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聚焦两会 代表委员建议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聚焦两会 代表委员建议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今年全国两会伊始,代表委员便纷纷晒出自己的提案议案,其关注面从教育改革到工作细节、从身体健康到素质培养。昨日,本报记者多方采访搜集,探访代表委员今年关注的教育话题。
基础教育:
建议小学一年级每节课30分钟
长期以来,小学生每节课45分钟。“这样不符合中小学生心理,会造成十分疲惫。”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巩富文建议,将小学一年级每节课调整为30分钟。
按照教育心理学的观点,一般青少年的注意力、感兴趣的持续时间为15分钟左右。他介绍,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曾研究认为,由于青少年的45分钟的课堂时间超出了学生感兴趣的时间,学生始终处于疲乏和劳累阶段,对学生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伤害,如,眼镜度数的增加,有半数以上学生戴上了眼镜;体育活动减少,身体无力,搬一张桌子都要两个人抬,身高降低等等。
巩富文建议小学一年级可将每节课时间调整为30分钟,保证新生对学校学习、生活尽快适应。而多出来的时间,学校可以开放场地设施和器材,安排提前到校与不能按时离校的学生开展文艺体育和其他发展兴趣与特长的活动,并安排教师做好值日与护导工作。每天都增加一节体育课、英语课或自习课。学校同时号召家长和孩子共同制定一份个性化的成长目标记录档案,激发学生的各种兴趣和潜力。
儿童保护:
急需加强儿童防性侵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自治区集宁市第一中学校长李一飞直言,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经过专家撰写、科学论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这一领域在全国性仍处于空白。因此,虽然广东等地方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性教育或防性侵的读本,但仍缺乏权威性、标准性、可推广性,导致儿童安全教育的地方实践只能停留在一地、甚至可能是一届教育部门主管领导的任上。应尽快研究出台全国性的权威防性侵课本、教案,填补教案空白。呼吁教育部门不要忽视向家长、教师群体普及培训未成年人。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刘晓静建议,将儿童安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让“安全教育第一课”作为小学新生入学第一课。
高中教育:
建议高中实行免费教育
在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和平看来,普通高中教育事业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目前在各类教育中财政投入数量最少,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待遇逐年提高,相比之下,完全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出现了高中教师的工资收入提高无法得到保障的现象;二是学校债务负担沉重;三是国家政策缺少支撑。
他建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将现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延长为十二年义务教育,推行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全免费教育,彻底解决缺少国家政策和资金保障的问题。
他表示,目前我国浙江、山东、深圳、福州、珠海等地已经进行了十二年义务教育(高中纳入义务教育)的试点,可借鉴这些地方经验,在全国全面普及高中义务教育。
按照“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的基本原则,逐步建立中央和地方分担的普通高中财政生均拨款标准和稳定增长机制,在财政经费投入上予以保障。此外适当提高收费标准。逐步完善普通高中收费管理制度,建立家庭、社会、政府共同承担的高中教育培养成本分担机制。在不增加群众过大负担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普通高中学费、住宿费等收费标准,以补充普通高中因取消择校生收费政策而出现的减少投入。同时完善普高中助学金、奖学金制度。
师资建设:
建议外籍教师培训认定市场化
随着出国留学热的持续升温,国内语言类培训市场呈现出爆炸式发展势头。但目前市场上大多数语言培训机构不具备招聘外籍教师的资质,在短期内也无法取得招聘外籍教师的资质;另外,国内尚未形成良性的外籍教师劳务市场。对此,不少地方相关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管理文件。
全国政协委员张杰庭认为,对于民办教育机构聘用外籍教师,在运用行政手段强化管理的同时,应辅之以市场手段加强服务。他建议由国家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委托相关机构,研究、构建适合民办教育培训机构需求的语言类外籍教师培训课程和合格证书颁发体系,并将其纳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体系。同时,委托相关机构对具有教育学专业但相关工作经历不足2年的外籍人员提供培训、实习机会。此外,委托相关机构建设语言类外籍教师人才数据平台,实现对口人才资源供给的整合和对接,并且,按照市场规律,建设新型劳务派遣管理体系与线上线下运行模式,实现对外籍教师聘用、执教、管理等一揽子服务。
将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
纳入政府考核指标
今年,民进中央将提出《关于加强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的提案》,要求将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纳入政府工作考核指标,为教师培训保驾护航。
民进中央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由于县级教师培训机构的定位不清、性质不明,严重缺乏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致使机构建设滞后;各种不同培训机构间职能严重交叉,培训多头管理,难以形成合力;县域教师培训机构普遍缺乏投入的长效保障机制,建设与运行经费严重不足;教师培训者学历、职称、专业水平等难以保障,根本无法满足教师培训提高的需求,严重地影响了教师培训的质量和满意度。
在这件提案中,民进中央建议:一是明确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定位与性质,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研究出台指导性意见,推动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实现功能转型;二是加强规划与管理,县级教师培训机构建设纳入各地政府教育工作与财政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衡量各地政府教育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三是建立健全县级教师培训机构长效投入保障机制,逐步建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经费的投入机制;四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县级教师培训机构的师资质量,抓紧研制教师培训者的专业标准,建立专任教师进修制度,在国培计划“培训者培训”项目中,单列县级教师培训机构专任教师发展项目等。
实施高校师范教育
专业课程设置“双轨制”
“高校师范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和基础教育师资培养机制,必须与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地气’对接。”民进中央负责人介绍,民进中央将向大会提交《关于加强高校师范教育专业学生培养的建议》,建议教育部改革高校师范教育专业课程,创新基础教育师资培养机制。
据悉,在这件提案中,民进中央建议对接中小学新课程方案,完善高校师范教育专业课程设置,实施高校师范教育专业课程设置的“双轨制”,即高校要将中小学新课程理论、体系、结构、内容等纳入高校师范教育专业课程之中;根据中小学新课程要求,制定师范学生教育技能培养目标,高校教育师范专业要制定学生教育教学技能培养“双向”目标,一个是高校合格毕业生的目标,一个是中小学合格教师的目标,即高校要将中小学新课程对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技能的新要求,作为中小学教师培养培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提高教师入职资格标准,将学科教学法纳入资格考试科目。
第二篇: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将青海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将青海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青海新闻网讯 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我省全国人大代表、海北州委书记尼玛卓玛建议将青海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尼玛卓玛举例说,多年来,作为欠发达民族地区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全州学前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从幼儿园总数、幼儿入学率、教学设备、师资力量等各方面看,全州学前教育远远落后于义务教育,在全省、全国仍处于相当落后水平,影响了教育均衡发展,也制约了民族教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全州学前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依然较多,可以概括为“三缺”――缺教师、缺设备、缺资金,学前教育的滞后直接影响了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儿童智力开发,与省外发达地区相比,民族教育事业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尼玛卓玛说,为进一步加快学前教育发展步伐,海北州从2010年启动了中小学教育布局调整工作,并对学前教育进行了全面规划,利用整合后闲置的校舍兴办幼儿园(所),以公办幼儿园和乡中心幼儿园为主体,鼓励民办幼儿园为辅等多种形式,加快发展学前教育。由于海北州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学前教育办园经费、师资等难以落实,学前教育仍然举步维艰。
海北州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也是广大民族地区学前教育的一个共性,为此,尼玛卓玛建议,中央加大对青海学前教育的支持力度,特别将农牧区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建立国家学前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在幼儿园建设、幼儿教师培训、教师编制等方面给予照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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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代表将7条医改建议带上“两会”
代表将7条医改建议带上“两会”
2014年的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业内人士预计医疗将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德明代表关注“医改”,将带七条建议上2014年全国“两会”。
张德明代表关于医改的七条建议涉及医务人员人身安全、医生自由职业、药品价格和医联体等方面。这七条建议分别是:
一、建议将袭医纳入刑法,严正维护医疗秩序
近年来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程度逐渐升级,甚至从不信任走向对抗,伤医杀医等暴力事件不断发生。维护正常医疗秩序和医患合法权益是当务之急,应将医疗纠纷处理引入法制轨道,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为此,建议将袭医纳入刑法。
二、建议取消编制,实行医生自由执业
医生资源,尤其是优秀医生的紧缺与不均衡分布从根本上加剧了看病难问题,医生流动能有效缓解看病难、多方推动医改,而公立医院的医生流动是最有效的流动。为此,建议取消公立医院事业单位编制,实行医生全员合同和自由执业;修改《执业医师法》,让自由执业法制化;厘清政府与市场职能,让自由执业规范、高效。
三、建议推行医养结合,建立专门化、体系化老年医疗模式,促进健康老龄化。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人们渴望安全养老,希望在有身心健康保障的条件下安享晚年,社会希望健康老龄化,让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同步协调发展。
为此,建议推行“医养结合”,实现安全养老;完整老年健康体系、更新老年医疗模式,实施体系化、专业化老年医疗,促成健康老龄化。
四、建议实行执业医师分级考试、分级注册
严肃而严格的执业医师“国考”为提高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的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同一考题、同一标准的“一刀切”政策,让多数基层医生望而却步。为此,建议实行执业医师分级考试分级注册制度。
五、建议理顺药品价格体系,设定最高零售价,缓解看病贵。由于药品价格虚高,致使隐性交易链不断、患者看病负担不轻、医患关系紧张,影响医改推进。为此,建议:
1、限定仿制药品的生产企业数量,避免资源浪费;缩小同一仿制药品的价格差别,使其价格趋于合理。
2、整合药品生产企业,提高资质准入,铸就药品规模经济,以提升药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减低药价。
3、实行药品价格市场调节。即,只设定药品最高零售价,并动态观察调整。只要是在政府规定的最高零售价以下,允许医院“自主采购,自主定价”。
六、建议将医保投入作为政府对公立医院补偿主渠道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难点和关键,也是衡量“医改”成功的标志之一,而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政府补偿机制是公立医院改革迫切而重要的内容。为此,建议加大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经费投入,全额补足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的收入缩减量,全量拨付直接投入款额;将医保投入作为对公立医院财政补偿的主渠道,成为主要投入。
七、建议建立动力型城乡医疗集团促进高效联合城乡医疗集团或医联体在提高基层医院的技术水平、便捷分级诊疗和上下转诊、缓解看病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效用还未真实发挥。为此,建议建立具有独立法人地位、实施一体化管理的地市级城乡医疗集团或医联体。
第四篇:知识产权:【聚焦两会】政协代表委员:法官不宜年轻化 优秀律师当法官应是常态
【聚焦两会】政协代表委员:法官不宜年轻化 优秀律师当法官
应是常态
政协委员汤维建表示 法官不宜年轻化 人大代表朱良玉建议 提高法官工资待遇
优秀律师当法官应是常态
“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也不打一场官司,如果法官判案不公,会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全国人大代表朱良玉将在两会上提交《关于推进优秀律师进入法官队伍的建议和思考》,建议让优秀律师进入法官,并成为一种常态机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则提出,在推出主审法官制的基础上提高法官待遇,同时延长法官退休年龄。
代表观点
法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
全国人大代表朱良玉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法官的产生方式还很传统,大多是从内部产生,渠道单一僵化。而案件和纠纷矛盾越来越多和复杂。
普通老百姓可能一辈子也不打一场官司,如果法官自身素质不高,导致判案不公,会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
“文革”结束后,我国恢复法官制度,有些是工人直接转干当法官,有些缺少专业知识的人甚至进入法院高层。
朱良玉《关于推进优秀律师进入法官队伍的建议和思考》议案的主要观点是:定期从优秀律师中选拔法官,建立法官系统内部的交流轮岗制。法官和律师,就像裁判员和运动员,但目前法官队伍构成有些杂乱,整体素质不整齐。
律师法官师出同门地位各异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天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大进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说,长久以来,法官和检察官大多不认为他们和律师是一回事,虽然有的师出同门,甚至可能是同桌的他,可一旦进入法官体制中,便会觉得高人一等。这些观念是体制本身给在体制内的人带来的,并非什么好事。
目前,从律师中进入省一级高级法院当副院长的就有七八人,只是北京目前还没有。遗憾的是,以往哪些律师到法院是由组织上遴选,是由于组织架构的需要所致,进入法官队伍的律师全部是民主党派。
2013年12月13日,最高院发布《面向社会公开选拔高层次审判人才公告》,向全社会遴选法官,“在报名的170多人中,居然有70多名律师,这说明律师当中不乏愿意在法官这个执法平台上有担当者,这是非常正能量的”。李大进说。李大进认为,在最后入围的22人中还保留了7名律师,更证明律师队伍整体素质是能够符合国家最高审判殿堂的要求的。希望这个制度成为遴选法官的一种开放的机制。
好的制度应能吸纳优秀人才
李大进也坦言,报名的70多名律师中,并没有当今活跃在全国的知名律师,现在很多执业多年的资深律师越来越远离一线,远离法庭,尽管他们对法律的认知、社会阅历都处于最佳阶段,却仍得不到法官的尊重,甚至还会遭到羞辱。李大进说,好的制度应纳入顶层设计,成为制度性的东西,然后才能保障其良性运行。十八大后,法院的高层领导改变现状的愿望非常迫切,但很多法官与领导之间的观念却严重脱节。
有利于法官律师相互理解
北京市律师协会合同法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学辉说,选拔优秀律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对律师行业是个促进,可使有更高理想的律师实现抱负。
目前我国律师地位还不是很高,法官是官,律师虽然通过个案维护正义,但自己没有决定权。
近几年出现了一种“死磕派”律师,这与法官和检察官在一些重大案件上不够公平透明有关。换位有利于互相监督配合,有利于形成职业共同体。
同时,律师进入法官队伍也促使法官内部增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
高院曾公开招聘 报名很少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王振清对记者说,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法官人才,我国在若干年前曾经尝试过,但因为条件要求过高,当时报名者很少,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定期公开地面向社会招聘法官,从社会角度去遴选部分专家、学者、党政人员、包括优秀律师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是司法改革中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能够把优秀人才及时吸纳进法官队伍。
我国选拔法官主要途径
从法学院具备资质的毕业生中招考
毕业生进入法院后经多年培养锻炼
(通常要经过书记员、助理审判员职位)
经过法院考核成为法官
法官任职条件
《法官法》规定: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
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
院长、副院长任职条件
《法官法》规定: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应当从法官或者其他具有政法工作经验的人员中择优提出人选。
两大法系国家 选拔法官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美国、英国):法官一般都是从律师中选任的,取得律师资格并具有一定期限的律师从业经验是担任法官的必要条件。
英国:除治安法官以外的所有法官都只能从参加全国四个高级律师公会或初级律师协会的律师中任命,且至少有7年的出庭律师的经历。
美国: 没有明文规定法官的任职资格,但在司法实践中,联邦法院系统的法官除要求取得竞争极其激烈、难度很大的J.D.学位以外,还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且已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
大陆法系(中国、德国):法官是作为法律职业者之一专门培养的,一般不
从律师中选任,从法学院招生,历经法院磨炼后产生,又称生涯制或官僚法官制。德国:首先进入正规大学学习,平均时间大约为5年。学习结束后参加第一次司法考试,通过者被称为见习法官,开始为期两年的实习。
实习期间,见习法官被要求从事5个领域的工作,在民事法庭、刑事法庭、检察官办公室和某种类型的行政机构及私人律师事务所,或从经过批准的法律行业挑选五个实习工作地点。在每个地方将花上3~9个月时间实习。
两年实习结束后,将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通过者被称为候补法官,可从事法律职业的任何一个部门。
通过第二次司法考试取得候补法官资格者,欲当法官还须向州司法部提出申请,申请被接纳后,若经过司法部考核被录用,将有3年试用期,试用期满若令人满意,可被任命为终身法官。申请落选者,可先加入律师行业,1到2年后再重新申请。
改革建言
至少要到35岁才能当法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认为,目前我国法官队伍过分年轻化,有些基层法院的法官平均年龄30来岁,当法官的准备条件和职业培训仍不够充分,导致法官水平参差不齐。
有的大学生一毕业就到基层法院工作,有的还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这样肯定会对司法的公信力产生影响。
法官判案时有一个“经验法则”,即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该事实无需举证加以证明。经验法则不是从书本里学的,而是从生活阅历和经验中来。所以认定案件离不开法官的社会阅历。汤维建认为,要提高法官的入口年龄门槛,至少要到35岁左右才能做法官。社会经验是法官必须要有的素质。
男法官到65岁可选择退休
中国的法官目前的退休年龄同一般企业职工类同,也是男60岁、女55岁,且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王振清称,国家培养一名优秀成熟富有丰富经验的法官,花费相当大。一个法学院学生,20多岁进法院,到50多岁时正是其对法律的掌握、审判经验和对社会的理解最成熟的时期,此时让其退休是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
一般的法治国家都采取法官终身制,而我们却在追求法官的年轻化。举个不尽恰当的例子,一个20多岁、还未谈过恋爱的法官,其处理一桩婚姻案,虽然他们也在尽心尽力按法律条文审案,由于经验、感受甚至包括谈吐的不同,带给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和说服力无疑也是不同的。
很多法官退下来时正值年富力强,应该适当延长一线法官的退休年龄,让其更多地为国家的司法事业做贡献。
汤维建教授同样建议适当延迟法官退休年龄。他认为,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而且法官年龄越大越具有资历,越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
往往年龄较大的法官说一句话,当事人一看是德高望重的老人说的,就比较容易信服。所以,只要身体状况允许,还可以工作,就应该让法官继续干下去。汤维建教授建议,将法官退休年龄调整为男法官70岁,女法官65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权利性退休,即达到这个年龄就可以退,比如男到65岁,女到60岁。一种是义务性退休,达到这个年龄就必须退。
待遇应处于社会中上等水平
汤维建对《法制晚报》记者表示,很多国家都是从律师中选拔法官,要成为一个法官,必须经过学习和考核,只有律师中的佼佼者才能当法官。而我们正好相反,优秀的法官做律师去了,导致法官流失。
近年来,法官待遇不高,而一年要审三四百件案子,审判压力大,也是法官流失的原因,因此,可适当提高法官待遇。
但提高法官待遇要和法官的分类管理联系起来,也就是推进主审法官制,实现法官分类管理。把真正优秀的法官遴选出来,将其评定为法官,其他的都是为法官服务的工作人员,比如法官助理等。
汤维建说,现在全国有二十五六万法官,不办案的法官远远超过办案的法官。提高法官的待遇和保障,应该和分类管理制度落实在一起,主审法官待遇提高,其他的可以维持原状,或者至少不能超出公务员的水平。
在行政机关公务员尚没有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可以首先适当提高法官待遇。朱良玉代表同样认为,应该让法官的整体工资待遇达到现有社会收入的中上等水平,使其能有较高的荣誉感,更有力地抵御各种诱惑。
最高院法官应和基层法官轮岗
朱良玉还提出,应建立法院系统内部的交流轮岗机制,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学生,只因为一个分在高级法院,另一个分在基层法院,造成二人的工资待遇、执业路径、个人升迁等都不同。
基层法院也有好法官,高级法院也有不称职的法官。
法官行业必须职业化,应建立法院系统内部的交流轮岗机制,最高院的法官应定期到基层法院锻炼,而基层法院的法官也有机会到高院交流学习。(来源:法制晚报记者 汪红 梅双)
第五篇:2018年江西三支一扶考试内容-农村——代表、委员聚焦农业热点 两会掀起“农业热”
2018年江西三支一扶考试内容-农村——代表、委员聚焦农业
热点 两会掀起“农业热”
【导语】三支一扶考试中的公共基础知识点很多,江西三支一扶考试网为考生们提供公共基础知识之农业农村知识点,供大家参考学习,助力考生顺利三支一扶考试。
全国两会期间,农产品安全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如何有效监管考验管理智慧。多位代表、委员均提出要加强兽药抗生素规范使用,完善食品安全与质量追溯体系,通过推进标准化、品牌化、冷链物流建设等,提升农产品品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而在制度落实层面,2018年也值得公众期待。目前,农业部已将2018年确立为“农业质量年”,在推动“菜篮子”主产县按标准生产的同时,还将继续对兽用抗生素严控准入关口,健全兽药“二维码”电子追溯系统。
热点1 整治抗生素滥用
据农业部和国家食药监总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畜禽产品合格率均高于抽检平均水平,但农兽药违规使用问题依然存在,成为水产品抽检不合格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国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乃科认为,养殖业抗生素不规范使用甚至违规使用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从而引发抗生素残留超标、细菌耐药性提升等一系列问题。他建议加快推广兽药“二维码”制度,构建监管追溯系统;完善抗生素生产流通使用监管体系,加大司法惩戒;加强科技创新研究,推进绿色健康养殖。
针对兽药使用问题,农业部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潘显政在3月7日记者会上公布一组数据,2017年农业部监测了猪肉等主要畜禽产品的药物残留,包括抗生素在内的14类70种药物的残留合格率达到99.7%。对养殖环节的抗生素检测问题,农业部将打出整治“组合拳”。
首先,严控准入关口,不批准人用重要抗生素作为兽药生产使用,不批准用于促生长的、易蓄积残留超标的、易产生交叉耐药性的抗生素用于兽药生产使用;其次,强化风险评估,淘汰存在安全隐患的兽药。近三年,农业部禁止了8种兽用抗生素用于食品动物,禁止了1种兽用抗生素用于动物促生长。最后,完善国家兽药基础数据信息平台,健全兽药“二维码”电子追溯管理系统。2017年,二维码打击兽药制假售假作用明显,全国兽药监督抽检发现假冒兽药486批次,同比下降61%。
热点2 加强追溯体系建设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创新食品药品监管方式,注重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提升监管效能,实现信息可追溯。两会期间,从国家层面建设农产品、食品源头追溯体系被代表、委员多次提及。
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我国农产品合格率在90%以上,总体有保证,但农药残留、非法添加、重金属超标等问题还存在。农业部将坚持对食品安全问题“零容忍”,尤其加强基层的监测预警和监管能力建设,加快国家追溯平台的建设和应用。
事实上,国家食药监总局在2017年4月出台《关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若干规定》,从生产和经营者角度给出指导意见,但行业中相应的权威机构和统一机制难以形成,未能匹配消费需求。
针对上述情况,全国政协委员、网易公司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磊建议,推动食品、农产品追溯工作法制化进程,规范食品生产链条中每个环节的责任义务,制定相应罚则;明确食品、农产品溯源工作的主管单位,推进主管单位及协助单位间信息集中化管理。同时,应明确溯源品种和时间表,实现食品、农产品全部溯源、件件可查;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形成智能化的追溯系统。
热点3 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
发展“互联网+农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董事长刘强东在提案中表示,目前我国农产品以传统农户家庭等小、散生产模式为主,缺少规模化和标准化,质量参差不齐,农产品“有特色无品牌”问题突出。
刘强东建议,要促进农产品规模化生产,进一步健全农产品生产标准体系、质量认证体系等,提高农产品质量。同时,推动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充分调动电商等多种社会资源,鼓励发展“电商+龙头企业/合作社+产业+农户”的产业化经营新模式。
就如何培育农产品品牌,刘强东认为,要加大农产品品牌培育力度,鼓励各地立足传统农业优势,深入挖掘资源潜力,积极开展特色品牌,特别是农产品“扶贫品牌”的培育和塑造。
对于农产品标准化,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龙蛙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翟清斌认为,农产品的全程可追溯体系是“互联网+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的重要环节,但目前市面上的可追溯系统来自不同的第三方机构,各成体系。他建议,有关部委应尽快制定水稻、玉米、小麦等大宗农产品的标准化种植规程,并建立国家级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
而据公开信息,农业部已提出2018年加快标准制修订,力争通过2-3年努力,实现大城市郊区、“菜篮子”主产县按标生产。
热点4 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
随着电商渠道延伸至生鲜领域,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但冷链建设却严重滞后。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指出,目前我国综合冷链流通率仅为19%,大多数肉类、禽蛋、水产品、蔬菜、水果产品的分销渠道没有严格的冷链环境,远低于欧美95%以上的水平。80%的易腐食品在运输中没有温度监控,导致农副产品在最终消费前的损耗量很大,且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为此,刘永好提出三点建议:增加绿色通行证发放数量,放宽对生鲜农副产品配送车辆的进城限制;对冷链物流车通行实施优惠政策;加大对大中型城市冷链物流相关设施的用地支持。
全国政协委员、京东集团董事长刘强东也建议,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企业建设“产地仓+冷链专线”模式的统筹引导和政策支持,提升生鲜农产品销售品质和效益。同时,提高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设施的集约化建设和利用水平,保证扶贫“新通路”的持久畅通。
此外,全国人大代表、苏宁控股集团董事长张近东也建议,对在贫困县建立物流基地等基础设施的电商企业给予配套支持,特别是要重点支持冷链物流等与农副产品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张晓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