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而行的成语

第一篇：三思而行的成语

【成语】：三思而行

【拼音】：sān sī ér xíng

【简拼】：ssex

【解释】：三：再三，表示多次。指经过反复考虑，然后再去做。

【出处】：《南齐书?公冶度》：“季文子三思而后行。”

【示例】：终身大事也应该～。欧阳山《三家巷》三０

【近义词】：深思熟虑、郑重其事

【反义词】：不假思索、轻举妄动

【语法】：作谓语、宾语；指经过反复考虑后再做

三思而行 成语接龙

【顺接】：行不从径 行不副言 行不及言 行不履危 行不由径 行不由路 行不知往 行不胜衣

【顺接】：按辔徐行 霸道横行 败德辱行 半路修行 苞苴公行 倍日并行 倍道兼行 倍道而行

【逆接】：不壹而三 倒四颠三 鼎足而三 隔二偏三 观隅反三 接二连三 径一周三 举一反三

【逆接】：三三两两 三三五五 三三四四 三上五落 三下两下 三不主义 三不拗六 三不足畏

第二篇：“三思而行”显优效

“三思而教”显优效

东兴镇中心小学 张乔华

教学专家认为，所有的课程研究和设计，都是建立在课堂研究的基础上，而课堂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工作。当教师成为研究者，能够批判地考察自己的教学实践，能够理解并改善自己的教学行为，那么，某些激动人心的口号才能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由此，我深感行为跟进对教师乃至整个课程改革的作用。不断地尝试与反思是进行行动研究的前提。通过不断改进策略，解决具体的教学问题，并渐次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是行动研究的主要功能。现就苏教版第六册“面积单位间的进率”的三次教学来说明反思后的优效性 第一次试教

1、复习面积单位有哪些。这些面积单位间的进率是多少？大胆地猜测一下。

2、现在我们就一个个来验证自己的猜测。

3、验证平方分米和平方厘米的关系。（利用手中的材料动手操作、验证、汇报交流。）

4、验证平方米和平方分米的关系。（动手操作、验证、汇报交流。）

5、验证平方米和平方厘米的关系。（动手操作、验证、汇报交流。）反 思：

学生学起来毫不费力，动手操作得也十分成功，效果看上去很好，尝试似乎是成功的。但我却发现了一个本质的问题：学生在整个过程中缺少一种真正的情感体验和认知体验，更缺少一种主动探索信息、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学生的学习应是一种再创造，那么学生在课堂上按指定行事会有创造吗？他们甚至都没有了自我，有何创造可言？

反思整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设计不符合新的课程理念，教学的开放度不够。不过我从学生的操作过程中了解到学生的潜力是无限的，思维是很活跃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给他们提供一个开放的、自由的思维空间。所以，我没有着急，我知道怎么去改进。改进策略：

让学生自己决定研究的主题，在自己熟悉的、感兴趣的层面开展活动。在活动中，让学生用自己的办法去量、拼、摆、推理等，碰到问题组内想办法解决。改进后的教学：

1、这些面积单位之间有什么关系？大胆地猜测一下。（三组关系中有的是

10、有的是100、有的是1000、10000等）

2、看来大家得出的意见难以一致，我们可以想办法来验证一下，利用自己需要的工具或材料，选择一组自己喜欢的来进行研究。

小组开始活动。学生也开始活跃起来了，动起来了。

很快，我发现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在巡视中发现，有的小组做得并不象说的那样，有的小组甚至不知道怎么做，特别是在准备的材料中有1平方米的纸板，8个小组中有5组一上来就打开了这张纸，但却又不知道从何下手，一会儿拿尺，一会儿小纸片，没个主意。幸好另三组进行的还可以，研究的是平方分米和平方厘米之间的进率，我才得以较顺利地进入下一个教学环节——汇报交流。这时，我真的有点着急了。反 思：

我认为这个设计方案符合新的课程理念，既然设计方案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教师身上。现在的课堂都提倡开放，这一点无庸置疑，但完全让学生自由发挥，教师的作用又何在？这一节课的结果已告诉我们，教师的作用是不容忽视，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开放是可取的，注重体验，注重过程，都要有个度的问题，我觉得我没有把握好这一点。回顾我的教学过程，有这样的环节，我问：“这些面积单位之间有什么关系？大胆地猜测一下。”“我们可以想办法来验证一下，利用自己需要的工具或材料，选择一组自己喜欢的来进行研究。”学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后就按自己的思路开展活动。在这里教师的作用几乎是一片空白。等到学生开始操作时，我发现了问题，再想去作指导已经有困难了。改进策略：

一、是充分发挥教师的组织、引导作用。

二、在动手操作前要让学生明白自己“做什么”和“怎样做”。

三、要能及时将学生的回答加以概括和提升。

因为这是一节校本教研课，所以通过讨论，我根据研究合作组的意见，在另外一个班级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再次改进后的教学

1、这些面积单位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请同学们大胆猜测一下，你为什么会猜测是100或1000呢？

2、我们想办法来验证一下，你觉得可以用哪些工具或材料？

3、你想验证哪一组，你准备利用这些材料怎样来验证？

4、小组讨论，交流一下想法。（说出自己的想法，了解他人的想法）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设想，尝试一下，也可以听了别人的设想有所启发来进行尝试。

5、进行尝试。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组进行研究。接下来的小组活动，开展得井然有序，我在各小组间巡视，对操作有困难的同学给予帮助，对学生的某些不当做法加以规范。

6、汇报交流。先让学生说说在操作过程中有什么困惑吗？有一组研究的是平方米和平方厘米之间的进率，提出来说还没有结果。我暂时放了一放，先让别的同学来汇报研究过程。

学生汇报的过程是一个展示自我的过程，是一个思维碰撞的过程。学生的方法多种多样，有摆、量、画、推理等等，学生充满智慧的火花在课堂上熠熠生辉。

在等到有的学生说用推理的方法后，刚开始有困难的这组同学深受启发，不由自主的站起来说：老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1平方米等于10000平方厘米了，接着就把这个推理过程完整的叙述出来。还说：如果用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去摆的话，那太不可取了，太不科学了。其他同学不由自主的给予赞赏的掌声，我看到听课的老师也点头微笑了。我，反而语拙地说：“你说的真好。”„„ 三次教学后的深思：

课堂教学是灵活多样，不断生成变化的。教学不必拘泥于某种特定的程序，更不能模式化、形式化，应致力于使研究过程灵活多样、丰富多彩。如本次研究中，有行动者个人的反思，有同伴互助，有专家引领。教师迅速分析原因并采取策略。从实际情景出发，根据需要，随时检讨、不断修正，并不断生成新的内容，让反思及时化为行动，追求我们理想中的课堂。

有效教学永远值得我深思。如今，自主探究已经成为学生学习中不可缺少的学习方式，但我们在考虑学生自主探究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它是否有效，这是课堂教学中必须注意的。

数学课堂该让学生的个性飞扬。学习是一种个性化的行为，我们应该尊重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不必也不能强求思维的一致性，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看到更多的应是学生个性的张扬，创造能力的培养。所以如何让课堂成为展现学生个性的舞台，也是我们深思的一个问题。

小学数学教师应充实自己数学的学识。我们总感觉小学数学有什么难的，不就是那么一点点东西吗？是呀，从知识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很简单。问题在于教师如何以这些知识为载体，引导学生从事丰富有趣的数学活动。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数学教师更有责任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眼光和品位。这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却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我们努力，再努力。

第三篇：三思而行 再思则矣

三思而行 再思则矣

论语里有一个故事，季子文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思可矣。”

孔子却对自己的学生说过一句话：“三思而行，再思则矣。”学生问：“一件事情是去想三遍然后再去做嘛？”孔子说: “不是的，一件事情想两遍去做就可以，想得太多反而会使思维限定在一个地方，从而看不见更大的方向。”这是古代圣人的智慧，两句古话都告诉了我们，做事情不能有从众心理，必须要深思熟虑。不然，可能会酿成大错。

拉伯雷《巨人传》中的故事：巴奴越受羊贩邓特诺诟辱,乃购其一羊驱之入海,群羊见之均起而效尤,纷纷投海,卒至羊贩邓特诺于抢救时亦溺死海中.今以巴奴越绵羊喻盲从之众.这就是著名的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告诉了我们，从众心理是不可取的，在市场中的普通大众,往往容易丧失基本判断力.人们喜欢凑热闹、人云亦云。这样只会使自己的思维定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后果。

然而，在古代，不思考酿成大错的也不在少数。

例如三国时期的失街亭.叙蜀国参军马谡因刚愎自用而使军事要塞街亭失陷的故事。兴六年,属参军马谡先锋.谡舍水上山,举措烦扰,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大败于街亭.众尽星散,惟平所领干人鸣鼓自持,魏将张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就是因为马谡刚愎自用，既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也不去思考其中的隐忧，从而造成了街亭失守，自己被斩。

这些鲜明的例子就在我们眼前呈现，做事情要三思而行。这不是空穴来风，是经过历史的长河力证过的。

北宋有个大科学家,名叫沈括.他小时侯读白居易的诗《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他想：为什么同是桃花,开花的时间相差这么远呢?他去问妈妈,妈妈说：“兴许是花开花落,有早有迟吧!”妈妈的回答没能解开沈括的疑团,他仍然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上.有一次,他随大人到深山的寺庙里去,发现那里的温度要比山下低得多,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汉朝的王商也是一个冷静，不从众的人。

王商为汉成帝的丞相，遇事冷静理智，从不人云亦云，很有主见.有一日，长安城中盛传要发大水，满城的人都忙着逃命，整个长安城中一片混乱，似乎已水临城边，就连皇上的勇父、大将军王凤也吓得劝成帝赶快上船，聊以避难。而汉成帝也果真为其言辞所动，准备暂且迁离京城。王商力阻汉成帝随迁，指出轻信谣言、妄迁京师会遗患无穷。后来证明，发水之说实为谣言。为此汉成帝很是看重王商。

沈括和王商的事例都告诉了我们，做事情不能盲目随从，要有自己的主见。怎么有自己的主见，就要冷静下来，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利与弊。然后我们在付诸行动。这样犯错的几率就会小之又小。但是，我们不能光思考不去行动，这样只会成为赵括，只会纸上谈兵。我们必须要思考在行动。

我们人类，在如今的社会，必须学会深思熟虑，而不是去

“思考”

现在，人们更愿现意追求的是过眼的繁华，不是一种真实的沉淀！当然不能说他们没有去思考，只是这些个思考少了许多深层的东西，一句话，太肤浅！难道真的只有那些个财富才能让你开心？可是那些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你们经常抱怨活得太累，可是你们又何曾去想过放松呢？为了一点点小的利益，将大脑的高速地运转着！你不是巨人，就不要跟他们一般生活。当然，无论你们思考与否，地球都在正常转动。日子总在过去，太阳也按着它的规律，出于东，落于西，看起来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将在枯燥与单调中灭亡。

三思而后行，不思则惘，再思则矣。

第四篇：对日“外交革命”三思而行

对日“外交革命”三思而行

2003年06月14日 09:15

国家主席胡锦涛与日本首相小泉5月31日在彼得堡会面。

凤凰卫视6月14日消息：丁松泉博士近日来稿，就中日关系发展谈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在此发表，仅供参考。

对日关系是最扰人的关系，也是中国国内最不具有共识的领域。在中国颇有影响的杂志《战略与管理》继刊发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马立诚批评中国国内反日思潮与非理性行为之后，今年第二期又刊发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红的文章——《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时教授深受克劳塞维茨和利德尔·哈特战略思想的影响，在战略研究方面可谓独树一帜。他从中国外交大战略的角度，提倡中国主动开展一场“外交革命”，推动中日接近，将对立关系“戏剧性”地转变为友好合作关系。上述两文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可见中国国内民众在对日战略与政策上缺乏共识的事实。

马文主要体现了作者作为记者的敏感性，主要还是一种观感性的文章，除论题本身的价值外，实在也无需多予评论。但时殷红教授的文章从中国大战略出发，提出了中日接近、推动“外交革命”的战略依据，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并认真探讨。

在时教授的“大棋局”中，中国首要的问题在于推行有利于中国崛起并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外交战略，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必须深以为虑：一是美国的霸权心态及其对中国崛起的戒备，“它阻滞中国具备强国的军事力量和国际政治影响的倾向”，“发展到了可称前所未有的地步”；二是日本邻近中国，有1亿多人口，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两国不断增长的互厌和敌意对中国的中长期未来相当危险，避免或缓解中日之间的“安全两难”至关重要。他认为，“中国大陆经不起在一个往往敌对的美国、敌对的台湾以及可能敌对的印度之外，还面对一个敌对的日本。从全局观念出发，具有根本意义的战略集中原则要求大力争取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接近，以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实在和潜在的对华防范、压力与威胁，连同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重任”。时教授认为，近年来中国的一项基本方针——以对美关系为重中之重，尽可能（甚至不时在相当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持中美良性关系——出于国家利益的必需，并且总的来说产生了对中国至关紧要的有利效果，但单凭这一基本方针，显然不足以真正实质性地大幅度改善美国的对华基本理念、政策和战略态势。他认为，执行这一方针使中国付出了两项代价：一是对美外交回旋余地大受限制，二是被国内民众视为“示弱”，而对外交政策的比较广泛的国内公众支持，在中国“大众政治”随改革和社会发展愈趋形成的情况下，愈益重要。

为谋求中日接近，时殷红教授提出了中国需要做的五大方面的事情：第一，“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大致满足于日本政府就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罪行目前已达到的公开反省和致歉程度”，“将中日历史问题争端大致撇出一个较长时期内的对日外交要事议程，也相应地撇出官方和非官方宣传”。第二，加强中日经贸的比重，“适当地相对减少美国和欧盟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外国在华投资中所占的比例”。第三，“对日本的军事力量扩充及其使命的某些修改采取内心适当警惕、外表足够大度的政策；改变几乎动辄就日本走”军事大国道路“的可能性（往往被一定程度地夸大了的可能性）公开表示担忧的做法”。第四，在重大问题上，以实际行动欢迎、甚而主动邀请日本以大国身份参与，明确让日本得出中国将日本视作明日东亚政治大国的结论。第五，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日本要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提出中国未对其他同类要求者（如印度、埃及）提出的特殊条件。

笔者与时教授有着同样的外交大战略的基本架构和目标指向，也就是说，中国中长期的战略重点是为中国崛起创造必要的国际环境，并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和完成中国统一。笔者也赞同中日关系应该更加接近的主张，对时教授的五项政策主张大部分没有根本性分歧。但本人不同意时教授的战略基点（轴心）和实施途径、重点及其步骤。时教授把解决中美关系的战略重点转移到了中日关系，以此企图牵制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戒备与阻滞。他相信，中日的接近“是一次可以有很大分量的外交举措”，将使中国对美外交有了回旋余地，因为美国一直提防着中日接近。他甚至乐观地断言：“只要中日关系有大幅度进展，只要实现了中日接近，中国对美外交和战略地位的显著改善几乎是必然或自动的副产品”。笔者以为，这是一种战略的本末倒置，对中国外交极具危险性，而且这种主张颇不现实，不可能出现他所预言的乐观的“副产品”。首先，在国际结构变迁过程中，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是至关重要的矛盾，虽然周边的迂回和侧面的牵制可以对这对战略性、结构性矛盾有所影响，但正因为这对矛盾的至关重要性和在国际结构变迁中的核心地位，就决定了当事国直接面对和处理的不可替代性。如果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本身决心已定，周边牵制将起不到战略性的影响，至多是一种战术性的影响，不能从总体上解决它们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因周边因素的介入而加深猜忌激化矛盾。历史上也没有出现时教授乐观预见的那样的结局。英国与西班牙、拿破仑帝国与英帝国，前苏联与美国，在这些战略性矛盾与冲突中，没有任何一种周边力量或其他关系能阻止它们将冲突升级的步伐。即使在中美关系的尼克松革命中，也是基于双方共同的战略改变与接近本身的结果。在中国外交战略中，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它需要周边的一些有益的制约，但根本的希望不在这里。就战略而言，美国是中国绕不开的一道槛，这对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需要直接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互动去解决它们之间存在的矛盾，抑制冲突的危险。中国外交必须主打中美关系的攻坚战，要使中国在崛起期间波澜不惊，别无他途。试图以别国牵制，反而自己去证实美国对中日接近的担忧，加深猜忌，使美国以为中日要将美国逐出亚洲，因而尽早对中国采取预防性的遏制政策。第二，中日接近对美国战略的牵制是否能够实现，是颇值得怀疑的问题。以美国今日的超强地位，它在全球及各区域的博弈中仍然游刃有余，它有办法干扰中日接近，或使这种接近变得战略上无甚价值。美国对中日接近是警觉的，见诸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学者库普钱甚至认为中日至今未能接近的根源在美国。一个中日合作、一体化的东亚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梦魇，必会千方百计地阻止，更何况其间的中国没有与它解决战略性矛盾还带着牵制的意图。由于美国的实力，由于日本的外交独立性的先天性缺陷，也由于至今美国对日本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企图绕开美国推动中日接近甚而谋图制约美国，未免过于天真。美国认为，未来对美国的挑战是欧亚大陆崛起的力量，中国、俄罗斯等都有可能。美国并不认为日本会成为这样的一种力量，因此，在美国看来，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中日接近无异于日本倒向中国，中主日从，日本将被中国“劫持”，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如果美国为此而加紧在台湾问题上制造麻烦，中国就会立即陷入战略被动甚至战略混乱。美国在此情况下，除对中国更加警觉防范，对日本会采取软硬兼施以图干扰。这样，中日一定程度的接近不时受美国的制约，它的战略影响和价值也就被美国更多地限定或稀释了。第三，时教授的战略中，企望用中日关系的接近来改变中国在中美关系中几无回旋余地的不利局面，从而使中国战略上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这种战略的设想中，中国成了中心，美国为此而妥协，给中国回旋的机会和余地。但是，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日本得到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而非中国，美国为了对付中国而给日本更多的胡萝卜。由于中国要拉日本亲近以制约美国，美国要利用日本防范和阻止中国崛起危及美国的霸权地位，这样，日本成了一个霸权国家与一个新兴大国争相宠爱的对象，战略价值上升。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三角恋爱中，日本除了自身利益的考虑外，不会为中日接近而与美国拉开距离，中国至多成为日本与美国谈判的一个加重的筹码而已。以日本外交的传统与目前的现实，要日本见义忘利是非常不现实的。德国与法国的亲近，有前苏联这个敌人的所迫，有美国的支持，还有两国政治精英和民众的广泛的共识，中日之间目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我们非常赞同时教授的战略目标，即在东亚建立“多元安全共同体”，并推动东亚一体化，这是中国、日本必须努力推动的事，也是未来东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们认为，推行这样的战略，必须有美国的参与并发挥建设性影响力。只有在美国的建设性作用下，这个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库普钱已经作出这样的结论。因此，中美关系的推进要优先于中日接近，我的结论与时教授恰恰相反。我认为，中日接近甚至东亚更进一步的融合，是中美关系革命性改变的“必然的或自动的副产品”。对中国来说，如果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的话，那就是“中美关系的革命”。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化解结构性矛盾和冲突，在全球化、经济相互依赖、共有观念增进的条件下，是有望实现的。这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崛起时代之忧。

我们与时教授分歧的第二方面在中日接近的步骤与方法。我们主张中日接近，如前所述，我们也同意时教授设定的战略目标即建立东亚多元安全共同体，它的五项主张中，除经贸方面外（经贸领域首先要考虑经济本身是否有价值，而且就想牵制美国的话，扩大与欧盟的经贸比例包括更多地储备欧元，也许更有效、外交上也可以得到欧盟更多的支持，欧盟的力量非日本可比），大多有其合理性。但时教授主张“革命”，也即戏剧性地改变对日政策，我们认为存在诸多值得商榷的问题。首先，马立诚和时教授都单向批评中国的反日情绪和非理性民族主义并提出单方面的亲善政策，但外交关系是主体间的建构关系，中日今日之关系非中国单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中国的反日情绪及其历史情结等有检讨和改进的必要，这是任何明智的中国知识精英都会认可的。中国最终也可以视日本为政治大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更多地参与国际维和。但是，在日本方面，除历史认识问题外，日本把中国外交中的合理关切与有关主张一概视作“中华思维”（中国中心观），福泽渝吉视中国为“恶邻”的心态在今日日本人中也还存在，日本对中国之崛起的心态也需要矫正，在这方面，其实，美国人要大度得多，美国对中国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总体上是接受甚至支持的，但日本未显得从心理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不管它是否民主。在日本方面没有改进的迹象和诚意的情况下，中国单方面进行“外交革命”，只能让从不对中国认输并看不起中国人的日本人以为中国自己错了，日本人是对的，日本应该维持他们的心态、主张、立场。对一个缺乏反省精神、不理解别国人民心情而一味要求别国理解他们的心情的民族来说，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态。如果这样，那么，中国推行“外交革命”的结果将是失败的。中国的“外交革命”也许可以赢得一时的赞许，但如果日本人存在这样的心态，最终也无法根本改变中日关系的本质。毛泽东、周恩来对日本的友好姿态人所共知，但中日关系的本质至今未根本改变。第二，中国单方面戏剧性地推动“外交革命”，在内部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副产品。时教授认为中国在执行对美方针中的第二项代价就是被民众认为示弱，认为在中国“大众政治”随改革和社会发展愈趋形成的情况下，这种公众支持愈益重要。那么，中国单方面戏剧性地推行对日“外交革命”，难道不会被中国民众视为“示弱”？事实上，中国人对日本人有更本质、更深层次的不满和敌意以及贬视，如果说中国对美“示弱”是实力对比、经济利益以及台湾问题的考虑，有其合理的政策依据外，那么，中国民众从哪儿来接受对日“示弱”的依据？我们与时教授一样认识到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认为中日关系现在需要通过中国单方面的外交革命来推动。而如果中国提出“外交革命”后，又适逢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更进一步修改教科书，右翼分子更狂热鼓噪甚至美化侵略战争，中国民众的反弹又可能将政府置于何种尴尬的境地？我们并不认为民众的一些情绪是理性的和有远见的，但是决策必须遵循现实，在日本对待中国外交革命性转变的预期反应不明朗、中国国内民众情绪与思想未有一定改变的情况下，推行对日“外交革命”时机尚未成熟。中日关系总有一天会发展到类似德法那样的关系，但在日本人没有成为德国人之前，中国人没有必要急于成为法国人，主体间的建构关系中，或者在博弈中，一定的坚持、时机的把握是非常需要讲究的。

我们的主张是：我们愿意像法国人那样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这个民族对于愿意在接受法律的前提下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每一个人，永远张开双臂”。中国政府可以宣布：（1）中国对日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在东亚建立“多元安全共同体”和东亚一体化，与日本建立类似法德那样的关系，中国未来愿意接受一体化机制的约束。（2）中国将视日本为一个政治大国，愿意看到日本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影响力，支持日本在联合国框架内参与国际维和行动。（3）中国将支持日本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些也是时教授的主张，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认为，在宣布上述政策主张的同时，必须提出一些限制性前提：正视历史，认真反省，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日双方就解决历史问题应该达成一项总体性的协议，在协议达成后，中国不再对日本提出有关历史认识方面的要求。双方应确定，由日本首相到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前参拜，表达对历史的反省和日本人民走和平道路及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愿望。由于南京当年是中国的首都，又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地，而且日本右翼经常否认南京大屠杀，因此，与参拜卢沟桥不一般，用这种方式解决历史问题比较合理。在此情况下，中国对日本首相基于民族习惯和祈求和平的考虑参拜靖国神社予以谅解。在宣布对日亲善政策时提出这些要求，不仅是合理的，也可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指责中国在历史问题上做文章是为了自私的不良企图的论调。要让日本民众反思一下，中国提出了对日政策的目标，而实现这些目标的障碍不在中国，在日本人自身。这就对日本外交自身产生了调整和改革的压力。我们必须明白，改善中日关系不只是有利于中国，是中国有求于日本，而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如果说日本右翼势力的壮大是中国之忧的话，那么，难道中国出现更多的日里诺夫斯基就不是日本之忧？双方经贸上也是共同受益的，尤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因此，单方面谈“外交革命”并不可取。另一方面，即使从外交策略上讲也非上策，你要革命也得让对方认识到你的革命的重要性，要让对方认识到你的善意、英明和泱泱大国的风范，而不能让人认为你是在被迫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不值得重视，更不值得珍惜。

笔者对“革命”向来持保守的态度，如果真要说“外交革命”，我认为与其用在对日政策上，不如用在对美政策上。中日关系只要基本正常，在目前，对中国外交来说也就可以了，双方可以多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关系发展。解决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和解决台湾问题，关键在美国。尽管美国的一些现实主义者只关注中国崛起的挑战，而不关注中国内外政策的本身，但是，更多的人，会意识到或赞同一个自由、民主、富强和繁荣的中国符合全世界的利益，对美国也不是威胁，美国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中国的，即使有些不情愿。如果美国要真正阻滞中国，以现在中国对美国经济的脆弱性相互依赖，美国有机会有能力去做，但美国并不真正在做这样的事。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防范，是因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我看来，在美国不放弃“一个中国”政策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地说，中美之间现在冲突的一些问题实质是一些假问题，谁能说中国人民不需要自由、民主和人权？中国发展后，中美在这些问题上都会找到共同点的，对此可以保持充分的信心。如果我们在中美关系中，政策上思维上有更大胆的调整，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将胜过中日关系，美国也将不会视中国为一种威胁。中国是一个竞争者，对待竞争者的政策不是遏制，这将从根本上解决崛起时代中国的外交忧虑。

中美关系解决了瓶颈，中日关系也会迎刃而解。1972年如此，今后也将如此。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丁松泉)

第五篇：在职硕士,三思而行

EMBA教育不应追“星” 抓好教学质量才是根本

EMBA教育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近日，中国各大商学院EMBA招生启动专访了复旦EMBA项目常务副主任徐建荣。

据了解，2010年秋季下半年EMBA项目报名学生的数量有了比较大的增长。因为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今年上半年报名的学生相对较少，而下半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预期开始明显，反映在EMBA报名人数上，也出现较大反弹，报名人数超过500人，比历史上的平均水平整整提高了30%，其中包括一些跟我们合作的大单位送来的高管。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开两个班确实不够，所以就开了三个班。我们在招生上一直坚持同一标准，不论报名情况，符合标准才录取，这样就能保证始终如一的新生质量。EMBA教育是教育领域的高端产品，一定要严控质量，而这首先要从招生抓起。

在今年招收的学生有如下特点：

一、年龄差距小。学生平均年龄近40岁，但50岁以上只有两位。

二、88%的学生从事企业的高层管理工作，有200多位EMBA学生来自国企和民企，符合EMBA的办学宗旨，因为我们培养的就是将帅之才。我们的理念就是培养企业的主要领导人，培养企业领袖，在课程上也是按照这个要求来设置的。

三、女性比例比较高，接近20%，这是近几年来的一个新现象。女生增加，一方面可以活跃班级气氛，有利于各项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一方面也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在管理领域，巾帼不让须眉。

四、今年境外学生占到12%，包括港澳台地区。

五、EMBA班中金融保险和交通运输业学生的比例在上升。传统上制造业的学生比例是比较大的。但制造业最新的比例跟过去比有点下降了，据统计应该在18%-20%，比其他

行业的高一点。这与我们追求生源多元化有关系。我们一直希望学生来自于不同的行业，这样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收获和启发才多。很多人在自己的行业做得非常好，非常专业，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正因为他非常专业，也就局限了他的思维，看不到其他行业的精彩。如果学生来自不同行业，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学习，大家的思路就会拓展。至于金融保险和交通业学生的增加，主要是因为我们和几家大单位开展了相关合作，一定程度造成了这两个行业学生比例的上升。另一个学生数量上升较快的是房地产行业，当然，EMBA教育本来就是随着行业而动的。但无论如何，多元化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

六、要求老师坚持全中文教学

坚持用全中文教学，成为EMBA教学新的理念。EMBA教育非常强调互动，如果语言上有障碍就很难达到很顺畅的互动。坚持中文授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培养的是为中国经济服务的企业家，因此老师必须首先要对中国国情有深刻的了解。

全中文教学和国际化是不冲突的。国际化不能用语言做标志，不能说讲英文就是国际化，讲中文就不叫国际化。国际化不是一句空话，要有一个扎实的基础。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国际化视野、国际化思维，能带领企业到国际舞台上竞争。能培养出这样的人才，这就是国际化。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要求EMBA授课的教授必须有国外留学或者工作的经历，也就是他们本身具有国际化的经历、背景、思维和意识。

七、外籍教师、外籍学生也要讲中文

徐建荣：外籍教师必须能讲中文。如果他不能讲中文，就被淘汰掉了。老师在EMBA课堂上像一个指挥，要把学生的潜能激发出来，让他们互相交流、互相碰撞，这是商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EMBA的课程时间很紧，四天上一门课，每天要8个课时，像打仗一样，如果再安排翻译，要多花不少时间，这肯定是不合适的，这就是我们坚持不用英语教学的理由。

八、项目的师资配备体现出国际化

徐建荣：前面我也谈到对EMBA授课教授的要求中就有国外工作、学习的经历，要了解最前沿的管理理论和最新的商业实践。另外，我们也从欧美一些著名的商学院聘请教授。这出于两个目的：第一，长期在国外工作生活的教授对国际最先进的管理理念确实了解得更多，聘请他们是为了保证复旦EMBA项目的国际化。第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聘请复旦大学的老师上一半的课程，这是因为复旦大学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中国老师对于本土企业也会更加了解。这两种类型的老师在一起碰撞和交流，会产生出更有价值的新东西。经济复苏后的EMBA招生形势

徐建荣：教育市场的规律总是这样，大年之后有小年，小年之后有大年。所以未来的趋势是不是总会有现在这么好，我不方便断言。但是目前的状况至少说明我们国家经济复苏迹象明显，这是对EMBA教育的强大支撑。在这种情况下，从整体来说应该是比较乐观的。中国EMBA教育的趋势?

徐建荣：EMBA教育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高端工商管理教育需求日益增加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随着获批办学资格的大学越来越多，会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趋势。中国很大，高端工商管理教育这个市场也很大，出现这样的局面是好现象，有益于这一行业的健康发展。

总体而言，中国主流EMBA发展还是健康的，在努力为中国经济发展培养高端管理人才。但是，不可否认，个别商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出现追“星”媚俗现象，拉关系、做生意成为EMBA学习的主要目的。积累人脉、拓展生意确实是EMBA学习会附带的结果，我们并不

反对，我们只是反对把读书本身边缘化。我们认为学生到学校，首要任务是学习，所以，抓好教学质量才是办学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