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中华第一“海归”壮志难酬

第一篇：容闳中华第一“海归”壮志难酬

容闳:中华第一“海归”壮志难酬

2011年08月19日 10:33:34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1版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记得刚回国时,容闳曾自豪地向母亲说,自己得了学士学位,相当于中国的秀才,“毕业于耶鲁大学即使对于美国人也是一件极为光荣的事,何况是中国人”。容闳心想,凭着所受的大学教育,“是非常可能成为人中的领袖的”。一直以来,容闳都有自己的理想。在大学的最后一年里,中国可悲的情况,常令他心情沉重,容闳曾立下志愿,“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在耶鲁大学毕业时的留影,他是中国近代的第一个留学生。

天国之行

作为清末最早的留学生,容闳曾立下志愿,“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但从来没有施展的机会,他甚至曾经把希望投向过太平天国。

事情要追溯到两名外国传教士准备去南京访问太平军的行程,他们邀请容闳一同前往。那时,容闳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已经6年,却并不得志。当时的中国,几乎没人了解留美学生是怎么回事,回国后单是为了谋生,他就开始经历着不少的波折。

1860年秋,容闳同意了两位传教士的邀请,随他们前往南京。他之所以把希望投向太平天国,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早已令他感到失望。他刚刚回到国内时,就曾遇到叶名琛在广州血腥镇压群众,“斩首七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是无辜的。„„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这悲惨的一幕,使他感到,“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的理由推翻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太平军的行列。”(容闳《西学东渐记》)

同时,因为太平天国宣扬上帝的缘故,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认为通过太平军的媒介,中国可能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清王朝将被消灭,继之而起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时中国将被引进基督教国家的范围之内。尤其是,1859年天王任命洪仁玕为干王,是天国重整后的二号人物。洪仁玕主持朝政之初,便为天国设计了一套新的施政纲领——《资政新篇》。干王提出发展工商农矿等各种生产事业；建设近代交通；开矿山、兴水利、办银行、办保险、设邮局、立报馆；奖励私人发明,保护个人专利,准许民间投资等。所有这些,都令人想到了一个西方式的近代国家。这些主张,与深受美国制度影响,并欲以改造中国的容闳是何其合拍。

于是,1860年11月6日,容闳他们从上海出发,一路顺风而下。容闳说:“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

告别南京

几经辗转,他们最终于11月18日来到南京。到达的第二天,容闳就被邀请去见干王。之前在香港做伦敦布道会的教士时,洪仁玕就已结识了容闳。

果然,又见到容闳时,洪仁玕非常高兴。经过一番寒暄后,他问容闳对太平军的想法,干王十分急切地想知道,朋友容闳对于他们的事业是否赞同,能否和他们共举大业。容闳虽然并没有参加的意思,此行只是想看望他,并了解一下南京的情况,但还是一下子对洪仁玕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其中的核心则是他一直藏在心里的教育理想——通过西方的教育来改造中国。容闳对干王说,假如太平天国政府有意采纳实行这些措施,并为此拨出适当款项,他深愿贡献力量,以促成其事。这是一次愉快的重逢,两天以后,二人再次会晤,他们谈论的话题依然是容闳上次所提出的建议。容闳说:“干王的见闻较之其他诸王和将领都广阔些,甚至超过了洪秀全。”然而也正因为此,洪仁玕在天国里是孤立的,没人理解他的想法。任何一项措施,在其他人同意之前,都不能决定。

几天后,干王派人送给容闳一个小包,里面是一方的木质图章,上面刻着容闳的名字,并有“义”字头衔的委任状,“义”是太平军王以下的第四等爵。但此时容闳的心里已对太平军失望了。

经过这段时间以来,在太平军控制区域的实地观察,容闳对于天国的好感渐渐破灭。尽管太平军此时军势壮大,但容闳感觉得出,“这些新入伍者都是乌合之众。”容闳说,太平军攻取历来以财富和美女著称的扬州、苏州和杭州等城市后,就更促使了他们的颓废与堕落,“这些物质文明的中心,给他们带来了数不尽的财富和享乐,促使他们更快走向覆灭”(容闳《西学东渐记》)。与同行人商量之后,容闳决定立即退还这枚图章,并放弃干王所许诺给他的爵位——他对天国已没有留恋。

参与洋务

南京之行可以说一无所获,当他确信太平军既不能改革中国,也不能使中国复兴时,容闳暂时放下了自己教育的理想,开始了以发财致富为首要目标的一段生活。

3年之后,容闳的茶叶生意已是日渐兴隆,但他也发现,中国并非“工商立国”,想靠经营商业而改造中国也完全是个幻想。这时候,容闳出乎意料地接到一封来自安庆的信,写信人是1857年他在上海结识的张斯桂。张在信中说,此信是受曾国藩之托而写的,曾国藩听到有人谈起容闳,因而请他到安庆相会。

容闳感到事情可疑。猜想是否会是自己之前南京之行让清军以为自己是奸细,因而诱他前去治罪。出于谨慎,容闳婉言谢绝了曾国藩的邀请。此后,张又几番来信,催促容闳去安庆。同时,容闳在上海时结识的李善兰也来信说曾国藩急欲一见。李善兰还提到,他在上海相熟的,研究机械的华蘅芳、徐寿此时也都到了曾国藩的幕下。经过与张斯桂、李善兰的几次书信来往,容闳渐渐明白了曾国藩的意图,他决定结束商业事务前往安庆,到曾国藩手下的政务部门工作。这是容闳迈入政治舞台的第一步,有曾国藩这样一位有权势的人物做靠山,他预感到自己的教育计划又有了希望。

当时的局势令曾国藩意识到近代船炮的威力,并萌生了“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主张。在那时,这种向西方学习的观念已属不易,但在容闳看来,这仍然不够。他说,中国最缺的不是生产具体武器的工厂,而是应首先建立“制造机器之机器”的工厂,以立一切制造厂的基础。曾国藩对于容闳的远见大加赞赏,并立即命他负责筹办此厂,购买机器。一星期后,曾国藩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头衔,正式任命他为出洋大臣。12月初,容闳与专门的机械师反复讨论后,便从上海出发,前往美国购买机器。全部订单在1865年春天交货完毕。这些机器由纽约运到上海,江南制造局便由此而来。1867年,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局,容闳借此机会,又成功说服他在制造局内附设一学校,以培养中国青年学习机器工程的理论和操作。紧接着在容闳建议下,曾国藩又在兵工厂内设一所兵工学校。在曾国藩带动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虽然洋务运动迈出了自发地以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的第一步,但它还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这与容闳意欲以西学影响中国人的内心进而改造中国的理想,依然相距甚远。容闳的教育计划在心中已经蕴藏了15年之久,尽管近来的事实已令他深受鼓舞,但他依然在等待着下一个机会。

幼童出洋

对于容闳的工作,曾国藩大加赞扬,不久即保奏容闳为五品实官,封为江苏省候补同知,在江苏省衙署任通事译员。期间,容闳结识了丁日昌,丁也是一位洋务派官员,“对于一切革新措施,都跃跃欲试”,容闳曾多次与他谈及自己的教育计划。丁日昌说,他与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时常有书信来往,假如容闳可以将计划写成条陈,丁日昌可帮忙寄到北京,请文祥奏请采用。

容闳喜出望外,立即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并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提出了建议。丁日昌认可这份建议书后,即附在给文祥的信中寄往北京。然而,此时文祥因母亲去世正在丁忧,不得参与政事。不久,更坏的消息传来,在居丧的第3个月,文祥也去世了。容闳的教育理想又一次陷入挫折。

从1868年到1870年,容闳心情不安地等待了至少3年,机会终于又一次出现了。1870年夏天,“天津教案”发生,朝廷命曾国藩、丁日昌等处理善后事宜。丁日昌拍来电报,命容闳到天津担任翻译。容闳认为这是与曾密切接触的良机,于是急忙赴津。

乘钦差大臣都在天津的机会,容闳又向丁日昌提出自己的教育计划,并敦促他向曾国藩进言。丁对此事极为热心,多次与曾国藩晤谈,终于获得曾的首肯。两天以后,曾国藩联合其他大臣联名上奏,1870年冬得到清廷批准。1871年8月、1872年2月,曾国藩、李鸿章又联名上奏,进一步明确了幼童留学的规章和具体方法,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并催促朝廷将计划尽快实行。

按照规划,朝廷决定挑选120名12岁左右的学生,分4年派赴美国,每年30名。经过百般努力,首批30名官派赴美留学生终于招生完毕,并于1872年8月中旬从上海起航送往美国。容闳深埋在内心里近20年的教育理想,终于走出了付诸实践的第一步。

然而,这一计划自开始实践的第一天起,便是举步维艰。首先招生之初,纵使官费留学,竟然也无人愿去。当时的人们仍然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由科举入仕才是“正途”,国内新式学校只能招收没有身份地位的穷人家子弟,出洋留学更被认为是有辱门楣之举。

出国之后,那些年幼的孩子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行为举止也自然开始变化。他们参加各种社团活动、体育运动；因为经常运动,开始讨厌中国的长袍马褂；有的幼童则剪掉了辫子；美国社会的交往礼仪耳濡目染着学生们的内心,令他们对陈腐的仪式日益反感；而这些令清朝官员们都大为震怒。

对于学生们的变化,容闳以为正常,但其他的官员却认为大逆不道,双方矛盾日深。他们开始向朝廷汇报容闳的“劣迹”,攻击容闳对学生失职纵容。他们认为,这些学生不遵孔孟之道,不愿行尊师跪礼,“若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于是,他们奏请“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学生”。

此时,在国内,曾国藩已于早几年去世,恭亲王奕訢态度也发生改变,顽固派便借机反对留学,一时间,朝野对留学事业的攻击、指责甚嚣尘上,沸沸扬扬。在美国,容闳虽四处奔走、积极呼吁,但也终究无法改变国内朝廷的态度了。

1881年6月,总理衙门大臣奕訢上《奏请撤回留美肄业学生折》,两个月后,留美学生开始分三批撤回,将近十年的留学计划被迫终结。这也意味着,容闳“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的理想,草草收尾。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幼童留美在当日壁垒森严的“夷夏之大防”中虽打开了一个缺口,“西学东渐”的道路却还任重而道远。

1881年底,由于留美学生的被撤回,容闳的副公使职务任期已满,他回到北京述职。在北京期间,他写了一份关于鸦片问题的材料给政府,但也一直都没人去执行。1882年,深受留学问题打击的容闳由上海回到美国,此后有13年,他再没回过中国。

来源:《看历史》

第二篇：关于辛弃疾壮志难酬的爱国历史典故

关于辛弃疾壮志难酬的爱国历史典故

与陆游同时期的辛弃疾，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和陆游一样，是一名坚定的反投降、反妥协斗士。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辛弃疾出生时，北方大片地区已成为金朝的统治区。辛弃疾自幼丧父，他是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的。宋朝廷南渡时，辛赞因受家口拖累，只能留在北方，并且担任了金朝的开封府知府等职。但辛赞“身在曹营心在汉”，念念不忘的是大宋政权。他常带领子孙们登高望远，放眼山河，希图恢复中原。他对辛弃疾寄予的期望尤其殷切，曾两次让辛弃疾去金都燕京参加科举考试，乘机侦察、了解金人的形势。

在祖父的培养教育下，辛弃疾不仅诗文写得好，剑术高超，而且从小就立下了抗金爱国的大志。他曾豪迈地说：“我要用词骂尽天下的贼，用剑杀尽天下的贼!”

公元1161年，金国的海陵王完颜亮率兵大举南下，想灭亡南宋，统一江南。但这时中原地区的百姓因不堪金朝的压迫，纷纷起义。当时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也毅然率众起义，组织了有两千多人的队伍。后来他又带领起义部队，投奔了在山东影响最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耿京，受到耿京的器重，让他掌管全军的文件和大印。

1162年，完颜亮被杀，金世宗完颜雍即位。他对起义部队采取了劝降诱降、分化瓦解和调集兵力、严酷镇压相结合的政策。耿京领导的起义军，是他们重点镇压的目标。

面对这样的形势，辛弃疾力劝耿京取得南宋朝廷的支持，接受南宋朝廷的领导，与宋军配合作战。耿京即派辛弃疾等十一个人为代表，去和南宋朝廷联系。宋高宗在建康接见了他们，并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天平军掌书记。

辛弃疾等人回山东复命，走到海州(今江苏东海附近)却听到了一个坏消息：耿京的部下张安国、邵进等人在金朝的收买下，杀死了耿京。起义军大部分溃散了，一小部分被张安国带去投降了金兵。张安国也被金兵任命为济州(今山东巨野)的知州。

辛弃疾既愤怒又悲伤，他立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带了五十名精锐人马直奔济州，捉拿张安国。到达济州的那天晚上，张安国正和金朝的将领在中军帐中喝酒。辛弃疾率众出其不意地闯进有五万金兵的大营，活捉了张安国。他还向金兵宣称：宋军十万人马即将开到，劝他们赶快投降。军中不少将士都是耿京的旧部下，听辛弃疾这么一说，当场就有上万人投到了辛弃疾一边，跟着他南下。张安国后来在临安被斩首示众。

辛弃疾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震动，不仅军民们非常敬佩，连宋高宗也连声赞叹。

此后，辛弃疾便留在了南方。他被朝廷派往江阴做官。江阴虽靠近前线，但在主和派的势力下，辛弃疾的抱负和才能根本无法施展。宋孝宗即位后，重用主战派的张浚，南宋王朝第一次主动出击。但张浚在符离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主和派又占了上风。

尽管如此，辛弃疾仍向宋孝宗上奏了他的著名的《美芹十论》(又称《御戎十论》)。在文中，他分析了当时宋金双方的形势，从而提出了恢复中原的大计和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但他的主张、建议都没引起朝廷的重视，这使他感到了极大的悲愤和苦闷。这时期他写了不少词，大都是抒发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不平和悲愤的。

从1168年起，辛弃疾先后到建康府、滁州等地任职，后来又当过江西、湖南的`安抚使，成了职位颇高的“封疆大吏”。可是主和派当道，他职位再高也实现不了杀敌报国的志向。他只能花力气整顿地方政府，并创办准备北伐的“飞虎军”。这却又给主和派们抓到了把柄，公元1181年，他被主和派排挤，罢官回江西上饶的带湖闲住。

十多年后，直到宋光宗绍熙年间，他才又被起用，担任过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等职。不久又被罢官。公元1203年，他再度被起用，担任了绍兴知府、浙东安抚使等职。

在绍兴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年近八十的陆游。这对文坛骁将、抗敌志士喝酒做诗，相见甚欢。这年底，宋宁宗召辛弃疾去临安，征求军国大计。临行前，辛弃疾又去向陆游告别。陆游特地写了一首七言长诗《送辛幼安殿撰造朝》，为他壮行。诗中有“稼轩落笔凌鲍谢”，“青史英豪可雄跨”的句子，这是陆游称赞辛弃疾的词作超过南北朝的著名诗人鲍照、谢灵运，并且具有非凡的才能，可以超过历史上的英雄们。陆游对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公元1205年三月，辛弃疾被任命为镇江知府。正当他积极备战时，朝廷却以他所推荐的官员有不法行为而把他连降两级，后来又把他罢了官。公元1207年，宰相韩侂胄(tuozhou)在北伐失败后，又召辛弃疾等人去挽救局势。可是辛弃疾已重病在身，于当年九月十日与世长辞，终年六十八岁。

辛弃疾去世后，留有词集《稼轩长短句》，后人辑录的有《辛稼轩诗人钞存》，存词六百多首，数量为宋代词人之冠。他的词继承苏轼的风格，以慷慨豪放为主，是南宋词人中豪放派的杰出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苏轼并称为“苏辛”。他的作品内容丰富，有写自己的报国心声的，有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的，也有揭露主和派投降丑行的，也有吟咏大好河山的。但作品的中心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抗金御敌，恢复中原。

此外，辛弃疾的文章也写得很好，特别是政论文，和他的词一样大气磅礴，充满激情，很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