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C60青年慈善音乐节里的18岁,不怕被浪费(上)
C60青年慈善音乐节里的18岁,不怕被浪费(上)
谁不想像江南那样创造一个华丽美好的世界
高一刚入学，我就转学了，转去了美国的高中就读。
相比起国内，美国学生实在很会折腾，活动特别丰富。
我走在街上，迎面看见一帮美国大学生涌来，他们都是“THON”的参与者。
“THON”，也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学生及校友舞蹈马拉松活动”，学生们不借助家人的支持，靠自己不间断地马拉松式的舞蹈，为需要帮助的人们筹集善款。在国内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学生活动。
在那之前，我跟我的一位目前就读于伯克利大学的闺蜜一直在以音乐剧、舞台剧的方式做针对癌症患者的慈善活动，可是舞台剧这样的形式，主角仅仅是台上的演员，我总觉得其他人太缺乏参与感。THON给我带来了新的启发，我想寻找一种新的形式，让更多的人成为慈善活动的主角，享受其中。
很快，我联系到了六位特别相熟的好友，跟他们聊了聊我的想法。特别热血的是，当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时，他们特别爽快地说：“I’m in！”“我当然要加入！”
热血已经足够，我们却发现，它还没有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
不过这并不困难。我们之前积累了一些做音乐剧的经历，很快就想到，不如举办音乐节吧，做我们最擅长的事。而且，我们的音乐节不仅仅可以看演出，还可以有音乐市集，有各种各样的与音乐有关的活动，每一个来到音乐节的人都可以充分地玩乐，表达自己的情绪。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到作家江南召开了《九州》的发布会，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发朋友圈说：“创造一个世界真是太酷了。”那个世界叫做“奇幻”，而对我们来说，音乐节就是我们将要去打造的一个世界。
可是，两届音乐节办下来，最让我头疼的一个问题是，当我招募策划人员的时候，来应征的小伙伴都很有“我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鸡血，可当我对他们说“那么策划案就拜托你起稿了”的时候，他们的脸瞬间变成一张“蒙圈.gif”，似乎在问我：策划案是什么鬼？
做第一届音乐节的时候，我对于策划案也特别陌生，但它也没有难倒我。我转脸儿就去网上搜了几个策划案范本，虽然那些范本特别粗糙，但经过我的几番细致加工，看起来也像模像样。
上面细致地罗列了从活动组织、宣传、财务，到人事管理、赞助洽谈、乐团招募等所有事项的初步规划。6月10日，我带着这份策划案回到国内跟核心成员们初次碰头，那份稚嫩的策划案，就成了音乐节最原始的种子。
你若有一张“拒绝”的脸，但愿我能够让你改变
回到国内，我跟小伙伴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的“团伙”取一个特别的名字。
当时恰好得知，我们很喜欢的一位老师的爱人因为癌症去世了，于是我们决定取名“C60”。C60是足球烯的化学方程式，也是我们那位老师的昵称，同时，它稳定的分子结构，以及耐高压、抗腐蚀的特质，让我们有深深的认同感。
我以为这个世界会像我们认同C60那样认同我们要做的事，可现实并非如此。
学校觉得我们不靠谱，要取缔我们，家长觉得我们不靠谱，把成员们一个个拖回家，到后来，部分“识时务”的伙伴也觉得这事儿太不靠谱。
就像莫文蔚那首歌里唱的，“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音乐节刚刚起步就遭遇内忧外乱，我们不得不把音乐节的操办事宜先放在一旁，开始成天四处安抚那些“热情衰减”的成员，感觉人生真的蛮残酷的。
还好，从一开始我就决定要学习国外的学生，自己的事情，自己出力自己出钱，不靠别人。所以，起码在钞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
6月下旬，大连在太阳的烘烤下快要沸腾。从6月23日到7月20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每天抽出一些时间，坐车到罗斯福国际大厦，从上往下，跑遍了每一层楼，每一家公司，把我们绞尽脑汁一次次完善的策划案呈给他们，询问他们愿不愿意给我们投资。
没有什么一拍即合的热血场面，那纯粹是日漫看多了的后遗症。很多时候，我们刚刚走到人家公司门口，人家就摆出一张“我选择拒绝”的脸。
后来才想明白，最大的问题无非是因为我们是高中生，他们眼里的小屁孩，所以也难怪了，他们就真的把我们当小屁孩一样糊弄。
两届的音乐节都在投资上被人拿来开涮，答应好的投资，在音乐节正式开始前忽然就被当成了一个玩笑，不再作数。
幸好，最终我在熟悉的留学机构那儿得到了帮助。钞票到手的那一刻，无论过往有多少哀怨愤懑，都转瞬即逝了。
在陌生人的眼光里体会到广场舞大妈们的快乐
我不是来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所以不想把自己塑造得太苦情。坦白来讲，如果做音乐节全是苦兮兮的经历，那我们根本不可能坚持下来。
6月29日，也就是我们正式开始拉赞助的第六天，将近一周过去了，我和我们的一部分小伙伴们脸皮还是太薄，面对拒绝，我们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发个“掩面cry”的表情，然后灰溜溜地离开。
不过这也怪不得我们，过去，谁干过这样的事儿啊？但转念一想，大家总还是想要把音乐节办好的，不可以继续消极怠工。
我们决定再消极怠工半小时，于是跑去坐在星海广场喝饮料。大家正沉默着，组里的一个小伙伴儿突然电光一闪：“你们想不想玩快闪？！”
对于这个活动计划，大家好像特别有热情。我一边吐槽他们，能不能爱岗敬业一点，能不能玩心别这么重，却又一边不露声色地跑去请来了街舞老师，付了500大洋的带舞费，然后又去租来了户外音箱，插上电就开始跟着老师跳起来。
音乐真的很治愈，虽然音箱里放的是《小苹果》这样的并没有多么高雅的歌曲。
那么我想，更治愈的也许是舞蹈。一开始觉得在大街上没有预兆地跳起集体舞这事儿，有点蠢有点尴尬有点小羞涩，可很快，我们忘却了自己看上去其实跟广场舞大妈无异的事实，尽情享受其中。这让我对音乐节越来越有信心。
而这次快闪活动并非是我们的一次消极怠工之举，我们在活动开始前，请来了几家媒体记者，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的“C60青年慈善音乐节”，算是有了第一次的公开亮相。
我羞耻地体会到了广场舞大妈们的快乐：在陌生人的注视下，无视他们，真诚地享受着自己的舞步，还能跟那么多朋友在一起，这真是一件特别带感的事。
我的心里则一直在想象着音乐节正式开始时的情景。看着热情四溢的大家伙儿，我以为，接下来，一切都该顺风顺水了吧？
没想到，我接到了一通陌生来电，是市里某重点中学的领导打来的。他们扣下了我们的两个成员，异常严肃地让我们去接人，还对我们说：“你们这样的音乐节是违法的，我们准备报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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