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管理执行力研究之蒋梦麟

第一篇：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管理执行力研究之蒋梦麟

中国近代著名大学校长管理执行力研究之蒋梦麟

摘 要 文章从蒋梦麟在任北大期间所推行的理念、制度、用人、领导力四个层面分析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强执行力的原因所在，并从中提出关于加强高校执行力的几点思考。

关键词 执行力 高校执行力 理念 制度 用人 领导力

一、执行力及高校执行力概述

霍尼韦尔国际总裁和CEO拉里·博西迪（Larry Bossidy）所著的《执行》认为“执行力”就是企业组织完成任务的能力，包括个人执行力和企业执行力。所谓执行力就是指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能力。美国学者保罗·托马斯和大卫·伯恩就指出:“执行力是一整套行为和技术体系,它能够使公司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我国学者认为:“„执行力‟是指组织执行战略,实现组织经营战略目标的能力;在形成决策、制订具体的计划之后,完成目标的具体行为就是执行,而确保执行完成的能力与手段则构成了执行力。

结合大学校长在大学管理中所处的角色，笔者认为，大学校长执行力应是指大学校长在落实上级主管部门或本校既定政策和推动本校各级管理层合理有效运作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实际能力和手段。然而，要弄清这个概念，还要有以下几点清楚认识。

首先必须弄清大学校长是执行力的主体。其次，作为高校执行力和一般企业管理所谓的执行力有不同之处，高校作为思想汇集的殿堂，强调一种学术的自由、思想的聚散和发扬创新，个性的张扬和完善，而各种纷杂的教育理念和主张也经常是莫衷一是，那么作为管理者的高校校长，其教育理念和推行的管理理念之间就必须是一个整体。没有教育之理念就无从谈管理。再次，作为高校主体的老师和学生，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这个群体里面充斥着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聚合，那么作为管理者的校长又应如何处理这些关系。复次，决策的执行是通过层层管理者实现的，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法人是政策和决策执行的最终决定因素。最后，社会、历史环境考验着大学校长在执行公共政策和决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综合能力。

本文以个案的方式进行研究高校管理执行力研究，从蒋梦麟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所推行的理念、制度、用人、领导力四个层面分析蒋梦麟任职期间强执行力的原因所在，并从中提出关于加强高校执行力的几点思考。以期得到更有见地和可借鉴的管理经验。

二、蒋梦麟简介

（一）个人简介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6岁入私塾，12岁入绍兴中西学堂。1899年随家迁往上海，入天主教学校读英文。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起，举家迁回余姚，在余姚城某校习英文、算术。1901年，到杭州一教会学校习英文，后因**全体学生离校。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学院），改名梦麟。1903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次年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创办《新教育》月刊。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兼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商科）（新中国成立后改名杭州商业学校，即现在的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还先后担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北京大学校长、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

（二）任职北大

对北京大学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十九年到民国二十六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旋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三、蒋梦麟高校管理强执行力的原因分析

（一）蔡元培、蒋梦麟薪火相传的教育理念

1.学术自由、学术至上的大学理念

蔡元培与蒋梦麟都受任于大学危难之际，但都视学术为大学之生命，主张学术自由、学术至上。

蔡元培在北大，锐意改革，推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种办学方针并非蔡元培到北大后形成的，他留学德国时即有切身体会。如此，他在北大推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顺理成章。

蒋梦麟对蔡所推行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方针肯定有加。晚年，蒋梦麟曾自评:“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1923年著名的“科玄之争”，即是他坚持思想自由的明证。当年论争双方的主要人物都是北大的知名教授，一方是以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励为代表的“玄学派”，一方是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蒋梦麟作为校长始终保持中立，任两派自由辩论。1926年后，他先后任国民党浙江省府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后一度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但他并没有因自己的政治立场而排斥异己。

2.民主治校的大学教育理念 在治理学校的过程中如何达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平衡是每一个大学校长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在治理学校的过程中，蔡、蒋二人都主张“教授治校”，实行民主管理。

1912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时主持制订并颁布的《大学令》即定下了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的基木框架。但由于政局动荡，这一政策并没有在各大学中落实。北大在他到任之前，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为了推行在北大的各项改革，蔡到任后即着手落实“教授治校”的既定方针。第一步组织北大评议会。由校长任当然评议长，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其余评议员按文、理、法、工各科分别推举两名教授的比例组成，评议员任期一年，可连选连任。1917年，北大首届评议会共由19名评议员组成。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教授会公举一人为教授会主任，专司各门的教务事宜。

蒋梦麟1919年7月入北大后，无论是协助蔡元培工作，代理校长，还是独自担当北大校务，均努力推行民主治校的方针。在他看来，北京大学为新思潮发生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组织，犹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壶”。因此，1919年9月后，他结束“代理”校务，留在北大，一方面受聘为教育学教授，另一方面帮助蔡元培进行完善民主治校的工作。1920年，蒋梦麟总结蔡元培的管理实践经验，为北大设计了一个完整的管理体系。他要求在校长之下设评议会、行政会、教务处、总务处，专责相关事务;基层，各系由教授互举系主任与校级上层组织之间，设各种事务委员会。这一设计对完善20年代北大的管理产生了很大作用，而它的核心即是坚持了教授治校的原则，同时辅以健全的组织。

3.重视名师的大学理念

将一所学校办好有很多途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重视人才，特别是名师。蔡元培、蒋梦麟都是这样的。

蔡在北大广延积学，组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教师队伍。在教员的遴选上，他不讲资历、学历、政治派别、学术门派之别，不论年龄、国籍，但问是否为纯粹之学问家。正因为如此，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马寅初、陶孟和等集聚于北大。在理工科方面，蔡元培聘请当时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担任理科学长，还聘请知名学者李四光、颜任光、何杰、王星拱、李书华、丁文江、朱家骅、秦汾以及外籍专家葛利吾等为教授。一时间，北大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术空气浓厚活跃。

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在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对于那此平庸的教授，蒋梦麟大胆辞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北大的教授队伍相当整齐，包括徐志摩、梁实秋、吴定良、葛利吾、斯伯纳等为一时之选。

名师的用武之地“不止于三尺讲台”。大而言之，有益于一所大学的学风的形成;小而言之，则是有益于学术传统的传承和人脉的酝酿。知识的积淀、学理的传承，有赖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继。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大后生新秀的涌现，如果没有这样一大批的名师执教那是不可想象的。

（二）定章立制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北大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蒋梦麟除了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外，还要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对付日本侵略者的骚扰，他机智地与日军周旋，使北大免遭日军的侵扰，暂时稳定了教学秩序。

自1927年至1929年间，北京大学经过“京师大学校”和”大学区制”的大变动，打破了原来的行政制度，教学秩序极其混乱，科学研究工作几乎停顿，图书严重散失，学术团体被迫解散，学校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蒋梦麟就任北大校长后，对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制度进行了深入的改革和大力的整顿。蒋梦麟于1931年春根据《大学组织法》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对学校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整顿。1932年6月，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作为深入改革北大各项工作的依据。大纲规定:（1）研究高深学术，（2）养成专门人材，（3）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学校置校长一人，由国民政府任命；改文、理、法三科为文、理、法三学院，共设14个学系，院长和系主任均从教授中聘任；学校设考试、图书、仪器、财务、出版、学生事业等委员会;取消原来学校的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其职权为：①决定学校预算，②决定学院、学系之设立及废止，③决定大学内部各项规程，④校务改进事项，⑤校长交议事项。校务会议是决定全校方针大计的。此外，还设立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计划全校的行政事务及教务事宜。从教学行政的组织形式和各个会议的组成人员来看，体现了民主办学的精神和教授治校的原则，这对当时整顿工作、健全组织、加强领导和提高效率，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32年12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学则》，规定本科修业年限为四学年，实行学分制。每个学生至少要修满132学分方可毕业。学校还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外文成绩要好；入外国文学系者，必须国文要有根底。要求理科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史知识，文科学生必须学习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文学院开设的《科学概论》，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共同必修课;理学院把国文作为一年级的必修课。要求学生必须具有比较全面的知识。注重文理渗透，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三）用 人

蒋梦麟上任以后，对教师队伍进行全面彻底的整顿，放手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其选聘原则“取人才主义”，“绝以其个人能否及肯否负责教授为转移。”大胆表示：“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由此，当时的北大不拘一格录用了许多新人，延聘了大批留学生，学校的教师队伍焕然一新。尤其是蒋梦麟对理科所有的教授进行重新聘任，聘请了国内第一流的科学家如刘树祀、李四光等到校执教，带动了北大的理科教学和科研水平的突飞猛进。

另一方面，蒋梦麟积极争取外界财力支持，切实整顿学校纪律，大力推动教授专任，并设立研究教授职位，以完善激励机制，保障教授生活，使之安心教学和学术。规定:北大教授以专任为原则，在他校兼课者，则薪金较专任者少;在他校兼课较多者，则改任讲师;规定新教授初聘订约一年，续聘订约二年，在聘约有效期内不得中途他去。研究教授制度，则以丰厚的待遇吸引了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大批加盟北大，其要求为“以对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著述为标准”，规定“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六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

（四）领导力

“校长治校”是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教育组织管理原则。现代大学是传承、研究、融合和创新的基地，大学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校长的领导力。蒋梦麟先生所倡导的校长治校，并不是言目地由校长用集权来治理学校事务，而是由校长统领、发挥专家作用的治校模式，是大学制度建设的基础。在行政管理中，决策权的相对集中为做出高质量的决策提供了保障，而教授可以为管理者提供有价值的帮助，但一旦教授的利益与大学的目标相冲突，让教授参与决策是没有效率和不科学的。借鉴蒋梦麟校长的主张，处理好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管理的关系，实现两者分而治之可能是大学治理的有效模式，它保障了特定的大学目标的实现。校长治校，要重视“教授治学”，有效保障学术自由。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学术自由制度来保障，让学术相对于外界不受社会的干扰，相对于内部不受行政的制约，保持宽松和谐的环境。为此，需要促进各类学术组织建设，让那些教学、科研领域中的“专家权威”在学术上拥有发言权、决策权，使他们增强学术和社会责任感。但校长要把好“舵”，因为过分强调学术自由会导致形成一种抵制学校改革的力量，校长有必要按照学校战略目标，引导学者努力为学校的发展服务。

校长治校，要引导学生形成核心价值观。“读书可以救国”是当时政治、社会背景下，蒋梦麟先生所持有的价值观，有其当时背景下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对当时北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我们而言，对学生的教育，应秉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学生形成自我发展能力，维护学生的发展权益，鼓励学生参与到学校的学生管理，教会学生行使公民权力，促进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这是高等教育的领导者所面临的重要责任。

四、结 语

我们从蒋梦麟执掌北大、中兴北大的管理实例中，至少可以领会到一个大学的发展离不开一个薪火传承、贯彻始终的大学教育理念，离不开一个详细的治校方略和治事制度，更离不开良好的选人、用人、留人举措和机制，还需要一个有强领导力的教育家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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