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对美国民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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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李普曼《舆论学》读书报告
《舆论学》读书报告
一.简介
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是由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和报刊专栏作家李普曼写作而成的著作，因其与政治学和新闻学的密切相关性，该书问世后，受到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新闻传播学界和政治学界的极大推崇，几十年来一直被誉为是世界上第一部自成体系的舆论学专著，并被公认为是新闻传播的奠基之作，成了每一个致力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研究与探索的人的必读书目之一。《舆论学》出版之后，引发了社会对于舆论与政治、舆论与媒介、政治与媒介、政府与媒介和公众等关系之间的再思考与再认识，促进了舆论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沃尔特﹒李普曼虽然是报刊专栏作家，却也是美国著名的政论家，他的许多政论、专栏对于美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他为《世界报》和《新闻周刊》撰写的“今日与明日”专栏，是美国报业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专栏，同时它也为李普曼赢得了国际声誉。
《舆论学》通过八个章节的论述，“引言”、“探讨现实世界”、“固定的成见”、“兴趣”、“创造一种共同的意愿”、“民主政体的偶像”、“报纸”、“有情报的组织”，对社会认知和舆论形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摧毁了意见自由市场的民主假设，认为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人员都是“固定的成见”或者“刻板印象”的囚徒，“舆论”只是人们对于大众媒介构造的“虚拟现实”的一种带有“固定的成见”的意见和看法。有学者说，《舆论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李普曼在书中提出了“固定的成见”和“假环境”这两个概念。
二.一种比较——李普曼与纽曼的“舆论”
前西德学者伊丽莎白﹒诺埃尔﹒纽曼在她的论文中曾说过，对于“舆论”一词的定义有60多种，在“觉得对舆论还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纽曼对1965年德国大选的阿兰斯拔研究会的调查进行了分析，她发现人都具有分辨“多数意见”与“少数意见”的能力，并且能够感觉到“支持”与“反对”观点的流动频率，这些因素导致了她开始寻求用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这就是她后来所得出的“沉默的螺旋”假说，并且提出了关于“舆论”的看法，她把“舆论”比喻为我们的社会皮肤，通过社会皮肤的感知作用，人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从而起到社会皮肤的保护作用。
因此，在纽曼的眼里，舆论的操作性定义可以这样给出：那些能在公开场所发表出来，且不会受到孤立的，对有争议问题的意见。（纽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1973年）纽曼关于“舆论”的定义，我们可以分成三个层次来把握。首先，舆论是一种倍受争议的意见。因为是对有争议问题的看法，所以必然会产生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之间有可能是重合的，相同的，也可能存在相反性，排他性，但是需要肯定的是舆论是各种意见的表达。第二，舆论是可以在公开场合表达的意见。这就意味着舆论必须是一种公开表达的意见，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私聊或者是未被公开的个人记录等等。如果在第一层意义的基础上加以深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推论，舆论是一种倍受争议的意见的公开表达，那么舆论就具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多样性和公开性。第三，舆论操作性的结果是表达了争议意见的人不会遭受孤立。纽曼将社会心理学中的“对孤独的恐惧感”和“从众心理”等机制引入了舆论学，这是她对传统舆论学考察的一个重要贡献。所以，纽曼将舆论比作我们的社会皮肤，通过皮肤的感知作用，我们可以来决定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从而通过这层社会皮肤的作用，来保护我们免受孤立的危险。
综上可以看出，纽曼所强调的舆论是一种已经被表达出来的意见，这种意见隐含了共识和一致性的因素，“意见被理解为某种被认为可接受的事物的同义词”（纽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而沉默的螺旋的过程只是将这种意见加以强化，通过它可以培育新的，年轻的舆论，或者通过它可以传播含义已经发生了转变的旧意见。
但是，舆论的定义仍然需要加以完善：在一个有着固定的传统、道德以及特别是规范的领域内，如果一个人不想被孤立，他就必须表现和适应舆论中的意见和行为态度。因此在这种社会皮肤的作用下，舆论能够成功的整合社会各种意见，担当起社会导向的作用。所以，已有的秩序能够得以存续，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对于社会群体孤立的恐惧和对于社会群体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公共性的价值观念担当起类似法庭的责任，使得我们遵循业已形成的意见和行为态度。纽曼在论文的最后指出，舆论不仅与那些以此为职业的人或据此作出天才评论的人，即哈贝马斯所说的“政治运作的公众”有关，而是涉及每一个人。纽曼考察的是作为一种赞同的和不赞同的舆论之间的关系，“沉默的螺旋”就是一种作为制造和传播舆论的过程。
李普曼在《舆论学》的第一部分中就强调了：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想象的反应。正因为人们的行为受到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一方面按照他们所处的环境来行动，另一方面受到所处环境的刺激而行动，所以对于环境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李普曼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假环境”的概念，舆论的形成也正是建立在人们对于这种“假环境”的认识基础之上。“舆论基本上就是对一些事实从道德上加以解释和经过整理的一种看法。对于李普曼和纽曼两个人不同的关于“舆论”的定义，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对比。
第一，环境分析。李普曼着重考察了公众处于一个怎样的环境中，以及这种环境对于
舆论的影响。李普曼提出了“两个环境”的理论，即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为现实环境，一为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后者则是人类意识或体验到的主观世界。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发展，使得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都是被大众媒介所创造的虚拟环境包围下的个体，我们的认识、态度、行为都受到这个环境的制约，那么舆论的形成就离不开媒介的功能。而纽曼所说的“舆论”，实际上最初是媒介所提示和强调的意见，在“沉默的螺旋”的作用下，转变成为一种实际表达出来的意见，在这个意义上，她所论述的其实是媒介对舆论实行社会控制的结果，媒介就是人们观望民意分布的消息来源，所以，纽曼也继承了李普曼对于媒介为人们构建世界现实的论点，并且明确指出大众传播媒介有一种营造“意见环境”、“舆论气候”的巨大功能，但是，纽曼更加强调的是个人的社会心理机制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贡献，而李普曼侧重的是对环境的形成、环境的形态、环境的真实性以及环境的本质的分析。第二，效果分析。纽曼认为“沉默的螺旋”实际上就是舆论成功整合的结果，通过舆
论创造整合，能够最大限度的缓和社会矛盾和冲突，大众媒介在反映和引导舆论的过程中，便形成了一种控制舆论的社会机制，同时，大众传播媒介还可以利用这种机制将社会舆论引导对传播者自身有利的方向上来，所以，舆论引导的最终结果是达到社会整合，并且纽曼相信这种整合是可以实现的。李普曼的观点是，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介摧毁了意见自由市场的民主假设，民主政治理论下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存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因此，舆论也会不自觉的失去其本身的含义。它虽然达到了整合社会的目的，但是，这种目的的实现是以丧失了民主自由的基础和前提为代价的。在大众媒介与政治联结得如此紧密的美国社会，一种舆论环境的构建是难以反映到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公众的身上的，所以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情报组织”来加入到这项工作中。
三.两个概念——“固定的成见”和“假环境”
在《现实世界与我们的想象》一章中，李普曼首先就为我们框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获知信息的公众，以及传播消息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者，都是经历着一个由媒介简单化后的虚拟环境，偶然的事实、创造性的想象、信仰的意志，这三种因素构成了一种虚假的现实，“他们需要知道的世界和他们确实知道的世界，往往是十分矛盾的两回事”，一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现实环境，一个是我们已经感知的虚拟环境，这两个环境之间到底有多大程度上的重合性或者说是接近性，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所以，不论这种环境的真实与否，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不基于这种环境去行动，这种行为不仅有其自身的真实性，还伴随着真实的结果。这就是李普曼所说的“他的行为是对于虚假环境的一种反应，其后果是在发生行动的真实环境中起作用”，所谓人对于环境的调整也是通过各种虚构作为媒介来进行的。所谓虚拟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的事件或者是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的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虚拟环境”当作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然而，在这种虚假的整体环境里面，每个人都依据能感知和体验到的环境来形成态度和做出行动，这就使得整体的虚假成为了另一种真实，人们对自己行动的情景进行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情景的想象，然后根据情景的想象做出自己的反应。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人们对自己认识到的情景的真实反应，虽然“他们不是把真正的事实作为事实，而是把假定的事实作为事实的”，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拟环境创造了新的真实。
伴随着“假环境”而来的就是人们的“固定的成见”。固定的成见也叫做刻板印象，李普曼说“我们处在什么地位和我们习惯的看法决定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同时，“把别人报道的和我们能够想象的拼凑在一起就成为了我们的意见”，由于文化、传统、道德、团体规范等因素的影响，个人对事物的看法就存在着一种“固定的成见”，这种固定的成见的体系是有条理的，或多或少是始终如一的对于世界的想象，我们的习惯、情趣、智能、安慰以及我们的希望都根据它来进行调节。在我们去观察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有人告诉了我们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就会带着这种已有的认识的印记。
在“固定的成见”的影响下，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看到的总是与我们头脑中成见相一致的地方，对于那些不符合的地方，相抵触的地方，李普曼认为我们基本上会采取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要么“怀疑所看到的”，将它视为例外不加考察，要么“接受新事物而修改成见”，重新考察新事物。所以，固定的成见是我们的传统的堡垒，在它们的防卫下，我们能够继续感到我们自己安全的处在我们所处的地位。正因为固定的成见是作为一种防护的工具在保护着我们的意识、地位，它对于舆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任何一种意见和看法都势必带有由我们的固定的成见所形成的“盲点”，从而影响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稳定而整体的认识。
从舆论的主体、客体、本体这三个方面来考察，在李普曼的《舆论学》中，由于“固定的成见”和“假环境”的共同作用，舆论就是公众对于那些“间接的、看不见的、费解的”事实所表达出来的带有“固定的成见”的一种反映的意见或看法，而这些公众正是处在一个由大众媒介和公众自我所共同构建的“假环境”中。
四．三个关系——舆论与媒介、政治与媒介、媒介与公众
（1）舆论与媒介
通过对社会认知和舆论形成的分析，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从业者都成了成见或是刻板印象的囚徒，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无法指望公众按照经典自由主义理论的假说，作为有理性和寻求真理的个人，在意见的自由市场努力寻求与自己的意见相同或相悖的观点，通过理性的判断和讨论，修正自己的观点，从而扩大自身在公共领域内的知识，并且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新闻媒介的日常运作“至少也比民主政治理论目前所承认的远为脆弱，它脆弱得难以实现人民主权的全部义务，难以自发的提供民主主义者所希望的天生的事实”，因为新闻的作用只是突出的表明某些事件，而不是对于这些事件的整体的真实的反映，不能够把这些事件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全景式的意义揭示，所以，报道是报道者希望公众看到的报道，舆论也就是制造者所希望听到的意见。
舆论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力量，因为公众对世界的认知是不确切的，不真实的，大众头脑中充塞的图景往往不过是传媒输送的词语和图象的大杂烩，他们只是通过从权威那里得到的种种归类方法和成见，来观察周围的世界。而在现代社会，大众赖以构建他们头脑中的图景的最重要的途径是大众媒介，他们通过读报、看电视、听广播等方式，来了解外部的世界，并认为自己所看到和听到的就是“现实”本身，就是独立于他们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所以，如果对大众传媒加以操控，对它所输送的图景进行塑造，人们头脑中的图像也会相应的发生变化，这也是宣传的实质。
（2）政治与媒介
有关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在她的《制造新闻》一书中，提出“新闻是对真实的社会建构”，制造新闻的行为，也就是建构事实本身的行为，而不仅仅是建构事实图景的行为。她断定，新闻是法定机构的同盟者，同样使现状合法化，她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对这种社会资源的建构限制了我们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思考。也就是说，大众通过媒介的信息来建构关于世界和社会的“真实的图象”，而精英人士在这个建构过程中的锲入，就会对公众舆论施加巨大的影响。这是政治与媒介关系的第一层意义，即，媒介与政治存在着共生，相互作用而影响公众舆论。
另一方面，李普曼认为：代议制政府不管采用什么选举制度，它在普通的政治中或者工业中都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除非有一个独立的、内行的组织把为发现的事实清楚的提供给必须作出决策的人，因此，我认为认真的接受这样的原则，那就是个人的代表制必须提供未被发现的事实作为补充，这样会容许一种令人满意的分权，让我们避免极端的和不切实际的虚构，使我们每个人都必定会得到关于公众事务的足够的意见。
因为新闻报道的情况与社会的真实情况之间不能划上等号，所以，执政者也就不能够单纯的依赖报纸的报道来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决策，对于政府来说，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锲入一个情报组织，通过专家的活动，未被察觉的外界情况能够有力的被报道出来，能够把这些情况报道给不同集团的人，使他们在某中程度上消除偏见，并且可以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这样，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以最深刻的方式来影响决策。”
（3）媒介与公众
考察媒介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李普曼强调两者都受到了“固定的成见”即刻板印象的影响和制约，舆论是两方面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报纸的经济基础来考虑，媒介与公众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报纸靠广告收入来维持成本与赢利，公众支付给新闻的使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广告费，是一种不公开的“隐蔽的支付”。所以，报纸必定要尊重买主的观点，报纸就是为买主而编辑和出版的。然而，另一种情况是，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等来选择自己的阅读对象，这就意味着报纸随时都会面临着公众更换阅读对象的风险，公众对于一张报纸的评价往往会依据他们的经验以内的事件的处理情况来下结论，所以，报纸要做的就是如何赢得读者的忠诚，如何赢得坚定的读者，为了抓住读者的个人兴趣，报纸是根据读者希望读到他们自己的消息这样一些原则来进行编辑的，在阐述《新闻的性质》一章中，李普曼的结论是，新闻应是生活的反常现象的反映，是突出事实的报道，是编辑对事实做出判断后的结果，是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报道。
媒介与公众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似是一种临时的，单方面的选择关系，主动权在读者，但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现实世界的本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就使得媒介和公众之间的关系便得越来越亲密，大众媒介确实能够成为一种引导舆论和控制舆论的强有力的手段，但是，如果这种舆论引导不是真实情况的再现和反映，而是大众媒介和少数政客制造出来的假象，那么，舆论引导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或者是一句谎言。同时，媒介与政治之间的共生关系，并不意味着只是精英人士通过媒介单方向的向大众施加舆论的影响，实际上，公众团体和公共知识分子也可以借助媒介影响政府的判断和决策。通过大众媒介的作业，能够使“公众议题”转变成“媒介议题”，并进一步进入到政府“决策议题”中，从而影响甚至是改变政府政策。
第三篇：以美国为例试论“三权分立”理论对西方行政制度及民主政府的影响
以美国为例试论“三权分立”理论
对西方行政制度及民主政府的影响
摘要：
本文从“三权分立”学说的历史出发，在阐述其基本内涵及学说发展的基础上，以美国为例，论述了“三权分立”学说对西方行政制度及民主政府的影响。
三权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称三权分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是当前世界上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广泛采用的一种民主政治思想。
一、“三权分立”学说历史
三权分立是一个政治学说，其主张政府的行政、立法与司法职权范围要分明，以免滥用权力。三权分立原则的起源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代。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政府论》的发表，表明现代意义上的分权理论初步形成。洛克在《政府论》中，对权力分立理论有详尽的描述。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这三种权力应该分别有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国王，对外权涉及到和平与战争、外交与结盟，也为国王行使。
继洛克之后，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更进一步发展了分权理论，提出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国家权力分为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所谓三权分立，就是通过法律规定，将三种权力分别交给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执掌，既保持各自的权限，又要相互制约保持平衡。
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员均集立法、执法（行政）、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即使在现代，立法、运用税款的权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愿的议会中，司法权的独立在于防止执法机构滥权。
二、“三权分立”理论对美国行政制度及民主政府的影响
三权分立的实现模式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而真实的情况是只有美国（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而其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议会制。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立。议会不但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且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行使行政权的那些人来自议会(下院)，包括总理也是。
1776年美国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1777年通过联邦条例，规定美国国会实行一院制。1781年联邦宪法确认两院制，同时采纳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原则，摒弃立法与行政合一的内阁制，赋予总统较大权力。为了防止总统及其机构滥用权力，又规定了必要的制约措施。即三权既存在各自独立的部分，又有相互间交叉和相兼的部分，以达到三权牵制的目的。
美国三权分立体制在实践上得到了适效的应用。从1789—1984年间，总统对国会法案的否决有2410次以上，国会随后推翻的总统否决95次，最高法院裁定100项国会法案或法案的一部分违宪[16]。但在历史的演进中，三权间并没有真正实行过平等均衡，权力或倾斜于某一机构，或倾斜于另一机构。开始时，国会在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后逐渐移向总统。尽管最高法院在新政初期对国会和总统权力进行过从严的解释，但他要在三机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已不可能。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需要，政府职能日益扩张，逐步形成行政集权民主制。而且，政府在管理社会和经济事务时，很难把任务交给一个不是兼有制定和执行规章并解决争议的权力机构，因此，有意成立兼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职能的机构。如联邦电力委员会（1930年），全国劳资关系局（1935年）等。这些行政机构享有半立法权、半行政权，显然这些机构可以作为对分立体制的补充或例外，但也可被看作为对分立体制的破坏或修正。
对三权分立体制的批评，基本上集中在效率低下，职责不明确上。
国会与总统间由于党派政见和利益之争常出现僵持局面，出现混乱拖延，处理事务不力。“权力分散和责任不明的情况，是使政府在紧急时刻处于无可奈何的瘫痪状况的原因。”而且三权各享有制约对方的权力，致使周转程序繁多，行动不敏捷，运转不灵，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效率低下，职责不清的局面是很自然的事。美国三权分立体制失却国家权力的总体权威，无法使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中的任何一个机构真正代表美国。因为，任何一个机构都有可能遭到另外两个机构的反对和抵制。
伍德罗·威尔逊早就主张，作为政府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应该分割，“把政体建成为一个方法简便，大权独揽、职责分明的毫无掩饰的体制”。
但是，无论对三权分立体制的批评如何激烈，有一点必须清楚，使各部门得以延缓或阻止其他部门的行动所造成的低效率，正是制宪者们有意掺入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中，它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政府通过干预保护私人利益，并保护政府对付不公正又谋私利的多数，“如果这种体制使政府碍手碍脚并使既定利益容易抵制变革，那么这一体制正是按其所预期的在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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