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主之死》读后感2000字
《公主之死》读后感2000字
金融学院 17级金融6班 石文锋
《公主之死》一书开括了我的眼界和思想深度,这本书虽然短短一百多页,却让我五味杂陈,久久无法平静,脑袋瓜充满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种种触目惊心的遐想,并与我对当今社会的各种问题的看法产生共鸣。俗话说得好,没有谨记“前世不忘,后事之师”,就难免重蹈前人的错误,势必风水轮流转,纵使时过境迁,也将物是人非,问题依旧困扰世人。所以,我将对文中的事件结合当今社会高离婚率进行论述。
本书由李贞德编写,他学识渊博,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任多所著名高校的教授,主要研究汉唐之间妇女生活以及相关的法制史和医疗史。他作为学者,却一直不出书,这本书是他的处女作。这本书是在诸事纷扰的日子里完成的,实属不易,有幸的是写作过程充满亲友的殷切关怀。可是在他为制度变革沉思默想时,他参考引用的研究成果作家康乐先生却传来噩耗,所以特意在书本用短序纪念他。
本书围绕北魏陵长公主在婚姻中发现丈夫刘辉通奸,两人引起争执,一发不可收拾,刘辉用脚踩长公主的腹部,导致她流产致死的案件。针对如何判罚,而提出了古代儒家法制化,皇权与官家的矛盾和皇权与女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并展开论述,从而一窥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以及汉唐期间女性法律地位状况。
本书在表达处理方面很特别,采用典故加叙述加插图,能够紧密的结合史料,给人以信服力,不知不觉加深我对古代刑法的印象。
从中学到了不少常识。比如,保辜指的是确认犯罪的方法和如今的侦察一个意思;还厘清了连坐和族刑的区别:连坐不一定株死,也可能流放,而族刑指诛灭所有家庭;以五服来衡量亲属尊卑关系;古代男子地位远高于女子可从非公室告一探究竟,作为一家之主的男子可以对子女奴婢动用私刑,并且她们还不能报官否则受罚;最残暴的还属匈奴的“荡肠”习俗,文中第107页“由于缺乏验孕等相关知识,为了确保生育的是自己的骨肉,男人在娶妻之后所生的头胎,一律处死,从第二个小孩才开始抚养”可见,男性为了确立自己的血统传承而不择手段;还有藉田仪式是为了善尽男耕女织责任,皇帝象征性耕种,皇后祭拜蚕神。
通读完后,我想对其中的丈夫不忠和家暴发表自己的想法。
首先是“以妒防奸,另类妇德”,这个对我来说实在是刻苦铭心。文章第35页标有的顾恺之《女史箴图》,恰到好处的点出了魏晋南北朝时畸形的妇德,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另类妇德的风靡?我同意主要是因为丈夫的不忠。书中一些学者也认为是当时社会时事纷乱,男子钱多蓄养歌妓,难免引起女性的好妒的恶德。鉴于此,我联想到当今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社会,男人表面说是应酬喝酒,说是出差打工为了养家糊口,实则被漂亮小姐迷得团团转,从而走向婚姻破裂的边缘的男人不计其数。最新数据显示,2017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和婚姻登记机构共依法办理离婚登记185.6万对,比例连年上升。外遇体现的是丈夫的不忠,也因此被称为“婚姻的头号杀手”.其次是以前许多的刑律都是重男轻女,女子地位极其地下,“夫尊妻卑,父尊母卑,夫家认同”被奉为圭臬。男子乱伦罪不当死,而女的乱伦被发现则是死罪,还有非公室告,五服之礼等等,无不体现男子独到的地位,可见当时儒家法制化空前发展,父系儒家当道,妇女地位下降。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男人权力如此之大,想让男人安守本分,一心一意地传宗接代无疑比登天还难,恐怕只有圣人才能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芸芸众生的我们大多纵情声色,陷入深渊,无法自拔。假使被妻子发现,他们竟没有一点羞耻之心,反而对她们实施拳脚相加的家暴,因为法律的天平早已倾向男子。在这大背景下,社会已然成为男人肆意妄为的温床,他们就像披着羊皮的恶狼。纵穿古今,现在的社会虽然外表光鲜亮丽,()可是因为家暴毒瘤的存在,内在却早已血迹斑斑。那是由于传统观念的桎梏,家庭相处时无可避免的小矛盾和焦躁的社会心理的影响,一些男子在外被泼冷水或受领导指责后压抑不住心中的怒火,只能在弱小的妻儿面前发泄心中的不满。《反家庭暴力法》应运而生,以为能为受害者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可惜的是,情况却依旧没有改观。家暴后,丈夫以孩子的抚养权的名义相要挟,不让妻子报警,妻子在多次家暴后早已对丈夫产生惧怕的心理,怎敢讨价还价,只希望早点离婚,离开这个灰色世界。更有甚者他们的亲生父母深受 “重男轻女”和“家丑不可外扬”的影响,怕脸面挂不住而劝女儿忍气吞声。因此打人者逍遥法外,留下受害者身心俱疲的身影。二战后,外部世界已不再枪林弹雨,希望内部家庭也不再“枪林弹雨”!
为了莫让家庭暴力再次“沉默”,我希望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可以集思广益,团结一心,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制裁暴力,完善的法律是前提也是保障,不能顾此失彼。光靠一纸条文显然不行,邻里的相互帮忙也是必不可少,最重要的莫过于人们素质的提升,思想的转变。因此反家暴的宣传教育不得马虎,要深入人心,防微杜渐。新时代里,新青年的我们感受到爱情的甜蜜浪漫,想尽早步入婚姻的殿堂,但是婚姻岂能是儿戏?新时代的青年渴望牛郎织女般的爱情,开放的自由社会随之衍生出“闪婚”这一产物。可“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婚姻来得轰轰烈烈,去也匆匆,闪婚泡沫终将被无情打破。婚姻大事意味着热情似火的爱情终究变为平平淡淡的粗茶淡饭和柴米油盐,意味着肩上更加沉甸甸的责任。自由社会不等于游戏社会!
道德之树要成长,离不开阳光的照射和雨露的滋润,让另类的妇德之树失去肥沃的土壤,才能赶走高离婚率,体验到乌托邦式的爱情,才能推动社会幸福指数的增长,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唐太宗李世民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只有以这起“殴主伤胎案”为鉴,以刘辉为鉴,方可避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的无奈。
第二篇:公主之死的书评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此书围绕北魏驸马刘辉“殴主伤胎”案,讲述了北魏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在汉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皇室与汉化官僚集团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在公主流产以后、过世之前,朝廷为了应该如何审判并惩处刘辉、容妃、慧猛以及他们的兄长而陷入了一场辩论,辩论的一方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的势力,即门下省的官员,实质上是代表灵太后的意志;另一方是主张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来断狱判刑的汉人和汉化官僚集团,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为代表。
李贞德教授从分析他们双方对立的观点以及各自的论证中向读者展示了法律儒家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卷,以及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中国古代妇女的法律地位。李贞德教授通过一则案例的讲述而折射出案例发生的背景,可谓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笔者在读过此书之后,结合双方辩论的立场和依据,从性别与历史的角度,对该书归纳出以下几个观点:
一、父系社会和法律儒家化背景下的女性身份
李贞德教授在“悲剧的启发"这一小节中画龙点睛,指出:“这个案子牵涉到性犯罪、婚姻暴力和连坐容隐等法律家族主义,可以说涵盖了传统中国女性会碰到的大多数刑法问题。”
在父系家族理论和儒家礼义伦常的体系下,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女人是男性的附属而没有自己独立的身份,即是是公主也不例外。公主走下皇室成员的神坛,成为驸马刘辉的妻子,因而肚子里怀的胎儿是刘辉的骨肉,刘辉犯的是堕杀亲子之罪,并不是杀害皇室成员的谋反大逆之罪。
而对于张容妃和陈慧猛以及他二人的哥哥张智寿、陈庆,汉化官僚集团认为女子随着自己出嫁,“在室之女,从父母之诛;既醮之妇,从夫家之罚。"二人犯罪的连坐责任巳经随着出嫁而从娘家迁移到夫家,与娘家的兄长脱离了关系。况且儒家一贯主张“期亲相隐”,所以张智寿、陈庆不应当受到处罚。
通过皇权和汉化官僚对于此案中胎儿身份认定问题、连坐与容隐原则的辩论,一方面展现运用法律时所体现的儒家父系家族伦理和父权制宗法体系在当时法律中的渗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此理论背景下,女子出嫁带来了“天”的改变,女性地位附着于男性,故其也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被丈夫杀死后对丈夫的刑罚要依据腹中胎儿的地位来决断,不得不让人感慨“可怜公主是个女人”。
二、中国古代女性的阶级差异 非常重要的是,意识到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对所有男性的总的从属,而是在她们自己的阶层中,以及和仅仅是依照个人及家庭的关系的特定女性对特定男性的从属。中国法律赋予女性与其丈夫相同的身份,因此分社会和经济阶层考察女性就更为必要的。本案涉及了四个主要的女性,作为皇室成员的灵太后和公主,以及已为人妻且身份低微的张容妃和陈慧猛。
虽然在汉化官僚的极力争辩下,刘辉的两个情妇容妃与慧猛,他们属于从犯,应该等到主犯的判决确定后才能对二人判刑,且二人即使是犯通奸罪,也不至于变为奴婢,降为贱民。但是本案的最终判决还是皇权顶端的灵太后所做,公主作为皇室成员,其地位和身份代表了皇室颜面,为了维护皇族尊严对张容妃和陈慧猛进行超出法律的严惩。
这种女性群体内的特权阶层对普通人的刑罚处决和暴力报复,体现了古代女性的阶级差异。
三、女性的地域差异
从女性本身出发,除了内部的阶级差异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地域差异带来的风化不同,这一点李贞德在书中“牝鸡司晨”一节中进行了详细阐述。
灵太后在整个案件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她作为当时北魏的实权者,对整个案件的发起、辩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最终忽视臣僚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意志对驸马和其他人定罪。
从灵太后和汉化官僚的分歧点和辩论可以看出鲜卑族女性的地位与儒家伦理道义的冲突。范晔在《后汉书·乌恒鲜卑列传》中写道:“鲜卑人,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乃自决之”。鲜卑人与母系组人关系较为亲近,未必与父兄关系亲近。在这里似乎自由女性才是运筹帷幄的枢纽人物,影响男人能否决胜千里。先被妇女的政治影响力很大。
正因为鲜卑族和汉族文化的差异,女性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的差异,才引发了“殴主伤胎”中的辩论。除此之外,本书还介绍了当时女性生活的南北差异。
四、社会环境所掩盖的女性意识
在本书首章,李贞德借东晋谢安夫人刘氏之口道出了女性自身的性别认知,“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是周姥撰诗,当无此也。”这句千古名言道出了当时社会背景和礼仪伦常约束中女性的呐喊和潜藏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在灵太后的所作所为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灵太后送公主出殡时哀痛感叹的言谈,不难发现,她在乎的与其说是流产的胎儿,不如说是刘辉对公主身心所造成的伤害。灵太后曾不平地说 :“自古至今,那有这样的女人?正因为如此,我才伤心呀!” 可见在灵太后的意识形态里不但没有“男尊女卑” “夫尊妻卑”的观念,甚至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有表达自己想法的权利,也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这便是灵太后的“女性意识”。但是也应当意识到这种“女性意识”是带有阶级色彩的。
律儒家化过程中女性的命运,她们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子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性却被要求始终如一。男子出轨了可以将女子纳为小妾,以辩通奸之罪,而女子却要受到惩罚,只有以妒防奸,成为“妒妇”。法律儒家化带来了男女权利的更迭,女权不断遭到限制,父权、夫权不断增强。但是,并不是一开始女性的权利就遭到限制,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公主之死》这本书所反映的正是法律儒家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图景。
课件补充: 第一讲:
一个女人就是一个女人。她只有在某些关系中才变成仆人、妻子、奴婢、妓女或打字秘书。脱离了这些关系,她就不是男人的助手,就象金子本身并不是钱„„
我们都是地球人
“我们需要开始去思考,性别对于人类来说有多重要。然后在不需要问性别的场合,不要去问。”
“总是以性别来区分人,这是错误的。这样说不仅出于政治正确,而且在科学上也正确——每个人都不一样。”
对社会性别的理解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含义。社会性别化过程从人一出生就在不断发生、强化,每个也在不断地参与和完成,社会性别已经制度化。是一种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与落脚点。
性别差异
本质论 essentialism 主张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是天生的,且是固定的;如大脑结构不同、荷尔蒙等不同,导致影响认知及其它性别、气质上的不同。
建构论constructionism 主张男性与女性虽有生理上的差异,但所呈现出的这些差异,主要是后天的影响所致。两性在性格或行为上的差异,大多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第二讲
迪斯尼童话中的女性形象
睡美人故事的涵义
1、睡美人是一个“红颜祸水”的代表,是她给王国带来了灾难。•
2、公主走出城堡,被纺锤刺破手指,寓意“公主出轨”
3、《睡美人》是典型的英雄救美的故事,从此公主与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但是如果王子不来呢?(笔记上有)
广告中的男性形象对男性造成压迫
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看大学校园厕所设计注意点
• 1.厕所设置地点应位于可及性高的区域,以活动与行人增加非正式监视功能,强化用户之安全感。
• 2.增加厕所周遭视觉穿透性,减少繁复的植栽、造景,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死角与小径,让用户可充分掌握空间信息。
• 3.保持厕所的隐密性:气窗开口不宜过大、过高。女厕便器不应背对门;厕所隔间应注意门的适宜高度,减少被偷窥的可能性。
• 4.通往厕所的道路应避免狭窄、阴暗;充足照明、明确的指示系统;增设电话或紧急求救铃。
• 5.注意厕所的维修与整理,例如门锁损坏应立即修复,强化厕所管理良好的意象。
第三讲:
中国古代妇女的差异性
注意时代差异,慎对中国古代妇女做长时段的比较 注意阶层差异,避免将中国古代妇女看成铁板一块
因为中国法律赋予女性与其丈夫相同的身份,因此分社会和经济阶层考察女性就更为重要的。建议将中国妇女分为四个阶层:奴隶和劳动女性,农民和商人之妻,学者和官员之妻,贵族和统治者之妻。在每个阶层内,女性的责任和特权是不同的。因此,非常重要的是,意识到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并不意味着所有女性对所有男性的总的从属,而是在她们自己的阶层中,以及和仅仅是依照个人及家庭的关系的特定女性对特定男性的从属。
2、皇室其他成员和外戚,有法外特权(以上为贵族妇女)
3、五品以上官爵者的女性家人,有减刑特权(以上为上层妇女)
皇室其他成员和外戚,有法外特权 谓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 皇太子妃荫大功以上亲人请者,尊卑降杀也。
八议
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五服制度中的性别等级
父宗为重
重男轻女:妻为夫居丧三年,夫为妻服丧只有期年;明以前,父在子为母丧只服齐衰。 嫡庶分别:庶子为嫡母服丧三年,嫡子不为庶母服丧,或只服期年。
中国古代妇女史的研究材料
实物史料:墓志、文书、简牍 文献史料
精英史料:历代正史、典志类史书、官修地方志、女教书、家法、家训以及其他的官修史书、正统文人的私修史书等。
边缘史料:诗词、笔记、小说、书信、民间文书、墓葬、文物、老照片、洞窟壁画、文人画等。
母仪
母仪的标准:“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力业”。
贤明
贤明的标准是“廉正以方,动作有节,言成文章,咸晓事理,知世纪纲”
仁智
仁智的标准是“预识难易,原度天道,祸福所移,归义从安,危险必避,专专小心,永惧匪懈”。
贞顺
贞顺的标准是“避嫌远别,为必可信,终不更二,天下之俊,勤正洁行,精专谨慎”。
节义
节义的标准是“必死无避,好善慕节,终不背义,诚信勇敢,何有险诐,义之所在,赴之不疑”。
辩通
辩通的标准是“文辞可从,连类引譬,以投祸凶,推摧一切,后不复重,终能一心,开意甚公”。
孽嬖
孽嬖传录古来“淫妒熒惑,背节弃义,指是为非,终被祸败”的女子事迹。
诸史《列女传》选录主题 《后汉书》:贤妻与才女 《魏书》:忠义与贞节 《隋书》:贞妇与美女 《晋书》:义烈、才识与贤母 两《唐书》:主题窄化,重忠义节烈 辽、金、宋史:烈妇 《元史》:烈妇与孝妇
明清以后,大受旌表制度影响
《公主之死》
1、北魏朝廷的法理大辩论: 父系的汉族伦理
(代表人物:尚书三公郎中崔纂)
反对以谋反大逆罪通缉刘辉并处以死刑,认为刘辉犯的是堕杀亲子之罪。母系的北方统治者:
(代表人物:门下省的官员,灵太后)主张以谋逆罪论处
2、以崔纂为首的汉族官员的意见:
1、反对以谋反大逆罪通缉刘辉和判其死刑。
2、对容妃、慧猛的“髡鞭付宫”的判决太重,她们是从犯,所犯是“通奸罪”。
3、容、慧二人兄长无辜,不应连坐。
4、门下省属于内朝,没有参与判决的权力,此案应该 交由尚书省来判决。
3、鲜卑女性
灵太后是汉人还是胡人,存疑。 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计谋从用妇人,唯斗战之事用自决之。 颜之推(6世纪):南方妇女少社交活动,与娘家少联络;而北方,却全靠妇女当家。 葛洪(4世纪):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登高临水,出境庆吊。
高彦颐:挑战“五四”妇女观出发
五四妇女史观在五四后长期流传,并被国共两党的政治话语所强化,如果“传统”妇女不是活在暗无天日的压迫当中,那所谓“妇女解放运动”就无从说起。没有解放运动,又从何建构一幅现代的、新中国蓝图。
传统中国+父权制:铁板一块、一成不变?
“为了消除这种非历史的偏见和修改女性受害形象,中国妇女历史研究必须对特定的阶段和个别地区予以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妇女之间的社会、阶层背景差异。”
闺塾师的世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来自帝国晚期最高度城市化的江南 受过良好教育 担任女性的塾师 能够四处游历
其中产生了很多的诗人、作家、艺术家 她们和她们的学生之间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
高彦颐: 受害者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现有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常常是一种非历史研究的,或过于宏观的研究,所以高彦颐强调,必须对特定的阶段和个别地区给予更多的关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妇女之间的社会、阶层差异。更重要的是,妇女历史必须被更深地置于中国整体历史之中。
高彦颐
在明末清初江南的每个城市、每一代人中,受教育女性人数的增多,她们间相互影响和与社会相互间作用机会的充分增多,创造了一个过去不曾存在的阅读批评群体。
通过一代一代对女性文学的传递,一如巡游的塾师,她们超越了闺阁的空间限制,从而经营出一种新的妇女文化和社会空间。”
另类女性:柳如是
挑战有限
当然这一女性文化是以其不断的服从为依照的。正因为它没有对官方社会性别体系造成根本威胁,它可以繁荣发展,得以享受事实上的自由,写作的自由、交往的自由、结社的自由和地流动的自由。
她们并未挑战“三从四德”的社会性别体系,但我们还应看到这些性别规范中的弹性与自由,使得女性生活与文化的多样性的出现与传承变得可能。
儒家父权制下的妇女生活
无论闺秀,还是名妓,她们本身就是儒家父权制社会的一份子,也是儒家文化的产物 但她们在体制之内,可以灵活地运用现有的资源,去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生活空间。 她们不仅是儒家文化权力动作的受害者,也是有份操纵这一权力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五四妇女史观”:传统中国+父权制,妇女都是受害者的刻板印象,需要被重新检讨与进一步研究。
第五讲:
科学不是改变人们认知的主因
• 18世纪以来,出于大量对于女性政治角色的讨论。• 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角色,成为争论的主题。
• 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的话语下,如何合理化男性支配的社会现实呢?
• 这时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强调男女有别,认为女性道德高尚,富爱心,不压迫别人,更适合成为人类领袖。
• 反方则反击,女人受生理与性格的限制,适合在家里,以尽女性的天职。
“我们一般认为人体结构及功能在世界各地都是相同的,是全球一致的真相。不过一旦回顾历史,我们对于真相的看法便会开始动摇。如同强盗、女人,以及死者的供词,不同医学传统对于身体的叙述通常有如在描述彼此相异、并且几乎毫不相关的世界。”
福柯:被规训的身体
• 身体是由历史中的各种社会过程组成的。• 福柯:《求知之志》 《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 • 国家和社会通过节育、家庭计划的推广、公共卫生的要求、城市空间的规划和使用,以及户籍制度的实施,人口的繁殖与活动被置入一个社会掌控的范围,受到各种政策的约束和指导。国家实现了对人身体的全面控制。
福柯《求知之志》:权力对性的控制、刺激、规范实际上是权力对生命管理的强烈表现。性、身体、人口和生命就这样成为政治和权力所包围的对象。福柯将权力管理生命的历史时期称为“现代生命阶段”,也称为“性的时期”,以此对立于屠杀权力所主宰的“血的时期”。由于生命的调节权力与整个人口的健康、安全联系起来,因此,它关注出生率、死亡率、寿命等问题,关注的是生命的质量问题。
宫颈糜烂中国这仍然是病,为什么?
2、经济利益的驱动:新式治疗手段LEEP刀被引入宫颈糜烂治疗,牟取暴利治疗 • 宫颈糜烂的病理化,以及围绕它开发出来的,借助恐吓推销给妇女的大量无效和过度医疗,惟一的原因就是商业利益。而这种恐吓之有市场,正在于“柱状上皮外翻”的症状大家都有,而且“治疗”没有风险。
• 至于这种恐吓之所以太容易成功,是因为它可以很好地将医疗的“权威”嫁接在对妇女生殖系统的神秘化的厌恶—控制之上。
“身体”缘何进入人文社科研究领域
• 是西方思想界对自身学术传统和日益膨胀的“现代性”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
• “身体”在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界的缺席,是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科学普遍地接受了笛卡尔的文化哲学遗产:身心二元对立论,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没有互动,至少没有重要的互动。• 身体的屈从性成为西方认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因而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 “心灵”抑或“灵魂”才是研究所需要关注的,而“身体”则被纳入以科技为主的自然科学研究范畴。
月经
• 古代中国的经络血气说:夫妇人月经,气血盈亏于是焉察之,病之有无于是焉候之,生息孕育于是焉繁之。其通其闭,关于妇人为甚重。
• 李时珍: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经者常也,有常轨也。
生命关怀史
• 作为生命的物质载体,身体其实是与生命分不开的,因而对生命的关怀的历史同样可以纳入身体史的研究视野。
• 与医疗疾病史、社会福利救济史、教育史相交叉。
身体视角史
• 在这类研究中, “身体”只是象征性的观念产物。学者运用“身体”这一视角切入传统的研究之中,整合原本并不相连的各个研究领域的资料,发掘出新的历史命题。
综合身体史
• 身体史的出现,本身就是多学科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身体史的研究必然会出现与其他学术领域交叉、渗透的局面,譬如身体史与传统的民俗学领域的某些重合,身体史与心态史、身体史与政治史、身体史与宗教史、身体史与表象史的交叉。女性身体史
• 对于中国女性而言,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男权秩序之下,“失语”成为普遍的生存状态,因此有关女性的研究资料极为匮乏。故而对女性历史的发掘,“身体”反成深入研究的重要切入视角。
• 如费侠莉对于“阴”,高彦颐对于“缠足”,为何身体是无法被单一定义的?
• 海伦·凯勒: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莫利纽克斯问题:假设一个人生而失明,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可以依靠触觉分辨同样材质的球体与正方体。但如果把球体与正方体放在桌上,此刻让他突获视力,请问,在伸手触摸前,他能否用双眼分辨出哪个是球体,哪个是正方体呢?
• 所以:医生和现代医学,也不得不说,身体并不是什么前话语的、先验的存在,我们对身体的认知是历史的、是有地域性、是有性别的、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的,我们的身体无法被单一定义。
女性身体
1900-1909女性服饰特征
这一时期,传统的保守、封闭观念仍然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女子服饰宽大,没有线条,缺乏个性。旗人女子服饰以长袍为主,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
汉族女子则穿裙,一般上着衫袄,下着裙或裤,裙衣相当宽肥,无曲线可言。
1910-1919女性服饰特征
辛亥革命废除了帝制,服饰等级制度也被打破,女子服装开始走向平民化。上衣下裙、上衣下裤成为女子的时兴装束,裤装大受女性青睐。
在这段时期,日本服装波及我国,女性多穿窄而修长的高领衫袄,下穿黑色长裙,朴素、淡雅、清纯。
1930-1939年女性服饰特征
进入30年代,女性装饰之风越演越盛,服装中心转移到上海。各大报刊纷纷开辟“服装专栏”,约请名画家设计新装;各大百货公司、纺织公司争相举办“时装表演”。 旗袍此时大放异彩,进入辉煌时期,展示出女性婀娜多姿的身段。
1940-1949年女性服饰特征
四十年代女性服饰仍以旗袍为主,但不再是三十年代那种装饰繁多、腰身窄小的奢靡风格,长度缩短至小腿中部,领高减低,夏季无袖,变得简便、适体。制作工艺上,垫肩、拉链被引进,给穿着者带来很多方便
1960-1969女性服饰特征
• 60年代中期,男女服装归于一统,女装趋于男性化,尤其是“文革”时期,军便服大行其道。黄军装、黄军帽、红袖章、黄挎包成了“时装”,“不爱红妆爱武装”成为女性着装的时尚。
1980-1989女性服饰特征
• 封闭已久的国门一旦打开,外面世界的美丽时尚便蜂拥而入。牛仔裤、花色连衣裙、蝙蝠衫、棒针衫、滑雪衫纷纷登场,成了服饰亮点。这个时期,女装出现了多元化和时装化的特点,强调表现女性曲线,通常采用轻薄或半透明的丝绸等衣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外穿运动装的时尚,宽松、舒适、健康风尚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历史的轮回
• 从“五四”时期的女学生到文革时期的“不爱红装爱武装”,女装的变化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想象。
•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时髦的内涵常常表达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和规范,但是其内容是变化的,不固定的,这可以从百年中国女性形象的不断变化得到印证。• 19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对女性要求有“女人味”,做“贤妻良母”又成为“女人味”的一个重要内容,鼓吹“妇女回家”。我们在指出五四女权话语有以男性为准则的偏颇的同时,也要看到今天“女性味”话语对儒家传统性别规范的回归的负面意义,这种回归在社会经济文化都已经变化了的当代中国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义。当代中国女性既被要求参与创造现代性的国家,又被赋予传承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重任”,即:保留和体现“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
社会性别话语在制造对女性的规范的同时也在制造对男性的规范。所不同的是,对男性来说,近代以前以孝、忠、悌为衡量男性的标准,而现在,知识男性不提保存“东方男性的传统美德”,追求“西方的男性特质”却成为中国男性的目标。
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过程中产生的对男性的进攻性、竞争性的推崇成为当代中国人界定男子气概的标准。如果说“女性味”的社会性别规范会束缚女性的发展,那么以西方男子气为标准也会使中国男性产生焦虑和感到压抑。壮阳药的巨大市场就是一种表症,反映的是当代文化制造出来的男性性焦虑。确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对现代性的想象中充满了社会性别含义,表达了在全球权力等级结构中处于劣势的中国男性精英的内涵复杂的焦虑感
身体与性别小结
① 身体是无法被单一定义的。
② 身体是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③ 身体是性别的。
缠足与废缠足
高彦颐语:就前现代中国——尚未受到天足这个外来概念影响之前的中国——的身体观而言,身体是开放性的,既是载体,也是阻体;人们经由处分他们的身体,来达成他们的目标,根本无需我们越俎代疱,对她们应该抱持什么样的目标指指点点。
美丽、地位、性、文化、金钱:缠足就是纠缠在这种种人性欲望的追求之中。但是,这些寻求自我增值或享乐的驱力本身,并不足以说明缠足所隐含的残酷现实,以及随着缠足的发展而出现,多到令人咋舌的文学作品与物质文化。妒忌、残忍、暴力、物化:人们加诸他人的这些可怕之事,虽然也是缠足故事的一部分,但它们同样不足以解释此一实践何以如此渊远流少,女人们又何以如此顽强地采行它。缠足——既美丽又丑陋,既非自愿亦非强迫——打破了以“黑与白”、“男凌女”、“善或恶”等等二分法来理解世界的方法。新女性
金天翮:《女界钟》(1903)
• 中国女性应当“恢复”的权利: • 入学的权利 • 交友的权利 • 营业的权利 • 掌握财产的权利 • 出入自由的权利 • 婚姻自由的权利
女权:
“女权”:是国人与外人(东洋人与西洋人)共同参与近代知识生产与传播的结果 • 日来说“(福泽)先生喜言女权”。
• 西来说:《万国公报》上多次用到“男女平权”(1899年左右);马君武译《斯宾塞女权篇》(1900)• 合力使然:《京议报》里《泰西妇女近世史》:倭女写“保女权书”,而这本书在1802年的时候就被一位叫罗苏的法国人读到,这篇文章勾勒了一个19世纪早期,女权思想从东向西流动的场景。
人权、民权、女权
• 人权:各种人们应当平等地享有的权利„„ • 民权:人民的政治权利
• 女权:妇女在社会上应享有之权利。以上解释根据《现代汉语大词典》 • 康有为《大同书》:“夫以人权平等之义,则不当为男子苦守”。
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1900-1920 • 金天翮:国民之母
• 秋瑾:尽与男子一样的义务 • 张竹君:摸索新角色 • 何震:拒绝在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女性解放;故吾谓女子欲获解放之幸福,必由女子之自求,决不以解放望之男子。
中国近代女性解放的标志
• 废缠足 • 兴女学
① 女子教育的兴起 ② 西方传教士创设 ③ 中国知识分子跟进 ④ 政府全面推进 • 经济独立 • 参政权 • 婚姻进化
新女性之死:张嗣婧——婆婆的迫害
• 相对于传统女性而言,新女性理想、实践和自我意识上的落差实际上加重了自身命运的悲壮和使命感。她们认识到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争取自身独立地位和应有权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在面对家长的专制、家庭的羁绊、婚姻的束缚等种种障碍时,却有很多人不自觉地受传统观念的左右,放弃反抗,屈从传统。• 在传统社会性别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仅是男性,一些女性通过婚姻关系也在男权制度中构建起以母性为中心的阴性制度,服务于传统的社会性别制度。
性别与战争
为什么要从性别视角研究抗战史
试图跳脱“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传统抗战妇女史的写作套路,从性别角度重新思考民族战争,希望为探索战争与解放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脉络与多样的社会面相,重新审视这场中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影响,提供新的可能性
第三篇:《大象之死》读后感
在《读者》杂志上看到一篇名为《大象之死》的文章,读后心情很是郁闷,文章内容概述如下:
大象一旦意识到衰老,将成为象群的累赘时,便悄无声息地离群而去,开始自己的命运转移。它独自艰难跋涉,耐心寻觅,选定一片向阳又隐蔽的草坪,准备在对青年时代的回忆中老死
一天,当老象从恬静的休憩中醒来,突然看到一双子女站在自己面前,老象意外又欣慰,以为是孩子来接它回去共享天伦之乐,便客气地说:老人应该懂得适时回避,我过得很好,就不跟你们回去而成为你们的累赘了。孩子们却说:我们不是来接您回去的。老象诧异:那是为什么呢?孩子们嗫嗫半天终于发话了:我们是为了您的遗产而来。老象大骇:我一生赤条条来,赤条条去,遗产从何谈起。孩子们说:待你百年之后,你的一对象牙……老象一下蒙了,气得浑身发抖,以泪洗面。它颤巍巍站起,颤巍巍前行,突然绷紧筋骨,低下头颅,猛地冲向一棵千年古树,咔嚓嚓--雷电轰击一般,一对粗壮的象牙齐根断下,接着,老象又一次冲向千年古树,头颅碎裂,鲜血飞溅,老象依偎着老树,颓然倒下。倒下还大睁双眼,仿佛一部古老的《天问》。
以物喻人,现今社会尊老爱老敬老之风实在堪忧,父母二老辛辛苦苦养大四五个孩子,而四五个孩子却养不起两位老人,老人身体健康时尽量少给儿女添麻烦,还尽可能多地帮孩子的忙。而一旦疾病缠身,生活不能自理时,便成了孩子们的累赘,在最需儿女赡养孝敬时,儿女们却唯恐躲闪不及,相互之间不是比着尽孝心,而是唯恐自己吃亏。前些天电视一访谈节目,女儿要将亲生父母赶出家门,原因是自己的老公和父母合不来。在父母无其它住所坚持不走的情况下,作为女儿一纸诉状将含辛茹苦将自己养大的父母告到法庭,看着悲伤绝望的老人泣不成声诉说女儿的不孝时,我真替那位女人汗颜。对老人生前不养,待老人百年之后,为了那点可怜的遗产,亲人之间反目成仇,恩断义绝,人性的善良不知到了何方。
第四篇:名优之死读后感
浅谈话剧《名优之死》
《名优之死》是田汉先生于1927年创造的一部现实主义的话剧,短短三幕,道尽了无尽心酸。名优指的是刘振声,用左宝奎的话来讲,“老板最讲究戏德,戏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后却死在了舞台上,用自己的生命守护了内心的那份柔软,那份执着。
田汉先生名写名优之死,实际上是在写艺术的没落,现实的摧残、以及对人性迷失的挽歌。
刘振声是一个京剧演员,或许前面还应该加上“著名”两个字,不过无所谓了,称呼而已。我毋宁他是个普通人,或许这样,他的身份会更明确一点。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个守护者,戏剧艺术的卫道夫。终其一生,他在为着守护京剧而努力,为着阻止戏剧艺术的没落。奈何人力有尽,他对于那些意图摧残艺术的人而言,太弱了,太弱了,弱的都不能引起对手的正视。
正是这个不被视为对手的对手,却一直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收养凤仙、芸仙、甚至最后的萧郁兰也称他“父亲”。他没有儿女,却把凤仙姐妹当做了自己的孩子,艺术的接班人,“凭你说,我把你们领大是想拿你们卖钱吗?是想靠你们养活我 吗?都不是啊。我没有儿女,我只想多培养出几个有天分的,看重玩意儿的孩子,只想在这世界上得一两个实心的徒弟。”这是他的原话,也是为他挽救戏剧艺术而做的旁白。
可是,最后,他失望了,费劲心思含辛茹苦培养出来的凤仙却成了杨大爷的玩物。可悲,可笑,可是却又无力反抗。他们真是费着心思糟蹋艺术,不禁吸食着刘振声的生命,也在断绝着他对于艺术的希望。希望泯灭了没有呢?没有,不过这却是刘振声看不到的了。
唱戏本为消遣,爱好,但却压榨着刘振声残余的生命力。“何先生您知道咱们学上了这个玩意儿的,一辈子就没有过休息的时候,好象命中注定了——他非得唱到死的那天不可!”这是他的原话,踏上了这条路,便没有了停下来休息的选择,职能不断的向前、向前,即使身子虚弱,还要去唱,去演,正如他说的那样,他非得唱到死的那天不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点名了一代名优的归宿。这是谁的错呢?谁让刘振声不休息呢?咱们看宝奎同学的话,“可是因为他欠的债太多,一时走不动,又因为合同的关系,老板一定不放他走,所以他总是带着病上台,一上台他又是一样的卖力,象今天这样他还唱双出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刘振声不得空闲去休息。债、合同像枷锁一样将刘振声绑在了这里,不得休息。面对不断施压的社会,他只能绝望,也许唯一的反抗只是选择了一种体面的死亡方式吧。
对刘振声伤害最深,打击最重的还是爱徒凤仙的背叛。人世间最能影响人的莫过于感情的背叛,愈亲近的人所造成的影响也就越大。少年时的背叛或许会改变一生,不惑之年的背叛,则会加速心力的衰竭。
于刘振声而言,少年时的凤仙表现是极为出色的。这样使得刘振声不惜花费重金来打造凤仙,为的不是名,也不是利,只是不想外加不忍罢了。凤仙长大了,楚楚动人,身段苗条,嗓音极好,似乎完全符合刘振声的预期,刘振声满意极了。
可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深深的伤透了刘振声的心。原因是她背叛了,义无反顾的背叛了,只是为了出名而已。为了出名,把自己给了别人,投进别人怀抱,搔首弄姿卖弄风骚。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刘振声一遍遍的问着自己,一遍遍的不知要领,或许不是不知,只是不愿罢了。
总之,她背叛了。而他却不敢去反对,即使明知道他对她不怀好意,即使自己的心很痛,可是就是不能,不能啊。只能借酒精来麻醉自己,借酒精来冲淡内心的那抹鲜红。
刘振声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最后的反抗,不过是生命逝去的奏曲而已。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诺言,倒在了舞台上。眼中却闪动着何先生的话,“会有一天这世界变了,唱玩意儿的也翻了身,该唱的时候尽情地唱,该休息的时候舒舒坦坦地休息。”
真的会有这么一天么?刘振声闭上了眼睛,一代名优溘然长逝。
第五篇:帝王之死读后感
《 帝王之死》读后感
引用:帝王之死中国历史上死得最看的二十七位帝王、三十九位皇后,柏杨日:我用杂文体写历史,形式上嬉笑怒骂,内心沉重无比。
帝王之死不比你我小民之死,小民死就死啦,帝王死了恐怕就势如山崩,丝毫不爽地引起百千万人头落地。所以,帝王死于非命,不仅关系他一个人,也关系百千万人,甚至关系他身家所系的王朝或政权。
按作者柏杨的计算,从皇帝轩辕到清代溥仪,中国出现了三百九十七个帝和一百六十二个国王,这五百五十九个称王称帝的头目中,约有三分之一死于非命。而帝王之死,无论是幸运地因与“宫廷内如山如海的美女们昼夜上床,旦旦而伐”以致死在龙榻上,还是不幸地以帝王之尊而被绞死、饿死、囚死,起因都是自做孽的制度结构。在男性争权夺势的世界,政治因素高于一切。
正文:从小,我们就听惯了古代“禅让”、“大禹”等故事。中国古代历史在学家手中,一尘不染,美得像个梦。各种美好品质一一体现,我也曾对此深信不已,也被“尧、舜、禹”感动过,认为中国历史就是如此一清二白。
自从读了《帝王之死》之后,我有了新的认识。什么“禅让”,什么“圣人”,说白了全是不可能。历史撕去了美丽的面纱之后,露出了狼狈不堪的本质。
没有“禅让”,只有逼皇退位。;没有“圣人”,只有一只只披着羊皮的狼。
“粉面红颜不过杀人利剑,俏丽佳人尽是带血骷髅。”你且看那历史上各个国王为了美女争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尽显贪婪本性。;夺位之战更是惨不忍睹,各个王子只为坐上王座,在权力面前,亲情淡化了.......一品宫门深似海啊。
当然,我们也不能仅凭一本书便下结论,集百家之长。只是今后不能太相信“纸上的历史”。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