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余秋雨著名散文
余秋雨是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小编为你推荐余秋雨先生的著名散文,请看看!
《笔墨祭》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几句,完全不是为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老师,结果成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仅仅为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第二篇:余秋雨散文
雪
美丽的雪花飞舞起来了。我已经有三年不曾见着它。
去年在福建,仿佛比现在更迟一点,也曾见过雪。但那是远处山顶的积雪,可不是飞舞的雪花。在平原上,它只是偶然的随着雨点洒下来几颗,没有落到地面的时候。它的颜色是灰的,不是白色;它的重量像是雨点,并不会飞舞。一到地面,它立刻融成了水,没有痕迹,也未尝跳跃,也未尝发出唏嘘的声音,像江浙一带下雪时的模样。这样的雪,在四十年来第一次看见它的老年的福建人,诚然能感到特别的意味,谈得津津有味,但在我,却总觉得索然。“福建下过雪”,我可没有这样想过。
我喜欢眼前飞舞着的上海的雪花。它才是“雪白”的白色,也才是花一样的美丽。它好像比空气还轻,并不从半空里落下来,而是被空气从地面卷起来的。然而它又像是活的生物,像夏天黄昏时候的成群的蚊蚋(ruì),像春天酿蜜时期的蜜蜂,它的忙碌的飞翔,或上或下,或快或慢,或粘着人身,或拥入窗隙,仿佛自有它自己的意志和目的。它静默无声。但在它飞舞的时候,我们似乎听见了千百万人马的呼号和脚步声,大海汹涌的波涛声,森林的狂吼声,有时又似乎听见了儿女的窃窃私语声,礼拜堂的平静的晚祷声,花园里的欢乐的鸟歌声……它所带来的是阴沉与严寒。但在它的飞舞的姿态中,我们看见了慈善的母亲,活泼的孩子,微笑的花儿,和暖的太阳,静默的晚霞……它没有气息。但当它扑到我们面上的时候,我们似乎闻到了旷野间鲜洁的空气的气息,山谷中幽雅的兰花的气息,花园里浓郁的玫瑰的气息,清淡的茉莉花的气息……在白天,它做出千百种婀娜的姿态;夜间,它发出银色的光辉,照耀着我们行路的人,又在我们的玻璃窗上扎扎地绘就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和树木,斜的,直的,弯的,倒的。还有那河流,那天上的云…
山居笔记> 酣睡在寒风中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现在已成瓮中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间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就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个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地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了。
闲读梧桐
余秋雨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又是一阵熟悉的树叶婆娑的沙沙声响,亲切地叩击着耳鼓。俯目望去,一个红衣女孩雀跃在那黄叶覆盖的小径,那模样似乎每一片叶子都在为她青春的步履伴奏。此刻,我的窗台上,扑进一阙蓬松的阳光,洒在案前昨夜未曾合上的一卷旧书上
第三篇:余秋雨散文解析
余秋雨散文赏析
发布日期:2013-06-22 15:23 来源:oldq.com.cn 当代文坛,谈到散文不能不谈余秋雨。余秋雨结集出版的《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等,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据说,单他的《文化苦旅》在台湾一年就重印了11次,可见其散文的魅力。余秋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束缚,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本文试就其艺术特色进行分析探讨。
一、主题和题材的扩展超越
贯穿余秋雨散文的主题是:对文明的召唤和呼喊。“至少有一个最原始的主题,什么是蒙昧和野蛮,什么是它们的对手——文明!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地为它呼喊几声。”①可见其散文的主题和题材并没有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更加深广。他的散文主题和题材的扩展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1、寻找隐藏于山水古迹的文化意蕴
余秋雨的散文大多以景物为题名,但是他不同于以往散文只关注景物的自然现象,多以个人的感情抒发和自我表现为主,而是用他深邃的目光,透过这些现象,把关注的焦点定位在这些自然景观背后所沉淀的文化内涵上。正如作者所说的:“我发现我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的较深脚印所在,说明我的心底的山水,并不是完全的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②这就与以前或偏重于时代精神的激扬,或沉迷于个人感性生活的抒发的散文有了迥然不同的风貌,开辟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新的艺术空间。如《阳关雪》,对阳关雪的描写其实只是作为一个引子,“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他们的法术,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文章。作者在此要表现的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价值和他们作品的魅力,来突出他们在官场上的尴尬与在文坛上的不朽地位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风雨天一阁》对天一阁也未多作描述,而突出写天一阁的创建人范钦其人,写其超强的意志力与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从而显现天一阁本身的存在价值。
2、关注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精神
在余秋雨的笔下,闪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他们都是才华横溢而又命运多蹇的人,苏东坡、范仲淹、柳宗元等。他们都具有“高贵又苦闷的灵魂”,他们因富有才华和个性而不容于朝廷,受到小人的诋毁。他们被冷落、被流放、被贬谪。他们的生命力受到挤压和摧残。但是,无论他们处在怎样的险恶条件之下,都有不变的文化良知。恶劣的环境没有折服他们,相反,反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激发他们更大的智慧,绽发出更灿
烂的文明之花。《苏东坡突围》中苏辙指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作者描写了伟大诗人苏东坡一次次地被小人诋毁,一次次被贬谪到更加偏远的地方。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化的探索,相反,官场的失意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事实证明,他的大多数优秀作品是在被贬谪的时候创作的。作者通过对传统文人的悲剧性命运的展示,使人更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文明史是一部苦难深重的文明史,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和专制制度及愚昧野蛮不断进行抗争的搏斗史。
3、以独特的视角探索中国文化
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独特的视角去看待中国的山水风古迹,更加人道主义,更加深刻、透彻。《都江堰》中,作者认为,都江堰比长城要伟大得多,长城是雄伟的,但更多的是排场,背后是让人惊悸的残暴。而都江堰是质朴的,它造福千年,永久地滋润和灌溉了中华民族。“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而都江堰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作者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不掩盖历史的创痛和丑恶,指出了长城背后的残暴,而肯定了都江堰的实用与贡献。
4、重建评判坐标
在对中国文明历程的展示中,价值观念不受民族、政治、地域的功利局限,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以一种公平的视野去鸟瞰中国发展的历史。如《一个王朝的背影》深刻地批判了姓氏正统论和民族正统论,“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人特别需寻找人类历史的整体坐标,以人类历史作为价值坐标去分析看到的各种文化现象。”
对待历史人物,用诚实的理性的态度去对待,不受任何主观因素的影响。众所周知,秦桧是南宋的奸臣,人们都痛恨他咒骂他,没有人会为他说话,但余秋雨还是客观地理性地留出空间让他申辩。而对于苏东坡的好友沈括,也不避揭露其短,他曾因妒忌而陷害过苏东坡,他所检举的诗句,正是苏东坡分别时送给他的诗句。秋雨散文不同于以往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具有理性审美意识所支撑起的恢弘气度。
二、对小说艺术形态的借鉴
为什么我们阅读余秋雨鸿篇巨制的散文不会觉得枯燥,相反,会爱不释手呢?我认为,这跟他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态不无关系。读他的散文,你会觉得你同时也在享受一篇小说,作者有意识地将他的散文与小说以最好的形式结合起来,追求一种小说化的艺术效果。有利于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读懂、接受、喜欢。其散文小说化艺术形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生动的故事情节
传统的散文一般不注重故事的完整性、顺序性,一般都是为了体现某一主题而截取某一故事片断,把他们结合起来,使之突现主题。而余秋雨的散文则不同,他注重故事情节的塑造,并且做得非常好。《道士塔》中,给我们呈现了敦煌文化沦丧的整个过程,王道士如何愚昧地将壁画刷白,与外国人进行廉价的交换,中国官员如何对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视之不理,最终敦煌的研究者只能从外国买来文献的胶卷进行研究。整个故事完整生动,让人如身临其境。尤其是某些精彩场面的描写,更是让人义愤填膺、痛心疾首,“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信客》、《柳侯祠》、《遥远的绝响曲》、《漂泊者们》、《华语情结》等篇也都包含着一个或多个生动的故事。秋雨散文的小说化艺术形态使得散文具有小说的强烈感染力。
2、历史现场还原似的虚拟,丰富的艺术想象
一般认为,散文应当是写人的真情实感,历史散文的内容应当符合历史事实。但是,许多历史散文作家,就是由于太拘束于历史事实,导致其散文成了考古学,枯燥而无新意。余秋雨他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局限于传统的散文创作规范,而采用了虚拟性的小说手法,发挥了合理的想象,把抽象而概括的历史材料,给予生动形象的艺术再现。如《阳关雪》中,描写王维“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我们都没有身临其景,都不知道王维的友人是否帮他打点行李,也不知道他是否“瞟了一眼”,是否“微笑着”,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渲染了朋友离别的气氛,呈现给我们一个具体而生动的画面,让我们更加容易理解王维当时的心境,更能够体会作者的情感。作者就是通过合理的想象,让历史再现,让人如身临其境。
三、对原有散文文体模式的突破与创新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典散文形成了简约的审美规范,曾有人称之为“小品文”。写作学科给散文所下的定义是:散文是指以记叙、抒情、描写为主要方式的篇幅短小,取材广泛,写法自由,文情并茂的文学体裁。
然而,读余秋雨散文的第一感觉就是,篇幅宏大。《文化苦旅》31篇中,以都江堰最短,也有3500余字,而压卷之作《江南小镇》有9000余字,《风雨天一阁》有16000余字。其实,长篇散文的出现是散文发展的必然趋势,篇幅短小的文体规范极大地制约了散文的表现内容,使许多过程长的、容量大的、情节复杂的重大题材被排斥在外,只有长篇散文,才能吞吐古今,驰骋中外,具有黄钟大吕的磅礴气势,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林语堂曾指出:好散文必须具有容纳充分发挥才能的篇幅和轮廓,必须改变迫于生产力落后而形成的简约、削足适履的旧观念。可见,余秋雨散文的出现迎合了散文的发展趋势。
另外,写作手法上,秋雨先生的散文并非以抒情为主,而是以议论为主。他的散文核心成分是议论,但又多以抒情的笔法来表达,这种抒情与议论的水乳交融,使文中的议论充满了睿智与情趣,使读者总能在理性的思考中获得一种特有的精神享受。如《阳关雪》中“即
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正是这种抒情与议论的结合,才使人们能够更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所经历的苦难历程,中国文人所独有的悲剧性命运,促使人们反身自问,文明是什么?文化是什么?我们在哪里遗落?又怎样才能找回。可以说,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最具特色和最有魅力的部分,不是来自生动的场面描写,也不是来自温情脉脉的抒情,而是这种用抒情的笔法,进行理性思考的议论。
综上所述,余秋雨的散文,跨越了纯文学的界线,走向文化领域。他开创了散文的一代新风,以崭新的范例拓宽了当代散文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散文审美形态,使散文的河流改变了流向,由小到大,由浅到深,由个体意识的抒发到到整体精神的张扬。
第四篇:谈余秋雨散文
当代文坛谈到历史文化散文,就不能不说余秋雨。余秋雨当年凭借《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十分畅销的散文集成为文化散文杰出的开创者和领跑者,“为中国当代散文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提供了一种广阔的视野,从文化历史的画卷中展示文化人格的深度,开拓想像的新天地。”It然而,我们在为余氏散文“范式”出现叫好的同时,也不难发现,余秋雨在其部分历史文化散文中却有着“为文而造情”的虚假的“滥情”倾向。他创作中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主观情绪的过量投入使得文章结构和行文出现混乱,小说、戏剧成分的大量引入带来虚幻的文化感伤,抒情话语复杂化和陌生化及其修辞方式的不当使用给人以故作高深、极不自然的感受。显示着他的一种媚俗之态和“滥情”。
抒情是文章打动读者、感染读者的重要手段,“情动于衷”方能“形于言”,杰出的抒情往往能表现出深刻的人格和哲理底蕴。文学作品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人的情感抒发的真实。余秋雨散文抒发情感的方式主要是把他对文化的多情和昂扬的生命激情这两者交融在其散文之中。他说:“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我应该尝试用生命和各种各样我的祖先的文化和陌生的外国文化进行对话,进行周旋。”“那是一种生命与生命的拥抱,生命和生命的冲撞,生命和生命的周旋。”以这种状态写出来的散文带有激情,固然能让人怦然心动,但某些“滥情”的弊端也随之浮现出来。
过分泛滥的感伤情调。余秋雨的大部分散文从标题上看均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景观、名胜,他让我们读到的不是外在的景物,而是这些山水背后的人文和历史。然而,看过许多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读者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余秋雨每走过一个地方,记录一个地方,呈现给读者的都是褒誉之辞,似乎这些地方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历史,都那么令人依恋。也许是作者写作题材选择的刻意(基本取材于文化风景胜地和旅游景点),也许是商业炒作的必要,总之,余秋雨的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写法让读者感到了一种阿谀奉承之意,真的每一个地方都那么值得写、值得赞美,还是他为商业目的而“滥情”?他在《文化苦旅·自序》中说道:“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作者的这种“喟叹”使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是否真是某种历史责任感的驱动,是无可奈何的叹息,是令人警醒的长啸,还是一种过于“滥情”的表现?作者感情十分细腻,爱憎分明,本以理性见长,但却在某些文章中把握不住情绪,往往极力渲染感情的幅度,渗入某种感情的夸饰,以至抒写一些“不必要的”感伤,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而文中的“诗化”倾向又使这一情绪过于浓重而走向泛滥。从《文化苦旅》中的道士塔、柳侯祠,到《行者无疆》中的佛罗伦萨、布鲁塞尔,很多篇什,余秋雨都在刻意营造着一种感伤的悲剧效果,让他笔下的“人文山水”,传达出低回与感伤。余秋雨在《千年庭院》中多处怀着深幸之感提及27年前在文革大串联时,偶然踏进长沙“岳麓书院”所产生的一种“受用终身”的神秘感。多年以后,他提到这事还是念念不忘:“我无法使他们相信,个匆忙踏人的庭院,也不清楚究竟是作什么用的,也没有遇见一个人,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竟然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关键’。”“这项事业的全部辛苦、苦涩和委屈,都曾由岳麓书院的千年庭院见证和承载,包括二十七年前我潜身而人时所看到的那份空旷和寥落。空旷和寥落中还残留着一点淡淡的神圣,我轻轻一嗅,就改变了原定的旅程。”作者在此对自己早慧形象进行了刻意“张贴”,使自己上升到定高点来俯视,行文中过量投入了主观情绪,似乎不是深切的悟道而是刻意渲染,是通过“滥情”来得到读者的认可,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共鸣。散文打动人心,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点便是情感的抒发。但在情感“量”上的不加节制乃至夸饰却会适得其反,让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感情的真挚,而是一种情的泛滥。
第五篇:余秋雨散文读后感
读《回望两河》有感
“比梁实秋、钱钟书晚出三十多年的余秋雨,把知性融入感性,举重若轻,衣袂飘然走过他的《文化苦旅》。”这是余光中先生《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中的一段话。余光中把余秋雨与梁实秋、钱钟书相提并论。的确,十多年来,余秋雨散文读者众多,好评如潮。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散文,在丰富的文化联想与想象中完成对所表现的对象的理性阐释,融合了庄子哲学散文的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思维与两汉赋体铺叙夸饰,华美凝重的修辞方式,从而表现出浸润了理性精神与内在理趣的诗化特征。
静静的夜里,最好莫过于读书了。一盏孤灯,一杯浓茶,细细品味。
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时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获得自尊。
他说,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
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翻开这样一本《回望两河》,再去品味书中对人生、灵魂以及人性的感悟,当然会感慨万千……
潘悦妍
初二(6)班 南京市中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