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乖,摸摸头》大冰著 读书笔记
《乖,摸摸头》读书笔记
【写在前面的话】
看完了,感动。书中讲的故事都是那么真实,听着又那么辛酸。现在已经习惯了做读书摘录,总得留下些什么。现在更喜欢把原文摘录下来,因为,再多的书评,再多的感悟针对原著来说,始终显得苍白。想用文字表达,但却不够全面,总是会顾此失彼。因而,不如摘录原文吧,这些都是比较喜欢的部分,或许时间会淡化记忆,但是每每看到这些文字,依然还是会感动的吧。
文/清欢
序言
不为“成功”而活像我这样的个体户主持人虽然到处游荡四下接活儿,却并非每到一处每接一档节目都会收获真正的朋友,更多的只是同行同事同僚,节目结束就各走各路了。
大冰是我在山东卫视担任《歌声传奇》节目主持人一年半时间里的搭档,也是我做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收获之一:一个朋友。
之所以觉得他是个朋友,是因为台前幕后和他的交谈。读书,就是和作者交谈。我相信看完书的朋友,会和我当初一样,在和大冰对话、听他讲完那些故事之后,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
很多人向往并羡慕大冰在书中描绘的生活,但是有多少人敢于这样去生活呢?尤其在人人都梦想发大财出大名而且要“多快好省”的当下,似乎只有马云、李开复、张朝阳、李宇春和郭敬明才是人生的标准模板,其他人生方式都是吊丝的,都活得“该死”。
所以,大冰的这本书,其实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段青春记录,而且是一种有形无声的抗议,对这个物质到无耻、贪婪到无聊的当下的抗议——难道只有一种成功活着的方式?难道书中这样的生活不能存在、不能快乐?难道我们不能不为“成功”而活?不管我们自己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我们都会为认识大冰本人及其书中记叙的这些朋友,知道他们别样的人生,而感觉世界的神奇美妙和人生的丰富多彩。哪怕我们自己甘心安居金丝笼中,但是当我们看到那些自由的鸟儿在阳光下尽情起舞冲向蓝天时,也要为它们羽翼的光辉而欢呼。主持人黄健翔 踏歌而行
大冰的人生是一场流浪式的人生体验。
(一)《乖,摸摸头》
1.有些话,年轻的时候羞于启齿,等到张得开嘴时,已是人近中年,且远隔万重山水。
2.好好的哦。乖,摸摸头。大冰除夕夜于丽江。
(二)《我有一碗酒,可以慰风尘》
我有一碗酒,可以慰风尘。我还有一个比烈酒还烈的故事。
(三)《对不起》
1.人真奇怪,在自己的城市谨小慎微,来到古城后各种天性解放,喝大了个个觉得自己是武林高手,人越多越爱抖威风。想想也可怜,几十岁的人了,抖的哪里是威风,找存在感而已。很多架哪里是为了自己打的,大多是打给别人看的。
2.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明明自己不要的东西,狗来讨点儿,不但不给,反而还要踹人家。踹它的也未必是什么恶人,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而已,之所以爱踹它,一来是反正它没靠山没主人,二来反正它又不叫唤又不咬人,三来它凭什么跑来吃我们家的垃圾?
3.客栈老板人不坏,却也没好到随意收养一条流浪狗的地步,婉言拒绝了她的请求,但默许她每天从厨房里端些饭去喂它。
不论她怎么喂它,它都没冲她摇过尾巴,也没舔过她的手,它一直是木木呆呆的,不吵不闹,不咬不叫。
她只听它叫过两次。第一次,是冲一对过路的夫妻。
它一边叫一边冲了过去,没等它冲到跟前,男人已挡在自己的爱人前面,一脚飞了出去。它被踹了一个跟头,翻身爬起来,委屈地叫了一声,继续冲上去。
姑娘惊着了,它居然在摇尾巴。没等她出声,那个女人先喊了出来。那个女人使劲晃着男人的胳膊,兴奋地喊:这不是我以前那条狗吗?哎哟,它没死。男人皱着眉头,说:怎么变得这么脏……
话音没落,它好像能听懂人话似的,开始大叫起来,一声接一声,一声比一声拖得长,一声比一声委屈。
它绕着他们跳圈子,叫得和哭一样难听。
那对男女忽然尴尬了起来,转身快步走开,姑娘走上前拦住他们,客气地问为什么不领走它,是因为嫌它脏吗?
她说:我帮你们把它清洗干净好不好?把它领走吧,不要把它再丢在这里了好不好?
狗主人摆出一脸的抱歉,说:想领也领不了哦。我怀孕了,它现在是条流浪狗了,谁晓得有啥子病,总不能让它传染我吧。
姑娘想骂人,手臂抬了起来,又放下了……她忽然忆起了些什么,脸迅速变白了,一时语塞,眼睁睁地看着那对夫妻快步离开。
狗没有去追,它木木呆呆地立在路中央,不再叫了。它好像完全能听懂人们的对话一样。
(四)《普通朋友》
我对普通朋友这四个字的理解很简单: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大家点头微笑,结伴一程。缘深缘浅,缘聚缘散,该分手时分手,该重逢时重逢。你是我的普通朋友,我不奢望咱们的关系比水更淡泊,比酒更香浓。惜缘即可,不必攀缘。同路人而已。能不远不近地彼此陪伴着,不是已经很好了吗?
(五)《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1.人们起点不同,路径不同,乃至遭遇不同,命运不同。
有人认命,有人顺命,有人抗命,有人玩命,希望和失望交错而生,倏尔一生。
是啊,不是所有的忍耐都会苦尽甘来,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换来成功。他人随随便便就能获得的,于你而言或许只是个梦。
可是,谁说你无权做梦?
很多年前,我有几个音乐人朋友曾背着吉他、手鼓、冬不拉,一路唱游,深入西北腹地采风,路遇一老妪,歌喉吓人地漂亮。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秒杀后来的各种中国好声音。
2.我问他们同一个问题:若当时在场的是你,你会如何去回答老人的那个问题。“你们这些唱歌的人,都是靠什么活着的?”
一百个人有一百种回答。
(六)《听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1.很多事情很难说清,比如一见钟情。有人在熙攘的人群里怦然心动,有人在街角巷尾四目相对,也有些人像兜兜和大树一样,在虚拟空间里一见钟情。
其实世上哪儿有什么一见钟情,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是你终于遇到了那个你一直想要的人而已。人海茫茫,遇之是幸,不遇是命。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想要的人,可惜大多数人在遇到对方时,己身却并未做好准备,故而,往往遗憾地擦肩。
万幸,兜兜和大树的故事没有这样的遗憾。二人迅速见面,迅速地老房子着火,火苗不大,焰心却炙热。
他们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也不是外貌协会成员,岁月已经教会了他们如何去包容和尊重,也教会了他们如何隔着皮囊去爱一个人的心灵,他们遇到的都是最好的自己。
2.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那么静听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写在后面的话】
正如,大冰所说“文字是隔空伸出的手。”是的,尽管有时文字很苍白,不能尽抒情怀,但文字确实一种桥梁,它就像是隔空伸出的手,你总会在里面找到自己或者说感悟他人的人生。
看这本书时,并没有太细看。我不是那种会精读文字的人,大略翻翻,喜欢的,就多停留一些时间,感触不深的,也就一翻而过。看书从来不会刻意去记书中的故事,书中的人物名字,留下的就只是情感,无法用文字细说的情感。
在这本书中,确实有很多故事有感动到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乖,摸摸头》,《对不起》,《唱歌的人不许掉眼泪》,《听歌的人不许掉眼泪》。
有些人,因为欣赏大冰去看这本书,有些人,因为书的封面去看这本书,也有些人因为好友推荐抑或是书单推荐而看这本书。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遇见都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有所收获,你喜欢这本书。我相信,喜欢这本书的人,一定会被书中的故事感动,它们足够真实,足够能触动你的心灵。
“一本好书,总会让你有想提笔的欲望。”是的,不能再赞同。我不想用太多文字去叙述我看此书的感悟,有些情感,是说不清的。
附上大冰在后记中写的一句话,“愿你我可以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流浪——有梦为马,随处可栖。”
好了,就这样吧。
写于20150502下午
第二篇:《叫我一声乖女》读书笔记
“平平淡淡才是真”,不一定每一个人生都充满着惊险与曲折。大多数人的人生,都是普普通通的,生命也很普通。
《叫我一声乖女》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学生,爸爸是一个著名画家,妈妈在他十四岁时出国留学。她不是一个突出的学生,老师和父亲总说他不求上进,她只是无奈地笑笑而已。可是在一次表演中,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她演女儿,有两个老师分别演她的父母。当老师听到她优美的歌声时,笑盈盈地夸奖她:“乖女唱得好。水莲很开心,她觉得觉得有种异样的温暖。她的妈妈寄来一本相册,扉页上写着:“我的乖女,看妈妈!”水莲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有家。
普通人,谁没当过普通人呢?即使是以为人人皆知的名人,在他儿时也同样是普通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和谐的家,让温馨环绕着每一个角落。这个家是一个整体,谁都不能缺少。少了父亲,整个家等于失去了支柱:缺少了孩子,就不再会有笑声与欢乐,少了未来的希望;如果妈妈离开了家,就少了一份浓浓的家里总有凉丝丝的感觉。
有很多的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好学校,自己到外奔波,想法设法赚钱。回到家,也对孩子不理不睬,只管自己。也许在学校里,孩子可能会想:“爸爸妈妈在哪儿?他们在干什么?”回到家,看到父母这样。他肯定会想:“难道父母讨厌我了?”虽然父母的起点是好的,这个家还是不完整的,家里凉冰冰的,充满着独。
家在每个人眼中都是最好的,有一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和谐温暖的家,才能创造出最美的爱。
第三篇:《冰与火之歌》读书笔记
看《冰与火之歌》时,我被震撼了。发自内心的震撼。
这是一部真正的史诗,这里面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当我在全书第四卷,行文已经过了数百万字以后,忽然看到一个伏笔起来,与第一卷前几节布下的悬念遥相呼应,配合的天衣无缝时,我真的只能说出两个字“叹服”。
《冰与火之歌》是有着七部曲构思的长篇巨著,甚至其中单单的一部曲就有着长达80万字的篇幅,但是精湛而又生动的语言却让人完全察觉不到超长篇小说常有的累赘啰嗦以及审美疲劳,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作者乔治·r·r·马丁的精心构思以及独特的描绘手法——分镜写法。书中的每一章节都是以书中不同重要人物的角度写成的,却又能极好地拼凑起整个故事而不会让读者感到重复错乱,还给人一种宏大世界的感受。马丁的描写相当朴素,没有华丽的字眼只有巧妙的比喻,让他笔下的人物与世界显得栩栩如生。
等到了要我用语言去概括《冰与火之歌》的优点时,才发觉这部作品是如此的包罗万象,如此的宏大精妙。
有至死不渝的爱情,有勾心斗角的阴谋;有顶天立地的英雄,有卑鄙无耻的谋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理由,每一个人都不是情节的摆设;你会对一个人的举动恨的咬牙切齿,你会对一段情节看的怒火中烧,你会因为一个人物的意外死亡心痛不已,但是最后,你还是只能无奈的承认:这一切都是自然发生的。《冰与火之歌》与传统史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她没有讲述任何大道理,没有进行任何说教。对于传统作品所歌颂的种种精神,如兄弟之情,坚贞爱恋,战天斗海的勇气等等,她都有所包含,但又难以体现。事实上,她歌唱的是一种无奈,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人性。
人是最复杂的,而人是人化世界的核心。《冰与火之歌》通过不断呈现人的行为,呼唤着人们重视自我本身,而非思虑其他外物。她要求人们认清自身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随着书的进行,所有人,书中的主角和读者都在成长,这是反思自身的成长。透过对自身的反思,能让人最终统一到一个世界--爱的王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冰与火之歌》体现了宗教的精神。她将是揭开新史诗时代的开山鼻祖。
我真的爱死了这本书,我愿意像所有人推荐他。不要被他的序章吓倒,对于普通的小说来说,序章是长了、无趣了。但是对于《冰与火之歌》,这部真正的史诗奇幻,你绝对要有耐心。
你不得不为作者的预谋而击节感叹,在书中他留下了那样多的悬案、预言和传说,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网上激烈的争论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因为人们相信,这些都确实存在于冰与火之歌的时空中,总有一天,它们会在作者的笔下自沉睡而苏醒。
第四篇:吕著中国通史读书笔记
由《吕著中国通史》想开去
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推崇吕思勉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之一“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吕氏之书“博通周赡但不够深密”。这些特点在《吕著中国通史》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这里,我就《吕著中国通史》一书的优点做一个简要的探讨。首先,吕先生在写本书时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及学者的社会关怀意识。在上册文化部分,涉及到的内容是与一般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包括:婚姻、族制、财产、赋税、实业、衣食、货币、住行、教育和宗教等,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在研究中重视文化、社会结构的变迁而不是像过往的帝王将相史研究一样,把视野集中在上层,尤其是上层的政治领域,这点在同时代的史学家来说是十分罕见的。书中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而不为其所限,较为全面的研究社会各个层面、诸多领域,具有自己的特点。在关于阶级的论述中,既看见了阶级剥削的残酷,上下层之间的不可变动性,又看到了盲动的阶级斗争的危险性,对社会的分析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可谓“成一家之言”。其次,吕先生在本书中有很鲜明的进化史观立场,弥补了传统史学对于社会变革的不足认识。梁启超说“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吕先生在《白话本国史》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因而“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换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称《吕著中国通史》“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先生以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的社会现实为关怀,言论多有创造性。在论及婚姻家庭制度时,纵观历史全貌,语言家庭制度必将改革,男女终将平等:论及政体时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而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本土性与时代性相冲撞而产生的火花。第三,是吕先生打破了通史书写的惯常体例形式而是以专题的形式来编排,易使读者了解一个制度、一个社会的历史变迁、沿革情况。吕先生在《吕著》绪论中写到:“史学之所求,不外乎
(一)、搜求既往的事实。
(二)、加以解释。
(三)、用以说明社会。
(四)、因以1
2321严耕望,《治史三书》吕思勉,《白话本国史》
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
1
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传统的通史以断代为限,割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难以达到推测未来,指示当今的作用。再加上“政治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于是先生决定更换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比方说上册第五章“财产”:“要讲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们得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先用鸟瞰的手法,揭示历史上经济制度的大纲,这样读者一看就明了中国古代的经济制度和财产所有权的演变情况。
由于通史浩繁,难以全盘涉及,幸而吕先生此书除了博通之外最大的优点便是其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在此,笔者主要想针对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第一、“汉化”与南方风气的转变
“军事来说,一直是北方以节制胜,南方以强悍胜,直至东晋时才形成北强南弱的局面。”21直至三国时期,吴蜀的强守也部分基于南方风气的强悍。“而自东晋以来,此种风气,亦
3潜移默化,谈玄学佛,成为全国文化的重心。”。江南在东晋以前为什么会形成强悍的风气?
文化在很大程度上由民族的经济方式、共同的生活经历所形塑。强悍风气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经济与文化类型的转变,精于农耕的民族会带有农耕文化的特性,而“强悍之风”则常常用来形容游牧民族或农业欠发达的民族。此观点的提出体现了吕思勉先生的敏锐、会通。但是,仍不能使我感到满足,为什么南方的风气在东晋时期会产生如此宏大的变化?清末刘光汉认为五胡乱华和汉族的南下以及南北水利便利与否是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虽然这种解释较为中肯,但是仍没有解释:衣冠南渡在何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南方的文化?南方“闾里小人”与“冠冕君子”是否具有差异性?差异性究竟在哪?“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从颜之推的对于南北方语言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方的卿相士大夫文化与民间风俗是有差别的,颜之推是如何来评判这种民间与卿相文化间的差异性的呢?“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衣冠南渡,在东晋之朝皆为士族,他们是汉文化的代表,而染吴越之气的闾里小人很明显是指没有完全汉化的吴越之地的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在颜之推看来他们是南方文化的污染源。“在北方剩余的汉族被认为是没有骨气之辈,他们柔顺的与新来的异族杂居一处,后来自然彼此通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东晋以来,对江南文化1
2654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绪论p4同上书 P391
3同上书 p412《颜氏家训》卷七《音辞篇》
5同上书的称颂,很大程度上是对南方汉化的认可。而北方在五胡乱华以后长期处于少数民族(至少是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之下,汉文化受到“夷狄”习俗的污染及异化,没能得到有效地传承与发展,而汉文化却意外的在南方扎了根。“汉以来特别是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南方经济得到加速发展,这不仅仅是南北要素的物理性相加,而是一种化学反应,即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以江南文化为核心的南方文化兼容混合,最后演化为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正如吕先生所说“内乱是招引外族侵入中国的,又是驱逐本国人流移到外国去的。”而永嘉南迁大约是先生所指的第一种情况:“外国的文明程度低而人数少,而我们移植的人数相当多时,可以把它们完全同化。”
汉化对于少数民族自身来说意味着什么?历史告诉我们: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往往成也“汉化”,败也“汉化”,在接受汉文化之初,异族首领往往显出汉化的励精图治之风,和宽容、极富远见的政治胸怀。如隋文帝、忽必烈......然而在该民族被基本汉化后,渐失游牧民族的彪悍之风,不由得显出萎靡之状。这些往往为后来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所深感忧虑。“弘历强调,再不能对满人中的无赖之徒表现出特别的仁慈了。在本朝初年那个伟大的时代,道德水准要高得多,这样的人似乎还值得改造。但随着满人人口数目的增加,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渐染恶习,浮靡嚣薄,诸失国初浑厚之风’。这些人‘希图安便’,已经‘几与汉人无异”。在乾隆眼中,深受汉化的满人已经失去了游牧民族自身的诚实、勇敢、节俭、毅力,堕落的与汉人无疑了。这当然不仅仅只是乾隆一个人的忧虑,至少代表着大多数被汉化的少数民族首领共同的心声。汉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在古代乃至近代常常被用来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它究竟包含着那些具体内涵呢?首先,我们从少数民族的视角来看,至少包括农业耕作方式,及农业剩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活跃的商业。从异族首领对东晋以来被日益汉化遂成最具汉文化特点的江南的又献又恨的态度可见一斑。“江南士民风尚本来便浮靡喜事”,再加上官吏姑息放纵,遂致“渐染日深”,以至于达到“牢不可破”之境地。
不仅仅是少数民族的首领对于繁荣的商业所产生的道德败坏有着如此深刻的担忧,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也显现出了相同的忧虑。孔子、韩非子、墨子......尽管政治主张不同,但是对于这个背弃三代以上美好品德,一心逐利的社会都显示了不满以及改革的意图。孟子主张“平均地权”,韩非子主张“节制资本”,一个关注农业,另一个则把焦点放在工商业上,然而,本质上都是反对农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所必然伴随而来的兼并和资1
2321牟发松,《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p96
本扩张现象。这种试图把“乱世”扭转回“小康”时代的改革尝试一直延续到王莽时期,正如先生对王莽改革的评价中所说的那样:“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稍微失败。因为王莽所行,并不是王莽一个人的意见,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意见”。战国以来私有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三代以上的原有社会组织形式,产生出与封建列国时期相异的思想、伦理、经济形式,因而被孔子看做是“乱世”。封建时代是井田制基础上的伦理本位社会,“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要紧的有两种:一是勇武,二是不好利”。这大约是由社会经济形式与封建时代的贵族政治所决定的。“在政治体制不尽完善的贵族政治的国家中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情形,即贵族们虽然富有,却不允许他们任意花费:与节制精神相悖的奢侈是必须摒弃的,因此,在这种国家里只会有得不到任何财富的极为贫穷的人以及非常有钱但不得任意花费的富人”。孟德斯鸠所论述的贵族政治与奢侈的关系在我看来同样的适用于对中国的封建时代的分析,在生产力水平极为有限的上古时代,很难让人相信纣王能够奢侈到哪里去,无非是喝喝酒、吃吃肉,不要说与后世的皇帝相比,就单单是石崇、王恺之流也必然使其相形见绌、望而兴叹了,可是,为什么就被后世历久弥新的定性为惨无人道的暴君典型,而不可翻身了呢?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贵族政治下的社会保留了“大同时代”氏族社会的烙印,“当此时代,只有所谓君大夫,原是征服之族者,拥有广大封地,收入甚多,与平民相悬绝。此外,社会各方面的情形,还无甚变化......然则社会的内部,还是和亲康乐的,不过在其上层,多养着一个寄生者罢了”。此社会是谓之“小康”,社会内部仍保留着一定程度的公有成分,并在此经济条件下形成了节俭、互助的时代精神。而纣王的奢侈行为是与当时的伦理道德精神所违背的,自然成为万夫所指的罪恶典型。这也是三代时期的伦理道德的构成要素。春秋时期齐桓公葵丘会盟,相约各国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在经济上相互合作,在政治上维持宗法统治,这些在商业繁荣、资本迅速扩张的战国时期都被看作是匪夷所思的,更不用说打着仁义之师旗帜而终于败北的宋襄公了。达恩顿在《屠猫记》中说过,“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个谚语、一个笑话、一项仪式,或一首诗时,我们便知道自己正触及某些事物。选取文献中最使人难以索解的一面进行考察,我们或许可以开启一个相异的意义体系。”战国时代的人难以理解宋襄公的行为,嘲笑他痴傻,实际上是不明白春秋时期与之相异的意义体系。封建时代的伦理本位社会向战国、秦汉的资本社会转变,封建1
24321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89同上书,p65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时代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以贫富分。商业资本的发展完全打破了原有的伦理道德体系,游士在列国之间奔走,全无道德意识。商业的繁荣、资本的发达遂成为汉农耕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大量剩余)所不能避免的。而少数民族较之落后,往往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公有制度,在均贫、尚勇的道德约束下,其统治者难免视汉化为畏途,犹恐腐化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我们可以相信东晋以来,江南与江北在经济文化上体现出来的对立实际上不是地理空间的对立,而是更深层次领域的发展水平上的历史性差异。
第二、选举与贵族制的演变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显著地差别: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期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时期。”其中,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由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政治的转变。这又与选举制度密切相关,由魏晋到宋朝,选官制度经历了九品中正法向科举制的转变,科举制的考试内容又经历了由带“人格主义”、“抡才大典”倾向的帖经、诗赋向“实务主义”的策论与经义的转变,科举取试成为主要的选官手段。在此过程中,贵族的政治、社会势力逐步消退,直至晚唐诗人刘禹锡有感而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对于内藤湖南的观点,吕先生在本书选举一章中也做出了回应(但极有可能是不自觉的回应)。“在官吏登庸法上,看做唯一选拔人才之途,怕还是宋以后的事”。内藤湖南主要针对的是唐宋时期选官制度与贵族政治的关系。在魏晋之前呢?追溯到三代时期,选官制度经过了怎样的演变?它与贵族又有怎样的相关性?这些问题在吕著中国通史中却得到了较好的回答。
“选举制度,在三代以前,是与世袭并行的”。吕先生认为俞正燮在《乡兴贤能论》中对于三代时期的选官制度说的最好。“古代的选官,是限于士以下的,大夫以上是世官,也就是贵族世袭制”。一方面上层政权是由征服部落所占有的,不容许被征服部落去染指。另一方面,在士以下之地方,保留了专制制度未兴时期的原有民主制的残余,这就形成了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差异,上层政治是世袭与专制的,下层社会却是选举与民主的。“专制政体兴起后,只是把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加于其上,而于此等团体固有的组织,并未加以破坏,所以其首领还是出于公举的,不过专制的1321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译》第一卷,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华书局出版社,1992年,p10
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p117
政府,也要加以相当的参与干涉罢了”。随着世袭贵族的腐化,主政者开始由乡间选用贤能,这就是《礼记·王制》中所说的制度,“是乡论秀才,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位,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这就使得乡间的选举制度不断地向上层政治领域扩散,如同吕先生所见,政治总是服从于社会的。贵族政治地位的衰退在战国时期达到高潮,“君主和游士相结合,以打击贵族。”这点我们从很多战国时期游士的言论中都可以的到证实,在此不多例举,只举出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李斯的《谏逐客书》:“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至西汉之时,遂成布衣将相的局面。
上层政治领域确是如此,乡以下的组织机构状况是怎样的呢?贵族是否就至此消失在中国的政治、社会舞台之上呢?我们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当然知道,答案是否定的。魏晋乃至隋唐又重新回到了贵族制,“王与马共天下”君权与贵族权力在可能的范围内达成了又一次的协调。很多学者在论及魏晋时期门阀贵族势力的膨胀时都归结于陈群的九品中正制,但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往往是建立在社会的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之上的,而不是基于某个天才级的人物的一时灵感,政治作为社会的反应,往往具有滞后性。我们可以猜想,至少在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前,贵族的势力就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要全面了解魏晋时期贵族势力的消长,我们不得不回溯到两汉时期的社会状况。九品官人法规定:在各州置大中正,各郡设中正,依据品行,将所管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并通过乡评在政治上给予相应等级的官职。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贵族的特殊地位分为社会性和政治性两种,前者是自然形成的并通过乡评得以体现,后者是通过官评在累世公卿基础上形成的。至于,到底是社会性决定政治性还是政治性超越社会性呢?内藤湖南没有给出一个恰当的解释。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两汉时期具有政治和社会双重属性的一个阶层:“三老”。三老在两汉时具有“非吏而得与比吏”的特殊身份,“三老的这一身份,使他们在民众的心目中,被视为自己身边最具亲和力同时又最具权威(并不一定最具权力)的官方代表,而在国家一方,他们作为国家有意树立并未法令所认可的地方社会领袖,是基层社会中政府可以信赖的首席民意代1
2321同上书 p112《礼记·王制》
表。”这大约是由刘邦创立的。三老是“由国家通过选任程序和相关待遇使地方社会合乎条件的自然领袖(地方豪强)成为国家认定的地方社会权威。”它代表了政府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地方上起教化的职能,渐渐地,作为由政府所认可的地方性领袖,三老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这种社会性不断地有与政治性相结合的趋势,最终在魏晋时期通过品评郡望而与仕途官职相结合。这与三代时期地方社会向上层政治扩散的情况类似。却对贵族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前者,直接的促使了贵族势力的下沉,后者,却滋长了贵族门阀的振兴。
第五篇:读周彬著《课堂密码》读书笔记
读周彬著《课堂密码》读书笔记
《课堂密码:对课堂教学的深度思考》,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周彬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9年8月第1版,2009年10月第2次印刷
该书分为五个部分,即:打造“有效课堂”;营造“有趣课堂”;塑造“有序课堂”;课堂中的“学生”;课堂中的“教师”。
作者主要观点如下:
1、莫把课堂只当课堂;莫把课堂只当教学;莫让课堂止于安静;以学生为师;以同事的课堂为友。
2、当前的知识竞争不再是知识储存量的竞争,而是知识提取量的竞争。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知识储存过程中运用的方法越是简单,学生的知识提取就越是困难;逻辑越是清晰,学生提取知识越容易。
3、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不投资的人自然是买不起房的;一个不再看书的人,必然会在每堂课中都处于挣扎状态。
4、衡量自己有没有学会一本书的标准:当你看书的封面时能够把目录写出来,那你就掌握了这本书的40%;当你看目录时能够把书中的要点写出来,那你就掌握了这本书的60%;当你看着知识要点能够把细节想起来,那你就掌握了这本书的80%;如果你还能够把这本书的知识进行重组并灵活应用,那你就掌握了这本书的90%以上。
5、为了让学生能更快地掌握学科知识点,教师以训练者的身份面对学生可能最有效;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系统化的学科知识,教师以教学者的身份面对学生可能最有效;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教师以教育者的身份面对学生可能最有效。
6、课堂结构=学科深度×教育广度。对于学科深度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内容的艰深,二是指理解的深刻。教师在学科知识上要有深度,并不是要求教师在学科知识的内容上要艰深,而是要求教师对学科知识的理解要深刻。在内容理解上越是深刻的教师,就越是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就越能让学生学得有趣,就越能让学生掌握学科知识。对于教育广度也有两种理解,就是把学生当做“一个学习学科知识的人”(专业选手),还是当做“一个人在学习学科知识”(业余选手)。从“一个人在学习学科知识”的立场出发,就意味着必须把学生当做一个整体的人来对待,可以从三个方面加强学科知识对学生的吸引力:一是学科教师要全面地爱护与关心学生;二是力求让“书面化的学科知识”生活化;三是要从学生的知识原点出发,引导学生走到学科知识的终点。
7、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不仅需要更多的方法与策略,还需要优化自己的课堂结构。课堂结构应该是学科深度与教育广度的均衡配置。
8、课堂效率=教学进度×学习接受度。课堂教学真正的主体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教师非常努力,但学生不参与,那么课堂教学的效果仍然为零。在课堂教学中,具有真实教育意义的是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只是学生学习的助推剂。换而言之,教师的主导只是服务于学生主体学习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评价一堂课优劣的标准,从目标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学生的学习接受度,而不是教师的教学进度。
9、课堂效率需要教师的努力,需要学生的参与,更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协同合作。要让课堂发挥最大的效率,肯定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努力与投入,但在教师与学生投入有限的情况下,相互照顾对方的进度,才是最佳的选择。教师一味地加快教学进度而不顾学生的学习接受度,或者学生只管个人的学习接受度而不顺应教师的教学进度,都很难让课堂效率最大化。
10、肖川教授认为,只是关心“怎么教”的教育是没有灵魂的教育;只是关心“教什么”的教育是没有肉体的教育。
11、“教什么”是指教学内容,符合科学的特征,具有可以重复与可以迁移的特点;“怎么教”是指教学手段,符合艺术的特征,具有个性化与即时性的特点。
12、一堂成功的课往往具有即时性,它需要教师有灵感,也需要教师能把握当时的课堂情境,有预设的课可以保证不出问题,但难以保证它非常精彩。一堂成功的课也具有个性特征,教师的个性魅力、知识结构,就决定了他会选择什么样的教学方法,而这些方法就像镶嵌在教师身上一样,难以为他人所模仿。因此,课堂教学既不会由于外在的强制或者指导而变得精彩,也不会因为对他人的模仿而更为成功。因为在强制的状态下艺术家是做不出精品的,而对艺术品的仿制就是地地道道的赝品。
13、不管教师在学科教学上多么努力,对学科知识的学习、理解与掌握,始终是学生自己的事情,教师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学科知识,但永远不可能替代学生去学习、理解与掌握学科知识。因此,课堂教学不应该止于学科生活化,还应该以学生自己理解和掌握学科知识为最终目的,这就需要教师在完成学科生活化之后,进一步推进与完善学生生活学科化的过程。
14、学科教学只是学生习得学科知识的一种辅助手段,真正让学生掌握学科知识的,是学生自己对学科知识的主动建构。
15、课堂有趣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把学生的注意力从其他地方吸引过来的外在兴趣,这种兴趣有比较价值,但并不一定有内在价值;另一个是真正吸引学生的课堂教学的内在兴趣,这依赖于学生在学科知识学习过程中对逻辑与思维的把握与练习。这两种兴趣缺一不可,但绝不应该仅止于第一种兴趣。
16、考试成绩=学科兴趣×学习方法×学生智商。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要素,大致包括以上三大方面。在这三大学习要素中,最难改变的应该是学生智商,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可改变的要素。我们不能改变学生的智商,但能够改变学生对待自己智商的态度与使用它的方法。对学生来说,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是取得学习成绩的前提。在学生的学习要素中,最容易改变的是学生的学科兴趣。学生对某一学科喜欢与否,很少以其专业价值为标准,一般是以之是否对他们的胃口为标准,在这一点上,学科教师的教学风格甚至学科教师自己的生活态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教师往往是用强迫来替代学科兴趣,用训练来替代学习方法,虽然明知这种教学方法是饮鸩止渴,但是要让他们在渴死与毒死之间进行选择,教师们情愿先止渴再被毒死。
17、教师要切记:不要因捍卫教材而丢失了自己,不要变成教材的“传声筒”、“卫道士”;不要因拘泥于教材而变得教条;不要替代教材而成为学生的敌人。课堂的主要矛盾应该是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教材的内容深度之间的差距,次要矛盾应该是学生学习模式与教师之间的差异。
18、教师有三种定位:其一,团结教材而进攻学生;其二,团结学生而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