”为主题的“鸡西人游鸡西”活动,旨在向每一位鸡西人介绍鸡西市的山水旅游胜地,其立足高起点、高标准,立足资源优势,充分考虑鸡西旅游长远发展的需求,坚持打好“文化牌”、“生态牌”和“休闲牌”,以此拓展旅游空间,提升景区品牌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让每一位鸡西人通过对鸡西山水的深入了解和参与,使每一位鸡西人民都成为鸡西观光旅游、文化娱乐、度假休闲、生态体验的真正的受惠者、宣传者。

（三）重视国内外旅游文化交流

通过举办各种节会让国内外了解北大荒文化及鸡西旅游。其中,中俄文化交流周、国际沙雕节是集文化、生态、经贸、旅游于一体的大型节会,是蕴藏着丰富文化内涵和旅游商机的节会,其向游人吟唱着北大荒文化的无穷魅力。节会既彰显了北大荒文化,又做足了名人文章,已真正成为鸡西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一个传递魅力的盛大舞台,让中外游客真切感受到魅力鸡西旅游特有的文化内涵。“大美兴凯湖，神秘珍宝岛，活力鸡西城”为鸡西旅游营销理念的深入更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鸡西旅游部门力争抓住机遇,通过上海世博会、哈洽会等通道让鸡西走向世界,让参加世博会、哈洽会的中外宾客感受鸡西独特的北大荒文化,组合包装了由密山市王震将军率师开发北大荒建设纪念馆、北大荒书法长廊、856农业旅游示范区等红色旅游景区（点）的“北大荒精神”红色之旅，和由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二次世界大战

终结地纪念碑、虎林市珍宝岛、密山市中国空军诞生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旧址纪念馆）组成的“二战胜利”和平之旅等北大荒“红色之旅”精品线路,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主动邀请取得全国知名旅行社来鸡西踩点。针对北大荒文化的“红色之旅”精品线路、全面落实宣传资料,统一部署对外的宣传营销,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促进旅游产业区域合作步伐,从而进一步扩大鸡西旅游业在国际中的地位及影响力。

四、结语

旅游产业是魅力产业,近年来鸡西在外美誉度不断提升,“春赏杏花夏玩水，秋观彩叶冬溜冰”已成为鸡西市文化建设和创建旅游强市强有力的载体。纵观鸡西市在提升旅游文化品位中取得的成绩,相信在未来的旅游业发展道路上,鸡西市一定能抓住良机,利用北大荒文化独特的魅力,在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打响鸡西旅游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