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儒林外史》读后感:有关八股制度下读书人的沉重八卦
《儒林外史》读后感:有关八股制度下读书人的沉重八卦
厦门海事法院 胡伟峰
两三月前,周末在家得闲,翻出吴敬梓所著的《儒林外史》 欲消磨时间。重读之前,关于这本书的印象停留在多年前课本中前倨后恭的胡屠夫,还有东方葛朗台严监生等模糊的印象中。粗略读后,内心大受震撼。
儒林外史中的儒林,即儒者之林,出自《史记·儒林列传》,原系记叙西汉前期多位五经儒学大师的事迹,并附带言及大师们的传承弟子数十人,是合写众多儒学之士的专题性类传,因以“儒林”为题。
因《儒林外史》的内容围绕一群读书人生活展开,作者选取了不同于官修正史的角度,以一个儒林中人的视角,不修饰、不隐藏地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读书人的生活,讲读书人的八卦,故称为外史,如用时下流行的标题可称为读书人的那些事儿。
这种人名、地点、时间都是假的真故事,除自身蕴含的巨大文学价值外,还不经意间保存了创作当时社会生活百态的文献价值。可谓既是文学巨著,又是社会学史料。
作者吴敬梓出生于官宦世家,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弟子员。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 词”,不赴。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晚年,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
清代经学家、诗人程晋芳有《怀人诗》咏道: “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史传。”作为吴敬梓的挚友,程悲吴才华横溢,却仅以一部稗官野史的作者而名传后人,但世间事,祸福本系相伴随,作者未能登科进仕的遗憾背后,却是文坛之幸,少了不愿虚与委蛇的公门中事,有着落魄江湖载酒行的际遇,有着对社会人情淡泊、世态炎凉的更深接触与体会,才能有如此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称之为文学巨著,是因为书中的高妙文字及所反映的深刻内涵。文字的高妙体现于书中先后出场的280 余人中,每个人毫不雷同,且语言及举止与其身份总是如此妥帖,全不违和,读罢,总有拍案叫绝的冲动。
另一高水平是作者用中立客观,不置褒贬,近乎白描的写法,却让人物性格丰满鲜明,读者当下即能分别,如以非贬之笔意写尽贬意,第四回中讲述了范进与张静斋拜会汤知县的场景,“二人进来,先是静斋见过,范进上来叙师生之礼; 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 ”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拥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说:”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磁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 双白颜色的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会备办。后来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丸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在作者貌似平实的笔触背后,却蕴含着对范进只做居丧的表面文章虚伪本质的辛辣讽刺。这仅是众多人物以及众多场景的一小部分,更多高妙的文字以及无情的 揭露及批判有赖于读者自己去细细体验。可以说,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及深刻内涵不逞多让其后出现的曹雪芹《红楼梦》。
而从思想内涵来看,儒林外史全书暴露了封建制度下文人士子个体良知的泯灭,八股制对读书人思想及良知的摧残,以及士人阶层干扰司法、学术不端。
以书中塑造的典型人物匡超人为例,匡原系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因贫困流落城市以测字为生,幸得书生马纯上资助返乡并被授予作八股之法,返乡后事父母至孝。机缘巧合之下 ,其孝行及勤奋读书的事例为知县李本瑛所知,知县赞赏其行止于是大加提携,匡超人顺利通过府考、院考,正人生顺畅之时,谁知伯乐李知县被罢官夺印,并可能累及。
匡立叹为晦气,并在乡人帮助下,往投布政司里充吏的潘三爷,初未遇上,于是与景兰江、胡三公子等一批假名士交往,意图以刻诗 集,结诗社,写斗方,假托无意功名富贵伪为清高隐居的“终南 捷径”,意图名利双收。后因假名士支锷醉后被揭穿及潘三爷说破后,醒悟并投在潘门下,逐渐忘记了读书人的道德准则,收受不义之财,为潘做些包揽词讼,假雕印信,拐带人口,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代考的勾当,潘也未亏待匡,助其娶妻安家。
不久,知县李本瑛复官并升为给事中,(本文来自于范-文-先-生-网)寄书信约匡进京欲照顾他。未曾想,潘三旋事发被捕,匡惊惧之下逼妻子回乡下,自己入京,并谎称未婚配,娶得李外甥女。后不想教习考取,要回本省地方取结。匡超人没奈何,含泪别过了辛小姐,回浙江来。恰逢郑氏娘子因被其逼着到乡间不习惯而忧郁而死,匡心中全无悔意而是想着“他是个诰命夫人,到家请会画的替他追个像,把凤冠补服画起来。就是那年我做了家去与娘的那件补服,若本家亲戚 们家请酒,叫娘也穿起来,显得与众人不同。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似乎天地之间惟有自己的荣华宝贵。
面对从私人角度帮助过自己并在事发后保全自己的潘三爷,匡超人这样表现。“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的上边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
曾经恩义及自己也参与不法的事实全抛弃,只存一副寡情 薄义、虚伪、撒谎的嘴脸。并厚颜无耻地自吹自擂为:”我的文名也够了。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午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 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在舍此科举无第二条进身路的制度之下,在势利的社会环境中,昔日的朴实恪守孝悌的农村少年,在追求功名富贵的道路上逐渐迷失自我,堕落为虚伪、狡诈、卑劣乃至良知泯灭的无灵魂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