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真的为周恩来降半旗了吗？

第一篇：联合国真的为周恩来降半旗了吗？

联合国真的为周恩来降半旗了吗？

逍遥游 2015/01/08 11:22 在中国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让人听了不禁摇头。该故事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悼念的规格高说明人格高。破格悼念更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如果不降半旗才真是“破例”。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我想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也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树立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强烈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革命家被认为是高尚的，有这种献身精神的领导人会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敬仰，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甚至是一种失败。即便不算什么过错的话，绝没有任何“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他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你的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土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的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轰动情节。想不通他怎么能在出书时竟把如此重要的事件给漏掉了。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回忆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看了同为驻联合国外交官的宗道一批评吴妙发的一篇文章后，才对这位吴外交官的轻率妄言习惯有所认识。宗道一指出吴妙发所著的三部关于乔冠华与联合国的书里存在着多处错误、抄袭、和编造现象。例如把周恩来会见瓦尔德海姆的照片说成“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历史一刻”，他大段抄袭熊向晖等人的书作，添油加醋地编造领袖言论，竟还能把林彪宣读520声明的情形描写成“毛主席那洪亮的声音，坚定的语调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等等。宗道一不得不规劝吴妙发：“须知创作不应抄袭，史作不该杜撰。这是常规，并非苛求。”

原来是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作者，其故事的可信度可想而知了。杜撰情节，用假故事去“缅怀伟人”。这样的做法不能为周恩来增光，反给他添尴尬。

顺便说，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在小编任为。不管联合国是因为《旗典》降半旗还是别的原因降半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周总理永远是我们中国人永远的最敬爱的人,崇敬不在于形式,在心里。

第二篇：伟人的足迹之周恩来与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伟人的足迹

——周恩来与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摘 要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但由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取灵活方式，在四条战线上进行了长期斗争。经过长达22年的努力，在四条战线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终于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对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

周恩来；联合国；合法席位；恢复

前 言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由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按照国际公认的原则,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理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由于美国支持台湾，加上紧随而来的国际形势的骤然变化，新中国未能及时乘胜解放台湾，国民党统治在台湾继续进行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家在国际上声援台湾，也在联合国内支持台湾取得中国席位的代表权。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长期竭力阻挠联合国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与中美关系、美台关系、两岸关系紧紧缠绕在一起，事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周恩来直接领导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适时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灵活方式，在四条战线上进行了长期努力：在联合国内，理直气壮要求恢复新中国的合法权利，反对美国分裂中国的种种图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坚持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方针，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在台湾问题上，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努力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在对美关系上，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逐步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经过长达22年的斗争，在四条战线的合力的作用下，联合国内支持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力量逐步增强，中国终于克服重重障碍，在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在这一事情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创造性、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明确立场，毫不退让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1]在美国的干预下，赖伊以电文并非来自联合国会员国为借口，拒绝向大会散发电文副本。对此，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在国民党致电联合国只是周恩来的未雨绸缪之举，正如他所说的：“联合国的问题,我们是挂了号，备了案，以后再说。”[2] 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合国大会主席，严正指出“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开除。”统治集团的残余势力尚未彻底扫清的情况下，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肯定会受到美国的阻挠。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1月28日至30日，联合国连续开会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和美国提出的中国侵略大韩民国案，以伍修权为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安理会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亮相联合国。伍修权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以事实控诉了美国的罪行，要求会议将讨论重点放在中国提案上。斗争扩大了新中国的影响，也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严正立场。由于美国及其追随者在安理会内处于多数，联合国最终还是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这项提案的通过成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巨大障碍，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都以此为借口，要求联合国暂不讨论中国的席位问题。周恩来认识到联合国完全成了美国控制下的表决机器，不再主动提出要求恢复合法席位，而将斗争的重点转向了广阔的外交舞台，为争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席位进行长期斗争。

二、坚持原则，努力取得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努力受到美国的阻挠，使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适时地调整了对策，把同外国建交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联系到一起，确定了同外国建交的三条原则：“第一、凡愿和我国建交的，必须同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第二、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它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它尊重中国主权的诚意。”这样，只要多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建交，就意味着在联合国里多一张票赞成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我们并不计较在联合国中赞成恢复中国的权利的国家处于多数或是少数，我们所注意的是哪些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权利。”经过努力，新中国在建国第一年内得到20多个国家的承认，同其中的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系，一扫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历史，使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开始就以独立自主、热爱和平的崭新风貌屹立在世界东方。1956年波匈事件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直言对中国强大以后的担心。为此，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出访这些国家，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寻求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新兴独立国家这一世界第三种力量的友谊。此次出访历时80余天，访问了亚欧11国，广播了友谊的种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20世纪50年代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加速崩溃，昔日的黑暗大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先后有30个国家获得独立。到1963年，中国同非洲的12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三、主张合作,致力统战

朝鲜战争后，我国的建设事业已迫在眉睫，亟须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为避免引起中美在中国领土上的直接对抗，党中央开始寻求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周恩来抗议美国侵略中国领土，反对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努力得到国际和平力量的理解，有力地遏制了美国的嚣张气焰。1955年，周恩来利用参加万隆会议的机会，第一次向世界透露中国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意图。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解放台湾有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两种途径，我们要努力争取和平的途径。1956年6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他们认为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3]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确定之后，周恩来利用各种场合阐述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当局传递信息，表达愿意和平谈判的诚意；努力促进统战工作，提出以爱国一家作为和谈的基础，倡导国共再次合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一些具体设想，甚至包括对蒋介石将来的安排。周恩来的这些努力，为缓和两岸关系，推动祖国统一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联合国内中国的席位问题只限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内，挫败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

四、着眼大局，寻求中美关系新突破 美国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最大障碍，它既在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又在联合国里操纵表决机器，阻挠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周[5]恩来称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尽管两国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始时又交恶甚深，周恩来还是从中美两国友好的大局出发，努力寻求改善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周恩来着眼大局，从中美两国关系的长远考虑，认为“美国要和中国建交，这是迟早不可避免的”。“美国人不承认中国不要紧，我们可以等待一百年，到了一百零一年它也得承认。”[4]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适时地就中美关系发表了简短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和美国人民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6]声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整个世界为之震惊。1969年1月，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开始以实际行动调整对华政策。通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终于为尼克松访华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一次高级别会谈铺平了道路，中美谋求关系正常化的举动震惊了整个世界。周恩来抓住历史的机遇，推动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总算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结束了两国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影响了世界上一批国家调整对华关系，对中国顺利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五、长期努力，终于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在四条战线上进行了长期努力。在这些努力的合力作用下，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从1952年的第七届联大到1960年的第十五届联大，美国每年都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不审议关于排除中华民国的代表或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取得席位的任何提议。9年中，虽然美国的提案都能以超过半数获得通过，但赞成票始终没有大的变化。而随着新中国外交的开展和联合国会员国的增加，反对和弃权的票数却逐年增加。这同周恩来上述外交努力的成果是分不开的。尽管对台工作未能取得更好的进展，但两岸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难以得逞。“现实政治的需要使中美两国慢慢接近，而且两国关系的改善在世界上引起了连锁反应，直接地影响到一些尚未同中国建交国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的态度。”[7]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如期举行。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个企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一方面表示将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同时又想保留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周恩来立即对此进行了严正揭露和驳斥，“指出联合国里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8]。为了寻求支持，尼克松亲自给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打电话，希望支持美国的提案,但美国的这种做法还是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结果第二十六届联大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27580号决议，决定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驱逐台湾代表出联合国。”[9]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未经讨论便胎死腹中，新中国20多年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对此，中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支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标志着美国阴谋的彻底破产。之后，“周恩来亲自组织代表团出席联大会议，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大厦高高飘扬。”[10] 结 语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对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无论大事小事，都加以原则指示和具体教导。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并在联合国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伟人周恩来在外交上最卓越的成就之一，周总理在联合国留下的足迹，留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0.[2] 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006.[3]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2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512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3 [6] 周恩来.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N].人民日报,1958-02-11.134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469 [8] 熊华源.从万隆会议看周恩来和平外交思想的传播与影响[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09 [9] 文蒋均时、马常亮.论周恩来和平共处外交思想[J],黄 河科 技 大 学学报.2009-07 [10]杨绍琼.周恩来人民外交思想研究,学位论文[D].2008-03。

致 谢

在论文的准备和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了欧磊老师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论文已经完成，但是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在欧老师的认真教导下，我对国际法的认识更近一步。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认真的把国际法学的更深，绝不辜负老师的教导。

高茹

2013年12月于河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