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选考试大纲教材目录：党史、党的学说党的建设、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第四部分）
中共党史
１．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第一节：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一、近代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曾经创造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当欧美一些国家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确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者却盲目地以中央帝国的“康乾盛世”而自傲，自我封闭，拒绝扩大与外国的交往，仍然陶醉于昔日的辉煌之中。而事实是，原来文明程度落后于中国的欧美国家，这时已远远地跑在了中国的前面。
盛世已蕴含着衰败，落后就要挨打。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就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全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控录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二、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呈现出人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番景象：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工具；1915年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下中国的奇耻大辱；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成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各自割据一方，并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相互之间展开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陷于长期的分裂和**之中。
面对残酷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并不甘于失败。孙中山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但屡遭失败，陷入困境。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满不怀着对实行议会制的真诚和期望而奔走呼号，惨遭北洋军阀的卑鄙暗杀。革命党人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等，换来的是反动军阀的疯狂镇压。这样那样的救国方案都试过了，但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在中国的先进分子中，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要救国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消沉、苦闷和仿徨中走出来，再次在心中燃起热切的期待，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后改为《新青年》）杂志，犹如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狂飙。这场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奏。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通过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认真思考，认定要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必须根本改造国民性。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为主要思想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全面挑战。通过批判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冲破了遏制新思想的罗网，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革命的思想解放潮流。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批判封建正统思想的过程中，也发生过片面性的缺点，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甚至把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也当作封建糟粕一概加以否定。这种偏向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不利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但在此时的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已经在实际生活中明显暴露出来。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尖锐化的表现。这就逐渐引起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和批判。正是这种怀疑和批判，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中国颂扬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著文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到这时，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逐渐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随之发展壮大起来。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这个阶级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它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且，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要求，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要坚决和彻底。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以及此时形成的比辛亥革命时期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
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出现一个新的远为壮大的阵营。一场新的人民大革命的兴起已不可避免。这场革命以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为起点。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1919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锹。会议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
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示威，掀起爱国风暴。在北洋军阀政府的严厉镇压下，这场风暴一度转入低潮。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搁，又有大批学生被捕。在此重要关头，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参加人数达六七万。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扩展到20多个省、市的100多座城市。五四运动突破青年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涨向工人。
北洋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宣布罢免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
在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往民间去”，到工人中去开办学校、组织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的实际教训中，进一步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1920年四五月间，《东方杂志》、《新青年》等刊物刊登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言这个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中国人民从苏俄政府对待中国的态度中，对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感触。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有力的推动。因此，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
那时，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在刊物上纷然杂陈。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着中国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先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是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基本特征。
在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1920年9月，陈独秀发表《谈政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他已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湖南学生运动领袖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陈潭秋、向警予、高君宇、何孟雄、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等，也先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一些老同盟会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认定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自觉地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成立于 1919年3月）的帮助。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相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组织是在上海建立的。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它起到了在全国范围内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的作用。10月，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李大利为书记。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在欧洲和日本，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以后，主要开展了几个方面的活动：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二是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帮助一批进步分子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派别的界限，最终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三是通过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会的工作，使工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四是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所进行的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参加会议的各地代表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旅日）。包惠僧受在广州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会议。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大会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大会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已在沉沉黑夜中点燃起来。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唯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正题个个党，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虽然这时它的力量还很弱小，但它满怀信心地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
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活动的，从何处着手进行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需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在斗争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党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所受的最大痛苦，还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剥削，而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军阀的统治。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于党制定当时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通过对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分析，揭示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二大就在全国人民面前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通过的决议案提出把党建设成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旗帜鲜明地展示了党的先进性。大会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
二大还通过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选择，对后来的中国革命产生过积极作用，但也带来过消极方面的影响。
二大选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发生大小罢工100余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其中，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谋矿工人大罢工最具代表性，充分显示出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力量。
1923年2月4日爆发的京汉铁路三万名工人大罢工，使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达到顶点。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军阀吴佩服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等先后被杀害。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这个时期党领导的工人斗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或其他合法斗争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
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第二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到延安整风)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
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中国大地，人们通常把它称为“大革命”或“国民革命”。
这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党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正在这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传到中国，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在几经挫折后，没有多少实力，而且成分复杂，组织松散。但它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多次挫折后，深感其领导的革命必须改弦易辙，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欢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多人，代表党员420人。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三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章龙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实行阶段。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民族主义突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民权主义强调民主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两大原则。这个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找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4年7月，在广州沙面租界爆发数千名工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1925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4年7月起，在广州开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
在共产党人的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校址在广州附近的黄埔，通称黄埔军校）。1924年5月，黄解军校开学，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为校长，廖仲偿为党代表。11月，旅法归来的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56人，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着。1924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他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广州北上，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的同时，一股反革命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回答。
1925年1月11日至ZZ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是，总结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还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和经济关系。但对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过程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大会没有作出具体回答，对建立政权和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认识。
四大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党的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引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全国各地更加高涨。一场新的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是从1925年的五卅运动开始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被日本资本家枪杀。5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30日在租界内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活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举行街头宣传和示威游行，租界的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此后几天，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又连续发生英、日等国军警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些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抗议运动。全国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从通商都市到偏僻乡镇，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形成有25万人参加的规模宏大的省港大罢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共产党员苏兆征担任委员长，处理罢工事宜，对香港实行封锁。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罢工坚持十六个月之久。有组织的罢工工人成为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柱。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很大发展。到1925年底，党员人数增加到一万，一些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起党的组织。
在五卅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形势下，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汪精卫当选为主席，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将黄埔军校校军和驻广东的粤军、湘军、滇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6个军，共8.5万人。共产党员周恩来等担负起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在此前后，国共两党通力合作，经过两次东征和南征，消灭盘踞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部和广东南路的军阀邓本殷部，并平息滇军、桂军在广州发动的叛乱，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举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准备了比较可靠的后方基地。
伴随着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国民党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长。更为严重的是，蒋介石因在创建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根据地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谋取主管军事的权力，其影响和地位已大大增强。他开始加强对共产党的限制，反共面目越来越明显。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得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国民党右派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占了优势。3月18日，国民政府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奉命派中山舰到黄埔后，立刻谣言四起，说是要劫持蒋介石。3月20日，蒋介石以所谓中山舰事件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监视并软禁共产党人，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办事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妥协退让的结果，使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这一事件后，汪精卫称病去职，蒋介石为取得最高权力又迈进了一步。在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由于中共中央的妥协退让，决议案获得通过，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都辞去职务，蒋介石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的立场进一步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但是他的实力有限，还需要得到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此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这时已到北伐战争的前夜。北伐的军事指挥权主要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这个事实，表明革命形势虽然在迅速发展，但已经埋伏着严重的危机。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大革命的失败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要有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派势力，其兵力达70万人。这时，国民革命军除广东原有的6个军外，增加了新归附的第七、第八军，共有10万人左右。针对敌我兵力悬殊的形势，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
根据这个战略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出兵湖南。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在沿途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北伐军势如破竹。到9月6日、7日，两湖战场的北伐军分别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全歼吴佩孚部主力。江西战场的北伐军也于11月初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福建方面，12月中旬不战而下福州。北方冯玉祥部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军南下。11月间，国民军联军已控制陕西、甘肃等省。到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已控制了除江苏、浙江、安徽以外的南部各省。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也已控制西北地区，准备东出潼关，响应北伐军。北伐战争胜利的大局已定。
北伐战争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结出的丰硕成果。在北伐过程中，国共两党之间虽存在矛盾，但基本上是团结的，仍能集中力量共同对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作战中舍生忘死，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员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成为赢得“铁军”称号的第四军中英勇善战的一支部队。共产党人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使北伐军的许多指战员有着明确的革命目标和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革命精神。共产党人还在发动工农群众方面作出巨大贡献，使北伐军所到之处，都能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的直接支援。此外，苏联军事顾问的帮助和苏联提供的物资援助，对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广大农村，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把统治几千年的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打得落花流水，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在城市，工人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组织武装的纠察队。一些城市相继举行罢工，大都取得胜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革命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蓬勃展开，推动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未能遏制革命阵营内部的危机。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实力迅速膨胀。帝国主义列强认定蒋介石等所代表的势力同样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们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一批批政客、官僚也投靠到蒋介石身边。
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的反共面目公开暴露出来。他提出要把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都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国民党左派控制的党部等严重事件。南方革命阵营分裂的明朗化，表明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公开叛变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时，共产党人本来应该而且有可能直接掌握更多的军队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以便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可是，中共中央忽视对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结果，当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时，中共中央不仅在精神上缺乏准备，而且在实际力量对比上难以组织起有力的反抗。大革命走向失败的趋势，已很明显了。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提出既要防止“军事政权”的“向右”，又要防止民众运动的“向左”。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对于这种右倾错误，党内一部分同志进行了抵制和反对。毛泽东在1927年初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32天考察。他在所写的考察报告中，尖锐地批驳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论述了农村革命的伟大意义。翟秋白等也对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判。
1927年3月21日，当北伐军推进到上海近郊时，英勇的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发动总罢工，随即转为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战斗，占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区，并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这次起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市区。3月24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当天下午，游弋在长江江面的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军民严重伤亡。南京事件后，蒋介石加快了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反共的步伐。4月初，蒋介石等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谣言”，要求“不听信任何谣言”。汪陈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到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基本上还是革命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67人。大会未能对武汉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的分析，导致了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未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方向。
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并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为总书记。五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未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愈来愈恶化的局势。
党的五大闭幕后，武汉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陈独秀等仍企图以让步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能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
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这个宣言虽然发得迟了一点，但对振奋党内的革命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比革命阵营的力量要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二是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在主观上，是陈独秀等人在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获得很大的胜利。但是，这时的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刻了解的党。因此，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在大革命的后期，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有直接影响。
曾经造成很大声势并取得重大成果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通过这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开始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尤其是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三、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经过一系列新军阀混战，建立起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时个政权对外实行反苏、亲帝的政策，对内竭力维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和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残酷地镇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因此，同北洋军阀一样，它仍然是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独裁专制政权。
在这样的政权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须直接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然而，这时的党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沉，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事实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
但是，在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变得十分黯淡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断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为彻底清算并纠正党在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新的方针，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会议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给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一个历史转折点。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会议确定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人在黑暗中高举起革命的旗帜，以血与火的抗争回答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组织武装起义。
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10月初，起义军在南下广东途中遭到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入湘南。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改组省委并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于9月9日发动。在进攻长沙受挫后，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改变原定部署，决定到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随后进行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内部实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泽东率部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在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绝大部分市区，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起义失败，张太雷和许多同志壮烈牺牲。退出广州的起义军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参加革命斗争，一部分到广西左、右江一带同农民起义军汇合。广州起义是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击。
除了这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外，党还先后领导了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的武装起义。到1928年初，党先后发动近百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一部分很快地失败了。它们的失败证明：在中国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城市武装暴动或攻占大城市来夺取革命胜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坚持下来的起义军，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就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尽管这时党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但革命形势依然处于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没有认清形势。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这次会议后，一些地区盲目暴动带来的惨痛失败，使中共中央冷静下来重新考虑问题。1928年4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至此，这次“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停止。
为什么革命处在低潮而党内却会出现“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呢？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和许多共产党人对中国政局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缺乏认识。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满腔愤恨和复仇渴望，像一团烈火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容易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并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在各地武装起义蜂起的时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放在城市。实际上，从外国搬来的“城市中心论”是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的。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在如何认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抓住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的时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并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基础。
朱德、陈毅率部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当地农民举行湘南起义后，向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在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苏维埃政府后，红四军接连击破国民党军队的三次“会剿”，井冈山根据地得到发展和巩固。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平江举行起义，组成红军第五军，12月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是分不开的。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动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的逐步稳定，1928年5月至7月，在边界各县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红军中有人对于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缺乏信心，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1928年10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回答了这个问题。决议指出，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地方性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红色政权可以利用这种条件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只要有继续向前发展的革命形势，有很好的党并制定正确的政策，有很好的群众，有相当力量的红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和提供足够给养的经济力，红色政权就能够存在和发展。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代表着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以及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各地起义部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树立了榜样，并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
四、革命运动的复兴和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为了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革命斗争的路线和任务，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84人。大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大会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形势是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尽管六大存在着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以及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等缺点，但大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党的六大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审查委员会。会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并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等三人为常委会候补委员。由于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他虽被选为中央主要负责人，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党的六大后的两年间，出现革命走向复兴的局面。大革命失败后似乎已陷入绝境的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的斗争，又重新壮大起来了。六大以后，中共中央非常注意党的建设，党的组织有了较大发展。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已达到6.9万人，1930年3月，又增加到10万多人。1930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使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六大后，工人革命力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到1929年底，全国赤色工会会员及其影响下的工人群众，共有近四万人。农民抗租、抗粮、抗税的斗争，城市贫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以及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等，也都有所发展。面对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特科工作的领导。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同志、严惩叛徒、搜集情报、配合红军和根据地的斗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加强了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领导。这个时期，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各根据地的党组织抓住军阀混战的时机，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开辟的赣南闽西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西南出击。随后同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红五军主力会合，并向闽西发展。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地立武装有很大发展。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共有两万余人，成为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8月，红一军团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在领导红军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自觉地把党领导的农民战争同旧式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给中央的个报告中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发生错误的。
为了解决在农村环境中保持党和红军的先进性的问题，1929年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多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案。它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决议案总结创建红军和农村根据地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强调加强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解决了就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卿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会议选出红四军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在赣南、闽西根据地内，土地革命有很大发展。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定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次年春，兴国等县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以来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深入土地革命的政策和原则。在实行土地革命的地方，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贫苦农民向着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这个事实，使广大农民迅速分清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对各地红军、根据地的发展和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作用。经过艰苦的斗争，到1930年夏，全国已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涨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经过艰苦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农村根据地已成为积蓄和锻炼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震惊。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
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重点是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适度深入”等一整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居民达250万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不久，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在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进步军官董振堂等率领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这期间，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也取得重大胜利。
在各根据地不断发展的情况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走向复兴，关键在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把立足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发动和依靠农民群众，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各项建设事业，开展以农民为主体的长期革命战争，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最后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这条前人没有走过的独创的道路，是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其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出坚持、发展农村根据地的系统经验，而且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初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阐明。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辟，以及有关这条道路的理论的初步阐明，是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刻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极端重要性。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坚持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表现出革命的首创精神、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深远的战略眼光，提出关于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思想，从而为中国革命指明正确的道路。尽管革命的发展还会遇到挫折，但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最终走向胜利的。
五、王明“左”倾错误和革命运动的挫折 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局势的好转，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
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随后，成立了实施这个计划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党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9月下旬，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霍秋白主持，党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等对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全会前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开始得到纠正，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可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变化。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的留苏学生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在党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使中央难以正常工作。
王明还散发他写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夸大中国革命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的存在；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急于夺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内的一个或几个主要省份的首先胜利；宣称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这些主张，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全会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受到严厉指责。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这时起，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由于王明等人的主张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左”，气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为什么能够上台？原因在于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都不足。当王明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识别和抵制的能力。
六届四中全会后，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出现一片混乱。罗章龙等在反对四中全会的名义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党。由于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王明要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即将前往中央根据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的责任。
就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亡国惨痛之中。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
这以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这时，摆在党面前的问鹏是，正确认识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动。然而，临时中央虽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张，却不能正确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一类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继续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方针；作出的许多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发展。
“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观蛮干，使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坚持斗争，团结宋庆龄、鲁迅等爱国进步人士，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共产党的影响，传播进步思想，并注意联系中国的实际，创作出大量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以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等组织为核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现代进步思想发展和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通过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逐步地将错误路线推行到红军和根据地中。在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的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给红军和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错误领导对红军反“围剿”斗争的不利影响愈真切严重。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矛头，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再加上“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西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先后退出原有的根据地，在向西转移过程中，分别开辟了川陕根据地和湘鄂川黔根据地。
1932年底，国民党军队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已被撤销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周恩来、朱德从实际情况出发，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于1933年初迁入中央根据地。党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间接连遭到破坏，到1935年7月停止活动。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
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为了排除障碍，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临时中央在福建错误地开展反对“罗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侵）、古（柏）的斗争。他们都是当时军队和地方的重要负责人，“左”倾领导人反对他们的主要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的。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先后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根据地进攻。
这时，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负责军事指挥。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夕”，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战局的发展对红军日渐不利。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这对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是一个有利的机会。但“左”倾领导人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不肯在军事上同第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后，完成对中央根据地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全会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的不利形势，宣称中国革命进入到“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阶段，把“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顶点。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
“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恶果，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北大门广昌。经过十八天血战，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根据地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酉突围的征途。此前，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调动和牵制国民党军队，还组成以方志敏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支深入敌后的孤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
党的六大后，革命运动出现复兴局面。由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导致除陕北以外各根据地的丢失和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的严重破坏，给党和红军造成巨大损失。这个教训是惨痛的。
六、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一些曾支持“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
这时，蒋介石察觉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立刻调兵遗将，等侯红军到来。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上，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报告和意见，认为博古的总结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江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修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四次渡过赤水河，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在渡过金沙江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四川境内的大凉山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畔的安顺场渡口和沪定城铁索桥边。随后，强渡天险大渡河，翻越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在懋功（今小金）地区同张国焘、徐向前等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为确定会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不久，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有利形势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下旬，右路军穿越草地后，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坚持南下。9月9日，他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
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但他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9月17日，陕甘支队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一举突破甘南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从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决定前往陕北，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五军团（由陕甘根据地的红二
十六、红二十七军同从鄂豫皖根据地先期长征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合编组成）会师。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
中共中央先行北上后，已经南下的张国烹于10月5日公然另立“中央”。193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南下红军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四万多人。这时，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从苏联归来的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他取消另立的“中央”。这样，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
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历经艰险，在1936年7月2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川康边的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
二、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
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二万多人奉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惨烈地失败。
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的领导下，独立地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极端艰苦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同中央失去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条件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留下坚持斗争的瞿秋白、何叔衡等许多人壮烈牺牲。
这一时期，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杨靖宇等的领导下，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红军在长征途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中红军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巨大动力。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中华大地上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甘地区胜利会师，其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七、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在中共中央率领红军北上到达陕甘地区前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撇主义，加紧华北的侵略，使平津上空战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运动。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支援学生斗争。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抗日救亡斗争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已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把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这一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此之前，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
中共中央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全民族抗战兴起过程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表明党在继遵义会议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和组织问题之后，开始努力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表明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党采取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底，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到华北重建和加强遭受严重破坏的华北各地党组织，打开了新的工作局面。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后派人到上海，与那里的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并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5月，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与此同时，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对日本的态度，在华北事变后也发生了变化。据此，中共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倡导国共两党重新合作。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
但是，蒋介石仍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4日到达西安后，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以迅速行动包围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陪同蒋介石到西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张、杨并向全国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一发生，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酉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曰”等六项承诺。
西安事变在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客观形势渐次成熟的时候，起了促成这个合作的作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以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两党关系开始改善。
为了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并提出，如果国民党将五项要求定为国策，共产党愿意实行四项保证：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大让步。这种让步是有原则的，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两大政党和两个政权的对立，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这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引起巨大反响，并得到国民党内部抗日派的赞同。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自身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政治建设。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苏区代表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接着，又召开党的白区代表锹。7月和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其中的两个部分后经修改，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的高度，着重揭露和批判了长期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错误。这些都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多次谈判。尽管局势发展还有跌宕起伏，阻止内战的大势已经出现，国共两党的高层谈判已经开始。历史的潮流正不可逆转地向着实行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阶段发展。
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继向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党曾两次经受严峻的考验：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险恶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埋头苦干，度过最黑暗的时刻，奇迹般地开创出新的局面。这十年的历史证明：那种理论脱离实际，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或由一个远离中国的国际指挥中心来指挥中国革命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十年中，党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几度犯过“左”的错误，但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汲取教训，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向了新的阶段。
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制定
1937年开始的全国抗日战争，既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照，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的德、意、日三国企图重新瓜分世界，先后结为反共同盟，成为欧洲和亚洲的战争策源地。经过长期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于1937年7月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
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从此开始。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就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党的各级组织积极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为促进国共两党实现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再上庐山与国民党谈判。周恩来等向蒋介石送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要求，重申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日军不断扩大侵略，把战火从华北烧到华东。8月13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奋起抗战。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急欲调动红军开赴前线，因而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师：第—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全军共4.5万多人。接着，在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红军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下辖四个支队，全嫩1.03万人。红军改编后迅速开赴抗日前线。国共两党军事上的合作，推动了全国抗战和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1937年9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辖23个县，人口约150万，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在中国共产党的多次催促下，国民党中央通讯社9月22日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抗日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侨胞热烈欢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并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华民族空前的大团结，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抗日战争怎样才能走向胜利？党从抗战一开始就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党认为，中国是有力量进行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的，这种力量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广大人民中，只有动员和组织人民，才能抵御强敌，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废除国民党的***，给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权利，适当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财政经济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团结政策，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这是党的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体现。纲领所阐明的党在抗战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
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不愿放弃***，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拒绝实行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而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甚至企图通过对日作战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却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在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引下，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以更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抗日洪流。抗日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正确战略、策略，实施动员人民、依靠人民的正确路线、政策，因而牢牢地掌握了历史主动权，成为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九、敌后战场的开辟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为着贯彻执行全面抗战路线，党作出了开辟敌后战场的重要战略决策。洛川会议指出，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会议确定人民军队的战略任务是，到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展和扩大人民军队，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既服从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总体战略，又充分发挥人民军队的优势，在政治上保证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因而是人民军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的正确方针。
八路军刚开赴抗日前线时，主要是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以少部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五师主力在晋东北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精神和抗战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进行了忻口战役。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平津、淞沪、忻口、徐州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再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但是，由于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许多重要城市和富饶地区失陷。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大肆烧杀淫掠，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惨案，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体枪杀、焚烧、活埋及用其他方法处死者，达30万人以上。日军在其他地方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计其数。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和党领导的山西新军按中共中央的部署，在敌后实行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敌后第一个由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临响政委员会在冀西阜平成立。新四军也挺进大江南北，开赴苏南、皖南、皖中等地区，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
在敌后抗战的艰难条件下，党领导人民军队同群众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最初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打击日军，取得巨大成绩。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人，先后创建晋察冀、晋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晋西南、山东、苏南、皖中等抗日根据地。战斗在白山黑水的东北抗日联军也十分活跃，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打击敌人。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战场的战略总后方。大批爱国青年和抗日志士涌向延安，经过培养训练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发展，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共产党军队为主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对稳定全国战局起了重大作用，是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重要条件。
全国抗战开始后，由于战争局势的复杂，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认识不清，“亡国论”、“速胜论”等有相当大的影响。澄清这些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的基本走势，是指导抗日战争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经过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客观根据，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强调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以马克思主义的非凡洞察力，清晰地描绘出抗日战争发展过程的完整蓝图，深刻阐述了党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是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同时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指导也产生了影响。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党以很大力量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大批党员，积极领导以武汉为中心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共代表团同时驻武汉，负负同国民党联系和谈判。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地建立办事处，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汉口公开出版。党从原来比较狭小的环境中走出来，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人士进行广泛而直接的接触，宣传抗日民主主张，初步打开新的工作局面。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人还参加了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在一段时间内国共合作的关系比较融洽。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这是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他根据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关于中国抗战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指示精神，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了危害，干扰了全面抗战路线的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到苏联，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脱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传达工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统一领导。这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至11月，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重申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战。会议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迅速发展。
十、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而将主要力量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
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国民党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1938年12月，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并拼凑伪中央政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决定“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各地接连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中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严重危机。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使国家政局空前复杂。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军民反“扫荡”作战中，1939年11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在抢救八路军伤员时不幸感染中毒，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
1940年8月，为了粉碎敌人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参战部队有105个团约20万人，故称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1.8万余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大量敌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因而沉重地打击敌军，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与此同时，新四军各部贯彻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利用山地、平原和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建立了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苏北等抗日根据地，坚持和扩大苏南、皖中等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在华南，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和发展东江、琼崖等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日格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到 1940年底，党领导的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人，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抗日根据地发展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加上陕甘宁边区共17块近1亿人口。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大量牵制、消灭日军，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逐步成为中国抗战的重心。
在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党的地下组织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彻底转变工作方式，深入群众，以隐蔽的方式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人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牵制敌人的兵力，打击日伪统治，支持和配合了敌后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取得新进进展。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领导下，南方局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宣传文化、群众工作等方面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特别重视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上、国民党民主派、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等广泛接触，共商国是，使他们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并逐步取得他们的信任，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支持下，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在重庆成立，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生力军。南方局在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方面同样取得很大成绩，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团结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党的影响。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组织，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利用西北特殊的地理条件沟通党和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的关系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支持和配合了陕甘宁边区建设和全国抗战。
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1939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党给予坚决回击。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在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围攻，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共产党采取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击的方针。中共中央军委宣布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毛泽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除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等十二条解决办法。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在《新华日报》登出，有力地揭露和声讨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
全国人民及国际舆论普遍同情共产党，谴责国民党当局消灭异己、破坏抗战。国民党顽固派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其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党以大局为重的正确措置，使极度危急的国内时局得以扭转，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党深刻地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这主要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策略原则使党得以在复杂多变的环境里更加熟练而恰当地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各种棘手问题，避免犯“左”、右倾错误。
在此期间，针对国民党大肆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等反共谬论，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国民党展开论战，批判和揭露各种假三民主义，着重阐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说明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新三民主义基本相同，但两者又有区别，共产党将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长期合作。这场论战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
为了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全部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更好地指导抗战和中国革命，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他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于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资产阶领导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旧民主主义革触质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是；政治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 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上，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上，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相互连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实现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是为着将来实现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斯党人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革命特别是建党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是毛泽东思想在抗战时期最重大的理论成果。它的提出，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等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十一、加强根据地建设，开展整风运动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狂，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欧洲许多国家，1941年6月又挥兵东向，对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12月，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进攻英、美等国在太平洋的属地，挑起太平洋战争。国际法西斯成为世界人民的公敌。中共中央主张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加强同英、美等国的合作，反对共同敌人。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正式形成国际反法斯统一战线。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承担着抗击日本陆军主力的任务。
日本法西斯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决意加紧对华作战。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采取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在日军疯狂而频繁的进攻下，敌后军民伤亡很大，根据地的可耕土地被大量毁坏，大批粮食和牲畜被抢走，加之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口由1亿锐减到5000万以下，人民军队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军民没有被困难所吓倒。党分析形势后明确指出，人民抗战面临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日益接近胜利的暂时困难；要发扬革命精神，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党领导敌后军民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和运用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以及派遗武工队等多种有效的歼敌方法，开展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给日、伪军以有力的打击、1941年至1942年间，人民军队共作战4.2万次，毙伤俘敌军33万余人。敌后抗战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支持。
敌后军民在对敌斗争中涌现出成千成万的抗日英雄，表现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高尚的民族气节。东北抗日联军主要领导人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在1940年2月与日军的战斗中牺牲后，残暴的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剖开他的腹部，发现他的肠胃里竟全是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敌人为之震惊。“狼牙山五壮士”宁可跳崖也不投降的英雄气概，连敌人也表示敬佩。
抗日根据地是全面贯彻和实现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坚强阵地。为克服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党采取多种有力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根据地建设的楷模。1941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全面地体现了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
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设。党在总结各地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是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在政府工作人员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制”，容纳各方面的人士，团结抗日的各阶级、阶层；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施政方针，保障各抗日阶级的人权、财权，厉行廉洁政治。在经济建设方面，党号召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动员农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组织劳动互助，提高耕作技术，推广良种，特别是把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实行减租减息，一般将原租额减少25％，规定年利息率一般为10％，其他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大生产运动的广泛开展，对于克服严惩的物质生活困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地还开展文化教育建设，发展先进文化事业，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培养大批骨干力量，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
党还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在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统一根据地领导，协调对敌斗争的步伐，等等。
党在根据地内实行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各项建设事业得到发展，奠定了坚持长期抗战、克服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
这一时期在全党范围开展的整风运动，对进一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强党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后，党纠正历史上的“左”、右倾错误，在全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上的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左”、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清算，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因此，深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算错误路线，教育全党学会运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处理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就成为加强党的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次会议初步统一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准备。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施。反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消除主观主义在组织上和文风上的表现，也是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
整风运动贯彻“惩能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团结同志，而不是对犯错误者进行组织处理。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使全党提高思想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由于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曾给帼革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及其影响，成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一系列地区工与历史座谈会的召开，使许多干部更好地认识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集中全党的智慧，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既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它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造，是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一次成功实践。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整风运动为党的七大顺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３．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第三节：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二十世纪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
这一天下午，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低成立了。”他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人民解放军三军受阅部队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前。群众游行的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的诞生。
开国大典之前，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纲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等。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机构负责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等许多方面的优秀代表人物、知名人土和专家，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团结建国的精神和政权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的重任，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军队，在建立新国家的工作中，表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令人耳目一新。人民政府有效地开展工作，将全国人民迅速地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广大工农劳动群众以翻身作主人的崭新面貌，在战争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革命工作。许多身处海外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如李四光、华罗庚、老舍等辗转返回祖国参加建设。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新中国一经成立，就迎来第一次建交高潮，先后与苏联及欧亚十多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有关协定。同时，在坚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下，积极改善、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使中国对外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到1951年，新中国同印度等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及瑞典等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建立了外交关系。
建国伊始，党面临着很多困难和严峻考验。军事上，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负隅顽抗。经济上，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际上，美国拒绝承认并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此外，党也面临着因革命胜利而可能滋长的骄傲自满、享乐腐化等腐朽思想的侵蚀。
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基本方针，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作战，截至1950年10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余人，实现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和和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进行大规模的剿匪作战，歼灭土匪和武装特务260余万人，使旧中国历史上遗留下来而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的匪患得到根绝。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各新解放地区迅即建立临时的过渡性政权-----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维护社会秩序，帮助各地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地方人民政府。到1951年9月底，全国的大行政区、省、直辖市、省辖市和县，以及直到基层的政娜构基本建立起来。各级行政机关的有效运转，使建国初期纷繁复杂的政府工作迅速打开局面。
新中国的国营经济，随着接管城市过程中没收官僚资本企业逐步建立起来。到1950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构成了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同时，人民政府还离队废除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七届二中全会确定进入城市后党的工作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在新解放区工矿企业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恢复生产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党要求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动员一切社会力量为恢复生产而奋斗。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成功进行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进城之初，非法买卖银元产币的投机活动十分猖撅，上海、武汉、广州等新解放城市首先进行了取缔银元投机的斗争。随后，针对不法投机商大量囤积生活必需品，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的集中调运，保证了市场供应，同时收紧银根，使投机商因资金周转失灵而纷纷破产。
党和人民政府进行了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的大量工作，力求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和市场物资供求的基本平衡。1950年3月，政务院决定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还决定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这些措施收到明显效果，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日趋稳定。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它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国家财经状况的初步好转，还不是根本好转。1950年6月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指出，我国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针对有些地区在对待阶级关系上出现某些“左”的倾向，毛泽东强调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在这个复杂的斗争中，必须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全会明确反对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要会议，为全面实施《共同纲领》规定了明确的战略策略方针和行动纲领。
正当中国人民全面落实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全面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打着联合国旗号武装干涉朝鲜并派遣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侵朝美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门江，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新中国面临着外部侵略的严重威胁。
在这个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承担起保卫和平的历史重任。到1951年6月，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紧密配合，历时八个月，连续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敌人被迫同意与我进行停战谈判。与此同时，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在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各种作战物资达560万吨，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后持续两年的打打谈谈中，美国将其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中朝人民军队针锋相对，以打促谈。敌我双方投入战场的最高兵力达300多万，兵力密度、敌方空中轰炸密度和许多战役战斗的炮火密度都是空前的。在异常残酷的战争中，志愿军指战员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三年来，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英雄功臣。”
美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没有得到。它遭到的空前的严重失败，使它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扩大侵略的野心，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使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包括美、苏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感到必须重新估计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欺侮和侵犯中国，为我国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一批反革命分子一时气焰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甚至袭击政府机关，残害干部和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作出决定，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三年的镇反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遣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反动会道门等黑社会组织及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匪患基本上被肃清。我国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各项改革献工作。
二、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全面展开，国民经济的恢复
在抗美援朝战争进行的同时，党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这一切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在约有35Q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党决定分别不同情况，用更长的时间，采取适合各少数民族特点和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政策和措施来完成民主改革任务。在西藏地区，中共决定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改革，并耐心等待各种条件的成熟。后因1959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中央在平叛的同时，应广大农奴和进步上层人士的要求，开始在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至1960年10月基本完成。这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基本结束。
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基本完成，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使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农民获得土地等基本产产资料，摆脱千百年来封建宗法的人身束缚，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党依靠土地改革中形成的有觉悟有组织的阶级队伍，完成了对旧的乡村基层政权的改造，为中国社会逐渐走向进步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民主改革。在改革中，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废除旧社会遗留的官僚管理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制度，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优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调动了广大工人群众当家作主、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为恢复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事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乎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这是我国反封建斗争深入的表现。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使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在新民主主义改革不断深入的同时，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党和政府领导开展了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以后，经济方面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合理调整城市工商业。中央确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帮助合法的私营工商业渡过困难，得到发展。
城市工商业的迅速恢复，与大量收购农副产品、扩大城乡物资交流是分不开的。城乡交流的活跃，打破了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的封闭状态，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互为市场，初步形成促进商品流通的市场格局。
在对外贸易方面，针对美国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操纵英、法、日等36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中国政府决定采取扩大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对策，西方国家所禁运的各种战略物资，转为大部分从苏联等国家进口。同时积极争取同一些西欧、北欧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并充分利用港澳地区的转口贸易，作为反禁运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在西方禁运最猖撅的1951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9.55亿美元，逐渐将旧中国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
在进行各种改革和发展经济的同时，党和国家还把民主建政和民族团结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到1951年10月，全国大多数省、市、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17个省、69个市、186个县的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正式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的负责工作人员。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战线工作也得到加强。1951年3月8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根据统一战线政策和《共同纲领》原则，各级人民政府委员会必须配备适当数量的党外人士，并做到有职有权。在少数民族地区，党的中心工作是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培养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到1953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县级和县级以上的民族自治地区47个，除最早建立的内蒙古自治区外，着手筹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等省级自治区。经过三年努力，民族区域自治已成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祖国统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实现《共同纲钢》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党确定了思想宣传工作的方针任务，有步骤地开展对旧有学校教育制度和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争取和鼓励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参加新中国建设。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第二、第三卷的陆续出版发行，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形成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传播，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变化和共和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担负着多方面全新的任务，党的队伍也面临新的考验。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上级机关的官僚主义和中下级机关的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1953年中央决定进行整党，重点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等方面的问题。经过整党，共有32.8万人离开党的组织，其中有23.8万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被清除出党，有9万多不够党员条件的人自愿或被劝服党。在整党期间，还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到1953年6月底，全国共吸收新党员107万。
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相配合，根据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化问题，1951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形成了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先后任过中共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对革命有功，但因堕落为大贪污犯，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判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处死刑。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遗留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揭露出许多资本家的行贿偷税等严重违法行为。于是，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五反”运动的开展，有力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五毒”行为，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党在同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又一个胜利。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工农业产值和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已超过建国前的最高水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1952年同1949年相比，职工工资提高70％，农民收入增长30％。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编度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新中国成立三年以来，党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坚持贯彻实施《共同纲领》提出的各项任务，在继续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使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开始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起就确定的奋斗目标。但是，基于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党确定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分两步走，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党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以新民主主义作为自己的第一步纲领，用以规定当前革命的性质和通过这个革命所建立的共和国的性质。在新中国建立之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当时党中央认为：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再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这至少要十年到十五年，然后视情况而定。
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建立在没收官僚资本基础上的国营企业和新建国营企业的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实际上成为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和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控制能力，得到很大加强；调整工商业采取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措施，不仅起到利用和限制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土地改革后党注意发扬农民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这两种生产积极性，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倡导互助合作运动，实际上成为引导个体农业向社会主义的集体化逐步过渡的开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必然是向社会主义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本来就有社会主义因素，而且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不断壮大其力量和扩展其范围的因素。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已经显示出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对我国有重大的榜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党认为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农村和城市开始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已经成为必要并有现实可能，于是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过渡。1953年6月，中共中央治局正式讨论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确定下来。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在全国人民中得到广泛的拥护，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时候，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重大事件。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了他们的反党分裂活动。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通过这次斗争，维护了党的团结，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顺利贯彻提供了重要保证。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富强的客观要求和必要条件。中央提出，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指出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稳步增长，同时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作用；保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虽然我国的工业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1952年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毛泽东有一段给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特别是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和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更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参照苏联的经验，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
“一五”计划规定，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8.2％用于工业，其中又把88.8％用于重工业建设。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得到苏联政府的很大帮助。中苏双方谈判确定苏联帮助中国兴建156个项目，这是“一五”计划工业建设的中心。但是，党仍然坚持和强调自力更生为主，凡能自己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在“一五”计划期间，国家财政中来自国外的贷款，只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2.7％。这些贷款，从1955年开始，就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分年偿还。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方针。这些对于后来在国际关系剧烈变化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具有深远的意义。
国家工业化建设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工人阶级在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逐步发展成为以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中心的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涌现了孟泰、马恒昌、王崇伦等一大批劳动英雄。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并出现了李顺达这样的劳动模范。工程科学技术人员在工业化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惧艰苦，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为从组织上保证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1953年，中央从全国一次调集一万多名优秀干部到工业战线，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党中央号召：新老干部都要钻工业献的业务。我们已经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的国防和原子能的历史新时期。
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各项指标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基本建设各条战喜报频传。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也先后正式开始施工。到1956年，中国第一家生产载重汽车的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中国第一家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中国第一家制造机床的工厂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投产。飞架南北的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建成。青藏、康藏、新藏公路相继建成通车。大大小小的建设项目不胜枚举。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企业，开始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能源基地和工业化原料基地的建立，使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建，使旧中国工业过分偏于沿海的不合理布局初步得到改善。“一五”期间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在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的艰苦奋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四、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初步建立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大力向前推进。
1953年，党先后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两个决议要求按照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和自愿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和逐步推广的方法，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合作社都增产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作运动动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参加合作社已开始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行动。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急剧扩大了商品粮食的需求量，出现了粮食供应不足、农民待价惜售和私人粮商粮贩操纵粮食市场的局面。在中国实行工业化，必须依靠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支持。
1953年10月，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行，初步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保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在不高的水准上满足了工业化对粮食的需要。互助合作、粮食征购，成为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两大战略措施。
粮食供求关系紧张的矛盾，通过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得到缓解，却不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中央认为，现实的办法主要是合作化并在此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革。
1954年初，在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基础上，农村很快掀起大办农业社的热潮，1955年春达到 67万个。农业社大发展中一些地方出现的工作粗糙，引起农民的不满。中央决定对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一次整顿。整顿的方针是：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或者暂时停止发展，或者适当收缩，或者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即“停、缩、发”。经过初步整顿，当年夏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业社增产，说明这一年半时间农业社的发展和随后的整顿工作，基本上是健康的，初步奠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基础。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直接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1953年6月，中央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又决定对私营商业不采取单纯“排挤”的办法，也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9月，毛泽东在对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时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私营工业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样，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的过程。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确定大大地促进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1954年1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此后，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加工订货，主要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合作。公私合营，是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的合作，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这两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利润都实行“四马分肥”，即分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费，资方红利四个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这就使这些企业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当时私营企业大多设备陈旧，经营落后。加上原料、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不少私营企业经营渐感困难，主动要求国家支持，实行公私合营。这样，1954年到1955年扩展公私合营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企业合营后，由于国家派遣干部加强领导，投资进行新建、扩建，整顿经营管理，工人劳动积跳提高，使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这些情况，使更多的资本家要求公私合营，形成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形势，12月，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村。各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把个别髓和按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1955年11月，中央提出了大大加速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计划。在各行业私营工商业者的要求下，政府采取一次批准、全面合营的办法在先承认全行业公私合营，然后进行清产核资，确定利息，并实行企业改组、人事调整、生产安澜。这种公私合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在实质上已没有多大差别。
1955年夏季起到1956年底，我国加快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深刻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居绝对优势地位。伴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也逐步健全起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指导地位的确立，促使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道德规范在人民中间娜逐渐树立起来。有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又有依据社会主义的原则进行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建设的成果，这就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当然，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只是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中，党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过渡形式。在农业方面，创造了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多种互助合作形式，使农民的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个体手工业，也采取类似的办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使资本家私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成功地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这些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适时进行政策调整，注意对生产和流通的许多环节统筹安排，纠正了改造高潮之中出现的紊乱现象，从而避免了通常情况下生产关系急剧变革往往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且总体上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以致在长时间遗留了一些问题。但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而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我国今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实现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
４．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
第四节：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
一、党的八大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尖锐地揭露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以及对他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先后发表关于如何正确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两篇文章，表明自己的原则立场。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对于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包括我们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我们从苏共二十大得到的最重要教益是要独立思考，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在这之前，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则是这一探索的开始。
1956年2月至4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分别约集三十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讨论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报告论述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和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鉴于苏联忽视农业、轻工业，片面强调重工业，造成农轻重发展不平衡的教训，报告提出今后我国的经济计划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这些思想实际上涉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报告又论述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涉及经济体制的改革；还阐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国和外国等属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系。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中，毛泽东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这样就初步提出了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同《论十大关系》的讨论相联系，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实质是要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此前，中央在1月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报告，肯定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分析世界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发展的紧迫形势后，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这样就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新方针。
《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许多重耍方针和观点，对于后来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说，前几年搞建设主要是照搬外国经验，《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一百多位代表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强调要从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状况出发，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管理体制方面，要求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并调整一些经济管理体制。大会肯定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国家与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和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个体经营、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作为补充。在政治关系方面，强调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在科学文化建设方面，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呜”为发展科学和文化艺术的指导方针，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在对外政策方面，坚持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大会还提出了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要求更加重视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警惕执政党脱离群众和实际；强调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
大会选举产生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97人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14名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八大一次会议后，党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探索：按照大会确定的方钍调整若干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编制1957年经济计划；准备全党整风，正确处理日渐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期间，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长，其中还出现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场”的较大的个体户手工业和手工工场。1956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地下工厂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刘少奇认为“地下工场”对人民有利，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周恩来提出：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是八大确认的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以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政策的新发展，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经营和发展，使之在国家领导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补充。1956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已经发现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种倾向初步得到遏制制，但是急于求成的思想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党的高层领导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在这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该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根据这个精神制定的1957年计划、保证了这一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
八大以后，还对农业集体经济的内部关系进行了调整。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浙江、安徽、四川等地出现了包产到户等形式的试验。这是朝着实行生产责任制方向的创造性尝试。此外，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按照八大的要求，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
调整经济计划和调整经济关系，实质上都是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系统地提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是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以后的事情。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苏共二十大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弥漫着动荡不安的气氛，相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波匈事件对中国也有一定影响。1956年秋冬，在农村、工厂、学校都出现了一些“闹事”的情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加上经济建设中冒进倾向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这样，从借鉴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的历史教训入手，总结自己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着重思考的重大课题。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毛泽东这篇讲话及随后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党内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中进行传达、学习和讨论，实际上为全党整风作了积极准备。
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随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在整风运动中，群众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益的，有利于改进党的领导。毛泽东看到一些关于整风的报道后指示：“不整风党就毁了”开展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但是，随着整风运动的迅猛展开，也出现了一些复杂情况，除了对党的工作作风提出批评的意见外，也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不能不引起党的高度警觉，并被看成是一个危险的政治信号。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开始进行。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短短的七年里实现这样深刻的社会变革，不能不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不同反应。反抗和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和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批判和反击必是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敌视社会主义的人在国内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于，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之一，是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和社会阶级关系状况的分析，使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出现“左”的偏差。毛泽东在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正式肯定这一论断，并认为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就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正确分析，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扩大化错误的理论根源。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
三、“大跃进严惩”、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反右派斗争之后，党中央认为，经济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热情高涨，经济建设可以搞得更快一些。八届三中全会在批评1956年反冒进的同时，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全会决定在农村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这年冬季，全国范围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1958年1月和3月，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当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完成追加的钢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城乡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没有经过认真试验，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办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上是大刮以“一平二调”为主要特点的“共产”风的过程，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有它的由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时说：“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这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破除迷信，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的精神是可贵的。广大干部群众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但是，经济建设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它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党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全党普遍缺乏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初步积累了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经验，但也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在过去的斗争取得一连串胜利后，党内骄傲情绪明显增长。这样，“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难以避免了。
毛泽东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的兴起仍给予极高评价，另一方面通过阐述几个重大政策和理论问题，批评了那种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过渡和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思想倾向。这以后，各地普遍整顿人民公社，遏制住了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倾向，1959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从公社内部所有制分级的问题入手，进一步纠正“共产”风。在贯彻会议精神的过程中，确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所有制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清算公社成立以来的账目，退赔平调的资金物资。1959年4月初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除肯定关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外，并对基本建设投资作了调整。这期间，毛泽东直接给省以下直至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连续多次写党内通信，谈了农业方面的许多问题，号召讲真话。他强调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在为庐山会议作准备的过程中，毛泽东同一些领导干部谈话，进一步指出：大跃进以来的基本经验是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生产高指标问题，要搞一点马鞍形，明年切记不可定高。
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时”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根本问题是经济工作中的平衡问题。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初期起草的《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基本精神是纠“左”。7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意见。他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与会全体同志。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对彭德怀等人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批驳，认为是右倾的表现。于是，会议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8月2日至16日举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黄、张、周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随即在全党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
“反右倾”斗争造成严重后果，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令人痛心的状况，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是不应忘记的。
四、“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毛泽东在1960年6月写的《十年总结》一文中说，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十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两件事表明：三年来造成严重后果的“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调查过程中，毛泽东发现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重大问题。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测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6月，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9月，将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
八字方针贯彻之初，工业的调整力度不够。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坚决退下来，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这个条例实行后，国营企业一系列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工业调整有了明显的起色。
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也进行调整。中央先后批发试行《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讨）》（简称“文艺十条”，以后改为“文艺八条”）。这些条例的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及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1962年3月于广州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发表讲话，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随后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再一次重申了这一科学论断，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出的书面报告草稿，比较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认为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这些看法，使党朝着勇敢地正视现实，实事求是地认识“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和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并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联系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阐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规律的重要性，承认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百年时间。这些认识对进一步深入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具有极大作用。邓小平、周恩来在大会上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并分别讲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会议对缺点错误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会后，国民经济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调整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由于采取这些果断措施，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和各级干部的紧张努力，调整工作较快取得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国家财政实现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应的紧张状况有所缓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也开始略有上升。政治关系方面的调整着重在恢复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活，调整与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的关系，消除“大跃进”以来产生的消极影响，加快了对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平反工作。随着调整工作的逐步深入，许多地方实行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农业集体化之后适合我国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生产管理方式作了积极探索。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党在政治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并没有从根本上纠正，而且还在发展。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也影响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人、苏联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党和其他一些党，在外交上推行霸权主义。中共中央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教训。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顶住来自苏联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但是，主要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评价苏联的变化和国际共运，也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
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在部分农村和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做法，但它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甚至认为在省和中央部门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左”的错误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实际的认识。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
第二篇：公选考试大纲教材目录：考试大纲（第一部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要求，规范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的科目、测评要素、内容、方式方法及实施程序，推进党政领导干部考试与测评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总结近年来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工作的经验，结合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实际，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特别是能力素质要求和职位特点，制定本考试大纲。
第二条 本考试大纲是全国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与测评工作的基本依据。
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包括公共科目笔试、专业科目笔试和面试
第三条 本考试大纲主要适用于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工作部门或者工作机构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人选的公开选拔考试，中央、国家机关内设的司局级、处级机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机关或者工作部门的内设机构领导成员的竞争上岗考试，以及其他适于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人选的考试。
县级以上党委、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导成员的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参照本考试大纲执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考试，可参照本考试大纲执行。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与测评工作在党委（党组）领导下进行，由组织人事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章 公共科目笔试
第五条 公共科目笔试范围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学技术及历史、国情国力、公文写作与处理，主要测试应试者胜任党政领导工作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特别是运用有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分析解决领导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六条 公共科目笔试方式与试卷结构如下：
（一）测试方式为闭卷。
（二）试卷满分为１００分或１５０分。
（三）测试时限为１５０分钟或１８０分钟。
（四）试题难度根据领导职位对知识和能力素质的要求确定。
试卷中不同难度的试题比例为：较难试题约占２０％,中等难度试题约占５０％，较容易试题约占３０％。
（五）试题内容比例根据领导职位对知识和能力素质的要求确定。
（六）试题类型分为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题。客观性试题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等；主观性试题包括辨析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写作题、申论题等。选拔职位的职级越高，主观性试题的比例应越大。
第七条 公共科目笔试测评要素主要有：
（一）理论素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领导工作中需要的其他基本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灵活运用的能力。
（二）公共知识素养。对履行领导工作职责应具备的公共科目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具体应用的能力。
（三）政策法规水平。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掌握程度和结合实际贯彻执行的能力。
（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对领导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全面系统分析，抓住问题实质，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的能力。
（五）文字表达能力。以规范、简练、清楚、严密、准确的文字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测评要素比例根据领导职位对知识和能力素质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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