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第一篇：苏轼

诗词有意 仕途无情

——浅谈苏轼坎坷仕途下的豁达人生

曾经见过一位作家将诗人与政客的人生分别称为“审美人生”和“官宦人生”，这两种不同的人生似乎就出在一个对立面上，政客需要的是官场应酬的虚伪圆滑，而诗人需要的则是内心的纯真与澄澈。苏轼沉浸于文学艺术的美丽之中，与诗词歌赋为伍，崇尚人生的愉悦，自然的和谐，是典型的审美人生。但当诗人遭遇仕途，一个是面带假面的政客，一个是赤子之心的诗人，苏轼的人生又会有怎样的波澜？

苏轼的一生从政四十多年，一直在政治漩涡中起起伏伏。“问汝生平如何，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这样形容自己。我们都知道，苏轼的人生中，被贬谪黄州、惠州、儋州的这三段时间是最为艰苦、最为失意的，但他却将这生平的功业都归功与这三段时期，可见这三段时期对苏轼的影响之大。虽然此时生活上饱受磨难，但在这时苏轼的文学创作却走上了顶峰，它的人生态度更是有了巨大的改变。真实这所遭受的一切，塑造了苏轼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的人生精神。

元丰二年，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作《湖州谢上表》，只因“陛下知其愚不失时，难以追陪新近；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几句话，遭到李定等人的扭曲，到湖州还没有三个月，就因为讽刺新法，诽谤君相的罪名，被关入大牢，成为了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几经砍头的遭遇之后，被贬至湖北黄州作团终副使，因深受管制，苏轼与外界也不再接触，终日“醉酒狂言醒可怕”，“闭门谢客对妻子”，心情跌落谷底。

虽然这次被贬黄州，苏轼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在被贬期间，苏轼的人生态度也有所改变，他此时的文学诗作，也留下了许多经典。

初贬黄州时，苏轼作下《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残月，静夜，月下独自徘徊的作者，似乎只有孤鸿知道他的悲伤。苏轼凄清寂静，痛苦难耐的心情跃然纸上，那幽暗月色透出的伤痛，深深刺痛读者的心。然而，可喜的是，儒家思想和佛学深深的影响了苏轼，他在千万次的深思和探索后，从痛苦悲伤中解脱出来，一词《定**》，豁达壮阔之感震撼人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许这就是苏轼此时的人生态度了，无悲无喜，胜败两忘，苏轼旷达超脱，风雨无惧的人生理想与人格，令人肃然起敬。

坎坷催人奋进，正是这一次的困境，让苏轼感悟到了很多，千古绝唱《念奴娇 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诞生，那些恢弘悲壮，苍凉豪放的呼喊深入人心，将所有的读者，都领入了那片苏轼的旷达心境之中，与之共鸣。绍圣年间，苏轼离开黄州远到惠州，尽管仕途已经断绝，但苏轼仍然心境豁达，他寄情于风景优美的惠州山水之中，品四季美食，享受平淡生活的简单快乐。苏轼写到“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这些诗句，都表明苏轼已经厌倦了官场，崇尚超然物外的平淡生活了。“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冰轮横海阔，香雾入楼寒。停鞭且莫上，照我一杯残。” 皎月之下，朦胧月色，陶醉于惠州西湖的夜景之中。

苏轼晚年时期又一次被贬至儋州，这次的贬谪全因一首诗而起：“白头消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是苏轼所作的《纵笔》，但是的宰相章淳看到后笑道：“苏子瞻竟如此快活。”于是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儋州。苏轼在给苏辙的信中写到：“莫嫌琼州隔云海，圣贤尚许遥相望。平生学到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虽然日子日子过得艰苦，居无定所四处流浪，但苏轼仍然，没有消沉，他在枕榔树下买了几间茅屋，取名“桃榔庵”，用超脱的眼光看待生活，苦地也就成了乐园。

“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

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真如始终作者所感慨的，人生在世如飞鸿，我们只知道今日，又怎知明日如何？人的一生，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也许就微不足道了。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几次贬谪，却没有消沉，堕落，反是以豁达的心境面对失败，绝不随波逐流，它的一生都在逆境中保住气节，在困难中树立人格，它的睿智思想，超凡脱俗早已融入诗词之中，世世代代被传承，被品读，被歌颂。

“问汝生平如何，黄州惠州儋州。”

真是这一次次的贬谪失败，才塑造了苏轼的非凡人格，创造出这千百手动人诗词，将苏轼的豁达形象，深深的刻入脑海之中，流传青史。也许这就是苏轼将生平功业归功与此的原因了吧！

第二篇：苏轼

说不尽的苏轼

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苏轼说：“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苏轼在世时已经文名满天下。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云：“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传颂。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

苏轼死后，根据他生前“葬我嵩山下”的遗愿，葬在汝州（今河南省郏县），其地被称为“苏坟”。苏轼的弟弟苏辙与苏轼手足情深，并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苏辙死后，苏辙之子为践苏轼和苏辙生前“夜雨对床之约”，把苏辙葬于苏轼墓旁，人称“二苏坟”。到了元代，有人又设苏洵的衣冠冢于苏轼坟和苏辙坟之旁，于是就有了“三苏坟”。苏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个席位，三人死后，能够在嵩山下的古柏林中“无言”地“相视”、“相伴”，后人来到“三苏坟”前，抚今追昔，大概是会有许多感慨的。

白居易《李白墓》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他和李白都可以说应了“诗人薄命”那句话，可是，他们都创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作品，后人忘不了他们的那些“惊风雨，泣鬼神”的作品，后世有无数读者在和他们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李白和苏轼都有无数的超越时空的欣赏者、对话者，有了这些数不胜数的欣赏者和对话者，他们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苏轼不单是一个文学家

许多人都知道苏轼的诗好，词好，文章也好，所以人们说他是一个文学家。但苏轼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他还是一个书法家和画家。

苏轼是著名的书法家，许多人都很喜欢苏轼的书法。苏轼在书法上造诣很高，他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被称为“北宋四大家”。黄庭坚在评论苏轼的书法时说：“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以余考之，绝长捕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他又说，东坡“中岁喜学颜鲁公”，“比来苏子瞻（苏轼）独近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风骨。”

喜欢书法自然也就会爱墨，爱砚。

《苏东坡全集》中有“砚铭”数十首，可以说，在这些“砚铭”中，苏轼对砚的无比喜爱之情已经跃然纸上了。

苏轼有《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从此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的爱墨之心和爱墨之情。从诗中的“此墨足支三十年”一句，我们得知苏轼的藏墨甚丰；诗中又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全诗最后以“闻君此诗当大笑，寒窗冷砚冰生水”两句作结，耐人寻味。

可以断定，苏轼在写“非人磨墨墨磨人”这句诗时，他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千的——在这句诗中实在蕴涵了太多、太多的话内之意和话外之音！

所谓“磨”，可以和可能是“消磨”，也可以和可能是“磨练”。从这句“非人磨墨墨磨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对于苏轼来说，练字书写，其目的和意义决不是单纯地提高书法技巧或书法技艺，而是“书法就是人生”！苏轼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几十年含辛茹苦的书法历程，也就是在“历练”和“铭记”他的人生的历程。

苏轼是一个“平生好诗仍好画”的人。黄庭坚有《题子瞻枯木》一诗。诗云：“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此诗前两句是称赞苏轼的书法，后两句是称赞苏轼的绘画。

在宋代画家中，文同（字与可）善画墨竹，闻名后世。苏轼与文同是好朋友，苏轼诗文中论及文同墨竹处甚多，且多精彩之论。《北宋文化史述论》云：“文同墨竹的真迹传世者极少，<中国绘画史图录>上册收有目前大陆上硕果仅存的一种，与苏轼的一幅枯木怪石图同裱一轴。”“与它同裱的东坡之作，全幅画面只有一块磷蹭奇兀的巨石和并排而生的秃树。那秃树既不画鳞斑条纹，也不显示明暗对比，只是从平面的形状上看去像一棵树而已，充分体现了文人画不重形似的特点，而怪石与枯木的并置„„正是与墨竹一样表现知识分子苏世独立（按：疑为“遗世独立”之误印）之节操的意象组合。”不知今存的这幅苏轼“枯木图”同黄庭坚《题子瞻枯木》诗中所说的那幅“枯木图”究竟是什么关系？ 说到苏轼和文与可的友情，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苏轼诗集中有《题文与可墨竹》，此诗前有“叙”，文曰：“故人文与可，为道士王执中作墨竹，且谓执中勿使他人题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与可既没八年，而轼始还朝见之，乃赋一首。”苏轼在《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中称赞文与可的绘画“荒怪出象外”，造诣很高，又说：“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余最。”在诗的最后，苏轼说：“知音古难合，奄忽不少待。谁云死生隔，想见如龚隗。”从这首诗的记述中，我们得知，苏轼在文与可死后八年才得以完成文与可生前要苏轼为其所画墨竹题诗的愿望，虽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二人已经死生相隔，但在苏轼写作《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从哲学和解释学的意义上看，他们又正在进行令后人感动的超越死生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苏轼在写《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他是在与文与可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同时，他也是在呼唤后人与他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从苏轼谈人的全面发展

苏轼不但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和有一定地位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北宋时期是一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在思想和学术界几乎同时涌现出了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苏氏兄弟（苏轼和苏辙）的“蜀学”，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尤其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1年）程颢、张载、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第，更可谓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辙在为苏轼撰写的墓志铭中简要地叙述了苏轼问学的历程：“（苏轼）初好贾谊、陆挚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由此可知，苏轼走的是一条兼学百家（包括佛学）之长的道路。

苏轼著有《毗陵易传》，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苏轼哲学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三教合一”的思想和观点。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功。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苏辙著有《老子解》，也力主三教（儒、释、道）合一，苏轼在《跋老子解后》说：“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南朝之刘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

苏轼不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还有宝贵的经济学思想和观点。关于苏轼的经济学思想，在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有专节论述和分析，本文就不再饶舌了。

但还有一点，却是值得特别一提的——那就是苏轼还深谙医学。传世医书中，有一本《苏沈良方》，是后人把苏轼和沈括的医学方书汇编在一起而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非他方所能及矣。”苏轼在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遇大旱饥疫，“多作饘（稠粥）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虽然我们不能由此而推断当时所用“药剂”必定是苏轼所定之方，但我们却有理由猜测当时在选定所用药剂时，苏轼应该是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的。由于这件事的性质，不是医生个体行医疗病，而是一件“政府”组织的“医政”活动，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这项活动中，作为深谙医学的地方行政长官，苏轼发挥了令人称赞和大得民心的“领导”和“决策”作用。

如上所述，苏轼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在书法、绘画、哲学、经济学、医学等方面都可以卓然成家，他确实是一个少见的“多面手”，是令人钦佩的“全面发展的人”。

许多人都把苏轼当作一位文学家，这个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我更愿意把苏轼看作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把他看作一个值得效法的古代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典范。

人的全面发展不但是古代先哲的理想，而且是许多现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更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满怀景仰之情地赞赏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惟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就时代而言，中国的北宋时期无疑地是无法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相比的，可是，就个人而言，苏轼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巨人”相比拟的。

马克思也憧憬着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心愿干事情，“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占有核心性的位置。本文由谈苏轼开始而最后“漫游”到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很显然，本文已经不可能再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了。

第三篇：苏轼

苏轼经历了从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重要州郡，而且远至西北地区、海南儋耳。象他的前辈梅尧臣一样，他把写诗当作日常的功课，一直坚持到老年。他多方面向前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等学习，晚年更爱陶诗。比之散文和词，苏诗的题材更广阔，风格也更多样。

苏轼终身从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苏轼在军事上主张充实兵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和西夏的侵扰，并认为以金帛赂虏是最下之策。在苏诗里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许多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苏轼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它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白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苏轼继承他们的作风，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其次，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经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见俞文豹《吹剑录》)词在当时不是由关西大汉来唱的，这话显然是对苏轼的一种讽刺，然而它却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是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基调。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

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

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

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

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河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题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此调欧阳修词，名《洞仙令》，潘 词，名《羽仙歌》，《宋史·乐志》名《洞中仙。始见于郭煌词。

本词是苏轼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写作之由作者词序中已讲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谊赛情景，纯由想像生发。上片记人物、环境之清凉，人物则“冰肌玉骨”，具不同凡响的神仙资质，环境则水殿、清风、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瑶台的清虚之境，无一毫尘俗气。“绣帘开”几句绘闺房情景宛然如见，“一点明月窥人”句，“一点”与“窥”字灵动奇妙，为本词增添许多情致。下片描写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连月下纳凉所见以及因纳凉而思秋风，因思秋风而感念流光飞逝的怅惋之情，其间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丽。整首词奇逸疏隽，如空山鸣泉，清响绝伦。“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张炎《词源》卷下）。

【原词】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注释】

【注释】

1、孟昶：五代量后蜀国君，生活奢侈，爱好文学，工声曲，后兵败降宋，封秦国公。

2、花蕊夫人：陶宗仪《辍耕录》：“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之翾轻也。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

3、作一词：苏轼词序云词已失传，只记其首二句，后世所传孟昶《玉楼春》词乃“东京士人隐括东坡《洞仙歌》（沈雄《古今词话》）。赵闻礼《阳春白雪》引潘叔明云：“蜀帅谢元明因开摩诃池，得古石刻，遂见全篇（指原《洞仙歌》），词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则阙琳宫恨初远。玉阑干倚遍，怯尽朝寒；回首处，何必留连穆满。芙蓉开过也，楼阁香融，千片红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锁，莫放轻舟。瑶台去，甘与尘寰路断。与日俱增莫遣流红到人间，怕一似当时误他刘阮。‟”宋翔风《乐府余论》评此词为伪托。

4、冰肌玉骨：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5、水殿：指筑于成都摩诃池上的宫殿。暗香：指梅、兰、荷、菊一类花清幽的香气。

6、素手：美人白皙的手。

7、河汉：天河，银河。

8、金波：月光。《汉书·礼乐志·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注：“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玉绳，两星名，在北斗第五星玉衡的北面。谢胱《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诗：“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9、不道：不觉。

这首词描述了五代时后蜀国君孟昶与其妃花蕊夫人夏夜在摩河池上纳凉的情景，着意刻绘了花蕊夫人姿质与心灵的美好、高洁，表达了词人对时光流逝的深深惋惜和感叹。

上片写花蕊夫人帘内欹枕。首二句写她的绰约风姿：丽质天生，有冰之肌、玉之骨，本自清凉无汗。接下来，词人用水、风、香、月等清澈的环境要素烘托女主人公的冰清玉润，创造出境佳人美、人境双绝的意境。其后，词人借月之眼以窥美人欹枕的情景，以美人不加修饰的残妆——“钗横鬓乱”，来反衬她姿质的美好。上片所写，是从旁观者角度对女主人公所作出的观察。

下片直接描写人物自身，通过女主人公与爱侣夏夜偕行的活动，展示她美好、高洁的内心世界。“起来携素手，”写女主人公已由室内独自倚枕，起而与爱侣户外携手纳凉闲行。“庭户无声”，制造出一个夜深人静的氛围，暗寓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时见疏星渡河汉”，写二人静夜望星。以下四句写月下徘徊的情意，为纳凉人的细语温存进行气氛上的渲染。以上，作者通过写环境之静谧和斗转星移之运动，表现了时光的推移变化，为写女主人公纳凉时的思想活动作好铺垫。结尾三句是全词点睛之笔，传神地揭示出时光变换之速，表现了女主人公对时光流逝的深深婉惜。

这首词写古代帝王后妃的生活，艳羡、赞美中附着作者自身深沉的人生感慨。全词清空灵隽，语意高妙，想象奇特，波澜起伏，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河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题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此调欧阳修词，名《洞仙令》，潘 词，名《羽仙歌》，《宋史·乐志》名《洞中仙。始见于郭煌词。

本词是苏轼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写作之由作者词序中已讲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谊赛情景，纯由想像生发。上片记人物、环境之清凉，人物则“冰肌玉骨”，具不同凡响的神仙资质，环境则水殿、清风、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瑶台的清虚之境，无一毫尘俗气。“绣帘开”几句绘闺房情景宛然如见，“一点明月窥人”句，“一点”与“窥”字灵动奇妙，为本词增添许多情致。下片描写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连月下纳凉所见以及因纳凉而思秋风，因思秋风而感念流光飞逝的怅惋之情，其间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丽。整首词奇逸疏隽，如空山鸣泉，清响绝伦。“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张炎《词源》卷下）。【原词】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第四篇：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中文名： 苏轼 出生日期： 1037年1月8日 外文名： Su shi 逝世日期： 1101年8月24日 别名： 苏子瞻、苏东坡 职业： 官员、文学家、画家、书法家 国籍： 中国北宋 主要成就： 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 民族： 汉 《赤壁赋》《石钟山记》《饮湖上初晴后雨》《念奴娇·赤壁代表作品：

出生地： 四川眉山 怀古》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立新法中与王安石发生不快，被罢免官职。《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

代表作品：《水调歌头》《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词豪放派创始人

公元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治)。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

编辑本段艺术成就 文论

苏轼书法赏析(20张)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 《祭黄几道文卷》 《梅花诗帖》 《前赤壁赋》 《东武帖》 《北游帖》 《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 《令子帖》 《致南圭使君帖》 《次辩才韵诗》

《一夜帖》 《宸奎阁碑》 《致若虚总管尺牍》 《怀素自序》 《近人帖》 《与范子丰》

苏轼书法(19张)

9.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江城子》

10.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江城子》

11.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12.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

13.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

14.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

15.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

16.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临江仙》

17.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

18.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阳关曲》

19.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

20.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浣溪沙》

21.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

22.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23.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

24.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

25.人生如梦，一尊（通“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26.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

27.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

28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

诗句

1.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2.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春夜》

3.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陌上花》

4.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陌上花》

5.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吉祥寺赏牡丹》

6.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游金山寺》

7.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8.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晓景》

9.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0.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1.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

12.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庐山烟雨》

13.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

14.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

15.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东栏梨花》

16.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

17.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18.尽见西山遮岱岭，迥分东野隔新罗。《登表海亭》

第五篇：苏轼

苏轼

（北宋文学家）编辑 锁定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1-3]。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4]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主要作品 《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

主要成就

“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主要代表，“宋四家”之一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6]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7]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8]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9] 好美食，[10]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11] 好品茗，[12] 亦雅好游山林。[13]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5]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16]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惇、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沒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來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惇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17]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18]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9]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20]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6-7]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8-10]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11-12]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13] 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14]

皇祐三年（1051年），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15-16] 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17]

王安石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贫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诸富民之有良田得谷多而售数倍之者。贫民被灾。不可不恤也”宋代董煟所著《教荒活民书》，以封建国家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职责为根据，提出在救荒时各自应该完成的工作。他讲道:“赈济者，用义仓米施及老、幼、残疾、孤、贫等人。米不足，或散钱与之，即用库银籴豆、麦、菽、粟之类，亦可”。有学者认为董煟提出了系统的赈济学说理论，特别提出了对残疾人群体的救助，为后世的救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宋代还特别注重仓储在救灾救济中的作用。历代出现过的仓储形式在宋代几乎都曾设立过，如常平仓、社仓、义仓等，另外还有广惠仓、半储仓、平余仓则是宋代的创举。这些仓储形式对救济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下诏设置广惠仓，救济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18]

陈说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19] 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20] 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21-22]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23]

恳辞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25] 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26] 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众士大夫都引为盛事。[27]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28]

宋英宗继位后（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29]

越次入对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30-31]，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32]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33]

熙宁变法

主词条：熙宁变法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34-35] 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36]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37]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新旧党争

主词条：新旧党争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38] 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40]

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皆被罢出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对他非常信任。[41]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42-43]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44]

罢相始末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45]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46]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47]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48]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49]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50]

病逝江宁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哲宗即位后，加王安石为司空。[51]

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太傅，葬于江宁半山园。[52]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执政，王安石得以配享神宗庙庭，谥号“文”。[53]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追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孔庙。后至靖康元年（1126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