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一门课到《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第一篇：从清华一门课到《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从清华一门课到《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

每个古老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这些经典经过数千年的积淀，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当下我们面对这些经典，不仅要通过阅读经典、解读历史，而且更要讲好中华民族的历史故事。

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的一部经典，它既是编年体史书，也是通鉴体的开山之作。司马光及其编纂团队参考了三百多部典籍，用19年时间完成这部巨著，记述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此书篇幅浩瀚，有294卷300万字之巨，再加元代史学家胡三省的“注”及有关附录，排印出来总字数有600万字，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难以通读并领会其要旨。

所以，历代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都热衷于解读这部经典。当年宋神宗看到这部书之后，首先给予“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高度评价并御赐书名。南宋理学家朱熹有感于此书内容繁复，在此基础上编写了另外一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纲目》。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近代以来，梁启超评价《资治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称赞司马光为一代“伟人”。

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喜欢这部著作，据说床头放着一部翻烂了的《资治通鉴》，书上留下了多次阅读痕迹以及大量的批语。1954年冬，他对历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近年来，学界已经不满足于对此书进行单一地学术性解读，而是以史学家的视角，以读史著经典、讲历史故事的方式，重新展示了《资治通鉴》的魅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张国刚教授的专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就是这样顺应大众史学要求、深受读者喜欢的一部力作“好书”（该书荣?@2016年度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中国好书”）。

举重若轻，以讲故事方式呈现史著的资政价值。《资治通鉴》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史迹来警示后人，尤其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集中地反映了编者的政治、历史观点，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史学家认为，这是史家治史过程中自觉资政意识的体现。

如何把史学家这种自觉的资政意识表现出来，《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并未故弄玄虚或者高章大论，而是采取了讲故事的方式，以深入浅出的话语娓娓道来，逐步阐释历史事件中的深刻道理。例如，第一讲“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被任命为诸侯，正式瓜分晋国。司马光评价说：“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为什么会说周威烈王自坏礼制和名分呢？张国刚阐幽发微，进一步分析“问题是，现在这件事，坏就坏在周天子是被迫做出的分封决定。三家实际上已经把晋国给瓜分了，周天子屈服于压力，不得不对既成事实做出认定。礼仪名分没有了，就坏了规矩。这个规矩就是周朝的秩序。规矩坏了，周朝的权威没有了，周朝作为一个时代，也就结束了。所以司马光把它作为故事的起点。”既把历史上三家分晋的复杂故事讲明白了，也剖析了司马光将此事作为《通鉴》首章内容这个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都广泛关注的问题。

寓教于乐，以独特的读史方式体现史著的鉴赏价值。清代史学家王夫之认为，阅读《通鉴》“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指出了史家读《通鉴》的三重境界，即通过读史提升自己、教育他人、分享探寻经世治国之道的乐趣。《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成书过程，是阐释读《通鉴》、用《通鉴》三重境界的一个极好例证。

该书是作者在清华大学开设“《资治通鉴》导读”课程之后，作为全校慕课（MOOC）课程转型的一个新成果。该课程曾经在中央办公厅及国家部委机关、国内外知名高校讲授。张国刚回忆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认真而系统地阅读的第一部史书就是《资治通鉴》，迄今已经三十七八年了。只是那个时候，读史的眼光，关注的是专业史料„„（今天）阅读《资治通鉴》的眼光自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较关注的是《资治通鉴》作为史著的鉴赏价值，特别是司马光探讨的有关国家兴衰、民生休戚的内容。”读史关注专业资料，重视历史典籍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此为作者的“自淑”行为；读史关注史著的鉴赏价值，引导青年学生认知历史智慧、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此为大学教授的“诲人”之举；与成年读者和领导干部一起分享追寻政治得失、王朝兴衰之迹的乐趣，此为历史学家的“知道而乐”。可以说，作者以40年的教学科研经历，通过此书见证了读《通鉴》从“自淑”到“诲人”再到“知道而乐”的全过程。

例如，第七讲中的“兔死狗烹”一节，集中讲述西汉初年刘邦如何处理与权臣的关系，尤其是与功臣韩信的恩怨。作者先引用《通鉴》原文，用通俗语言解释韩信最终身死的道理，“（韩信）趁艰难时期向领导要好处，要待遇，待遇不讲清楚不出手，这是市井心态。而有功要报，这是君子之心。韩信以市井之志来跟领导讲条件，但是希望领导拿出君子之心来回报他的功劳，毫不计较他当年的要挟行为，这就难了。”一个人怎么避免这种不自知又容易犯的错误呢，作者再根据司马迁的评论给出答案，“如果韩信能够学学道家的谦让，不居功自傲，不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那么也许他还能保全下来。”

别具一格，以随笔漫谈方式表达作者的史学观点。张国刚告诉读者，他撰写此书的一个初衷，就是想用通俗的方法来展现历史带给我们当代人的思想智慧。此书不仅呈现了众多的历史故事，而且在正文旁注乃至序言、后记中，以随笔漫谈的方式，留下了许多精彩史评、对史学的深刻感悟和真知灼见，堪称书中的点睛之笔。现撷取部分以飨读者。

“历史犹如棋谱”：“前贤往哲应对时代挑战，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留下的记录，犹如那个时代留给后人的棋局。棋谱不就是以往高手留下的种种残局吗？读史使人明智，犹如读谱使人棋高一着！”

“历史是前人应对挑战后的经验总结”：“人生、民族、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不同的挑战，人们相关应对的措施、应对的办法、应对的智慧，所有的成败得失的记录就构成历史。”

“历史是具体的，但可让人明权变”：“道理往往是抽象的，历史是具体的。抽象的道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就能使我们明白权变的道理。”

“史实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史实是历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但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古代学者对于历史学的经世致用价值多有阐述，而现代社会更加需要历史的经验来启迪人们应对各种关系的智慧。”

“不间断的历史书写，是国家对历史的重视和社会精英对历史的坚持”：“长期不间断的历史书写，国家政权和知识精英对历史的重视和坚持，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因此，怎?釉诘苯竦氖贝?通过学习历史事实、了解历史人物，达到启迪智慧的目的，是历史作为文化传承的社会意义；如何让历史在象牙塔之外的世界发挥其原本的作用，亦是史学研究者应当担负的社会责任。”

“历史工作者如同摄影工作者”：“专业历史工作者要研究历史的真相，力求还原史实的细节，如同摄影工作者，要最大化地呈现出事件的面貌。”

“理直气壮地讲我们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走跟西方不一样的路，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有我们祖先的经验，这就是探索我们自己模式的最大理由，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理由。就是要不断地走自己的道路，传承我们自己传统经验中的瑰宝。”

总之，该书能够让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逐步提升史著的资政意识、感受史著的鉴赏价值、分享重大历史故事中的家国情怀。不仅体现了当下人们读史方法的转变，也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于传统史学当代价值的生动阐释和使命担当。

当然，该书在布局方面，因篇幅所限，详于战国秦汉，而略于南北朝隋唐，难免舍弃了一些精彩的历史片段。在文字表述方面，个别细节还有必要推敲，例如，商鞅变法中徙木立信的故事，《资治通鉴》原文是“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该书这样叙述，商鞅“把一根三丈高的木头放在市门之南，张榜告诉大家，谁能把这个木头从南门搬到北门，赏赐十金”。此处“市门之南”，应为“集市的南门”。类似细节，相信再版时会得以完善。

（作者系甘肃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中央党校第一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研修班”学员。）

第二篇：《资治通鉴和家国兴衰》读后感

《资治通鉴和国家兴衰》读后感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遂被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这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巨著名字的由来，为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所著。全书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商业、农民起义等，以史为镜，警示后人，而张国刚教授以更深层次的角度和论点剖析了领导者头脑和决策、审时度势对团队发展的重要性等问题，以全新的视角来解读《资治通鉴》。

商鞅的变法是多势造就的，秦孝公广发求贤令，招募天下能人志士，力求在秦国变法是一势；商鞅以先进的思想和过人的智慧舌战群臣，驳斥“法古”，“巡礼”之见，为变法赢得舆论准备为一势；“南门立木”，一诺千金，将法治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一势，以法为纲常，取信于民，是以最后变法获得空前的成功。虽然商鞅最后车裂而死，但其所立之法，所倡导的价值观却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中流传。

项羽--天不亡我，是自取灭亡。“羽之神勇，千古无二”。一代天骄西楚霸王以自己的勇猛精进，号召天下能人志士破秦立楚，建立霸业。其有将能，而非帅才，以威服众，以强服众，没有团队意识的领导者只会众叛亲离，成为光杆司令，终将团队连同自己推向灭亡的深渊。

民间常言刘邦是位“流氓皇帝”，不学无术，吊儿郎当，这样的人是如何成为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他又是怎么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中脱颖而出？他又有哪些异于常人的智慧呢？善纳谏，有判断，以礼待人，统筹帷幄，立制度明文法，能用人，用好人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带领团队走向成功的诸多要素。后人不懂刘邦而笑之，文不如张良，武不如韩信，不过流氓无赖之徒。然而聪明的领导者不必事事展露锋芒，因势利导，随机应变，扎实沉稳的不断向着目标奋斗。

作者以领导者的对团队的重要性作了现代化的解读，让我们用现代人的眼光读懂这本书，观古人治世，亦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三篇：《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读书心得1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读书心得

最近，有幸作为xxx进入xxx学习，亦借此机会认真拜读了张国刚老师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深刻领会了《资治通鉴》的治国理政之道。

毛主席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史记》，一部是《资治通鉴》。在中国学术里面，《资治通鉴》是一部能治国安邦并具有操作意义的经典。《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是位当过宰相的天才史学家，他花费毕生精力编撰这部书，目的是为了借鉴前代的兴衰，考察当今之得失，吸取经验教训。宋元之际专门研究《资治通鉴》的著名学者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意思是当领导的不知道《资治通鉴》，想治亦不知从何治起，有人作乱也不知道该怎么防;“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即干部不知道《资治通鉴》，则上不知如何与领导打交道，下不知如何治理百姓;“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所以《资治通鉴》对于任何人，都是大有裨益的。《资治通鉴》在总结历代兴亡中，特别强调领导者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特别重视领导者的才能、素质和品质对家国兴衰的影响。我们今天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司马光则更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责任，这是《资治通鉴》一种政治上的意义，经世致用的政治意义。张国刚老师在书中提到，司马光曰：修心之要有三：仁、明、武；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这是《资治通鉴》的精髓。

一、修心之要：仁、明、武

所谓仁就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所谓明就是要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所谓武就是讲才干、讲正直、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一是要重视思想引导；修政治就是我们常说的讲政治，古人也讲政治。胡耀邦抗战期间曾经问过毛主席什么是政治，毛主席是这样解释的：政治就是把你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胡耀邦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就是政治，毛主席严肃说道，你得告诉你的部下，为什么跟着你干，跟着你走，不跟别人走?你得给我一个理由，这就是政治。要修政治，就是要使自己的政治清明，要有正确的是非观，要讲政治。总书记指出：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新形势下，要成为“讲政治有信念、讲规范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就必须把提高政治素养放在首位。二是要有充分的是非观、价值观，做人要磊落，能够心如明镜，分辨身边和手下的人哪些是贤能之人，哪些是愚笨之人，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作为青年干部，要始终保持政治认同感强，政治思想严谨，独立思考性强的党员素养，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信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选贤任能不仅是今日中国共产党干部选任制度的重要特征，从更深层次来看，更扎根于中国国情的深厚土壤。作为领导者，需要“拨开云雾见青天”，分辨贤愚，任人唯贤。三是做领导者要有决断力和执行力，做好决策就要勇往直前，不能受有心之人迷惑。“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既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对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强洞察力、预见力、决断力、执行力，善于在目标任务和利益关切上合理统筹，既敢于担当、积极应对，又头脑清醒、务实稳妥、科学决策。领导干部不仅要善于作出决策，还要善于组织和带领群众执行决策，推动决策事项和预期目标的实现。决策一经作出，就要坚定不移、一以贯之地执行有效应对工作中面临的各种复杂局面，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二、治国之要：用人、信赏、必罚

治国之要有三，用人、信赏、必罚。用人，指的是干部的任用;信赏、必罚，指的是激励约束机制。唐太宗说过，国家的大事就是赏和罚，赏当其劳，无功者知罪。制度要严明，没有制度治国治不成。其中最关键的是用人，信赏、必罚是外在的治理手段，这些手段的交集点就是用人。如何用人、识人、治理国家，构成了司马光管理体系框架，其中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先贤的学问，也是当代治国当领导的学问。“治国之要，首在用人”，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干部选任等话题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例如在甘肃调研时，他强调要重用“四种人”，在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他提出干部要做到“心中四有”。“知人者，兼而用之”，作为领导，不能用一个观点看人。谁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一定跟他的岗位，跟他的任务联系在一起。一定要“用人如器”，锤子很有本事，那是对于钉子来说，那么对于布，就不如剪刀了。所以“用人如器”就是这样。要时时刻刻应想着用人一定要放对位置，单位培养人才也是这样，用人也要放在合适的岗位。张国刚老师还提到“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割政分机”的意思就是要注意人才”的组合。人才在这种组合下，它不能发挥作用，在另外一种组合下，就能施展才华，互相配合得很好，作为领导者需要深刻了解每位团队成员的优势和劣势，注重如何在团队中发挥各人的所长，避其之短，通过合适的岗位分配达到团队绩效最优。仁明武出于内，就是领导的自身德修养，在政治措施上要用贤，选拔有才能的人贤能的人，要选贤举能，把贤能之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所以领导者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你能让贤能的人到真正适合他才能的位置上去。所以叫用好人，选好干部，用好干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其后才是信赏，就是该赏则赏，该罚则罚。

三、领导的不同层次

张国刚老师在书中提到，领导也是有不同层次的：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基层干部要勤勉，要有执行力，尽己之能，你的能耐就是你的领导力。中层干部要尽人力，需要把团队各人的能力调动起来，要有沟通协调能力。比如，医院的外科主任未必是专业能力最强的第一把刀，但他一定能充分调动第一把刀的积极性，同时也能够与院长做出良好的沟通。高层领导是一把手，要尽人之智。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处罚20鞭子以上就要亲自审批，最后他50岁就累死了。作为领导者，亲力亲为是好事，但是也会有弊端，具体的事情应该让手底下人去做，越俎代庖，自身精力有限，往往可能是事倍功半，因为每个人的领导能力是有限的。古人这点经验跟现代管理学是相通的。作为高层领导者，应该管重大的人事布局和重大方向决策，要举重若轻，遇到再大的问题都需要合理地把大家派放在各个位置上，然后把握好事情发展的方向。书中还提到领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恢弘的气度，要容许自己的下属能力超越自己，容忍耿直顶撞者，要有大修养，放在今天就是说，作为领导者要惜才、重才、容才，把各方面优秀人才团结凝聚到跨越发展的实践中来。纵观全书，结合十八大精神，唐太宗的“用人如器”、子思的“用其所长，弃之所短”和十八大提到的“人皆可以成才，人才处处都是”的观点一脉相承。我们也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个是天生我材必有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努力，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第二个是说我们作为不同层面的领导者，要有“人才处处有”的认识。当我们感叹人才匮乏的时候，往往是缺乏培养，缺乏科学的调配和使用，建议我们加强这方面的修炼；第三个是作为领导者，除了要明辨贤愚，还要能根据实际情况因人制宜，还需要有容人之量、恢弘的气度，把人才团结凝聚到新时代新中国的发展主力军来！

第四篇：2018年第九期中央企业班组长岗位管理能力资格认证岗位必修《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自测试题及答案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自测

判断题（共 2 题，每题 50 分）.《资治通鉴》记载的是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一共1362年的历史。对 错

我的答案： T 参考答案 ：T 答案解析： 暂无.《资治通鉴》的撰写人员包括司马光、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做文字检阅的工作。对 错

我的答案： T 参考答案 ：T 答案解析： 暂无

第五篇：胡逢祥：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

胡逢祥：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现代高校学术机构体制与功能的一项考察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陈以爱著，台湾政治大学1999年版，另有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孙敦恒著，载《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

在近年学术界颇为趋热的二十世纪学术史回顾与研究中，有关现代高校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尤其是北大国学门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讨论，始终是人们比较关注的焦点之一。这一方面固然与两校在现代教育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但更主要的，显然是因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制度创建过程中确起有某种开风气、示规模的作用之故。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是中国现代最早建立并成功运作的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它创建于1921年底，全盛期虽仅四五年的时间，却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关于国学门的详情，原先因材料分散，一般人对其了解并不太多，自台湾学者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出版后，情况大为改观。该书从发掘第一手档案资料入手，并广泛采集各种私人回忆录、日记书信、文集、报刊杂志和有关研究论著，不仅对国学门的创设和活动始末作了翔实系统的考察，还对其运作理念、与“整理国故”运动的关系，以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等，作了颇为深入的理论探讨，无论在史料运用还是问题切入的视角方法上，都给治现代学术史者以有益的启示。

作者自谓：“本书之撰写，虽未能就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出现之原委、特质及影响作全面探讨，却愿以北大国学门的创建与早期发展为重心，就下列问题展开初步讨论：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在中国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具有那些特质?当学术研究被纳入现代学术体制后，其发展面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变?简而言之，本书希望通过对国学门发展历程所作的论述，能让我们了解到外在学术环境之变迁对学者及其学术工作所带来的影响为何。[1]而从内容看，该书撰述的重点明显落在国学门的“整理国故”实践及其对中国学术现代化的影响方面，相比之下，对于机构自身体制和功能的论述，则显得展开不多。

其实，在国内大学建立学术研究机构的设想，可以追溯到晚清京师大学堂时期。光绪二十八年(1902)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即提出，在大学堂之上设立大学院，“大学院为学问极则，主研究，不主讲授，不立课程”。翌年，又改大学院为通儒院，召大学堂毕业生入内深造，作为“研究各科学精深义蕴，以备著书制器之所”。其院生不上堂，不计时刻，“但在斋舍研究，随时请业请益，无讲堂功课”，五年毕业。而民国初年发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亦规定:“大学院为大学教授与学生极深研究之所”，院内“不设讲座.由导师分任各类，于每学期之始提出条目.令学生分条研究，定期讲演讨论”。院生学习“不立年限”，如“自认研究完毕，欲受学位者，得就其研究事项提出论文，请求院长及导师审定，由教授会议决，遵照学位令授以学位”。[2]其规制基本上己无异于后来的研究生院，惟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真正付诸实施。1917年蔡元培出长北大后，为实现这一构想，曾在校内设立文、理、法三科研究所。然行之三年，结果大不如人意，乃复思改组，于是国学门遂应运而生。

国学门的体制，从组织结构看，包括三室五会，“三室”谓登录室、研究室和编辑室，“五会”即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学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就其工作性质与目标而论，陈以爱认为，此乃一种“兼具今日大学研究所与专门研究机构这两种性质的机构”。[3]而在我看来，国学门作为学术机构的功能至少包括三大方面:首先是为文科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进修提供条件，具有类似今日研究生院的功能。其《研究规则》称:“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又未毕业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己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室报名”，经审查合格后入所研究。而“研究生遇必要时，可要求本学门主任与有关系之各学系教授会，代请本校教员及国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其次是专业研究机构的功能。事实上，申请入所的，不仅有研究生，也可以是本校教师和校外学者，或为教师和研究生共同组成的课题组，[4]而由国学门提供一定经费，其《组织大纲》规定:“本所各门设奖学金额若干名，每年给予国币若干元。”[5]研究人员的科研成果，则由编辑室负责编辑出版。第三是组织学术社团开展日常活动的功能。国学门的五会，不仅是研究室，同时又大多兼具社会学术团体常设机构的作用。其中歌谣研究会原先就是一个学术社团，并入国学门后，会员一度遍布全国十多个省；1923年和1924年相继成立的风俗调查会和方言调查会(后改名方言研究会)也都向校内外公开征求会员，并允许不在北京的人可作为“通讯会员”加入；考古学会的情况与此相类，只是专业性更强，成员不及前两者面广罢了。

国学门之所以采取这种多功能的体制，自有它实际的考虑。清末民初以来，新学人士要求在国内建立此类机构的设想或呼吁，大多不出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和法兰西学院(L`Institut' de France)两种模式。前者最初由一些民间学会组合而成，获英国皇家特许后，尽管得到政府的某些支持，但仍属独立的自治性社团，其制定章程、任命会员，皆无须任何形式的政府批准。在体制上，它并未建立自己的科研实体，而是通过指定研究项目、资助研究、制订计划，以及会员与外界联系和开展研讨会等方式，来实现其基本工作目标的。1923年陈训慈在《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中强调的学会组织，体制便近似此类。后者为法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下分五个学院，从事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等研究.为具有固定编制的实体性机构。民国初年马相伯等人倡议设置的函夏考文苑，即仿此制而来。两种模式，实各有所长，国学门的体制，应是在比较其间的利弊后作出的选择。蔡元培即认为：“清季的教育制度，于大学堂以上设通儒院，可以算是一种研究学术的机关。但这是法国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学院的成例，专备少数宿学极深研究，不是多数学者所能加入的。外国大学，每一科学，必有一研究所；研究所里面，有实验的仪器，参考的图书，陈列的标本，指导的范围，练习的课程，发行的杂志。”[6]他的观点，显然比较倾向于仿效西方大学研究所的制度。从当时北京大学财力有限，而学生及社会学术资源却相对丰富的实际出发，国学门采取研究所与学会结合的体制，以少数专家引导分散于社会的相关学术力量加入新国学运动的做法，对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工作能量和迅速扩大社会影响，应当说是十分有利的。

国学门成立后，高举“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大旗，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声威，迅速在学术界崛起，以致国内一些高校纷纷起而效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议决设立国学院，并制定了系统整理国学的计划书。1925年底，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并于次年，在原北大国学门成员沈兼士、林语堂、周树人、顾颉刚等人的加盟下，按照国学门的模式，制定了厦大国学院《研究院章程》和《办事细则》，设立了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等机构。而1928年1月正式成立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不但主事者中顾颉刚、商承祚、容肇祖等多出自国学门，在组织体制上，其所设之考古、语言、历史、民俗四学会，亦多仿国学门而来。

但与此同时，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起，高校也出现了另一类学术机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华国学研究院。该院创建于1925年，至1929年6月停办，先后延续四年，对其始末，孙敦恒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中，汇集相关档案资料和文献，作了较系统的记载。

从体制和功能看，清华国学研究院没有北大国学门那样复杂的建制和多功能特征，而纯粹是一个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机构。其《章程》明确规定：“本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选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

（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导师梁启超也一再对学生说:“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之成果也，目的乃专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并称“研究院的目的，是在养成大学者，但是大学者不是很快很短的时间所能养成的。”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应首先培养做学问的能力和良好习惯，“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须有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炼，使其治学方法与治学兴趣都经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有所成就”。围绕着这一目标，在学生的招收、学习和毕业等环节上，它都制定了一套相当规范的操作制度。

首先，学生入学须经严格的考试，“投考手续约分二步：第一步报名，听凭审查资格，合格者由本院发给准考证一纸。第二步持此证应考。考题分三部：第一部，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解答问题；第二部，作论文一篇；第三部专门学科，分经学、中国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学，或化学，或生物学)、普通语言学入门。考生于其中任择三门，作出答案，即为完卷。”考生在报考时，应根据自己选定的专业方向，按照《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正确填报应考门类，每个专业方向均须考六门(六份卷子)，内容涉及三至六个学科。

其次，对学生的管理也相当严格。在学期间，学员“须按期到院，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其研究采用个人自修和专任教授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学员一旦根据兴趣与志向择定导师(如研究课题需要，也可确定同时兼受几位教授指导)后，“不得更换，以免纷乱”。同时规定，教授除承担指导学生从事专题研究外，还须定期进行普通讲演，“所讲或为国学根柢之经史小学，或治学方法，或本人专门研究之心得。此种普通讲演，凡本院学员，均须到场听受”。为了促使学生潜心研究，在国学院第二次教务会议上，还特地作出了暂不刊发杂志的决定，理由是:“

1、杂志按期出版，内容材料难得精粹，若以照片祝词等充塞敷衍，于本院名声有损无益；

2、学生研究期限暂定一年，研究时间已苦无多，若再分心于杂志之著作及编辑，必荒学业；

3、佳作可刊入丛书，短篇可于周刊及学报中分别刊登。而编印丛书，由教授指导学生为之。”这一点，与北大国学门一开始就汲汲于学术期刊发布的做法也是不同的。

第三，学生毕业，发给正规的学历证书。凡“学员研究期满，其成绩经教授考核，认为合格者，由本院给予证书，其上载明该学员研究期限及题目，并由清华学校校长及教授签字。”[7]

这些都表明.清华国学研究院实施的是一种相当正规的研究生学历教育。

反观北大国学门，虽也兼具研究生教育的某些功能，但基本着眼点则在学术研究本身，而非通过高层次的学历教育来培养专业人才。其《组织大纲》第一条即强调，研究所之设，目的在为大学毕业生提供“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8]也即造成一种学术研究的新机制。国学门的整个运转大多围绕着入所人员的资格审核、研究项目的制定和组织实施、成果的审查和出版发布等环节展开。至于研究生，主要是作为一种科研力量，通过项目备案、联系指导教师、发放奖学金和成果认定等环节。甚至不住校而在外以“通讯研究”的方式，纳入国学门整个研究工作程序之中。而1925年6月蔡元培在谈到国学门三年多的工作时，强调的也是其在搜集、整理、发表研究成果方面的成就，称“若能广筹经费，多延同志，来此共同研究，将来学术上的贡献，一定可以增进”。[9]并不涉及研究生培养之情况，可见其关注重心之所在。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大国学门作为科研本位式的学术机构和清华国学研究院作为研究生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这两种体制，一度并行于我国高校系统，应当说是各有所长。但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国高校研究院所如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1932)、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1930-1931)、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1931-1932),辅仁大学研究院(1933-)等，其建构与实际运作越来越多地趋向选择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模式，其间原因，实颇堪玩味。

事实上，当北大国学门成立之时，我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尚处于初建阶段，不但大学数量极少，高校毕业生也十分有限，其所采取的研究生入所方法当系据此现实而制定。但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内大学教育己有了相当发展，据有关统计，1916年全国公私立大学仅北京大学、北洋大学、中国大学、山西大学、朝阳大学、大同学院、复旦公学等七所。至1927年，国立大学增至十七所，省立大学增至九所，经政府承认的私立大学亦达十所，总计十年之内，其数增至五倍以上。随着大学毕业生的增多，要求在毕业后继续进行专业深造的人数也逐年上升，这就为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基础。由于国学门对研究生的训练，主要采取了以研究项目管理为目标的方式。这种方式，在吸引校内外有关学术力量参与国学门的工作和研究方面，机制虽较灵活，但组织和管理都显得比较松散，其所招收的研究生，不少因采取了在校外进行“通讯研究”的方式，最后能完成论文者并不多。据统计1922至1927年间，经国学门审查合格的研究生至少有四十六人，但最后能提交论文的仅十人，成绩为十四种，[10]只占了不到22%的比例。相比之下，清华国学研究院由于形成了一套与西方现代教育制度接轨的规范化研究生教育制度，成效十分显著，其先后招收的四届学生共计七十余名，成才者甚众，其中不少很快成为蜚声我国文史哲和考古学领域的著名专家和领军人物，因而备受社会关注，自然也容易成为其他高校研究生教育模效的对象。另外，还应看到，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上述趋势和需求，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当局先于1928年5月召集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建立大学研究院，以为大学毕业生专事研究之机关，不定肄业年限。继于1934年5月公布《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对该机构设置要求、功能、研究生的招生和学习年限等作了明确规定。这一政策取向，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先前实行的制度正相吻合。于是，一些有实力之大学乃纷纷据以建立研究院所，以为高级专业人才学历和学位教育之机构，连北大国学门几经变故，也于1932年改为研究院文史部，1934年又按《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改组成了文科研究所。

不仅如此，国学门的多功能组织体制此时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反思。其三室五会的建制，虽然显示出现代学术制度开创者们大刀阔斧、拓展新宇的雄心，但由于工作兼顾面太广，以当时大学有限的财力和人力资源论，在实际操作中不免有些捉襟见肘。比如设立考古学会，本拟购地从事古迹发掘，但终因财力有限，不得不先以搜求古器物和调查古迹为主，以待“经费稍有余裕，再行组织发掘团，[11]直到1930年，才在河北易县对燕下都古城作了发掘。而歌谣研究会发动全体会员采集的歌谣谚语二万余首、故事和风俗调查数千篇，也“以经费不充足的缘故，没有印出来”。[12]更主要的，由于其主干多系兼职人员，研究工作之外，还承担着大量的教学任务，遇事剧之时，未免难于专一。对此，傅斯年后来曾检讨说：大学设研究院，虽有学生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优越条件，但其“不及专作研究院机关之便当处甚多。凡一事之需要较大量的设备、大规模的组织者，在大学各科并立的状态之下，颇难得一部分过分发展；而在专作研究之机关中，可以较少此样的限制。又如需要长期在外工作者，不是担任教科之教授所便于长久负荷的。此等事若依绝对的需要，也很应该在大学中作，因为大学的教师也正需要此等历练，不过在教书的任务之下，这事总不是可以为常的;若在专事研究的机关中，毫不受此等限制。”[13]傅斯年的这番话，实际上透尽了他对现代学术机构专业分工日趋细化的一种感受，这也是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终坚持实行严格的研究人员专任制(一般不许所内研究人员在外兼职)和分工制的原因之一。钱穆在回忆中即提到，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工作，“凡北大历史系毕业之成绩较优者，彼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14]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惟有如此专门，才易使研究达到一种精深的地步。

无论如何，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不仅北大国学门这一多功能学术组织体制在运行上难以为继，其他高校也很少采用这样的制度。实际上，由国学门初建时所兼具的三大功能，至此己在学术界被分解为三类专门的机构或团体，即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专门研究机构、以禹贡学会等为代表的专业学术社团和以各大学研究院所为主体的研究生教育培养机构。即使是同一学校内设有这三类组织机构，一般也不再将其合为一体来操作。从这个事实看起来，随着学术现代化进程在国内的推进和各类学术事业的多样化发展，要求单凭一个大学的实力去营建一种包容各类学术职能的机构，可能已相当困难。

这里，还应指出一点，当我们说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个研究生教育机构时，只是就其主要功能和工作目标而言的，实际上，它显然也是一个研究机构。这不仅因为研究院教师在指导研究生的同时，都在从事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即以研究生选定的论文题目而论，也都有相当高的学术含量和研究水准，而研究院对学生的训练，正是通过这类研究实践来完成的。如果把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北大国学门研究作一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在研究内容上，与国学门的重心主要落在新材料的发掘整理(如民间社会歌谣、风俗、方言等资料的征集、古器物的搜罗、明清档案史料资料的整理等)上不同，清华国学院主要集中在运用现代学术理念进行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期间虽有李济主持的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但这是李济入清华任职前就与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商定的合作项目，本不属国学院计划的常规工作。其次，在方法上，国学门强调的是建立一种合众的集体协作机制，其利用学会会员向全国各地大规模搜集民谣、民俗资料以及整理明清档案史料的工作，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而清华国学院则比较偏重于个人技能训练和自主研究，其章程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所获。”[15]这种比较传统的师生间小范围交流，对于无拘束地自由发挥思想，特别是从事精深的专题研究，显然也有其不可忽略的长处。

值得注意的是，国学门和清华国学院的上述不同研究风格，后来都被傅斯年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吸收。这不仅表现在其人员构成大多来自此两大系统(史语所初建时历史、语言和考古三大组主任陈寅格、赵元任和李济均出自清华国学研究院，各组成员则多出于北大)，在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方面，也都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两者的长处。应当说，这种现象，正是中国现代学术及其制度建设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从北大国学门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国现代高校学术机构的体制建设走过了其最初一段的摸索路程，它对我们在新形势下建设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术制度是否具有某种借鉴和参考意义呢?我想是有的。

参考文献：

[1][3][10]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2,92,89。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人民教育出版杜，1961：545,572,658—659。

[4]《国立能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规则》，《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574。

[5][8]《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组织大纲》，《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95,494。

[6][9]《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一览》序，《蔡元培全集》(第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41,342。

[7][15]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72，285，286，273，289，274，274。

[11]《研究所国学门古迹古物调查会启事》，《北大日刊》，1923-6-14：1。

[12]顾颉刚，《闽歌甲集》序，《闽歌甲集》，台北东方文化供应社影印本，1969：2。

[13]傅斯年，《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孟真先生集》（下编甲 时论）台湾大学出版社，1952：307。

[14]钱穆，《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168。

《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