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一）谭桢
2012年11月30日，王岐山书记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结束时，王岐山书记在总结讲话中讲到反腐“更希望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并推荐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称“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毕生工作的升华，时至今日仍然被世人所推崇，不仅仅是在于他所开创的历史研究的方法，更多的在于他以第一视角类似外科手术的方式对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进行的全方位的综合分析及阐述。作者托克维尔针对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三级会议记录等，通过将“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 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讨论，论述了法国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所在。
读完这本书，我思考了几个问题。
首先，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在读这本书之前，我去查阅了该书作者托克维尔的生平及其撰写本书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本书写于19世纪中叶，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在政治理念上钟情自由主义，曾担任众议院议员、外交部长等职务，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制定。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于1851年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并通过公民投票使政变合法化，建立第二帝国专制政府。托克维尔对此悲观失望并坚决的持反对态度，因此一度入狱，成为托克维尔人生的转折点。该书就写于这段政治变革时期，受其人生际遇与政治理念的影响，书中流露着对拿破仑三世专制的忿恨，更强调自由的价值，将其政治理念和对法国命运的思考集中写于此书中。
其次，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托克维尔敏锐的抓住了现代政治的本质，即自由权利的平等和民主作为唯一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他通过反思法国大革命，来思考和认识民主化进程即通往现代政治的道路。大革命前的法国，高度中央集权，平等、自由缺失，社会矛盾激化，而自由、平等的思潮却日益普及，在现实与渴求的巨大差距下，大革命成为时代的必然产物。然而，大革命并没有带来完全的自由和平等，而是建立了平等和专制并存的政治体制，托克维尔试图寻找建立自由体制的道路。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针见血的思考，“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也就是说，如果君主实施渐进性的改革，做有益的社会调节，那么人民就不会被迫通过暴力手段去从事轻率、破坏性的变革，法国大革命也就不会爆发。这种思路对于具有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指出了一条道路，为了避免暴力革命，必须推动渐进改革，在相对稳定的演化过程中从而实现平等和自由。而通过暴力手段建立起来的制度，或者说是民主化进程，往往走向另一个深渊，即专制主义。在阐述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关系时，托克维尔指出，旧制度彻底使法国丧失了从贵族制度在保持自由的同时演化出新制度的可能性，使法国社会分崩离析、阶层矛盾尖锐，大革命随之而来，甚至造成在大革命之后，法国只能建立起平等与专制并存的畸形社会形态。
最后，该书对中国当代社会有什么意义？ 2013年人民日报评论指出，该书能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很大原因在于书中内容与我国当下社会的关联性。财经网发表文章，“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从中我们可以窥探该书对于我国社会发展及转型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目前正处于繁荣发展的时期，但是当前的发展，只是物质方面的发展，精神层面的发展显然没有跟上，公众对政府的不满逐渐增加，改革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为了防止出现类似法国大革命的事件，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入手解决。
1、居安思危，换位思考，走群众路线的渐进式创新改革。书中提到，人们一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发生的，而法国的大革命，却是在路易十六统治的旧君主制最繁荣的事情发生的，当时的情形是“社会陷于一种麻木状态。政府因循守旧，毫无创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环境更舒适健康；个人也不去发起任何重大事业。”在安逸的生活中，大部分人都想改变现状，但都不知道怎么去改变，没有一个好的指导方向，政府的一系列所谓利民改革也 并没有从群众的实际角度出发，加之一些有心人的诱导，导致了大革命的发生。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没有沉浸在发展的喜悦中，而是居安思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打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枪，决定基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思路，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以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样的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的改革，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完全迥异于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种脱离群众的专制式改革。
2、远离专制，多让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文章中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作者在文中一百余次提到专制，专制的结果，必然导致腐败，官员滥用权力，加之专制会让民众自私自利，两者互相作用之后，很容易让民众走到政府的对立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好途径，全国人大是根据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按照法律程序，由选民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地方各级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国家权力机关，并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政权组织形式。这样，能够最大限制地避免专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3、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某一阶层被离弃。作者在文中感叹道，农民被各个阶级离弃了。农民最后成了大革命的主力军。其实不仅仅是农民阶层，各个阶层都应该不被抛弃，中国人口基数大，任何一个阶层，人数都不少，一旦出现问题，后果难以估量。因此，一些政策、法规的制定，可以多听听各个阶层的反馈，进行试点之后，再全面推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是团结各阶层人士的重要手段。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由中国共产党、8个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各界人士能通过政协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各阶层人士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能尽最大可能被团结起来。
4、依法治国，政策不能朝令夕改。书中国王说过“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于劳动权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权利，均当被视为无效的法律”,然而，几个月过后，损害劳动者的行会和劳役制度又重新恢复。这种朝令夕改的政策法规，会让群众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日积月累下，会导致之后的政策法规也难以实施，甚至会让群众养成蔑视法律的习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它将法治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给群众以极大的信心。
5、关注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谨防有人利用宗教信仰等问题来做文章。法国大革命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开的，“它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热情，在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热情。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少数民族，他们有着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信仰，并且很多都是少数名族聚集区，这些信仰，容易被人利用、煽动，导致问题的出现，如东突，就是部分宗教极端分子利用人们的信仰，煽动信奉伊斯兰教的群众，企图建立自己的政权。
6、加强媒体管理，多传播正能量，严处炒作行为。当前，不少媒体在报道消息时，喜欢将事件向“官员”、“二代”等靠拢，从而对事件进行炒作，这无疑会让点击率急速上升，但是，正如书中所说的“那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入听闻的种种罪恶”,这样的事情，会让群众走到政府的对立面。而媒体的作用，应该是引导群众多看主流、多看光明、多看本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二）《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主要代表作，初次拿到此书我以为这是一部讲述法国大革命发展过程的历史作品，但是当读完全书我才明白这本书更应当被称为一本历史诠释著作。该书并不是注重介绍法国大革命的发展过程，而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特点为切入点，分析了大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法国爆发，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以及大革命留下的影响，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
18世纪的法国并非是欧洲贫穷落后的国家，相反法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在当时的欧洲都处于领先地位，为什么是在这样一个繁荣发展的国家而不是在其它更落后的国家，大革命首先爆发了。在这本书里托克维尔认为造成大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的原因主要是高速繁荣发展和不平等的同时并存，旧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吸收新兴的政治势力，当临界点打破，旧的体制必然被抛弃。18世纪的法国在社会中存在三种势力的博弈，贵族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农民。贵族阶级是不平等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享有免税权等一系列法律特权，农民阶级受旧制度压迫最深，他们没有享受到多少经济繁荣所带来的福利，反而要承担不平等的税收等负担。新兴资产阶级虽然受益于经济发展而获得了大量财富，但是其本身在税收等政策上仍然与贵族处于不平等地位，同时新兴资产阶级也蔑视靠着制度不平等而生存的贵族阶级。在贵族阶级内部，国王与其它贵族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演变，在旧体制下，国王依靠贵族来间接统治其它阶级，因此在国王和贵族阶级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当新兴势力出现之后，农民和新兴资产阶级想摆脱贵族统治，因而二者绕过贵族阶级直接与国王形成了联系，旧的贵族共和体制已经不需要存在，大革命因而可以如暴风骤雨一般席卷全国，()一个表面上民主共和制实质上封建集权的政体在法国建立起来。
法国大革命并未能在法国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共和体制，群众摆脱了贵族统治的压迫，取得了表面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大革命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很快被集权帝国所取代，君主集权的统治实际并未改变。但是大革命也使得贵族统治退出了历史舞台，人生而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民众得以和君主统治开展对话和博弈，为最终实现真正的民主国家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大革命对我们启示：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财富的重新分配必然导致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不同的力量将在现有社会结构中进行再次博弈。如何在现有体制内更大限度地去吸收不同的力量，平衡好各力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可以平稳运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中存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表现于结果的不均等，也表现为竞争机会的不平等。在当时的法国无论是从社会发展中受益的新兴资产阶级还是依旧贫穷的农民实际上都想要改变这种制度，正因为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法国大革命才能够迅速席卷全国。一种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关键在于，这种制度能够不断地吸收新的社会推动力，并能够在全社会依据价值共识建立竞争和分配机制，从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体制共识，凝聚社会发展动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如此才能够避免革命推动型社会发展模式，以更连续和稳定的步调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三）永恒的中央集权制度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作者：张宝霖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的眼里，是一本不大严谨的理论论述作品。较之于其他经典作品，它显得十分平实朴素。却正因如此，我才得以一窥历史上一些真正大事件的真容。因此，我很庆幸，同时也倍加珍惜与《旧制度与大革命》共处的这段时光。得益于托克维尔平实朴素的耐心讲解，我才能够勉强整理出一些关于大革命的鄙陋见解。
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事件以大革命精神为先驱，将法国社会已久的积弊以一种突然的方式引爆，而其全过程均系于本书的主线——法国的中央集权，一切角色在本书中出场的原因（由其引出或被其引出）。而这个一切事件的导火索，其形成有其独特的原因——法国政体的建立方式。以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为对照，相对而言，其各组成地区依然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其国家组建类似于“部落联盟”,包含着强烈的异质化倾向，国王权力以另一种更为平和的方式被行使。究其根本，地理条件（海岛）是其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因素[1],而法国的中央集权，是其身处大陆的地理条件所要求的，其政治体制、文化性质的同质化趋向不言而喻。正因为如此，中央集权才成其为中央集权。而作者以中央集权为载体，分析封建制度走向倒塌的必然性。
与所有一鸣惊人的伟大革新一样，在大革命前夕，大多数人都不能将它察觉，但它作为一个事件就这样突然地发生了，就这样以它惊人的力量在人们的脑海中，留下永久的印象。但是，我们绝不应该将这场伟大的革命当作一个历史的偶然事件来看待，因为这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更是对人民群众进步愿望的恶意忽视。为了摆脱该误区的困扰，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大革命是人民群众（资产阶级为主）为夺取政治权力而展开的暴力斗争[2],同时也是大革命精神的载体。而作为历史的旁观者，也许新社会对旧社会的排斥及旧社会对新社会的威胁其会妨碍我们在旧历史与对新历史之间展开的求真探索，使我们在迷雾中徘徊不前。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幸而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将新旧两段历史连接起来，发现根植在那片古老土壤中当今社会的根系，清晰地看见大革命的精神是如何发展壮大的。但是，由于旧秩序猝死，新生的政治参与主体不完全发育，后者的弱小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稳定突然失去前者支撑的社会，然而这却导致了后者推动的革命其动机以其实践结果失去控制为结局。这就是本作所揭示的困局。而本书的目的：“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完全失去一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独立的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过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能够看清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他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就是为了解决这样的困局提供一种思路，让曾被专制制度冻结成冰的、现在依旧冷漠的人们，能够敞开胸怀，拥抱自由的阳光。作者始终如一地坚持，以数十年的光阴，不忘本我，不渝终始，即使人们不以为然。托克维尔就是这样向世间表达他对自由的偏执、向这个冷漠的世界大声疾呼。
[1] 非农业人口的流动性本质地抗拒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强大外敌间天然的阻隔。
[2] 针对一切阻止他们达成目的的群体、个人，所以在斗争过程中教会势力受到打击和斗争后教会复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被反对的，是教会拥有的权力。
1风貌
大革命前夕，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图景：专制君主不断扩张权力，因为客观条件已允许这样的想法成为现实，而其自身属性也要求这样的想法被付诸实践。否则，其专制国家将不能保全，其人民将因强权管控的缺失而陷于各自争斗导致的动荡与不安，只因其专制威严不能为他们提供方向和安定。与此同时，新的经济生产方式主体地位在城市的确立赋予了市民们前所未有的力量——这代表着一股新生政治参与力量[3]即将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主导历史洪流的前进方向。但就现在的社会情况而言，让新兴势力掌权是一个绝对的空想，因为他们的社会治理经验显得还不足够，力量也还不足以支撑起整个社会[4]的稳定，所以他们必须等待时机，同时不断地强化自己。反观封建贵族，这个古老的阶层在社会飞速发展的新时代，却没能找到其容身之所，反而逐渐衰落，慢慢枯萎成空壳。但在大革命来临之前，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并没有束手就擒的打算。相反，通过他们中一些不凡者的努力，他们了无生气的阶层有了回光返照的迹象。然而，他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只能是徒劳。因为历史的巨轮将滚滚向前，落后者将被毫不留情地抛弃，沦为历史银河的一粒星尘，回力无天。
[3] 作为参政主体，资本主义者与城市中产阶层的确是新生的（相对而言），毕竟他们是新经济生产制度产生的（当然也产生了新的经济生产制度）
[4] 人民的社会——一个由人民主导的社会，在这个情况下 ,“人民” 必须作为一个真正共进退的阶层掌控社会主导权而不至于使他们中的小部分人在不改变他们整体阶层属性的情况下脱离他们的阶层而“替”他们将社会的“合理”秩序维护
2反动阶级内部的矛盾
国王、第一、第二阶级都是第三阶级的压迫者，同样享受着第三阶级无偿的供养，同时又毫无节制地作威作福，尽其破坏[5]之能事。但在他们内部，却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也有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同样是无法调和的。其中最尖锐的一对的矛盾，就是国王与封建领主[6]的矛盾。这同样是新制度与旧制度之间的矛盾[7],是成熟条件下王权扩张与封地制度之间的矛盾——中央（国王势力）在首都集中处理全国事务的条件[8]业已具备[9],首都的情况——巴黎[10]已经作为专制法国的代表，将全国其他省份置于依附的地位[11],同时也有利于王权的扩张。有利条件的增长伴随着不利条件的消褪使王权的梦想显得愈加真实；命运的天平似乎也在倾斜——旧制度的稳定性驱逐了其自身的流动性，使得守旧者与他们可怜的被统治阶级一样，处于各自分裂的不利境地，任人宰割。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旧制度[12]的消逝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时间不等人——风暴，在有效的准备完成之前，突然地出现[13].[5] 破坏生产，破坏和平。
[6] 属于贵族。
[7] 现在看来，则是旧制度与更旧的制度之间的矛盾。
[8]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交通及通信手段，这就是为什么热带雨林地区难以形成庞大的帝国。
[9] 甚至出现了“御前会议”（专门替代议会为国王提供决策建议，无国家重大决策决定权，对于一些杂务就另当别论）这样的专制怪胎，相当于中国古代汉王朝时期的“中朝”.[10] “事情由来已久，自中世纪起，巴黎似乎是王国内最大、手艺最巧的城市。这点到了近代愈为明显，随着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到巴黎，工业也集中到这里。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起源地，法国的工业活动更加收缩集中于巴黎”——摘自原书116页（商务出版社）。
[11] 这样空间上高度的聚合所提供的阶层联动性，也是革命在最初内取得进展的有益条件。
[12] 这里指的是封建领主制度。
[13] 大革命使平民的躁动打断了王室集权的过程，体现的是平民充分联动后的能力远胜于王室，但从本质上看，王室集权与平民革命的动力是一样的——阶层联动能力的增强。这真是令人惊叹：这个神奇的因素能够使国王变得强大，也能够驱其迈向死亡。
3枷锁的挣脱
阶层联动能力[14]的增强，使得群众的力量变得更加难以掌控。联动能力流动性来源自日益增加其自身权重的交通、信息技术及使劳动阶级日益紧密结合并不断武装他们的新生的、高效的生产方式；而联动烈度则是为当时第三阶级受到来自统治阶层的压迫而产生的抗逆倾向、长期积累的社会改革成果及继续改革的动力所提供。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情况越来越糟。首先，城市因为市民天然的聚集、市民实力的增长和自治意识的增强，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管控。正因如此，城市成为平民百姓们逃离封建势力剥削的去处。此外，当封建农村的分散性不能再为其统治阶级提供持续稳定的控制力时，寄生于封建农村的贵族，不仅失去了原来的政治势力，也失去了国王对其的信任[15].他们逐渐变得贫穷、落魄，只剩下先祖光荣外壳为其遮羞。然而他们依恋不舍的各种特权却让他们引火烧身——他们保持特殊的状态将不为群众所容忍[16],于是二者矛盾激化。而站在制高点上的国王，十分希望这三方对立的矛盾体中其他两方互相较劲，而自己隔岸观火，韬光养晦。但是就现状而言，其如意算盘打空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因为农民于乡村反对封建领主的同时，城市中的市民也在向专制君主展示他们的力量。然而，这两者却有天壤之别，前者的存在是西欧封建时代的基本特征之一，时间跨度极长却无关痛痒[17];后者的产生及其发展却在短时间内颠覆了反抗事业的状态，更新了反抗者的形象，更是取得了令历史面貌焕然一新的进展；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卸去紧压在身的沉重负担，增强自身的力量并不断强化反抗的自由意识，直至最后将这些无端的欲加之物摔翻在地。而成就这伟大功绩的过程，就是伟大的法国大革命。
[14] 由流动性和强度（烈度）组成，可以理解为流动性？强度（烈度）。
[15] 国王不再依赖他们进行统治（相对而言），他们失去了价值，所以国王不会再继续对他们施予“信赖”.[16] 这样情形的导致，是原统治阶级的力量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的结果，所谓“思想解放”,只是其表现形式，因为反抗——只能在现实世界中被实践，再向精神世界施加其影响——思想是无法被压迫的，所以其“反抗”也是无从说起，要是非要将这两个令人喜爱的词语联系到一起的话，我们只能这样理解：“反抗”思想为反抗的具体实践活动提供方向指导和行动借口的在整体反抗实践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份子。
[17] 弱联动能力导致斗争成功率的低下及无法更新现有制度的可悲现状，他们是失败的“反抗者”
4不同的政体，相同的中央集权
只要“友好”的国际环境[18]、平和，分裂的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扩张状态能够继续存在，封建的中央集权制度就能继续延续他的生命，因为这些因素为它提供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环绕首都的国家精华区，被中央集权制度供养着，不断增强其于全国的影响力，又反过来对后者的存在施加持续的增益。与此同时，国王不断稳固自己的地位，不眠不休地颁布有利于其统治的政策[19],随意囚禁甚至处死任何胆敢轻视王权的人，只要这些行为不至于过火。但现在，幸福时光即将永别——因为国王选择为“延长生命”而战，而他原本有机会不让自己陷入如此境地。维持平衡的条件因为客观情况的变化、自身增长瓶颈的到达，发生了可怕的质变——阶层联动能力的增强，使得人民在力量的诱拐下，失去了原本温良恭顺的淳朴性情，走上了“反抗压迫”的不归路；而这导致的一系列效应中，十分不幸地包括了统治阶级扩张状态的终结，“内部”战争的提前到来。这一切轻松地将国王曾经的努力化为泡影而又逼迫他做出决断：延长生命或以另一种形式生存。不像英国人，法国国王在封建君主的历史困局中，选择了前者——体现了他既短视又贪婪的本性。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因某人的失策而易辙，旧制度必将以新风貌再度临世，因为“统治”,这种社会需要没有错——以阶层分化为标志的社会“统治”与人类社会同源同体，错误在于软弱的统治者——只要他们的能力不足以维持其权利（权力），就必然发生一些他们最不想看见的事情，只是其具体形式会因为一些“偶然”而产生符合同一趋势的不同表现形式。
而后，便是我们熟知的——革命君临人间，以无穷的力量破而后立，其先导大革命精神如同宗教信仰一般，摆脱了以往思想在对象、空间、时间上的狭隘，在人类内心引起斗争的共鸣，进而广布四海，挑动着世界的神经。其急风骤雨般地横扫一切，似乎将社会原貌完全地改变，摆脱了旧制度留存的一切阴霾。然而，只要构成中央集权政治的要素依然存在，旧制度就不可能完全被逐出法国。古老深根依旧埋藏在现代人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下，只是不再以封建中央集权的形式展示在众人面前。这就构成了一个现世的悲剧：高尚的自由并没有随着伟大的革命而来到人民群众中间，相反，压迫以新的形式重新施加其影响，使自由的理想真真实实地沦为笑谈。但我们总要追问这不合理的结果，不断地提出疑问：（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是革命领导者人的堕落？是历史的嘲弄？还是当时人的想法？然而这些猜想都不合理，因为历史自有公道，偶然因素无法妨碍其根本规律不偏不倚地发生作用，而这个不能让人满意的结果，其产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支撑因素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状态的结果。虎视眈眈的外国依然是虎视眈眈的外国；革命热情平息后的人民依然平和、分裂、不知所为、根本无法支撑一个以“自由”为原则的社会；革命洗牌后，统治阶层又因新的躯壳重获生命活力——中央集权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18] 不能够大规模调动国家力量的国家必然会被能够这样做的国家所取代，这是优势策略的属性要求的。
[19] 如路易十一曾经成倍地增加封爵的人数：这是贬抑贵族的一种手段；其后继者更是为获取金钱而毫不吝惜地受封晋爵。
5革命的意义
就革命理想而言，革命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因为对于“自由”来说，这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果。不过如果将它作为一个口号、一面旗帜来谈，不能被切实实践却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其要求的内容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大的广度内充分实现。因对于饥渴于自由的人们来说，革命就像高树树上稀疏的果实，需要有人作为梯子才能被摘下。然而，就算果实被摘下，也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饥渴问题。因为事实上胜利果实不足的问题是不能通过点燃激情来解决的。这样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解决，人类社会中永远就只有少数人免于“饥渴”.这就是为什么 “革命洗牌后，统治阶层又因新的躯壳而重获生命。中央集权依然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不过，令人庆幸的是，就历史使命而言，革命的任务是完成了的：大革命后的法国进入了由资产阶级长期掌控的历史时期，规模宏大的社会变革再没发生，法国的发展也因此搭上了快班车。
历史就是这样，有着永恒的法则，不会因“偶然”而改变轨迹，谁都可以希望、憧憬，即使“被”认清现实，但谁要是胆敢阻止它的前进，谁就要被它的巨大的车轮压过去。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托克维尔，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虽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那激情似火的年代，却目睹着法国政局的风云突变，旧王朝的复辟，革命的云诡波橘令他不知所措。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热情歌颂了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本书用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为我们剖析了那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中亦颇多创见，诸多新颖观点亦给人良多启示，令人深思回味。
大革命与中央集权制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这句话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嘛？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惟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
来。”他甚至这样断言道：“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革命的开端和标志。”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却是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大革命与基督教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基督教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事情”，“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但他也认为“在法国，教会并没有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的多。”那么，18世纪的法国人民何以对如此宽容的基督教有如此巨大仇恨，力图要将曾充斥自己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呢?对此，托克维尔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解释这种现象必须在社会状况而不是在宗教状况中去寻找这一现象的特殊原因，应该说，燃气人们冲天怒火的与其说是宗教教义，不如说是政治制度，“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不是因为他是一种宗教，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要自命来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十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教会在即将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占据了最高特权、最有优势的地位。”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教会是国家机构的基础与模型，因此，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的国家机构，就必须摧毁教会机构。正因为如此，教
会才成了革命的目标，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而并非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
大革命与农民
法国农民属于第三等级，属于被统治阶级，承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税收义务，法国大革命前夕，与资产阶级等共同构成第三等级，成为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一个这样的事实不容忽视，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农民的负担并不是最沉重的，相较于18世纪的德意志，那里没有一处是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的束缚在封建领地上，而在法国，早已不存在这种现象，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产品，农奴制在绝大部分地区已经绝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地产的划分已经开始（而非始自于大革命），在此之前，法国农村已经存在大量的小地产主，那么大革命为何首先爆发于法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或者说，“为什么革命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的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对此，托克维尔认为，“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使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通知”。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受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所以，鉴于此，法国农民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将会非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更令人厌恶百倍”。
大革命中的自由与平等
本书还有一个重大观点，就是法国人民为了平等，宁愿舍弃自由。“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直到最后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冷，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个甜头。”托克维尔说得好：“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中国革命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
总而言之，本书是一本颇具价值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没有一般法国大革命史著作的艰涩难懂，激情的笔触、清晰的思路、详尽的描述使每一个读者都能深深融入那似火的革命岁月，读来使人受益良多。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郑静：一种思想 一种弥新——《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中国煤炭新闻网 2013-3-15 9:07:57散文荟萃
早在半年多前，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引起了人们关注。先是有经济学家认为该书有助于反思中国的文革。终于在11月30日的会议上，王岐山对与会专家学者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通过阅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让我对法国法革命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世界近代史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大事件之一，是法国命运的分水岭，正如托克维尔自己所说：
“从来没有哪一桩历史事件能像法国大革命一样，开天辟地，源远流长。”大革命从法国的旧制度中诞生，新社会的大厦是用旧制度的瓦砾建造的，在大革命前夕，每一个法国人都陷入深深的孤立当中，只能以利益为单位结成一个小小集体，纠结于私利，而无心于公义。在孤独中陷得最深的莫过于无权无势的平民，尤其是农民阶层，他们被整个社会抛弃，陷入了集体失语，这最终让他们在沉默中爆发。
对这场大革命，各国的君主、政治家、学者、人民，有人仇视它，有人错解它，有人畏惧它，有人期冀它，有人感觉到它却又无视它、低估它，甚至还有人千方百计想要借它坐收渔翁之利。法国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它“不惧危险，不抱悔恨，蔑视一切现有规则，蔑视一切常规手段，向着它的目的地奔去。法国大革命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变革旧政府，它更想废除旧的社会结构与制度。所以，它必须颠覆一切现存的权利，毁灭一切公认的势力，摒弃各种陋俗与旧传统，将那些经年累月培育出来的顺服遵从思想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干净。
到了今天，人们不难明白，所谓反宗教，只不
过是这场大革命中的一个小事件，是大革命一个明显却不恒久的暂时产物，它绝不是大革命的本身特性。它是近似于宗教革命的方式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它和宗教一样，抽象地看待公民，超俗一切国家、时代和社会形态。它的终极使命不单单是法国的变革，更是整个人类的新生。宗教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着眼于人本身，至于国家的法律、社会的习俗与传统在人们的本性之中添入了什么，宗教并不关注这些。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调整人与上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顾及社会的形式，正因为宗教根植于人性本身，它得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可能被所有人所接受，这就是大革命的弊端，人们还一时无法将这种残余思想摒弃，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播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期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
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后改名《拿破仑法典》）被称为新社会的出生证书，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也为此后的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意义。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革命的发生并非因民不聊生，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流弊被消除，使得人们更容易觉察尚存的其它流弊；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
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
现实中会经常上演历史上已经演出过的戏剧。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在法国大革命风暴前夜所表现出来的迟钝和无知，在现时代不断地重演。面对今天阿拉伯世界此起彼伏的革命局面，谁能想到，这是来自于一个突尼斯小贩自焚的火焰，它以不可想象的方式迅速引燃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燎原大火，让那些统治人民已经几十年、看起来似乎坚不可摧的独裁政权瞬间垮台。这恰恰就是专制制度的典型症候，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偶发事件足以激发出一场由下到上的革命。革命何以发生，何时发生，有何后果，对于那些仍然坚持专制制度的国家来说，依然是无法预料的事情。托克维尔的话是有启示意义的：旧制度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12级法硕（法学）魏雨蒙2012120056
托克维尔是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曾以一部《论美国的民主》名扬天下。作为政界要员，他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长。直到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逐渐淡出，主要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是在拿破仑恢复专制制度的社会背景下完成的。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身感受促使他冷静的反思，将视野从大革命中转到了大革命前，终于从历史中找出了法兰西专制制度不断重建的原因。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容和结构概述
从托克维尔为本书所写的前言来看，本书仅仅是他写作计划中的第一部分，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个领域中，本书偏重于描绘大革命之前的旧制度的种种形状。至于有关大革命的第二部分著作，托克维尔尚未完成就去世了。通过对“旧制度”的描绘来分析“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主要阐述了以下几个观点：
1、法国大革命看似猛烈，似乎要摧毁一切旧制度，与法国的过去割断，但是，旧制度的感情、习惯、思想在法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无法消除。
2、一些原以为是大革命的成就的制度其实是旧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3、法国大革命是以反教会名义进行的政治革命。
4、革命爆发时，其实是法国进行社会改革的时候。法国人民的苦难要比以往轻得多，贵族根本没有政治权力，仅仅徒有虚名而已。
全书的结构很清晰。在前言中，作者声明了本书的目标是解释历史，警醒后人；概述了作者本人的基本判断即有关平等和自由的基本命题。最后作者强烈的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性：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专制的憎恨。第一编直接谈论大革命本身。作者通过列举事实，简明扼要的指出，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反宗教的、无政府主义的。究其本质，大革命是一场运用普遍平等思想去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政治革命。第二编和第三编是全书的主体，讲述大革命在旧制度中孕育的原因。总的来说，在导致大革命的众多原因中，第二编偏重于描述制度性的原因即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而第三编则偏重直接作用于人心和生活细节中的、属于民情、风俗层面的原因即法国人对平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模糊态度。最后作者对前述各章节的观点进行了汇总，指出法国大革命正是从这旧制度中的一点一滴中产生的，并再一次分析了平等
和自由这两种价值观在大革命中的不同命运。
二、《旧制度与大革命》所体现的政治思想
托克维尔在政治理念上的倾向性在这本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热衷于政治自由和地方自治的治理模式。在关于三级会议治理状况的描述中，或者在他的旧作《论美国的民主》中，这种对自由的热爱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他看来，英国、美国都是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社会。而对于旧制度，托克维尔认为，它既保留了不平等的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又增加了王权专制的不自由因素，因此是一种弊端丛生的坏制度。
在大革命后产生的专制帝国里，人们实现了较为彻底的平等，但也较为彻底的丧失了自由，这也是不合托克维尔理念的。他把1789年革命初期人们那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描述得无比伟大和神圣。相对的是，当人们放弃了自由，重回专制君主怀抱的时候，他认为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的倒退，摧毁了许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托克维尔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法国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根据他在书中的措辞判断，他对自由的热爱远远超过对平等的热爱。
对于欧洲传统的贵族政治，托克维尔一方面列举了1788年时德意志大多数邦国农民生活的惨状，把这些地方说成是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反复赞扬传统封建制度下的自由传统，赞扬贵族阶级的高尚精神，对后来贵族阶级的失势表示了极大的惋惜。正是因为大革命打倒了贵族，才切断了法兰西民族的自由根基。
我认为托克维尔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超越他的贵族出身。他对抽象自由持有坚定的、异乎寻常的热爱，对社会平等却抱着一种若有若无的模糊态度。他最欣赏的当然是自由和平等两全其美的制度，但是，倘若在全民平等却毫无自由的帝国专制制度和极度不平等但存在贵族自由的封建制度之间选择的话，他更倾向后者。
平等本身不会威胁自由，平等不是自由的对抗价值，平等可以与自由兼容，其关键是不要盲目服从一个权威的支配。大革命以后，民主社会的身份平等造成人们对强势政府的依附心理，产生了民主专制，即平等的专制局面。民主与专制是相对立的。在欧洲的君主专制时代，民主的敌人是君主个人的独裁专政。一旦民主取胜，它新的敌人就隐藏在民主内部，即多数人的专制。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的不仅可能是理性、和平的民选政府，而且同样可能是高高耸立的断头台。民主作为所有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参与形式带有多数人暴政的危
险，最终带来泯灭个性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的共同特征就是否定自由。大革命前法国人在这种没有自由的民主之下，只是心满意足的奴隶。这种民主加剧了自由在社会中的逐步失落。对此，托克维尔表达了强烈的遗憾，并对他心中那种真正的、发自心灵的、毫无功利目的的自由给予了高调的赞扬。托克维尔对多数人的专制担心绝不是杞人忧天，追求铁血式平等的法国才会有血腥的大革命和革命后的专制复辟。
三、法国大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的相似性
首先，革命爆发的社会环境形似。法国在大革命前是欧洲最典型的专制主义国家，而中国更是高度专制的封建帝国。革命前两国都在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在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国，贵族的政治权力已经被削弱乃至剥夺，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发展。在中国，清朝政府正在实行所谓的“新政”，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较为全面的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闸门。正是清末新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加剧了社会动员与社会流动的程度，进一步削弱了本已腐朽的清廷统制，为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
其次，两国人民对待民主的情感相似。“人民在革命之中想挣脱专制的镣铐，但他们在没有学会自由之前也无法摆脱旧时的习惯、情感和心态。于是，他们又使专制不断得以重建”。中国人民在心理上更没有摆脱专制思想的束缚，无法在真正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
最后，革命所产生的后果相似。造反精神一旦完成其毁灭性的使命之后，很容易演化为一种对立面，即对安逸平和的追求。革命党人以他们忘我的革命精神推翻了封建帝制，试图从封建专制一跃而实现美式民主共和。但是，这正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想要摧毁旧制度，却又继承了旧制度，所不同的是法国大革命是“利用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而辛亥革命则是砸烂了旧制度的招牌，换上了新社会的门牌。
四、《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被热读，是因为当下中国的结构性处境和托克维尔所处时代的法国，有一些相似性。通过阅读找到其与中国当下现实的契合焦点，以及托尔维克思想中对于中国未来的借鉴之处。“改革可以产生红利，但改革本身绝不必然就是红利。怎样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无疑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而在这一层面上，托克维尔的视角恰恰是当今中国“改革者”的视角，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权力执行阶层的启示录。
（一）旧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统治者的腐败
2012年中纪委召开的专家学者座谈会上，论及了“选择性反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经验、反腐制度设计、限制公权力等问题。书记王岐山推荐了本书。今日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制度转型的时期。腐败蔓延，形势严峻，很大程度与“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有关。改革到达了体制的硬核部分、制度的核心区域，到达了权力自身要受约束的阶段，而权力并不容易对自己痛下决心。于是现实呈现了一种历史性的相似，制度和体制已经改革有年，而那些遗留的硬核部分成了人们比改革未曾开始时更加不能忍受的对象。新的领导集体的产生，以及风格差异，使人们燃起了新的希望。对于社会政治向前走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时机窗口。这个时机窗口能延续多长，能扩展到多大，则视乎能否有不断的前进来印证。新的改革如何启动，新的制度顶层设计如果展开，人们正在期待中。
（二）某一阶层进入孤立失语的困境等于把他们推向革命
法国大革命之前，王权高度集中。旧贵族获得免缴捐税的特权，新兴在资产阶级获得大量财富。而农民阶级却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迫切要求变革，成为大革命的主力。旧贵族在革命中被砸个粉碎，曾一度并肩战斗的资产阶级也很快被农民推翻。
对比我国当前社会现状，繁荣和谐的社会之下也存在一些严峻的问题。农民工群体遭人歧视、商贩与城管人员的矛盾尖锐、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观点的上访活动、暴力拆迁、官员贪污及特权阶层超越法律的活动等等现象都表示出我国社会潜藏着危险。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尽快尽早的解决，很可能出现托克维尔所论述的陷入孤立失语的阶层通过革命以实现自身目的的情况。这是我们都不愿看到的。
（三）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章是恐怕是最能引起今日国人关注的。托克维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关键是王权政府在肆意胡作非为，它不断刺激全民族的发展欲望，又不断阻挠这种欲望的满足。时过境迁，三十年前对同样的痛苦能逆来顺受的人们现在已无法忍受了。
随着经济上的繁荣，人民精神层面也得到开放与提高。对自由平等的认识与追求不断的加深。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看法，代表自己的利益。每一个人不在是盲目无知的个体，对政府的任何行为人民都是有权监督的。所以如果缺乏一定的政治自由，政府的所有胡作非为都不能得到及时的、有效的抑制或纠正，结果只能任由政府在错误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知识分子和言论自由
法国大革命的激越浪漫、血雨腥风，很大程度上缘起于其间法国特有的“文学政治”即在旧制度下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政治经验的文人掌握了权柄，这些人无知无畏，勇于标新立异。而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又应归结为旧制度言论自由的缺失，“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密尔在《论自由》中说，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就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因为，假如那个意见是对的，就失去了一个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个意见是错的，也失去了从真理与错误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的形象。言论自由是宪法中的一部分，也是民主制度的关键。当一人的言论受到来自社会或政府的压力或控制，其惧于压力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或不满时，可能产生以下问题。首先，不利于思想的交锋和真理的发现。其次，如果是对政府的监督得不到有效的表达，容易引发政法僭越职权或者怠于行政。最后如果不满长期得不到宣泄，积蓄的矛盾爆发事可能引起更大的动荡。
总结
透过托克维尔鞭辟入里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关联，看到旧的思想观念在21世纪的遗留，看到专制制度对社会人心的腐蚀，看到民主的缺乏如何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我们可以从这些论述中得出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必须从点滴做起，改革开放只有进行式，没有完成式；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论述中得到这样的启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虽然讲述的是法国的历史，但是，书中分析的社会政治规律，放在今天中国的背景下仍有其理论及现实意义。阅读该书以及延伸阅读托克维尔的其他著作，如《美国的民主》上下册、《托克维尔回忆录》对于拓展视野、涵养文化、增长知识都是有意义的。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作者托克维尔，其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提出的五个现象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我们即将出台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电公司领导干部职级调整，照理说，这对供电公司全体领导干部都是一项利好政策，但却激起了供电公司领导干部的普遍非议，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沟通上的问题，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我们生活中，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职场上偶尔也有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每年推选一次后备干部，这为更多人进入组织的视野创造了条件，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也打击了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有的人也许努力工作就只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但被推选为后备干部后，心态就发生了变化，目标就开始调高，开始自以为是，开始更严格的要求，更拼命的工作，一旦多年不被启用、或某一年落选，打击实在太大，还不如不被选入后备，也许工作的激情还可能保持得更长久。因此，我认为后备干部的选拔工作要严肃，纳入组织视野的人选可以多一点，但进行公示确认的，一定要量出为入，宁缺勿滥，要拿出选拔干部的标准和态度来选拔后备干部，提高后备干部的使用率，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和员工发展可能会更好。
三、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非常精辟：
“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与书中说的有点类似，不断鼓励员工在事业上“努力超越、追求卓越”，让员工全心全意将精力扑在事业上，追求进步，对维护企业上下贯通的管理 大有裨益，员工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管理上的对与错，大部分人也没有足够的胆量站出来去指责对与错，说什么就做什么，看起来执行力很强，但在政策的层层传递中，往往偏离了决策的初衷。
在托克维尔看来，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因此，我觉得孟总提出的，要扩大基层民主显得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年开展的“四好”领导班子考核，扩大谈话范围做得是多么的有意义，虽然这样的谈话还没有达到深入了解基层民意的目的，但导向作用的价值是无限的，至少我们又开辟了一条疏导员工情绪的渠道，建立了一条与员工互动的渠道，让员工不再局限于一个班组、一个车间，让他们感 觉到组织近在咫尺，让他们企盼着明年继续谈话，让他们从自己的私人生活更多的关注企业的发展。在此，我存在一个担心，担心个别同志为了控制谈话节奏，压缩时间，询问的时候语言过于干瘪，让员工说的是我们想听的，而不是员工想说的，感觉在走过场，伤害员工的感情，起了负面作用。
四、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也可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看到这一章节的时候，我联想到小日本在论坛上讨论一件事，就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如何保持中国不出乱子，他们的观点是，西方政府出了问题，马上就可以有新的政府顶替，保持国家正常运转，但中国政府出了问题，没有政治团体能够顶得上，依靠群众运动就会爆发社会革命。
十八大前温家宝提出的深入推进改革也许是一剂良药，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关键要看十八大后究竟怎么改，这两项改革都会深深的牵动我们国家电网公司的各项工作，比如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要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我们今年提出了干部“三全”管理，其中全系统任用配臵管理，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还是感觉受到紧箍咒限制，我们的视野还是在系统内、重庆公司范围内，社会上的职业经理人只能充当我们的咨询师、管理顾问，这与排名世界500强第7位的国际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点不符，而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果跳出我们企业 搞管理，是否又能适应，是否还能这么优秀。当然，这仅是茶余饭后的一些遐想，每个企业都有适合自己司情的管理文化，在现有体制下，我们无法打破身份限制，无法打破企业限制，但是，我们在培养干部能力素质的时候，是没有限制的，把我们的干部培养成为优秀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是一件功德，同时，把我们的干部培养成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更是功德无量。
五、在革命过程中，追求平等要比追求自由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王主任推荐我们看了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书中的主要观点说道：个体智慧是高于群体智慧的；个体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在群体里面就很可能变成是正确的，个体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群体里面就很可能变成是错误的。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自由敌不过平等，自由是个体，是美好的愿望，平等是群体，是一种定界了的自由。
在我们的工作中，员工往往总是希望追求平等，物质上要求缩小与领导的收入差距，精神上渴望与领导平起平坐，但绝大部分员工又害怕平等，害怕与劳务派遣员工同工同酬，害怕失去身份界限以后的社会地位随之消失，所以，托克维尔说道：“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这，就是私心。
国家推动各项改革且不说，就是在我们机关本部绩效改革过程中，我就深刻体会到私心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各个部 门都希望制定专业考核办法，为本部门争取更多的绩效加分，但又想方设法的限制别的部门各项加分；大多数员工也渴望打破平均主义，建立起可以适应员工不断追求、不断进步的激励机制，但又害怕在这样的机制下失去竞争力，害怕机制不公平或执行不公平给自己利益带来的损害，最后，又回归到了追求平等和平均。因此，管理机关的绩效改革工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的方向不仅是绩效管理这门专业技术，而是要不断赢得人心、改变文化习惯，提升员工的思想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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