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半个校长的女校工美文摘抄

第一篇：顶半个校长的女校工美文摘抄

陈墩镇中学的校工叫田楠。她爹是校工，她18岁那年，她爹提前病退回家，让她顶替端起了这校工的铁饭碗。其实。她爷爷就是老校工，1946年中学堂筹办时，乡绅们看她爷爷做人实在，力举他做校工。她爷爷告诉她，他当那校工，管一个中学堂近百号人的吃喝拉撒，顶半个校长。田楠的名字还是跟他爷爷关系很铁的老校长起的。只是有点男孩味。

田楠，没多少女人相，大手大脚，黑脸盘，冲鼻孔，若是扯着嗓子在学校大院子里一喊，全校每个旮旯都能听见她的响亮的声音。

校工世家出生的田楠，知道校工的本分，她做校工只管两桩事，敲钟、印考卷。田楠敲钟，敲了十来年，从来没有一次差错，只是后来田楠好不容易大了肚子回家养小囡、上下课的钟常常被人敲错的时候，校长老师们才掂记起她这个不起眼的校工。平时，田楠老是蹲在学校厕所边一个黑乎乎的偏屋里印全校每个年级各个学科不同说法的考卷。那些年，校长逼着老师上成绩，老师们就催着田楠印考卷，白天来不及，晚上赶。忙着印考卷的田楠，上班时很少出现在师生们的视线里，偶尔厕所门口撞见，总让人唏嘘不已，不是衣衫不整，就是满脸满手的油墨。

到了田楠四十岁那年，养了小囡回来上班后的田楠没钟敲了。学校的钟，改成了电子钟，一个学电脑的老师，把钟和电脑连起来，编了个啥程序，到了辰光，学校的钟就自动响起来，也不会出错。到了田楠四十一岁那年，田楠没考卷印了，卷子都是上面统一印好发下来的，连答案都是统一的。没有钟敲、没有考卷印的田楠整天在里游荡着，有点无聊。无聊的田楠常常无事生非，闹得校长心堵。最让校长心里堵得慌的是田楠跟学校保洁工闹出了矛盾。几个保洁工，都是有脸面的头头脑脑介绍过来的，懒是稍微懒些，校长不说，谁也不愿说。没事做的田楠看不惯，每日一早到学校里头一件事就是拿了扫帚扫操场，还把散落在各个角落的塑料瓶、纸头纸脑通通收拢起来。这就惹恼了几个保洁工，明眼人晓得，这是抢她们的外快。她们合起伙来跟她吵、跟她闹。谁料想，田楠天生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男人脾气，要是骂人打架，谁都不是她的对手。闹到临了，所有的保洁工都见她怕，不上班，时不时打几天病假，赖在家拿工资。

做着保洁工的田楠又是整日忙碌，不是衣衫不整，就是满脸汗水。陈墩镇乡下原本还有一所带帽子中学，后来这所学校撤并了，镇中学的学生就比原来多了。现在的中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乡下来的也都金贵，口渴了买些饮料喝是常有的事。就这样，校园里空饮料瓶丢得到处是，这就忙坏了田楠。一天到晚，田楠追着学生的屁股拣空饮料瓶。每天下班，田楠的小QQ车上总是堆满空饮料瓶。送废瓶去回收站，田楠总跟人家斤斤计较，点瓶数，讲价钱，每天总弄得很晚才回到家，常常比毕业班补课老师回家都晚。

乡下学校撤并后，学生的接送成了一些人赚钱的门道，只是那些揽活的车又是旧又是破，不是抛锚就是晚点。有一回，一部车子翻了，伤了好几个学生，有两个送到了县医院。医院需要交押金，急得校长团团转。田楠开着小QQ来了，一下子交了二万，说是卖废饮料瓶的钱。别人这才知道，为啥抢做保洁工也会大吵特吵。

出了事，交警过来查，不让这些破车接学生。校长几次跑镇上，申请学校自己买车，只是申请得一步步来，买车的事一时定不下来。

田楠跟校长说，这事你别管，我来。田楠请了半年假，再上班时开来了部全新的校车，三十多座的，国家规定的那种。她的B照也升到了A照。新校车朝校门口一停，那些赚学生钱的车主都傻眼了。田楠的校车接学生是免费的，镇政府为学生买单。那些家伙急了，用破车围住新车，跟她较劲。

田楠二话没说，操起电话就报警。警察没到，那些破车全溜了。

田楠一转眼成了校车司机，每天比谁都起得早、回得晚，接学生们上学，还得送学生们回家。晓得的人去跟校长说，这傻乎乎的田楠为买校车，把自己住的房子也卖了，带着小孩和老公挤住到了她爷爷的老屋里。

田楠九十几岁的爷爷，自然晓得孙女的一贯做派，孙女来老屋扰他竟然乐了，说，我们老田家三代受学堂里校长老师的恩惠，自该有所作为，想当年我做校工，管一个中学堂近百号人的吃喝拉撒，等于做了半个校长。

第二篇：半个身子的人美文摘抄

“嘎嘎，快来洗脸！”妈妈拿着一盆水和一条毛巾冲着在玩泥巴的嘎嘎大喊。

“不要”，嘎嘎一边把泥土拍打成一个圆圆的大饼，一边对着另一边的妈妈说：“我还要再玩一会儿，就再玩一会儿嘛！”

妈妈生气极了，把嘎嘎从泥坑中拉出来，而嘎嘎却在反抗，他一边打滚，一边把泥巴往妈妈身上拨。“嗯，气死我了！”妈妈一边把拖鞋踩的“叭叭”响，一边往卫生间走去。

“噢！胜利喽！”嘎嘎好开心，脸上洋溢着丰满的笑容。嘎嘎从泥坑中抓了一把泥巴，用他那灵巧的手，做了一个有趣的塑像——严肃的老妈，你们瞧，老妈的头是圆的，两只眼睛瞪的比头还大，没有鼻子，嘴巴张的很大，仿佛在说：“还不快去洗澡！“呵呵！”嘎嘎看着老妈的泥土像，笑出了声。他把“老妈”放在一边儿，又跑去河边和小菜玩了起来了。

天色渐渐暗了，一转眼西边的天空穿上了一层金黄色的“纱衣”，小鸟儿们也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当然我们的小嘎嘎也回家了，他满脸泥土，除了头，其他地方都是湿漉漉的，衣服破的难以想象。

“嘎嘎，快去洗澡，洗完后来吃饭！”妈妈一手拿着铁铲，一手拿着一把葱，对门外的嘎嘎说。

“不好！”嘎嘎手也不洗直接跑向饭桌，抓起饭菜就往嘴里扔，吃得肚子圆滚滚的，只留下一点儿剩菜。

“啊！”嘎嘎吃饱了，玩累了，澡也不洗，打了个哈欠就爬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天渐渐亮了起来，公鸡也开始练习声乐了，在房顶上大声歌唱。嘎嘎这只小懒虫爬了起来，穿好衣服。咦？正当他准备套上衣服时，发现自己的身体不见了，只留下头、手和可怜的脚。嘎嘎吓得忐忑不安，大叫“妈呀，我的身体呢？”他急忙跑下床，顾不上穿鞋了，直往妈妈房间跑，妈妈睡得像死猪一样，怎么摇也摇不醒，嘎嘎只好一个人出门去找自己的身体，可是这样，没有身体怎么见人呢？算了，不管了，嘎嘎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出门外。一路上，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望着嘎嘎，嘎嘎羞愧极了，脸像猴子的屁股一样红。

有一个小孩指着嘎嘎，大喊：“看，妈妈，那个哥哥没有身体，是个怪人，他是个只有半个身体的人。”

嘎嘎羞愧不已，心想：“如果身体回来，我一定好好清洗，不会再让他跑走了。”嘎嘎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家中，嘎嘎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把窗帘拉得紧紧的，不让一丝光线跑进来，嘎嘎坐在地上越想越羞愧，把头埋在被子里面，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报纸！”一声叫喊把嘎嘎惊醒，发现身子还没回来，心里很不舒服。“啪！”一张报纸飞进嘎嘎的房间，正好打在嘎嘎的脑门上。嘎嘎气急了，抓起报纸一看，报纸上写着几个大字——半个身子的人。嘎嘎很好奇，一打开那页，发现那儿有张照片，仔细一看，那不就是嘎嘎吗？嘎嘎又羞愧了，看着照片上的自己，心想真不应该不洗澡，想着想着，肚子叫了，嘎嘎抓起两块钱，来到门前的小店，一路上，许多人在谈论那个半个身子的人，更多的人在对着嘎嘎指手画脚，嘎嘎看着这样的情景，昏了过去。

“啊！”嘎嘎大叫一声，被惊醒了，看着自己的身体，还在，原来刚才只是个梦。嘎嘎想，万一这是真的会怎样？

嘎嘎爬下了床，来到卫生间，自觉地把自己从头到脚洗得干干净净，香喷喷的，看到镜子里自己的那张脸，笑了。

嘎嘎走出卫生间，看见妈妈正惊讶地望着他，嘎嘎又一次羞愧地笑了，因为他可不想让自己的身子离家出走，更不想被人称为只有半个身子的人了。

第三篇：村上春树与女收银员美文摘抄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从朋友那里获赠了一张充值加油优惠卡，有一天中午12点，他驱车来到朋友事先指定的那家加油站，准备往卡里充值5万日元。

充值柜台设在加油站的便利店里。村上春树把车停好，带着墨镜走进便利店，发现充值柜台后坐着一个女收银员，便走过去问道：“请问，现在可以给加油卡充值吗？”

女收银员没有认出眼前这个戴墨镜的人是谁，有些迟疑地说：“充值吗？现在恐怕不行，我们11点半以后，一般不办理这个业务。”说着，她开始收拾桌上的杂物，准备离开。

“哦，对不起，我不太了解你们的作息时间，来晚了一点。拜托，帮帮忙，麻烦你破例办理一下，行吗？”村上春树边诚恳地说，边掏出钱包。

在村上春树看来，一个人到加油站来充值，等于是绑定了一个顾客，加油站应该欣然配合才对。可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女收银员白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我还没有吃饭呢！”此话一出，差点没把村上春树气晕。

不过，村上春树毕竟修养极好，虽然很生气，但没有发火，只是对女收银员说：“姑娘，我可以教你一个秘诀，往后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你一定不要说‘我还没有吃饭’，而应该说‘先生，对不起，超过11点半，我们的电脑系统关闭，不能为您办理充值业务，请您改时再来。’记住，这后面的一句假话，远比你前面的那句真话，讨人喜欢。”说完，村上春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便利店。从此，他再也没有来过这个加油站。

五年以后，这个女收银员在日本服务业界颇为有名，人们公认她的服务质量一流，她的名字叫：岛袋佳奈。在一次业界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已经成为女经理的岛袋佳奈，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感谢当年那个戴墨镜的先生，是他教会我如何面对我们的顾客。”

不是任何真话都该被说出，也不是任何假话都不该被说出，其实，真假并非关键，关键是说话人能否懂得听话人的心，从而选择一种恰当的方式进行表达。

第四篇：上学只需要半个小时美文

有个研究生来到秦岭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第一次上课，研究生为了活跃一下气氛，问道：“同学们，告诉老师，你们到学校要花多长时间？”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报出了自己上学所需的时间，最远的说要一小时，最短的也有半小时。

下课时，研究生想起一件事，就问：“刚才谁说自己上学只需要半个小时呢？”

一个小女孩站了起来，答道：“老师，是我！”

研究生笑着对她说：“今天放学后你先别走，老师送你回家，顺便去你家家访。”

放学后，研究生与小女孩结伴而行。

在路上，小女孩显得很兴奋，她告诉研究生，说她回家后会看书、洗衣服、拔草、喂猪、照顾弟弟。

研究生听了，心里酸酸的，才12岁的小姑娘，却承载了这么多家庭负担。

走着，走着，天色开始暗下来，研究生抬手看了看表，不禁吃惊起来：从出发到现在，已经超过一小时了。

她问小女孩：“你不是说上学只要半小时吗？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你怎么能对老师说谎呢？”

小女孩抬起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很小声地回答：“我每天都是跑着来学校的！”

第五篇：老校长与小校工

老校长与小校工

不知为何，我打小就对当领导的很隔膜。后来发展到包括我的旧友新朋亲戚同事，一听说谁当了领导，哪怕官阶不大，也多少有些今非昔比概念支配下不自觉的疏远,可唯独一位，除此之外。她就是我四十年前刚参加工作时的顶头上司——沈阳一中大名鼎鼎的女校长佟执中。究其所以，大概是因我与她初识时，还能明确她是领导，而相处一段时间后，就似乎把这茬儿给忘了，只觉她是个熟识的邻居、亲切的长者、能想啥说啥的故交、甚至可以随意向其闹点小脾气的大妈。

如今她去世已有十几年，若活着，应是几近百岁的老人了。当初她的丧仪在北京举行，我未亲赴，只托人送了个花蓝。她的侄女曾望我写个祭文，但由于正值我亲爱的二姐刚刚病逝，实在难以承受追思之苦，便拒绝了。可这多年，我却一直有为她写点啥的念头，只因自己对她一生经历的了解很局限，又不善说些泛泛的溢美之辞，生怕写不好，而每每欲说还休，只让亲敬和思念之情囿于深心罢了。

我与她的初识是在教育局给我父亲平反的追悼会上。她作为主持人，并没说几句话，只是会后眼圈微红地对我母亲说:钱老师(我父亲)我认识，有学问，岁数比我们大，不禁折腾，没能挺过来，唉……后来母亲听说她是个老党员，学生时代就参加在我父亲的追悼会上革命，刚解放就当了区长，那时东北缺知识分子干部，不久就派她当了中学校长，曾历任沈阳多所（十一中、八中、三十二中、三中、二十八中、二师、五中等）学校校长，一干二十年，直到文革被整得自杀未遂，后全家下放辽西山村八年，新

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近才回来到一中当校长。当时落实政策，我被安排在一中就业，没有学历，只能当个勤杂工。我已满足，只图自食其力，可母亲想让我做校图书管理员。为此她找了主管落实政策的书记谈，未被置以可否后，又找了佟校长，并坚信她会予以同情或帮助。不久，母亲如愿以偿。眼看着我被安排在一中过去学生宿舍（东寝）的一间破糟糟四不靠的门房里住下，又到图书室上了班，她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沈阳，回到四川大哥家。在解放战争中

母亲走后，我就整天在学校二楼走廊阴面的半间小黑屋（图书室）里理书借出看书，与校长似乎没啥瓜葛。只是每天要将校内公私所订报刋从传达室取回分送到各部门的办公室，校长室锁门时，我就把佟校长订的报纸顺便带到她家(我们住一个院)。她虽每天下班比我晚得多，但家里有个八十多岁老母和一个从农村回来备考的小儿子(第二年以全省文科第三的高分考取了北大法律系)，不怕没人接收。她老母善良慈祥，见我孤身独处，常对我问寒问暖；她儿子与我年龄相仿且机智幽默，我们也常攀谈。这样，虽不常见校长面，我倒成了她家一老一小的常客。佟校长的母亲与弟弟夫妇（左右）一天，我照例下班送报到她家，意外地见她丈夫(据说是一位高干，名王无，在市政府任计经委主任)也在家，正与另一似同事的男子谈话。我放下报转身要走，不料那男子突然冲我高叫一声'这丫头好大的个'，站起身走过来，到我面前突然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卷尺，刷地抻开，从头到脚给我量起身高来!我毫无防备，只觉得那冰凉的钢尺一下子贴上我的脸，使我全身一激凌，情不自禁冲校长的丈夫也高叫一句:他是谁呀?可以这样无礼!说完转身摔门而去。说摔，其实也没用多大劲儿，只是那学生宿舍改造的卧室和厨房间的板条玻璃墙和门，本来就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关门稍一重，就立马产生了“轰动效应”。只听得叮零咣当一阵乱响，衬得身后一片沉静。于是我就在这沉静之中愤然跨出她家大门回到我的蜗居，之后，也就没再多想。隔了一天是星期日，刚起床，佟校长的大儿子(在外地工作，偶尔回家)突然来敲我的门，说他爸打发他来送一张电影票给我，并就前天的事对我表示歉意，让我消消气，去附近的民航影院看个电影。我很窘，又不能准确地用语言表达出这窘，就只坚决不要那票。那位大哥也不善言辞，就捏着票回去了。

丈夫王无没想到下午他爸亲自来叩开我的门，笑呵呵地说:小钱，你们佟校长说了，我的客人没礼貌，我要负责亲自道歉，我就来向你道个歉。他是帮我们搞沼气试验的农村人，挺肯干，就是没啥文化，说话办事有点差劲。我已批评他了，你就别生气啦!听了这话，我更不好意思了，半天挤出六个字:我没事，您回吧。然后关了门。打这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去她家送报，见了她也

佟校长夫妇尽量躲着。直到一天她笑呵呵地跟我说:小钱，咋不给我往家带报了?我家老太太挺爱跟你唠嗑，还总问我哩!于是，我就又成了她家常客。同样的是去送报，不同的是与她一家人更熟更无拘束了，即便偶尔佟校长夫妇在家，我也不避。有时聊天涉及到人的个头高矮，大家就会提到那次摔门事件——形容当时门墙的响声，形容我扬长而去后的场面，形容那农村人的尴尬，形容事后她家人谈论此事时各人的态度，形容佟校长回家听说此事后拿出张别人给她的电影票……并纷纷笑得前仰后合。这，竟成了我们之间的一大典故。学生时代 不过熟归熟，她其实不跟我认真谈什么。因当时我才二十来岁，是全校最小的;而她已近六十岁，是全校最老的(人们当面背后都称她老太太)。她似乎没把我当成手下员工，只看成一个不懂啥的孩子。可有一天她忽然把我叫到校长室，郑重地问我:教政治的朱老师病了，你能不能帮他代一段时间课?有个政治老师推荐了你。我知道那时社会多年没大学生，学校刚走上正规，老师奇缺。可我本能地说不——我连正经高中生都算不上呀!可佟校长说: 前几天全区教职工统一考时势政治(题目是区里出的，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内容，当场答完当场交卷，区里还派人來随机抽走一些人的卷子去统一评分)你得了个高分——八十三，没几个过八十分的。昨天我上区教育局特意看了你的卷子，字写得也不错!我听了马上辩解:那是别人对这类事没我那么上心;再说我家文革的遭遇使我养成了对政治极为关注的习惯；加之年轻记性好，《决议》主要内容几乎都能背下来了——这还能出啥大错?可教书的水平真没有!她说：试试吧。你认真谁备一下，后天我和苗校长先去听一节课，实在不行再说。如果行，图书室工作少干点，以教课为主，朱老师病好就不用你了，最多也就干完这学期，算你临时帮学校个忙!就这样，我第一次登上了讲台，而这一干，竟真的干了一学期。虽然干得肯定不好，又没有一分钱额外的经济收入，但它却让本极自卑的我第一次真正收获了工作上被信任的感觉，并且初尝了教书的乐趣，甚至萌发了将来努力争取做个教师的幻望。就在我代课即将结束时，发生了一件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事，并且此事与代课关系重大:我考上了沈阳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这个学院文革中被分解刚刚恢复，校舍被占，只得暂借几所中学的闲置教室分散办学，故没来得及参加全国统一的招生考试(晚了几个月)，只好决定复校后首批招收在职教师脱产生。我是在考试日期前一周收拾旧报时偶然发现几个月前报上的该校招生简章而突击报名突击参考的。因根本来不及复习，怕考不上，所以对谁也没说。偷偷托人补报了名，偷偷溜出去考了试，没想到居然考上了。考上固然好，可愁事紧随到:一是一中可能不同意我走，带工资上学，一些人是不能接受的;二是听说学院还要逐一核实考生的教师身份，不是在职教师，将取消录取。无奈，我只得到校长室找佟校长。忘了当时咋说的，只记得我边讲边哭，搞得涕泗泉湧，反复表达上学读书的强烈欲望，申明这对我，是此生最后一次机遇。还没等佟校长说话，桌上电话铃响了，她接起来，只听里面一女同志大声说:是沈阳一中校长室吗?您是哪位?我是沈阳教育学院招生办的，有件事向您核实一下，太远，我人就不去了。我与佟校长对视了一眼，顿时紧张了起来!只听佟校长说:我是一中校长，姓佟。对方说:有个钱家珍老师是你校的吗?她教什么科?佟校长答:是，教政治。对方说:她好像考的是中文系，对不对?佟校长答:不知道，待会我问问她。对方说:没关系，这不重要，只要她是教师就行了。说完就撂了电话。放下电话，佟校长笑呵呵地对我说:挺大个儿哭啥，擦擦眼泪准备念书去吧!念书是好事情，好好念!都成大学生了，别遇事哭咧咧的啦!于是不久，我成了一名大学生，每天起五更爬半夜地走读(学校很远，要换乘三个公交车)，从此也就脱离了佟校长的领导，只与她一直保持着老邻居的关系。与侄女在一起

说是邻居，其实我们为邻时间并不长:在我还未上学时，她家就因王叔叔分了房而搬走了。她走后腾出了房，学校将其分隔成一大一小两间，要一位教导主任一家四口和我搬进去住。我很不情愿:一来与领导为邻；二来两家之隔是半砖半板的一层薄墙，打嗝喘气都能两家共享其声，真还不如我住的门房。我猜这是佟校长的主意，于是找她表示不愿挪窝。不料一贯好说话的她正色道:主任家房子急待解决，但这一大间都给了他别人会有意见;你一个姑娘单独住门房不安全，出了事学校有责任。这样两全其美于公于私都好，你应服从学校安排!看着她一脸严肃，我只好乖乖搬进东寢楼里。两年之后，学校与某企业联建宿舍楼，一时间分房成为全校热点，我也以落实政策之由提出申请，以图解决自己住房与人共听的问题。可分房方案公布，结果又把我与一位老师的四口之家分在了本该一家住的两屋一厨一套房里了。我跟佟校长表示不满说准备去找主管分房的书记谈，可她听了我的抱怨缓缓地说:小钱，按说你老爸文革丢了一条命，全家被迫离开沈阳，这次给你个房子，不为过。可全校一共就这么几套房，许多老师拉家带口老少三辈挤在一起住，这次还都轮不上，与你分到一套房的老师，也没资格独得一套。你毕竟户口本上只一个人，能不能克服一下，也想想领导的难处，不提进一步要求了?听了这话我顿时哑口，咽回了原本想说的求她帮忙的话，最后提出了个退一步的要求:那就帮我在东寢旧楼里调换一个独门独户的。她听了停顿片刻说:我不主抓分房，说了不算，但你这个要求也合理，我可以尽量帮你争取一下……不过，依我看你还是不要放弃新房:东寝是个旱楼(无上下水和暖气)，不光要自己拎水，连上侧所都得下楼到院子里，冬天你上学挺晚回来冻得要死还要自己生火做饭取暖，这罪你还没糟够呀!新房没这些问题，将来还会通煤气。你体格弱，利弊轻重，我看你还是权衡一下，搬到新楼吧!我看着她一脸慈祥，马上改了主意，不久就服从分配又一次搬了家。说实在的，两次搬家我都不大情愿和如愿，但两次搬家都使我深切体会到了她情与理融合在一起的那份温暖。与妹妹弟媳等在一起

我搬家不久，她就退了休，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与她年龄相距近四十岁，同在一个单位只有两年多，却持续交往了二十多年，直到她去世。至今，我们最后一次在北京相见时她向我大谈其武俠小说魅力时的神态，还如在眼前。多年来只要忆起她，我就会时而感觉到亲切温馨，时而不由得肃然起敬，时而能发出会心的笑，时而会发出伤心的叹。这一切似乎出于自然:她曾做过我的校长，我曾是她麾下的小工，她帮过我，可其实又绝不仅此必然。此外何由?而今细究，我以为大致如下:土地改革时期

首先，她是个与人为善的人。只要符合道德情理政策原则且又是她的权限之内能力所及的，无论大事小事，她总是尽力成全别人。而她的成全，又从不取决于受者的地位尊卑身份贵贱或对她个人的交情深浅态度好坏有用无用。能帮则帮，若是她觉得不该帮或不能帮的，交谈后也能使你体谅她的为难，甚至觉得她拒之有理(像那次她不帮我要房子一样)。我刚工作时，可能是文革遗风尚存，教职工有了矛盾纷争或怨尤不平，到领导那里讨说法求解决，远不如当今人们对领导这般谦和恭顺礼貌有加——暴跳如雷者有之，非礼不逊者有之，欺软怕硬者有之，得理不让者有之，可她既不怒形于色，更不怨生于心，总能平和处之，息事宁人。她常说:谁没事找气生?总是急了才发火。讲理的人也有不讲理的时候，别理他，过些天他自己就想明白了。我曾跟她说过某某脾气太大，怪吓人的。她反唇相讥:谁没点个性?我要不是当了校长，也没这么好性子!再说，你不也把我家门墙摔得叮当响?说完大笑起来，弄得我也只好跟着她大笑。她在一中工作期间和退休之后，同事们提到她，不管公论还是私议，一致的评价就是:人好。即便个别人对其或有不满，表述时也常会用个转折复句:“当然，老太太是好人，心眼好，可是……”好像说话人在不满的因由前，不来个大前提就直议其非，总显得自己多少有些不合公理。固然，这个句式的前半截内容太简太俗太不与时俱进，但认真一想，做为一个人，一个领导，能获此众口一词经年不变的评价，确也极为难得！

再者，她是个心胸开阔、生性豁达且极有修养的人。我与她交往二十几年，几乎没见过她愤然不平的样子，凡事总能看得开。她对升官发财世态炎凉贯持超然不屑的表情，对生老病死否泰祸福，更持顺其自然的心态。她的豁达，是一种见多识广经风历浪后从心眼里流出的淡然、宽厚和大度，而决不是一种明哲保身的自我宽解或作给人看的所谓“高姿态”；她的修养，绝不仅限于一般举止适度言辞温文处事从容的表面文章，而是内在素质极高的自然显现。她从不抬高自已贬低别人，更有“闲谈莫论人非”的自律，即使谈及某人的缺点，也从不用尖酸的言辞表达不满，而是以平实的话语流露遗憾;她能以平常之心待人，以领导之德律己，更不存半点整人之心。那时当领导还不时兴外地调研考察学习开会，她自不例外。只在临退休，继任者到位，实在无事时被派与一位干事同去南方外调几天。多年后提到那次出差，她对我说：你们南方人真细巧，小吃做得不仅吃着可口，看着也精致，可惜没能各样都尝尝!我说你难得去一次，挣这么多钱干嘛不尝?她叹口气说：甭提了，同去的小X，是个极节俭的人，吃饭专挑便宜的。我请客，她说啥也不干，她掏钱，我能安心?只好各自买着吃。我说既这样那你自己想吃啥买啥呗。她说;那哪行,人家不好意思不陪着，不就等于逼着人家破费?只好都免啦。听了这话我当时就深有感慨，事后久久不忘。我觉得事虽小，却是个修养问题，是个平常之心待人，领导之德律己的问题！

同时，她也是个行事内敛低调，作风朴实正派的人。行事，她从无张扬摆谱之举，更无炫耀骄横之色。印象中她甚至都没在全校大会上讲过什么话，全不像后来有些领导，开会时一屁股坐在头把交椅上，对着众属下有用没用该说不该说的滔滔不绝，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像在过瘾。其实她在文革前的沈阳教育界就很有名气，但这名气并非由什么评比活动和官方授予的什么'光荣称号'而获得——纯是由业内人士口口相传而成。作风，以当时只有二十岁出头身为小工的我，其实并没有能力去认识总结，这里不过是靠我对记忆的重新审视而得出的后补结论。在我的记忆里，她工作不搞什么新花样，基本上就是进教室里听课、在校长室里与教师谈话、召集教导主任和教研组长商量事、自己到区市教育局开会这四种形式——这是我每天到她办公室送报纸时，见到她和见不到她的两种不变的原因。她治下的学校，好像全体人员都极看重教学工作，我们这些工人和职员不受重视，全都得为教学教师服务。讲课认真，学生欢迎的老师，即使找她吵架，她也让其三分，或好言抚慰;不好好工作，专门喜欢跟领导套近乎的人，她总是不大看中。我上学后，她曾因中午食堂吃过饭后没地方休息一下而向我借了把我宿舍的钥匙，有时去躺一躺看个报（上班没时间看报）——当时一中所有朝南的房间都用来做了教室和教师办公室，校长书记教导主任及职员全在北面几间伸出的小耳房里办公，她的办公室只有不足十平米的样子，还是与副校长合用，根本没有能让人躺倒的地方和设备。一天我因病没上学，中午她来了。她刚到，一位老师不知为啥找了来(都知道她中午在我的小屋里休息)。见我在，没说什么(那时我还不懂应及时走开)，笑嘻嘻闲话几句就要走，走前说校长你个人有什么事需要我的尽管说，我不能办也能找人，我认识人多云云。他走后，佟校长轻笑两声自言自语地说:唉，挺聪明的一个人，不把精神头用在教学上，讲课一团糟，尽在这些没用的事上下功夫，真愁人!她在位时，老母病重住院去世举丧，没惊动任何人，我知道了还嘱我：别跟一中人说啊，都知道了不好。——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与战友在一起

另外，她帮助人，从无卖好之意或施恩之色，多能让人既无私受偏得之轻，又无身负厚恩之重，甚至觉得常情如此或理固亦然。关于恩义情谊，古人有很多经典之言，我都没大留意，可不知为啥，偏就记住了一句老话:大恩不言谢。此语，我对佟校长可谓践行无误。想当初到一中工作后，母亲回四川前倒是专门到办公室谢她帮忙给我安排在图书室，可她却轻描谈写地对母亲说:我不主抓落实政策，这可不是我决定的。书记跟我商量您的请求，我不过附和同意而已。说实话，我看这孩子既瘦弱又近视，体力活也不一定能干好，管管书报还轻巧点。文革没捞着念书，正好趁机补补，这我还能不同意呀!母亲回来向我复述这话后郑重嘱我:佟校长真是个好人，你要用努力工作来报答她!我当时努力点了头，之后也努力工作了，但似乎并不是为报答她——我太喜欢这个工作了:不要钱能随便管够看书，脑袋和肚子的双重饭碗呀!直到我又上学读书，好像也没跟她说个谢字。记得我已调到母校沈阳教育学院中文系教书，一次与她聊天时她以少有的自鸣得意的口吻对我说:我嘛，没啥别的能耐，就一点——能听出人讲课好赖。当初让你代课，我没啥把握，去听了你试讲，就放心点了。我问:我当时讲得好?她说:好啥?把苏联和俄国俩概念都弄混啦!好像还有个错，我都忘了是啥。当时一块听课的苗校长就说恐怕不行，可我看出你有潜力。你是自己不懂就没辙，一旦自己懂了，就肯定能讲明白。不像有些人，唠起家长里短来一点不打怵，可一上讲台就只会瞪着眼睛背书，不卯大劲背都背不顺溜甚至背不下来!我看出你表达能力还行——不然，我能让你代课?那不是坑学生嘛!我听了打心眼里服气这老教育家的好眼力——我教书几十年，讲课不算好，但经努力的确能做到讲明白。记得就是那一次，我提及自己上大学的事，我说:亏了那天我们学院打电话来调查我教师资格时是您接的电话，不然就没有我的今天!其实，这话在我心里已有好多年了，只是一直没说出来。我还想进一步表达，可她却一摆手打断我，说:这有啥，我也没说假话，换了别的领导也一样!要说幸亏，那就幸亏你答应帮忙代课，不然就没后来的事儿了!你光在图书室，我还能撒谎说你教课呀!再说了，年纪轻轻的，好容易有个读书机会，自己考上的，又不碍别人啥事，当领导的，谁会跑出来拦着!我听了，明知当时是有人想拦的，但也就没再说啥。与同事在一起

至于清正廉洁之类词语用于她，似乎不应由我来解说。可就我与她相处多年的历史来说，的确可由“淡如水”逆推出她与人是把持“君子之交”的。参加工作第二年我回川探亲，带给她一包乐山花生糖。她正眼没瞧就说；你那二三十块钱工资还没我的零头多，给我买东西，干啥?赶快拿回去!我怯怯地说是我妈让我给的，她见我很窘，才说了声下次可别了，收下了。之后多年，我常去她家，包括后来她到北京定居也去过几次，好像都没认真送过她什么东西。不仅如此，我到她那儿还能理所当然地撮顿饭吃——家里有啥吃啥，不爱做了，就出门随便找个小饭店，都是她请客，谁让她挣钱比我多呢!只有最后听说她病重，我托在北京的大哥大嫂去安贞医院看望，他们代我送了些水果和一蓝鲜花，才算是一次较为正经的礼物。现在想到这些，对她，并没额外添什么敬意；对己，倒真挺失悔自责:年轻时咋那么不懂事哩!在解放区

如今，她早已与我永别，听说她和丈夫王叔叔的骨灰都已尊奉他们二老的遗愿，撒到了大海里。我再也没有机会去向她老人家道一声谢了，却也不觉得有必要为此而感到什么遗憾，甚至觉得现在絮絮叨叨写这么多废话都没有一点意义——面对宽阔无垠生机远播永不干涸的大海，语言，是多么干瘪、无力!我也是希望自己将来被真正理解和尊重我的人撒到海里的，若能如愿，那时，也许我们这对当初的老校长和小校工会在大海的浩瀚与坦荡中再续前缘?晚年的悠闲 佟校长夫妇的骨灰撒入大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