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阶层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所起作用

第一篇：中等收入阶层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所起作用

中等收入阶层在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所起作用

一 中产阶层的迅速壮大

中国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后遗症正逐渐显现。新加坡《联合早报》就说，中国在经历30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出现了相当显著的贫富差距。

报道指出，目前贫富差距最小的是北欧国家，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接近于拉丁美洲和非洲。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该系数在0和1之间。基尼系数越低，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高，贫富悬殊越小；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分配平均程度越低，贫富悬殊越大。

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逐渐成了人们抱怨的焦点。据报道，中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就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薪酬更是天价。

中国社会整体逐渐这样塑形，“洋葱头形”——那就是底层仍然很大，中间阶层成长不良。

2008年，《每日电讯报》刊文称，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威胁经济发展。文章指出，收入、医疗以及教育这些可以衡量一个人财富水平的因素，在中国富裕城市，比如上海都已经接近欧洲国家的水平，但是其他一些地方还相差很远。

于是，不少专家学者呼吁“我们需要‘橄榄形’结构的社会”，让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社会中间阶层迅速成规模。

日本《日经新闻》就援引苏海南的话说，如果中国人的工资每年能至少增长15%，那么5年能翻倍。

有人干脆给“中产生活”来了个总结：中产者是这样生活的：三分之一以上月收入过万；开着日本轿车；住着明星楼盘；使用国际品牌笔记本电脑办公；用苹果或诺基亚的智能手机；经常出入于中国大饭店、北京嘉里中心、上海新锦江大饭店这样的豪华酒店；无论是购物还是娱乐，都习惯刷卡消费；最向往的旅游地点是法国、东南亚以及东部非洲。

不难发现，民众对中产阶层的议论纷纷，主要还是因为中产阶层并没有一个权威标准让大家都来称一称自己。而国外界定中产阶层，是从财富、权力和声望三个指标来衡量。二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内涵解读

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受教育程度也是越来越高。如果说在改革初期，有许多知识水平不高，但靠把握时机能力强，能钻政策漏洞与法律空隙而发家的人或“暴发户”等，没有显示出知识化、智能化、技术化倾向。在市场化逐渐走上正轨，理性回归，法制相对越来越完善的今天，想要跻身中等收入阶层，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即知识、技能与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回报率呈正相关性。据最新调查显示，人力资本存量对社会和个人都会带来较大收益，目前中国教育回报率大约为6%-7%，也就是说，多接受一年教育，收入就会增长6%-7%，这个水平已接近欧美国家。从现有的中等收入阶层的知识构成上看，中等以上学历的人所占比例逐年上升。构成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员文化、技能方面的人力资本占优势。但能不能说具有较高学历、较高技能的人一定是中等收入阶层的一分子，这可从发展趋势去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就业人数与可提供的就业岗位关系是供过于求，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甚至一毕业就待业的现象。但从发展趋势看，他们最终会凭借已有的人力资本，加上初期实践摸索出经验，日后获得较好工作岗位、得到较高收入和良好社会地位的可能性远大于低学历或无学历者。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从发展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上去看，智能与技能也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本质内涵之一。

消费模式也被认为是判断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志之一。这其实依然是经济存量引发的。因为，不管什么样的消费模式，它始终需要有一定的物质拥有度和持续拥有度作基础。同时，社会保障覆盖广度与深度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消费模式。消费习惯、消费文化等都影响着个人的消费模式。因此，消费模式并不能单独的成为衡量是否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标准，它依附于其他标准之上（经济收入、从事职业、社会地位等）。但物质水平、社会地位或职业类型相当的人群在消费模式上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从而构成阶层特征，甚至会引导社会消费模式的同向发展也是确实的。而从这个角度，也可以从消费模式上作出初步判断，认其为中等收入阶层之一员。国内学者在消费模式上引进细化指标，如从家庭消费品档次，分不同等级消费品拥有度来判断不同层次的消费模式，进而判断不同阶层属性。但笔者认为消费模式更适应于在其阶层属性已有定论的情况下去分析。

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

中外学者对中等收入阶层结构功能的共识是：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及社会稳定的“安全阀”时，实际已隐含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学内涵。“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使得美国的民主传统经久不息。与美国社会已经成熟的中产阶级相比较，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由于内部同质化程度还不高，政治参与积极性参差不齐，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影响力也只是在逐渐显示并有强化的倾向中。但中等收入阶层的由于其对现存社会秩序和政治主体的依赖性，它所包含的政治学内涵越来越明显了。作为社会中间层在政治上的保守性和在社会两级中的缓冲作用，一直以来基本上没有引起太大的异议。马克思从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阶级的存在，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 当然，我们今天研究的中等收入阶层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色彩，历史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但有关中间层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不可能与现实政治脱离，它产生于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中，必然的依附于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主体所给予的政治空间生存。那么温和与激进、保守与进步，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更多的表现在哪一方面呢？

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成长环境是特殊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政府始终是推动变革的那双手。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领域内的诸多变化都与政治力量的参与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也与政治环境、政策空间以及政府作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而很多中等收入阶层成员本身就是积极的政治参与甚至是政策提议与制定者。早期投机发家而跻身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对政治参与态度是暧昧的。他们的既得利益正是利用政策的模糊边界与法律法规的缺位或不完善而获得的，因此，他们的政治参与态度更多的是隔岸观火，并不真心致力于改革与发展。但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与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投机空间越来越小，加上知识经济的崛起，产业结构与职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等收入阶层的组成性质上的根本转变和规模化，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态度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了。中等收入群体依附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每一项政策的颁布与实施，都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迫使中等收入阶层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积极向政权靠拢，向政策制定部门表达利益需求。在表现出权利诉求的一面，中等收入阶层也表现出权利认同的面。作为过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受惠者，他们并不轻易否定国家政治权力的运用。即使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采用温和的手段去争取更好的生存空间，而拒绝暴力式的革命式的手段。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中有一块是由国家公务人员组成的，他们本身就是现行政体的积极实践者、是政治权力的掌控者、是政策措施的制定者、是政治体系本身的微细胞，也就更能表现出与现行政治模式的认可度。因此，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态度应该是温和的、保守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政治参与却是积极的、进步的。

我国的中等收入阶层能否成为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进步和民主力量，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有形的社会力量能否担任起这样的“政治使命”，现在还没有定论，原因是起步晚：改革开放以来才有真正意义上现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小：中等收入阶层目前占社会人口总数不到20%；同质化程度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他们存在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此，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等收入阶层会为了在社会转型和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的一面。事实上，由于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还有许多值得关注和跟踪研究的地方。

总之，中等收入阶层成长于我国特殊的土壤中，有着工业化背景形塑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共性特征，也有着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国特色。中等收入阶层既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缓冲器”与“助推器”的作用，本阶层的发展也与和谐社会构建是同步的，当然，中等收入阶层的内部同质化特征还有待实践与经验的共同发展和进一步的研究。

三 中间阶层与政治稳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例证

政治学鼻祖、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述了中间阶层的政治功能和作用。他认为：“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别人的财务，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样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杀，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因此，他主张大力发展中产阶级，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来建立良好的合理和稳定的国家。

对社会中间阶级阶层进行现代性理论研究的，首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马克思在着重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时，还考察了处于这两大基本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马克思生前曾多次使用“中间阶级”、“中间等级”、“中等阶层”、“中产阶级”等概念。据有关专家初步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９卷）中，有８３处直接论及中间阶层。马克思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间阶层”将分化并转入两大基本阶级。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提到的中间阶层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同时，由于财富的积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社会活动频率的加快以及权力与财富的分离，西方社会结构由传统的下中大、上面小的“金字塔”型向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现代社会结构转变，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影响西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关于中产阶层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对于促进政治稳定有着积极意义。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中产阶级可以防止极富阶层的骄横和极贫阶层的“越轨”，保持政治的稳定。当代西方研究政治稳定理论的权威人物以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他认为政治稳定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与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他在著名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分析中产阶级与政治稳定的关系时指出：“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显然，古今中外许多政治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中间阶层视为一支有助于政治稳定的力量。

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中间阶层都是促进政治稳定、维系社会安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力量，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从世界各国发展和基本现实来看，一个规模庞大、构成总人口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坚实力量。美国的中间阶层约占总人口的６０％，日本更有“一亿皆中流”的说法。相反，中间阶层数量和规模偏小的社会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和社会动荡。巴西、阿根廷、秘鲁、墨西哥等拉美国家，曾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被誉为“拉美速度”，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阶层结构没有出现相应的现代化转变，城乡差别急剧扩大，造成贫富悬殊，中间阶层未能成长和壮大，结果是大多数社会成员未能享受经济高速发展之惠，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造成政治纷争不息，社会至今动荡不宁。

从世界特别是亚洲国家发展的基本现实来看，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国家就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反之，便难以抵抗各种风险或危机，难以迅速从各种社会危机中恢复过来，也难以获得持久的发展潜力。如在应对１９９７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是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强、恢复得也最快的国家，学者普遍认为这与韩国存在一个作为社会主体人群的中间阶层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系。而印度尼西亚，迄今仍未真正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社会矛盾重重，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与该国城市化水平较低和就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社会中间阶层比例太小不无关系。

四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在维护政治稳定方面的重要功能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变革，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也相应处于分化、调整和组合过程中。中间阶层的生成和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这是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必然结果。

根据许多专家的研究，中国当前社会的中间阶层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新生的“中间阶层”，其基本特征是：年龄比较轻，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有适应当前知识经济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需求的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通电脑，有管理技能，大多就职于新兴行业、新兴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收入普遍较高，有很强的高消费倾向和能力。第二部分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以及效益好的其他类型企业的管理层和职工层。第三部分是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该部分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中间层，收入稳定，上升机会较多，上升空间较大，在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福利等方面有较好的条件。第四部分是大量的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在城乡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乡镇企业家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是社会收入较高、在政治上日见活跃的社会群体。

目前我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比重太小，据有关专家分析研究，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１５％左右，无论在人口比例上还是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上，都显得弱小，但是，作为一支正在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中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中间阶层对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间阶层在维护我国政治稳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１． 中间阶层是支持和拥护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推动力量。中间阶层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其产生和发展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和政治稳定，其今后的发展也与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政治上的稳定密切相关。中间阶层拥有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较为宽裕良好的生活条件和质量，这一切决定了他们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主观上自觉拥护和支持改革开放，反对和抵制阻挠改革开放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政治稳定，反对社会**。为了进一步开拓事业，发展自我，他们既希望有一个稳定有序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要求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他们壮大事业、实现自我创造更为宽松、良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因而又是改革开放的有力推动者。

２． 中间阶层是有效缓解社会各阶层矛盾和维护政治稳定的调节力量。在我国当代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呈拉大之势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是政治稳定的积极支持者。作为介于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地带，能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削减缓解社会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中间阶层有社会稳定的“调节器”之说。具体而言，中间阶层的壮大能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极大地减轻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相互摩擦和利益冲突，从而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使社会经济处于一种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中。中间阶层稳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是与执政党保持一致、支持和拥护现有政策的一支政治力量。从其切身利害关系出发，他们并不排斥渐进的变革，但不赞成通过剧烈的社会变革等手段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更不希望发生政治动荡和不安定，因而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注重理性判断，对社会冲突的态度较为克制，对矛盾的处理较为理智。所以，只要社会中间阶层不断壮大，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根本目标，另一方面也推动和利于社会保障政策及扶贫政策的有效实施，从而缓解可能发生的社会对立和矛盾激化，使发生政治突变或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和几率越来越小。随着中间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社会阶层结构成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现代化社会结构形态时，社会就将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的态势。那时，作为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中国社会才能真正深刻、本质地反映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水平。

３． 中间阶层是促进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由于社会各阶层所处的地位、所掌控的资源和主观感受不一样，处于社会两极的阶层往往更容易采取激进或过激的方式来进行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占社会少数的富有阶层或社会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掌控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为了保护其得益于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缺陷而带来的利益，会自觉不自觉地抵制合理的财富分配原则，甚至可能会利用其政治关系、经济优势和社会影响来抵制民主政治建设；而占社会多数的底部阶层，虽然有着向往和追求民主的政治要求，但由于自身的素质、受教育程度及素养等因素，一方面可能采取非理性的、激进甚至激烈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现为对政治的冷漠和拒绝，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面临阻力。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了这一点：“平民群众和财富阶层之间时时发生党争，不管取得胜利的是谁，那占上风的一方总不肯以公共利益和平等原则为依归来组织中间形式的政体，他们把政治特权看作党争胜利果实，抢占到自己手中后，就各自宁愿偏向平民主义或寡头政治而各行其是。”这就是说，在两个阶层之间的斗争中，富人取胜会建立寡头制，穷人得势会建立极端民主制，而这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是相悖离的。

不同于两极阶层的激进或极端的思想和行为，中间阶层大多数人具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学识水平和个人素质，更富于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更注重理性思考，更倾向于运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处理矛盾和冲突。一般而言，中间阶层对于现代民主政治和国家法制建设的认知和判断较为深刻、客观。对现存社会政治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对实现自我价值有着更高的要求，突出表现为自觉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而通常会采取合法的、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方式，不主张也反对通过激进的变革来否定现有秩序，因此往往是稳健、渐进式改革的支持者。中间阶层一般有较强的政治责任感，多数人也具备一定的参与政治、管理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较好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视野，也使中间阶层通过前苏联垮台的教训和一些拉美、东南亚国家民主政治的现实，意识到改革、民主可能带来的政治动荡、黑金政治等负面效应，从而以理智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和方式支持、参与和推动当代中国的民主化、法制化进程。这就使中间阶层发挥了既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又推动民主化、法制化建设的双重功效。

４． 中间阶层是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示范力量。中间阶层的大多数人具有不断开拓的进取心和事业心，敢于干事业、求发展。他们往往通过发挥自己的智慧和勤奋的工作来实现收入的增长和地位的提高。一方面是渴求成功、追求更大成功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是切身感受到现代社会流动频繁带来的竞争压力，处于中间阶层的人一般会自觉地提高和充实自我，充分地展现和发挥自我的特长和潜能。因此，力求上进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敬业精神，造就了中间阶层的性格特性和思想主流。中间阶层所从事的大多是适合时代潮流，适应时代要求的科技开发、经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商业贸易、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与时代和社会进步同步的职业，因而具有时代性或先进性。较高的素养、收入、地位和生活质量，使中间阶层大多具有自觉的现代公民意识，在思想意识、文化观念、价值观方面对社会和时代的主流意识和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是现行社会规范价值观的奉行者和遵守者；在社会生活中，崇尚公平竞争和能力准则，具有积极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和遵纪守法的品质；平和、开放，既不甘落后又拒绝激进的心态；在公共事务领域，讲文明、讲公德、讲规范，大多乐于参与有益于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较为宽容，尊重个性选择，同情和以适当方式帮助弱势群体；以合法手段积累社会财富，适时适当回报社会，等等。这些价值取向、精神状态和社会行为符合党和国家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导向，因而对其他社会阶层有示范引导作用，是维护政治稳定的社会价值和规范要求的示范力量。

５． 中间阶层是增强社会公众对未来的信心、引导和维持社会消费水平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导力量。中间阶层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和较固定的经济来源，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对物质和文化生活有较高的要求，这就决定了他们较为强烈的消费欲望和要求体现品位、价值的消费倾向，因此，中间阶层是稳定的消费群体，其较强的消费能力和不断上升的消费趋向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当前，贷款购买、分期付款、超前消费等消费方式已为中间阶层所普遍接受，中高档日用消费品，如轿车、高档次住房、教育、文化、旅游的主要消费者也是以中产阶层为主体。中间阶层已成为我国当代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不仅改变着国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而且引领着社会的消费潮流，在很大程度上维持着社会庞大而稳定的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我们相信，随着我国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和其消费能力的持续增强，中间阶层必定能够进一步对扩大内需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而充分发挥边际消费倾向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正向乘数效应，促进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而这正是进一步增强社会公众对国家未来的信心进而维护政治稳定的一种政治效应。

五 培育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政治整合和制度调节

中间阶层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然而，由于中国当代社会的中间阶层尚在缓慢的成长和壮大中，因而尚不能很好的发挥这些功能和作用，也难以有效地担当其应有的政治和社会使命。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社会活力和所带来的自由空间特别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中国当代社会中间阶层发育、生长的环境和土壤，这使中间阶层的成长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尽管中间阶层已经开始了从自发性演变向自觉性发展的过渡，但我国中间阶层的规模与现代社会“橄榄型”的阶层结构所要求达到的占总人数４０％以上的标准相比，还远远不够。中间阶层的成长与培育，需要国家这只“有形的手”，需要政治整合，尤其需要恰当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政策的调节、引导。

１．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表明，市场经济是中间阶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是中间阶层发展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２０年，集中精力，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达到“六个更加”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六个更加”都与中间阶层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这一重要论断和要求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分配制度的改革，道出了培育中产阶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社会结构、重要特征和基础的意义。显而易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六个更加”的目标，关键是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使中间阶层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主流阶层，让他们代表未来中国的富裕程度，代表时代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而一个中等收入者群体亦即中产阶层的主体不可能通过分配手段创造出来，只能通过公平、完善、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生长出来。因此，只有加快推进市场改革，真正形成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防止少数利益集团通过特权垄断和非法聚敛社会财富，使利益、阶层分化规范化、制度化；同时使全社会成员能够共享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断扩大，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使全社会成员都能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从而最终形成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中间阶层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

２． 制定培育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推动中间阶层发展的社会政策。合理的、适应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不可能靠自发而形成，必须建立带有战略性的、能够在长远上起根本作用的、长期坚持的社会制度。一是要改革任何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和政策樊篱，建立健全开放的社会结构和公正、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所谓社会流动机制是指引起、维持和促进社会流动的环境、原因与条件。引起和促进社会流动的机制主要包括教育、就业、资本、权力等几个方面。判断其是否合理健全，主要看获得教育、就业、资本以及权力等条件是根据先赋性原则还是成就性原则。我国当前由于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类似先赋性原则的因素和作用，使教育、就业等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不平等现象。因此，要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同所有制、行业、单位以及人事档案等存在的歧视性政策，促进社会成员有公平、充分的机会实现流动；二是要切实解决教育领域的不公正问题。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振兴的重要手段，也是人们的进步和向上流动的重要阶梯。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一是要改变目前不合理的教育结构，为每一个适龄学子提供平等、良好的受教育机会。二是要努力造就发达的高等教育。大学是造就中产阶层的机器，要使大多数青少年都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拥有和分享进入中上层社会的资源。三要构筑起终身教育体系，完善人才成长体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培养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促使他们在适应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同时步入中间阶层；三是要规范权力与资本的获得。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由于体制的不健全，一些人所以占有权力、资本，并不是由于其能力或成就，而是因为某种先赋性的因素，或者类似于先赋性的制度性因素如行业垄断等在起作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行为中不断滋长蔓延的腐败现象皆与此相关。因此，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增加权力和资本获得的竞争性和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规范其获得方式，以减少权力与资本获得中的先赋性因素以及不合理的制度性安排，消除腐败行为，畅通社会流动渠道。

总之，从社会流动机制方面入手改革就业、教育、权力与资本获得方面存在的制度性缺陷，才能形成公平、公正、开放、竞争、有序、稳定的社会流动机制，使社会发展充满活力，保证社会健康发展。

３． 加快营造培育中间阶层成长壮大的法律和人文社会环境。一是要大力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和导向，促进全社会成员认同知识和技术的价值，支持、引导和鼓励掌握并拥有知识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不断提高收入，率先加入到中间阶层队伍中来，优化中间阶层的内部结构，改善并提高中间阶层的整体素质。二是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律体系，特别是财产保护法等法律，保护个人合法收入和财产的合法权利，鼓励财富的创造、积累和合法继承。三要在政治上创造合法的平台和渠道，给予中间阶层更多的意愿表达空间，尽可能稳健有序地吸收中间阶层加入到现有的政治系统中，规范其政治意愿和政治参与，使之成为建设民主政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生力量和主导力量。四是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社会手段在中间阶层中倡导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规范和道德要求，创造良好消费环境，鼓励中间阶层积极消费，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培养中间阶层的群体阶层意识和文化认同，从而为中间阶层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