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涉税犯罪刑事判决,能否决定相关行政处罚的合法性
涉税犯罪刑事判决能否决定行政处罚合法性? 来源：中国税务报 作者：刘天永 日期：2014-06-30
事件：一起曲折的税务行政诉讼案
2006年11月29日，A省国税局稽查局向B市C区的D公司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D公司2002年1月至2003年7月间设立内账进行核算，开设账外银行账户收取货款，隐瞒销售收入，未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少缴增值税款1149862.61元，要求D公司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并以涉嫌偷税罪名义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2007年4月29日，B市E区人民检察院以D公司涉嫌偷税罪名义向E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9月18日，E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稽查和侦查人员收集的证据未能确切真实反映D公司的实际销售情况，稽查结论存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侦查部门未能妥善完成证据转化，导致用于认定刑事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存在形式上的缺陷；稽查程序存在瑕疵。E区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对D公司偷税的指控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程序违法，判决D公司无罪。2007年11月18日，B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本案刑事程序完结，D公司偷税罪名不成立。
这时，A省国税局此前认定D公司存在偷税行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并未撤销。在2011年至2012年间，C区国税局稽查局工作人员多次要求D公司缴纳欠缴的税款和滞纳金，并告知如不缴纳，税务机关将按税收征管法第十四条规定强制执行。2012年6月20日，A省国税局稽查局向D公司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D公司要在期限内按A省国税局稽查局6年前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缴税款和滞纳金。2012年11月29日，该局向D公司送达《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决定从D公司存款账户中扣缴税款2214.86元和滞纳金3763.04元。同日，征收机关填发了税收通用缴款书。
在被强制扣缴税款后，D公司向A省F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D公司诉称，2006年A省国税局稽查局违法认定D公司少缴增值税款1149862.61元，要求D公司缴纳1149862.61元税款及滞纳金，并以涉嫌偷税罪名义将D公司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而法院一审、二审均判D公司无罪，A省国税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的事实和依据已被刑事判决书推翻，其强制从D公司账户扣划5977.9元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请求法院撤销A省国税局稽查局的《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并由该局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A省国税局辩称，刑事责任追究与否不影响行政责任的追究。行政责任是法律规定的独立的责任形式，与刑事责任之间有截然区别。不承担刑事责任，并不意味着不需承担行政责任。法院刑事判决结果并不能当然产生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只有经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法定程序，依法撤销了行政处理决定，才能产生具体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而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D公司并未申请过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因此，A省国税局强制执行行为依据的税务处理决定合法、有效且具有执行效力，强制执行行为适用法律正确，执行程序合法。
F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司法认定具有最终性，在生效刑事判决对税务处理决定所依据事实作出否定的情况下，应认定被诉税收强制执行决定的执行依据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被告依据该税务处理决定作出税收强制执行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2013年12月13日，F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A省国税局2012年11月29日作出的《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并由A省国税局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
这起税务行政诉讼案，引出一个重要话题：在我国目前对一般违法与刑事犯罪二元处置的模式下，行政处罚决定往往会在刑事程序结束之前作出。当刑事处理对被诉方作出无罪判决后，此前作出的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应受到影响？笔者从法理角度进行了深入思考。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现实“冲突”
目前在我国，对一般违法与刑事犯罪实施二元处置，即一般行政违法行为由行政机关处罚，当行政违法行为达到一定危害程度、触犯刑法时，其性质转化为刑事犯罪行为，才由刑事司法机关处理。
现实中，当涉税违法行为发生后，由于税务机关行政执法的主动性，行政程序的发动一般会先于刑事程序。这就导致一些严重违法涉嫌犯罪的税案出现后，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往往会在刑事程序结束之前产生。
在进入刑事诉讼阶段后，税务违法行为由行政处理转为刑事处理。但这并不一定等同于该违法行为会被作为犯罪论处。
如果法院在对相关证据、事实进行审查后最终判决该案不构成犯罪，那么，行政执法机关是否应根据法院的刑事无罪判决撤消此前的行政处罚决定？笔者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应将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在证据规则、证据证明标准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纳入考量。随着近年来我国对经济犯罪打击力度的加大，工商、税务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司法处理的案件逐年增多，厘清以上问题很有必要。
行政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未被撤销，仍属有效
从理论上来说，行政行为应具有公定力，也就是说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使有某种瑕疵，在未经法定国家机关按法定程序认定及宣告前，原则上应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推定。虽然在刑事诉讼中本案以D公司无罪告终，但从税务征管程序层面来看，D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就A省国税局2006年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相应义务。
同时，法律也未明确规定，涉税案件刑事判决结果应对基于同一事实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因此，这份税务处理决定书并未因D公司刑事判决无罪的结果而被撤销，加上D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该处理决定书程序上仍属有效的行政决定，税务机关有依法强制执行的权力。
刑事证据与行政执法证据的证明标准存在差异
税务行政执法属于行政权运作的范畴，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因而在注重合法性及合理性的同时对行政效率有所侧重。刑事司法则属于司法权的运作，目的是打击和控制犯罪，更注重司法公正的实现。前者针对的是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侧重对行为作出形式评价。后者针对的是刑事犯罪行为，注重对行为的实质危害性的评价。据此，两类案件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和证据收集程序上都有较大差别。相对于行政执法证据，刑事证据具有更高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
正是由于刑事司法证据一般具有高于行政执法的证据标准，相对严格的取证、质证、认证程序和证据规则，在多数案件中可以将其作为行政执法和行政处罚的依据。然而在实践中，对某一行为由行政处理转为刑事处理，却不一定等同于该行为最终定会被作为犯罪论处。因为在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下，证据可能达不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或无法满足某些规则而不被采信，抑或是因行政刑事衔接过程出现问题，证据未能成功转化。因此，在一起涉税案件因证据未达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而被判为未构成偷税罪的情况下，不能反推认为此前税务机关依据同一事实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同样缺乏事实依据。
本案未综合考虑证据转化问题造成的影响
在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将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刑事司法机关的过程中，会涉及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之间的衔接以及行政执法证据转化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证据需经过证据转化方可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因此，若办案人员在证据转化过程中有所疏漏，则有可能导致行政环节采用的关键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不被采信。
税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尚待完善
一方面，现实中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一般会在刑事程序完结前产生，当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作出时，当事人可能已被控制。在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前置的程序设计下，当事人事实上已无力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程序寻求救济，权利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因刑事审判对证据的证明标准有更高要求，会出现一个税案的刑事判决结果与税务行政处理决定不一致，乃至相互冲突的情况。此时，若为保证行政、刑事案件处理的一致性，法院直接引用刑事判决结果否定已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将会损及税务行政机关执法行为的公定力和确定性。这些，都是两种处置模式的衔接制度不完善所致。
结论：应优化相关衔接制度的程序设计
行政权与司法权交织问题，渗透着诸多权限纠葛及理论分歧。刑事司法保护的是人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违法惩罚最为严厉，在证明标准方面也最严格，刑事司法机关享有完善的查证手段。而行政机关由于法定权限的限制，在证据收集、发现事实方面的能力弱于司法机关，其审查认定事实的证据标准也低于司法证明标准。因此，在事实认定方面，不能以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来否定司法机关查证的事实，也不应以司法机关通过较高证据标准认定的事实直接否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
在我国法制建设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若一味追求案件处理的一致性，将有可能损及税务机关行政执法行为的公定力和确定性。在当前条件下，应考虑优化税务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中的程序设计，尽可能减少税务行政处罚和刑事司法判决的潜在冲突可能。同时，可通过放宽行政复议前置的制度设计，确保当事人寻求救济的权利不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第二篇：地税系统预防涉税犯罪讲座
地税系统预防涉税职务犯罪讲座之二
柘城县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局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又一次座在这里，与你们共同探讨职务犯罪问题。感到很高兴，也非常荣幸。上次我们主要探讨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产生的原因及预防对策。今天受你们杨局长邀请，与大家共同学习一下有关涉税方面的渎职犯罪问题。有些人认为：我只是一名普通税务人员，既不是局长，也不是所长，无职无权，只要把握住不收人家的礼，不贪公家的钱，这些犯罪都与我无关。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公职人员、领导干部收别人的礼，贪公家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属于贪污受贿犯罪的范畴，俗语称作是“揣腰包”的犯罪。一般公职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即使没收别人的礼，也没占公家的钱，如果你没有正确履职，或履职过程中没尽到责任，给国家财产、人民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是渎职犯罪，称作是“不揣腰包”的犯罪。渎职犯罪的危害性不逊色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性，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方面，甚至超过贪污贿赂犯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例子，就能证明这一点。最近我们县检察院立案查处 的国税局高某玩忽职守案，一起案子给国家造成88万余元的经济损失，而我们检察院立案件查处的十几起贪污案子，加起来的涉案金额也没这么多。所以渎职犯罪案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而且渎职犯罪扰乱了国家的正常工作秩序，也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扰乱了人民的工作生活秩序，更为严重的是侵害了法律的尊严。
下面就渎职犯罪的概念、涉税渎职犯罪的含义；涉税渎职犯罪的特点、表现形式；涉税渎职犯罪产生的原因及易发生的环节；预防涉税渎职犯罪的对策等问题，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
一、渎职犯罪的概念
刑法分则第九章规定的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或偏离公共职责，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或者徇私舞弊，破坏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依照刑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总称。渎职犯罪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职务犯罪在国际上也称为腐败犯罪。
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涉税犯罪的类型很多，包括偷税罪、（立案标准：
1、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占各税种应纳税总额的百分之十以上的；
2、虽未达到一万元，但因偷税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偷税的）、抗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等10余种。这些涉 税犯罪主要是危害税收征收管理，这类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有时少数税务人员也会参与，但对税务人员应以上述犯 罪的共犯来定罪量刑，而不应以税务渎职类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涉税渎职犯罪，是指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税收法规，在税收征收管理过程中，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严重破坏国家正常的税收征管程序，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税务人员渎职构成的犯罪，主要有以下五类并涉及8个罪名包括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徇私舞弊罪（包括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罪及徇私舞弊不移交案件罪）、泄漏国家秘密犯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这里，我们主要是探讨涉税职务犯罪，涉税职务犯罪是特殊主体的犯罪，也就是只有我们税务工作人员才能构成的犯罪：
（1）玩忽职守犯罪，即刑法第397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认真履行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如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认定未进行实地调查致使纳税人虚开增值 3 税发票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所构成的失职犯罪，就是属于玩忽职守罪。
典型案例：发生在我县国税系统的高某、张某玩忽职守犯罪。
高某曾任县国税局某分局副局长、张某曾任国税局某分局税管员。2006年3月份，柘城县某木业加工厂与上海瑞源进出口公司签订木柜销售合同，上海公司要求每月供应五六十万元的货物，由于木业厂没有这么大的生产能力，上海公司法人刘某要求木业厂法人施某虚开增值税发票，并按约定比例给其提成。施某同意后，木业加工厂便与另一公司签订虚假委托加工合同，增加其与上海公司的销售额。2006年6-10月份，木业加工厂以该厂生产、委托加工产品的销售额增加为由，向柘城县国税局某分局提出增加增值税发票份数。作为监督管理人员的某分局副局长高某与税管员张某，没有对木业厂的生产、委托加工货物的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便在木业厂申请增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调查报告上签字确认销售额属实。亦没有对该厂生产与加工的货物，销售给上海公司时核对查验真实，便在上海公司产品购销报验单上签字确认货物属实。2006年7-11月份，木业厂给上海公司虚开增值税发票77份，销售额677万余元，上海公司以此退 税88万余元，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高某、张某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由县检察院立案侦查。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2）滥用职权犯罪，即刑法第397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典型案例：杨贤斌滥用职权罪
杨贤斌曾任遂昌县地方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管理一股股长，2007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主动向其监管的银泰集团遂昌分公司提出，通过开设“空壳公司”进行虚假借款，参与集资，以此获取利息差，并答应对获得利息差的25%返还给银泰公司。银泰集团分公司负责人迫于杨的特殊身份答应其要求。
同年7月25日，杨委托他人注册了昌龙公司，并于9月5日将银泰集团分公司的2000万元转入昌龙公司，同日又将该款以集资名义转入银泰集团。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２００８年１月和４月，银泰集团遂昌分公司给付昌龙公司利息共计人民币290万余元，同时昌龙公司返还给银泰集团遂昌分公司利息共计人民币２30万余元，从而产生利息差人民 币５８万余元。杨贤斌将获得的利息差的２５％返还给银泰集团遂昌分公司计人民币１４.５万元；杨贤斌个人获得利息差人民币４３万余元，并占为己有，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购买汽车及日常开支等。杨贤斌身为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在明知会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情况下，仍同意银泰集团遂昌分公司财务人员何菊青、伍惠华、张亚津、张雪青四人将在银泰集团遂昌分公司集资所得的利息打入昌龙公司的方式逃避应缴的个人所得税，造成国家税款流失１２万余元。杨贤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杨贤斌身为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并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罪并罚判处杨贤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计人民币１０万元；所得赃款４３万余元，予以追缴。
（3）徇私舞弊罪，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徇私情、私利，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税务人员徇私舞弊构成的犯罪主要涉及到3个罪名。（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一是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即刑法第404条规定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如税务人员接受纳税人的宴请，将应该征收的税款放弃不征所构成的犯罪。
典型案例：刘君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刘君，系乌鲁木齐市地方税务局天山区分局税务稽查四所工作人员。
1998年8月，刘君在乌鲁木齐市地方税务局天山区分局税务稽查四所工作期间，受所里指派对乌鲁木齐市第三造纸厂1997地方各税纳税情况进行稽查。刘君在稽查纳税过程中，告之该厂财务科科长邓刚：乌鲁木齐市第三造纸厂应补交13万余元的税款，并处以一倍的罚。该厂为不交和少交的税款，经研究决定向刘君行贿，刘君在收受该厂贿赂的2000元和吃请后，擅自隐瞒乌鲁木齐市第三造纸厂应当补交税款的真实情况，出具了乌鲁木齐市第三造纸厂1997应当补交企业所得税2739.66元，罚款一倍的检查表。
1999年6月4日经乌鲁木齐市地方税务局天山区分局稽查局对乌鲁木齐市第三造纸厂1997地方各税纳税款情况进行专案稽查，查出该厂在1997应补交纳税调增税款229377.74元。致使国家少征、不征税款226638.08元。刘君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百零四条之 规定，构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刘君犯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三年。
二是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即刑法第405条第1款规定的税务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办理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工作中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如税务人员违犯规定为自己的亲属或朋友，把不应该抵扣的税款进行抵扣所构成的犯罪。
典刑案例：宋新生徇私舞弊出口退税、滥用职权案。
宋新生，系山东省济南市国家税务局涉外分局局长。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济南市五金矿产机械进出口公司负责人韩钢到济南市国家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分局以该商贸分公司的名义办理１９９５年的退税业务，宋新生明知按照国家、省、市国家税务局有关文件的规定，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５日后不得再受理企业１９９５的退税申报，而仍指使该局综合科科长刘亚宏受理该退税业务，同时该刘将申报退税的时间改为１９９６年４月１５日日以前。另外，宋新生还违反国家税务总局有关退税机关应指定专人负责向报关海关及开出增值税发票的税务机关发函进行调查核实的规定，将盖有济南市进出口税收管理分局公章的空白函交 给韩钢，让韩代填。后由骗税分子陈某伪造了广东省汕头市国家税务局及文锦渡海关的回函，通过邮局寄给了济南市国家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分局，该局根据回函，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分二次将５１４万元退税款退到济南市五金矿产机械进出口公司商贸分公司在中信银行济南分行的账户上。此后，宋新生从１９９７年６月至１２月先后六次以同样的方法为济南市五金矿产机械进出口公司商贸分公司审批了１９９５年退税款１２６６万元。
１９９７年３月至５月，宋新生让济南市进出口公司天桥分公司经理刘昌君为韩钢的公司代理退税，采取上述同样手段，分四次为济南市进出口公司天桥分公司办理退税９１１万元，天桥分公司根据韩钢的安排，将退税款全部汇往广东省潮阳华裕公司。
宋新生的上述行为，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２６９１．５８万元。
在此期间，被告人宋新生先后多次收受韩钢等人赠送的礼品及应邀到珠海、北京等地游玩。
１９９６年５月，被告人宋新生为解决该局办公经费不足的问题，在无任何出口业务和申报资料的情况下，以给济南市进出口公司天桥分公司“预退税款”为名，通知该公司到 本局填写了两份出口货物退税申报表，并填写了两份税收收入退还书，即１９９６年５月分两次先后退２４３万元和２５６万元，随后到市国税局和国库中办理了有关退税和退库手续。骗取了出口退税款计５００万元，转入济南市进出口公司天桥分公司的账户，想提取该款利息作为办公经费。后宋新生又指使该公司经理刘昌君于１９９６年５月转入济南瀚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佐罗得金店各１００万元，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汇往北京骏贤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１００万元。案发后，尚有２９５万元未追回。
此案经法院审理后，认为宋新生身为税务工作人员，在办理出口退税业务中，徇私舞弊，严重违反有关行政法规，置国家、地方法规于不顾，指使工作人员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宋新生犯徇私舞弊出口退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
徐勇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案，1997年7月至2000年4月，徐勇在担任上海市松江区国家税务局仓桥税务所发票审批员期间，经常参与操纵虚假注册公司王国权、彭吉国等人组 织的宴请，接收安排的色情活动，并多次收受钱物；在明知对方有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重大嫌疑的情况下，仍违反规定，批准发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查实被抵扣税款有180多万元。其间：①1997年10月至1998年4月，王国权（已判刑）利用在上海市松江区大港经济开发区虚假注册的上海洪勤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勤公司），经徐勇批准，购得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50本，计1250份；利用上海市松江区塔汇经济开发区虚假注册的上海声东装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声东公司），经徐勇批准，购得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27本，计675份。上述发票流入市场，查实有130余份发票已抵扣，税款150余万元。②1998年11、12月，彭吉国（已判刑）先后利用在上海市松江区塔汇经济开发区虚假注册的上海桂银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银公司）和上海勇阳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勇阳公司），经徐勇批准，购得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14本，计350份。查实有30余份发票已抵扣，税款30余万元。徐勇犯徇私舞弊发售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
三是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即刑法第402条规定的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情、私利，伪造材料，隐瞒情况，弄虚作假，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 11 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情节严重的行为，如对构成偷税罪的税务稽查案件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构成的犯罪。典型案例：浙江某市稽查局副局长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
2000年10月，浙江省某市国税局排查发现该市某铁合金厂金属分厂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金属分厂厂长孙某通过各种关系，多次宴请稽查局副局长袁某及办案人员，向袁某送礼说情，并出资请其到上海等地游玩，还将一辆轿车借给袁某使用（后低价卖给袁某）。
2001年11月，袁某在案件事实未查清的情况下，即上报材料认定36份发票为虚开，后将其中5份虚开发票定性为善意取得，隐瞒其余31份虚开发票问题。市国税局经审查后认为，该案涉嫌虚开专用发票的疑点甚多，定性为善意取得虚开专用发票理由不充分，需彻底清查，但袁某对补查工作既不研究，也不部署。后来，稽查局在没有取得新证据的情况下重新出具了稽查报告，将5份发票定性为恶意取得，建议补交税款65万余元，并处一倍罚款。
2002年12月，市国税局指示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但袁某不执行市局决定，未将该案移送，致使税款不能及时得到追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分子不能及时得到追 究。袁某的行为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法院于2006年7月19日判决认定袁某构成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
（4）泄漏国家秘密犯罪，涉及罪名有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漏国家秘密罪两个。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即刑法第398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故意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故意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过失泄漏国家秘密罪，即刑法第398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过失泄漏国家秘密，或者遗失国家秘密载体，致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如对军工部门、军工企业、金融保险部门等进行纳税检查时，接触了一些国家秘密资料而故意或过失将有关的资料、数据泄漏了出去而构成的犯罪。
（5）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即刑法第417条规定的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司法及公安、国家安全、海关、税务等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行为，如税务人员向偷税犯罪分子泄漏偷税具体案情等所构成的犯罪。
二、涉税渎职犯罪的特点及表现形式
1、涉税渎职犯罪呈整体上升趋势，国税系统多于地税。近些年来，各级税务纪检监察部门以及司法部门普遍加大了对税务人员渎职违纪违法案件的打击力度，使一大批隐藏较深的涉税案件得以查处，在客观上呈现出渎职案件上升的趋势。据统计，前两年，全国税务机关共有430多名税务人员因渎职侵权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受房地产业、采矿行业的迅猛发展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国税系统涉税渎职远远高出地税系统，近几年全国立案查办税务系统渎职犯罪人数国税是地税的3倍，某省近两年立案查办国税系统干部18人，地税系统干部10人，国税是地税的1.8倍。
2、涉税渎职案件多发在基层税收征收一线。按照我国当前税务系统的征管体制，国家税务总局、省（市、区）局主要负责政策的制定和组织管理，一般不负责税收的征收，征收任务主要集中在县（区）级及以下税务机关。由于处在第一线的基层税务工作人员掌握着实际的征管权力，直接面对经营者，被腐蚀的可能性最大。个别意志薄弱者在面对少数不法纳税人为了达到不缴或少缴税款目的而采取的各种利诱时，放弃了自身的原则，铤而走险，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违法犯罪。据不完全统计，在税务人员渎职案件中，涉及基层一线人员的案件占80%左右。
3、税务管理部门渎职犯罪呈上升的趋势，发生在流转税和 出口退税管理领域较多。从所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看，流转税（含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占税收总收入的70%左右，其中增值税（含海关代征部分）约50%左右，所以加强对流转税的征收管理一直是各级税务机关的工作重点。自1994年新税制实行以来，税务机关在某些环节，特别是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难度较大，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其他抵扣凭证进行偷税、骗税，一直是不法分子的实施涉税犯罪的重要手段。虽然在不同时期作案手法上有少许变化，但此类案件可谓屡禁不止，至今依然是预防和打击的重点。另外，随着税收管理地位的加强，手段和内容的变化，这一领域的税务人员渎职犯罪案件逐步增多。
4、个体犯罪受职能设置制约，群体犯罪现象严重。税收的征收管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税务机关为提高行政效能，加强权力制衡，在内部管理进行了精细的分工，这就使得一个或少数几个人很难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实现不征或少征税款的目的。所以，税务机构内部这种多环节，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职能设置，相当程度上避免了个案涉税案件的发生。但是，一旦发生涉税犯罪案件，往往出现多个环节或多个岗位都存在问题的情况。如国家税务总局查处的深圳市福田区国税局部分干部渎职案，涉案人员多达26人，从职级上来看，有局长、分管副局长、科长和一般干部，这些人员分布在发票发售、一般纳税人认定、税款抵扣等多环 节。在河南省许昌市交通运输发票案件中，同样存在上述特点，涉案人员涉及到当地国税局、地税局几十名干部。涉案金额达19亿元。
5、作案具有持续性，涉案金额相对较大。纳税人的经营活动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一次违法行为不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但违法企业为了制造一种经营活动“稳定性”的假象，会不断运用非法手段偷税、骗税，且税务部门很难在短期内发现，这就造成了涉税渎职案件涉案金额相对较大。比如，发生在税务机关对本地区某一环节管理失控的广东潮汕地区的骗税案件，涉案税额达40多亿元；前面所述深圳市福田区国税局部分人员渎职案涉税金额为4亿多元；2007年武汉市某区国税局管理员李某玩忽职守案，李某给国家造成109万余元的重大经济损失。
这些数字触目惊心，我们税务人员的一点小私欲，小过失都会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说，我们要牢记我们的职责，时刻警提不法分子对我们的诱惑，保证国家税收政策落到实处。
三、涉税渎职犯罪产生的原因
涉税渎职案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有税务人员主观上的因素，也有法律、法规不健全，政策决策有缺陷等客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务人员渎职犯罪的主观原因
1、渎职税务人员法制观念不强，对税务人员渎职犯罪不重视，不以为罪。税务人员渎职犯罪是税务人员在履行职责中的作为或不作为，与正常的税收执法行为同样发生在行使公务中。实际工作中，法制观念不强、对渎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往往会将渎职看作工作失误，将渎职犯罪当作是一般的执法过错或违纪、违法行为。特别是“为公不犯法”等错误思想作怪，更容易混淆渎职犯罪与工作失误的界限。如某区地税局干部王某滥用职权案，当侦查人员与王某接触时，王某当即承认“我失职了”，并认为自己“只是犯了错误”、“工作失误”，而“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可见，法制观念不强是王某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之一。
2、渎职税务人员出现价值观错位。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有些税务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没有足够的认识，极少数干部轻视政治理论的学习，放松对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诱惑和享乐主义的侵蚀，滋生了以税谋私、以权谋私思想，致使某些部位和环节权力失控，个别税务干部蜕变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分子。
（二）税务人员渎职犯罪产生的客观原因
1、征管制度不健全，部门间职责不清，制约不力。1994年新税制的实行，向全国税务系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命题，那就是如何围绕新的税法，保证其所确定目标的实现，制定、完善适应其需要的征管规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进行机构、职能的调整，而且还需要对职能进行科学的整合，建立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运行机制，保证各职能环节和谐有序进行。要完成这一命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长时间的探索、总结。以增值税的征收管理为例，在2002年以前，税务部门征收增值税时，以企业的申报数据为主要依据，而对企业开具发票金额、销售金额不够重视，部门间职能脱节，信息共享程度偏低，造成企业实际缴纳数额与应纳税额不一致的状况。
2、有章不循，管理混乱。对现有制度不落实，疏于管理，淡化责任，是税务人员产生渎职违法违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现行制度规定，税务机关在认定一般纳税人时，须到企业实地检查，查验企业的设备、资金，特别是企业的生产能力等情况。但在发生的案件中，一些税务人员敷衍塞责，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这一程序，造成企业骗购发票虚开。同时，有些领导也缺乏责任心，对此熟视无睹，不能采取措施进行制止和纠正，养痈遗患。
3、外力的干预阻碍了税务工作的正常开展。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政府为发展当地经济，采取各种措施招商引资，以优化投资环境为由，干预税务机关的正常执法。一些从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的不法企业入驻后，在事发前，由于有当地政府的干预，税务部门不能进行正常有 效监控，导致偷骗税的发生。如广西区某市政府领导，为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干预税务部门执法，导致不法企业在政府这个“保护伞”的保护下，大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
四、涉税渎职犯罪发生的主要环节
1、一般纳税人的认定环节。新税制实行后，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谋利的犯罪活动屡禁不止。这一现象得以得逞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取得从税务部门领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通行证——一般纳税人资格。按照规定，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工业企业要符合年销售额超过100万元、商贸企业要符合年销售额180万元等条件，除此之外，认定一般纳税人资格，除进行资料审查外，还要对申报企业进行实地察访，其目的就是看申报企业是否具备生产和仓储条件，达不到条件，税务机关将不予登记。从目前全国发现的骗购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看，问题主要集中在商贸企业，主要手法是注册假企业，无资金，无经营，法人代表的身份证也是假的。少数税务人员由于工作不负责任、收受纳税人贿赂、接受宴请或其他娱乐活动，玩忽职守或徇私舞弊不严格履行实地查验、核实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等程序，将不符合条件的假企业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为不法分子骗购增值税专用发票创造了条件，这些企业在虚开发票2、3个月之后逃之夭夭，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
2、发票管理环节。此环节主要存在着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税务人员违规将发票领购薄交给没有资格的违法犯罪分子用来领购发票。如黑龙江省黑河市国税局干部何某明知须凭税务登记证、身份证才能办理购买发票领钩薄，却违规将5本空白发票领钩薄卖给没有税务登记证的张某，造成张某用空白发票领钩薄领购6册发票倒卖，已被虚开179份，抵扣税款1500余万元。二是税务机关内部管理不严，没有落实验旧供新、查验先前售出发票是否已经纳税及发票增量等规定，恣意批售发票，纵容了骗税案件的发生。如河北省保定市国税局干部王某在工作中不认真执行验旧供新制度，对河北省吉化公司使用发票的异常情况未予认真审查，盲目批准其购领废旧物资销售专用发票104本共3500份，致使该公司虚开3207份，抵扣税款3180余万元。再如武汉市某区税务局管理员王某在2003年至2004年间多次违反国家有关税收规定，将本应有本区征收的税款24万余元转引到他区地方税务所征收，从中获取暴利。三是税务工作人员利用内部管理混乱，盗用他人密码，收受不法分子钱色贿赂，非法出售发票，如北京市海淀区干部吴某接受社会上不法分子陈某的贿赂，盗用其他税务干部防伪税控设备密码，疯狂向陈某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7000多份，致使陈某虚开税额达4亿多元。
3、税款征收环节。税款征收，是指税务机关凭借国家政权 赋予的权力，以国家的名义，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纳税人征收税款的行为。这个环节渎职罪的表现形式有四种：
一是违法违规不征、少征税款。《税收征管法》第28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少征、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者摊派税款”。税务机关的税款征收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如凌源市国税局城郊税务所所长刘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案，刘在任职期间到辖区内双桥汽车修理厂检查工作时，接受该厂厂长李某的请托，对该厂在税收上给予照顾而后在明知该厂普通发票部分应予征税，同时所里副所长、专管员多次提示刘应对该厂普通发票征税后，刘某仍表示“先这么着”，导致该厂三年应收未尽收应征税款，给国家造成税款损失2l万余元。后经查实，刘某以借款名义先后两次从厂里提取人民币2.4万元。
二是违法违规给企业减、免税。《税收征管法》第33条规定“纳税人可以依法律、法规规定书面申请减税、免税。减税、免税的申请须经法律、法规规定的减税、免税审查批准机关审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单位和个人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擅自做出的减税、免税决定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减、免税政策的制定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对生产经营中的一些特殊情形，国家 根据政策的需要以予减、免税。近几年，国家通过减、免税，在支持改革，搞活经济等方面起到了很好作用。但少数税务人员在减、免税工作中，存在审批不严、减免不当，甚至越权减、免的渎职犯罪行为。如沈阳市沈河区地税局综合科副科长于某、税收管理员关某接受沈阳市沈河区新金龙船海鲜大酒楼经营者任某三次宴请，在明知上报材料不真实的情况下，违法审批任某提交的虚假减、免税申请，致使新金龙船海鲜大酒楼累计偷逃税款420余万元。
三是税务人员不依法核定征收税款。《税收征管法》第35条规定“对依法律、法规可以不设置帐簿的；依照法律、法规应设置但未设帐簿的；擅自销毁帐簿或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虽设置帐簿，但帐目混乱难以查帐的；发生纳税义务，逾期不申报的；纳税人申报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上述情形由税务机关核定税款。”上述规定是在按查帐征收方法难以合理准确的认定应纳税额时，税务机关为体现税法公正性、强制性，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核定税款的一种征收方式。但此项工作具体操作中行政自由裁量权弹性太大，很容易导致渎职犯罪。比如，每省每个市都有大量的实行定额税征收的企业，据调查了解，有不少企业核定税款不实，如年销额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企业，每月只交几百元或几千元，而按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47条规定，税务机关应采用以下方面核定税款：（1）参照当地同类行 业经营规模、收入水平相近的纳税人税负水平核定；（2）按照营业收入或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方法核定；（3）按照耗用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法测算核定。通过以上方法，应很容易就发现核定税款工作中的渎职犯罪。四是税务机关滥用职权违法采取税收保全，强制执行措施，或者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措施不当，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或纳税担保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行为，应视为渎职。其主要表现形式为：采取保全措施、强制措施的范围、程序、手段、时问等方面不合法。
4、稽查环节。这是税务部门执法弹性较大，较易出现问题的环节，主要是税务人员收受贿赂、徇私情不认真执法，不认真检查、故意少算税款、减少罚款及滞纳金。如武汉市某区国税局稽查局稽查员张某，在2003年10月以来受命对该市两家公司进行了7次协查。按规定，稽查人员应审核所查业务“票、款、物是否一致，未来业务是否真实”，张某碍于同事打了招呼，接受了请托人吃请和钱物，竟然一次也没有到企业仓库查看有无货物储存与流转，一次也没有到银行核对企业资金往来，便轻信企业提供的伪造的财务资料，草率作出“开票业务真实”的协查结论，致使受票方抵扣成功，同时造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犯罪应该被发现而没有发现，由此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为800余万。
五、涉税渎职犯罪的预防对策
1、树立“四个观念”，提高规避风险的意识。第一，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来依法治税。依法治税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税收领域的具体体现，是税收工作的灵魂和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时刻绷紧依法治税这根弦不放松。第二，必须树立现代税收服务观，推动规范管理与优质服务的共同进步。提倡优质服务是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的，规范管理和优质服务是“并驾车”，不能因担心纳税人的投诉而一味将就纳税人的无理甚至“违规”要求，置税法于不顾。第三，必须树立现代税收改革观，正确处理改革与“ 固本强基”的关系，对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和办法必须坚决地承继和发扬，对有助于税收管理的先进观念和做法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对有悖于税收管理的行为和弊端要彻底的摈弃，努力实现税收管理效率的最大化。第四，必须树立现代税收管理观，按照“征管五化”（即征收电子化，信息集中化，运作网络化，管理集约化，稽查专业化）的要求，实现科技兴税与强化管理的有机统一。
2、完善税收制度，提高公开、公正、公平执法水平。首先，要不断修订和完善现行税收各项基层制度，提高税法的可操作性。如对民政福利企业投资主体的界定问题，国家有必要对民政福利企业税收政策必须调整，实行税务机关依法征收、财政返还办法解决。其次，要教育干部树立法制意识，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和现代管理相关知识，在实际工作中要正确领会文件精神，做到融会贯通，贯彻上级文件不能变形、走样，不能各行其是、乱开口子，更不能有悖国家的法律，从而保持政令的统一和政策的延续性，彻底改变“以言代法”，“权大于法”以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错误做法。再次，以人为本，建立健全现代税收征管体系、依法行政监督制约体系、税收执法保障体系，从制度上对我们的干部依法行政加以督促和监督，防止权力的异化。其四，要进一步加大税法宣传的力度，实行公开办税和承诺制，增强税收政策的透明度，特别是对一些敏感问题要搞“阳光操作”，切不可“暗箱操作”，要将税务执法行为、程序、时限置于广大纳税人的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国税工作的阻力和压力。
3、公开办税，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公开办税是遏制以税谋私的有效手段，公开办税落实不好，不但腐败现象难以根治，而且依法治税也难以进行。对此，一要实行“阳光办税”，就是要把税收政策、税额核定、案件查处、一般纳税人认定、出口退税审批等一些带有实质性、敏感性的问题向社会公开，把执法各环节公开，不给以权谋私者可乘之机。二要广开监督渠道。公开举报电话，明确受理群众举报的部门，制定奖励、保密等措施，鼓励群众积极举报。主动邀请人大、政协、检察等部门监督税务人员和税收工作。三要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拓宽对税务干部的监督渠道，加强对税务干部工 作圈、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
4、完善考核机制，加大内部执法监督、检查。作为国家重要执法部门的税务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必须要建立并推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近年来，许多税务机关在推行执法责任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部分税务部门推行了执法责任制，该制度的实施，对于强化税收执法人员的落实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规范执法行为，解决“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推进税收工作的法制化，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5、加强教育，积极预防税务职务犯罪。首先，要针对少数税务干部廉洁自律的意识不强，遵纪守法的观念淡薄，利用税收执法权和税收行政管理权，贪污、积压、挪用税款，收受贿赂，玩忽职守，严重渎职，徇私舞弊，不收或少收税款，以及滥用职权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涉及税务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例，进行警示教育，认真剖析案件发生的原因，分析负案人员的心理，积极预防税务职务犯罪，同时加大惩处力度和舆论暴光力度，增强威慑力，使干部们产生“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畏惧、却步心理。其次，要继续深入开展“珍惜工作岗位，珍惜执法权力，珍惜集体荣誉，珍惜个人前程，珍惜家庭幸福”等主题教育，认真算好政治账、经济账、法制账、家庭账、良心账，牢记“两个务必”，牢固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权力观和利益观，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此外，在进一步加快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完善税务管理责任区制度的同时，制定并落实得力有效的交流换岗措施，也可以起到有效规避风险，防止和减少失职、渎职行为，更好地起到爱护和保护广大税务干部的作用。
第三篇：我国涉税犯罪现状、趋势与对策的探述
我国涉税犯罪现状、趋势与侦查对策探析
牛思远（铁道警察学院 侦查系 经济犯罪侦查专业 牛思远 2011122026）
摘要:当前，我国涉税犯罪总体呈现高发态势、涉税犯罪逐渐呈现出总量继续上升，犯罪主体，侵害领域及地域泛化的宏观趋势和预开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发案增多，逃税犯罪、提升侦查信息化水平；拓宽案件来源渠道，把握侦查主动；强化立案审查；将内查与外调相结合，形成证据锁链，从而加强打击涉税犯罪的能力。
关键词:涉税犯；侦查对策
涉税犯罪作为一种发生在特定领域的经济犯罪，具有极强的专业性与较强的隐蔽性。鉴于此类案件的复杂性与危害性，2009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
（七）对偷税犯罪条款做了较大的修改，随着刑法修正案
（七）的施行以及国家税制改革的深化，涉税犯罪又会呈现一些新趋势。笔者就涉税犯罪相关问题以及侦查对策进行简要探析。
一、我国涉税犯罪现状
涉税犯罪案件的高发态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涉税立案总量高。据公安部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08年，我国涉税犯罪立案数分别是11415件、10124件、11901件、9699件，7802件，8654件。其中最近四年总量相对有所下降，但相较于其他经济犯罪，涉税犯罪的立案数依然在高位徘徊。需要指出的是，从2010年初各省、直辖市发布的2009年经济犯罪趋势分析来看，绝大部分地区涉税犯罪立案数都有所增加，总量依然较高。
2.涉税犯罪涉案金额大。虽说最近几年立案数稍有回落，但涉税金额不降反增，犯罪危害性加剧，重特大安屡见不鲜，在特定地区，涉案金额占同期经济犯罪案件的比例甚至接近50%。以四川为例，2009年全省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4331329.525万元，涉税犯罪案件金额207145.366万元，其所占比例高达48%。此外，某些重特大案件的涉案金额之大，让人瞠目结舌。“金华税案”以其63亿涉案额被媒体称为“共和国第一税案”。
3.涉税犯罪发案地域广
根据近年来媒体报道与统计数据显示，涉税犯罪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某些案件地域化特征明显，即某个地区普遍存在涉税犯罪的现象。例如“潮阳，普宁税案”和“临江税案”就极为典型。
二、我国涉税繁杂的趋势
涉税犯罪的起伏是各种社会诱发性因素和抑制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因素有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形势政策的松紧等。微观因素有税收，经济，打防等相应具体政策调整。因此，笔者主要从宏观方面着手分析涉税犯罪趋势。宏观趋势分析
涉税犯罪总量会继续上升。现在主要有两个宏观诱发因素作用于涉税犯罪：一是从2008年末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好环境不及前几年。二是国家为了对应此次经济危机实行积极地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资本流动性充裕，与此同时，从2003年启动的新一轮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原则的税制改革堵塞了一部分税收漏洞，但在制度建设以及配套措施完善上并非在短时间内能完成，笔者认为涉税犯罪案件在近几年会继续上升
三、我国涉税犯罪的侦查对策
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涉税犯罪也是现代社会所产生的特殊社会问题，是经济、法律。行政管理中消极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特点决定了涉税犯罪形式，公安机关在侦查时也必须不断地总结经验，摸清犯罪新手段，更新侦查理念，拓宽侦查思路，有力的震慑、打击涉税犯罪。
（一）,建立警税大情报系统，提升信息化水平
根据公安部经营的大情报理念，公安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已初步完成了数据信息对接制，建立一个警税情报信息系统来搜集涉税违法犯罪的各种信息，包括人员信息资料，重点部位资料，企业工商登记资料，企业纳税申报以及完税情况资料提供预警，也能根据重点部位直接为侦查取证提供切入点。
（二）拓宽案件来源资料，把握侦查主动
涉税案件的案件来源不足，一直是困扰涉税犯罪侦查工作的问题。由于涉税犯罪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受害人，大多数案件线索都是来源于税务机关移送。我们要拓宽案件的线索来源，通过秘密调查、主动出击鼓励群众举报的方式将侦查模式逐步从依靠税务部门提供案件为主到立足自我，主动出击的“主动性”。
参考文献：
【1】何秉松，税收与税收犯罪，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2】胡冰，我国涉税犯罪的走势及对策研究，长春，吉林大学，2007
【3】戴蓬，涉税犯罪侦查研究评述，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07
第四篇：当前增值税涉税犯罪的动态分析以及相应对策的探讨
当前增值税涉税犯罪的动态分析以及相应对策的探讨
随着金税工程的全面实施，特别是我局日常税收征管质量的提高及打击涉税犯罪力度的加大，以前涉税犯罪所普遍采用的通过制造、销售及使用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以及通过注册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外虚开牟利的犯罪形式已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隐蔽、更加智能化的犯罪形式。笔者根据近期查处的一系列相关案件，通过分析最新的涉税犯罪趋势和动态，对其涉税犯罪的做案手段及方式进行了集中归纳，并从造成上述情况发生的涉及税收管理内外的多种主、客观因素方面加以分析研究，结合我市税收大环境对防范和打击并最终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提出了相关建议，以利于我市税收秩序的进一步规范。
一、涉税犯罪的做案方式及手段
今年年初以来，市稽查局及各管理局陆续发现了一些在短期内开具大量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即告“失踪”的纳税人，经调查及对其纳税申报资料等相关情况的分析，其基本具有以下共性：
一是案件主体（纳税人）情况发生变化，即不再采取自行注册公司从事涉税犯罪活动，而是通过现有公司特别是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公司的“股权转让”（即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变更），取得原有企业的所有权后伺机做案。经落实涉税犯罪分子目前主要通过网络、报刊、手机短信及相关中介机构等渠道与有转让意向的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取得联系，按照企业所具有的购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版本和限额数量的高低谈妥不同的转让价格后，办理相关工商、税务的变更手续，象市稽查局查获的“中辽塑化有限公司案”，该企业原所有人因种种原因停止经营，被犯罪分子以2.5万元的价格购买，在短期内购买并开具了10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100份；
二是从涉税犯罪人员构成看，其犯罪团伙大多由3—5人组成，且多采取同时收购2—3家上述企业的形式做案。对具体财务会计、发票购领等重要岗位的具体承办人员，犯罪分子为避免抛头露面，往往是从财务中介机构或社会上高薪聘请相关人员办理，而由其犯罪团伙核心成员采取遥控指挥或单线联系的方式进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具体操作。近期正在查处的“703案”涉案企业的记账及发票购领开具业务，就是犯罪分子通过支付“代理费”给某财务公司的形式，由该财务公司的业务人员根据犯罪分子的指令具体实施的； 三是上述企业注册登记地址大多属临时租赁的场地，且上述企业在股权变更后的一两个月内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量突增，销售额巨增，发票领购和开具额为变动前的几十倍、上百倍，与其经营规模明显不符。发票开具的方式有会计出纳在本地开具的，也有由犯罪分子将防伪税控开票系统带至外地做案开具的形式，且上述企业一般集中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时间只有1—2个月，在开票的次月申报抄税后即告失踪；
四是上述企业开具和抵扣发票体现“两头在外”的情况，即所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货单位绝大部分是外地企业，且开具发票的购货方比较集中，发票金额大，每份发票所开具的金额均接近其发票的最高限额；而其增值税进项税额多是海关完税凭证，海关完税凭证所列税款则占其全部进项税额的绝大多数。象近期查处的“金色年华经贸有限公司案”，其50余万元的进项税额全部来源于虚假的“海关完税凭证”。
二、涉税犯罪新形式的成因分析
根据近年市稽查局对涉税犯罪案件特别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查处情况看，以前查处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以制造并贩卖假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利用已办理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走逃的案件居多，结合近期的上述案件的分析，造成涉税犯罪出现新的变化趋势，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
（一）随着金税防伪税控系统的普及运用，原先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失去了其生存环境，对涉税犯罪分子来说，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只能使用电子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鉴于电子版发票防伪功能的提高，导致其制造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难度和成本随之加大，特别是假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无法通过金税认证的风险，从而直接导致涉税犯罪分子相关“交易”因受票方无法取得实际利益而不能成交，因此其触角只能伸向正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从实际情况看，取得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唯一渠道只能是具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企业，而通过正规手续办理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因慑于税法的威严一般不会直接从事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买卖及虚开，因此寻找合适的一般纳税人企业就成为其涉税犯罪的首要任务。鉴于目前市场竞争的激烈，社会上存在大量“零申报”或无继续从事经营能力的企业，因此直接利用上述“成型”企业作为其从事涉税犯罪的“平台”不失为一个捷径。从涉税犯罪分子方面看，此举不但减少了其办理税务登记及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等较烦琐的审核、批准手续，同时大大缩短了操作时间。从市稽查局查获该类案件了解的情况看，涉税犯罪分子正是通过这种形式控制了一定数量的一般纳税人企业，为其下一步从事涉税犯罪活动创造了条件;
（三）打击涉税犯罪力度的进一步加大也促使上述涉税犯罪分子频繁“改进”做案方法。据市稽查局在查处上述案件了解到的情况，涉税犯罪分子吸取以前的教训，为混扰检查视线以转移犯罪风险，并最终逃避罪责，往往会做充分、周密的准备，即采取利用虚假或别人丢失的身份证材料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同时委托会计中介机构或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办理会计记账、发票的领购及开具直至纳税申报等事项的操作，从而达到一有“风吹草动”就遛之大吉，使其操作风险降到了最低程度。涉税犯罪分子职业化、团体化、智能化及反侦察能力的提高，使税务机关及时发现和查处其涉税行为并找到真正主谋的阻力加大，增加了税务机关查处涉税案件的难度。
（四）涉税犯罪熟知并充分利用现有税收政策法规及操作流程，是该类涉税犯罪的另一突出特点，这也是造成其行为屡屡发生并得逞的一项重要原因。一方面该类涉税犯罪分子了解纳税申报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抄税、认证的具体要求，深知要使其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受票方顺利实现认证抵扣，就必须要将上述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信息在“金税”中予以抄税，但是如单以其虚开的大量增值税销项税额进行抄税，就要申报缴纳相应的大额税款，这样赔本的买卖显然是不能作的。为使其虚开发票“合法化”，因此其必须要搞到一定的进项税额才能实现其纳税申报的基本平衡，在众多可以作为增值税进项的抵扣凭证中，尚未纳入金税比对且也开具较大金额的“海关完税凭证”就自然进入了涉税犯罪分子的视野，这也是该类涉税案件大量发现虚假的海关完税凭证的根本原因。
另外，从最新了解到的案情看，涉税犯罪分子反侦察手段的顺应变化之快也令税务检查部门吃惊。针对税务部门已加强对“股权变更”企业审核监管力度的情况，涉税犯罪分子为避免税务机关对其的重点监管，利用“营业执照”与“税务登记”变更的时间差，采取只变更收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营业执照”的方式，利用税务部门尚未了解其变更事实的情况未对其重点监控的空挡，短期内大肆购领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其熟知税务机关对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程序控制较严，需对购发票的经办人进行备案，并且购发票时除应带税务登记证副本、发票购领簿、IC卡等资料之外，还须由经办人出具身份证以便核对的情况，为避免变更人员造成的审核障碍，上述被收购企业原先到国税局购买发票的经办人会被其短期聘用，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无阻挡的购领发票，给税务机关在监管上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通过对涉税犯罪行为的上述分析，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对纳税人的管理上存在以下薄弱环节和漏洞：
从税务系统外部看，一是对企业法人真实身份的确认存在很大的漏洞，造成了税务机关无法辨别掌握纳税人的真伪。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纳税人需要先到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然后凭“营业执照”办理“税务登记”等涉税事宜。因此工商登记的信息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税务机关“税务登记”基本信息的正确性，并对日后的日常税收管理产生连锁反应。但从上述涉案企业的情况看，其法人代表、注册资金、经营地址等信息基本不实，造成案发后税务机关所掌握的信息基本无法发挥作用；二是工商信息与税务信息沟通不畅，具体到上述案件，就是工商变更与税务登记资料不能实现适时共享，导致原本税务机关有针对性的对“股权转让”企业的重点监控失去了意义和作用。
从税务系统内部看，其薄弱环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税务机关一直要求的对纳税人办公经营地的核实落实工作效果不理想，经核实大多涉案企业的注册地址均不实或已发生变更，但税务部门却未及时掌握上述信息，给案件的快速查处侦破造成很大的困难；二是“海关完税证”无法实现税务与海关部门的及时对比，给大量利用“海关完税证”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涉税犯罪分子造成了可乘之机；三是纳税服务厅与税务管理员对企业相关信息，特别是在企业是否变更及增值税专用发票购领人员的资格问题上缺乏沟通，造成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领购缺乏审核监督的程序，给涉税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三、针对上述情况应采取的相关对策
针对涉税犯罪的新趋势以及由此所暴露的问题，为有效打击涉税犯罪，直至最大程度上杜绝类似情况的发生，建议进一步从以下几个环节加强监控和管理：
（一）及时核对税务登记信息的内容，确保相关信息的准确可靠。税务登记信息是税务管理的最基础资料，是准确及时了解纳税人相关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因此对诸如法人代表、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要确保高度准确。因此要采取相应措施提高对相关人员身份证件的鉴别能力，防止利用他人或虚假身份证件进行登记情况的发生，对一般纳税人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更的，应及时予以检查核实，同时对其经营地址情况及时查验，了解其经营房屋的性质和期限，全面掌握纳税人的准确信息；
（二）进一步加强对纳税人经营异常变动情况的收集掌握。各管理局应加强日常税收
管理的力度，通过实地核查、日常监控、纳税评估等管理手段提高发现异常情况的反应能力，在全面了解企业经营情况的前提下，对在销售收入、发票购领及开具等方面存在异常变动的企业重点予以监控，同时特别要注意财务及发票领购人员的变化情况，对发现的涉税违法问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处理；
（三）进一步加强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管理工作。特别是对变更股权和法定代表人的企业，应了解股权变动的原因，并重新审核企业股权变更后是否符合税务机关要求的一般纳税人标准，对不符合标准的应及时取消其一般纳税人资格，对符合标准的应视同临时一般纳税人管理，同时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使用数量方面的动态分析，在增值税专用发票领购数量等方面加以监督控制；
（四）近期要特别加强对“海关完税证”的鉴别监管。在现今尚无法实现税务和海关对“海关完税证”的相关信息进行适时比对的情况下，通过对涉税案件的研究，我局已总结形成了鉴别真假“海关完税证”九种方法的相关材料，并以《稽查建议书》的形式在全市国税系统予以推广介绍。在实际工作中，各税收管理员通过上述方法可有效的鉴别假“海关完税证”情况，从而将妄图利用“海关完税证”达到顺利申报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即抄税）阻挡在源头环节。
（五）尽快实现工商、税务部门对企业变更信息的及时共享，提高税务机关掌握企业基本信息的准确性。根据《青岛市国税局、青岛市地税局、青岛市工商局关于工商与税务登记信息交换与共享问题的通知》（青国税发[2003]234号）文件要求，“市工商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信息中心每日上午8：30进行基本业务库与前置服务器交换数据的传递，以完成新增加和更新数据的交换”。但据了解，到2004年4月前工商部门尚能保证每月传递一次新办和注销企业的相关信息（变更登记的信息一直未于提供），此后因种种原因仅有的上述信息交流渠道和内容也已中断。因此应尽快恢复上述信息传递的渠道，特别是针对涉税案件的新特征，近期应进一步加强工商、国税部门对企业基本信息资料的交流频率，特别是对法人变更相关信息，应采取相应措施作到最大限度的适时信息传递。
（六）加强对网站、报刊等新闻媒体相关广告信息的审查管理，杜绝买卖企业等类似广告的传播。从我局查办的上述案件看，大多数“股权转让”行为都是通过上述新闻媒体的相关广告成交的。因此应及时与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建立直接联系，依据相关规定全面封杀类似的广告信息，使其失去利用已有企业从事涉税犯罪的渠道来源，对于从源头上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七）整顿会计中介、代理机构和人员，促进中介代理业务的规范操作。从市稽查局查处的上述案件看，很大比例的开票公司是利用会计中介、代理机构和人员的业务功能实现其犯罪行为的。其表现一是在买卖一般纳税人企业的业务中，会计中介、代理机构已成为媒介和桥梁，前面列举的“中辽塑化有限公司案”就是通过某会计事物所实现的股权变更；表现二就是中介、代理机构的从业人员因熟知相关税收政策和操作流程，往往不自觉的被犯罪分子利用成为其购领开具发票、账务处理等掩盖虚开发票偷税罪行的工具。因此加强对会计中介、代理机构和人员的整顿，提高相关人员素质以及识别能力，促进中介代理机构业务操作的规范化，也可有效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
（八）采取相应措施，加大打击非法收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涉税犯罪行为的力度。针对目前从事收购企业涉税犯罪猖獗的情况，联合公安部门，以目前收集掌握的收购企业信
息为重点，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设法抓捕收购企业的涉嫌犯罪嫌疑分子，争取从中打开缺口，严厉打击此类团伙性的涉税犯罪行为；同时对已查处的此类案件，通过报刊、电视等相关媒体予以公开曝光，以震慑和打击涉税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使税收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
第五篇：税收案例：“克隆发票”-一般纳税人商贸批发企业涉税犯罪新动向
【案例讨论】
真票虚开的“克隆增值税专用发票”
―――警惕一般纳税人商贸批发企业涉税犯罪的新动向
蚌埠国税局 刘强胜
近日，B市国税局成功查处了两起商贸批发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用“克隆增值税专用发票（”以下简称“克隆发票”）的方式抵扣税款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涉税犯罪的案件。
一、“克隆发票”案件的形成
近年来，国税系统广泛推行金税工程建设，基本杜绝了“假票虚开”和“大头小尾”现象的发生，犯罪分子更多的是采用“真票虚开”的方式进行涉税犯罪，“克隆发票”就是其中一个新的犯罪动向。目前国税系统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防伪开票系统是对发票的七要素进行加密（即：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票日期、购货方纳税人识别号、销货方纳税人识别号、金额、税额）而形成了84位密文，但是对购、销双方的纳税人名称、货物品名、规格、数量、单价等信息无法进行有效监控。犯罪分子利用了这一漏洞，首先在防伪开票系统只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记账联以获得84位密文，然后再利用编辑软件或其他软件重新制作购、销双方的纳税人名称、货物品名、规格、数量、单价等信息，并在发票的密文栏套用已经获得84位密文，重新开具发票的发票联和
抵扣联，完成发票的“克隆”。受票方所在的税务机关在对抵扣联进行认证时，由于只解密84位密文，比对结果肯定相符，从而逃避了金税工程的监管。只有将发票联、抵扣联与记帐联在一起比对，方能发现属货物品名不同的“阴阳发票”。
例如B这两家涉税嫌疑企业属于中间环节的洗票企业，首先从上游企业取得进项发票。上游企业开具的发票记账联开具的货物名称为皮棉，而开给B市企业的抵扣联和发票联上的货物名称则为铁粉等。上游企业为避免缴税，自己则利用增值税其他抵扣凭证，自行填开《农副产品收购发票》进行抵扣税款，并向中间环节企业大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克隆发票”。中间环节涉税嫌疑企业再向下游企业进行开票，实际无真实货物交易。下游企业取得专用发票后，或用于抵扣税款或用于出口骗税。
二、“克隆发票”案件的主要特征。
1、跨地区、团伙作案。犯罪分子利用增值税“链条”管理方式，跨地区组建“开票企业”和“受票公司”，购销两头在外，多道环节进行“开票”和“洗票”，人为增加案件的侦破难度。
2、涉案企业多为商贸批发企业，注册资本少、但经营范围门类齐全，存续时间短、走逃现象较为严重。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中不少有农产品和矿产品等税率为13％的经营
内容。
3、涉案企业的货物货款结算大量采用现金或银行承兑汇票交易。如我局查处的上述案件，犯罪嫌疑人通过私刻印章、伪造票据、合同等手段编造虚假的货物交易和资金结算，以达到迷惑税务机关的目的。
4、企业的法人代表均是外地人，平时很少在公司露面，大多是在外地遥控指挥，增加了税收日常监控的难度。
5、企业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辅导期期间都是“零申报”或低税负申报，辅导期结束后都出现异常申报，其特征是销售金额猛增，与注册资本或货币资金的循环不相匹配。
三、加强对“克隆发票”管理的措施及建议。
1、把好一般纳税人认定关。
要严格按照总局关于加强新办商贸企业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文件精神，重视案头审核、约谈和实地查验工作。其中约谈对象应包括企业法人代表、企业出资人、财务负责人和销售、采购、仓储运输等业务管理人员；实地查验工作应包括是否有相应仓库、是否有相应经营规模、销售合同是否和企业经营内容相符等；对于外地经营人员，要核实身份证的真伪，身份证是否和本人一致等；对于纳税人提供的有关资料，应审核原件与复印件是否相符，复印件是否注明“与原件相符”字样并由纳税人签章。尤其强调的是有关涉税文书内容必须依法、真实、有效，不得出现伪造、代签、缺项等严重违规行为。针对当前我市出现的商贸企业虚开案件，建议各主管单位针对近2年来所有新认定的一般纳税人进行一次地毯式拉网检查，及时发现并查处存在类似违法情况的企业。
2、把好辅导期一般纳税人转正关。
纳税辅导期结束后，主管税务机关应安排专人对商贸企业进行全面审查。对于申请辅导期转正的企业如出现销售额异常、税负异常或出现不符合总局规定的四个转正条件任何一条的情况，均应相应延长辅导期或取消一般纳税人资格，不得出现“带病”转正等现象。建议主管分局在检查人员选择安排上，可考虑实行“回避”制，尽量不要自己评估检查自己管理的户。签字必须由检查人员本人签字，涉及的转正文书应做好备案和存档工作。
3、把好一般纳税人日常巡查关。
对纳税辅导期内的商贸企业，主管国税机关要实行片管员负责制，税收管理员应每月对企业进行实地查访，了解企业的发票使用、会计核算、资金运行及货物购、销、存等情况，并作书面记录，转交给评估人员作为纳税评估的基础资料。评估人员要按月进行纳税评估，重点分析企业的专用发票开具、销售额变动和进项税额构成等情况，经评估发现企业申报纳税异常或有虚开专用发票、虚抵进项税额嫌疑的，应立即移交稽查部门进行查处。对于企业的法人代表、财务
人员、防伪税控系统开票人员、购票员发生变化时，要及时进行跟踪了解。对于“买壳”经营企业，应自企业变更之日起，实行纳税辅导期动态管理。对于辅导期结束后，销售额和发票使用量突然增大的商贸企业要及时进行纳税评估，重点检查是否出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嫌疑。
4、把好增值税专用发票限额限量审批关。
对于辅导期内的小型商贸企业，应实行按次限量和验旧购新制度，最高开票限额原则上不得超过一万元，每次发票数量不得超过25份，每次领购数量不能满足当月经营需要的，再次领购应预缴税款；对于转正后的小型商贸企业，原则上最高开票限额也不得超过一万元，如果开票限额确实不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的，税务机关应派员进行实地察看。
5、把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日常管理关。
对于办税服务厅认证岗位人员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规范认证发票，妥善保管好有关印章，对于发票企业名称与企业实际名称不符的，应及时查明原因；对于负有片管责任的税收管理员应经常到企业检查专用发票抵扣联保管工作，通过省局即将下发的专用发票检验器抽查发票真伪；对于比对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及其它抵扣凭证，要严格按照《安徽省增值税抵扣审核检查工作规程》的要求，及时通知企业做进项转出，并于次月申报期后进行复核；对于企业申请开具
《开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时，应仔细审核红字发票是否符合开具规定，对于前期已经抵扣的税额，是否及时从当期进项税额中转出，并将企业对应的蓝字发票复印件和红字发票申请单、通知单一并装订、统一编号，以便日后查询。针对本次虚开案件的特点，建议主管分局对于进项税额发票以13％税率居多的商贸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实地核实是否存在虚抵进项、真票虚开的情况。
6、完善现行增值税政策弥补制度漏洞
目前曝光的这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除了反映出税务人员存在责任心不强、管理不到位等管理漏洞外，更多的是反映出当前增值税税收政策和金税工程设计中存在的制度漏洞，增大了基层税务人员执法风险。
建议修订和完善现行农产品和废旧物资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堵塞不法企业通过虚开废旧物资专用发票和农产品收购发票大肆偷逃税款的黑洞。
建议在金税工程三期拓展防伪税控系统比对手段，除常规的84位密文之外，将企业名称和货物名称等汉字内容也进行加密和比对，防止企业出现利用“克隆”发票进行“洗票”，逃脱金税工程系统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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