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原因考略

第一篇：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原因考略

马军峰

（铜仁学院 中文系，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汉代解《诗》者，最早有齐、鲁、韩三家，时称今文三家诗，其后毛诗转出，为古文毛诗。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大行天下。本文试从今古文之争、学术政治化和四家诗的融合、毛诗研究体系的系统化等诸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而探索三家诗亡佚毛诗独传对于研究历代尤其是《诗经》汉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三家诗；毛诗；今古文之争；学术政治化；毛诗体系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07-0100-03 秦燔诗书后，官方禁止民间私藏典籍。数年后，项羽引兵咸阳，“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灭”[1]。典籍文化遭此大厄，可谓损失惨重。汉兴，官府除挟书之令并派人整理搜求先秦典籍，准许私人传授古学，一些先秦典籍如《诗经》等因此得以逐步整理。《诗经》由于搜集者和传授者的时间和地域不同，传本和解释也不同，汉代解《诗》者，最早有齐、鲁、韩三家，其传本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所书，称今文三家诗，文景时就已立为学官，设博士。其后毛诗转出，文字为籀文，即篆文，为古文毛诗，未立于学官，在民间广泛传布。据《隋书·经籍志》云：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晋，韩诗保存较久远，但也亡于宋，现仅存《韩诗外传》，而毛诗却大行天下，今本《诗经》即为毛诗。对于三家诗的先后亡佚、毛诗独传，前人也曾作过解答，如宋人郑樵云：“毛公时，《左传》、《孟子》、《国语》、《仪礼》未盛行，先与之合。诗人未知毛诗之密，故俱从三家；及诸书出而证之，诸儒得以考其异同得失，长者出而短者自废，故皆舍三家而宗毛。”[2]宋程大昌《诗论》云：“三家不见古序，故无以总测全篇。毛惟有古序以该括章旨，故训诂所及，会全诗以归一贯。”[3]对于这些说法，清人魏源在《诗古微》[4]里已经驳过了，是站不住脚的。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理应放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气候内，据相关的资料来探索它的历史真相，以加深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深度。一

今文三家诗，早立于学官，受到朝廷的扶持而盛极一时，“大师众至千人”、“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今文诗学最为突出的特点，据《汉书·儒林传·赞》：“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说《诗》曼延支离，浮夸庞大。而《汉书·艺文志》进一步指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同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经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散，此学者之大患也。”学术发展进入了死胡同。

《汉书·艺文志》评价三家诗解《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意，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5]这是说三家诗采用《春秋》和杂说来附会诗义，但三家比较起来，鲁诗的解说，还算较为接近诗义。而三家诗用民间口头文学的资料来解诗，这是我们大可注意的。因为无论是用口头文学来解诗，还是用诗来说明民间文学的来源，虽然鲜活，却不免有侮圣的嫌疑，更何况是被尊为“经”的《诗》？由于三家诗早食汉禄，立于学官，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下变得如此紧密而复杂，它们在古说的招牌下，同时为了迎合汉朝统治者的意愿，总是从《春秋》及杂说中找一些材料和《诗》相牵合，亦极力附会政教，或者别出心裁，把一些诗说得具有政治意义和伦理意义，极力地讲求“通经致用”。因而也就使得对于《诗》的阐发，越来越背离《诗》的本义。因此这种解说方式必然为越来越多的有识者所诟病以至不取，三家之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们还应注意到，在汉代，《诗经》并未被看作文学作品来研究，而是作为经学来研究。而汉代的经学研究不独今古文之间有竞争，就是今文家内部也有竞争。在利禄功名的诱引下，于是鲁诗有韦氏之学，有张唐褚之学，又有许氏之学；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韩有王氏、长孙之学等等，流派众多，可谓极一时之盛。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三家竞争，分散并削弱了今文同古文毛诗相抗衡的力量。三家由于没有共同遵守传授的书籍，到东汉时还在写章句，这显然不能适应时代和学术发展的需要。但毛诗由于未立于学官，为了自身发展和生存的需要，毛诗传授者对毛诗的体系不断地进行改造和提高。这其中也不乏吸取三家治《诗》的有益经验，因而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毛诗的这种愈传愈精，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种改造和吸收在治毛诗者看重的《毛传》和毛《序》中就透漏了出来，反映了毛诗殚精竭虑不断发展提高的过程。如胡念贻在《论汉代和宋代的〈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发展》就曾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从毛诗的序和传中看到这种不断加工的痕迹。例如各诗的序，首句和首句后的文字可以截然分开；首句后的文字有的文繁，有的文简，可见经过不同的人不断增续。因此，对于诗序的作者有卜商毛公合作和毛公卫宏合作等一类说法。其实合作者不是卜商毛公，而是汉代的毛诗家，„„可能有毛公有卫宏，还有其他一些什么人罢了。另外，我们还不难发现，序文和传大部分相应，有的不相应；不相应之处，当是陆续增编时所留下的漏洞。”[6](P196)关于胡念贻先生提出写毛诗序的作者为治毛诗家的论点，我们暂且不置可否，但他关于毛诗学术体系不断完善提高的推断，当大致不误。学术上的精益求精，最终使得后来转出的毛诗战胜三家，独传于世。二

在汉时受抑制的古文经在东汉时得到了重视，地位大大改善，毛诗得以立于学官。而此时，由于古文经的发展壮大，今古文之争已起。尤其是王莽篡汉，由于古文经与以《春秋》大义为复古理想的政治目的相迎合，更进一步得到发展。至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暴露，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不仅今文经学失去了作为统治工具的作用，就连古文经学的注疏，也不足以维系人心。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形势之下，四家诗有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马卢郑许诸儒，为了扩大派别的斗争力量，也终于撤废了家法的藩篱，走上了统合古今的折中的道路。两汉经学结束的显明表现，就是经今古文的合流。”[7]汉章帝命贾逵撰齐鲁韩与毛诗的异同，就是最为确凿的证据。而且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作为一代经学大师的郑玄，他初习今文，后改习古文，并为毛传作笺，即《郑笺》。郑氏注书不专主古学。如他在《六艺论》中所言：“注诗宗毛为主。毛诗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8]这里所说“即下己意”，当含有用三家今文之说加以解释的成分。这也可以从后来辑录三家诗的一些著录中得到印证。而且《郑笺》本身就是汉末今古文合流在《诗》的研究上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今古文四家的融合，可以说是诗学发展的必然。当然我们不妨认为，毛诗中采纳有三家诗的合理因子，三家诗名为亡佚，实则存之。由于郑氏著书及郑玄本人博学多识，融通今古，故毛诗遂大行于天下，当决非偶然。三

毛诗序、《毛传》、《郑笺》以及唐孔颍达纂《毛诗正义》使得毛诗成为一个较三家诗更为完整系统的经学研究体系。

毛诗序作者存在争论，但《诗序》在毛诗发展传播中的作用确实是不可低估的。三家诗虽也有古序，却早已失传。而毛诗序却得以保留，而且较为系统地阐发了先秦诗学的主张。尤为要注意的一点是，它严格地按照“风雅正变”的原则，把《国风》中的“二南”，《小雅》的自《鹿鸣》到《菁菁者我》，《大雅》的《文王》到《卷阿》都解释为周文武王时或西周盛时诗；把《国风》的《邶风》以下，《小雅》的《六月》以下，《大雅》的《民劳》以下都解释为周夷王以后的诗。各诗都尽量按照周王或王侯的世次排列，比起较为凌乱的三家诗显得整齐可信，真的好像经过孔子的编次删定一样，因而显得真实可信，令人信服。《毛传》作为毛诗的重要著作和载体，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毛传》详于训诂，文辞简古，对名器物色，典章制度，时有诠释，可以说足以代表《诗经》汉学的最早成就。且《毛传》释诗，不信神奇，就诗立说，释义平实，训诂渊源有自，较之三家诗采用谶纬附会为说，形成鲜明的对比，其高下优劣也就不言自明。并且《毛传》独标“兴义”有完整的体系。三家诗很少言“兴”，即便言诗，也不及《毛传》说的那样普遍突出。《毛传》的“兴”，把它的解释说成是譬喻，用来表现具有某中伦理观念或政治思想的东西。汉代的三家诗为了使《诗》的研究为统治者服务，也可谓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如强调阴阳灾异，采古史杂说，但他们的办法都不如《毛传》讲“兴义”的手法高明和影响深远。

毛诗序严格按照时代次序，论诗注重讲“兴义”，是毛诗的两大特点。这两大特点，对于《诗经》具有经书神圣性质是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的。试想，在儒者心目中作为经典的《诗经》，若次序混乱，无规则可寻，这岂不乱了套，又怎能使人信服。而且我们还应当看到《诗经》中的一些篇章如果不通过“兴义”来表达所谓的“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深意，那岂不是无深意。三家诗对于前者似乎有所考虑，但对于后者虽有所考虑，但却是一味地用历史故事来进行牵强说教，毛传虽也有牵强附会的解诗处，可是它讲“兴义”，这样它的道理似乎显得更深。博学多识的郑玄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为它作注的。

自郑氏笺《诗》，毛诗日益流行，三家诗逐渐衰退。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例》：“东汉之际，古文大兴，康成兼通古今，为毛作《笺》，遂以翼毛而抑三家„„魏晋以降，郑学盛行，读《郑笺》者必通《毛传》。其初，人以信三家者疑毛；继则一宗郑者而匿毛；终且以从毛者屏三家，而三家亡矣。”[9]王氏尊信三家，不信毛说，但是他认为今文盛而衰，古文衰而盛，其重要原因在于郑氏为《毛传》作笺，却是所言不妄，基本符合历史事实。自《郑笺》后，毛诗大行。东汉以后，毛郑几乎不可分割。虽然《郑笺》采用了一些三家诗的说法，与《毛传》不完全相同，魏晋时曾引起过争论，但自此后，与《毛传》并行。至唐时，由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和科举考试的需要，唐王朝编纂《五经正义》。孔颖达奉敕编纂《毛诗正义》，又称《孔疏》。《孔疏》是在《毛传》、《郑笺》的基础上加疏，由于《孔疏》集汉魏《诗》学之大成，从而最终使得《诗》学定于一尊。

另有一点还要提及，我国古代一些诗文作品，大都是由于被编入某一总集才得以保存并流传至今。从这一点来讲，“编纂”在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播或保存中是起着重大作用的。魏晋时期，由于盛行佛学，敷座说法为释家所倡。这种风气也渐渐影响儒家，六朝“义疏”盛行。就《诗经》而论，其所疏内容，大都为衍毛郑之义。作为毛诗学派重要学术思想载体的《毛传》《郑笺》由此更进一步广泛流传。对于这一点，在毛诗的流传过程中似亦不可忽视。

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后传独出，既是自身学术发展的规律，也是时代和政治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通过对这一历史事实的翻检和探索，不仅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毛诗治学的特点，推进对于《诗经》的进一步研究，而且对于我们研究汉代诗学研究的特点也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再者，从毛诗本身来看，自先秦已降经过文献载体的变迁，文字异形，语言异声的变化，历史仍留给了我们一部完整的《诗经》文本，直到今天仍可写可读可解，较之三家诗的亡佚，无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今本《诗经》，就是“毛诗”。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固然有对《诗经》的曲解、附会，但汉代形成的诗教传统和说诗体系，不仅对《诗经》的研究，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