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汉语通论十七十八古书的注解
通论（十七）古书的注解
重点：常用术语ps背课本P612下面的十三经注疏的作者
由于时代久远，我们阅读古书，会碰到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一般可以通过参看古书的注解。古书的注解，有古代人用文言文作的，也有现代人用现代汉语作的，相比较而言，后者要比前者少得多。而且，现代人要注解先秦古书，也离不开汉唐人的旧注。所以，要读懂古书，必须参考古书的旧注，了解其体例，注解的方式以及它的局限性等等。
一、古书注解的概貌
为什么要给古书作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的发展变化，使得后人对古书中的一些话看不懂了，于是就要由专门研究的专家来作注。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仍留疑义，则时为之矣。”就是这个意思。
系统地给古书作注，是从汉代开始的。比如在汉代，《诗经》有三家的解说，即鲁之申培公、齐之辕固生和燕之韩婴，分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后来又有毛亨作的传（称《毛诗》）。孔安国曾给《尚书》作注；马融、郑玄都曾给许多儒家经典作过注；高诱给《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作注；王逸给《楚辞》作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经典在汉代几乎都有人作了注。汉代的注解比较注重语言文字的解释和名物的说明，而且他们离先秦时代比较近，所以汉代的注解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汉代注解的古籍主要是儒家经典，到后来注解的范围逐步扩大，不仅先秦时的老庄著作有人作注，汉代的著作也有人作注了。如在六朝时，有魏代的王弼注了《老子》，晋代的郭象注了《庄子》，三国时韦昭注了《国语》，刘宋时裴駰作了《史记集解》等等。唐代是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古籍整理也颇繁荣，如唐初著名学者孔颖达注《五经》，李善注《文选》，颜师古注《汉书》，都为后世所称道。又如司马贞作《史记索引》，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等。一些“子书”（哲学著作）也有人作注，如杨倞作《荀子注》，尹知章有《管子注》等等。
宋朝注释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他有《周易本义》、《诗集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楚辞集注》等。他的注释能吸取汉唐人的长处，用简洁明白的语言解释古书中的词句。他对《诗经》中《国风》一些诗的解释，能不受毛传的束缚，指出它们是爱情诗，比汉儒高明。当然，朱熹是理学家，他的注解也有不少地方是用来宣扬宋代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的。
著名的《十三经注疏》，大多数是汉代或魏晋人作的注，唐宋人作的疏，下面是《十三经注疏》的作者：
《周易》：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诗经》：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到了清代，我国传统的“小学”发展到了高峰，语言文字研究的成就，也在古书的注解工作中得到反映。清人的注解工作，不但范围广，而且质量高。范围广是说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前人已经作过注的（比如十三经、先秦诸子），清人几乎都重新作了注（如陈奂的《诗毛氏传疏》、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焦循的《孟子正义》、王先谦的《庄子集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等）；前人没有作过注的，许多也有清人作的注。质量高是说清人注书往往旁征博引，同时又审慎地加以考核，他们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达到的成就又使得他们能够纠正汉唐人的错误，或者解决前人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清代的注解对我们阅读古书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当然，清人由于过分强调考据，追求无一字无来历，不免过于烦琐。如刘宝楠《论语正义》注“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句话，竟用了一千多字，其中一个“曰”字就注了一百多字，令人读起来昏昏欲睡。
现代对古籍整理工作十分重视，也有很多古籍被重新作注，有的还被译为现代汉语。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依靠现代汉语作的注释，因为现代的注释，也有不少是从古注来的，如果需要辨明某些问题，还是要去看古注。
下面再从注书的内容、方式等方面，谈谈古代注书的不同情况。
古代注书，多数是给古书的字句作解释。上举之例多属此种类型。这类注解有一些不同的名称，需要解释一下。
传
在秦汉之际，把儒家的“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称为“经”，把解释“经”的叫做“传”。例如毛传就是对《诗经》的注释。孔安国对《尚书》的注释就叫“孔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也被认为是对《春秋经》的解说，所以都称“传”，但它们与一般注释的性质有所不同。
笺
东汉时期的郑玄在毛传的基础上对《诗经》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的注解称为“笺”。“笺”的意思本来是指对毛传的阐发和补充：一方面对毛传简略隐晦的地方加以阐明，另一方面把不同于毛传的意见提出，使可识别。但是后来所谓的“笺注”、“笺证”，却只是“注解”的意思，不限于对别人的注解的阐发和补充。
注
大约从东汉开始，对古书的注解一般不称“传”而称“注”。但“注”可以是对古书注解的通称，如《十三经注疏》的“注”，就包括毛传、郑笺等。
疏
“疏”是相对“注”而言的，是在“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注。它既解释古书的正文，也解释前人的注文。例如《礼记》是郑玄注，孔颖达疏。《庄子》是郭象注，成玄英疏。
正义 “正义”的意思是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疏”也可称“正义”。如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就是分别为五经作疏。但“正义”有时也不一定是疏。如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就是“注”而不是“疏”。
章句
“章句”的意思是“离章析句，委曲支派”。除解释字句外，还串讲文章大意，这种解说方法称为“章句”。比如赵岐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孟子章句》在每一段后面还有“章旨”，就是概括一段大意。不过这种解说方法并非只在以“章句”为名的注释中才采用，如毛传虽不以章句为名，有时也串讲文章大意。
集解
“集解”是选取各家的注解加以汇集，有时也参以己意，如何晏《论语集解》等。
在这一类注释中，都兼有解释字词、说明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到六朝以后，文章讲究用典，注释家在注释的过程中，也就担负起注明典故出处的任务。当然，在这几个方面，可以有所侧重。例如李善的《文选注》，侧重于注明典故的出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侧重于考证人名地名和史实。
古代注书还有另一种类型：不是对古书的字句加以解释，而是为古书补充材料，或是阐发古书的哲学思想。前者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后者如王弼的《老子注》等。这种“注”也有很高的价值，但跟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注”并不相同。
二、古书注解的体例和术语
古书的注解一般都采用在正文中间加进双行小注的办法。如果只有一个人的注解，读起来还不很困难，如果既有注，又有疏，就要懂得它的体例和层次。例子参看教材。
要读懂先秦经书的注解，除了要了解经书注疏的体例和注解的各种情况外，我们还要对经书中的注解术语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注解的术语很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我们只介绍较为常见的术语。
1．曰，为，谓之
使用这几个术语时，被释的词总是放在“曰”“为”“谓之”的後面。这几个术语的作用相同，它们不仅用来释义，并且用来分别同义词或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例如„„
2．谓
“谓”和“谓之”不同。前面说过，使用“谓之”时，被释的词总是放在“谓之”的後面；使用“谓”时，被释的词则都是放在“谓”的前面。可见这两个术语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谓”这个术语，往往是在以具体释抽象、或以一般释特殊的情况下，才用上它。例如„„
3．貌 “貌”字一般用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後面。使用“貌”字时，被释的词往往是表示某种性质或某种状态的形容词。这种“貌”字略等於现代汉语的“„„的样子”。
4．犹
使用这个术语时，释者与被释者往往就是同义或近义的关系。
以上“曰”“为”“谓之”“谓”“貌”“犹”六个术语，都是单纯用於释义的。5．之言，之为言
使用这两个术语时，必然是“声训”；除了释义之外，释者与被释者之间有时是同音的关系，有时是双声叠韵的关系。
6．读为，读曰 这两个术语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例如： 7．读若，读如
这两个术语一般是用来注音。有时，“读若”、“读如”的作用和“读曰”、“读为”相同，也是用来说明假借字。例如：
《礼记·儒行》：“起居竟信其志。”郑玄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读为”“读曰”和“读若”“读如”的分别就在於：前者必然是用本字破假借字；後者则一般是用於注音，但有时也是用本字来破假借字。
8.如字 如字也是用来注音的一个术语。古书上某字注以“如字”，通常是告诉读者，在这特定的上下文里，这个字要按照它本来的读音读。这一般是相对于变读或改字而言的。例如《礼记·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经典释文》说：
恶恶，上乌路反，下如字。„„好好，上呼报反，下如字。关于“变读”的问题
古书上常常有一字异读的情况。不同的读音往往表示了词义词性的不同。例如音乐的“乐”和快乐的“乐”，解说的“说”、游说的“说”和喜说的“说”(悦)，等等。异读有时只表现为声调上的差别，例如施行的“施”读平声，施与的“施”读去声；听闻的“听”读平声，听从的“听”读去声。但是这只是词义上的转变。有时候声调不同，不仅是词义上而且是词性上的转变，这种情况最值得注意。例如王侯的“王”是名词，读平声，王天下的“王”是动词，读去声；操持的“操”是动词，读平声，节操的“操”是名词，读去声；爱好的“好”是动词，读去声，美好的“好”是形容词，读上声；厌恶的“恶”是动词，读去声，恶劣的“恶”是形容词，读入声。
利用四声来区别词义和词性，这是汉语的特点之一。汉魏学者看到了这个特点，并体现於古书注音。有的文字学家认为这是六朝经师注解古书时的强生分别，显然作出这一论断的论据是不足的；虽然有些异读後来消失了，但是也有不少字的异读还保留在现代汉语里，如“好”(上声)“好”(去声)“恶”(形容词)“恶”(动词)之类；有些字的异读虽然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已经混同了，但是仍保留在某些方言里，例如上升的“上”读上声，在上的“上”读去声，现在广州仍有区别。
三、读旧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古人作的注解，由于时代的局限，在思想观念方面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如孔颖达疏《相鼠》一诗时说：“文公能正群臣，而在位犹有无礼者，故刺之。”《相鼠》一诗“刺在位者”是很明显的，但与“文公（卫文公）能正群臣”没有关系。这是孔颖达根据此诗的“序”而作的解释，为尊者讳而错误地作了解释。
（二）古人作注，有自己的注释条例，我们不要误解 比如“声训”是汉代人常用的一种注释方法。《诗经·驺虞》：“彼茁者葭。”毛传：“茁，出也。”句中的“茁”是“茁壮”的意思，是形容词，毛传用“出”去解释它，是动词。其实我们应该知道，毛传不是说“茁”有“出”的意思，他这里是用声训（“茁”从“出”得声，“茁”“出”同属物部），意思是说，“茁”是草出地面而丰茂。
（三）古人作注，自然是用文言文，阅读时不能用现代汉语的词义去理解。如《左传·隐公五年》：“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杜预注：“有恨，恨谏观鱼不听。”
清代学者除了为专书做注解和校勘工作之外，还利用读书札记的形式，对古书的词句诠释和文字校订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常常有非常精辟的见解。重要的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等，这些都是读上古典籍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附：古书校勘 除了为古书做注解和考证工作之外，清代学者还作了许多古籍校勘的工作。校勘学上有些专门术语，我们应当有所了解。试举校勘学上常用的两个术语为例：
1．衍文 “衍文”简称“衍”，也叫“衍字”。这个术语用来指明古籍中多出了文字的现象。例如《诗经·邶风·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郑笺：“舟载渡物者，今不用，而与众物泛泛然俱流水中。”阮元《校勘记》：“‘与’下衍‘众’字，小字本无。” 2．脱文 “脱文”简称“脱”(有时作“敚”或“夺”)，也叫“脱字”。这个术语专指古籍中脱落了文字的现象。例如《诗经·周南·桃夭》孔颖达疏：“此云家人，家犹夫也，犹妇也。”阮元《校勘记》：“‘犹妇’上当脱‘人’字。”
第二篇：古书注解
古注的类型
古书的注解由于作注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同，因而有不同的体式和名称，大致可以分为传注体、章句体、义疏体、集解体、补注体、音义体等。
1．传注体
所谓“传注体”，是一种以解释词义为主的古注类型，多用于解释古书正文。属于传注体的注释，名称繁多，最常见的有诂、训、传、注、笺等名称。
诂、训，笼统说来没有什么区别，凡侧重于字词、名物解释的，一般称作“诂”(通作“故”)、“训”。《汉书·艺文志》著录鲁、齐、韩三家诗各有“故”数十卷。清马其昶有《老子故》，徐孚吉有《尔雅故》。汉高诱作《淮南子注》，在原书每篇题目下加一“训”字，清王?运注《论语》，书题《论语训》，都是这样的例子。古人对诂、训之别做过辨析，唐孔颖达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诗·周南·关雎》疏)。清马瑞辰认为：“单词则为诂，重言则为训。诂第就其字之义旨而证明之，训则兼其言之比兴而训道之。此诂与训之辨也。”综合两家之言，则诂是以今言释古言，侧重于解释单词的意义；训是对古代词语作形象性的描绘与说明，侧重于解释由两个相同的单音节词构成的词语（重言），并兼言其比兴意义。在注书过程中，古人对训、诂往往不作严格区分，还常连用作书名，如汉张衡有《周官训诂》(已佚)，南宋钱文子有《诗训诂》等等。
传，《说文》：“传，遽也。”段玉裁注：“传者，今之驿马。”传的本义是古代传递公文信件的驿车和驿马，引申为“传通、传述”的意思。秦汉时，把儒家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称为“经”，把解释经的叫做“传”。如“毛传”就是对《诗经》的注释。孔安国对《尚书》的注释叫做“孔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也被认为是对《春秋经》的解说，所以都称“传”。
笺，《说文》：“笺，表识书也。”东汉时郑玄在《毛传》的基础上，对《诗经》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他的注解称为“笺”。郑玄“笺”的意思本来是说对《毛传》的阐发和补充，但后来所谓的“笺注”、“笺证”，却只是“注解”的意思，不一定限于对别人的注的阐发和补充。
注，《说文》：“注，灌也。”用在注释古书上，指使文意如水之流注，畅通明晓。大约从东汉开始，对古书的注解一般不称“传”而称“注”。但“注”可以是对古书注解的通称，如《十三经注疏》的“注”，就包括毛传、郑笺。
2．章句体
章句，意思是“离章辨句”，即分析章节句读的意思。刘师培在《国语发微》中说：“章句之体，乃分析经文之章句者也。”作为一种注释，“章句”除解释字词外，还串讲文章大意。汉代一些儒者治学，从辨析章句入手，故章句体兴于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章句》，《尚书》有《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汉儒用章句讲经，大都支离繁琐，故被斥为“章句小儒”。一般人“羞为章句”，因此自汉以后，章句日渐亡佚。今仅存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赵岐章句释词串讲句意较简明准确，在原文每章末尾还用韵语概括“章指”即每章大意，在《孟子》注释中有“开辟荒芜”之功。章句体虽不以解释词义为主，但它在对句意的串讲、分析中，往往包含了对原文词义的解释，这是应该注意的。
3．义疏体
义疏，是疏通其义的意思。这是一种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注释。义疏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唐人“正前人之疏义，奉诏更裁，定名曰正。”(黄承吉《左传旧疏考证序》)因而义疏在唐代又称作“正义”，也称作“疏”。疏，《说文》：“疏，通也。”“疏”是相对“注”而言的，是在“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注。文字深奥，经过解释才能明了，犹如水道堵塞，经过灌注才能通畅，故称解释经文的为“注”；如已灌注，仍不明畅，就要再加以疏通，故对经文和注文的注释称之为“疏”。如《礼记》是郑玄注，孔颖达疏。《庄子》是郭象注，成玄英疏。“正义”的意思是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如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就是为五经分别作的疏。但“正义”有时也不一定是疏，如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就是“注”而不是“疏”。
义疏体注释常常旁征博引，罗列大量材料，证发经注，这是其长处；但有时不免繁琐冗长，使人目眩。宋代以前，疏和经注单行成书。宋代以后，为方便阅读才将疏和相应的经注合刊在一起。所以义疏体注本都包含经传原文、注、疏等几部分，而且排列有定则，有明显的标记相隔。
现在最通行的清人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就是将传、笺、疏三者合编在一起。《十三经注疏》大多数是汉朝人或魏晋人做的注，唐宋人做的疏，各部书的注疏人如下：
《周易》：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诗经》：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汉赵岐注，宋孙?疏。
4．集解体
集解体注释是汇集众说并加上编者自己意见的—种注释。它包括集注、集传、集释等，如何晏的《论语集解》，朱熹的《孟子集注》、《诗集传》，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即是。集解体注释在引各家之说时，有的只称人姓氏(称“某氏曰”)，不提及名，这是因为所集各家的姓名在书的序言中已作交待。所以读集解体注本应先读其序，以便了解本书集有哪几家之说。集解体注释也有体例问题，如王先谦《荀子集解》，在原文下都是先列唐杨倞注，然后列清人注或“先谦按”。清人注如果同时引了几家之说，这几家就按时代先后排列。对集解体注释的体例，我们应该了解。
需要指出的是，晋杜预所撰《春秋经传集解》，名为“集解”，但它只是将《春秋经》和《左氏传》聚集在一起进行注解，与上面所说的汇集众说的“集解”名同而实异。杜预在《春秋序》中解释说，他编这本书是“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5．其他
以上列出的四种古注类型比较常见，这里再介绍一下补注体、音义体，它们虽不十分常见，但对它们也应有所了解。
①补注体
补注体注释有补、补疏、补释、补义、补正等名称，这是一种对前人注释作补充、订正的注释。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清王先谦《汉书补注》，焦循《论语补疏》，就是这类著作。补注往往能为理解原文提供一些新材料，提出一些新见解，值得参考。
②音义体
六朝以后，一些学者特别重视对古书的注音，而且将注音与释义联系起来，这种注释叫做音义。另有音训、音诂、音注、音解、音证、音隐、音释等名称。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由《周易音义》、《尚书音义》、《毛诗音义》、《周礼音义》等十四部典籍的音义组成，是音义体注释的代表作。这类著作以注音为主，有时兼有简单释义，或指出经典不同版本的异文现象。音义书在给多音多义的词注音时，注音本身即暗含着释义，这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篇：古书注解的基本方式
《古书注解的基本方法主要有》
注解体例的名称： 传：秦汉之际，把《周易》、《尚书》、《诗经》、《礼记》、《乐记》、《春秋》称作“经”，把解释经书的叫作“传”。“传”就是对“经”的解说。正义：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称为“正义”，“注“、”疏“有时也可称为“正义”。疏：“疏”是相对“注”而言的，在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注就叫作“疏”。“疏”是对注的解释。笺：“笺”本来是对传的阐发和补充，后来只指注解的意思。注：“注”指对古书的注解，狭义的“注”只指注解，而广义的则包括传、笺等。章句：解说古书的一种方法，除解释字词外，还串讲文章大意。集解：选取各家注解通释经传的叫“集解”。注解术语的作用 一曰，为，谓之 这三个术语的作用相同，它们不仅用来释义，并且用来分别同义词和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二谓 用“谓”的时候，被解释的词放在“谓”的前面。“谓”的作用是用后面的话说明前面词语所指的范围或比、影射的事物。三貌，之貌 这两个术语一般用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说明被释的词是表示事物某种性质或某种状态的。四犹，犹言 “犹”的作用是表示注释与被释词语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只是近似。用“犹”的时候，往往是用近义词作注，或者是用引申义训释本义。五之言，之为言，之犹言 这三个术语的作用是表示“声训”，注释时必然是用声音相同或近似的词来作训解。六读为，读曰，读若，读如 这几个术语都是用来注明音读的，“读为”和“读曰”一般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古书注解的基本体例主要有三类： ①传注体：是经汉代学者奠基的以解释先秦文献词句为主的一种体例。②义疏体：是既释经文又兼释注文的一种体例。③集解体：是汇集众说的一种体例。古书注解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四种： ①释词；②通句；③疏释全章大意；④评说。
第四篇：古代汉语教案 古书的注释
古书的注释
我们阅读古书，通常要参看注解，古书的注解有现代人用白话作的注，有古人用文言作的注。相比较起来，前者比后者少得多，而且，有一些古书（例如先秦著作），离我们的时代太远了，现代人要给它们作注，也离不开汉代和唐人作的旧注。所以，要阅读古书，必须参考古书的旧注。这一讲“古书的注解”，主要讲怎样看古书的旧注。
（一）古书注解的概况
为什么要给古书作注，最主要是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后来人对古书中的一些话不懂了，于是就要由有专门研究的人来作注。
这种情形早在春秋战国时就存在了，孟子发表议论时，常常引用《诗经》上的语，有时怕人不懂，就作一些解释。但这还不是系统地给古书作注。系统地给古书作注，是从汉代开始的。汉代的注解工作主要限于儒家著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正统思想，儒就著作也成为经典著作。由于语言发展，再由于汉儒书大多是口授传抄，错误很多，汉代人已经不能完全看懂，於是有人专门为它作注解。例如，在汉代，《诗经》有三录的解说，即，鲁的申培公、齐的辕周生、燕的韩婴，分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后来又有毛亨作传，称为《毛传》。孔安国曾给《尚书》作注，马融、郑玄是汉代著名学者（马融是郑玄的老师），曾给许多儒家经典作过注。高诱：曾给《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作注。王逸曾给《楚辞》作注。除此之外儒家的经典，在汉代几乎全都有人作了注解，汉代的注解比较注重语言文字的解释，而且因为他们离先秦时代较近，所以汉朝人的注解有较多参考价值。当然，汉朝人的注解也不是全都正确的，有不少地方，后代学者作了补充和更正。
汉代注解的古籍主要是儒家经典，到后来注解的范围逐步扩大，如在六朝时有魏代王弼的《老子注》，晋代郭象的《庄子注》，三国时书昭的《国语注》，刘宋、裴的《史记集解》等等。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兴盛的时期，唐代的学者在古籍整理，注解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唐代人用一种新的注解方法，不仅解释改，而且经前人的注解作注解，这种注解一般叫“疏”，也叫“正义”；唐代比较著名的注释家有孔颖达，注《王经正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李善注《文选》，颜师古注《汉书》，都是为后世称道的，一些“子书”也有人为之作注，杨倞的《苟子注》，尹知章的《管子注》等，张兼节《史记正义》。
宋代注释家中叙著名的是朱熹，他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楚辞集注》等，他的注解能吸取唐代人注解的长处，用简洁明白的话解释古书的词句，他对《诗经》中的《国风》一些诗的解释，能不受毛诗的耒涛，指出它们是爱情诗，这是比汉儒高明的地方，当然，他在注释中也有 不少地方是用来宣扬宋代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的。
到了清代，我国传统的小学（音韵、文字、训诂）发展到了高峰。在语言研究方面的成就，也在古书注解工作中反映出来了。清人的注释，不但范围很广，而且质量较高。范围广，是说一些比较重要的古籍，前人已经作过注的（比如《十三经》先秦、诸子），清人几乎都重新作了注，前人没有作过注的，清人给作了注。质量高，是说清人注书往往旁征博引，同时又审慎地加以考核。而且，他们在音韵、文字、训诂方面达到的成就，又使他们能纠正汉唐人注解中的一些错误，或者解决汉唐人没有能解决的一些疑难问题，所以清朝人作的注解对我们来说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以上是对历代注释工作概况的简述，下面再从注书的内容，方式等方面，谈谈古代注书的不同情况。
古代注书，多数是给古书的字句作解释，上面所举的一些书，大多是属于这种类型，但这类注解有一些不同的名称，需要解释一下。
传：解释经的（阐明经义的文字），在秦汉之际，把儒家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称为“经”，把解释“经”的叫“传”，例如“毛传”就是毛亨对《诗经》的注释。孔安国对《尚书》的注释叫“孔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也被认为是对《春秋》的解说，所以都称“传”，但它们和一般的注释性质不同。
笺：东汉时郑玄在《毛传》基础上，对《诗经》作了进一步解释，他的注解称为“笺”。“笺”的意思本来是说对毛传的阐发和补充，但后来所谓的“笺注”“笺证”，却不是“注解”的意思，不一定限于对别人的注的阐发和补充。
注：大约从东汉开始，对古书的注释一般不称“传”而称“注”。但“注”可以是对古书注解的通称，如“十三经注疏”的“注”，就包括毛传，郑笺。
疏：“疏”是相对“注”而言的，是在注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作注。它既解释古书的正文，也解释古书的注，例如《礼记》是郑玄注，孔颖达疏，《庄子》是象家注，成玄英疏。
正义：“正义”的意思是解释经传而得义之正者。“疏”也可以叫“正义”，如孔颖达《五经正义》，就是为五经分别作的疏。但“正义”有时不一定是疏，如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就是注而不是“疏”。
章句：“章句”的意思是“离章析句，委曲支派”，除解释字词外，还串讲文章大意，这种解说方法称为“章句”，比如赵歧《孟子章句》，王逸的《楚辞章句》。《孟子章句》在每一段后面有章句，就是概括一段大意。不过这种解说方法并非只在以“章句”为名的注释才采用，象“毛传”虽不以“章句“为名，在注释时也串讲文章大意。
集解：集解是选用各家的注解，有时也参以已意，如何晏《论语集解》。在这一类注解中，有兼有解释字词，说明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方面。到文 章以后，文章讲究用典，注释家也就担负起注明典故出处的任务。当然，在这几方面可以有侧重，例如李善《文选注》侧重于说明典故的出处，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侧重考证人名地名和考核史实。
古代注书还有另一种类型：不是对古书的章句加以解释，而是为古书补充材料，或阐发古书的哲学思想。前者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裴松之《三国志注》、后者如王弼的《老子注》，这种“注”有的也有很高的价值，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不是这一类。
（二）古书注解的体例和术语。
古书注解一般都采用在正文中间加进双行小注的办法，如果只有一个人的注，读起来还不困难，如果既有注，又有疏，就要懂得它的体例和层次。（见课文）
阅读古注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旧注都是没有标点的，读的时候要自己细心地断句；二是旧注中有时引证别的古书，哪些是书名，哪些是引证的话，也要仔细地加以判断。
古书注释中用来解释字词的术语。
（一）曰、谓之、为，被释的词在“曰”“谓之”“为”的后面，它们不仅用来释义，有时用来分别同义词和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例如：
《诗·毛传》“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
《尔雅·释天》“春猎为、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猎狩”。
“《楚辞·离骚》”“各兴心而嫉妒”，王逸注“害贤为嫉、害色为妒”。枚乘《上书重谏奂王》“譬犹蝇蚋之附群中，“李善注”《说文》曰：“秦谓之蚋，楚谓之文”。
（二）“谓”，“谓”和“谓之”不同，有“谓”的时候，被释的词不是放在“谓”的后面，而是放在“谓”的前面，“谓”的后面的话往往是用来说明前面词语所指的范围或比喻、影射的事物。也就是用具体释抽象，例如：
《孟子·梁惠王上》“树艺五谷”，赵岐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 《诗·柏母》“母也天只”《毛传》“天谓父也”，“天”字并无“父”义，他篇“天”并不是喻父，这儿是比喻，所以有“谓”来区别。
《离骚》“悲美人之迟著”，王逸注“美人谓怀王也”。
《诗·邶风·谷风》“何有何无”《毛传》“‘有’谓‘富’也，‘无’谓‘贫’也”。
（三）犹 ① 用“犹”的时候，往往是用近义词作注或是引申义训释本义，注释的词和被释词语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只是近似，例如：
《左传》“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杜预注：“间，犹与也。”“间”和“与”在参与的意义上是近义词。
②以今语释古语，如： 《诗·蔷履》“掺掺女子，可以缝裳。”《笺》“‘掺掺’犹‘纤纤’也”。四．貌，之貌，略等于现代汉语“„„样子”，一般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表现被释词的某种状态。例如: 《哀郑》“众踥蹀而日进兮”。洪兴祖注“踥蹀，行貌”。《诗·东山》“零雨其
《毛传》
”。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郭泵注，“冷然，较妙之貌。”
（五）之言，之为言
用这两个术语，多为“声训”必然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意义有联系的词来作注释。例如：
《尔雅·释训》“鬼之言归也”。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朱熹注“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心”。
（六）言
有阐述的作用，叙述被释词所表达意义。
《诗·东山》“慆慆不归”。毛传：“慆慆，言久也”。《汉书·食货志·注》“庸，功也，言换功作也”。
（七）读为、读曰、读若、读如，这几个术语都是用来注明读音的。“读为”“读曰”一般是用本字来说明假借字的。
《庄子·逍遥游》“而御六气之辯”，郭庆藩注：“辯读为变。”《书经·光典》“播时自名”，郑玄注：“时读曰莳”。
《汉书·食货志·颜注》“罢，读曰疲”“伯读曰霸”，“读若”和“读如”的主要作用是注音，例如：
《离骚》“又重之以修能”。洪兴祖注“故有绝才者谓之能，此读基耐”。《吕氏春秋·重已》“其为饮食
醴也，是以适味充虚而已矣。“高诱注”“
读如‘虵虵硕言’之虵”。
有时“读若”和“读如”也可以用本字说明假借字。
《礼记·儒行》“虽危，起居竟信其志”。郑言注“信，读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
a.如字
用这个术语，是指某个字按照它常见的读音来读，这一般是相对于变读故改字而言的，例如：
《诗经·关睢》窈窕淑女，君子好。《释文》，“毛如字，郑呼报反”。
九、所以
被解释的为名词，一般解释它的用途。《诗·竹竽》《毛传》，“楫，所以櫂身也”。除了解释字词的术语外，校勘古书的专用语也应知道，古书经历代传抄，文字往往有讹读, 为了正确理解原义，就必须校订这些错误。校勘古书最常见的术语“衍文”和“脱文”。“衍文”简称“衍”，也叫“衍字”，是指古籍中因传抄，刻印中误加的字。脱文，又写作夺字或作敓，传抄中掉字的。
《十三經註疏》大多數是漠朝人或魏晉人做的注，唐宋人做的疏，各部書的註疏如下：
《周易》魏王百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違等義。
《尚書》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違等正義。《詩經》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違等正義。《周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禮記》漢鄭玄注，唐孔穎違等疏。《春秋左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違等疏。《春秋公羊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谷梁傳》晉范寧注，唐楊士勳疏。《論語》魏何晏集解，宋邢
疏。《孝經》唐玄宗注，宋邢
疏。《爾雅》晉郭璞注，宋，邢 疏。《孟子》漢趙歧注，宋孫
疏。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持之貌，說文曰。不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列，分解也。
這是司馬遷《報任安書》裏一句話，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詞來自《禮記》（見《禮記·中庸》）原文是：“子曰：四之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而弗失之矣”）
之二又何知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遙之大意。
在這句話的注釋裏，只用了“二蟲，謂鵬蜩也”，一句來解釋字句，其餘的話都是用來闡明“之二是又何知”這句話所包含的“自然”、“不爲”之類的哲學思想。古书的注解
一、字句必须能讲通
标点以前，必须真正读懂原文，不能囫囵吞枣，没有读懂就断句标点，要反复考虑第一个字和每一句话是否都能读得通。不则，很有可能因为标点不正确（了解词义古代文化常识等）
今往仆少小行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
今往仆少小行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如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了。《师说》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了，故不杂六艺经传各科，而要通习，六艺经传是当然必读。
二、内言必须符合情理
有时，标点出的句子似乎讲得通，但从句子本身，或是从上下文，可以看出这样标点行表达的内言或是本身就不符合情理，或是和上下文意思矛盾。这样的标点自然是不正确的。这种标点错误是常见的，不细心观察，就不容易发现。韩信曰：“善”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遣使报汉，且请以张耳王赵，汉王许之。《资治通鉴》
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资治通鉴》 綦毋张丧车，从韩劂曰：“清寓乘，从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后。《左传》。
三、必须符合古代语法和音韵
我们标点的是古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符合古代语法规律和虚词用法；如果标点的内言有押韵的地方，还如须和古代音韵相符。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陆德明《经典释文》 伤人乎不。问马。伤人乎？不，问马。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舞，有，车之用。不懂音韵，也可能引起句读的错误。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史记》时乎时，不再来。是韵文“时”和“来”字同属一个韵部。
第五篇：在对外汉语文字教学与中古代汉语通论文字部分结合的重要性
吉
林
师
范
大
学 成人学士学位论文
专 业：对外汉语 论文题目：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与“六书”学生姓名：于航航年 级：指导教师：完成日期：结合的重要性 陈薇 2011年 2月27日
论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与“六书”结合的重要性
摘要 在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中，为交流的需要，一般的教育过程都是首先进行现代汉语体系下的基础教育。在现代汉语的水平到了一定程度下才系统介绍古代汉语的理论知识。但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联系很大，尤其是文字的传承，在造字法中有“六书”之说。六书不仅是造字法应用得当，更是识字法。在对外汉语的基础教学中应该加入“六书”的文字知识。古代汉语的加入会使教学过程可操作性、理论性更强。是学生们对汉语有深刻的了解，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
关键字 “六书”
对外汉语文字教学
文字理论
在语言教学中，文字教育一直是重点，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有其特殊性，与日本的片甲文、拉丁语系的文字都有着很大区别。这也是各国学生学汉汉字的主要问题。所以汉字教学在汉语基础教育中十分重要。但是纵观我们的汉语对外教材竟然和我们的小学教材的教学方法大致一样。是现代汉语的教育方法，但是这种教育是启蒙教育的模式，我们的受众是已经成年的留学生这种教育会在受众上造成隔膜。而且现代汉语的教学只是就事论事并未有对文字的概述不成体系。对应于一个第二语言这种不成系统的教育会在外国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毫无头绪。
文字的理论在古代汉语里是十分健全的，就是“六书”在简体字盛行的今天也是应用于大多数汉字中的。所以我们设想应该把对外汉语的汉字教育和古代汉语通论的文字部分进行结合，这样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六书”之说在文化教育中的重要性
文化教育是对外汉语的一个大的教育方面，在语言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对文化环境进行介绍使学生们有深刻的了解。“六书”的文化底蕴和汉字文化交相呼应。以六书的文化意蕴构造汉语文化环境是再合适不过的。
“六书”的历史源远流长，《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官名，掌教育）以六艺教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六书是六艺之一，但是没有说明六书的内容。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艺、象声、转注、假借。郑众注《周礼》，以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以为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由此可见六书的历史是很长的，在汉字体系的成型伊始就已出现，在简体字普及的当代也是通用的。丰富的文化底蕴、广泛的应用范围，“六书”理论可以在汉语教学中有一席之地。
六书的文化底蕴极为浓厚，在汉字的表意理论里阐述得极为透彻，这对我们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学对汉字有一个直观的文化背景的认识。而且六书的运用不知对汉字有解说而且对中国文化也是一种阐释。
自清以后我们大多数采取的是许慎的“六书”之说（1）象形Pictographic（2）指事 Indicatives（3）会意Knowing（4）形声Phonogram（5）转注 Extended（6）假借conversion 六书之说虽有争议，但是以主流的看法介绍即可，这样我们的学生就可以对表意体系的文字造字法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表意体系文字是一种可传承度高但是极难贯通的语言，而六书理论正是这驳杂的文字体系的连带。六书造字理论可以给学汉语的外国同学构建一个简易而宽广的平台。
中国文化的互通的，在六书中可以从六书的表意来推测出古汉语的表意规律和一些现代汉语的字意。而且六书它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课题，可以让我们的外国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多了解。任何一家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都有本源根基和一直坚持的理论。而六书正是汉字字义的根基。所以六书理论的介绍可以打开一个表意体系文字的文化背景的窗口。在一个文化基础的影响下，学生会长足的发展和提高。
六书是一种造字方法，更是一个有数代人的智慧的结晶，带有历史传承的方法可以让学生们在识字的过程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缺失之处
对外汉字教学是一个古老而新兴的领域。早在三世纪，就已经有了对外汉字教学活动。据史书记载，公元三世纪，汉字传到了朝鲜；此后，又相继传到了日本、越南等国，成为上述国家记录自己民族语的符号或辅助符号。汉
①字的对外传播需要对外汉字教学。因此，从理论上说，自我国与异族他国开始进行文化交流之后，对外汉字教学就已经开始。只是由于有关史料的缺乏，我们难以了解其详细情况。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需要显得日益迫切，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据1989年统计，全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高等院校达到100余所。制定科学的用字标准的要求，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90——1991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和北京语言学院汉语水平考试中心联合研制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这份大纲是我国初等、中等汉语水平考试的主要依据，也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成绩测试的重要依据。大纲中汉字的分级与词汇的分级保持一定的联系。汉字大纲收字2905个，分为四级：甲级字800个；乙级字804个；丙级字601个；丁级字700个。这2905字中，有2485字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一级常用字。
但是对外汉语的教学比较特殊，它是针对在语言上零基础的但是心理成熟的学生，这就造成了当今对外汉语的一个尴尬的局面。教授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教学方法是针对理解能力与汉语能力一样的人，忽略了学生们的年龄因素。“汉语作为母语教学和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汉字教学，但两者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至今尚未分开。”
③ ②当下的教学模式还是以拼音为语音的标准先教授一些独体字，教授汉字的模式还是如小学的教学方式一样，以偏旁部首为主由独体字过渡到结构复杂的汉字。在模糊的规律下达到一种机械的记忆与积累。在识字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学生们会有了自我积累的能力。因为大多数对外汉语教材在启蒙汉字教育时适合我们的小学教育差不多的主要是一种感性的习惯性的认识。但是因为中国小学的学生因为年龄问题才退而求其次，其教育的受体不同方法自然也不同。
所以上述这种教学方法并非是效率高的方法，因为忽略了学生们的智力因素。是用字来认字，在基础教育时因为文化的差异无疑是绕弯路的。
语言的基础是文字，文字代表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脱离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来认字无疑是无益的，中国有如此深厚的汉字理论为什么在现代汉语教学中应用不广呢？
根据接受学生的年龄与成年人的认知规律来看，应该进行先规律、再现象的教学方式，因为成年已经掌握了学习方法和有一定的学习经验与分析能力。所以我们要先把汉字的规律传授给我们的学生，而这规律就是一种文化。“六书”正是汉字的规律，《汉书• 艺文志》说，六书乃造字之本，这是不够全面的说法。六书中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至于转注和假借，则是用字之法，因为根据转注和假借的原则不能产生新字。
汉字是有字理的，造字法决定的是字形，用字法则可以推敲字意。所以应该用理论来指导汉字学习事半功倍。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应考虑到汉字教学中来，这样我们才会有效率的进行教学计划。在考虑对外汉语的教学方法时应该尊重教育的主体，所以有学者呼吁“当代教学论的主题是：以学生发展为教学改革的起点和依据。”所以我们要深入对外汉语教育的受众的内心中，不光是文化差异还有心智上的考量。
三、“六书”之说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运用
考虑到来接受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生都是一些已经成年并且有着学习经验的外国友人，要是用这种启蒙似得教学会对我们学生的文化积淀与学习时间造成浪费。对于我们的学生在其构成主体来讲都是善于理性思维的年龄，所以应该用造字的理论用来进行识字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不妨在正式教学之前先进行一些汉字的理论的教育，这样就会使学生对汉语汉字有一个大体的认识。而且一个理论的背后是文化的涵养，在“六书”里他们就会对表意的文字与汉语的精神有一个前瞻性的视角。六书是一种关于字的理论，是造字的理论也是识字的理论。
因为“六书”在古汉语的地位，而文字的字形与字音的变化也是极大地，但是理论都是同源的。所以在理论教学之后，还要把六书运用到识字教育中，因为识字教育的复杂性和六书理论在古代汉语中的领导地位。所以在识字教育中应该把我们的简体字教育和图画性极强、表意性极强的甲骨文和“六书”理论结合到一起。
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我们可以用“六书”、甲骨文、简体字来进行识字教育，这样我们的学生就会对汉字的演变，汉字的字形、汉字的字义有比较直观的认识。这样我们的同学就会对汉字有立体的了解。而且这种理论强度一定要比中国的启蒙教育更加深刻，更加系统。做到识字有方。西方的文字大多是语法规律作为中国的表意体系文字的独特性也要做到识字有方，这样才会不对我们的学生的年龄优势进行浪费。识字教育的主要的三个部分字音、字义、字形。运用“六书”和⑤
④古汉字的结合就可以大范围的解决字形、字意的问题。而且对字意与字形的联系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而六书之一的形声的运用也可以解救学生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形声字的读音问题，一举数得。在简体字普及的今天，简体字大多是形声字，所以六书的运用不应只局限在古汉语中，而在现代汉语中仍会发光发热，这一理论也可帮助学生学习新字，举一反三。
所以用六书法认字的过程应该分为两部分，一是六书理论的介绍，二是六书在具体的例子中的运用。这两点就是六书认字的主要两个部分。用理论作为基础，用例子深化认识可以从文化方方面来对汉字进行深入的了解，不是在机械的识文断字，而是有文化背景的认识。用文化的眼光来识字，我们的汉字会更加生动
四、结语
从六书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汉语中的理论在汉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另外古代文论是不是也有可以借鉴的价值都是值得考量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家的语言应有一家的教法在五四之后教育形式的西化造成了中国汉语教育的过度西化。方法可以西化但是所用的理论应是本土的为好，正因为原汁原味才会展示出民族的魅力。而且教学的要求会造成教育的变化，向外国友人们展示的中国应该是有自己的视角与窍门的。
参考文献：
①、王力
《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1999年5月第三版 P160 ②、《汉字学概要》
第六章 汉字与汉字学概要
③、柯彼得《关于汉字教学的一些新设想1993》载《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王力
《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1995年5月第三版p160
⑤、裴娣娜 《论我国教学论学科建设与发展》载《中国教育学刊》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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