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的教案

第一篇：司马迁与史记的教案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1、了解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

2、掌握司马迁写有《史记》一书《史记》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能力目标：

1、通过了解司马迁写《史记》的艰辛，学习司马迁“坚忍不拔”的精神，培养学生坚强不屈的意志品质，并用以指导自己在学习生活当中秉承这一思想，充满意志力，向着目标前进。

2、学会思考、搜集、分析和整理方法。

情感态度价值观：我们选择了体现中国人自古以来所提倡和传承的人文精神的先人，通过活动、了解我国历史上除孔子、司马迁外还有许多名人。了解他们的事迹，学习他们的精神，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以弘扬和传承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和人格魅力。

司马迁与《史记》的成书及其叙事艺术

知识点：

1、司马迁的生平；

2、《史记》的成书及其体例；

3、《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司马迁的生平

司马迁是今陕西韩城人，这个地方在当时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司马迁在这个地方长大，受到乡土文化的熏陶是可以想见的，他的很多灵气当然有着这种熏陶作用。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经是西汉的太史令，而且是个很勤奋的学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了他的求学过程，他的《论六家要旨》可以看出他有很深的学术功底，他的兼蓄并包的学术思想以及以道家为主的学术取向，对司马迁的影响一定很大。

司马迁在良好的家庭背景下长大，读书很多，转益多师，在孔安国那里学习古文《尚书》，在董仲舒那里学习公羊派《春秋》，后来他世袭父职，做了太史令，这使他有机会阅读国家所藏的很多书，他不仅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到各地去实证书上的记载，并在民间寻访过去的传说，在写古代圣贤的时候，司马迁读其书，论其世，知其人，比如在写孔子与孟子的时候，司马迁就反复读了他们的著作，在《史记》中，“余曾读……书，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这种句式是很常见的。在《史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司马迁出外探访的线索。正是因为在广阔的地域流下了他的足迹，才大大拓展了他的视野，为《史记》的写作搜集了许多新鲜的材料，他在游览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亲身感受后来都写进了他的书中。由于是太史令出身，司马迁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这种神圣的使命感既有史官的职责，也有父亲临终前的遗言促使，父亲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流泪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在《史记》中，司马迁一再以圣人自居，他写《史记》就是要继孔子序《春秋》和《易传》的，这种立言传名的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马迁因李陵案遭宫刑，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奇耻大辱，司马迁承受住了常人不能忍受的思想心理压力，正是他的史官使命感在支撑着他，也有儒家不朽思想的支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是一种史官职责，也是他的人生理念，但由于他自身的人生悲剧，使得《史记》一书感情激越，渗透着司马迁很多的主观色彩，而悲剧美也成为《史记》最明显的审美特征之一。可以说《史记》是司马迁的心灵史。

二、《史记》的成书及其体例

《史记》的编撰，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就已经开始了。李陵案受刑之后，司马迁入狱，出狱后，司马迁忍辱含垢，又开始继续写《史记》。前后经过了14年，《史记》的写作才基本完成。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这些文章的用意，我们可以在《太史公自序》中获知。《史记》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纪传体的体例，后世的正史多遵循之，因此鲁迅">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五种体例虽然各有区别，但却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叙述的历史年限上自轩辕黄帝，下至西汉武帝一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三、《史记》的叙事艺术

《史记》的主要文学价值，在于人物传记方面。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表现出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独特的叙事脉络。比如本纪和世家都是基本上以皇帝侯王为传主，但司马迁却以自己历史家的眼光，有所取舍。西汉惠帝虽然当政，却没有什么权力，因此不在本纪之列，项羽和吕后都曾经号令天下，因此传在本纪，孔子和陈胜的地位都可以和侯王相比，故司马迁将他们写在世家。这些都可以看出他独具只眼，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合乎逻辑归纳。

《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但又兼顾各个传记的内在联系，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传主的身份、主要活动事迹、学术源流等都是《史记》安排传主的原则。司马迁这种对人物传记顺序的巧妙安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就是一人一传，合传就是几个人在一篇传记之中，合传的编排原则也是以类相从。《史记》的合传通过对某一类型的人物描写，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面貌，也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在对事件表面现象的描述上，而是善于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因此，在《史记》一书中，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非常敏锐的历史学家的眼光和远见卓识。这些看法大都在《史记》的论赞中，如在评价项羽的成败功过时，司马迁就不赞成项羽自己所说的“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但这种因果关系的探究，有时候又使司马迁陷入宿命论的误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写李广的人生悲剧，一再强调“数奇”，这可能和他的史官身份有关。总之，司马迁虽然有的评价并不正确，但却很真实地表现出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成为一篇当中的灵魂所在，和他的人生遭遇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也是司马迁内心世界的展现。

《史记》的叙事，有详有略，对于事情的起因，往往详细描写，而对于事情的最终结果，往往略写。在每一篇当中，都有一个叙事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一般详细写，无关的则略写。这里面的取舍，和他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又和《左传》的写战争相似。总之，通过详和略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事情原因的展示。

司马迁驾驭材料，犹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通过对许多事件的剪裁和运用，以及对顺序、倒叙、正序和侧序的综合运用，再现了真实的历史画面，如《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等，通过白描、铺陈和渲染手法的运用，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另外，《史记》在叙述大事的同时，也不时穿插生活琐事。这些都构成了《史记》的厚重和真实。

第二节 《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和艺术风格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知识点：

1、《史记》的人物刻画；

2、《史记》的风格特征；

3、《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一、《史记》的人物刻画艺术

《史记》以描写人物见长，它的描写范围，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涉及的人物有四千多个，重要的人物有数百名。这么广阔的涉及面，是以前的史书所没有的。司马迁本人有立言不朽的思想，所以他对于虽出身卑贱但在历史上有卓越表现的布衣平民，抱有深切地同情，因此，他把许多下层人物写进书中，包括刺客、游侠、商人、方士等，而且这些人物也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史记》中的人物，各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特征，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同。比如同样写谋士，张良和陈平便一个神秘莫测，一个却富有人情味。在不同类的人物之间，反差会更大，使得《史记》成为一部人物的图鉴。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把握住人物的基本特征进行渲染，使人物形象的个性更加突出。如在《李将军列传》中，对李广祖传的射艺刻画很多。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记》的人物才个性鲜明。

司马迁在表现人物个性的时候，善于分析这些个性特征形成的原因，如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社会经历等各个方面的因素，这样就对人物的性格发展做了铺垫。如对樊哙的描写，他出身于屠户，所以一直是莽撞豪爽。但人物的个性刻画还有共性的东西，如《史记》人物共性有以下几点：一是知恩图报，以德报德。如韩信之于漂母，刘邦之于萧何；二是以牙还牙，以怨报怨。如李广之于霸陵尉，伍子胥之于楚平王；三是士为知己者死。如《魏公子列传》中的侯赢，《张耳陈余列传》中的贯高；四是富贵还乡。如项羽、苏秦等人。这些都是不同人物的共性之处。另外还有暴得富贵不详的描写。

总之，《史记》中的人物刻画，既有共性的描写，也有个性的刻画，个性和共性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使人物的不同侧面都得到了展现，人物有血有肉，生动丰满。在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身上，尤其如此，如对项羽和李斯的描写，对于他们的复杂性格可以说刻画得细致入微。对于这些复杂的性格刻画，有的是在同一篇中完成的，有的则采取旁见侧出法，也就是互见法，在不同的篇中来完成这种刻画。这些刻画大多是作者不好直接议论的，如对刘邦的刻画，在本传中写他的雄才大略，而在别的传中则表现出他的贪婪好色、自私傲慢等；又如对汉武帝的刻画，在《封禅书》中有很多微词。因此，要对《史记》中的人物做到全面了解，必须对全书进行仔细地阅读。

二、《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在写人物的时候，虽然也穿插了一些生活琐事，但更多的描写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上展开。这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韵，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作者把人物的命运进行不同侧面的展现，揭示人物命运中偶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关系。在叙事写人中，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者、演员，又把他们写成事件的造就者，通过描写，揭示出个体命运和历史时势的相互作用和复杂的关系，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阔画面，有很深的历史、人生哲学蕴含在里面。

由于作者自己的人生悲剧，使他在《史记》中刻画了一大批悲剧性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刻画得都很成功，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史记》的悲剧人物有很多种类型，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言，有的人物悲剧是当时的历史造成的，这类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主张和做法注定不会成功，因此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一些变法人物吴起、商鞅等；还有的悲剧人物是不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如田横及其所率领的五百义士。按照人物的性格来划分，有的悲剧人物是完美的，如一些刺客，有的悲剧人物的自身性格有某些缺陷，导致了他们人生的悲剧，如项羽。完美的东西陨灭了，悲剧的色彩就更加浓烈！

《史记》的悲剧之美，和作者自己的命运悲剧是密切相关的。在众多的悲剧人物刻画中，有很多司马迁个人的人生感慨和思索。司马迁写悲剧人物，无疑是“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在探索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时，司马迁表现出无限的感慨和怀疑，以及迷茫和无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司马迁对天道和天命的质疑。在列传中，第一篇《伯夷列传》很短，但主要的思想就是对人生命运的追寻的质疑，它似乎可以看作是列传的序言。

《史记》极富有传奇色彩。司马迁喜欢猎奇，在《史记》中，传说故事的描写为全书增加了许多神秘感。比如写刘邦的神奇发迹和张良的神秘，这些都不可以坐实来看，它更多地是表达一种微言大义。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神奇的效果。

三、《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

学的开端。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作为历史著作，它有着诗一样的意韵和魅力。他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记》一书中弘扬的人文精神，为后世作家树起一面光辉的旗帜。

第二，《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和语言特点，使后世很多散文作家竞相模仿学习。

第三，《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鲜明，为后世的小说创作积累了经验。

第四，《史记》的许多故事广为流传，成为后世小说戏曲的取材对象，如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

第二篇：教案——司马迁与《史记》

教案——司马迁与《史记》

教学目标：

1、司马迁生平与《史记》的成书

2、《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 教学重点和难点：

1、《史记》的叙事艺术

2、《史记》的人物刻画 教学方法： 讲授

课时安排：8课时

教学过程（内容、方法、步骤）：

导言

西汉王朝到武帝时期臻于鼎盛，文学创作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在政论散 文和辞赋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历史散文也出现了里程碑式的杰作，这就是由司 马迁撰写的《史记》。《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司马迁是汉代成就最高的散文家，他那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不朽的人格，以及挥洒自如的神来之笔，令后代文人仰慕不已，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想见其雄风。

第一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的成书、体例

一、司马迁的生平

1、家学渊源。司马迁（前145～？），字子长，夏阳龙门（今陕西省韩城）人。韩城古称少梁，春秋时先属秦，后属 晋，战国属魏，后又入于秦，屡为秦晋、秦魏战地，不少著名的战役都发生在那 里。司马迁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他“耕牧河山之阳”（《史记·太史公自序》），与农夫牧童为伴，在饱览故乡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相关的历 史传说和故事，乡土文化培育了司马迁的豪迈灵秀之气。

司马迁出生于世代史官的家庭，父亲司马谈做了三十年的太史令。当时的太史令执掌天文历算，兼管皇家典籍等事。故司马谈精通天文地理、史事典籍，且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造诣很深。司马迁早年即在文史职官的家庭氛围的熏陶与学者父亲的指导下悉心学习。据《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即是能阅读非汉代通行隶书所记载的籀文古籍，足见早慧与勤奋。他还转益多师，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这些，不但为他日后创作《史记》奠定深厚的知识积累，也有利融汇取舍各家精华，领悟独出机杼的史识。

2、漫游交友。司马迁入仕之前，曾有过一次相当广泛的漫游。“二十而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对他认识社会、寻稽史事，增强感性认识极有帮助。嗣后，司马迁担任郎中一职，作为汉武帝的侍从，就有更多的机会随武帝出巡或者奉命出使。他曾经出使西南，远至昆明；东达碣石，观览大海；西至空峒（今甘肃平凉），搜集传说；北登长城，缅怀古迹。他游览名山大川，考察风物古迹，搜求史料逸事，拜访古老遗贤。由此而开阔了视野，丰富了识见，辨订了真伪，也累积了他创作的志趣。今从《史记》各篇什中有关自述的稽考中获知，司马迁有着极为广泛的交游，与各色人等，广交朋友，特别与亲历史实和熟悉史事者及其后人多有交往，如樊哙之孙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苏武之父苏建、贾谊之孙贾嘉等，从这些人处获取有价值的史料，加深对传主的理解，从而使司马迁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3、受命修史。司马谈向有修史之志，他曾对司马迁说过：“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当时泛指的史书）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矣，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然而天不假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谈病重，自知不起，乃将他以前整理的一些史料，对司马迁作临终嘱托：“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含泪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阕。”（《史记·太史公自序》）自此，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下定了修史的决心。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与制订了著名的太初历。就在这一年（太初元年），开始了初名《太史公书》后亦即是《史记》的创作。

4、李陵之祸。正当司马迁潜心创作之时，却遭受了不测横祸。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友李广孙李陵率孤军深入匈奴境内，而以武帝宠姬李夫人兄李广利为统帅的后续大部队迟迟未至，以致寡不敌众，虽大挫敌人而终陷于败，只得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朝廷震惊。武帝焦虑；群臣忧惧，乃肆意攻击李陵。而司马迁以为，若就事论事，则李陵已功过相当；而推想李陵平生作为，以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适当时机）而报于汉。”于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指朝臣攻击）。”（《报任安书》）谁知武帝以为为李陵游说，即是委罪李广利，视为“诬上”，“卒从吏议”，论为宫刑。而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然司马迁因为之献身的《史记》“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忍受了这一奇耻大辱。就情理揆度之，似乎仅仅因为袒护李陵、指责李广利不至于获此重罪，故刘宋裴骃《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行宫刑处）。”此似较合理，至于其时景帝的本纪先成，亦不是不可能。清人赵铭提出司马迁原定死刑，因《史记》未成，自请就服腐刑。汉时有死刑改腐刑的先例，今细味《报任安书》，亦合情理，可备一说。

5、任中书令。三年以后，司马迁才遇赦出狱，改任中书令，忍辱含垢，继续他《史记》的创作。在《报任安书》（其作时有公元前93年与公元前91年两说）中，有“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凡百三十篇。”可见其时，司马迁之于《史记》，是基本写完了的。

6、自隐而终。司马迁大约死于此时之稍后的公元前87年左右，与汉武帝约略相始终。而其卒年的确切时间，则尚难论定。

二、《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通史，“上计轩辕（传说中中华民族的祖先黄帝），下至于兹（司马迁生活的汉武帝时代）”，计三千年。《史记》的体例是全新的，是由司马迁一手创制的。此前的《春秋》、《左传》为编年体，《国语》、《战国策》是国别体；而《史记》则为记述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司马迁根据历史人物对历史所起作用的大小，分为“本纪”十二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三个档次；“表”十篇是按世代年月谱列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作为本纪记事的补充；“书”八篇则是记载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的专篇。全书计凡五十二万余字。其中本纪、世家、列传是全书的主体。十二本纪按帝王 世代顺序记叙各朝兴衰终始，十表排列帝王侯国间大事，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门论述，世家主要是贵族之家的历史，列传是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传记。

《史记》这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在体例上冲破了以往历史 散文的局限，能够把更多的内容纳入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 貌。此五种体例，除了表以外，在篇末一般均有以“太史公”领起的一段评赞。这些评赞，有的是补充自己调查得来的史实的说明，有的是用传说异闻加以印证，更多的是发表自己的见解，表示褒贬的评述。

第二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司马迁的史识与《史记》的思想内容。

一、司马迁的史识是欲借《史记》以“立言”

史书的思想内容由史识决定，史识又由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决定。《史记》的思想内容极为繁富复杂，这既与通史的客观要求有关，也与私家著述、作者的生平际遇、作者的学养世界观有关。

第一，私家著述。

作为私家著述的《史记》，本拟“藏之名山”，未必即为当代君王作鉴，因此少有官修史书的正统观念，在采取史料、选择传主、臧否评述诸方面可以有相当的主观色彩与自由度。叙事即秉笔直书，评论则不隐善恶。这在传主的选择上，尤其明显。本纪本是帝王君主正传，项羽本是秦末义军中的一支，且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对立面，司马迁见到他在推翻暴秦中的作用，于是置于本纪之列。陈涉向被认为“才能不及中人”的“氓隶之人，迁徙之徒”（贾谊《过秦论》），司马迁亦因其推翻暴秦的首功而将其列为与圣人周公孔子、公侯张良萧何并列的世家。“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吕后亦列为本纪。这里可以看出司马迁不尚虚空的名位，具有以历史作用分类的素朴的唯物主义史学观。由于私家撰述，还可以将正史所鄙弃的小人物如优伶、游侠，不能登上正史殿堂如酷吏、佞幸亦以作传。这里可以看出，在细小方面，已经不再以历史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而是以“趣味”、审美作用作为取舍的标准。今人读来，具有一定的野史意味。这显然是与私修有着因果关系的。

第二，生平际遇。

司马迁正在写作《史记》而牵累遭受李陵之祸，蒙受奇耻大辱的腐刑，这也对创作动机、目的带来重大影响。从父亲处接受遗志，乃在“今汉兴，海内一统”，为“明主贤君”颂德，为“忠臣义士”歌功，为他们治国作鉴，这也应当是司马迁的初衷。然而他后来顿遭横祸，倍感怨愤，影响着修史的动机。这在他遭受腐刑以后写的《报任安书》中有鲜明的表示：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为……凡百三十篇。

因此，司马迁在受腐刑后“终不可用”的情状下，“述往事，思来者”，即写《史记》确实有“发愤”而作以及“思垂空文以自现”的意味。正是这一变故引起的思想转折，使得司马迁把目光更关注悲剧人物，并赋予深切同情，借此表达自己的心中郁愤。

第三，司马迁进步的世界观。

紧接以上引文的，还有有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可以理解为所以修史的夫子自道。“究天人之际”，指的是探求天意与人事、人道的关系，（这里大的指朝代的兴替，小的指个人的成败际遇）司马迁在叙写“史记”的过程中，虽然免不了采用一些在“天意”、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的传说与荒诞故事，而评述史事时，对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每持怀疑的态度。在《项羽本纪》的“太史公曰”中，对项羽把失败归为“天之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则以“岂不谬哉”予以否定。在《伯夷列传》中亦有“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等等，表明着对天意天道的怀疑。所以，“究天人之际”不是已有的结论，而是表示作者探究的“预设目标”，－－天人之间是否有感应？假如有，是怎样的关系？抑或并没有关系？“通古今之变”，即是该篇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另本为‘纪’为‘理’）”，从朝代兴替的史实中探求某些必然的规律，以达到“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目的；“成一家之言”，亦即儒家所崇尚的“立功、立德、立言”中最难、最高层次的立言的问题。这里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他创纂的叙史新体制，有他的史识，有他的政见，亦即政治理想，等等。假如概而言之，“成一家之言”，是他希望自己写的《史记》，能犹如孔子写《春秋》一样成为后世为人、处事、治国的宝典。《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人何敢让焉！‛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际，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这里已把司马迁写《史记》以“立言”的用意说得十分明白，他自许是很高的，把自己看成五百年出一个的、与周公、孔子相仿佛的圣人，能承担撰写如《春秋》一般不朽经典的学者。

二、《史记》的思想内容

从史学的角度说，是客观地再现了我国古代三千年的文明史；从文学的角度说，是形象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本质。

第一、《史记》首先是筚路蓝缕地整理记载了从中华民族的远古始祖黄帝到他那个时代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内容涉及朝代兴替、政治军事、天文地理、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少数民族、域外风情，为后人留下了一部让人较为可信的历史，或者可供参核的史料。虽然早期的历史是粗线条勾勒，但弥足珍贵，其保留史料的贡献，功德无量。而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则详尽真实，足称信史。

第二、客观再现“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真理。此前的史籍，是朝廷史官所修，是统治者的历史，“英雄”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除了记述帝王将相在更迭政权中的事迹与作用以外，还叙写了贩夫走卒、辩士刺客、医师儒生、优伶术士、屠夫游侠等底层百姓。叙写了他们的智慧机巧，以及在重大事件中不可或缺的功用，客观说明他们也是创造历史的力量。《史记·刘敬叔孙通》中说道：“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细微，定海内，计谋用兵，可谓尽之矣。然而刘敬脱輓輅一说，建万世之安，智岂可专邪！”这正是司马迁看到下层百姓的智慧及其作用。把佣耕的戍卒陈涉推上世家的地位，当然是更能说明问题的。

第三、《史记》还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品格，记述与保留了中华民族先祖的文化、文明。《史记·八书》较为集中地记载了先民百科知识以及国家典章制度、民间风俗礼仪的变迁。司马迁是太史令，是历法专家，参与制订太初历。在《天官书》里记载了许多星体、星座，并说明它们出现的时间与运行的情况；《平准书》记载了西汉币制的演进；《河渠书》记载了兴修水利及与自然灾害斗争的情况；《礼书》记载了礼仪的变化过程。在《史记》里出现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存意识，认识到匈奴民族寻找水草而迁移的习性及其由此而得出匈奴民族擅长攻战本领的原因。《史记》首创的《货殖列传》不但为工商业者列传，还记述了经商交易的情况，乃至商业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四、《史记》能以较为客观平等的态度记述当时的少数民族，展示我国古来就是多民族国家这一史实；还鲜明地体现了民族大一统的主张。《史记》中首创民族史传，在七十列传中达六篇之多，即分别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记载了这些民族的风俗民情，记载了他们与汉民族的关系，还表达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不断融合的关系，甚至都是黄帝子孙的意思。例如，《六国年表》有“禹兴于西羌”而后为夏之祖的记载；《秦本纪》中的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对于非中原地区的列国，如南方的吴国，“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越王勾践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楚世家》）“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东越列传》）《史记》的这些记述，显然表明中国本来就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意思。

三、《史记》的进步倾向

第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入史传者讳；记述君王，不但隐其恶，还当虚其美。这就是《史记》以外的其他史书的共同倾向。但是《史记》却不是如此，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所持的褒贬尺度，能以较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的视角，展示传主的“真人”面貌。平民百姓是如此，帝王将相也是如此；历史上的帝王如此，当代的君王也是如此。司马迁对这些帝王，既写他们的功绩与作为，也写他们的缺失与不足，甚至暴露他们的残忍与暴虐。刘邦在推翻暴秦，统一全国，发展经济，强盛国力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当时封建统治者的御用文人、星相术家大谈阴阳五行之学，把开国君王刘邦渲染成君命天受之人。司马迁则不信这一套，把刘邦当常人写。既写刘邦的深谋远虑、从善如流、坚忍不拔而在夺取政权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写他市井游民甚至歹徒的品性。刘邦起事前，游手好闲，不事产业，曾被父亲责备为不如老二（刘邦行三）勤治家业。取得天下后，修好宫殿，大宴群臣。当众臣之面，翻起老账，责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老二）力。今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叔孙通制定朝仪，引群臣礼拜，竟说“吾今日乃知皇帝之贵也”，这两例体现了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司马迁特别用了它篇“互见”的手法，对刘邦的丑行作了无情揭露。在《项羽本纪》中，记述刘邦在项羽军追逐下，为轻车逃命，几次将自己的儿子孝惠、女儿鲁元往车下推，几次被车夫“收载”。一次项羽被围，军粮断绝。项羽以杀刘邦父亲作要挟，刘邦竟然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也，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这不完全是无赖吗？在《淮阴侯列传》里，借韩信之口，道出了“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士亡”，深刻揭露了最高统治者一旦取得政权，翻脸不认人，残杀功臣的狰狞面目。

司马迁对历史上的帝王不予讳饰，对当代的帝王亦是如此。《太史公自序》中说曾作《今上（指武帝）本纪》，而今见的是《孝武（即武帝）本纪》，可能因触忌太多，已被改写。但是，司马迁还是通过它篇互见的手法，给予巧妙的讽刺与揭露。在《封禅书》里，记述了汉武帝的愚昧昏庸、荒唐滑稽；在《平准书》里记述了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而在《酷吏列传》里，通过对酷吏行为的反映出武帝、以及武帝的统治。杜周治狱，“上所挤（打击）之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现）其冤状。”（为释狱准备）王温舒任河内太守，大肆捕人，“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法令，立春后不能用刑，竟遗憾地说：“嗟乎！令冬月益展（延长）一月，足吾事（刑人）矣！”这不是一个草菅人命的刽子手吗？司马迁冷峻地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对历史上的暴君如夏桀、商纣、秦始皇的揭露自不待言。项羽的悲剧遭际，引起了作者极大的共鸣，倾注了自己的同情。但是，司马迁并不因此而有所讳饰。还是揭露了他的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妇人之仁。

第二，同情人民的反对强暴的斗争。历来统治者把老百姓的反抗称为“作乱”，把作乱的百姓称为盗贼。但司马迁在《史记》里对历史上的老百姓反抗强暴的斗争持同情歌颂的态度。把陈涉列为“世家”，这从别的封建朝廷的的史官说来，简直匪夷所思。司马迁还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秦失其政而陈胜发迹。”把陈涉已视为与汤武同列。司马迁的反暴政的人民性倾向，使得历史上的反暴政的志士成了《史记》中歌颂的对象。《刺客列传》里的曹沫劫齐桓公、专诸刺吴王僚、豫让刺赵襄子、聂政刺韩相侠累、荆轲刺秦王政等，司马迁都作了热情的歌颂。《史记》还热情歌颂游侠之士铲除暴虐的正义行为。讴歌爱国志士和对历史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司马迁对屈原爱国遭冤、怀石自沉充满同情。《屈原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流泪，想见其为人。”字里行间，充满景仰与同情。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充满激情讴歌了蔺相如的机智勇敢，特别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崇高品质。在《李将军列传》塑造了一个热爱士卒、身先表率、勇敢善战、清廉正直的爱国将领。这些鲜明的倾向充分表明了《史记》的进步性与人民性。

第三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叙事艺术。

一、《史记》人物传记的巧妙安排与叙事线索

第一、传主的选择以尊重历史为依据。《史记》一书最有文学价值的是人物传记。司马迁在编排人物传记时显示出 高超的技巧，使它生动地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脉络。

本纪、世家的传主基本上都是传说或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皇帝侯王，根据政治 地位决定他们入本纪还是入世家。但情况又不尽然，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没起什么作用，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 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虽然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 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 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上述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 是合乎逻辑的归纳。

第二，《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基本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 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如：司马穰苴、孙武、吴起、伍子胥都是军 事家，所以，他们的传记前后相次。苏秦、张仪是战国策士，他们的传记也紧紧 相连。再看西汉人物传记：韩长孺、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抗击匈奴的将领，故韩长孺、李广传记后面插入《匈奴列传》，然后是卫青、霍去病的传记。公孙 弘、主父偃都以伐匈奴，通西南夷为非，曾上书谏止，他们二人传记列在卫青、霍去病之后，接着是《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曾奉命出使西南，所以，他的传 记在《西南夷列传》之后，通过叙述西汉中央王朝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使几位 相关人物的传记以类相从，前后相次，发展轮廓非常清晰，司马迁对人物传记次 序的巧妙编排，造成了《史记》一书婉转多变的叙事脉络，在明灭起伏中体现了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第三，《史记》的人物传记有分传，有合传。分传即人各一传，合传是把几个人的 传记在一起，写成一篇传记。合传都是以类相从，把某些相同类型的人物放在一 起，《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循吏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等，都是为专门人物设立的合传。在人物合传中，历史和逻辑的 统一有时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叙事手法非常高超。《廉颇蔺相如列传》首叙廉 颇事迹，很快又引入蔺相如，然后叙述两人的交欢恩怨，中间又插入赵奢、李牧 传记，最后以廉颇事终结。这篇传记叙述的都是赵国将相的事迹，可谓以类相从，是合乎逻辑的归纳；通过叙述这四位将相的事迹，又生动地展现了赵国兴亡的历 程，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张丞相列传》是以御史大夫一职联缀诸人，其中 的传主有张苍、周苛、周昌、赵光、任敖、曹窟，他们都曾任御史大夫，最后又 以张苍任御史大夫终结，勾勒出了西汉前期御史大夫任职情况的变迁轨迹，涉及 一系列相关的事件。《酷吏列传》叙酷吏十人，错综联络，总成一篇文字，宁成 传附郅都事，称宁成治效郅都；张汤传附赵禹事，义纵传附宁成事，杨仆传附王 温舒事。各传之间血脉贯通，前后回应，全面地反映了始于景帝而盛于武帝的酷 吏群体。通过叙述某一类型人物的所作所为，描绘出特定领域的总体风貌，人物 合传以这种方式集中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二、《史记》的叙事善于揭示事件的因果关系

第一，《史记》的叙事没有停留于对表面现象的陈述，而追根溯源，揭示出隐藏在深层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具有敏锐的 目光和正确的判断力。他批判项羽“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的说法，认为项羽失 败的原因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欲以力征经营天下”（《项羽本纪》）。在分析造成吴起乱箭穿身悲惨结局的原因时，认为这缘于他的“刻暴少恩”（《孙子吴起列传》。以上见解都是很精辟的。

第二，司马迁在探寻因果关系的时候，往往也误入宿命论的歧途。司马迁对于事件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原始 动因，在叙事时反复加以强调，成为贯穿人物传记的主线。在叙述李广事迹时，突出这位名将的不遇，写他总是遭受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而对于大将军卫青，则以“天幸”二字为叙事主宰。讲述卫子夫如何得到武帝宠爱、立为皇后，以及 卫青尚平原公主等事，都突出卫家的幸运。在《留侯世家》一文中，又侧重于所 谓的天意。黄石公授张良兵书是天意，张良称刘邦成功是天授，自己有机会为刘 邦出谋画策也是天授。司马迁对许多历史事件、人物命运因果关系的判 断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对始因的苦苦思索和在行文中的自觉揭示，使得人物 传记血脉贯通，各篇都有自己的灵魂，有统摄全篇的主导思想。

第三，《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 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李斯列传》开头写 了李斯这样一件事：“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 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各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 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一件生活琐事，但却集中反 映了李斯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为了摆脱厕鼠的处境而成为仓鼠那样的食利者，于是向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前往秦国游说，在和荀子告别时又说道：“故 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坦率，和他把厕鼠、仓鼠 进行对比时所发的感慨一脉相承。苦于贫贱而贪恋富贵，是李斯人生观、价值观 的核心，这种思想是他人生之梦得以实现的动力，也是葬送他身家性命的祸根。《史记》人物传记写了许多生活琐事，司马迁之所以对这些生活琐事详加叙述，就在于它们在人物的活动中带有原始动因的性质，是诸多事象得以生成的根源。《史记》各篇都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主线相关的事件都是详写的对象。总之，《史记》许多篇章的详写 与略写，往往和对因果律的展示密切相关。

三、《史记》善于处理复杂的场面，显示出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 第一，司马迁善于运用多种叙事方式，来处理头 绪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错杂的重大场面，条理清晰，有很强的驾驭材料的能力。如《陈涉世家》，把秦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千头万绪的事件非常 清晰地勾勒出来。西汉前期的重大事件莫过于诸吕之乱和七国之反，这两个事件 分别见于《吕后本纪》、《孝文本纪》、《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列传》等 篇目。在叙述这两个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时，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 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 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第二，《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写荆轲刺秦王是险象 环生、惊心动魄（《刺客列传》）；写鸿门宴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项羽本 纪》）；写灌夫骂座和东廷辩论则或冷或热，对比鲜明（《魏其武安侯列传》）； 写长乐宫诸侯君臣始朝仪，则秩序井然，庄严肃穆（《刘敬叔孙通列传》）。不 同场面有不同的气氛，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 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固然时而穿插生活琐事，但司马迁更善 于写复杂事件、重大场面，这也是《史记》一书的厚重之处。

第四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人物刻画。

《史记》中的“纪”、“传”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散文，通过展示人物的 活动而再现多彩的历史画面。本纪、世家、列传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自帝 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所涉人物四千多个，重要人物数百名。《史记》在人物形象刻画上取得杰出的成就。

一、善于选择与提炼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与环境，突出表现传主的主导性格。

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就表明司马迁对纷繁的历史事件，是从叙史与传人的角度精心认真选择的。蔺相如的形象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忠主导下的智、勇、义。而作者选择叙写的“完璧归赵”正反映蔺相如的忠与智，“渑池之会”反映蔺相如的忠与勇，“负荆请罪”反映蔺相如的忠与义。李广以勇武闻名于史，以“数奇”同情于人。司马迁在其“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中”选择了“上郡遭遇战”、“雁门出击战”、“右北平之战”、“随卫青击匈奴”四次叙写。前三次极写其英勇无比，战功卓著而不及封侯，已隐其“数奇”；第四次统帅卫青徇私贪功，不允李广先锋之请，反令李广远饶东道接应，李广迷路，未能及时赶上，致使不能擒获单于。卫青责罪李广，李广不愿受辱而“自颈”，一代名将就此殒命，其“数奇”令人慨叹。在司马迁精心结撰的《项羽本纪》中，着重描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桩事件典型而深刻地展示了项羽由盛而衰，由衰而亡的三部曲。这些都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司马迁选择典型事件的艺术匠心。而从鸿门宴一节的叙述，又使我们窥知司马迁已经十分纯熟地掌握利用典型环境塑造人物的技巧。从宴前的决定“击破沛公军”，到接受刘邦“臣之不敢倍（背）德”的谢罪；从趁谢罪之机以瓮中捉鳖的决策到被刘邦花言巧语的迷惑导致临机措手的犹豫；从项庄樊哙对舞的剑拔弩张到刘邦如厕“间（趁小路）遁”的烟消云散，仅通过筵席的场景把项羽的既刚愎自用又优柔寡断，既匹夫之忍又妇人之仁刻划得深刻形象。还把刘邦的虚伪狡猾、张良的机智从容、樊哙的粗鲁勇敢、范增的深谋远虑的性格得以展示。又如“荆轲刺秦王”的环境描写对荆轲品格的衬托：在“易水送别”一节，“至易水之上，既祖（祭祀祖先），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通过这一环境烘托，其慷慨悲壮，油然而生。而“秦廷惊变”一节，舞阳色变振恐，秦臣怪而异之，荆轲顾笑解释，已是先声夺人。接着是图穷而匕首现，荆轲左手扯秦王袖，右手持匕首逐之；秦王一边环柱逃走，一边拔剑未出；群臣惊愕，提示秦王负剑再拔；侍医夏无且举药囊击轲，方使秦王拔剑击轲。此等场景，如现目前。荆轲的悲壮舍生，越发感人。

二、渲染细节，雕琢对话，精细刻划人物的个性

这是文学的艺术手段，司马迁运用得炉火纯青。陈涉的佣耕之叹可见其素有大志，张良为圯上老人进履可见隐忍在成大事中的作用，韩信受胯下之辱以见大丈夫能屈能伸，张汤审盗肉之鼠可见其日后审人之残酷。写士兵“乐从李广”，只“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尽见其因；写周亚夫治军，只“已而至细柳军，军士吏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毕现其严。至于对话描写，鸿门宴张良招樊哙，樊哙只“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足见其忠勇拼命。范增怂恿项庄刺刘邦，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以明刺刘之重要；及至刘邦逃脱，只作如下改：“吾属今为之虏矣！”其懊丧之情，溢于言表。韩信平齐，欲代齐王，有以下一节：

（韩信）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暂时代理）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其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韩信贪婪于齐王位，以冠冕堂皇之言要挟刘邦封他，野心可见端倪；刘邦自是洞若观火，故而大骂。张良、陈平权衡利弊，附耳建言。汉王亦悟而速改以“复骂”，表示前骂意在亲昵！短短一段的细节与对话，把韩信的贪婪与机诈，刘邦敏捷与虚伪，良、平的审时度势刻划得活灵活现。

三、同类合传，比照衬托，在比较中显现个性。

在列传的构撰时，司马迁用了专传、合传、类传三种形式。专传是一篇一个传主；合传是两人以上的合一篇传记，如《屈原贾生列传》、《孙子吴起列传》；类传则是同类之人，合为一篇，如《儒林列传》、《滑稽列传》等。合、类两传，每每打破时代界限，其类比的用心十分明显，这还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司马迁在单篇以及相对独立的篇章中也十分自如地运用比较的方法的。诸如秦廷惊变中荆轲与秦舞阳，鸿门宴中的刘邦与项羽、张良与范增、项庄与项梁，《李将军列传》中的李广与程不识等。对比，是人物叙写中最容易显示不同个性以及区别同中之异、异中有同的方法。

四、通过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个性。

心理描写在《史记》之前的记叙文中是极为罕见的，而在《史记》中却较为常见。他所常用的方法有独白，如《李斯列传》中李斯入仓见鼠时感慨而作的独白；对话，如陈涉与佣耕者的对话；啸歌，如荆轲的《易水歌》、项羽的《垓下歌》等。心理描写能直抒传主胸臆，窥其理想志趣。

五、司马迁在记写史实的时候，还用了“互见法”

“互见法”即一篇中已叙之事，它篇省略。如“鸿门宴”一节叙写刘、项，难分主次；而其事既见于《项羽本纪》，则在《高祖本纪》中略去。这固然出于详略剪裁的需要，有时还在于他褒贬历史人物的角度的选择。在《高祖本纪》里，作为本传，司马迁对刘邦多作正面描写，而凡是贬的方面，大多互见于它篇。如《项羽本纪》写刘邦推儿女下车；项羽以杀刘邦之父要挟刘邦，刘邦说“幸分一杯羹”。《淮阴侯列传》用“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中揭露刘邦杀功臣的卑劣等。

六、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采用多维透视的方法，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多方面的性 格特征，有血有肉，生动丰满。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 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噁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 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兒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 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对于李斯这个人物，司马迁反 复刻画他外似刚愎而内实游移的矛盾状态：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形势下，他想 知难而退，却又贪恋富贵，下不了决心；在赵高废立之际，开始像是要以身殉国，经赵高劝之以利害，马上退缩妥协；对于秦二世的无道，本想犯颜直谏，一旦二 世责问，立刻苟合求容。李斯的双重人格表现得非常充分，一个内心分裂的可悲 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一方面能把握他的基本特征，同时对其性 格的次要方面也能给予充分的重视，多侧面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风貌。

第五课时

本节讲授《史记》的风格特征。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 然也从琐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 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司马迁不 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 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这就使得《史记》 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第一，司马迁善于把笔下的人物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表现，在叙述一系列重 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展示个人命运偶然性中所体现的历史必然性。在《苏秦列 传》和《张仪列传》中，司马迁对于战国诸侯间微妙复杂的利害关系反复和予以 演示，以七国争雄为背景展开了广阔的画面。苏秦、张仪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形势 的特点，抓住了机遇，相继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成为那个时代的倾危之 士。陈平年轻时就胸怀大志，足智多谋，适逢秦末**和楚汉相争，于是他大显 身手，屡献奇计。他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使楚霸王失去“亚父”这位谋士。荥 阳被困，他令二千女子夜出东城门迷惑楚军，刘邦得以出西城门脱险。是他暗示 刘邦封韩信为齐王以稳定形势，又是他建议刘邦的伪游云梦泽而借机擒韩信。刘 邦在平城被匈奴围困七日，又是陈平出奇计化险为夷。陈平所献五计，无一不是 关系到刘邦的生死存亡、关系到天下的兴衰安危。陈平这位谋士的形象，也就在 驾驭历史风云的过程中日益丰满。《史记》中的人物形形色色，或卑琐、或伟岸； 有的先荣后辱，有的先辱后荣；有的事业成功，人生幸运，也有的虽然事业成功 却命运悲惨。司马迁既把他们写成重大事件的导演、演员，又把他们写成重大事 件的产兒，通过描写、叙述他们对时势、潮流的顺应与抗拒、对历史机遇的及时 把握与失之交臂，以如椽巨笔勾勒出历史和人生的壮廓画面，点出其中蕴含的哲 理。

第二，《史记》成功地塑造 了一大批悲剧人物形象，使全书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

《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有多种类型。按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论，有些 悲剧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悲剧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尽管他们的主张 是正确的，但由于当时的条件还不成熟，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甚至献出 了生命，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籓的贾谊、晁错，都是这类悲剧英雄。还有一类悲剧人物尽管死得非常壮烈，但他们的悲剧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 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田横是司马迁着力描写的英雄人物，他兵败之后不愿意投降汉朝而自杀，其随从和东海五百义士也相继殉难，涌现出 的是一个悲剧群体。从本质上看，田横所要维持的不过是诸侯称雄、列国割据的 局面，早已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田横相信已经过时的制度仍然是合理的，并为 之而奋斗拼搏，这就决定了他必然成为悲剧人物。《史记》中许多反抗中央朝廷 的诸侯王，都属于这类相信旧制度合理性的悲剧人物。《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 其品格划分，又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赵世家》中为保护赵氏孤兒而付出巨 大牺牲的义士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都 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他们的所作所为几乎无可挑剔，是把身上最 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是完美型的悲剧英雄。还有一些悲剧人物的品格存在 明显的弱点，由这些弱点而导致的失误最终毁灭了自身。但由于他们终归是英雄，所以其毁灭也是悲剧性的。这类缺失型悲剧英雄以项羽为代表，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得慷慨壮烈，他的弱点也暴露得非常明显，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本身的缺欠。

第三，《史记》富有传奇色彩

司马迁喜欢猎奇，把许多传说故事写入人物传记中，造成一种神秘感。写秦始皇晚年行迹，穿插许多怪异反常的事情，以及神灵的出 没，用以预示秦王朝末日的到来。写汉高祖发迹，则用刘媪感蛟龙而生子，刘邦 醉斩巨蛇等传说以显示他的灵异。除了类似荒诞不经的传说之外，《史记》所写 的许多真人真事也带有传奇色彩。鲁仲连为人排患解难而无所取，超然远引，终 身不复见，是一位奇士。《留侯世家》中的张良是位传奇人物，文中出现的商山 四皓同样来得突兀，恍若神仙。《史记》中的许多故事都疏离常规，出乎人的意 料之外，也富有传奇性。《外戚世家》中的薄夫人因遭冷落而大富大贵，窦姬本 欲入赵王府而宦官误赐代王，她却阴错阳差成了皇后。这些宫廷故事也是表现人 生命运的不可捉摸，但它酿成的不是悲剧，而是喜剧。《史记》的传奇性还源于司马迁叙事写人的笔法。司马迁为文疏荡多变，忽起忽 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起灭转接，令人莫测端倪。《伯夷列传》是为伯夷、叔齐作传，但却以议论开篇，又引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为伯夷、叔齐作陪衬，几乎使人不辨宾主。叙伯夷、叔齐事迹后，在议论中引出颜渊、盗跖，从正反两 方面说开。结尾点题，指出砥行立名者必附青云之士才能流传后世。通篇意到笔 随，纵横变化，烟云缭绕，扑朔迷离。《史记》的章法、句法、用词都有许多独 特之处，它别出心裁，不蹈故常，摇曳回荡，跌宕有致，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 传奇效果。

第六课时

本节主要讲授《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传记文学的开端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中 国古代史传文学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和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但是，以人物为 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却是司马迁的首创。《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 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第二、先秦文学传统的继承融汇

《史记》是传记文学名著，但它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史记》指次古今，出入风骚，对《诗经》和《楚辞》均有继承，同时，战国散文那种酣暢淋漓的风 格也为《史记》所借鉴，充分体现了大一统王朝中各种文学传统的融汇。

第三、人文精神的弘扬

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 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 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 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第四、古代散文的楷模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 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 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 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史记》语言多是单行奇 字，不刻意追求对仗工稳，亦不避讳重复用字，形式自由，不拘一格。正因为如 此，历史上的古文家在批评骈俪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和纠正艰涩古奥文风时，都要 标举《史记》，把它视为古文的典范。

第五、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许多基本手法，在《史记》中都已经开始运用，如：使用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语言，通过具体事件或生活琐事显示人物性格，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从唐传奇到明清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都可以见到《史记》的痕迹。同时，古代作家还从写法上探讨《 史记》与小说的关系，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

第六、《史记》中的故事成为后代戏剧的取材对象

《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 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 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 舞台，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后来 的京剧也有不少剧目取材于《史记》。

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 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思考与练习】

1、如何理解鲁迅先生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2、何为‚互见法‛？其对塑造人物形象有何作用？

3、《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价值 【阅读书目】

1、《史记新论》白寿彝著，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2、《史记研究》，张大可著，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

3、《史记文学成就论稿》，可永雪著，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三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正因为揭露现实的透彻，司马迁被处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司马迁用历史人物在不幸的境遇中著书的故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努力著述，把其余的一切均抛诸脑后。“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连精神都有点恍恍忽忽了。内心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悲愤，“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

只要坚持不懈，总会见到了阳光的。在司马迁53岁时，完成了《史记》的著述。他在给朋友的信上这样说道：“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十二本记》、《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自此以后，司马迁的事迹已无从可考，只是在他的一篇《感士不遇赋》里，诉说道：“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饱经忧患，感慨而又深沉的老人，坚持理想、百折不挠的复杂而又痛苦的心情。所以鲁迅先生生前给予《史记》高度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四篇：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90年），西汉著名史学家。其父司马谈是汉朝太史令（掌管起草文书、编写史料，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的官职）。司马迁10岁开始诵读“古文”典籍，20岁那年开始漫游生活，游踪遍及南北，到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归来后，初任郎中，曾出使西南各地。此外，还多次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这些实践活动，丰富了司马迁的历史知识和生活经验，扩大了司马迁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的经济生活，体会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这对他后来著作《史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元前110年，司马谈临终前把自己著作历史的理想和愿望留给司马迁。三年后，司马迁迁任太史令，开始在“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阅读、整理历史材料。这样，经过了四五年的准备，公元前104年正式写作《史记》。这年司马迁42岁。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灾难降临在他的头上。公元前99年，李陵抗击匈奴，兵败投降，朝廷震惊。司马迁认为李陵投降出于一时无奈，必将寻找机会报答汉朝。正好汉武帝问他对此事的看法，他就把想法说了。汉武帝大怒。司马迁被下狱并受宫刑。这是对他极大的摧残和侮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还没有写完，于是本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信念，从“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秋失明，厥有《国语》”等先贤那里受到启

发，决心“隐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愿。经过大概十年的辛勤写作，司马迁终于在忍辱发愤的境遇中完成了《史记》这部历史宏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525400字。“本纪”叙述帝王的政绩；“表”是各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世家”叙述贵族王侯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纪。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发展。

《史记》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并没有摆脱英雄史观。但司马迁尊重历史事实，富有求实精神，有些方面突破了封建正统思想，如肯定陈胜、吴广反秦起义的正义性；对刘邦，固然没有抹杀他统一楚汉纷争、建立国家的伟大作用，但也没有对他虚伪、狡诈、无赖品质的揭露；在《酷吏列传》中还揭露了统治者屠杀人民的罪行。《史记》对爱国英雄的描写则是极尽赞颂的口吻，如蔺相如、魏公子无忌（信陵君）、李广等，都写得栩栩如生。

《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在写作手法、文章风格等方面，后世的作家都从中得到了有益的启发。许多戏剧也取材于《史记》。鲁迅先生曾高度赞扬史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第五篇：司马迁与《史记》

论《史记》的历史意义

两千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编撰了一部记载了上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的史学著作。然而当时为完成自己心愿而撰写这篇著作的他并未预料到这部著作带给后世的将是怎样的一个奇迹。

《史记》被后人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不仅仅因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更是因为它的史学价值、文学价值以及对后世无可比拟的深远影响。这一点由“史记”这个史书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就可以看出。

幼年司马迁聪慧好学又受其父司马谈影响，对历史事实本就十分感兴趣，司马谈又在临死前将编撰一部完整而真实的史书的心愿和重任交付于司马迁，接任太史公后的他又更深刻的认识到了身为一名史学家的职责，因此构思创作一部完备客观的史书，他势在必行。而在《史记》的编撰中，最为亮眼的的便是它的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即使因为“李陵叛降”事件，自己被判处屈辱的宫刑，司马迁也未歪曲汉武帝的形象，抹煞其功绩。正是因为他的实录精神，《史记》才得以不朽于世。

《史记》的创作不仅建立在众多典籍的基础上，还建立在司马迁本人多年的实地考察和精心筛选之上，这体现了司马迁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不抹杀王孙贵族和将相大臣的光彩功绩，也不隐瞒他们身为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穷苦人民的丑恶嘴脸，不受私人情感影响的公正记载，是他客观实录的精神。

司马迁是秉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观念来写这部著作的。在写作手法上，他常用人物生平加自己的评论和感受的方法来呼应其“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的，而“详今略远”的写作方法则更好的涵盖了三千多年的历史而又不显累赘。

在人物塑造和叙事上，作者不拘于人物阶层，更全面的记载了社会人生百态。刻画的人物个性鲜明，性格多样，结合了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生动丰满，而“互见法”的运用则弥补了人物描写的一些不足，使人物刻画更趋于完善。以时间为序的纪传方式使各传记间形成了一种连贯性，每一个传记的起因、经过间穿插琐碎细节，从而在人物命运的偶然性中得到历史必然的结果。透过表象去深刻思考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历史的必然性，最终达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史记》的编撰对于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它首先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体裁，贯通古今，将“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历史编纂学方法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甚深，历朝正史基本都采用了这种体裁撰写。其次，它建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自司马迁编撰出《史记》之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再次，它开创了阶级、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领域的综合纂史方法，是第一部为经济、少数民族和卑微者立传的史家著作，开拓了史学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史学的发展。另外，它还建立了史学的“传记文学”的先河，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唐代散文大家韩愈和柳宗元肯定了它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鲁迅先生的一句评价最为形象：“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最后，《史记》中许多故事情节生动典型，戏剧性强，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为后世小说、戏曲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创作出了许多如《赵氏孤儿》这样的有世界影响的名著。

《史记》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颗明珠，是国学的珍宝，它所寓意的历史因果规律和必然性值得我们去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