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寒朝 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与权势拧到什么程度
纽约客 “寒”朝：一个青春文化偶像能反叛到什么程度？
1999 年 12 月，上海一家出版社收到了一份手抄的书稿，作者名叫韩寒，刚从高中一年级退学，这是他的处女作。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坐在教室的后面写这部小说《三重门》，在此期间他有七门功课亮了红灯。小说写的是一位高中生的故事，主人公每天面对着无尽的空虚，“从黑板到笔记本到试卷”不停地抄，而他妈妈则不断地给他吃各种补脑的药丸子。之前另一家出版社给这份手稿的评价是晦暗、脱离时代的步伐——当年写给中国青少年的书多数是类似《哈佛女孩》的格调，为人指引进入常青藤盟校之路——但是现在的这家出版社有一位编辑很热心，拍板印了三万册。结果三天就卖完了，再加印的三万册也很快售罄。与描述少年烦恼的世界经典文学作品相比，这部小说并不算突出。但在中国它却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篇对教育和权威体系既实在又尖刻的讽刺小说，而且出自一个无名小辈之手。中国中央电视台甚至特别为其制作了一个小时的讨论节目面向全国播出，试图冷却这一热潮。但是在电视上，韩寒体现出了睥睨一切的光彩。他剪了一个偶像男孩组合一般的发型，前面的刘海长得遮住了左眼。当西服革履的学者怒斥他“可能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叛逆因素”时，韩寒微笑着打断他们说：“从你说的话听起来，你的人生体验比我的还要浅薄。”韩寒一举成名，成为新一代青春叛逆的一位颇具魅力的代言人，中国媒体称之为“韩寒热”。
《三重门》继续热卖超过二百万册，跻身过去二十年中国畅销小说的行列。后来几年里，韩寒出版了四部小说和数本散文集，都围绕着他一贯的主题：青春、姑娘和汽车。尽管他目前的出版商路金波并不认为那些书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书还是卖出了几百万册。“他的小说经常是虎头蛇尾，”路金波最近跟我说。五年前，韩寒开始写博客，他的注意力明显转向了那些在中国极为敏感的话题：共产党的腐败、言论审查、对年轻工人的剥削、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这就好比是斯蒂芬妮 · 梅耶放弃了《暮光之城》系列小说，而开始引导她的粉丝去关注公共资金被滥用的问题。
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2008 年，他超过了一位电影明星而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博主。他的博客就是一种简单的日记格式，浅蓝色背景，角上一张黄色拉布拉多小狗的照片。从他开博以来已经有了近五亿访客，在中国只有谈股票经的博客能有超过这个数字的访客。
韩寒每个星期都要从上海市中心通过高速去市郊的农村老家一两次，他从小在老家的房子里长大，现在那里住着他的爷爷奶奶。这一天，当我们在车流高峰路段上走走停停时，他说：“ 自从我通过写作赚到钱，我就开始买跑车。” 同时他也开始参加车赛。我们当时坐在一辆宽敞的黑色“通用”商用车里，里面有着高背座椅和有色玻璃车窗，开车的是韩寒的好朋友兼赛车领航员孙强。（韩寒这辆商用车专开长途，他怕坐飞机。）“其他赛车手看不起我，因为他们想，你是个码字儿的，你开车只会往墙上撞。”他说道。
韩寒现在二十八岁，身高五呎八吋(1米73)，体重不到一百三十磅（58公斤）。他有着线条柔和的颧骨，闪亮的黑眼珠浅藏在刘海后面，活象韩国肥皂剧明星。他喜欢灰色、白色牛仔布的服饰——符合中国流行文化的审美。他整洁而又大摇大摆的个人风格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萎萎缩缩形象的颠覆，也同时具有杰克·凯鲁亚克【译者注：美国作家，《垮掉的一代》的作者】和贾斯汀·汀布莱克【译者注：美国流行歌手】的风范。和别人面对面相处时，他态度温和，言语简洁，说话总带着微笑，但却绵里藏针。
在整个中国异议者圈子里，韩寒具有明显的领导地位，但他的立场却又非常暧昧。有时候，他是中国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之一。但有时候，他也会极具心机地圆滑。他的批评文字使得他经常与中国的网上民族主义大军对立。去年十二月，一个强烈拥护政府的网站指称他为“西奴”之一，并且在他的照片上套了一条绞索。近十年来，韩寒一直保持着作家和赛车手的双重职业身份。在上海大众车队场地赛和斯巴鲁越野拉力赛中成绩不菲。赛车是个赞助和香槟雨的世界，与他的写作生涯风马牛不相及。总的来说，他的读者对赛车毫不关心，但是他这两个身份的重叠产生的却是一个明星。韩寒的形象经常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而一些独立网站，如韩寒文摘、单位、中国奇客，经常翻译、分析他的一字一句。有时候，他的读者会在他发言之前就等着他。他有一次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敲了一个字“喂”，马上就有七十多万人关注他，等着他的下一个字，而他却一直没有再在微博露面。他最近一次上电视访谈时，在开场白里说，“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知道我是谁。”——虽属吹嘘，但其实并不太离谱。
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他和凡客诚品（一家低成本服装连锁店）、尊尼获加(威士忌品牌)签有广告合同，后者的广告把他忧郁的形象与广告语“梦想就是实现一个人脑海里闪现的每一个想法”相结合。他还以他的名字为瑞士恒宝一块独特的名贵表做广告，这块表上用英文镌刻着“为自由”几个字，并被拍卖用于慈善事业。
快到韩寒的家乡亭林镇时，我们的车拐上小路，最后开到了一座横跨小溪的水泥桥前面。桥面只比车身宽几寸。孙强在方向盘后面有点犹豫。韩寒从前排座椅中间的空隙处望出去，然后用开玩笑的严肃语气说道：“这座桥就是一场考验。” 我们有惊无险地开了过去。韩寒说：“我以前在那里出过几次事。”
雾气笼罩着无精打采的田野，地里有些横七竖八的小径。这里属于上海的郊区，和其他大城市的郊区没什么不同，散布着一些不大的农田和工厂，开车不多远就是繁华的都市。我们来到一座两层的农家砖楼。楼前有一小片地。韩寒的爷爷奶奶慢步走出来迎接我们。他们个头不高，身上裹着棉衣。一条黄毛猎狗兴奋地跑来跑去。我们穿过一间充满乡村阴冷感觉的客厅，来到一个小院里。韩寒有些难为情地笑笑，指点我爬过一扇窗户来到他住的那边。他说：“设计房子的时候有点失误，我们忘了在这边开个门。” 他的房间就是一个乡下少年的梦想之窝：一辆破旧的雅马哈摩托车靠在一面墙上，一台巨大的电视摆在另外一面墙前。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显示器连着用来玩驾驶类游戏的方向盘和踏板。房间正中放着一张台球桌，韩寒摆好台球后一杆将其打散。他一刻也没停下来。为了表明自己的精力非常集中，他把自己的两部手机都倒扣在一边，任凭它们又叫又抖地抗议着。在台球桌上，我击中了一球，但错失了下一球。韩寒把剩下的球都打进了袋里。
家乡的变迁在韩寒对中国的看法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无论是在文字中，还是在交谈中，他不断提起个人抱负和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在解释为什么他爷爷奶奶的很多邻居接受了政府给的少量金钱而放弃了宝贵的土地时，他说：“为了在城里拥有一处小公寓，人们什么都可以干。即使房子只有八十平米，他们也愿意。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 他接着说：“然后政府把他们的房子推倒，把地卖给工厂或房地产开发商，由他们再建新的公寓楼卖给别的人。” 换一个环境，这种做法也许可以改善成片的地段。但是因为缺乏监管，地方官员没有什么兴趣确保新工厂能支付较好的薪水，或能保护土地环境。韩寒指给我看远处一片高大的工业化厂房。他说那是一座化工厂，它污染了他幼年时曾捕鱼的小河。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 “我爷爷看河就知道是礼拜几，空气中全是气味，环境监测部门能面对着满河的死鱼表示水质正常……后来，我的老家规划了亚洲最大的物流港，亚洲最大的雕塑园，亚洲最大的电器城，但是这数千亩土地全部都成为了烂尾工程。” 我们来到寒冷的户外漫无目的地散着步。我提到说，作为在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代表，他所做出的批评与他的名声似乎有些矛盾。他说中国的发展规模掩盖了财富是如何被分配的细节。“因为参加拉力赛的缘故，我们各地都去过。拉力赛一般都在土路上，所以常常是小地方、穷地方。那里的年轻人并不在乎什么文学、艺术、电影、自由或民主。但是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一样东西：正义。他们见到身边发生的都是不公平的事。”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他提起最近看到的一段新闻视频，说是有一位17岁的农民工为了回家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在中国的报纸上，经常可以见到对这类痛苦经历的报道，以彰显中国人的吃苦耐劳。但韩寒对此却另有看法。“那个人被逼得要穿上成人纸尿片。”他深恶痛绝地说。三天后，这成为了他下一篇博文的主题，即“被城市化进程所利用的年轻人”。那篇博文最后说：“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在韩寒写作的日子里，他一般睡到中午起床，然后独自一人飞快地工作到凌晨。他娶了他高中时的朋友金丽华。她是一个别致而细心的女人。她成了韩寒的助手加管家。“韩寒是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甚至算是轻信的那种人。” 她说。“以前他被出版商骗过，还因此蒙受了经济损失。”他们去年喜得千金。这事曾被中国八卦杂志如皇家婚礼一般的报道(“韩寒当爹了，第一次提起女儿”)韩寒接受媒体采访时，往往会主动说起他还有“女朋友”。比如他会说“我想呆在这个国家，因为我女朋友在这儿”之类的话。但我们很难知道这种男人式的油腔滑调有多少戏谑的成分在里面。一旦追问其细节时，他却说“我喜欢观察别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别人窥视我的。”
他很自豪地宣称自己是个乡下老粗，例如他说女导演就应该只拍关于爱情和生活的影片（他解释说这话特指胡玫——党赞助的传记电影《孔子》就是她导演的）。不同于其他著名的中国批评家，他和西方没什么关系；他曾去过欧洲但从未踏上美洲，而且对西方文学一点兴趣也没有。即使这样他仍然获得了海外出版商的关注。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商)计划要在下个秋季发行一套韩寒的散文及其博文的英文译本，再接下来会发行他一本小说的译本。
韩寒很久以前就认为他的那种“叛逆”的形象已是浮云了。他曾说过：“如果我是个叛逆青年，我不会去开奥迪或者宝马。”然而这个叛逆的头衔还是被保留下来了。甚至《中国日报》——一份官办的英语报纸—— 都以“永不休息的叛逆”作为头条标题来报道韩寒紧张的日程。但实际上，在他不比赛的时候，这位叛逆还是很温和的：他不抽烟，很少喝酒，也不喜欢去夜店。
韩寒几乎本能地被描绘为一个中国年青人的象征，这可不是纯粹的恭维。他是生在毛时代之后、赶上了一胎政策的“八零后”。这一代人是在讨论价值观和国家角色等诸多问题上的一个分水岭，类似于 “婴儿潮一代”对于美国的意义：他们是出生在社会变革拐点处的那代人，这种变革使得他们与父辈产生了代沟，也使得他们要么被说成很有自知之明，要么被说成是自我放纵——当然这取决于你听谁讲。韩寒的父母都是公务员：他的母亲周巧蓉在当地社保机关任职；他的父亲韩仁均以前的抱负是写小说当作家，但最后无欲无求地在当地党报做了编辑。“他本不喜欢那种生活。在那里你不得不每天陪酒外加拍领导马屁。”身为儿子的韩寒说。韩寒出生前，他的父母在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就已经决定要给他(她)取“韩寒”这个名字，这名字曾是他父亲以前用过的笔名。
韩寒以前是个好动的孩子，但他父亲把家里最好的文学书籍都放在下层的书架上让孩子伸手就能够到的位置，而把政治类的书籍放在高处。“我常告诉别人我不读书，但这是不可能的，”韩寒告诉我。“我还告诉其他赛车手说我从不训练，但我其实也训练，不过都是偷偷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他跟学校里的课程越来越疏远。“我不相信有哪个真正喜欢文学的人会喜欢毛泽东，”他说。“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即使撇开毛的政治表现，不去计算他做过多少恶事、饿死过多少人、或杀了多少人，有一件事也还是确定无疑的：毛泽东是作家的敌人。” 韩寒有长跑的运动天赋，因此他被松江第二高中录取。那时他偶尔写作，当16岁的时候他听说一家上海杂志要组织年轻作家参加新概念作文比赛。他以前参加过这种类似的作文比赛。“你会被要求写一件你做过的好事，例如，帮助老奶奶过马路，或拾到钱包归还失主之类的——尽管把拾到的钱包放进你自己的口袋可能更现实一些。”但“新概念”的比赛有些新意。韩寒在最后一轮拿到的作文题目颇为抽象：评委把一张纸放入一个空的玻璃杯里——这就是作文题。“我灵机一动，于是就用那张纸是如何掉落杯底的这个过程来谈人生。”他这样告诉我。然后又说：“其实那都是扯淡。”但他得了第一。(这篇文章仍在韩粉中流传)。如果换到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韩寒的特立独行也许会被人们冷落。但1999年的中国正在被新思想轰炸。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开始飙升——网民人数比前一年翻了四倍——而且那时候中国正要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此开放的观念席卷了全国。
那一年韩寒赢了作文竞赛，却因为考试挂科而被留级。当他再一次到了挂科的边缘时，他决定放弃学业。这也使得他不顾一切地想要出版他的手稿，“来证明我的实力，”他说。“我告诉过我的同学和老师，我是个好作家而且我能以此为生，但他们说我疯了。”《三重门》 发行以及韩寒热开始之后，这本书不再仅仅是对中国教育体系的批判，更是对年轻人的启迪——正如上海作家陈村所言，因为韩寒的存在，给了他们“选择自己偶像的权利”。
韩寒挣的钱已经比父母多了，但他也开始感到无聊。他的同龄人都在学校里，而他却迷上了上海的高速卡丁车赛道。按他的说法，这是“除了嫖娼和赌博之外的唯一娱乐”。他的一位北京朋友坚持说自己可以找到赞助去组个车队。于是韩寒去了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一起涌进了首都——这叫北漂。他们过着叛逆青年的生活，但也有节制。在午夜，他会在天安门旁边的长安街上开快车，但每遇红灯他也会停下。
“每天晚上我们聚在酒吧里，争论是该买法拉利呢，还是买保时捷？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是有钱人啦！”但是最后他那位朋友的拉赞助保证变成了一句空话。“两年中，他唯一拿到的赞助就只有楼下便利店提供的一箱矿泉水。”韩寒说。
韩寒最终在一个车队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并以在赛道上谨慎行事而出名。“当他准备去冒险的时候，他会做更多衡量。”他的队友王锐告诉我。韩寒的导航员孙强说，最难把握的时刻是当车手落后的时候：“他们多半会冲动，想追上去。如果这样想，人就会变得不理智。”2007年，韩寒赢得了中国场地赛车锦标赛的冠军，使那些曾经质疑过他是否适合当赛车手的人闭了嘴。没有一个赛车手对他的作家生活有任何兴趣。“我宁愿知道得越少越好。”孙强说。
韩寒在北京待了四年，一边赛车，一边写作。他的作品包括《通稿2003》，2005年发表的《就这么飘来飘去》，2002年发表的小说《像少年啦飞驰》（描写一对儿挣扎奋斗的枪手作家），以及2004年发表的《长安乱》（讲了一个被逼无奈的武林高手的故事）。他的书封面通常以暗色调为主，内容上有些压抑，描写很到位。但这些书却都无法重现他首部作品的神采。实际上，他并不热衷于写作。他写作只是为了补贴赛车所需的费用。“如果我的赛车被撞坏了，那就意味着我不得不需要写本书去糊弄我的读者了。”他后来写到。
2005年，在他发表首部作品的5年之后，韩寒出现了资金短缺，并且正与出版社就版税和盗版问题处于争执状态。这时他遇到了路金波。路以前是作家，后来转行做了出版商。年长韩寒七岁的路金波是个商人，偏爱穿细条纹衣服，说话嗓门很大。他曾坦诚地给韩寒提过建议。“他那种'问题孩子'的形象已经过时了。人们已经对他失去了好奇心。”路说。他想出了一个诱人的新主意：他为韩寒的下一部新书预支了两百万元人民币的稿费（相当于25万美元）。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报纸把这个合同的消息炒成了头条，并称路是“天价版税”的牵头人。
在路金波的另外一个签约作者的作品朗读会之后，我和路在一家书店的茶座里一起喝啤酒。他的举手投足让我想起了拳击经纪人唐·金（Don King）。他极度赞赏韩寒的才华，把他跟纳尔逊·曼德拉相比，并且预言将来有一天大学里将讲授 “韩学”。他还谈起了他对（韩寒作为）“品牌”的看法。“韩寒是一个社会现象，一个文化偶像，甚至带一点半宗教领袖的意味。”路说。“所谓宗教的意思，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你喜欢韩寒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理由。”他历数韩寒的粉丝和姚明的粉丝之间的区别：姚是第一个加入NBA全明星队的中国人。“姚明的才华有一天会褪色，但是韩寒的粉丝呢？他们喜欢有关他的一切。” “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评论家和思想家，同时还能有一个好孩子的形象。”路金波接受中国杂志《青年周刊》采访时这样说道。首先，他们不再使用暗色调有艺术感的封面，而采用白色系的亮色调。他还敦促韩寒继续他在流行音乐方面的兴趣。对于那些倾向于把韩寒看做没有后劲儿的半吊子的人来说，韩寒在2006年发行的流行音乐专辑《18禁》证明了他们的观点。在中国，“18禁”的意思相当于“限制级”。里面的歌词也绝对是家长辅导级（“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只一种。”）而现在，路金波说塑造新形象并不是他的主意。他告诉我说，“韩寒对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不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哪怕错的是他。比如他非常懒散，总是迟到，但是他拒绝改变。他交了不少女朋友，哪怕是被他妻子抓了个正着，他也不肯改变。他浪费了很多钱，财务状况一团糟，但他也不愿改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很固执。或者有些人会说，自在。” 路金波总结韩寒的特点时说，他与其他公众人物不同的是，他拥有一项中国人少有的特质。“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我们老是口是心非。如果我说'明天到我家来吃饭吧。'实际上我并不是真的想请你来。你会说'你太客气了，但是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忙，所以去不了。'这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的沟通方式，不管是常常见诸报端的领导，还是普通民众，都是这样。所有的中国人都明白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有时候并不是一致的。但是韩寒不这样。他会直接说出心中的想法而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否则他就什么都不会说。”简而言之，陆说：“如果韩寒说'这是事实'，那么他上千万的粉丝也都会跟着说'这是事实'。如果他说这是假的，那就是必假无疑了。”
当韩寒五年前开博时，他主要是把网络当作辩论场。文学评论家白烨质疑年轻作家的作品，韩寒便以一篇名为“文坛是个屁，谁都别装逼”的长文予以回击。他嘲讽歌星、嘲讽现代诗人、也嘲讽中国文联的僵化。最早一批支持韩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解玺璋的文化类作家倒戈了，并说“如果我是韩寒的家长，我绝对大嘴巴扇他。”（随后解玺璋的博客充斥了韩寒的粉丝所做的嘲讽评论）。韩寒说，“我被卷进这种吵群架的奇景中。我后来才渐渐意识到这些争吵毫无意义，很多跟你争吵的人实际上跟你有着相同的敌人。”
然而，真正触动韩寒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2008年6月，在俄罗斯的一场比赛中，他的师傅徐浪（当时中国最好的赛车手）在试图把一辆赛车拖出泥浆的过程中被拖车钩击中面部身亡。在家乡，徐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韩寒备受打击。尽管此事与他的写作关系甚远，却使得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社会上的各种不公。
在网络上，他嘲讽官场的自大作风，质问政府为什么在政客死后会降半旗，但是在那些造成重大伤亡的灾难发生后却不这样做；（“我有一个中国式的办法，可以把旗杆的高度增加一倍，这样就两全齐美了。”）他影射了高官花大钱包二奶的传言；（“有人花一百块嫖娼是低俗，有人用一百万去玩艺人就是高雅”）。他擅长打擦边球。中国的互联网是一块黑色幽默时代的试验田，在这里没人要求他假装手中握有治国良方。他那些形象生动而又带点荤的帖子并非因为其原创性而受到了大家的欢迎，而是因为他说出了别人敢想却不敢说的东西。
韩寒的注意力集中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他抱怨（上海政府）将纳税人的钱浪费在更换道路指示牌上。他在一场严重的高层建筑火灾后指出，一个遍地摩天大楼的都市竟然只有“只能够到六、七层楼高的水枪”。他的言论吸引了一批读者，其中有些人或许以前也曾视他年少轻狂，如今对他刮目相看。知名专栏作者、小说家李海鹏对我说，韩寒“掌握了另一个交流渠道”，使他吸引了更加多元化的听众群体。李海鹏坦言：“你要知道，像我和我朋友一样的人大概不愿承认我们被韩寒影响了。但我们必须承认。”在2010年4月，《时代》周刊将韩寒列为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候选人。
他收到了两万五千条评论，其中一些带着不顾一切的献身精神（“我甘愿为拥护韩寒献出生命——一个勇敢正直的人”），而独立敢言的媒体《南方都市报》也迈出了非同寻常的一步，刊发社论鼓励读者为韩寒投票，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人的喧哗，衬托出无数人的沉默”。该文结尾说道：“怎么指望作家或赛车手韩寒拯救你呢？韩寒是落寞的，他始终是一个人在战斗。韩寒不缺乏崇拜者，他只是需要同路人。”在最终的线上投票中韩寒高居全球第二，仅位列伊朗反对派领袖米尔·侯赛因·穆萨维之后。
2009年5月，随着知名度的日益升高，韩寒宣布了一个计划：他要做一本比报亭出售的任何杂志都更洒脱更自由的杂志。眼看一连串的耽搁接踵而来，他最终将杂志改名为《独唱团》，英文刊名叫Party。
他雇了一名员工，并在一栋粉红色高层楼房的二楼租用了一个三居室作为办公地点，用他写书出版及赛车比赛的收入支付相关的费用。书海出版社依然对他表示支持——该出版社拥有正式出版这本杂志的权利。
与韩寒的博客相比，去年7月出版的《独唱团》创刊号的内容有些折衷，调门也并不尖锐：一共有128篇散文和短篇小说、照片和漫画，包括一个盲人音乐家记述了自己他的火车旅行，一位6岁的小女孩发表的四行诗歌。其中最富有创意和特色的是“所有人问所有人”，以一种极富喜剧色彩的形式反思了人们得到（或得不到）信息的途径：读者可以随便想象问题——有关男朋友的，有关政府机构的——然后编辑们会记录下他们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做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
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独唱团》创刊号于发售的10个小时后即拿下卓越亚马逊网站销量第一名。书店设立独立销售专柜来接待疯狂涌进店内的人流。但这并没有阻止仿冒者：报刊亭随即便摆放出了《小开本独唱团》、《独唱团》第二期、第三期和《明天独唱团》等山寨之作。
去年12月，当出版商接到停止印刷的命令时，第二期《独唱团》已经开始进厂印刷。结果已印好的100万本杂志被化作了纸浆。而几周以后，当我们在他已经半废弃的办公室里见面时，前期的样刊和照片依旧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一瓶本打算用于庆祝新刊发行的香槟酒原封不动地躺在桌子上。“电脑还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它玩玩游戏，”他说。玩得最多的游戏是《使命召唤》，一个射击类游戏。
《独唱团》的办公室里暖气效果不太好。韩寒戴着围巾穿着毛衣，显得有些灰心。他说，这本杂志的停刊，是它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后果。他的妻子从办公室外探头进来，递给他一个麦当劳的外卖袋。他打开一个汉堡。“假如办（这本）杂志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他说。他的汉堡肉饼掉出来落在了沙发上。他捡起来重新把它放回面包里。
知识分子圈子里对韩寒的看法两极分化得比较严重。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香港作家和电视评论员梁文道认为韩寒是“另一个鲁迅”——鲁迅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批评家。他对记者说：“韩寒的影响力比鲁迅还大，因为他写的东西可以被更多的人读到。”但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文学与媒体专业的学者刘禾（Lydia H.Liu）就表示，“韩寒只是他的粉丝们的一幅镜像。你自己的镜像能怎么改变你呢？做不到。”她补充说：“你去他博客首先看到的不是他写的东西，而是斯巴鲁的广告。” 对韩寒的作品和人格最令人意外的批评来自于中国其他年轻的自由派。比如作者兼编辑许知远就说，韩寒的大受欢迎代表着“庸众时代的胜利”。34岁的许知远犹如韩寒的审美对立面。他有着吉姆·莫里森【译者注：美国摇滚乐队“大门”的主唱】式的乱发，以及哈维尔【译者注：捷克作家】和米沃什【译者注：波兰诗人】一般的气势。“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在一次午餐的时候说，“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韩寒对批评他博客的人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你喜欢看，很好，谢谢。如果你不喜欢，那就再见吧。”然而事实是，成为他粉丝心目中的“镜像”可能正是韩寒最大的优势。韩寒胜在他表现得犹如普通人。这能让他的粉丝与他产生共鸣，从而使他拥护的那些原则都显得平易近人。他作为当代中国蠢蠢欲动的典型年轻人之一，经历过了各种微小的成功和糗事，并因此或雄心勃勃，或玩世不恭。正是这一点都让他变得非常强大。韩寒写的东西并没有给中国年轻人的政治生活带来变革，也没有影响上层决策者，但他却是一个推动怀疑精神的有效广告。今天春天，当韩寒的粉丝们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讲起他写的东西的时候，他们说那种感觉正如醍醐灌顶——“就好象有人给无动于衷的我们打了一剂肾上腺素”，一位中国的博客用户最近这样写道。在赛车场上，一小群精力旺盛的粉丝在赛道边等待着希望能看上韩寒一眼。这群人中有来自安徽的魏斐然，一位头发像刺猬一样竖起来的19岁小伙子。由于满心期待，他整个人看着就像是要飞起来了一样。魏斐然在他高一的时候读到了《三重门》，并被这本书深深打动了。他从韩寒创办杂志的想法中得到灵感，也与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准备在长沙创办一份杂志。“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真的非常想（把这份杂志）做好，”魏斐然说，“我们现在就是靠自己动手，没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人赞助我们。”他们想在创刊号中采访韩寒。所以魏斐然坐了14个小时的火车来找他。
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毛衣的腼腆女孩听到了我们的对话，也跑过来插话说：“韩寒代表了我们想成为的那种人，他代表了所有我们想做，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 想琢磨出一个人在中国千变万化的政治生活中到底能走多远，就好像于黑夜里在退了潮的沙滩上划线，因为政治形势一直都在不断变化。韩寒的言行一向保持在安全线内。
韩寒花了数月时间来考虑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他的出版商路金波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想让他做一些科学教育期刊，比如里面的话题可以是'恐龙是什么样子的？'或者'人是怎么感冒的？'”这实在很难想象。韩寒还依稀谈到涉足电影。他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地下》，这是一部由塞尔维亚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的战争史诗片。而韩寒想拍一部沿袭《地下》那种黑色讽刺风格的作品。
安静下来后，他也承认在自己狂乱的创业模式下，有着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我一直觉得自己在害怕着什么，不是怕政府，而是怕自己能拿出来的太少了，”他说。“我一直认为我应该做得更多：创作更多作品，赢得更多比赛。”他最近允许自己在一个领域慢了下来，那就是他的小说创作。他最新的一部小说《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专注，更富有激情。这部小说收到了良好的反响。过去，他笔下的人物都强调对这个世界的不满是光荣的，而他最近的小说主人公——一个上路去接他狱中朋友出狱的人——却满怀钦佩地讲述着“热血之人”是如何散发着激情，而且从来不逃避责任的。“我希望我能成为其中一员，”书中的主人公说。韩寒承认这种风格的变化。“在过去的书里，我总是希望我的读者能对每一页都爱不释手，为每个笑话发笑，对每一个细节都印象深刻，”他说，“那些我已经做够了。现在我要写真正的小说。”二十好几的他现在已经不再像青少年一样装腔作势了。尽管他依然津津乐道自己的风流，但他却对当父亲这件事相当严肃。四月份的一场赛车之前，当别人问起他的女儿时，他这样说到：“我已经完成了作为人类的使命。哪怕是我知道我会死在今天的赛道上，我也感觉毫无压力了。” 四月的一个周日，汽车场地锦标赛的赛季首战在上海郊外的天马山赛车场拉开帷幕。场地赛赛车看起来像一辆增强马力的普通汽车，而不像轮子外露的一级方程式赛 车，韩寒驾驶一辆大众波罗的掀背版两厢车，代表上海大众333车队参战。
在比赛前几天，韩寒在车队帐篷里，蜷缩在一把棕色扶手椅里，一边在一个黑色iPhone上发短信，一边在对着一个白色诺基亚轻声细语。空气中弥漫着汽油和 橡胶的味道，还有远处的赛车过弯时发出的啸叫，像愤怒的蜜蜂的声音。他穿着一套银色的赛车服，中间是大众的广告，袖口上是红牛的广告，上臂上 是Homark铝合金轮毂的广告。车手们大摇大摆的进进出出，一把撩开帐篷的门帘，就像旧时电影里的伊斯兰皇帝一样。韩寒刚刚过完动荡的一个月。他和其他一群作家一道，指责百度允许用户上传数百万盗版书到其 “百度文库”服务，并发表了一封致百度CEO李彦宏的公开信。李彦宏是中国的首富。韩寒斥责李享受着“私人飞机和豪华游艇”，却“从我们手中抢走了知识产权”。韩的信以对抗的姿态结尾：“倘若百度文库始终不肯退一步，那我可以多走几步，也许在不远的某天，在您北京的办公室里往楼下望去，您可以看见我。”一周以后，百度从文库中删除了数百万的书籍。“韩寒赢了”，一篇出版业的博文这样说。
比赛当天乌云密布、让人窒息，但赛道上的情景却仿佛节日一般。魔鬼身材的模特儿们成群到来，她们的打扮很清凉——大众汽车的迷你裙和起亚的露脐上衣，再配上时髦的长靴。模特儿们迈开大步游走于那些在远处略带羞涩的爱车人士的手机镜头前。赛前，韩寒和他的团队应邀出席大众汽车的媒体见面会，会上充满耀眼的灯光，轰鸣的舞曲，硕大的屏幕上写着“波罗，你的生活”。霹雳舞的舞者们在一辆两厢车周围舞动身躯，车手们则像相亲节目中的单身汉一样一字排开，与主持人进行交流。后来，我向韩寒问起赞助商会不会影响他作为圈外人的立场，他回答说，商业关系与“我博客中反对的权力利益”是有区别的。随后，他反问起美国的新闻业。“难道你们不就是既独立、不受外界影响，又同时获益于广告宣传吗？”韩寒说虽然他不喜欢在他的网站上植入广告，但是，如果将他的作品委托给传统的中国出版公司，会成为另一个让他闭嘴的权柄。
比赛即将开始，韩寒戴上了黑色的红牛头盔，敏捷地进入车内。车窗上的印花写着他的编号15和他的血型O。车手的座位是一个狭小的黑色筒形空间，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六点安全带。赛车呼啸着从起点出发，在第一个转弯处便遭遇撞车。比赛重新开始时，韩寒位列第八，后来则落后更多，先后被21号，8号和5号赶超。他的车出现了机械故障，不得不在第五圈进入维修站。
后来我找到他时，他正在维修站旁的围栏外观看比赛，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解释说，他的团队测试了新引擎，但没成功。不过，这只是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他说，“我们还有时间。”这让我想起那天他向我提起他的杂志停刊时的情景。他说，“现在是别人领先，不过只是暂时的。”他亮出了一个发言人似的微笑，大气而沉着，“再说，我比他们都年轻。我会看到他们玩完儿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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