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退伍兵17载不离不弃半路妈妈纪实故事
“来，老妈，咱梳梳头，梳一梳精神好！”北京某小区一套整洁的两居室里，35岁的退伍兵杨森扶起95岁的“母亲”支文萍，让老人靠在自己的胸前，一边轻轻地为她梳理着满头银发，一边和母亲唠着嗑。这一幕温馨场景，每天早晨都在继续，其背后有着一个跨越17年感天动地的亲情故事——
苦命人惺惺相惜，退伍兵留京打工照料“老妈”
杨森1976年出生于陕西咸阳一个贫困农村，出生不久，父母相继去世，哥嫂把他养大。高考落榜后，杨森不愿给哥嫂增加负担，报名参军入伍，到了北京武警某部队服役。
在部队里，杨森性格阳光，乐于助人，深受战友喜爱。一次，杨森所在部队和东直门街道办事处举办“军民一家母子情”联谊活动，在这里，他认识了78岁的孤寡老人支文萍。支文萍丈夫早逝，一生无儿无女，而杨森幼年失去父母，一对年龄相差60岁的苦命人惺惺相惜，结成了帮扶对子。那一天，成了杨森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他有了牵挂，有了“妈妈”。
那次活动过后，杨森有空都要去探视老人，每次他都用不多的津贴给老人买些好吃的，还帮着老人打扫卫生、晒被子，陪老人聊天。时间一长，杨森成了支文萍的精神依靠，如果有两个星期没见到杨森，老人便像丢了魂似的，甚至坐着公交赶往部队探望“儿子”。
杨森是陕西人，自幼喜欢吃面食，支文萍是老北京，做的炸酱面非常地道。为了让老人省力省心，杨森再三叮嘱老人面条在外边买现成的就行，支文萍却不愿意凑合。每次杨森要来，她都提前发好面，亲自擀出手工面条，炸好酱，等着“儿子”来吃。杨森的脚步声在外面响起，支文萍总会从屋子里迎出来，“母子”俩亲亲热热地挽着手进屋。端着“妈妈”做的炸酱面，杨森吃得那叫一个香，支文萍看着“儿子”大快朵颐的样子，高兴得眉开眼笑，这幕情景让杨森备感温暖。
转眼3年过去，杨森退伍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杨森不说，支文萍心里明镜似的。3年的相处，她早就认定了这个儿子，一想到杨森退役就会离开北京，此后母子天各一方，她就难过得落泪。
心细的杨森觉察出老人的心事，离退伍还有3个月，他就为“是留在北京打拼还是回老家”这个问题忧心了。留在北京，他一没文凭，二没关系，在偌大的京城想混出个样子何其艰难；如果回老家，年过八旬的“老妈”怎么办？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说不定哪天病发，身边没有人就危险了。权衡再三，杨森终于下定了决心：千难万难，也要留在北京，一边打工一边照顾这个高龄“老妈”。
为了让老人尽早安心，杨森把自己的决定说了出来，支文萍高兴得老泪纵横，她攥着杨森的手说：“这下我可放心了，我就怕咱娘儿俩分开了，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了！”看着老人高兴得孩子似的，杨森笑了。支文萍身体不好，又有心脏病，身边离不开人，杨森搬离营房后，就和老人住到了一起。此后，他开始了艰辛的“北漂”生活。
没有文凭，没有一技之长，杨森只能从最底层干起。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保安，虽然工资不高，但家里的生活费用大都是他来付。支文萍是五保户，每月低保也就几百块钱。
尽管“母子”俩过日子精打细算，但杨森总是尽可能让老人吃好，营养品从来不缺。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搀着老人散步，给“老妈”讲一天的见闻，相熟的邻居见到这对特殊的母子，也笑着向他们打招呼。
转眼间，杨森在京城漂了3年，其间做过保安、保洁员、推销等工作，收入依旧很低。2000年支文萍84岁生日那天，杨森决定给“老妈”买台冰箱做生日礼物。老人从来没有用过冰箱，杨森工作忙，有时忙起来顾不上给老人做饭。如果有台冰箱，他做好一天的饭，放到冰箱里，老人吃饭时拿出来热一热就行了。买台冰箱对有钱人来说，也就几顿饭钱，对杨森来说，却不是个小数目。为了实现给“老妈”买冰箱的愿望，杨森千方百计多找些挣钱的路子。他所住的地方离工人体育场非常近，工体经常举行演唱会之类的大型文体活动。活动结束，杨森便和那些捡破烂的人一起，拎个大袋子捡拾观众丢下的饮料瓶。除此之外，他还在工作之余找些零活来做。
支文萍生日那天，杨森订购的冰箱准时送到了“老妈”家里。支文萍欣喜之余，连声责怪杨森，你收入不高，将来还得结婚，花这么多钱干啥！杨森笑嘻嘻地说：“老妈，有了冰箱，以后做了好吃的，就不怕吃不完坏掉了！”
再难也不舍弃“老妈”，孝心大爱赢得好女孩青睐
尽管和“老妈”的生活一直很窘迫，杨森并没有失去一颗上进的心。业余时间，他通过自学拿到了大专文凭，应聘到了一家媒体广告部。此后，他通过自己的韧性，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渐渐在广告界站住了脚，收入也水涨船高，母子俩的生活得以改善。
2005年，因为拆迁改造，支文萍所住的平房被列入拆迁范围。由于她住的房子属于公房，拆迁后得不到太多补偿。年近九旬，却失去了赖以居住的老屋，老人情绪低落，杨森不断安慰老妈，并租了个二居室的套房。这样，母子俩的支出又多了一项房租。杨森一边承受着不菲的租金，一边又得精心照顾老人，而激烈的广告竞争需要他投入更多精力。有段时间，杨森被工作上的事情弄得心力憔悴，疲于应付。
一个周一的早上，杨森刚走出门，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晕倒。幸亏邻居发现得早，把他搀进屋。支文萍看到杨森这个样子，急得心脏病发作了。好心的邻居帮着叫来了社区医生，母子俩同时输液治疗。支文萍病情很快稳定下来，而杨森因为劳累过度，医生让他休息静养。
那天晚上，杨森用被子蒙着头，哭了一通，他觉得自己没有父母，老人也没有儿女，一对苦人儿互相照应，如今又双双患病，真的太难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怕老人看到自己的泪水，杨森第二天又满脸笑容地站在“老妈”面前，他撑着疲惫的身体给老人做饭，洗脸。以前，老人还能做做饭，打扫卫生，随着年事已高，她的生活起居艰难了许多，离不开人照顾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杨森年届而立，依然孑然一身。若是结婚了，家中多个女主人，也多个能照顾老人的人了。然而接连相了几次亲，女方一听他无房无车，还带着个老人过日子，都撇撇嘴离开了他。
杨森也非常苦恼。当年和他一起退伍的战友，有的事业小有所成，有的孩子已经上学了。唯独他一个人带着一个孤寡老人过日子，心里颇不是滋味。有一次，几个留在京城的战友聚会，一个战友找了个家庭富裕的北京女孩，结婚后有房有车。他对杨森说，人生就这么几十年，过好自己的日子才是最要紧的，像你自己连房子都买不上，还带着个不相干的老太太，啥时候才能熬出来！听了战友的话，杨森说：“我也知道没有负担好，可你让我丢掉老人，我怎么也做不出来，老人既然跟着我，我就得为她养老送终！”
看到“儿子”早过了结婚年龄，仍然一个人来来去去，支文萍心里也急啊！她为自己拖累了杨森感到不安。一天晚上，杨森给老人洗脚时，支文萍叹着气说，都是我这个老太婆不好，让你现在还不能成家，我对不起你去世的父母呀！杨森乐呵呵地说：“老妈，大丈夫何患无妻，我不是找不到，我是想给你找个孝顺儿媳妇，你就等着当婆婆吧！”
第二年春节前，杨森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叫秦玉花的东北女孩，秦玉花幼年丧父，朴实善良，一个人来京打工多年。初识杨森时，看到他个子不高，貌不惊人，有些失望。但通过聊天，她觉得杨森人厚道踏实，就想和他进一步接触。当杨森坦诚地把他多年侍候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的事情说出来时，秦玉花起初觉得他像是在编故事，有些不太相信。于是，杨森便带着她来到自己的家，看到家里有位曾祖母级的老人，秦玉花这才知道杨森说的句句是实。
第二篇：最美妻子照顾重病丈夫 不离不弃十余载
最美妻子照顾重病丈夫 不离不弃十余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和谐家庭的稳定与和睦，承受挫折的程度与面对灾难抗争的坚韧性，往往能体现出每个家庭成员的精神境界。而家庭成员的这种精神可以直接影响到邻里之间的和谐，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正能量。
兴隆社区影院巷平房104号的萨日娜，十年如一日，一边照顾行动不便的丈夫雷小平，一边还要照顾孩子，承受了惊人的挫折，经受了巨大的磨难和压力。她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丈夫感受到了妻子的浓浓爱意，感受到了亲人的温情，生活也有了动力，萨日娜不离不弃照顾丈夫的这种精神更为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一道亮丽的光彩，受到了邻居们的高声喝彩。
十五年前的莎日娜与雷小平幸福的结合了，当时丈夫雷小平在村联社工作，月工资不高，一家三口生活虽然困难，但却很幸福。他们始终怀着“困难不可怕，幸福是人创造的”这一坚强的信念生活着。但是好景不长，联社裁员，丈夫下岗，没有了家庭收入，生活更加的困难了，但是为了孩子，他们只能出去打临工。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他们痛并快乐着生活的时候，丈夫雷小平患上了糖尿病和脑梗，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重担压在了萨日娜肩上。她既要照顾丈夫，还要照顾年幼的孩子，没有一刻能歇着。
第三篇：他也是妈妈的孩子纪实故事
这些年，我对哥越来越不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感觉他成了一个自私的人，或者，他原本就是，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是重要的。他对母亲的态度常常让我愤怒。他的家，离母亲家十几分钟的路程，一年到头却很少回来看望母亲，平时电话也不打一个，如果打电话或者回家，要么是过节，要么就是有什么事情，而他的事情，大多和钱有关。
每次，他要的数目也都不大，母亲总是给他，从不多说什么。
我知道他的收入虽然不算非常高，但也还说得过去，嫂子上班的公司效益也不错，他们早早就买了房子，生活还是富足的。他要钱，不过就是因为觉得母亲退休费很高，他变着法子去索取一些罢了。
他常常是拿了钱就走，好像母亲欠他的一样。后来他有了孩子，要钱的借口更是频繁，比如孩子病了，孩子需要买什么东西，孩子幼儿园的费用，孩子的学费……永远是有借口，永远是无事不登父母门。
都说养儿方知父母恩，他这样，是秉性里的自私吧。而他每次回去，母亲都是很热情很高兴，提早准备好饭菜。他有时间就坐下来吃顿饭；急着走，索性连饭也不吃。一桌子丰盛饭菜摆在那里，他看也不看，母亲依然不会多说什么，只习惯地开着门看他下楼，在他身后叮嘱他平时要少喝酒……
因为是弟弟，小他好几岁，对他的行为，我也是可怒不可言，总觉得也开不了口。起初只是气恼他，后来也开始有些气恼母亲。母亲明明可以不这样纵容他的，明明是可以拒绝甚至可以批评他的。我总觉得母亲应该狠狠朝他发顿脾气。
但母亲，从来不。
有次，因为家里要换电脑，他又打电话跟母亲要钱。同样不多，一千块钱。
母亲答应着，放下电话，让我去取钱。
父亲去世早，这些年，除了在外面读书的四年，我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结婚后依然一起生活。妻子是个善良的女人，对母亲很好，母亲的工资卡，也向来是放在我手里，和我们的钱放在一起，花多花少，从来不问。我也从来都觉得和母亲之间是没有什么需要分割的，不管感情还是经济。一千块钱，母亲要给哥，我当然不是心疼，只是气恼他的做法。
这些年，他一直如此，真的太过分了。
那天我终于忍不住抱怨母亲，干吗给他？他又不缺钱。
他要，自然是有需要，再说又不多。母亲淡淡地说。
可是他总是这样，你不觉得他很自私吗？妈你可以不给他，你看他现在就这样，以后就算你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了，他也不会太孝顺，你用不着总顺着他。
妈不是为了让他孝顺。母亲口气依然淡淡的。
那又为了什么？妈，我觉得他这样挺可气的，每次来，你还好饭好菜的，可他哪次不是空着手？天底下哪有他这样的儿子啊……
怎么没有？妈抬起头来打断我，我不就有一个吗？母亲笑笑，当妈的哪有不了解自己儿子的？你哥从小就自私，心里没有别人只有他自己，爱占小便宜，过了这些年也改不了了，好在他胆子小，也犯不了什么大错。可是，他再不好，也是我儿子。不管他对我怎样，在我心里，你和他，是一样的。
妈说完，转身进了厨房。
我站在那里，呆了许久。是啊，他再不好，也是母亲的儿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亲他和亲我，疼他和疼我，都是一样的，不和母亲一起生活，是他的选择，如果母亲可以选，母亲一定希望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不分开，相亲相爱。母亲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不管钱还是感情。我们，也包括他。即使母亲心里，对他一定也偶尔有失望和无奈，但母亲对他的爱，从来没有减少过，和给我的爱一样多。
因为，我们都是她的儿子。
看着厨房里母亲忙碌的背影，我的眼睛潮湿了。
第四篇：处女座的小妈妈纪实故事
2010年元旦当天，我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美少女，新年快乐！”
彼时，我正顶着一脑袋烫毁了的爆米花头，叉着腰面红耳赤地跟发型师理论。看到这条信息时，心头一软，鼻子不争气地有点酸。作为一个剩女里的“圣斗士”，我早已从跟给我发“三八节快乐”短信的人打口水战，到厚着脸皮处之泰然。盘点全世界，唯一由衷地把我视为“美少女”并在包括“六一”在内所有节日祝我快乐的人，唯有我的小妈妈。
1小妈妈芳龄55岁，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时，缩成小小的一团，于是被我和妹妹称之为“小妈妈”。她刚刚学会上网聊天，热衷于在我去洗手间时偷看我的手机短信，以及替春节回老家过年的邻居掌管钥匙，以便于年三十儿的晚上替邻居家点亮阳台上的灯笼。
在她听说有星座这一新鲜事物时，让我帮她查一下自己的星座，得知自己是处女座之后，一脸惊诧和害羞地说：“我五十多岁的人，怎么可能是那个星座，赶紧给我换一个！”
小妈妈多年来专一“暗恋”的男明星是成龙，也恰恰是最不招我待见的男明星。有回电影频道播成龙的影片，小妈妈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我故意拿起遥控器换台。她立即说：“干吗换台呀，成龙大哥演得多好啊！”
我一撇嘴，“有什么好看的，演什么都是一副尿急的表情。”
小妈妈为偶像据理力争，为此竟不惜忽视女儿的性别，“有本事你演去呀！”
妹妹走过来，抢过我手里的遥控器，掷地有声地说：“就看咱成龙大舅主演的。”
为了给小妈妈解闷儿，我买了一套《潜伏》，小妈妈看后大有移情别恋孙红雷的倾向，口口声声说她现在仰慕演技派男明星。我心头升起一团疑云，难道她成龙大哥是偶像派不成？
晚上11点，我躺在沙发上看《潜伏》，因为第二天要上班，小妈妈催我赶紧睡觉。我说不行，我要看陆乔山是怎么死的，他死了，我才能放心去睡。她听了，一脸坏笑地说：“我知道他怎么死的，白天我看了。”我一听，赶紧推着她去卧室，生怕她脱口而出答案，坏了我的兴致。
关上卧室的门，我松了一口气，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雪糕，全身放松地瘫在沙发上享受着紧张的剧情。没过几分钟卧室的门缓缓地开了，小妈妈探出头，笑嘻嘻地说：“陆乔山是翠萍打死的。”然后迅速地关上了门。
根本不可能，我心里想着往下看，直到应验了小妈妈的答案。关掉电视，我蹑手蹑脚地爬到床上，小妈妈早已鼾声如雷。我打开手机录下她的呼噜声，第二天放给她听，她矢口否认，“你肯定是录了你爸打呼噜的声音陷害我，破坏我形象。”
我说我陷害你干吗啊。
她想了想说，替陆乔山报仇。
2小妈妈为了她的家和我们的家累弯了腰，她的家在“文革”时期穷困潦倒，外公遭迫害含冤离世，外婆拉扯着5个孩子艰难度日。15岁的小妈妈，冬天上山砍柴卖，夏天跟着一个老头筛沙子，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即使今天的生活水平好了，她依然勤俭持家，用淘米的水洗菜，洗完菜的水浇花，积累多年来我们穿破的袜子绑在一起做拖把。
用妹妹的话说，咱家扔掉任何一样东西之前必须问一下小妈妈，她首肯可以扔掉的东西，那绝对是再无半点利用价值，连废品站都不收。
我5岁的时候，小妈妈在肉联厂的大集体，她求人托关系把我送进了全县最好的幼儿园。她生不逢时，但一定要让孩子受到最好的启蒙教育。我不负众望地站在全县幼儿园文艺汇演的舞台上，代表实验幼儿园讲话。上台前，望着台下黑压压的观众，小妈妈搂着我问：“你紧张吗？”我望了望高高的舞台说，掉不下去呀！
幼儿园锻炼了我的“胆识”，小学五年级我就敢于模仿小妈妈的字迹在自己不理想的数学卷子上“家长签字”，用小沈阳的话说“一般我自己能做到的事，从来不麻烦别人”。除此之外，我还“助人为乐”，主动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同学签字。东窗事发后，小妈妈胖揍了我一顿，并在期末家长会上，领着我一起向老师和“被害”家长道歉。
那以后，我在全校一炮而红，私底下找我签字的同学有增无减，只是我再也提不起那只作假的笔。不是我不敢，是我无法忘怀小妈妈站在讲台上忏悔自己教女无方的表情。
32008年5月，举国沉痛的汶川地震，小妈妈发来短信：美少女，记者要有时事敏锐性，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关注关心关爱民情民生，这是天大的事，有良知有人性的人都在看。别看妈平时省，灾区捐款不能省。
我一数，刚好70个字，绝不让中国电信占一分钱便宜。
几个月后，小妈妈学会了打字，基本上告别了短信。她用的输入法是高难度的五笔字型，原因是她不会拼音，分不清P和q。我在网上向小妈妈汇报谈了一个男朋友。她激动万分地回复：太好了，简直是为奥运献礼！
我实在想不出这件事跟奥运有一毛钱关系，并且这段感情尚未满月就已经夭折。花絮是，“短期”男友发现我的电饭煲坏掉之后，默默地送给我一个新的。小妈妈得知此事后，极力动员我分手后把锅钱还给他。
生活是细碎而平淡的，小爸爸的沉默与小妈妈的诙谐大相径庭。像普天之下所有家庭一样，他们会为了一些小事拌嘴。我气极了就说：“妈，等我买了房子，把你接来住，不管我爸。”
每每这时，小妈妈就打圆场说，那哪成啊，咱家的家训跟“钢七连”一样，“不抛弃、不放弃”！
2009年9月，小妈妈生日那天，我和妹妹早早起床，蹑手蹑脚地拎上菜篮子和前一天列好的菜单，奔向早市采购。我们要在小妈妈生日这一天，给她买一块小蛋糕（这比较符合她节约型气质），为她做一碗生日手擀面，几道“硬菜”。从小到大，每到我们的生日，小妈妈都变着花样儿为我们做好吃的，许多年后我独自漂泊在异乡，生日那天收到很多心仪的礼物，但心底最怀念的，仍是那一碗有妈妈味道的手擀面。
早晨6点，我和妹妹提着菜篮子回来，蹑手蹑脚进家门，却发现小妈妈正在客厅浇花，看到我们，她穿着她大爱的粉红色花边睡衣蝴蝶一样飞过来，把我们搂在怀里，眼里泛着泪花说，真没白养我两个宝子啊，起大早给妈妈买菜去。
我和妹妹诧异于她是如何发现我们大清早出门的，小妈妈得意地看了门口一眼说，我起来去洗手间，看见你们俩的鞋不见了啊！
我扫兴地看了妹妹一眼，她不无遗憾地说：“姐，咱俩工作还是没做到位，早知道咱光着脚去就好了。”
那是怎样一桌丰盛而失败的饭菜啊！带鱼有点腥，鸡肉没炖烂，生日面也因出锅不及时而粘成一大团。小妈妈仍旧一脸欣喜，妹妹从房间里端出小蛋糕，小妈妈果然不负众望上来就问：“多少钱？”
我端起酒杯，感慨万千。
还记得小时候，小妈妈坐在小板凳上洗全家人的衣服，入秋开始织毛衣，院子里是她种的葡萄架、樱桃树，还有五颜六色花瓣如绸缎的马蛇菜花……被她晒了一天的被子，总有一股阳光的味道。
转眼我已经到了可以做妈妈的年纪，却还依偎在妈妈的身边做小孩。我一直不愿意听到别人管小妈妈叫老太太，又不得不极不情愿地承认，小妈妈老了，老得像一个小孩，周末我一回家，她就向我告状，同一件有意思的事兴奋地讲过两遍……
于是，我道出祝福，小妈妈，过了55岁的生日，你就不用再操劳这个家和我们姐妹俩，可以安心地做小孩了。不管外面的世界风吹雨打如何变化，不管你喜欢成龙还是孙红雷，在咱们这个家里，终身成就奖—你，值得拥有。
第五篇：孩子妈妈死了你为什么不悲痛的纪实故事
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啊……
多多这个小子也喜欢摇滚，真是让人奇怪。他是老木第二个儿子，在香港的花花世界里长大，从不好好读书，最后被父亲押送回内地来重读补课，一脸的愁云惨雾。妈妈提着大包小包来看过他一次，不过她当时手里的股票被套，一个新办的药厂又遭遇危机，有几千箱药变质了，她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逢人便说她的新药，说药品的质量其实很好，反而没有与儿子说上多少话。她的新药推介开始还让人颇感兴趣，反复唠叨的结果，是任何人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她终于唠叨出肝癌，开始瞒着多多，怕扰乱他读书的心绪；后来又决计告诉他，无非是想用大祸临头的压力，打掉他的懒散和轻浮，激发他自救图强的斗志。但“癌症”一词并未让多多脸色大变，他甚至目无定珠，挠了挠鼻子，揉了揉衣角，不一会儿就去看他的卡通书，在那边咯咯咯地笑得拍床打椅。
作为老木当年的“插友”，鲁爷是小少爷在内地的看护者，差点被这种笑声气晕，忍不住咬牙切齿：“你是个牲畜吗？你怎么还敢看卡通？你懂不懂癌症？癌症！”
小少爷被鲁爷吓得面色惨白，自觉有错，把卡通书塞进抽屉。但这种负疚感只保持了几分钟，就像他平时偷钱、逃学、交白卷以后的负疚感只能保持几分钟一样，他很快就歪在椅子上呼呼睡着了，鲁爷气得一时没了脾气。
几个月后，多多的母亲经过内地几家大医院的治疗，终于死在香港。鲁爷把多多送回香港向遗体告别。母亲已经瘦成床上小小的一撮，头发脱尽，在殡仪工给她调整假发的时候，暴露出一个光光的脑袋。据说她死前喉音已经喑哑，双目已经失明，眼里总是涌出糨糊状的黄色脓汁，得靠旁人一次次抹去，不然就盖满眼眶。但她到了这种地步仍然一刻也不安宁，坚持要锻炼，要下床来行走，摸索着周围的墙壁或者窗台，希望自己咬紧牙关和不顾一切的挺住能够带来奇迹。她说她还不能死，多多还太小。
小少爷对躺在花丛里的这样一位母亲仍然没有什么悲痛，呆若木鸡，偷偷地瞅瞅这个或者那个长辈，似乎擦了一下眼睛，也没擦出什么泪光。倒是在走出太平间后，他有了下课式的如释重负，回到家里更有欢天喜地的自我补偿，开冰箱吃美国草莓，开电视机找卡通片，深深陷入沙发里再把双脚架向空中。见鲁爷是第一次到他家，是第一次到香港，便热情万丈地请他四处参观，大大咧咧地指导他如何使用浴缸按摩器，如何使用电话子母机，如何差遣菲律宾女佣，告诉他喝威士忌的杯子为何不能用来喝葡萄酒而喝葡萄酒的杯子为何不能用来喝啤酒……在他看来，鲁爷这个内地干爹太土气了，太没有见识了，连用杯子的规矩都不知道。他许诺，过几天带干爹去逛逛中环和铜锣湾，找个有档次的夜总会好好乐一乐。
他的热心教导使鲁爷怒气冲冲，仗着几个月来的看护之功，也憋着对老木养子不教的怒气，当着他父亲的面，给多多来了一记耳光：“牲畜，你就忍不了这几天吗？你还敢看电视！”多多捂住脸，看了父亲一眼，偷偷溜出门去。
但门那边还是没有哭声，静了一阵，发出哗哗翻着画报的声音。这一切让老木也不无难堪。与鲁爷谈话的时候，他百思不解，说妻子最疼爱并且最寄希望的就是多多，但这小子居然没有为母亲的死流下一滴泪，真是邪了。他相信这就是命，是孽障啊，报应啊。
老木放声大哭了一场。
直到很多天以后，直到多多又回到内地，鲁爷才发现他其实也有无泪的苦恼，也在惦记着妈妈。他给一个香港女同学的电子邮件是这样说的：“……我真想像别人一样爱我的妈妈，对我妈妈的死表示悲痛，但我怎么也做不到，My God，我想了种种办法还是做不到，我怎么办啊……” 我也认识这个孩子，知道他并不是特别的坏。家里一只小狗病死的时候，他是伤心落泪的，整整一天不想吃饭。他家里以前那个菲律宾女佣兰蒂离开时，他也是失魂落魄的，三天两头就要给兰蒂阿姨打电话，甚至偷了父母的钱去公用电话亭。他并不冷血，并不缺乏情感。事实上，他对父母没有感情只是因为他缺乏父母的爱。他的父亲只是每个月开出来的支票，是衣橱里陌生男人的领带和桌上肮脏的烟灰碟，除此之外就只是一个没有踪影的空空概念，这个概念叫“父亲”。他母亲近来也总是不在家，忙着股票和药厂的生意，特别是把他送回内地托人看护之后，母亲也成了一个知道但很难看见的概念。他的母亲是什么？不过是经常托人捎来的大堆玩具、零食、时装以及最先进的电脑，是电话筒里一个叫做母亲的女人时而严斥时而哀求的唠叨。
人们悼念亲人时常说“音容宛在”，忍不住的悲情，必然来自记忆中的“音”和“容”，来自一只手的抚摸，一双眼睛的凝视，一个背着孩子找医院的宽大背脊，一柄盛夏之夜给孩子带来凉爽的蒲扇，一次给孩子带来喜悦的全家出游和野外游戏。这就是父母——哪怕是孩子犯错误时父母的暴跳如雷，甚至大打出手，也能在孩子心目中构成回忆的切实依据。
如果老木两口子无法给多多提供这一切，如果他们总是用封闭式贵族学校、他人托管一类方式使自己远离孩子，无法提供给孩子得以清晰辨认的父母面目，他们就没有理由强求孩子面对记忆中的一片空白而流泪，也没有理由奇怪于孩子竟把情感交给了一条狗或一个女佣。
孩子是一心一意要悲痛的，只是“爸爸”和“妈妈”的空空概念无法让他悲痛，那些确实昂贵而且华丽的儿童消费品，它们与商场上的万千消费品没什么两样，并不能给“家庭”这个词填充感觉，孩子无法冲着一个搬到家里来的商场哇哇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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