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人物

第一篇：洋务人物

洋务人物简介

曾国藩生平

曾国藩（1811--187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紧接着创见因母丧返乡，恰逢太平天国巨澜横扫湘湖大地，他因势在家乡拉起了一支特别的民团湘军，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乾嘉盛世转而为没落、衰败，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动荡年代，由于曾国藩等人的力挽狂澜，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局面，曾国藩正是这一过渡时期的重心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产生了令人注目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作用于当时，而且一直延至今日。从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最显赫和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一)少年得志仕途亨通

曾国藩，字伯函，号涤生。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满腹经纶，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爱抚，他们望子成龙心切，便早早地对曾国藩进行封建伦理教育了。曾国藩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踏上了人生的一大台阶。曾国藩刚28岁便考中了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力门生。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暑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从文才上看，曾国藩的仕途畅通是与他好学有关，他学习孜孜不倦，苦读日夜不息，尤其在京参加朝考进入庶常馆学习后，“日以读书为业”。勤于求救，不耻下问，博览历史，重视理学，还读了大量的诗词古文，才华横溢，满腹经纶。官吏中如此勤奋好学者实不多见。由于他博览群书，涉猎文献，故在政治上有自己的独特观点：如要统治者“内圣外王”，要自如地运用儒法思想治理天下。他推崇程朱理学，认为程朱理学正统于孔孟之道，后君臣应以习之。尤其他曾主张或奏明皇上，提出治理天下之办法，涉及吏治与廉洁，选材与用材，物质与财用，兵力与兵法等。他应诏陈述政治主张说：“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不乏，欲作用而激扬之，则赖皇上之妙用，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臣观今日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肯振作起来，将一遇困难，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要想使官员振作起来，又须皇上以身作则。他从理论乃至实践上都极力标榜封建伦理道德，来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武将上说，他本不具备先决条件，然而正是由于他的步步青云，得到了皇上与同僚们的青睐，他感皇恩，谢皇意，甘为保主子尽心尽力，表现在为建湘军呕心呖血，精心操劳练出了一支战斗力赛过绿营的正规军，为镇压太平天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清王朝西拼东杀，征战毕生，直至卒死在两江总督的宝座上。

二)曾国藩之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在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庠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换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

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

二、尽孝悌，除骄逸。

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

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

六、家事忌奢华，尚俭。

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

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

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褒贬不一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从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三)轶事点滴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

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

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一生爱钱”之谜

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

四)大事年表

1815年（嘉庆20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1872年（同治11年）62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

李鸿章（1823～1901）

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6、7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

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朝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张之洞

数晚清历史人物，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应该就是张之洞。的确，在晚清历史上，张之洞足堪与曾国藩、李鸿章后先比肩，如时人所谓“是湘乡（曾）合肥（李）一流人物”，“功业在曾胡（林翼）左（宗棠）李而外独居一席”。然而，与曾、李等人以赫赫军功而封爵拜相的仕宦经历不太一样，张之洞的人生历程则别有一番意味。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香严、无竞居士、抱冰老人等，生前人多以南皮、广雅、香帅相称，死后又因谥号而被称为张文襄公。祖籍直隶南皮，生于其父任职贵州兴义府知府时的官邸。13岁回原籍南皮应试，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举人（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进士（探花），顺利地取得正途入仕的资格。随后，长期任职翰林院等闲职衙门（其间外放湖北学政与四川学政），成为京师清流党要角。1881年初，46岁的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这是张之洞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20余年的封疆大吏的政治生涯。他先后担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并两次署理两江总督。这期间，张之洞举办了大量的洋务事业，成为后期洋务派的领袖人物。1907年，年届古稀的张之洞进京入阁拜相（为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登上传统仕途之极峰，实现了一个传统官僚士大夫最高的人生理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两年之后，张之洞的生命走到尽头。

张之洞的一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几乎与一部晚清史相始终。那是一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大变动时代，所谓“千古未有之变局”。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前途出路问题的时代中心课题，严峻地摆到了国人的面前。作为一个传统的官僚士大夫，张之洞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能否跟上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呢？

张之洞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是由《劝学篇》所构建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关于中西文化关系问题，张之洞明确标举：“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中西新旧矛盾激烈冲突的形势下，他试图采取一种调和折中的态度，正如他所自叙是“权衡新旧，会通中西”。在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方面，不是平列对待，而是有主次之分、先后之序和本末之别；具体而言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先西学为后，取西学之长补中学之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辅以西方近代文化之所长，使中国文化得以改造与创新。表现在政见上，他并不完全守旧，而是主张有限度的变革，即在激进派的趋新与顽固派的守旧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变革道路。他所坚持的是中国的伦常名教，这是中学的核心内容；同时，他也主张学习西政、西艺，不仅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还可以有某些制度层面的变革。他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这是他的“中体西用”论的基本思想。这种文化观在当时与后世影响至深。梁启超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了那个时代的“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颇为时下学界推崇的学术大师陈寅恪，在论及中国学术思想创新的路径时曾经精辟地指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张氏复生，不知如何感慨系之。

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张之洞既不完全认同激进派的趋新，也不彻底附和顽固派的守旧，而是始终徘徊于两者之间。在张之洞去世后两天的《时报》发表时评说：“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者，又孰不与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张之洞是兼具新、旧两面性格的人，他是那个过渡时代典型的过渡性人物的代表。或许正因如此，在激烈的新旧冲突之间，他既可左右逢源，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又是两面受敌，时常有如临深履薄。同样也许正因如此，关于张之洞的评价问题，在他生前死后，各方议论不一，毁誉交加。斯人已逝，往事如烟。毛泽东在谈到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史时如是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诚然，历史可能有多种评说，但历史应该不会忘记这位长髯飘飘操着南方口音的矮个子北方人———南皮张文襄公。

张之洞生平大事

1906年，授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他注重教育，对清末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1879年清朝特使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极力反对的《里瓦几亚条约》。

1884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才，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又设广东水陆师学堂，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在英、德支持下，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马鞍山煤矿、湖北织布局、湖北缫丝局等重轻工业企业，并筹办芦汉铁路。

1894年任两广总督。曾上疏阻和议，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

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

1900年，义和团运动崛起，他力主镇压。

1903年，强调办学首重师范。

第二篇：洋务运动史读后感

《洋务运动史》是一本政论性历史书籍。全书共分十九章，内容包括：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采煤工业的兴办和发展；近代海军的筹建等。像所有事物有它们自己发生发展到衰亡的过程一样，洋务运动也有它的发生发展到结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各个事件的堆积，而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发展的。因而我们对洋务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洋务运动既有规律可循，那么我们对它的评价，以及洋务运动时期的人物、事件、工厂企业等一切构成洋务运动这一整体的“零件”，都应放在规律中来加以评述。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言

正文

第一章 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历史趋势

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谈起

二、社会经济由制约于封建主义到制约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质的转变

三、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变革思潮

四、经济规律与变革思潮的汇流——学习西学

第二章 适逢经济和思潮变革之会的洋务运动的兴起

一、“两害取轻”的抉择

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三、坚船利炮的购求

四、推动洋务运动全面展开的“练军”第三章“借师助剿”及其对洋务运动兴起的作用

一、“借师助剿”的正义

二、“借师助剿”的历史溯源

三、上海势力促使清廷对“借师助剿”的默许

四、形势骤变和“借师助剿”公开化第四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一——从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

一、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安庆内军械所

二、安庆内军械所到江南制造局的过渡一一上海、苏州洋炮局

三、“制器之器”的江南制造局创办

四、江南制造局的建制结构与产品

五、江南制造局的资本主义性与民族性第五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二——马尾船政局

一、建造轮船工厂的历史必然

二、在与内外阻力斗争中创业

三、建造轮船工厂及“衍于无穷”的追求

四、马尾船政局的生产和发展状况

五、突出人才的重要性及其作用

六、船政局发展中的矛盾第六章近代军用工业之三——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

一、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的创办目的及其概况

二、金陵机器制造局

三、天津机器制造局

四、山东机器局

五、兰州机器制造局

六、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与作用第七章 洋务文化教育的开端

一、举办洋务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

二、京师同文馆开馆和广方言馆的创办

三、京师同文馆招收正途官员学科学及其论争

四、各主要同文馆发展简况

五、求是堂艺局的创办及其发展第八章 洋务路线的改善及战略性转变

一、列强从加强经济侵略到新的武装入侵

二、由求强到求富的思想转变

三、由“制内”到御外侮的战略性转变和对海军海防建设的强调

四、洋务派集团的新构成第九章 由求强到求富的过渡——轮船招商局第十章 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第十一章 采煤工业的兴办和发展第十二章 金属矿的开采与冶炼第十三章近代海军的筹建第十四章 海防与新式陆军第十五章 铁路的筹建第十六章 纺织工业第十七章 洋务教育的发展第十八章 洋务运动与各方面的关系——兼论有关洋务运动一些理论问题

第十九章 洋务运动尾声

附录：我和洋务运动史研究

一、洋务运动发展论

二、经济学与历史学相结合三、选择洋务运动史作为突破点

四、从经济和人物入手

五、分歧何在六、评价标准

七、观点的发展

八、洋务运动史研究的展望

后记

读后感

读完夏东元先生的《洋务运动史》，首先对夏先生的史学造诣深表敬仰。过去，我们所接触的，正如夏先生在开篇所说，“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我们所使用的高中历史课本，尽管已经没有这样绝对化的否定洋务运动，但至少也还是认为它只是“地主阶级进行自救的一次运动”，还记得我们在背诵其历史意义的时候，说到它的局限性要比它的功绩多得多。而夏先生则是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视角，从正面积极评价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同时也深入分析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存在着的历史局限。

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是我们在高中课本上学到的，夏先生也肯定了这一观点。以前其实并不是非常明确为什么要把这一个事例作为洋务运动的开端，以前在我看来，似乎总理衙门的设立只是政治上行政机构的调整，而不太能想出它如何能作为一个分段线。而夏先生在这本书里明确地给出了原因，即“历史学上的分段线，不可能以生产力或生产关系的表现来划分，因为它们都是渐变的，没有一个明显的标记。”这样实际上为我们的历史分段也提供了一个依据。夏先生还提到，我们应该从政治方面来寻找历史的起止点，特别是某一机构的成立或裁撤作为一个标志，这就为我们划分历史阶段提供了一个依据。具体讲到总理衙门的设立作为洋务运动的起始点的时候，他明确地指出，它“是因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洋枪洋炮为中心的变革，是从该衙门成立之日才成为清王朝政策和比较全面实践的开端。”总理衙门在整个洋务运动的过程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它是一个适应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新形势所需要的产物，它的成立表现了清政府开始准备来挽救自身的统治了，是一种外部压力下的变革。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有些书上说的那样，说是“腐朽的清王朝最后的挣扎”，我认为这种评价未免过于武断，我们应该看到，洋务运动的产生不光是单纯为了维护其统治，这一点从它“自强求富”的口号上应该可以看出，并且包括它所落实的一些措施都是有利于整个生产力的发展的。夏先生指出，总理衙门在新式军用工业的创办中起的作用是显然的，建造枪炮实际上也是洋务运动产生的诱因之

一。由于在鸦片战争中的溃败，使得官僚系统中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变革的重要性，所以提出先“自强”，先要使国家有一个比较强的军事实力，然后再转到“求富”，发展民用工业来改善人民生活。总理衙门及其制定的一系列措施不得不说对所谓的“同治中兴”有着相当大的作用。美国史学家芮玛丽认为这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我觉得未免有失偏颇。应该看到，当时在清政府内本身存在保守派和洋务派两种势力。个人认为洋务派的很多代表人物其实在当时都应该是有着比较先进的思想的人物，至少是清政府的开始衰落使他们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尽管洋务派我们说他们并不算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但是，他们至少敢于面对显示，承认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已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比起那些顽固不化，始终把所谓的封建伦常作为至高无上的真理的顽固派们，要高明得多。尽管说这些洋务派并没有脱离他们本来的阶级，思想或多或少地还是会受到封建价值观的影响，但是我觉得，我们

不能以现在的观点来要求古人，毕竟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时社会的情况就是如此，要这些大臣能够超越本阶级是在过于严苛。必须要看到，正如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其实基本上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至少从我个人来看，我想象不出作为这个阶级的一份子，除了积极进行经济社会上的改革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很同意夏先生所说，总理衙门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我们以前高中课本上就是这样所教授的，我觉得这样是在是苛责古人。至少从总理衙门成立的初衷，并非单纯为了讨好洋人而为，尽管说它对外国势力有妥协和有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因素，但它成立的很大原因以及最后的效果都是努力促进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如果不成立总理衙门，继续闭关锁国，外国势力还是会侵入中国，这是无法避免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清政府最后是倾向于支持洋务派的主张。

在当时清廷中只存在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争的情况下，洋务派无疑是比较先进的一方，他们同顽固派展开了论战，像铁路修建的问题，还有派遣留学生，设立同文馆等问题，在今天看来洋务派的主张无疑是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洋务派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其实带有早期现代化的成分。他们所实施的措施没有前人经验所借鉴，整个中央传统的政府机构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地方官僚的参与并非完全对中央是一个制约，我们可以看到，像湘军，淮军这样的地方尽管很多人说是地方乡勇壮丁组成的打手队，但其中也并不乏一些精英，如“曾国藩之好才爱才，为当时之最”，“其声望道德极其所成就之事业”对当时士大夫具有极大吸引力。（李鼎芬，《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他们为洋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

因此，对于夏先生在书的最后所提出的观点我表示赞同。夏先生说有些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但是他认为其实不然，“洋务运动阻止了殖民地化，延缓了半殖民地的进程，又按动了让资本主义通过的绿灯的按钮，促使了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当然应当肯定洋务运动在整个历史中的进步作用。像后来官督商办思想，自由劳动力的思想，企业经营的理念等等都是洋务运动对于现代经济制度的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对近代思想的贡献吧。

另外使我得到一个新的认识的是，地方买办对于整个中国社会其实有着很大的影响。以前在中国历史的学习中，一直没有很强调买办，以致以前都没怎么听说过像盛宣怀这样的人。现在回顾整个洋务运动甚至整个晚清的历史，发现很多国家利益实际上是买办出卖的，而并非过去把责任全记在像李鸿章，曾国藩这样的大官僚身上。尽管买办本身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们可以去挑唆那些大员，也可以作为和外国进行谈判的代理人。就拿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来看，实际是上海地方买办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借师助剿”，而李鸿章他们实际上只是“顺应民意”，做了个顺水推舟的买卖。而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代理人，实际上很多都是从地方买办开始渗透的，通过商业利益收买他们来对中国的各方面进行控制，甚至还支持地方买办发动政变。所以当我们在批评洋务派的一些官员在“出卖国家利益”时，也不应该把地方买办给漏掉，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到洋务派的大员甚至洋务运动本身上。另外要补充的是，这些洋务派领导人借师助剿实际上一方面当然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另外一方面也是“师夷长技”的一个延伸，通过“借师”来对外国军队外国武器外国战法有一个直接感性的认识。

最后洋务运动我们说它失败了，并且把甲午战争的失败作为其标志。但是正如这本书里谈到，种种实业的兴办并未因为其失败而停止，总理衙门也未停止工

作。我们不能因为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否认洋务运动的功绩。洋务运动不是从中国社会本身的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起来的，而是对西方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的一次直接利用，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算得上是一次创造，它在经济，社会，思想等各方面都对整个国家造成了影响，我想至少使人们在思想上又有了一些开阔的认识吧。它没有推翻清王朝，并不是由于它本身有什么大的失误，而是本来这场运动就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由于清王朝在政治上已经积重难返了，所以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有限。正如书中指出，最后它让位于更先进的维新，乃至后来的辛亥革命也是一种必然，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忽视它对后两者潜在的影响作用。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对社会的改造，对新思想的引进，才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更能“开眼看世界”。

对洋务运动的肯定，实际上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我们不能光从阶级的立场来分析这些历史事件，而应当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来评价，洋务运动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和革命都有着直接的促进。所以这样看来，我们说洋务运动是先进的，是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还给洋务运动一个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我想这就是夏东元先生这本《洋务运动史》的最大意义和特色。

第三篇：读《张之洞》有感：洋务大臣张之洞

洋务大臣张之洞

——读《张之洞》有感

原创： 马骝精

每逢乱世，我泱泱中华总是人才辈出，在时局动荡的晚清，中国出现了众多希望能救中国于水火的仁人义士，他们或改革、或维新、或革命，希望能找出一条令中国徐图自强的道路，而由满清政府主导的洋务运动正是挽救清朝江山的一种尝试。说起洋务运动，人们大多联想到晚清四大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洋务运动以“自强”“求富”为旗号，由曾国藩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开端，再由李鸿章、左宗棠加以发展，先从军队、军备上实行现代化改造，再到发展制造业，使受到两次鸦片战争重创的满清政府仿佛又重现一线生机，而说到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就不得不提张之洞。

说起张之洞，这个名字既熟悉，又陌生，因为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功勋卓著而且自成一家之言，也不像李鸿章那样掌握晚清命脉几十年而且极富争论性，更不像左宗棠那样为保国土的完整而收复新疆大片失地，但晚清历史如果少了张之洞，那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大打折扣。

张之洞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晚年进入内阁中枢，早年本排斥西洋事物，认为这些都是奇淫巧技，后来任两广总督，受两广开放风气的影响，同时也看到西洋科技的先进性，故转变成坚定的洋务派，并在两广大力提倡发展洋务，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使两广一时间成为了洋务运动的桥头堡，但真正让他大展拳脚的，却是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织布局同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促成众多莘莘学子出国留洋，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技术，而且主导建造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芦汉铁路，大大促进了中国内地交通运输的便利性，也使武汉这个位于中国中心的枢纽城市，成为近代的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今天武汉的发展，离不开张之洞打下的基础。可以说张之洞为中国近代的制造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广泛使用的汉阳造步枪，就是湖北枪炮厂制造的，由于湖北枪炮厂位于武汉三镇的汉阳，故称汉阳造。

在洋务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认为发展洋务要“中体”为主导，即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为“中体”服务，“西学”即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并在其《劝学篇》中加以论述，使这篇洋洋洒洒几万字的鸿篇巨著名扬海内外。

张之洞在湖北开展洋务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当时清政府的国库连朝廷的日常开支都应付不了，更不要说划拨资金支持湖广发展洋务，因此张之洞通过向外国银行借款、向民族资本家筹款等方式不断地筹措资金，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将湖广地区，尤其是武汉打造成中国的工业重镇，尤其是汉阳铁厂，其规模和产量在当时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连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参观完铁厂后都赞叹不已。

清末正是大变局时代，张之洞出任地方督抚之时，清朝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且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叛乱，可以说是元气大伤，加之慈禧太后的专横跋扈，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官场上贪污腐败，官官相护，卖官鬻爵严重，清朝的国势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虽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有见地的官员开展洋务运动，但是落后的制度与先进的技术不能相互匹配，洋务运动在轰轰烈烈开展了近30年后，展现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以中体西用为理论根本的张之洞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由于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以政府为主导，因此冗员过多、官僚主义、效率低下、产值低下、产品没有竞争力等问题一直困扰着湖北工业的发展，而作为湖广洋务运动领军人物的张之洞虽然看到了种种缺点，但由于见识与思想的局限性并没有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中体西用其实也只是改其形而不改其神的改革，没有制度作为洋务运动的后盾，即使引进再多的新技术也只是徒劳，最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的建议下，张之洞认识到官办企业的弊端，虽然极不情愿，但为了自己创办的洋务企业能生存下去，他将汉阳铁厂，这个当时亚洲第一大的铁厂交给了民族资本家盛宣怀，在盛宣怀的改革和经营下，汉阳铁厂摆脱了死气沉沉的官僚气息，走上了真正的发展之路。

综观张之洞的洋务生涯，虽然为中国近现代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是他缺乏对当时世界形势和格局的认识，洋务运动的开展也是显其形而不得其神，没有充分认识到落后的上层建筑并不能打开洋务运动的新局面，意识形态层面上仍然只是充满了落后的愚忠思想，心系维新运动，却又受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守旧派的掣肘，对洋务运动及政府改革的发展有心无力，他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减慢了满清这艘将沉大船的沉没速度，读完本书不由自主地为张之洞的悲情结局感到惋惜，也只能叹一句生不逢时吧。

第四篇：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

什么叫洋务思想?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包括哪些方面?长期以来学术界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包括兴办军工科技一个方面，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包括外交与军工科技两个方面的内容。两种意见争论不休，并由此引出对曾国藩与洋务运动历史评价的差异。笔者认为，为准确反映事物的本质，避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之嫌，不妨追根溯源，看一看曾国藩本人是怎样讲的，然后再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由此展开讨论。

曾国藩谈论洋务的地方很多，而最集中、最典型者则莫过于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同幕僚宾友的一段谈话。《手书日记》载：“与幕府诸君畅谈，眉生言及[夷]务。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具体对策。前者可谓怀德弃怨，化敌为友，后者可谓自我振作，师夷长技。实际上包含着内政与外交两个方面的内容，而内政方面又包含整顿吏治与兴办军工科技两个要点。就其内在联系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后者是前者的最终目标，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由此可见，所谓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换来的，实际上不仅指外交事务而言，也不仅指造船制炮等西方科学技术，而是包含着如何对待和处理外国侵略问题的全部政策与策略。曾国藩所谈的上述各点，亦不仅是曾国藩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洋务派与洋务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可见，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仅限于军工科技一个方面是不恰当的，由此得出的对曾国藩及洋务派、洋务运动的认识也难以全面、准确。

曾国藩的实践活动与他的上述说法是一致的。他曾为兴办军工科技作出了很大努力。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与子弹火药。次年又试制轮船，并于同治二年制成木壳小火轮一艘。为了扩大规模，改进技术设备，以制造更大、更先进的轮船，复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拟于两湖一带择址设立新厂。同治四年会同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容闳采办的机器亦并入其中。同治六年曾国藩又奏拨专款设立船厂，专门从事新轮试制工作，并将江南制造局迁址扩建，内设翻译馆与诸多分厂，使之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其所造新轮的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至同治十年曾国藩赴沪巡察时，江南制造局已造出各式轮船四艘，其第五艘也将近完工。为了培养轮船的驾驶与管理人员，他曾委派专人负责新轮的操练工作。为了解决养轮乏资的问题，他曾提出将新造商轮租给可靠商人使用的主张，遂成官督商办与轮船招商局之滥觞。为了培养军事，尤其海军需要的人才，曾国藩还于同治九年会同李鸿章奏准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成为中国派遣留学生之始。

曾国藩在兴办军工科技方面所做的具体事情并不太多，他的业绩既不能与李鸿章相比，也不能与左宗棠相比。加以左宗棠一贯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有收复新疆之功，故其历史形象远比曾国藩为好。然而，无论左宗棠还是李鸿章，其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与影响，都不能与曾国藩相比。其原因非他，要在开风气之先。即就洋务运动而言，第一个上奏提出“师夷智以制船造炮”者是他，第一个造出轮船者是他，第一个派人出洋购买成套“制器之器”者是他，第一个提出“官督商办”者还是他。其洋务运动首倡者的地位是无人可以取代的。洋务运动虽然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开始，但却由此引来西方机器生产。而机器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巨大生产力的象征，同封建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因而，机器的引进等于在盘根错节的封建生产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资本主义紧随洋务运动之后而兴起，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所以，洋务运动成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作用，讲近代化，讲近代科技，必须从这里讲起，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提到它。就此而言，洋务运动功不可没，曾国藩功不可没。不过，曾国藩所行之事不只一件，洋务运动亦不只一面，要得出科学的结论，准确的评价，还必须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

在对外交涉问题上，曾国藩主张坚持一个“诚”字。无论外国侵略者多么奸诈狡猾、蛮横无礼，都采取诚恳的态度，以友相待；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步步进逼亦能忍则忍，能让则让，除非万难相从者，一概答允。他虽然积极练兵、筹建海军，但却实行备而不战、决不抵抗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和战争讹诈，决不敢以自卫战争给予回击。在外侵略者面前，完全丧失了当年打长毛时那种“敢战第一”的精神。在这一点上，他不如洪秀全，也不如左宗棠。

对于如何处理外国侵略的问题，曾国藩言论不少，而行动则只有办理天津教案一事，尚不足以完整地体现其洋务思想的全貌。而深得恩师心传的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则可以作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注脚，实际上亦为洋务运动作了历史性的总结。政治上的腐败和对外不抵抗主义，不仅断送了北洋舰队，且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严重危机。它使中国人大开眼界，从而看清了洋务派的所谓“求富求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随之而起的割地狂潮，更使中国人民深切体验到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滋味，以至百年之后人们对这段历史仍是刻骨铭心!

曾国藩与洋务派把他们的这套做法称为“隐图自强”，意即对洋人的侵略隐忍退让，示人以弱，使其难于发觉，而暗地里则奋发图强，待其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赶上洋人，再与之一决雌雄，争回主权。后来有人根据曾纪泽在国外发表的言论，把它概括为“先睡后醒论”。这可算是对洋务运动的最好解释。然这套做法，往最好处说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这里且不说清朝统治者腐败如故，看不出一点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迹象，即如西方列强的眼睛紧紧盯着中国，也不容许这“东亚病夫”日益强壮、手握利器，使一块供其享用的肥肉变成打击自己的铁锤。所以，尽管李鸿章开放旅顺港供洋人参观，表示中国建立海军舰队仅满足于你有我也有，并不打算与外国打仗，而西方列强仍不放心，不买帐，一定要怂恿日本出面一试。结果，立使洋务派多年的经营化为乌有，现出清王朝纸老虎的原形。

这里有两个想不通和不允许。一是洋人想不通与不允许。既然你根本就不打算同外国打仗，花那么多钱搞海军干什么?不允许他们摆架子、装样子。一是中国人民想不通和不允许。中国屡受外侮，民族危机日深，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何必要供养你?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误国害民。于是，有志之士起而抗争，遂有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披荆斩棘，另寻新径，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

总之，对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应一分为二，肯定其合理因素，排除其荒谬成份。曾国藩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率先造船制炮，兴办近代军工及相应科学技术，是应当肯定的；对其所兴所造不用于“制夷”，而专用以“制民”，是应该坚决否定的。对他所倡导的洋务运动亦应当如此。对其合理成份应当肯定，因为它至今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对其历史功绩应当肯定，因为它的作用无可替代，我们应当尊重历史，不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然从总体上，对其主要方面，必须进行批判。因为它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有兑现富国强兵的许诺，反而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危机。因而，我们应当把它作为历史的借鉴，惨痛的教训，不时敲起警钟，庶不致重蹈复辙。曾几何时，蒋介石亦步亦趋地学习曾国藩，颂扬之格过于晚清。结果却一败如水，不得不逃至台湾一隅之地，靠着美国人战略防线的庇护聊度残生。这个历史的事实人们是不应忘记的。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岂此之谓欤?

二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为什么又能够成为引进西方科技的带头人呢?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性质，一是曾国藩的自身特点。

提到传统文化，人们立刻就会想到保守、封闭等等。其实，这种想法并不全面、准确。笼统言之，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化都可称为传统文化。故有人将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的思想、制度乃至文艺节目等等，皆冠以“传统”二字。这样做是不无道理的。不过，笔者这里所讲的传统文化并非如此，而是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专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数千年所创造的文化，实质上是指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体系。这个思想文化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和不断强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曾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起过伟大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败以至终结，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弱点，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再也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不可避免的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尽管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这一总的历史趋势却是无法改变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创立于周代，西汉中取得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曾在历史上几经兴衰，出现过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吸收其他学派的长处而不断强化与完善自己，而且能够吸取外来文化之长以救自身之短。理学就是在吸收佛教禅宗的一些思想与做法，经过不断发展而形成的。由此可见，儒学既有保守性，也有进取性，既有封闭性，也有开放性。试想，假如儒学真的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不能及时吸收新的营养和不断改变自身，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新的要求，它岂能屡衰屡兴，长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保持其统治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即使到了近代，虽已老态龙钟，步入垂暮之年，面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体系这一几千年来从未遇到过的对手，亦仍能提出自己的对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在保持自身思想文化体系不变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某些长处，诸如船坚炮利之类，以与之对抗。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接受这一思想并付诸实践，则又有其自身的原因。首先，他不仅是个学者，还是个政治家。他学习一切学问的目的，都是为了用以解决统治阶段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所以，他借以建功立业的学问主要并不是理学，而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但并非今天的经济学。它在孔学属于政事之科，潜心治学的学者亦往往把它视为做官术。今天看来它应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却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内容，曾国藩曾把它归纳为十四大项，实际上是中国古代一个以政治学为主的社会综合学科。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列强入侵的问题，一直是中国各阶级、集团及政治派别所面临的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也就不能不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首要内容。曾国藩既以封建社会“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居，就不能不严肃考虑、认真研究这一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对策，振作精神，大干一场。不过，曾国藩所处的政治环境与魏源略有不同，国内矛盾尖锐、突出起来，故“师夷之长技”首先用以“制民”，而将“制夷”之事推之于遥远的将来。只要洋人不打算推翻清政府，就决不同洋人开仗，妥协再妥协，忍让再忍让，直到军事技术装备与经济发达程度超过洋人，再报昔日一箭之仇。这说明，这时的清朝统治者比鸦片战争时更腐败、更虚弱、更加内外交困，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一对策，也不能全面实施，只能半行之。而后偷天换日，将进攻的矛头转向国内，对准不甘忍受外国侵略与封建压迫的老百姓。曾国藩就是体现这种振兴与转变的一代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典型代表。

同时，也正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位学者，所以，他所着眼之处在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兴衰安危，而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派别的兴旺发达。因而，曾国藩虽为知名理学家，而治学却向无门户之见，对一切有用的知识、学问，都主张全盘接受，融汇贯通，应时切要，择长而用。故能领悟儒学真谛，成这一代大儒、通儒，在思想观念上突破夷夏之辨，学习洋人之长，以强化自身。这与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些俗儒、陋儒显然不同。这些人抱定一技之长，坐井观天，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并不能算作真儒。他们不能全面继承传统文化，也没有资格代表传统文化。同有理学家之名，曾国藩应时变通成为洋务派首领，而倭仁却成为顽固派的代表，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者，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多借洋器之重、洋人之力，并取得成效，亦使他尝到了甜头，增强了师夷之长的自信心。曾国藩靠湘军起家，更以水师取胜。他坚持非洋炮不用，船炮不齐不出，终于建成当时国内技术装备最好的炮船船队，夺取水上控制权，使湘军在同太平军争夺沿江重镇的各个战役中，处于战略上的优越地位。然而，湘军水师船小体轻，行驶缓慢，只适于内河作战，不能在海洋上巡行。所以，曾国藩早在咸丰末年，即对太平天国的战争稳操胜券之时，就开始筹划建立外海轮船水师，即近代海军舰队的问题。其后兴办军工科技、派遣幼童留学美国等，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进行。

不过，曾国藩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打破儒家文化，而是为了巩固这个陈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及其统治地位。在他看来，以理学为核心、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思想文比体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缺乏西方以船坚炮利为特点的科学技术而已。所以，曾国藩引进西方文化，大致以此为限。凡与此无直接关系的外来事物，曾国藩多持消极态度，甚至心怀反感，坚决反对。例如，整顿两淮盐政，坚决反对采用洋人的办法管理盐船的厘税征收工作，对其子女请西医为夫人看病，也心感不快。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仅只因为这些东西来自外洋而已。再如，曾国藩对修造铁路亦持反对态度，不仅反对修建普通铁路，也反对修建一切带有铁路之名的技术设施。同治八、九年间，其尚在直隶总督任内，为清除永定河积沙以消水患，曾有人禀请购买和使用挖河机器。而要将挖出的淤泥及时运走，则需修造轻便铁路。曾国藩不同意这一请求。其理由除诸多财政、技术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外，尚有更为重要的一条涉及国家重大政策的问题：“近年中国力拒外洋来开铁路之议，岂可反自中国作俑！此层决不可行。”[1]曾国藩在这些方面，与顽固派极为相似，而同上海滩上培养出来的一批洋务派官僚，例如李鸿章、丁日昌、冯浚光(皆曾任曾国藩幕僚)等有明显不同，故有人会将曾国藩的某些言论当成顽固派的思想加以批判。而有些学者在称颂曾国藩的业绩时，竟将“他主张修建铁路”[2]摆在首位，则似乎出于一种想当然，实际上也并没有提出任何事实根据。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的开放性与保守性，有的属中国传统文化的固有特性所致，有的则出于曾国藩的个人原因。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曾国藩还是其他洋务派人物，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诸如共和国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决不会引进的。而对近代中国来说，这正是不该缺少而恰恰缺少的东西，也是导致中国落后于西方的根本所在。而洋务派恰恰是避开了这一要害问题，选择了一条舍本逐末、避重就轻的道路，这就不能不归于失败。犹如一个衰朽年迈之人，即使握有同样的武器，也无法战胜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何况其武器与招数皆学自对方，且处处依赖于人、处处受制于人!至于“隐图自强”云云，则无论主观上如何想，自不免属于自欺欺人了。

三

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出来的最后一代出色人物的典型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化身。如果说儒家文化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发展时期，并有与之相应的三个代表人物的话，那么早期为孔子，中期为朱熹，而末期就是曾国藩了。所以，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也就不能不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尤其其末期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大致有三种态度：一是主张完整保存，全盘继承；一是主张彻底否定，全盘西化，一是主张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年以前，全盘西化的呼声曾一度很急，而近几年则似乎不大听得到了。这几年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似乎集中在继承问题上，两种意见都主张继承传统文化，要不要进行批判?究竟是奉若神明，全盘继承，还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则成为问题的焦点。与此相联系，在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问题上，主张彻底否定的观点亦见不到了，而主张完全肯定或基本肯定的观点则较为流行。有人认为，曾国藩的过错只是不该“忠于满人”，现在清朝已成过去，“乃倡五族共和”，对曾国藩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批评的地方了。曾国藩是主张全盘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力保封建道统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面肯定曾国藩，也就是全盘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有些人只是出于其他考虑，并没有想这么多，而实际效果则亦没有多大不同。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应该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呢?从曾国藩的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必要性。曾国藩一生，从理学家到洋务派，从一个封建士人到封疆大吏、名将名相，由治学、修身转而治军、治国，从头至尾走完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过程。而其一生的成败得失、悲喜荣辱，亦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息息相关。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以能够取得事业上的某些成功，在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至今令人感叹。同样也因为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所以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拨，最后酿成个人的历史悲剧，在伤痛、悔恨和一片咒骂声中死去。他个人认为，剿捻失败即应辞职退隐，不应回任江督，更不应再赴直隶总督之任。也有人认为，攻下天京后他应挥戈北上，取清自为。其实，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设想。且不说他作为清朝大臣与湘军统帅，一身进退不可能完全自主，即使真的要在攻下天京后谋反称帝，也不过重演一遍三藩之乱，其最后结局和历史评价都不会比吴三桂更好些。其原因无他，主要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是完全根据封建制度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发展而形成的，是完全为这个制度服务的。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他所要维护的不仅仅是“满洲政权”，而更是整个封建制度。他若起而反满，也只能是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不可能改变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分毫，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以“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主旨的革命排满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实际上，对于曾国藩个人来说，自从军从政以来，在政治策略上并没有犯过什么重大错误。他所经历的道路，正是其最好的人生选择，虽然备尝艰辛，但却最为稳妥，步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说，曾国藩作为湖南一群士绅的领袖与代表，当他建立湘军、淮军一展宏图时，面对着西方列强、满清政府、太平天国三种异己力量，无论从政治利害还是政治策略考虑，他联合西方列强与清政府，以共同对付太平天国都是正确的。否则，处处树敌，何以生存和发展?及至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不仅作为曾氏嫡系的吉字营已成强弩之末，且整个湘军也变得四分五裂，呈现互争雄长的局面，除非清政府对他们采取斩尽杀绝的方针，湘、淮将帅是不可能联合反满的。其中，真能为曾氏夺取皇位而战者为数不会太多，而举兵讨贼者却不乏其人。权衡力量对比，恐无胜算可言。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剪羽翼以解清廷之疑，继续做他的忠臣孝子。至于赴津办案最后竟落得一个“举国欲杀”的下场，并非政治策略上的偶一失误，而是他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此事最能体现曾国藩的政治立场与思想本质。因他毕竟不是林则徐，也不是叶铭琛。他既怕洋人，又要效忠于清朝卖国政府，在洋人、清政府与天津绅民的三面夹击之下，除了逐官杀民、媚外求和之外，还会作出什么其他选择?

然而，种种事实表明，曾国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体系，与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一样，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时代的需要。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虽然尚未形成，更无以取代其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其思想萌芽却已破土而出，并向旧的思想文化体系发起猛烈冲击，展开武器的批判。而洪秀全就是这一新的萌芽的代表。他虽然失败了，但却代表了历史的未来和发展方向。他所提出的平分土地的主张和人人平等、个个饱暖的口号已经变为现实，他所描述的关于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总有一天要实现。与此相反，曾国藩所拼命维护的清王朝和封建制度，却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他本人也成为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古人所谓“不可以成败论英雄”，似正指此而言。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其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曾那样推服曾国藩，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却给予洪秀全以很高的历史评价，是很有道理的。须知，当洪秀全第一个对传统文化展开批判时，该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而第一个挑战者的出现又是何等的不易!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起的振聋发聩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曾国藩在自己的一生中，无论做事做人都尽到了最大的主观努力，其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亦无逊于古人，但却得不到古人那样的历史评价。究其原因，则由于曾国藩生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而他所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只服务于旧制度、旧时代，不可能自动地整体转向，再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所以，他在大厦将倾之际无法脱身而出，只能充当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卫道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是因为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是它的旨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道德观念，即所谓三纲五常。其他种种都是围绕在其周围，为其所用的。而一个人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过程，又首先从这一点开始，修、齐、治、平，一步步向前推进。而在近代史上，最不适应于时代，最称糟粕者则又无过于此。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祥林嫂》等，将其攻击旧文化的火力集中于这一点上，是很切中要害的。正是在这种封建道德的制约下，曾国藩捕人不要证据，杀人不依法律，屠戮战俘不以为有违人道，敛财抽厘不以为病国害民。尤其到了晚年，虽已深信清朝的灭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却仍要忍受着精神上极大痛苦，为一个腐朽的王朝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而在其办理天津教案之时，则不仅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拼却了个人一生的“清名”!当然，这里包含着曾国藩个人对清政府的感激之情，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这个政权是封建制度的代表，土地剥削制度与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所以，曾国藩对清王朝的忠诚，并不仅仅出于对满洲人的忠诚，而主要还是对封建地主阶级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忠诚。所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云云，恐怕不仅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更是曾国藩真情实感的喷薄而出。有人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要维护的首先就不是精华，而是它的糟粕。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其所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会产生反作用的，而这种反作用又要通过接受这一思想体系的人来实现的。曾国藩及其周围的知识分子群，正是体现这种反作用的典型例子。他们由思想而组织，由组织而军队，由军队而政权。一群笃敬践履的卫遭之士，居然为清王朝争得东南半壁江山，将这摇摇欲坠的大厦重新支撑起来，颇有点“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的味道。这样典型的事例，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史上，都是不多见的。由此可见，一种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是不会自动解体的，更不会自动地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而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就必须对它来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地改造，将其糟粕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将其精华吸收到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中。只有这样方能使它在新的时代发挥作用，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永葆青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对它进行批判，打破其思想体系，否则，就不可能将那层层围裹、盘根错节的糟粕剔除出去，也不可能将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精华提取出来。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完全必要的，没有这样一场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不可能造就出一批完全新型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中国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进步。古人云，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打破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也就建立不起来。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讲，曾国藩犹如传统文化的化身，既是其精华所聚，也是其糟粕所聚。故无论对曾国藩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只能是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只能接受其中的精华，不能连糟粕也一起继承下来。由于主观与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以及它们二者之间盘根错节、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人们对精华与糟粕的识辨，亦并非一蹴而就，一举可成，而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反反复复的过程。所以，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尤其今天，在讲到继承的时候，还不应放下批判的武器，不加分析地颂扬曾国藩，笼统地弘扬传统文化，都是不尽妥当的。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以下简称《曾文正公批牍》），第4卷，第65页。湖南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刊。

[2] 刘鄂培；《早春——访冯友兰教授》，《新观察》，1989年第7期。（资料来源：《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

第五篇：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影响

论洋务教育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及当代思考

摘要：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史上浓彩重抹的一笔，主要以洋务学堂、留学教育和翻译西书三个方面，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批新式学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新型人才，派遣了国内最早的官费留学生，较为系统地翻译西书、传播西学。洋务教育是中国教育有传统向现代迈出的第一步，开启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大门。它所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对腐朽的封建教育的否定。虽然力量有限，但终究给僵化的封建教育打开了缺口，“中国近代化教育正是由此产生，中国教育早期近代化的进程也正是从这里起步”。【1】 关键词:洋务教育 现代化 影响 当代思考

一、洋务教育的概述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轰开了古老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中国进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2】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同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教育再也无法沿着老路走下去了。可以说洋务教育是在外力逼迫下，清朝统治者自强御辱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伴随着近代工业的产生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为了满足洋务运动的需要而兴起的。顾明远教授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一书中认为洋务教育是指在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洋务派推行的旨在拯救清朝封建统治的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洋务教育是洋务运动时期由洋务派推行的一些教育措施。洋务教育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并未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戛然而止，其影响依然存在，如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无论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校管理上都明显带着洋务教育的特色，可以看成是洋务教育的产物；清末新政中颁布的新式学制、教育方针等，都明显体现了洋务教育的基本精神。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开办到1903年癸卯学制的建立，是中国现代教育的萌芽、发展和初步确立时期，也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时期。这个时期包括洋务教育、戊戌维新变法中的教育改革和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三个阶段。洋务教育阶段是中国教育迈向现代化的第一步，是清末三个阶段的教育改革中延续时间最长、最艰难、也是有重大意义的改革。洋务教育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教育思潮的核心，主要内容体现在三大领域:洋务学堂、留学教育和翻译西书。本论文主要以此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以及印发当代思考。

二、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及具体影响

（一）洋务学堂的主要办学特征及其影响 洋务教育的开始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为标志，它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始。洋务官僚把兴办洋务教育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从1862年至1898年先后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大致分为三类，一种是为了“欲悉各国情形”在交涉中“不受人蒙骗”【3】而创办的外国语学堂，如同文馆和方言学堂；一种是因为军事工业的发展，设有军事学堂，如武备、水师、陆师学堂；一种是因为引进机器设备，解决所存在“本原无有洞彻，曲折无以自明”【4】的弊端，为“久远计”和“无求于西人”，而设置一批科学技术学堂，如船政、机械、电讯学堂。其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外语类的京师同文馆、军事类的福建船政学堂、科技类的福州电报学堂。“中体西用 ”宗旨下的洋务学堂在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目标、教学课程设置、教师任用、教学管理等多方面都贯彻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中学 ”，即孔孟之道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 , 是不可变的。“西学 ”，即西方的生产技艺，可以用来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中体西用 ”论就是以“ 中学”中传统的文化制度为根本，以“西学”中的技术为辅助，其实质是在不触动内部的政治伦理和体制的前提下，引用西方科技文明强大自己。

与传统教育培育封建士大夫和进行人文教化不同，洋务学堂主要是根据洋务运动的要求，培养掌握现代技术、工艺知识的技艺性人才。由此形成洋务学堂不同于传统教育的许多特征：

1、“中道西器”的人才培养模式

中国传统教育以培养儒学知识分子为主。“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是传统教育对人才的基本要求。【5】技艺教育在传统教育中是被鄙视的，没有地位的。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是洋务派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充分的领教。现实是他们认识到，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已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中”，而传统教育所培养的士大夫又根本无法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形势。要摆脱西方的威胁，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方今万国盟聘，事变多日，洋务最为当今之急”。【6】由此，洋务学堂确立了迥然不同与传统教育的技艺人才培养目标。如外国语学堂培养的是懂得西语、熟悉国际公法和各国政情的人才；技术学堂则培养工程制造、矿冶、交通、电讯等方面的人才。

尽管在西方强大的压力下洋务派的人才观有所改变，但在洋务派看来，中国的文物制度是西方不能望其项背的，中国的纲常名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中道西器”、“变器不变道”，是洋务学堂对于新型人才的基本定位。、短期应急的教育价值追求

洋务学堂是以巩固传统为办学的基本出发点,以求强御侮为现实价值目标的。因此,它在办学的具体举措上是短期应急的。

其一，学堂种类主要集中在解决紧迫问题的语言学堂和军事学堂。洋务学堂就仅被当做一种临时性的举措，对外交往的急迫需要，催生了一批语言学堂；保卫国防的需要，促成了福建船政学堂和一批水师学堂。学堂的开办全依据各地洋务运动的需求和办学者的主观意志，缺乏全局的安排和长远的计划。

其二，从学堂的管理看，在洋务学堂办学的30多年间，清政府始终没有设置全国性的教育管理机构。学堂实际上总理衙门等新设的洋务机构或举办洋务的地方督抚管辖。

其三，从学习内容看，对西学的学习仅限于器物的表层。由于强调短期效应，强调实用，重视操作，所以洋务学堂不注重教育的基础性工作。、办学的基本要素向现代教育转换

布新不除旧,新旧并存是洋务学堂的又一办学特点。正是这种新旧并存使洋务学堂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的同时又具有了现代教育的某些特征。如德行与技艺的双重培养目标；儒学士大夫与洋教习并存;传统的官学管理与西方现代学校管理方法同时实行等。正是这种新旧并存使洋务学堂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的同时又具有了现代教育的某些特征。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入，洋务学堂办学的基本要素逐步由传统的教育方式向现代教育方式转换。

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二）留学教育及其影响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向美、英、法、德等国派出了留学生,开近代中国留学生派遣制度之先河。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形成了一些比较粗糙的有关留学生的选拔制度、学生流向、管理制度、经费制度、录用和奖励制度,并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虽然此制度的封建属性不可避免,但它在客观上冲击了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和腐朽落后的顽固守旧势力,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生派遣教育之先河,沟通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培养了中国近代工业大批实业和海军人才,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作出了巨大贡献。

曾国藩、李鸿章在1872年一份关于《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中认为，设立学校和派出留学生两项措施可以收“远大之效也”，同时，李鸿章还认为：“此率为造就人才，渡图自强之至计，关系甚大。”所以，他建议选派幼童出国之留学。实践证明，洋务运动期间，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一批海军人才和一批文教人才和外交大臣。

（三）翻译西书及其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洋务企业的兴办和外交活动的展开,迫切需要西方的科学技术资料和国际法律知识。洋务派从1862年起开办的三十多所新式学堂,又急切需要从国外引进教科书。于是,翻译西书便成了洋务运动的一项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不少洋务企业、新式学堂都设置了翻译机构,像北京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开平矿务局、金陵机器局、北京海关税务司等都集中人力,设法译书。但成效最大的是北京同文馆和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洋务运动时期究竟翻译了多少种图书,现已无法精确统计。但从有关资料分析,不会超过一千种,数量虽然不多,但引进了不少新型学科,尤其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开拓作用。【7】

三、洋务教育“中体西用”的当代思考

从洋务派“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确立及其指导下的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可以引发我们对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一些深入的思考：

(1)新时期如何更加卓有成效地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留学教育发展留学教育既可以 利用外国教育资源，真正体验并领悟外国先进的教育念，又可以在输出与输入的过程中，加 深中外的相互了解，增进友谊，促进中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有助于我们从世界教育的大潮中看到差距、明确定位，找准自己努力的方向。【8】

现在有一种现象值得大家深思：留学早期化浪潮。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一部分家对国内教育现状和教育质量不满，宁愿花高昂的学费送孩子出国学习。如果说能学有所成，这钱花得值问题是到了国外以后，真的就学到了“ 真经 ”?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出国学习实 在是为时过早。它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语言障碍、民族心理弱化、亲情淡漠、管理失等。而且，就去美国而言，多数中国孩子就读的为公立学校，这样的学校教育质量差，校园暴力、酗酒、吸毒事件时有发生。所以，还是大学毕业至少是高中毕业后出国较好.（2）如何继续完善我国的教育体制尤其是留学教育体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才外流，并使留学归国人员归国后能够真正有其“英雄用武”之地? 还有，如何建立起一种能够吸引外国优秀人才的开放的教育机制，使天下英才为我所用? 在晚清，由于中国缺乏自己独立的教育体系，教育非常落后，派出去的学生学成归来却在 国内派不上用场或不能得到重用，有很多人只能到外国在中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直接为 外国人服务，浪费了国家的人力物力。现阶段，我国人才流失现象也非常严重，这是一个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处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人才的国际流动已是大势所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今天，我们的国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人才。(3)在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正确把握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与现代、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关系? 对此，我们再也不能犯简单化的错误。历经15年的艰难历程，我国已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WTO。我们要树立持恒的民族自信心和耐心，勇敢地迎接这一深 层次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痛苦与震荡。我们既不能把优良的传统抛弃，走“ 全盘 西化 ” 之路，也不能把国外的东西拿来加以装饰，走“中体西用”之路，而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以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形式，把文化教育真正引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正确发展道路。注释

【1】金林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p108 【2】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3】同上p37 【4】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

（二）【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p154 【5】同上p291 【6】同上p3241 【7】李喜所.《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史学月刊》1987年03期

【8】杨军红.《对当前“国际教育发展热”的几点思考》.《上海教育》200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